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

刘镜园[1]



一 序言


　　一九三一年是中国浩劫的一年。空前的水灾，普遍于十六省，流离失所者五六千万人，因灾而死者百余万人。中国的农业受此次水灾的荡洗，危机更深入，粮食原料更须仰赖于国外之供给。世界经济恐慌，金贵银贱，农产品跌价，已足使中国畸形经济的前途黯淡。专赖出口生存的丝业，大豆，或因滞销而关厂，或因囤积而无法再生产。水灾的影响，使全国人民赖以托命之农业受严重打击，全国人民的失业与破产，如雪崩一样的不可遏止。国内经济危机之深刻化，已无可讳言了。

　　中国的政府对于这一普遍全国的危机，毫无救济的办法，而且自身方是促进这一危机之动力。寄生在国家上面的庞大军队，苛捐杂税，十万万的国内公债都是促进危机的因素。一般的军阀战争只是使人民相互屠戮，不算是恢复秩序与解决问题。农民的暴动是因为饥饿，缺乏土地，和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无法生存。政府没有减轻农民痛苦的方案，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改良，只是靠杀戮来慑伏他们，社会的秩序（纵然它是资产阶级的），仍然不能安定。我们想象，即使江西的农民暴动，被镇压了，而农村的恐慌继续着，农民们流为土匪，此伏彼起，中国的经济恢复不是同从前一样的遇着阻碍，发展的前途不仍是微乎其微吗？

　　日本帝国主义乘中国的天灾人祸，突然出兵占领了东三省。由这种占领所引起之战争与抑制，只是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但问题还不在此，中国的政府在这次占领中所表现的镇静与忍耐，及军队的不抵抗，已令帝国主义者看出中国之积弱不堪。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甚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之占领东三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划时代的巨变，中国此后将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之积极的目标，列强为了维持在华均势，必以种种瓜分或共管的形式来处分中国，中国的现政府仍然是无抵抗地去承受一切。

　　中国一年以来受连续的打击，政府的萎弱与因循，完全不能尽维持国民最低限度生存的责任。民国成立了二十年的今日，政府不能应付国外帝国主义的侵入，对于日军进攻的抵御，只有自动划出一部份国土，将自己的军队撤退，请求帝国主义的军队屯驻的方法，美其名日中立区域，这是堂堂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在日军进攻锦州时，对列强之提议。中国政府无力保卫自己的疆土，已丧失了独立国家的资格，在这一提议中完全暴露。这样，它把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引导到那里去？

　　党国的要人们为了安慰国民，对于日帝国主义之侵略不要躁急，于是引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和普法战争后，法国经过四十余年，才能对德国复仇，收回亚尔萨斯罗伦的失地等先例，以“勉励”国人。他们不知道现状如果再这样继续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整个民族在自己的领土之上没有生存的可能。有人计算，中国失业人数，现有一万六千余万，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四以上，农民的失业至少有一万万人。这还是在空前的水灾以前的估计，现在失业的数目当更增加。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经济的恶化，和人民失业之增加，比革命以前更厉害。民众再不能任时势之自然推移而不去干涉它了。民众必须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民众的穷苦与饥饿，今日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之登峰造极的时候。中国往那里去的问题，他们再不能不回答了。“维持现状”是许多偷惰的人所奉为的金科玉律。可是现状终于维持不住，各方面都用力去破坏这一现状和均势，民众在这中间当然不是占在最后的地位。假使民众不用自己的力量去回答这问题，便是别的力量牺牲他们来回答这一问题，更增加他们的痛苦。民众对于这一问题之明瞭的回答，首先是理智的，科学的，其次是行动的，本篇亦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

二 中国资本主义之史的发展


　　我们在此不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进化，也不去寻求欧洲国家未与中国通商互市以前，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原因。我们只须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长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以后移植进来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有种种的分划：大约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四年为工业国营时期；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为外人兴业时期；一九〇三年以后则为国人兴业时期。首先是清朝的开明的巨官显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因为受了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之巨创，而感觉军器窳败，以国家的力量发展军用工业。请看以下的事实：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李鸿章设制炮局于上海。
　　一八六五年曾国藩设江南造船厂于上海。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设船政局于福州。
　　一八六七年李鸿章又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同年，崇厚筹设机器局于天津。

　　继军用工业而起的是纺织业，最初亦为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创办。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左宗棠在甘肃创设机器毡呢厂（一八八六年停闭）。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李鸿章奏设洋布局，于一八九三年被毁于火。同年，李鸿章所奏办的机器纺织局成立。一八九一年，张之洞在汉阳创立兵工厂与铁厂，一八九三——九四年在武昌成立纱布丝麻四局，与二火柴厂。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工业不仅为国家创办，民间工厂亦渐兴起。

　　一八九五年之马关条约，许外人在华设厂，给中国产业之发展以新的推动。一八九五至九六年，上海共成立了七个纱厂，外商居其五。由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三——九九）合上海，武汉，无锡，宁波，杭州，苏州，南通的华洋各厂为十五，纱锭为五十六万五千。一八九六年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公司，一九〇〇年俄国设立满洲制粉公司于哈尔滨。英美烟公司成立于一九〇三年。

　　自外人在华设厂，和民营工业兴起以来，国有的工业日就衰败，政府以国有的工业成绩不良，改归人民经营，如汉阳铁厂一八九八年由盛宣怀招商承办；一八七一年成立之招商局亦于一八九八年改为商办。江南造船厂于一九〇六年改为官督商办。国有的工业，其资本比私人的工业为雄厚，但是因为官僚之腐败，援引亲戚与开支浩大，以致不得不过渡给私人经营。

　　在国人兴业时期，大规模工业渐有建设，如一九〇六年盛宣怀创办汉冶萍公司，一九〇七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中国的工业由官办转于私人经营之后，即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仍是不能自由的进展，由军用工业到纺织业，数十年来都是停滞在轻工业的阶段，始终不能走向重工业。

　　欧战期内是中国工业最发展之时期。当交战国的工业作制造军械之用，供给本国需要，无暇东顾之时（如棉货价格因来货减而日形昂贵），中国工业因无外来之竞争而逐步进展，新设工厂如雨后春笋。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二年中国工业发展比较自由，显然受了欧战及抵制日货的影响。自一九二三年以来各国商品又回到了东方，压迫中国的工业，后者又衰残下来了。兹将近年来较大工业状况列表如下：

1．中国纺织业之发展


年次工厂数锭子数 年次工厂数 锭子数
1891/191132831,106 1922892,452,728
1916411,145,136 19231203,550,000
1918491,478,926 19241093,537,405
1919541,650,000 19251183,533,918
1920631,650,641 19291273,969,552

2．中国各期面粉工厂成立之分配


成立时期厂数成立时期 厂数
1856—190031916—1920 53
1901—1905111921—192.5 35
1906—1910171926—1928 17
1911—191552总数 193

3．中国各省之电气工厂

　　在一九二四年为二一九厂，一九二七年为二三一厂

4．最近各种工业状况


年份工业总额厂数资本
1928棉织120297,400,000两
1928面粉19360,000,000元（165厂）
1927电气23150,000,000元（182厂）
1928火柴1399,500,000元（103厂）
1930丝厂（上海）1072,500,000两

5．最近机器入口价额一览（单位海关两）


年份农业机器推进机器织造机器 发电机器他额合计
1913112,701642,209836,864　3,058,2284,650,001
1919521,0221,589,4053,744,011　8,246,00114,100,439
19212,192,4045,109,00726,723,011　21,623,32255,647,780
1923301,7161,474,34912,316,485　12,585,24526,677,796
1925161,2881,919,7843,406,827856,1519,231,03715,577,087
1926511,5401,901,4074,057,796831,6069,435,18116,737,530
1927665,9762,979,9613,709,2541,291,5319,431,12118,077,843
1928743,3642,565,9884,105,1571,315,91210,741,74519,471,896

　　我们就以上诸表观察（尤其第五表），知道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例如织造机器在一九二一年之进口为二千六百万两，在一九二三年为一千二百万两，以后数年均下落至不过三四百万两。一九二一年之机器进口总额为五千五百万两，自一九二五年以后均不能超过二百万两。以这样广大的国家，工业发展，如此停滞，我们能认为满意吗？

　　中国过去工业之发展，我们看见有二特点：（一）当后进国与先进国之工业竞争时，国家的作用最为重要如德国，日本，俄国，工业的发展都靠国家经营，津贴辅助，和采用保护税则，尤其是重工业如钢铁，航业等，必须靠国家津贴才能发展。中国的工业则国营的只有衰败（铁路因有外债关系），奖励私人工业只是不兑现的支票，保护税则八十年来无从说起，直到最近只是一点微弱的作用。第二，数十年来各国均由轻工业过渡到重工业，由制造必需品，进而制造机器，由输入制成品进而输出制成品。而中国积七八十年之进化，尚未发达到此一阶级。日本利用欧战，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钢铁公司成立非常迅速，一九一七年，日本有二百〇九个钢铁公司，其中有两百以上是在大战中建立起来的。资本积累至还清了外债抵偿了过去十万万元之入超以外，尚余数万万元。至于中国在此时期不过发展了一点纺织，面粉，电气，火柴等轻微工业而已。

　　我们试比较各国与中国之生产状况，以见中国是如何落后：

　　煤之生产，一九二九年美国为五万万三千万吨，英国一九二七年为二万万五千九百万吨，德国同年为一万万五千四百万吨。中国为二千六百万吨。美国于一八八〇年即产煤六千万顿，五十年来增至九倍，中国今日之产煤还不及美国五十年以前之一半。而中国的人口四倍于美国，面积也大过美国四分之一。

　　铁之生产额，中国每年为一百万吨，一九二八年美国三铁矿产量为三千八百万吨，德国为一千二百万盹，俄国为四百万吨。中国每年消费的钢铁为六十万吨，每人消费为一点五千克（Kilogram），而美国每人消费额为二五〇千克，英国和德国每人为一三〇千克，俄国每人三〇千克，日本十四千克。

　　中国现有铁路为一二，三三五英里。铁道部统计，美国为二十五万英里，俄国为四万英里。

　　航业，据一九二九年统计，中国共有大小船舶五二八只共四十二万三千吨；而英国（爱尔兰在内）则有船只七八一〇，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四千吨；美国三千六百五十三只，一千三百七十万三千吨；日本二〇四八只，四百一十八万七千吨。在世界海运中，英占百分之三十，美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苏联占百分之〇点五，中国则等于零。造船业：中国全国造船能力，每年不过一万吨，而日本在一九二九年所造成之船为十六万七千吨。

　　棉织，中国在一九三〇年共有四百万纱锭，日本则有七百万纱锭，美国三千四百万，英国五千五百万。

　　我们以上所比较的是几个大国的最主要工业的状况，没有比较那些中国完全没有的制造业如汽车，机器工厂等。我们知日本的工业化比中〈国〉开始得迟些，但是它已由资本主义国家跃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仍停滞在农业国的阶段，甚至农业国尚且维持不住，将变为无业国。这是什么原因呢？

三 中国经济之特质


　　我们已在上面指示出中国经济发展之迟滞，这是中国经济之特色。我们怎样解释它呢？我不能说中国民族比别民族特别不长进些，或者说这是应当的，是发展轻工业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国际的分工。这样的发展已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印下它的痕迹，即是文化之落后与民众之贫穷。这是中国连年政治混乱，不断的军阀战争之根源。

　　欧洲资本主义之侵入中国，其影响是辩证的，即一方面促进中国工业之发展，一方面又妨碍它。如果我们一偏的了解这一行程，认为它是完全阻碍或完全促进，便不是合实际。帝国主义之在华投资，修筑铁路，输入机器是帮助中国工业之一面，但它从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成品，压抑着中国工业使其不能与之竞争，这是阻碍的另一面。当然后者的作用比前者要大得多。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之经济基础。这一斗争在中国表现得最无情与露骨。

　　中国产业发达之迟滞，主要的是因为它是一半殖民地国家。关税的不自主是中国发展产业之致命伤。在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之下，不唯新的产业无从振兴，即旧的产业亦无法维持。以下我们将各产业的情况大概的分析一下。

　　先说煤业。中国全国的煤每年产额，用机器开采的二千万吨，用土法开采的六百万吨。合抚顺开滦的煤产，已占全国机器开采的产额之半。因为交通多阻，旧矿不能增加产额，即或产出亦不能运输，且内地之煤尚不及国外输入的煤价廉，因此人民惮于投资。一九二六年的海关贸易册说：“近两年来，外洋煤斤增加，大半归咎于时局不靖，致碍中国煤斤出产及运输”。中国的时局何以不靖？当然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民众广大的失业，因广大的失业，军阀才有兵士可以役使当他们战争的炮灰。

　　二，钢铁业 国内各大铁矿产额约一百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由大冶，象鼻山，繁昌等处每年输往日本之铁矿约在六十万吨以上。全国有八个制铁公司，两个制钢公司，可是除了本溪湖，安山，汉阳，大冶，中日合办之厂以外，正式国营之钢铁厂都停工了，眼看日人将大冶之铁砂输出炼成钢铁，输入中国，获利数千万元。中国铁业不振之原因，一方面是受了汉冶萍所采的铁必须供给日本的条约拘束和全国铁矿百分之八十已入日人之手。另方面便是中国没有保护税则。大战以后，全世界铁价骤落，中国炼铁成本过昂（虽然铁矿石及工资较欧美为低，然中国之焦煤价格及制造费则在欧美之上）以致不能与欧美之铁竞争，铁厂纷纷停工。

　　三，航业 根据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统计，中国船舶在本国贸易全体上所占地位为百分之二七，二八，二六。外商在中国的船只，太古有七十三轮，十六万三千吨，怡和四十轮，十二万吨，日清船与太古等。而合招商局，三北公司，政记公司之轮船不过六十五只，十二万吨。中国航业之不发达，最主要原因无疑是外人雄厚资本的压迫。民国初年中国尚有远洋航运的邮船三艘点缀于太平洋海上，数年以后，这一邮船公司以负债而倒闭，轮船也出卖了。

　　四，棉织 中国之纱厂业以锭子之数目论，固然是华厂占多数（总数百分之五十七），但是就投资之数额说，日厂占百分之七十（二万万两），而中国厂只占百分之二十八（八千四百万两）。外人在华设厂，资金充足易于流动，向外银行借款利息较低，能以较贱的价格收买大宗原料，市面沉寂可以设法维持。外人购买原料（如日商之于棉花）不唯供给自己的纱厂，并进一步在市场上操纵价格使华商受抬高价格之痛苦。中国人的纱厂事事处在逆境，所以有些纱厂被归并于日人，有些为日商债权所管理；改组，出租，出卖的事时有所闻。它的发展常系于对日货之抵制。虽然中国纱厂年有发展，但中国的纱厂仍发展得很慢，如1922年共64厂，1923年55厂，1924年58厂，1925年为65厂，1926年67厂，1927年64厂，1928年73厂。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八年之纱厂数同为六十四，一九二八年华商纱厂之锭子仅增加了二十八万只。在由一九二二至二八年，六年之间中国锭子（包括中外纱厂）只增加了六十万。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日本（本国）不过三年，却增加了一百二十四万只锭子。

　　五，面粉业 民国十余年以来，只有在欧战的时候纱厂与面粉业颇为发达，在欧战后即感觉异常之困难。美麦与面粉对华输入，中国与它竞争当然失败。又日本藉减少关税以奖励对华之面粉输出，价格亦比中国的面粉要贱些，中国南部的面粉因此不能在北洋销售。去年因美国向东北输出面粉日多，使东北所产的面粉每袋须赔累二角。民国元年至十一年中国小麦出口颇多，民国九年达八百余万担，在欧战期内，中国面粉一跃而为大宗之输出国，但是最近几年小麦和面粉只有入超，试看下表；

　19241929
小麦入超5,000,000担4,860,000袋
小麦出超6,499,877担11,908,543袋

　　这种入超可惊的增加，一方面是表示中国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农作歉收，一方面表示出没有保护税则，中国的工业，甚至是轻工业，亦受帝国主义之摧残。

　　六，其他我们再举两例，一糖业：因入口税轻，外糖输入十数倍于本国所产，一九二八年值关平银一万万两，一九二九年占入口货之第二位。中国开办的制糖公司，因管理不善和遭外货压迫，有的开而复闭者数次，有的停歇多时，难望复业。二，火柴业，因（1）原料来自国外，金贵银贱，成本增加;（2）瑞典火柴跌价竞争，中国火柴每箱亏本四元；（3）瑞典火柴托拉斯复于各地设厂制造，行大规模之兼并；于是广东三十余家之火柴厂，不堪此种压迫，倒闭得只剩十四家，江苏八家，去年一年倒闭三家。

　　我们在上面指出中国重要工业之大概情形以表现由于不平等条约与关税制度之束缚，中国工业不能发展。但这不是说，中国工业在此种情形下绝对不能发展。正如在封建时代，不顾封建的桎梏，近代工业仍有相当的发展，在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时代，轻工业仍有进步可言。在实际上我们看上海的工业，假如以一九二九年为一百，则一九三〇年之发展为：

烟厂130纺织厂120制帽厂130
橡皮厂250纸厂110肥皂厂及其它115

　　此外，中国现时也可以制造电气马达，电风扇，电灯泡，印刷机等。至于第二次革命后城市人口之增加，各城市中（尤其上海）建筑业之活动，尤为显著之事实。正因为此，我们才可以说资本主义之生产力与中国现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只有靠革命来解决。

　　但有人偏忽视了这种矛盾，即帝国主义主要藉关税制度在中国生产力上所加的桎梏。他们忽视中国经济之特质，即半殖民地的经济，不看整个情形，将一二工业部门的状况夸大做出离奇的结论，分明应当指出中国工业发展之迟滞的倾向，却大吹它是“突飞猛进，令人惊诧”，“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无论在那一部门都是长足进步的趋势”，“纺织工业的发达更是急剧”（均见严灵峰著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单就纺织机器说，一九二一年之进口固为二千六百万两，但一九二一年以后每年都是下落的（见上表）。在战时与战后几年繁荣起来的工业，如我们以上所述，在近几年来都衰落下去了！因此更尖锐地提出民族问题。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用是：绝对地阻碍和相对地促进中国生产力之发展。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上说，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帝国主义在华设厂，在一方面说，是增加中国工业化的成份，但是它妨碍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更大。它在中国所享的特权及其在工业中显著的压倒的优势，使本国资本放弃与他竞争的意念（当然这是就多数的情形说），而投资于土地，公债，高利贷等等不生产的方面，无孔不入地吸取人民的血液，或者存放在外国银行供帝国主义的利用。试看广东的华侨每年由海外汇回故乡六七千万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土地，现在的党国要人，也有在广州，南京购买土地，待地价之涨以取利的。土地投资愈众则竞争愈烈，竞争烈则地价愈涨。奉直战后，奉票跌价，官吏商人均争先恐后的购买土地，十年以内（一九一六——二六）南满谷价涨四倍半，田价几涨十倍。难道这些党国要人，官僚，商人，不知道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吗？这是因为他们不敢侵犯帝国主义，只知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然而人民在这两重剥削下之痛苦则更难忍受了。

　　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已使中国无形中被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中国境内各部份之相互关系反不及它们与各帝国主义间关系密切与依赖之深。例如，东三省对关内贸易为一万万九千万日金，对日贸易则为三万万日金圆。日本在东三省的投资为十五万万。广州的交通与金融均依赖香港，云南依赖法国。这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地方性的，依赖帝国主义的，即使张学良在东北不大服从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改变得倾向美英帝国主义及德国而已。资产阶级分裂为地方的，相互冲突与公开战争，中国统一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没有可能。一年以前我曾说过，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举行对外战争，所以不能统一中国（见拙译恩格斯著“革命与反革命”之序言）。这次辽吉事变后之资产阶级的态度，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断。

　　中国的不统一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之直接结果，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影响也很悲惨。政府在平时的苛税杂捐，官僚勒索中饱，币制与度量衡之不统一，以及在战时之破坏交通，征发车船，军队供应，无数生命财产之丧失，不仅使工业发展的前途狭隘，而且农业的破坏也是可惊。中国的小麦，上面已说过，从一九二三年起变为入超且逐年增加。中国的米在一九二三年人口九千八百万两，一九二七年占入口之第二位，一万万七百万两，其余的年份亦常在六千万两以上。棉花自一九一九年以来，年年产额减少，盘旋于六七百万担之间。一九三〇年进口美棉印棉为二百五十万担，已为进口外棉之最高纪录，但是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的进口棉已达三百四十五万担，值一万万三千二百万两，居入口货之第二位，为历年之最高纪录，预料下半年进口棉必较上年为更多。水旱灾荒与战事年年摧毁农业，即毁坏工业发展之国内市场。工业之“长足进步”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在第二次革命后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不过一年（一九二八——二九），马上又被屡次的战争，“剿赤”，灾荒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所破坏了。此外还有生丝，豆类，茶，桐油出口之锐减或停滞，影响到农民之失业与破产。

　　严灵峰君全然不了解中国经济之特质。他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这是对的。但是他却走到与史大林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如他说：“帝国主义……促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更趋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见上引书——九三页），“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础崩溃愈速，军阀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据而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充分的役使”（一二六页）。严君的错误便是不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即死亡的资本主义之时代。在十八九世纪我们看见资本主义是向上发展，在各国的作用诚然是使“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础崩溃”，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整个说来，是不可能了。它不能提高工农生活，虽然有个别国家的经济向上发展，这就牺牲别国的工业陷于衰败。它在殖民地的影响尤其是破坏多于建设。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三十余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发生在大战期内其统治松懈之时，其余的时候是受其钳制，这是我以上所述的事实对于严君理论之第一批驳。第二段话如果说是描写中国现实的经济行程，则显然的不正确。第一，我们不能说中国现代的军阀根据于封建制度，因此它亦无所谓失去此根据，此点留在后面再说。第二，中国的军阀是妨碍资产阶级的发展（战争，苛税），不是供它“充分役使”因此他们的冲突常是违反他们的意思给革命以爆发的机会（如一八四八年法国之二月革命）。如果严君的说法是对的，则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利害一致，只有对工农的矛盾，他们中间矛盾没有或不重要了，中国革命当然不是在民族民主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爆发了。如果说，帝国主义只是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反动的”（166页），为什么小资产阶级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成立联盟，和领导后者的革命政纲是怎样的？是说小资产阶级应当拥护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吗？还是说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力争国家之独立与自由呢？照前一种说法，共产党不足畏，“中国的产业落后，没有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说，无产阶级自己的政纲不能激励小资产阶级受其领导。这正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法国农民不拥护巴黎无产阶级，以致革命失败的情形。如果照后一种说法，这本是过去革命的道路（虽然领导错误），但必须推翻严君的理论：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束缚而是“促使”“推动”帮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供其“充分役使”。（虽然严君在该文中也说到中国工业不能痛快的发展，不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受到不断地国内战争的破坏，然而他认为在这些情形下，“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蒸蒸日上”所以不改。变他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是摧残而不是帮助资本主义之发展，这在严君或者认为是与史大林派一致，确实在这一点，我不仅与史大林派而且与资产阶级的各派一致，因为这是客观事实的认识，这完全不妨碍相互间斗争之不可调和。至于严君在这点上却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因为后者常常夸他开发中国的功劳。

　　假使我们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物观主义者，我们应当认识革命的爆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发展，是因为没有国内市场，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陷大多数民众于异常贫困。国内市场狭小，连日本人在中国之纱业亦不发达，他们说“纺织业发展速而需要不相应”。又如武汉最雄厚的企业为纱厂，因种种不良的特殊影响，确有欲罢不能之苦，其一原因是“本年（一九三〇年）因销场各地既有匪共滋扰，而川湘又复多事，以致交通阻隔，即制成纱布又不能及时脱售，……复须向银行抵押，重认息银”。华商纱厂一九二七年的宣言说明纱业的困难是由于“内战不已，人民生计已穷，购买力薄弱，销路阻滞，苛税繁兴”或者有人认为没有国内市场，大多数民众失业贫困，这是全世界各国（除去苏联）的共同现象，何以中国的革命便与先进国家的革命不同？我的回答是：这只是说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革命的条件都成熟了。但是革命的直接任务都完全不同。先进国家的民众失业是工人的失业，是生产过剩以后的失业；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革命的直接任务是生产工具社会化，废止私有财产，实行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落后国家的民众破产与失业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是由于生产不足，革命的直接任务是如何打破生产力发展之束缚，即撕毁不平等条约，分土地给农民。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坚决勇敢的这样做，所以得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之拥护而取得政权。所以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容易建设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十分困难，必须得到先进国家的国家帮助。倘若我们混乱了这种分别，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参加革命的各阶级之要求与利益，而以为只须用社会主义的口号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这种人只是唯心主义者，他的领导只是断送革命到失败的路上。

四 中国现在有没有封建势力？


　　我们承认主要的是国际帝国主义阻害中国的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但是问题在此地还没有完结。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军阀制度，官僚阶级，土豪劣绅，商业资本，高利贷者，这些阶层的结合，亦是阻滞社会进步的势力。但他们却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他们对帝国主义权力表示无抵抗，至多是“以夷制夷”的抵抗，帝国主义亦维持他们整个阶层，不是破坏他们。这些是什么势力？大多数人说他是封建势力，他们是封建势力么？

　　普通所了解的封建势力是指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诸侯，贵族，领主等。可是中国因为土地买卖自由，这一阶级早已不存在了（如革命前的俄国，领主的土地不是从卖买而是从世袭得来，所以显然是封建势力）。政治上的封建势力在推翻满清后即不存在。所以如曹银，黎元洪等都可以做大总统。

　　照史大林派的意见，现在的地主阶级是用的封建势力的剥削形式，所以称他们为封建势力。不过史大林派的不能自圆其说。比方，刘梦云君在本志第四五期合刊上的一篇论文，是站在史大林派的立场，承认中国有封建势力的。在他看来“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因此是“乡村中的封建势力”（见刘君论文六十一页）。他又举出“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东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种种特权，用高利贷放款给贫民，强迫农民给它做苦工（实际上这与封建时代的徭役无异），使农民不能自由行动，把农民变为它的奴隶”（见同页）。他又举东三省的例，指出“钱庄，粮栈，当铺及杂货商对农民作种种形式的高利贷，所获赢利以月计之为十分至三十分”（见五十九——六十页）。他又说“中国民族资本家不能在工业方面立足，以至把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收租过活，一定是因为在乡村中间他可以更利害的剥削农民”（五十二页）。照他的这样说法，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帝国主义者（东洋拓植株式会社），钱庄，买办，民族资产阶级一律都是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时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五十三页），“每一军阀，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买办，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这正表现地主之资产阶级化，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领主，而刘君却认为这是封建势力，他理想中的资产阶级究竟在什么地方和是怎样一副面孔？

　　虽然刘君在其论文中六十五——六十六页盗取托罗斯基反对派政纲的意见，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之地方性，“军阀当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注意：却不是“封建地主”利益的代表者），然而其整篇论文是指出封建势力在中国占优势。其实军阀既已做了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者，便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占优势。刘君的本意是在指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但是他一走进实际生活，所举的例子，都是“封建势力”到处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失去其对立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之异常流动性，可以任意投于工业，商业，土地，高利贷，不象欧洲过去封建贵族之与资产阶级是土地与流动资本之对峙。“封建势力”只是各派系资产阶级在争斗时互相对骂的一名词，史大林派不去阐示真理，反从而和之，使民众认为他们要反对的是“封建势力”，对于资产阶级都抱有幻想，更易受资产阶级的欺骗。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不是一封建社会，而是一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其落后关系，所以“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而新形成的”（托罗斯基）。这是说，资产阶级承继着封建时代的剥削形式，等于“南洋群岛荷兰资本家对于中国猪仔的剥削”是采用的“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形式一样。这样的剥削在落后国家岂仅限于农民与一般人民，资本家对于工人何尝不是榨取超剩余价值呢？

　　由此，史大林派的经济分析重在阐明：“凡用封建剥削形式的，均为封建势力”教条。有一位伯虎，在他的“中国经济性质”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协同军阀买办豪绅地主的压榨，现在全盘经济，虽然各个别部门有些进展，但是的确处在停顿和破坏的状态之下，农村里尤其厉害”（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二期八八页）。这句话言外之意即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被压榨者，不是压榨者，其结论当然是说他与工农平民群众有共同的利害。一等资产阶级间之对骂重新发生而且激烈化时，史大林派即在群众中为一派的资产阶级做保人，说它是进步的，反封建势力的，反帝国主义的，主张与它暂时的联合，即是重演过去联合战线的历史，重进资产阶级所安排的圈套。这便是史大林派理论之逻辑的结论。

五 中国往那里去？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没有遇着何种障碍，故能有长足之进步。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改良，如象废除藩禁，统一税制，取消苛税杂捐，丈量田地，日本在维新以后几年即实现了。至于在中国，废除厘金，丈量田地，统一币制和度量衡，这些要求几十年来经朝野人士之热烈提倡，至今仍然不能实行，所以我们的产业状况在今日是可怕的落后。我们再看俄国，它的历史虽然表示它是社会进化很迟滞的国家，但在一八六一年解放农奴以后，开始国家经济发展之一新的时期，其特色为“自由的”劳动之市场迅速的形成，铁路网之狂热的发展，海港之创立，不断的吸收欧洲的资本，工业技术之欧洲化，信用贷款之息低和容易，股份公司数目之增加，采用金本位，剧烈的保护主义和国债额之大量增加。这样，中国又不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俄国（铁路网，信用贷款之息低和容易，不断的吸收欧洲资本，金本位，保护主义等）。在俄国仅是土地问题妨碍资本主义之前提，在中国则土地问题以外，还有民族压迫，比土地问题更为酷烈。

　　中国在资本主义侵入后的历史充满了战争与动乱。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经过了两次革命，满清因为不能适应欧洲的政治经济以改造国家，被人民推翻，承继它的北洋军阀以后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承继北洋军阀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对于建国任务也表现其无能。至于在清季与民国之间的南京政府，在北洋军阀与今日南京政府之间的武汉政府，却可称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开花时期，可惜不能结出果实。它表现得更没有创造能力，只有动摇，妥协和终于将政权让渡于大资产阶级。

　　这样中国的历史已将其社会各阶级（除去工农阶级），都试验过了，无论它们主观上如何努力于富国强兵，振兴实业，它们并不能表现成绩，因此不能长久地掌握政权。因为它们没有一个能扫除那振兴实业的障碍——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它们都在帝国主义的前面屈服，同样成为发展实业的障碍了。中国的上层阶级已为长期的商业资本主义所腐化，极端的自私与个人主义，轻视理想，好货贪财，没有社会的监督。所以官僚的刮地皮，吞没公款，已为一般人所认为当然，每一公共事业尚未开始，它的款项早为当事人所中饱（如川汉路）。中国的上层阶级永远没有把国利民福为前提，即令有特出之士，清廉有为，但是“好货币永为劣货币所排斥”，他们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排斥，更表现出中国的改造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阶级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之能实行改良，能实现上层革命，便因为那时的统治阶级还有中古武士道的精神。至于中国的有产阶级则已经腐烂了，没有远见，没有创造能力，只是寄生于社会之上。对于工农之反叛，他们才表现是一整个阶级，在其余的问题上（对帝国主义问题，对中国之建设问题），他们中间没有一致的意见。

　　中国往那里去？这一问题将受决定于中国各阶级的行动及其努力方向。在这次辽吉事变后我们更看出它们的将来。在这次事变中，统治的军人表示其不抵抗，“逆来顺受”，求援于帝国主义之集团以抵制最横暴的帝国主义，更进而准备将中国的土地部分的送给帝国主义共管，以图一时之苟安。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压榨中国人民，不用说，是杀鹅以取其蛋式的压榨，毫无保育的方策。

　　正如统治的军人之仰赖而又不满于国际联盟，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样是仰赖而又不满于本国统治的军人。资产阶级对现政府之中日直接交涉的尝试，锦州中立区域及国际共管天津之提议都是反对的，但是除了消极反对以外，还有甚么更积极的——而且也不会有——主张呢？抵制日货，此次因为资产阶级所发动，但它们因不能长期忍受不卖日货之牺牲而时时有取消抵制的趋势。对日宣战也是资产阶级能说而不能行的。我们再就这次抵制日煤声中胶济路运煤加价之事看来，一方面固然是现政府无意于保护本国工业，但另一方面，这一与资产阶级切身利害悠关的问题，仅唤起上海资产阶级（市商会，航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丝厂业同业公会）之要求“将加价案暂行保留”，而非要求其根本取消，完全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之地方性，不顾整个自己阶级之利益。

　　地球绕日，月绕地球而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拥护现政府，现政府则视国联及一般帝国主义（尤其美国）之意旨为从违。他们中间虽有矛盾，冲突，排拒，但无论如何不能逾越这一轨道。虽然资产阶级将来有向左的盘旋和反帝国主义的姿式，但是到决定的时机仍会与现存的势力妥协。今日的马占山能与日本开战似乎是一个例外，这因为他的社会背境比较简单，非如关内各地阶级矛盾之紧张。正如作者在本志第七期所指出的，摩洛哥的酋长能与法国西班牙帝国主义决战。至于印度的资产阶级却只能对英实行不合作和非武力抵抗。如果中国的统治阶级人人能如马占山对日作战，中国在资产阶级之下即可以实现统一，走上立宪政治的轨道，取消军事独裁，开辟资产〔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做呢。

　　这一切指出，中国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无力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天的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即印度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整个中国变成一国之殖民地，而是说，列强将中国瓜分以后的经营。日本在这一道路上，已猛着先鞭。

　　中国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有与之俱生的同伴——无产阶级。他们受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痛苦比资产阶级所受的要大得多。他们能够坚决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力争中国之独立与自由。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中的小市民之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即因其为除了身上的锁链以外，没有别的可以损失的阶级。他们反帝国主义胜利，即铲除了防阻生产力发展之最重要的障碍——国家之不统一，苛税杂捐，关税不自主，高利贷与重租，等等。他们对外将实现国外贸易独占，以防本国必需的原料输出国外；和非必需之奢侈品输入国内，对内将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将全国各部门的生产通般〔盘〕筹算，互相调和，维持其间的平衡，不致因生产过多或过少引起经济危机。如是国家经济方有长足进步，追踪先进国家之可能。这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亦即苏联的道路。

　　中国的前途，在这两极——印度与苏联——之间，或者有人认为有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之可能。这一计划已提出了十余年，在今日的中国，这一计划之实现，仍是如提出时候那样的辽远。这不是无故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必须先假定各帝国主义间没有冲突，这一假定在实际中即不能成立。即使是帝国主义个别地投资开发中国实业，亦必须中国政治之安定。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不能如俄国之不断地吸收国外资本，便是缺乏这一条件。在不断的内乱之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只有衰败。在我们以上所述的两极之间，我们还可以想象帝国主义借一笔巨大外债给中国政府，以修筑铁路，或整理币制；或者它以资本直接开发中国。但我们重复的说，帝国主义这种投资的条件还不存在，中国太分裂了，还没有一为全国资产阶级所信任的政府。未必中国还需要一次失败的革命，打破一些国内国外的矛盾，使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感受着他们有被革命灭亡的威胁，因而从事于建立一较有力量的中央政府，以接受国外的投资么？

　　中国的经济目前已陷于死路，如果需要革命的推动，才能前进，那么这一革命有其自己的逻辑，尤其是我们全国的民众不应忽视它的逻辑。

　　中国的积病太深了，非用极猛烈的药剂或手术不能医治，零碎的改良是无效的。资产阶级的因循萎靡，不唯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问题的本身，他们也不敢提出来。客观的形势已指出：无产阶级值日换班的时候已经到了。

六 革命性质与政权问题


　　除了那些极少数的人，利于保持现状以外，大多数群众都认为革命是他们的出路。革命再也不是少数野心家煽动的结果，而是民众为了迫切要求改良自己的生活激起的直接行动。这是因为当权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能改良。依过去历史的经验，革命虽然失败，也可以引起改良。在中国，革命的威胁却不能使统治阶级让步。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流了无数农民的血，关于土地问题，我们看见仍然是维持现状。麻木疯瘫的资产阶级似乎不愿有任何动摇现状的行动。他们之衰朽无能不能解决本身任务，与压迫民众之凶很是互相辉映的。

　　但是在革命运动中有一种幼稚意见，认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已成为革命之对象，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下次革命一开始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样机械的划分上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下次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见，是很错误的，与实际行程全不相合。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即是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虽然资产阶级自身有时也变成了这样的障碍，而在被肃清之列）革命最初的爆发，仍不脱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如反抗日本之占领辽吉，反抗军事独裁，要求民主政治，农民要求土地与取消高利贷，工人要求改良自己之生活。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之上，发展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间之斗争：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说，这些要求是民主主义的，应当由资产阶级的政权来解决，但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列举出过去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历史，而断然拒绝拥护资产阶级，主张独立地完成民主任务（当然不限于这些任务）。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代表社会主义直接夺取政权的争斗。

　　如果单纯以推翻君主专制或封建势力为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之标准，则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已经没有民主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依照我们的分析，北洋军阀并非代表封建势力，不过是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代表土地，剥削国库之银行）。更就历史上说，法国大革命已算彻底毁灭封建势力了，但马克思仍称一八四八年二月的法国革命为民主革命。以推翻君主或封建势力为民主革命完结，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认民主革命的完结是在资产阶级能和平满足其要求，勿须走到革命的阵营利用群众的时候。他们只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后才宣布欧洲的民族革命时期已经完结。这与那种机械论者说中国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民主革命已经完结的意见毫无共同之点。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断革命之主张者。当革命起来，旧势力倾覆，新政权起而代之之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宣告革命已经成功，已经完结，破坏时期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将到来。这样的声调在每一大革命之初期都可以听到。不断革命论者却回答说，革命没有成功，没有完结。资产阶级的政权，虽是最急进的，亦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他们要求革命之继续，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才能圆满的解决这些问题。由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从未完结的民主革命中生长出来的。

　　中国今日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它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是买办资本主义。继之而起的应当是民族资本主义，可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太不争气，太无出息了，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它不能领导下层民众来完成，必有待于下层民众自觉的独立的努力。无产阶级政治上比资产阶级成熟得快，当资产阶级目光尚不出地方的利益之外时，无产阶级已为自己提出了全国的任务。这使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无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可以由买办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可以无须经过如欧洲各国那样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之时期。国家之这种跳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一条件，即是无产阶级与下层民众，脱离教条主义者的影响，为民主主义进行勇猛坚决的争斗，才能走向政权。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的夺取。象过去那种“四阶级的联合政府”的谰言，在下一次革命中已不能成立了，革命已经超过了这一阶段。将来革命中争斗最剧烈的，当然是工农民主专政抑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让我们重复的说，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之直接原因，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为要彻底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土地问题。

　　“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俄国实现于一九一七年由二月到十月的克伦斯基政府及两重政权，这一实现充分表现其没有力量解决人民的问题，而只是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一座堡垒。在中国的将来，他也不外这种作用：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积极进攻时，作资产阶级的救命圈。所以改组派的份子革命情绪最高昂时也不反对这一口号，他们也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也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之条件不成熟，先须经过民主专政然后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史大林派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他们所着重的是与农民的联合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抑工农民主专政，这两大倾向之争斗，无疑是由于两派对农民独立作用之估量不同。史大林派，认为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占大多数，不能实现一个阶级的政权，或者说在最初一阶段不能实现，而必须留待以后的转变。他们的纲领中规定这需整个的时期。究竟农民是否能独立领导自己的革命，我们姑且拿中国眼前的事实来证明。无论史大林派如何吹嘘，说江西的农民战争是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吹嘘不是现在开始，他们不是也空喊过上次的革命已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么？），实际这是农民游击队脱离城市的领导，自己进行的战争。史大林派在城市写标语说“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也就是间接承认这些城市的工人没有领导着“红军”与“苏维埃”。

　　刘梦云君在我以上所引的论文中说“在中国有些工农民主专政已经成立的区域，地主的土地已经完全没收，而且已经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七十五页）。这样承认现在“红军”区域是已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区域，尤其值得我们去研究最近一次工农民主专政的内容与其施设。我说最近一次，因为上一次武汉政府亦被史大林宣布为走上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他的成绩已为众所共见的了。

　　我所根据的是史大林派自己的报纸，在他们的报纸上关于红军区域的情形从去年到今年有以下的纪载：

　　“现在苏维埃区域有不经过群众会议而仅由少数群众领袖或红军领袖委派的苏维埃政府，和资产阶级式的限制群众选举等错误现象”，“只是闽西与赣西南彻底的实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纲，此外，有些区域仍然实行得不充分，甚至于完全没有实行，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并不彻底的去分配土地与消灭地主阶级”，“有人以为某处的地主并不反革命……又有人以为某处的地主是革命的，是苏维埃的积极分子，所以不能没收”。“富农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把持”，“或者将地主驱逐出去而将土地归上层领袖所得”（以上均见去年上季（一九三〇年）出版之红旗三日刊第九十七期）不经过群众会议选举的苏维埃，已不是苏维埃，分土地不彻底的流弊更足以证明农民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我们再看闽西和赣西南土地革命已彻底施行了的区域的情形：

　　“闽西苏维埃：农民很多武装停留在地方性的赤卫队手中，不能自由集中调度。客观上需要筹集款项助军事的扩大发展，亦因为怕农民误会，不易执行……他们为要解决经济上出入口商品的困难，常不免对商人带浓厚的妥协倾向。他们不但公布保护商人，并且完全豁免商人捐税的负担（农民还要缴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自然更不会有派款或征税的事。他们对商人自由抬高物价亦没有取缔的办法……甚至于有时候还做出要限制店员工人经济斗争的事情”。（红旗三日刊第八十七期）

　　至于在赣西南区域的朱毛，与商人妥协，出示保护商人，也是事实。

　　我们在史大林派的刊物中常看见反对苏维埃区域的腐化与右倾等字句，可是这种腐化与右倾从去年到今年并不减少。今年三月八日出版的“党的建设”关于湘鄂西苏维埃区域的情形说：

　　“赤区的同志，大多数腐化，官僚化和右倾了，他们觉得政权已经取得，没有什么事做，整天里只是找爱人打午火……等等。……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多不能解决群众实际要求，同时富农占三分之二，委员大多数官僚化，以致群众不信仰苏维埃，并有呼委员为老爷者。……因为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所以赤区以内还潜藏许多反动份子，而苏维埃对此亦没有办法。……这些现象不仅鄂西苏维埃区域内是如此，即在过去现在的赣西南也有同样的现象。”

　　由此看来，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在实际上变成富农，商人，官僚份子对贫农，店员，工人的专政，已由史大林派自己供出。本来这也是农民暴动不得城市援助之自然结果。太平天国的洪杨在最初发动时也是农民暴动，到长江后有游民无产份子混入，大杀大抢，为人民所不满和害怕，在到江浙后，对商人极妥协，为江浙的商人所歌颂。李鸿章于攻下苏州后曾发大财，因为从前附太平天国的人，那时都因畏罪而向李鸿章送钱。在江西等处，我们看见，最初也是贫农等联合，起来推翻了豪绅政权，没收土地，与官军抗战，但是一等他做完这些工作以后，抬头一看，他发现上面是富农骑着他，第二天又增加了商人，第三天自己的上层也变得官僚化，做富农和商人的工具。农民政权即是这样堕落与腐化的。假使朱毛等能占领长江流域（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因为帝国主义的力量现时强大得多，又无城市工人的积极参加）也不过是于占得大城市后即与商人妥协，蹈洪杨之覆辙。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命运将如此可悲地终结。

　　实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为一政权形式，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列宁在参加俄国革命之前，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在一九一七年他自己就抛弃了。现在没有出息的人，不去消化历史事变之教训，只去咀嚼列宁所认为已经陈旧的公式和章句。

　　他们所根据的，即是列宁说过，“两个政权的阶级来源及其意义……就是在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不但废除了沙皇帝制，不但把政权转给资产阶级，并且还往前达到了工农民主专政”。不错，列宁有时也说工农民主专政实现于两个政权中，但我们能说他为了实现它而奋斗十数年的工农民主专政竟是如此可怜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拥戴资产阶级的一个两重政权吗？不是的，列宁从前为它奋斗的民主专政，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不是这种不成形的两重政权。他那时告诉他的反对者，仿佛说，我们所要的工农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再没有比这更高的民主专政的形式，我们应当丢掉这公式，进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争斗吧。

　　记得刘芦隐先生一九二八年在中央半月刊所作之“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曾说过，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史大林所代表的是列宁的路线——工农民主专政，托罗斯基所代表的是马克思的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误解，虽然是一有卓见的误解。史大林与托罗斯基在一九二七年对于中国革命所用的是同一政治口号——工农民主专政，但已有不同的内容，这在革命失败后两人所得的教训完全分歧更可看出。史大林仍留恋于工农民主专政之公式，托罗斯基则进而抨击此公式为反动，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实在列宁的路线与马克思的路线没有对立和冲突。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用的是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虽然与马克思的说法在字面上有出入，但列宁从来是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争领导权和不可调和的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之内容充实此一公式。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正式抛弃此一公式，无非是抛弃一个空壳。托罗斯基在俄国革命中之立场在字面与精神上都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即是他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途。所以当列宁一九一七年抛弃他那旧的公式时，加米涅夫等人即说列宁变成了托罗斯基主义者。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后，在其公开的演说和文章中常常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一九一九年说：“当我们中间有人说起‘民主主义的专政’企图用这名词代表好象更‘坚实’的东西时，这已是全无意识之举。从历史上我们异常明瞭的知道，民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没有别的意义，只是惩罚暴动的工人。”（全集，第十六卷，一四一页）当越飞在一九一七年以后问起列宁：“一九〇五年，你和托罗斯基到底是谁的对？”列宁回答说：“是他对，而不是我”。不论在革命以前二人如何互相攻击过，但是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及以后的亲密合作，对根本问题之完全一致，列宁之信任托罗斯基至死不变，向政治局推荐托罗斯基继承他在苏维埃政府中的职务，这些都是暴露史大林派伪造历史——说有反列宁主义之托罗斯基主义存在——之罪恶与卑劣。刘芦隐先生站在外面的猜测之错误是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怎样说那些史大林派———他们根本不愿了解俄国革命的历史与列宁的文字呢？

　　一年以前共产国际的领袖马努易斯基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中国的革命民主专政必须坚决的没收属于外国和中国资本的企业。”没收中国资本的企业？这样，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还用民主专政的口号来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这一口号被保留着不过是在人们脑中散布混乱的种子，教人家莫明其妙而已。史大林派一时说，由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革命须经过许多推备阶段，一时又将民主专政说得与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分别。象这样自己就没有一贯的理论，如何说得上领导革命？

　　中国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没收中外资本的企业，大工业国营，提高农村经济，因而提高其购买力，实行有计划的生产，维持农业与工业的均衡，使中国的经济大踏步的往前进，以一洗中国落后之耻辱，以追踪先进国家之发展。这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的生产愈衰败，资产阶级愈无能，则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恢复全国经济的任务愈重大，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的革命愈紧密的连系在一起而不能分开。中国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不仅是解决一阶级的任务的问题，而是中国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了。

七 结论


　　我在上面对于中国的经济及其前途作了一种稍详的分析。我的任务只是想基〔根〕据客观的事实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出路。我只是想用科学的方法发现客观的真理。但是在这充满了成见的阶级社会，从Galileo的地动说被罗马教堂所仇视以致Galileo受压迫摧残，以身殉其学说以来，真理在最初常常是不容易被人承认的。但我们的责任是更要使真理通俗化，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深入到群众中时，即变成权力”。革命虽然常是为统治者所不满，但是有明瞭政纲的革命常是缩短社会的痛苦，是有理智的人不应反对的。统治者既然把国家糟踏到如此田地，假如不抱“宁赠外人，勿与家奴”的心理，应当让位给别的阶级解决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了。至于这篇文章不过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之初步尝试，极顾读者对它怎给以指示和批评。

十二月十一日，上海。
（录自《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期，1932年3月1日出版）




[1]据王学文同志讲刘镜园即刘仁静。——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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