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1994）

英译者导言

　　1994年的大选使得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领导的短命的右翼联盟掌权，就在此前，眼下这本著作在意大利出版，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风暴，一年之内售出了20万册，成为意大利最畅销的书籍。此后的许多个月里，它依然是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正如诺贝尔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自己所指出的，如果意大利人想从中寻求在意大利急剧变化的政治图景中如何投票，那么他们必定会非常失望：这一著作纯粹是关注一种分析性区分，它的相关性远远超出了意大利及其政治的变迁兴衰。
　　作者指出的悸谬是，尽管左/右区分在意大利日益受到挑战，但意大利议会场景已经从由中间派所支配的多党光谱，转变为一种更加两极化的体系，即两个联盟彼此对立，面临着左与右之间的绝然选择。当然，这种情形在显然偏好简单多数选举制（first-past-the-post）的英语国家也很常见（意大利在上次选举之前放弃了比例代表制L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而赞成简单多数选举制）。在许多方面，意大利就像是战后西欧的晴雨表，以一种较为敏锐的形式反映着一般趋势。当马克思主义左翼之星在60年代未和70年代初冉再升起之时，人们觉得它似乎会升得更高些；当对于左翼的冷漠和普遍迷惑弥漫于80年代之时，意大利的犬儒主义以及对明显日益腐败的政治体系的轻蔑，似乎胜过其他国家。尽管左翼在美国已然式微一段时间，然而因左翼衰退导致的对左/右区分的压制这一趋势，在欧洲还是较近的事情。
　　80年代，共和党占据着白宫，保守党在英国当政；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成为西德的总理，至今依然在任。正如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英国形势的评论所示：“保守主义不仅是支配性的……它似乎是一切城市里的唯一游戏。”^[1]甚至在左翼把持着权力的地方，也没有了昔日的激进情绪，而在其未能执政的地方，它的社会主义则日渐销声匿迹。右翼似乎在一切地方都掌握着主动权，当这十年发生种种剧变之时，有人开始欢欣鼓舞地谈论“历史的终结”和特殊的国家形式——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或许也就不会完全让人感到意外了。这一趋势持续着，今天我们看到，前共产主义者支配的意大利左翼联盟，由一位前基督教民主党的专家治国论者和大学讲师领导，具有一个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和劳动力的更大灵活性的纲领。
　　诺贝尔托·博比奥在这一著作中，首先驳斥了左/右区分完全已经过时的观念，之后论证了他自己关于这一区分的定义。

左/右区分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继续存在

　　当左翼和右翼在维持社会大部分人对其忠诚并因此在掌权上具有或多或少的同等可能性之时，这一这分是否适当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出现。但是，当左翼或右翼变得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似乎成了“城市里的唯一游戏”之时，双方都有理由默许对左/右区分的破坏。支配的一方显然有兴趣主张“不存在真正的替代选择”。不怎么明显的是，较弱的一方也有兴趣拒斥或至少缩减差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左翼政党当前所采用的策略中看出来。如果它感到其传统政策招致了许多公开的责骂，它可能会决定把自身不断宣示为全新的事物，某种超越了传统区分的东西（非左非右，或者结合了各方的正面价值，从而产生了一种现代的革新运动）。右翼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处于优势，尽管这一点很明显，但是博比奥强调，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右翼为了继续存在而希望消解自身。在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兴起了一股支持集体主义理想的浪潮，尤其是在那些曾被纳粹占领的国家。为了成为政治上的强势力量，诸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传统主义政党不得不把自身打扮得非左非右，而且至少会为诸如社会凝聚力这样的价值说些好话。
　　然而，受到怀疑的政党一旦从修辞领域转入实际政治领域，所有这些废除左/右区分的主张就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凸显了为何这一区分如此持久的问题。正如博比奥在第五章中详细论述的那样，这里的首要观点是，“左”与“右”并非绝对的术语。这一基本特点，在英国政治史上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宪章运动可以恰当地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上半期的左翼运动，但是在其终结50年后，与最初的妇女参政运动相比，它的成人普选权要求一点也不激进，而如今看来则显然是保守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在一个时期是左翼或右翼的运动，并不必然在另一时期也如此。这不是它们作为政治术语之空洞性的证据，而只是表明了它们的相对性。左翼与右翼并没有代表两套固定的观念，它们只是从一代人转移到下一代人的轴。一切语词的意义都在时间中有所改变，但是，比如当社会主义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固定在一起时，存在于社会主义之前的左/右区分已经是欧洲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继续存在于那些宣称已经采用社会主义作为它们的经济体系基础的国家。
　　这一区分也被证明是持久的，因为政治就其性质而言是对立的，而且，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多政党的形成以及两党制的演进，或者至少促进了围绕两个政治集团的两极化。博比奥常常提到这一区分是一个二分体，他的意思是说，区分适用于整个政治领域（政治中的一切非左即右），其中的一对组成部分必定是对立的（政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时既左又右）。
　　左/右的隐喻始于法国的1789年国民会议，并被证明非常恰当。左翼与右翼代表着一种我们全都熟悉的空间二分体（一个物体必定要么在我们左边，要么在我们右边：不可能同时在这两边；此外，在我们面前直接有一个区域在那里，被讨论的物体在左边还是右边不是很清楚，这一物体可以看做是中心）；但没有理由相信历史能够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隐喻，实际上，法国代表与会议主席的相对位置只是偶然的（当然位于右边的较为保守的贵族的位置，可能是他们日渐减少的特权的反映）。左翼与右翼说法的成功，显然不能归因于这一隐喻的巧妙，尽管它很有说服力，而应归于它所表达出来的政治区分的基本性质。

区分的性质

　　在维护这一区分之后，博比奥继续表明，左翼倾向于平等，而右翼倾向于不平等。这一理论在意大利新闻界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对于那些替代性的建议，博比奥在这一著作末尾的“答批评者”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较近的一个例子足以证明博比奥提出的区分标准的简洁性和有效性。大学教授亚历山德罗·皮佐尔诺（Alessandro Pizzorno）在1995年2月接受访问时，表达了他对平等/不平等标准的异议，并提出用包容/排他（inclusion/exclusion）标准替代。^[2]在日益经济化的世界中，这种区分的吸引力很明显。对皮佐尔诺而言，本质问题是集体认同的成员资格，但博比奥回应说，尽管包容/排他是一个有效的区分，但它只是片面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为平等/不平等区分完全涵盖。给予移民全部公民权利可以看做是包容的一个例子，但它也意味着社会不再用民族差异来为公民权利的不同分配辩护，因此也是平等主义。^[3]包容/排他涵盖了离散团体之间的区别，但无法处理更加等级性的区分。免费医疗保健显然是一项平等主义的政策，因为它使得低收入者有机会享受基本服务，但它不是包容。皮佐尔诺是因为20世纪晚期的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而提出他的标准，但是，当他承认“历史地来看博比奥是对的”之时，实际上就认可了他自己的主张的局限。
　　思考过这一主题的政治哲学家，几乎都注意到了平等与正义这一基本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博比奥认为，正义与两个原则相关：合法性（忠于法律）和平等（相同地对待相同者）。尽管正义是一个理想，然而平等却是一个现实。他在70年代写道：

　　不是其本身的正义或非正义使得两个弹子球完全一样［uguali］。根据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补偿正义（它涉及的是部分之间的关系）与分配正义（它涉及的是整体与诸部分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传统区分，正义应用的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平等，可以在个体与其他个体、组织与其他组织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发现。^[4]

　　在进一步考察博比奥的标准之前，有必要阐明“平等”和“不平等”的意义，而且，由于我们现在涉及的是一个翻译，更有必要注意原来的意大利文以及它与英文有怎样的不同。尽管用意大利文说两个弹子球是uguali一点也不奇怪，但用英文说两个弹子球是平等的就毫无意义。一本意大利语字典对于uguali给出的首要意义是“同样的”或两个或更多物体的同一性，而一本英语字典则会首先注明“具有同样的价值或重要性”。这种模棱两可导致了关于平等性质的许多争论，并且提出了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还是“差异”的重要问题。^[5]翻译把争论、术语和模棱两可从一种语言传播到另一种语言，这在政治哲学领域尤其如此，“差异”在英语中被建议为“平等”的对立面，主要是指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或后社会主义的价值。围绕这些术语的混乱，由此被认为是差异的对立面的平等被等同于一致性和单一的世界观，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把左翼等同于极权主义的合理证明。这一直以来与认为平等和差异完全相容的主张相对。^[6]
　　“平等”的对立面是“差异”还是“不平等”，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定义“平等”的问题。博比奥解释说，唯有在教条式的乌托邦理论中，平等才会指“一切人在一切方面平等”，一种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强制的或集中管理的“同一性”，这显然类似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所定义的“简单平等”。事实上，正如博比奥认为“一切人在一切方面平等”是不实际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沃尔泽也认为“字面意义的平等是一个应予背叛的理想”^[7]。博比奥发明了egualitarista一词来指称这种严格的形式平等的拥护者，我把这个词翻译为“平均主义者”（egalitarianist），它看起来是英文中与其逻辑上对应的新词。
　　因此，平等主义可以划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中管理方案和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案，后一种方案探询三个基本间题：在何人之间平等?在什么方面平等?在什么基础上平等？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涉及到平等和不平等的因素，在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不平等可以看做是这种实用的平等的对立面，差异则可以当做集中管理的平等的对立面。差异是一种正面品质，尤其是在富裕的西方，因为它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发展他或她的特殊天性的自由。
　　诺贝尔托·博比奥煞费苦心地指出，女性主义不是关于差异的，实际上它是平等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妇女赢得了选举权，是因为社会承认男人与女人在政治领域没有差异，以及承认那使得她们失去选举权资格的公民身份。其他形式的无资格也逐渐被取消，把还有多少要做的问题先搁在一边，绝大多数人会同意，这种平等主义的斗争给了妇女比过去更多地发展她们自己天性的自由。因此，平等主义也完全可以主张为个体选择创造条件。博比奥引用了意大利重要的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的话，后者明确主张：“犹如收入、环境和公共服务，平等是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一部分。……平等使多样性成为可能，使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成为可能，它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极权主义的平等观念，后者意味着消灭那些所有不同的人们。”^[8]
　　在缺乏自然状态的明确限制之内，自由是关于个体以及个体的与众不同和自主的能力。正如博比奥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我是自由的”是一个可理解的陈述，而“我是平等的”则不是），平等是一种社会的善，而自由是一种个体的善。左翼和右翼都可以主张自由，但这一著作的重要论点之一，自由不独属于任何一方。

其他区分

　　博比奥沿着两个基本轴划分政治体系：之前论述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区分，即术语“左翼”与“右翼”所表达的区分，以及自由与独裁主义的区分。自由是启蒙运动以来引领着欧洲的另一个伟大理想。^[9]在现代意义上，自由代表着与过去和组织化的国家概念决裂，后者的那种亚里土多德式原型认为整体比各部分重要。
　　博比奥作为左翼，与众不同地没有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一种负面价值，而是理解为现代国家、拒斥组织化的国家概念和虽不完美的人权发展的产物。无需探究博比奥在别处确定的所有人权类别，^[10]就足以表明自由权利和社会权利是两种主要类别的观点，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类别的权利是彼此冲突的。左翼，它一般与社会权利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谴责右翼不惜以更广泛的共同体利益为代价，过分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从而破坏共同体；右翼也谴责左翼破坏共同体，其理论基础就是认为它破坏了凝聚社会的宗教和传统价值。后者的主张更为脆弱，因为正如博比奥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大量的右翼无神论者和左翼信仰者;把右翼与传统主义联系在一起可以理解，但也常常让人误解。较近一段时期，右翼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论证表明，现代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施行由于消除了个体对于家庭和共同体的个人责任，而破坏了共同体感。若把早期的黄金时代这一成问题的概念（其中共同体看护着其所有较弱的成员)放在一边，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福利国家倾向于把每一个公民当做一个个体来对待。它在国家层次上向个体征税，通常也是根据明确规定的国家标准给个体分配福利。根据博比奥的说法，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义与组织化国家概念的遗弃和人权及民主的兴起有关，在那里，个体公民在投票站完全孤立和秘密之处行使政治权力。因此，个人主义的兴起与左/右区分无关，而与自由与独裁主义的区分相连。一旦宗教自由在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宗教战争之后为人们接受，完全组织化的国家及其所统治的同质共体就不再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自那以后，这一过程持续着，左翼和右翼都感到一种显然的失落，前者是因为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后者是因为社会等级的消。尽管共有一种失落感，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都不打算回到真正组织化的国家概念。无论如何，共同体在其较为正面的意义上，纯粹是一种文化现象，很难明白它如何可以被强加（它至多能够加以促进）。
　　因此，现代政治体系由两个完全分离的轴——左/右和自由/独裁主义——构成，这可以说是博比奥思想的基本方面。当前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的兴起，是现时代的伟大成就，尽管它不是左/右区分的作用，但是这一区分的原因，因为通过民主的政治竞争规则的确立，它允许政府在左翼与右翼之间轮流交替。

温和主义这与极端主义者

　　在博比奥的理论中，政治中的两个轴结合产生了四个类别：极端右翼、温和右翼、温和左翼和极端左翼。极端主义者是独裁主义者，不接受民主政治的规则，而尽管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在平等问题上意见不同，但他们都认可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
　　显然，政治光谱可以进一步分段，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中间派的话。不过，这些是博比奥的主要类别，而他也清楚表明不信任中间派，认为它常常是机会主义者，通过维持权力平衡发挥着不相称的影响。对于这一点，他近来列举了意大利社会党的例子，这是一个在国家层次上与右翼联合、在地方层次上与左翼联合（这将使得他们获得官职）的不确定的政治力量。
　　把极端主义等同于独裁主义，可能是博比奥的模型中最引人争议的方面。通过独裁主义意义上的极端主义与极端政策意义上的极端主义之间的转换，他意欲表明，极端的平等或不平等立场必然包括对民主政治规则的轻视。他列举了历史上极端平等观的几个例子，尤其与私有财产相关；根据他的模型，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必定也是独裁主义者。然而，其中一人至少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温斯坦莱（Winstanley）把他的极端的平等主义与普选权、年度议会和完全的宗教自由信念结合在一起，相反，克伦威尔（Cromwell）对于左/右这一轴有较为温和的观点，但从不信奉普选权或宗教自由，最终成了一位独裁者。部分问题可能在于这一模型所应用的历史时期，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其中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要求。不过，为了捍卫博比奥的模型，我们可以认为，温斯坦莱较为民主些，因为他没有掌握政治权力，而一旦有机会强制施行他的理想社会，他也只能诉诸暴力。由于他不相信人可以迫使人们自由，因此他是一位开明的革命者，不过，他在《自由的法》（The Law of Freedom）中给克伦威尔的献词是：“如果你愿意……你有权为共同自由而行动：我没有权力。"^[11]温斯坦莱肯定意识到了军队的政治重要性，如果掘地派成了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那么他将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推测问题。当然，似乎可以逻辑地假定，在特定的年代或社会里，人们的政治立场越是靠近对平等和不平等的恰当混合达成一致的左翼或右翼，经由民主程序通过那一立场就会越困难。另一方面，必须对政治思想家和革命者做一区分，前者描述一个理想社会，但他明白这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的机会微乎其微，后者则不管社会是否与他一致，也打算立刻强制施行他的理想社会。
　　在民主政治中，同意的问题显然是关键。人们可以十分合理地支持农业的集体化，同时憎恶斯大林推行它的残酷方式。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定额分配基本产品的十分极端的平等措施；不过，这虽然无疑是一个刺激，却没有被理解为压制性，因为它得到了同意。
　　判断一项平等措施可能的极端主义，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涉及到经济缺乏问题（比如定额分配）。绝大多数人反感每个人都同一着装的社会观念，因为这一平等措施剥夺了公民的个性（这是肤浅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共同特征）。不过，在一个极度贫乏的国家，因其资源缺乏，哪怕采取布满监狱和军营的严酷措施，也可以有一定的正当性，它们必须被合理有效地进行分配，由此每个公民才能获得诸如衣物这样的基本商品，不过很单调。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平等就能从平等的选择缺乏转变为平等的选择自由。这把我们带回到卡奇亚里的平等产生自由这一主张，以及沃尔泽的“复杂平等”概念。显然，在经济缺乏到富裕的转变中，不平等也有所改变。

博比奥的《左与右》的相关性

　　在这样一篇简短的导言中，要公正地对待博比奥的人权、民主、平等和自由观点，是不可能的。这一著作主要处理的是后两个观点，不过前两个观点从未远离。自由只有在民主和人权存在的地方才能存在，当然人权必须是法律承认的、最好是宪法支持的正面权利。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来理解平等，那么它的任务几未开始，这观点与博比奥在《权利的时代》（The Age of Rights）中所表达的人权观类似。
　　在20世纪，或许还更长些，西欧的历史卷入到一个通向平等的普遍趋势，并且持续至今。当然，其中有挫折、有急变，也有满足。甚至可以认为，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已经达到了平等，或接近于平等。不过，博比奥在其结论中强调，除了西方持续着的显然不平等之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第三世界与西方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继续以最明显的形式呈现着左/右二分。
　　这一著作对于欧洲左翼的相关性不会很明显。在英国，“新工党”（New Labour）的战略似乎完全以博比奥基于淹没左/右区分的第三条道路的定义为模型，当然也有所超越——根据博比奥的说法，无论它在另一方特别具有优势时作为一种生存手段有怎样的功效，实际上是一项从未投入实践的经常重复的策略。不过，压制自己的政治认同并不能确保在选举中获胜：民主联盟（Aileanza Democratica)，即意大利的中间左翼联盟，提出了一个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联邦制和行政长官直选的纲领，却输掉了这场预期会获胜的选举。不过，出于策略原因而对政策做明显改变的选举优势，还是得到了证明。
　　《左与右》不是一本道德手册，而是对一对分析范畴的辩护，以及对这一对分析范畴所基于的标准的探究。一旦这一区分得到重申，那么在这两方之间作出个人选择就有可能，它主要是一种道德选择。著作也重申这一信念，即人类有选择、有创造自己未来的能力；不过相反的主张认为左翼已经被彻底击败了，或者完全废弃了，这意味着选民没有真正的选择，除了在不同的专家治国论者集团中作出选择之外，这些集闭的效率和诚实有所不同而基本方式一样。左/右区分的破坏导致疏远政治体系，就像在美国看到的那样，它比欧洲更倾向于通向一种无区别的两党制。最终，它也会破坏民主政治体系和相关的人权，这些体系和人权不管有什么局限，它们依然构成了我们那常常残酷且挥霍无度的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欧洲人，我们为之自豪。

阿伦·卡梅伦（Allan Cameron）

^[1] Will Hutton,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p.58.

^[2] A. Gnoli, "Caro Bobbio, ecco dove sbagli", La Repubblica, 7 February 1995.

^[3] N. Ajello, "I miei dubbi sulla destra", La Repubblica , 10 February 1995.

^[4] N. Bobbio, Enciclopedia del Novecento(Rome: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1977), vol.2, p.365.

^[5] 博比奥在1992年的~篇报刊文章中表明了他对这一模棱两可性的意识，那时他说，平等的对立面“不是有些人曾认为的‘自由’而是‘差异’（或不平等）"。Cf. "Sinistra e destra: una disticzione che nonéfinite", La Stampa, 3December1992.

^[6] Cf. M Rustin, "Equality in Post-Modern Times", in Pluralism, Justice and 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7 - 44.

^[7] M.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3), p.xi.

^[8] M. Cacciari, "Dialoghetto sulla ‘sinistreitas’", MicroMega, 1993 4, p.15.

^[9] 法国革命中的另一个口号——博爱，也许只是修辞，或者是平等的更加情结化的表达方式。兄弟是平等的，他们由亲密的血族关系联结在一起，也可以说是民族之子。

^[10] 见 Bobbio, The Age of Righ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1] G. Winstanley, The Law of Freedom and Other Writings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285.也见 R. Ridden, "Winstanley and Freedom", in Freedom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51 -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