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三章 古代帝国
（公元前1000—公元前30年）
铁器是人类第三次技术大跃进的基础。它使劳动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成为可能，堪比大约一万年之前，由捕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的成就，以及随后大约6000年前，从不稳定的锄基栽培向集中的犁农业的转变。每个技术飞跃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规模被改变。
青铜时代的帝国是又小又不连续的。他们的基础是那些主要的冲积平原：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以及中国北方的黄河。这些早期的文明中心，被大片的沙漠、梯田和山脉分隔。工具还是木制或者石制的，生产率低下且剩余很少。使用青铜时代的技术，只有特别肥沃的重要河谷才能够生产修建城市、维持军队和缔造帝国的足够财富。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文明和帝国的规模成倍扩张。铁器时代的农夫在荒野中开辟农田并耕种他们发现的重质土地[1]。生产率和人口有了飞跃式增长，提供给铁器时代帝国创建者的剩余，让他们青铜时代的前辈成为小矮人。
[1] 指难以耕作的土地。
在本章，我们将分析铁器时代的文明，以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帝国——波斯、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
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末期，三位伟大的波斯征服者：居鲁士、冈比西斯和大流士（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了一个帝国，其领土从西边的保加利亚延伸到东边的巴基斯坦，从北边的高加索山脉伸展到南边约旦的努比亚沙漠。
波斯人本来只是伊朗西南部崎岖山谷地带的定居农夫。米底人则是伊朗东北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公元前550年，通过征服战争，波斯人吞并了米底人。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被并入帝国。这样一来，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就拥有了人类文明四个起源地中的三个：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谷。这些地方，以及它们之间的领土，都被并入了一个单一的帝国政体并成为形形色色有纳税义务的省份的组成部分。波斯帝王并不谋求将帝国境内的各个省份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文化整体。他们堪称“伟大的王”，统治着特性鲜明的各地臣民：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认同，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组织，自己的政治结构。
在波斯波利斯[1]的王宫中，通往主大殿的礼仪阶梯用大理石浮雕做装饰。它们描述了23个省的属民代表向大王献上礼物或贡品的情景，包括衣物、金属器皿、黄金、象牙、马和骆驼，以及诸如羚羊、狮子和霍加皮[2]一类的异邦动物。波斯波利斯的建筑铭文上列有帝国主要民族的明细，而数千块题字泥板则记录了以食物或银两给予王室、官僚和工匠的开支。
[1] 波斯帝国首都。
[2] 一种非洲鹿。
从如此庞大的区域，如何强制性地征集贡物？这个帝国被分为由总督管理的行省。道路网和官方邮政系统把各总督与首都联系起来。例如，王室大道从西土耳其的省会萨迪斯，通往伊朗西部的帝国行政首都苏撒。总督控制着大部分军队和舰队。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叛乱或者外国入侵，在大王的领导下，一支庞大的军队就会组建起来。其构成会反映帝国的多民族特征：每个单独的种族成员，都会用自己的特有方式作战。
从波斯波利斯、苏撒、哈马丹、帕萨尔加德和巴比仑王宫的规模来看，大王的财富是显而易见的。波斯波利斯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体，城内有礼堂、会客厅、王室寝宫、贡品储藏室、帝国卫兵兵营、一个砌墙的狩猎园、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及一座住着工匠、商人和劳工的庞大卫星城。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1年攻陷波斯波利斯时，该城控制的财宝，相当于最富有的希腊城邦雅典300年的年收入。[1]
[1] 原文如此，显然有所夸大。
尽管非常富有，波斯帝国是相对不稳定和短命的。当居鲁士合并波斯和米底时，他创建了一种强有力的征服机制。波斯人作为步兵，手持长矛和弓作战。而米底人是一流的轻骑兵。这种机动性、火力和突袭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征服的浪潮。但军事霸权并不能等同于社会转型的政治主导权。
帝国规模的庞大及多样性削弱了其中心。本土的国王和各省总督行使着巨大权力。叛乱遍布各地，特别是在遥远的边疆。波斯帝国试图凝聚地理上分隔及文化上敌对的实体——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因为如此，它的趋势就只能是分裂，而不是聚合。
然而，是一支外来的力量，粉碎了帝国虚弱的甲壳。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当达到最充分的扩张之时，波斯帝国在其最遥远的西北边疆与另一个文明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使得世界上曾见到过的最大帝国，在与农民农夫小团体的对抗中消耗了大量财富。它测试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极限。两者都是铁器时代的结果。但当一个还仅仅是古代帝国主义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复制品时，另一个却是在革命风暴与冲突中创建的新型社会秩序。正是在古希腊的微小城邦，铁器时代的转型实现了它最先进的社会形态。但在转向它之前，我们必须在印度和中国描画出它们文明的进程。
印度：孔雀帝国
公元前4世纪晚期，孔雀王朝军阀旃陀罗笈多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帝国。一个世纪之后，它达到顶峰，最终合并了印度河谷的大部分，整个北部平原，也包括整个恒河河谷，尼泊尔，以及德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后期铁器时代的帝国，其疆域大约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青铜时代印度次大陆文明区域的十倍。让我们细想一下都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在印度河谷西部的卡拉奇平原出现了农业。在这里，小麦、大麦、牛、山羊和绵羊的原始祖先都得到了栽培和驯化。这些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摆脱以气候变化和过度捕猎为代表的生态危机的方式。
然而，在3000年的时间里，印度河谷的居民基本上仍然不受农学家的影响。大约公元前4000年之前，冲积平原持续的自然充裕，一直使得耕作的辛苦成为多余。但从那以后，农业的传播是很快的。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印度河谷到处都是农业村庄。在第三个千年中期，河谷耕作产生的巨大剩余支撑了一场城市革命。印度河谷成为青铜时代早期仅有的四个文明独立存在的地区之一。
大约公元前1900年前后，仅仅存在了500年左右之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和其他河谷城市都被废弃。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青铜时代早期的印度次大陆文明瓦解了。城市的精英对剩余产品的过度积累，也许摧毁了一个基于木锹和石镰的农业经济的再生产能力。
从河谷向北，在中亚草原的游牧民之中，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发展起来了。这片辽阔的土地包含了数百英里宽的草原，从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伸展到了中国的东三省：这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场所。降水量小，冬季极为寒冷，夏季又过于炎热，几个因素的联合作用，限制了农业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草原游牧民驯化了马，发明了用马拉的二轮马车，改良了复合弓（由角、木、筋压在一起制成），并且用铜、青铜、银和金制作出了非常精美的器皿。他们天生就是令人敬畏的勇士，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马上弓箭手。
草原上的生活是很不安全的。人口的数量，牲畜的规模，以及草原的供给维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如果一个灼热的夏天毁坏了草场，战争、搬迁甚至大规模移民就可能会接踵而至。这样，游牧民就可能会用其毁灭性力量对更大范围的世界形成冲击。他们会不定期地——但是无法预测地——潮水般涌出中亚，前往西部、南部和东部，从变干燥的草地来到物产丰富的犁耕地，寻找食物和饲料、战利品和财富，以及新的可居住土地。公元13世纪的蒙古人、5世纪的匈牙利人，以及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修建长城抵挡的匈奴人，都曾这么干过。
很久以前，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一个我们称为雅利安的民族离开了大草原，穿过兴都库什山的山口，随后进入了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他们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侵略者而来，人数相对较少，而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似乎一如往昔。然而，经过若干世纪，他们穿过北部平原，扩散到了恒河河谷，而在之后，又向南进入了德干高原。
到这个时候，他们掌握了公元前800年左右传到印度的冶铁技术，使印度雅利安人（到今天成为彻底的混血种族）可以砍倒森林和丛林，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
雅利安人带来了马、战车，以及征服者的武士文化。当歌颂自己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种姓制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框架——印度教。通过把自己定义为武士（刹帝利）、僧侣（婆罗门）或土地所有者（吠舍），他们将隐含在征服中的社会排斥和支配公之于众。首陀罗——第四等级的混血农民以及其他人，作为一个扩大中的亚种姓成员被并入社会等级，或者，就那些完全被排除在雅利安部落系统之外的人而言，他们是“被遗弃者”。
最终融入印度教——一个以其观念保守、名目繁多的仪式以及可怕的强力之神著称的宗教———的信念，使得种姓制度合法化。社会秩序是自然的、神授的，而修行是一桩个人事宜。高尚的人，是那些尊重集体的，他们来生将进入更高一个种姓。另一方面，那些不守规矩者，在来生将会被贬谪。
冶铁技术让恒河河谷充满了高产量的农场、强有力的君主，以及庞大的军队。在差不多3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为争夺霸权征战不休。公元前321年，当旃陀罗笈多·孔雀篡权登上王位时，摩揭陀国已经成为各国中最强大的。一位希腊作家估计其军队实力可能达到步兵20万，骑兵2万，战象3000头，以及战车2000辆。毫无疑问这是个夸大的数据，但也表明了摩揭陀军队给作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从公元前321到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征服了恒河河谷、北部平原，以及印度河河谷。他的直接继承人对印度南部发动进一步的征服战争，到了公元前260年，孔雀帝国的领土，包含了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几乎全部。
孔雀帝国的征服是残暴的。卡林加人坚持到最后，但孔雀国王阿育王将他们全部毁灭：“15万人被驱逐，10万人被杀，死亡总人数是这个的许多倍……”对征服土地的剥削是有系统的。奴隶——通常是战俘——被用于采矿、建筑、手工业和家庭服务。农民们在土地上做苦工。政府维持水坝、水库和运河。个体农户为自己的小块土地交租，还要为产出交税。商人和工匠同样要交租税和通行费。
孔雀帝国是一个基于向农民和小商贩征税的军事上层建筑，在《政事论》，一部写于旃陀罗笈多统治时期的有关经济的专著中，可以清楚地看这一点。所有土地都属于君主，所有的农民都必须向他纳贡。唯一的中间机构是国家任命的官员。帝国被分为若干省。各省相应地被分为地区，地区被分为众多的村庄。村庄是最小的政治单元。每个村庄都有一个首领，每个村落联盟都有一个会计和一个征税官。诸如此类，一直达到权力结构顶层，下属都是对高于他们、而不是低于他们的层级负责。
一个告密者网络向当局报告持不同政见者。阿育王（前269—前232），一位完成了孔雀王朝统一并完善了帝国管理制度的君主，试图通过弘扬理想真相的概念，达到一个包罗一切的意识形态霸权。作为一种以和谐的名义强调忍耐和镇压争执的社会伦理，它试图固化孔雀王朝的社会矛盾。
阿育王没有成功。在他死后50年，孔雀王朝解体了。统治阶级内部有印度教和佛教之间的对立，有被征服国家的反叛，还有试图占有部分领土的外部侵略者。
孔雀王朝的军事上层建筑曾经是极为庞大的：一位罗马作者引用的数据，是60万步兵，3万骑兵，以及9000头战象。但孔雀王朝依旧是一个匆忙拼凑的、一些更小政体的混合物，只是在其上方强加了一个帝国机构。由共同的文化、良好的沟通及社会整合与政治凝聚的有效机制所结合起来的、一个基础广泛的统治阶级的实质性黏合，是缺乏的。
波斯帝国被外来侵略所摧毁。孔雀帝国的崩溃是因为缺乏内部凝聚力。相比之下，中华帝国注定要延续2000多年。现在我们转到中国。
中国：秦帝国
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中国被秦国军事独裁者秦始皇所统一。他控制的国土面积比青铜时代后期的商王朝大5倍。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
中国的农业革命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已经开始。第一个农业村落位于北部的黄河河谷。中国人驯化了猪，在经过灌溉的山腰梯田中培育了粟（以后又有了小麦）。在此后的1000年间，农业从这里穿越广阔的中部平原向南传播。很久之后，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的城市革命产生出一个青铜时代的文明，以类似安阳这样的古代城市为中心。这个文明在商朝达到高峰，统治了中国东部和北部长达400多年（公元前1523一公元前1027）。
商朝的权力依靠控制谷物剩余，来支付马匹、马车和青铜器的开销。但是，它同样遵循着青铜器时代其他文明的轨迹：地缘竞争的动力，促使商代中国变得过分军事化和过度扩张。商朝因此衰弱了，公元前11世纪，它被来自西部的侵略者周人所推翻。
周朝（公元前1027—公元前221）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它依然被分成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在每个国家，国君任命他自己的亲戚、家臣和官员，管理重要的领地。这些区域领主在建有城墙的城市中进行统治，从城市周围的乡村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那里榨取剩余。
文明向前发展。在周朝的统治下，在中部大平原南部边缘的长江河谷，当地人培育出了水稻，驯养了水牛。为了长途运送剩余产品和奢侈品，建立了运河网络。农业生产的边界，向北、向西和向南延伸到了山区。但因为仅有木制和石制工具，剩余是有限的。而且，因为维护一个有墙城市的基础设施并供应一支地方军队，周朝精英对剩余的瓜分比例相当高。一首古代中国的民谣记录了无尽的辛苦和文明对人力“驼兽”的政治异化：
“工作，从太阳升起开始工作， 直到太阳开始落山，一天结束。 我耕着草地，我耙着土块， 只要酒肉都能来到我身边， 那么谁掌权关我什么事？”
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地区间的冲突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当周朝东部的国家相互拼杀之时，一个新势力正在西部崛起。
从大约公元前500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地铸造铁器。大量的铸铁工具——斧头、犁、锄、锹、镰刀、凿子和刀具——出现在考古记录中。铁器也促进了一场因战争加剧而催生的军事革命的深入。通过提高生产率，铁制工具确保了必须向军队提供的剩余产品；铁制兵器也增强了军队的杀伤力。
战车是古代中国令人震惊的武器。如今它的数量能够大幅增加。但战车也只是一小部分精英武士的武器。另一方面，冶铁技术将强有力的武器交到了步兵的手中。从一只弩中射出来的铁头弩箭，可以穿透一个伟大统帅的盔甲。铁制的长剑，凭借其坚硬的、剃刀一般锋利的刀刃，能够切穿马具甚至马本身，使武士从战车上摔下来。
伴随着更多战车，以及更多更好的武装步兵的出现，防御工事、战争机器和围困战术等方面，也有了明显改进。最后，和所有这些同等重要的，是骑兵战术的引进，这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能够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
在许多世纪里，沿着周朝中国的北部边境，大草原上的匈奴马上游牧者——匈牙利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一直在发动打家劫舍的战役。匈奴人教会了中国人马上轻骑射手的价值，他代表了一种机动性与火力前所未有的结合。学得最好的，是处于西北的半野蛮国家——秦国。中国其他统治者认为，这个位于边境、群山环绕的王国，被尚武的国君所统治，并不属于中华文明的范围。秦国位于反抗匈奴的第一线，唯一优先考虑的就是军事效率，不允许传统和守旧思想起阻碍作用。秦人必然会成为创新者。
在遥远的西北，当地贵族力量虚弱。税收、劳役和兵役征集，都直接对独立的农户施行。筑墙城市依靠贡物征收的寄生性，相比其他任何地方程度都更轻。
因此，正是在野蛮的秦国，在周朝中国的外层边缘，在农业和战争领域的铁器时代革命达到了临界值。新秩序的建筑师是秦国的君主。在战国时期的血腥高潮中，秦国的勇士、鸳手和骑弓兵，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们在周朝的竞争对手。
生命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一场胜利之后，10万俘虏被砍头。而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后，12万“富裕和强有力的”人被放逐。秦国的君主在那时采用了始皇帝的头衔——“神圣的皇帝”
秦国的胜利，创建了一个由军事官僚精英控制的中央集权帝国。秦朝疆域比先前的商朝大5倍，这是因为中国以铁制工具为基础的新兴农业技术，使剩余产品的增多成为可能。道路系统的总长度超过了罗马帝国。运河体系是空前未有的。度量衡、道路和马车计量表，甚至农业工具的形式，都实现了标准化。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中国的长城，是秦始皇作为抵挡匈奴的屏障而修建的。它大约3600公里长，起初的墙壁有7.3米高，宽度足够8个男人并排走过。沿着长城全境的不同间隔，有大约2.5万个烽火台。长城的建成仅仅用了12年。其建设需要征用数十万强制劳动者，并且消耗数百万农民创造的谷物剩余。
通过征服和恐怖统治建立的短命秦帝国，其特征是极度的中央集权、军事风格的剥削，以及暴力镇压。始皇帝，这个中国第一个皇帝，曾经被描绘成一个极端无情、偏执和精神错乱的军阀和暴君。也许他真是这样，或者他的敌人认为他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烧毁所有的书籍，这个政权试图毁掉产生憎恨的智力基础。私藏图书的学者们，要么被杀头，要么被送到长城工作至死。政治上的不确定，表现为一种试图抹掉先前一切历史，并从一个新的“零纪年”重新开始的努力。
始皇帝的陵墓，被如今非常著名的兵马俑所保护，其表现出来的浪费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金字塔和图坦卡门[1]墓。（秦始皇陵墓本身是因古人的描述而为人所知，它至今没有被发掘。）
[1] 古埃及法老。
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这个帝国迅速崩溃。一场皇宫内的争斗，与遍布中国的一系列贵族和农民暴动同时发生。最终的胜利者是一位农民革命家——刘邦，他成为新的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第一个皇帝。
汉朝接替秦朝，显示了秦朝革命的巩固。中央集权的帝国上层建筑得到了保留，但其由官僚、政客和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不再受到一个易变的独裁者任意谋害。对大众的剥削被降低到可以充分平息公开不满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帝国秩序，这个中国铁器时代转变的最高峰，将会促进还是阻碍之后的社会发展？这是中华帝国的一座起跑门槛，还是一道障碍？
希腊民主革命
铁器技术使得人类劳动生产率和剩余的巨大增长成为可能。集权的统治阶级对于新增财富的占有，使得他们能够建立起波斯、印度和中华帝国。但冶铁技术同样使另一种选择成为可能。因为原材料比较丰富而生产过程相当简单，所有人都能拥有铁制的工具和武器。青铜器只提供给贵族使用，铁器却能够让普通民众拥有。
这一点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在世界上的一个小小角落中，取得胜利的正是普通民众。拥有土地的贵族，被从底层发起的革命击败，一个参与制民主的激进实验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文化成就最伟大的一次爆发，其条件也创造出来了。这场民主革命的中心是希腊城邦雅典。从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506年，这座城市内部革命性的阶级斗争，促成了从独裁向民主的伟大转变。
这场运动通过三个明显的阶段得以完成。第一，一个30岁的独裁者被推翻，为一个临时性的贵族政府所取代。第二，保守贵族阻止改革的图谋激起了一场群众暴动，并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第三，一场支持贵族反革命的斯巴达军事入侵，被第二次群众暴动所挫败。
雅典民主制度从此将要持续几乎两个世纪。它被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所广泛复制，因此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爱琴海沿岸的每一个城邦，几乎都确立了民主政权。
雅典民主制度使占城市人口大部分的小农都获得了政治权力。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大地主曾试图通过债务奴隶制来扩大他们的财富，这一机制对于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非常重要，因此需要特别的解释。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小农们没有对抗困难时节的保护措施。有时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向富人借债。他们对贷款的唯一保证，就是自己的土地或者劳动。大地主愿意借贷，其主要动力在于对获得更多土地的预期。如果穷人能够还清债务，那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他们无法偿还债务，那就更好了。这样大土地所有者就可以接管小农的土地，将后者变成为自己工作的债务奴。通过斗争，雅典民众打破了这道债务和债务奴隶制的锁链。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他们获得了对于自身财产和自主的安全保证。雅典社会基本的结构单元，不是大地产，而是农民家庭：基于拥有小块土地或者小作坊的父权制家庭。
小公民——农夫组成了一支城邦民兵。占总数大约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充当重装步兵。穷困一些的，充当轻装步兵或战舰（特别是配备三排桨的船只）桨手。
城邦之间的战争很普遍。希腊分成1000多个微型政权，每个都为土地、资源和商业优势而竞争。在每一座城市中，民主制度把市民联合起来，只是为了把他们变成对抗其他城市的军事力量。民主是一种特殊政治实体，而非一个普遍社会阶层的政治表达。例如，雅典这个城邦民主的典范，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四分之三时间里，都处于和其他城邦的战争之中。
陆地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这个城邦重装步兵方阵（一个紧密的长枪兵编队）的规模和恢复能力，取决于海上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三桨战舰编队的数量、速度和灵活性。土地所有权和服民兵役，将雅典的城邦小农转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公元前510到公元前506年的民主革命，一方面是农民、工匠和小商人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士兵和公民桨手的革命。
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比起如今我们自己的，既有更多局限性，又更加复杂。妇女、外国人和奴隶不能享受政治权利，有投票权的只是成年男性公民。但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劳动者，他们所能行使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十个主要的城邦官员（十将军）每年都要竞选。四百人委员会，这个主要的审议机构，是通过抽签产生的。公民大会，一个所有市民大规模的、公开的集会，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决策主体。司法是一个由2500名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的。陶片放逐法是一个反向的选举：任何获得6000反对票的人，都将被驱逐出这个城市十年。
这个民主机制意味着小规模财富是安全的——只对富人征税，而且任何开战的决策，都由那些将必须参战的人来制定。任何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真实性心存疑问的人，都应该读一下它的贵族反对派刻薄的评论。希腊世界被无情地分裂成寡头执政者和民主派——那些赞成“少数人”（精英）统治，反对那些“公民政体”（民主）的拥护者。对民主的厌恶催生了希腊大多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工作可以解释为：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反民主的争辩。
在大部分雅典社会中，教育和文化被局限在专注于保卫财富和权力的极少数人那里。在古代雅典，能够分享政治权力的有三万男人，这就为教育和文化创造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基础。其结果是创造力的爆发。对这一点更加满足的是右翼——通常是对民主的反对多于颂扬——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正是民主，才使这些成为可能和必需。这里有帕台农神殿这样伟大的建筑纪念物，在雕塑和绘画中，也有人类形态华丽的自然表示。这里有修昔底德的历史，苏格拉底的哲学，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几庇得斯的悲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民主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场规划。最伟大的雅典民主领袖伯利克里，如此描述这座城市的管理：
“我们的政体被称作民主制度，是因其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全体人民所掌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看重的不是一个特殊阶层的成员，而是这个人所拥有的实际才华……没有人……会因为贫穷而影响政治前途……对于那些我们授予其权威的人，我们付出自己的忠诚……”
同样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民主的军事成就。强大的波斯帝国两次试图征服希腊。雅典两次领导了希腊人的抵抗。第一次是公元前490年在陆地上的马拉松，接着是公元前480年在海上的萨拉米斯湾。尽管人数上过于悬殊，尽管是业余的农民士兵对抗职业军人，每一个场合雅典都是胜利者。在希腊——波斯战争中，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曾经见到过的最先进政治秩序的、一支自由人的军队，击败了一个传统帝国粗暴的军国主义。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希腊民主被证明是一个历史的困境。
马其顿帝国
作为希腊最重要的民主政体，雅典这个城邦同样也是最富有的。其财富来自阿提卡南部的银矿，来自海上贸易，还来自它在一个爱琴海诸城邦反波斯联盟中的领袖地位，而这个联盟逐步演变成一个帝国。
希腊社会的民主政体，与希腊世界分割成竞争的多个城邦是矛盾的。前者促进了劳动阶层掌握权力和文化进步，后者意味着军事威胁、战争，以及帝国主义。
对更加保守的希腊大陆上各城邦来说，雅典是一个双重威胁。雅典的民主制度，使其他地方的政治寡头们害怕来自底层的革命；而雅典帝国不断增加的财富，又威胁着竞争的诸城邦微妙的均势。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民主的“雅典帝国”似乎要在整个希腊建立其霸权。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由斯巴达领导的一个保守联盟，与雅典领导的一个民主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当雅典最终失败时，它的帝国遭到了肢解，其民主政体被一个新的斯巴达式极权所取代。事实上，这场战争只是一场由希腊贵族、马其顿国王及罗马总督们摧毁民主实验的、延长了的反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而这个民主实验开始于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506年的雅典革命。
这场反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心事件是公元前338年的切罗尼埃战役。当时，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军队，击败了希腊诸城邦的联军。从此之后，希腊城邦就为异族所统治。表面上，雅典和其他一些城市还暂时继续实行正式的民主制度。但真正的权力从此被别人掌握。公元前336年，当底比斯的城邦联合反抗亚历山大大帝时，他们被击败，被奴役，甚至整个国家被夷为平地。
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王室以希腊精神（希腊的文化）为核心，腓力二世（公元前360-公元前336）[1]组建了一支军队，某种程度上以希腊城邦的重装步兵方阵为模板。但马其顿同样是一个由准独裁君主整合在一起的封建地主和部落酋长的松散联盟。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因内部的反抗而危机重重。马其顿国王的当务之急，就是保住自己的王位，并防止国家走向解体。
[1] 在位时间。
国内的不稳定，催生了对外的帝国主义倾向。国王的权力，决定于他犒劳下属忠诚效命的能力。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这是扩充王室酬金最方便的形式。在腓力统治时期，这个王国膨胀为一个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帝国。征服战争带来了战利品和纳贡，而这些支付给了士兵。马其顿军队迅速扩张，成为一支完全职业化的武装。腓力的独特贡献，是将三种不同的势力整合起来，创建了一支联合武装力量。
处于王国前线的山地部落提供轻装步兵。马其顿领主的贵族扈从形成了一支封建式的重装骑兵。而自耕农则提供了希腊式的重装方队。王室将其人力资源的传统战争能力与希腊战争的方法和原则结合起来。结果是形成了一台空前强大的战争机器。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队就已经在希腊中部进行的切罗尼埃战役中，摧毁了希腊诸城邦的独立。7年之后，在伊拉克北部进行的高加米拉战役中，它又击溃了波斯帝国。雅典曾经在公元前490年，以及公元前480年两次击败波斯，并接着解放了西土耳其的希腊城市。但他们后来都被相对落后的马其顿所征服。而随后征服西亚的，不是雅典人，而是在腓力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的马其顿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希腊只有15%的土地适合耕种。这些为数众多、占地有限、零星分散的农业平原，被众多山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每个城邦独立的基础。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城邦总计有大约1000个。民主制度正是从这些微小的、竞争的政体中破茧而出。雅典，最大和最富有的一个，只拥有大约3万成年男性公民。其全部人口——包括妇女、儿童、外国人及奴隶——大约有20万。希腊的民主制度，依靠一个很狭窄且支离破碎的基础来支撑。
地缘政治上的分割，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区域战争，而主要城邦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联盟之间的争斗，升级为偶尔的大规模战争。一直就高度军事化的希腊社会，当其剩余产品增加、地缘竞争加剧之时，更是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趋势的最高表现。
没有城邦曾经强大到可以建立一个持久霸权。公元前404年，雅典被斯巴达击败。公元前371年，斯巴达接着被底比斯击败。当“北部之王”腓力二世建立起最终将希腊各城邦完全征服的帝国时，这些国家依然彼此分割。
同时，城邦内部的民主制也被不断增长的军事化倾向所腐蚀。持续时间长，行军距离远，作战艰苦的战役，见证了职业将军、雇佣兵团及军事专家的产生。希腊政权被军事力量所主宰。当军队由自耕农控制时，民主制度是强有力的，当军队被职业雇佣兵操纵时，民主的根基就遭到了破坏。
古希腊文明前所未有地复杂和充满活力，但它的存在，与自己置于其中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的普及既没有深入城邦内部，又没有遍布各城邦。希腊世界分割成敌对的政治力量，长期来说，意味着专业军事人员以牺牲民主大会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马其顿吸收了希腊文明的诸多优点，并利用它们创造了一种军事体制，能将一个中等规模的王国转变成巴尔干帝国。技术很关键，但规模也同样重要：只有控制了足够大领土及足够多剩余产品的马其顿国王，才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并实现希腊世界的统一。
因为希腊是被来自上层的力量，而不是被来自底层的革命所统一，其民主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希腊变成了马其顿征服西亚的后勤基地。稍后，在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它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马其顿“继承者”国家之内的普通省份。在占据了波斯帝国——其财富超过了希腊上百倍一的广大领土和剩余物资之后，希腊文明也得以从一个城邦民主网络转变成世界性的帝国制度。
同时，在更远的西部，一个已经更有活力的军事帝国主义形态正在崛起。古老的罗马城邦，也正在转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在适当时候，它甚至能摧毁在东方建立了新世界秩序的、强大的马其顿诸王国。
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
罗马是希腊式市民社会与马其顿特色军国主义的一个融合。其结果是造就了古代世界最强有力的帝国。
罗马从公元前9世纪铁器时代的一个村落，发展成公元前8世纪拉丁尊长的一座山堡。公元前7世纪中期，它被伊特鲁里亚侵略者重建为一个小镇，从此之后就一直被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王朝所统治，直到公元前510年，在一次贵族反叛中，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罗马的特色表现在既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又有对外的帝国扩张。这两个进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内部斗争——秩序之争——使贵族与平民发生冲突。前者由一个世袭土地所有者贵族集团构成，他们享有对国家机器的独家控制权。只有贵族才能加入元老院这个贵族统治阶级的大会，也只有贵族能够担任高级行政长官这个政府最高职位。
绝大多数平民是普通的城市农民。如同在希腊城邦中一样，小农没有应对困难时节的多余物资，常常会欠债。债权人的利益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由贵族控制的元老院制订并由贵族担任的行政官员实施的。债务是大地产通过牺牲小农场来扩大的最重要机制。
一小部分平民能自给自足，有些甚至比较富裕，但他们依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因此，平民运动是一个平民贵族和平民大众之间的阶级联盟。其最重要的武器是分离运动——武装的大规模罢工。如同希腊城邦的公民农夫，罗马平民也组织了城市民兵——军团，而他们周期性地拒绝出战，用来实现社会和政治需求。
希腊民众已经采取了革命行动并赢得了纯血统的民主制度，而罗马大众从未能成功地推翻元老院。但他们确实赢得了巨大收获，其累积效用是罗马社会内部权力的一场彻底的再分配。富裕平民取得了进入元老院和担任高级行政官的资格。大多数平民赢得得了真实的投票权。新法律的通过，必须得到平民大会（一种市民组织）的同意。而任何参加战争的决定，必须得到百人大会（一种军事组织）的同意。不受欢迎的提案，可以被新的行政官员——保民官所阻止。
对于秩序的争夺以一个阶级和解及一部混合宪章而结束。统治阶级没有被推翻，但它的位置对新来者开放，其政治权力受到限制，决策也会视大众同意程度而定。这意味着在遭遇税收和债务时，小农场主的财富会受到保护。大地主以损害同胞利益而自肥的能力得到控制。反之，罗马贵族的野心转向了反对外国敌人。
罗马贵族有着极强的求胜心理。顶尖家族为国家高级职务而争夺，其报酬是权力、声望及丰富的物质回报。财富是目的更是手段：为了积聚政治力量，贵族需要财富。敌对派别通过赞助来扩充自己家臣和食客的扈从队伍。通过贿赂，他们积累支持者并巩固投票集团。不能积聚力量的家族衰败了。贵族阶级——元老院和骑士团———的成员日益依赖财富。赞助、公职和政治权力斗争，对于维持阶级地位至关重要。
平民对于剥削的反抗，决定了贵族内部竞争的形式。一方面，对派系力量来说，平民的支持变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平民的土地所有权，限制了贵族通过扩大现有庄园来增加财富的机会。
战争和征服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对外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战利品（特别是金银）、俘虏（将成为奴隶），以及土地（用以创建新的农场和庄园）。一些好处分给了普通的军团士兵，而后者因此有了投票支持战争的兴趣，并在作战中表现出色。但最大的份额当然属于国家及其元老院将军们。
这样，罗马变成了一个掠夺成性的、使用武力抢劫的帝国体制。罗马统治阶级不是通过提高国内剥削程度而积累剩余产品，而是通过武力夺取外国统治阶级控制的剩余产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在公元前5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3世纪，为控制西地中海，他们与迦太基帝国进行了两次重要战争。在公元前2世纪，为了控制希腊，他们与马其顿王国进行了两次主要战争。军事积累的过程是自我饲养的，在一次战争中夺取的剩余产品，为发动下一次战争提供了资源。战败的统治阶级被“罗马化”：他们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被鼓励采用罗马的精英文化并在罗马未来的征服中分到一杯羹。这就确保了扩张中的军团有新成员的稳定供给。
随着对国际秩序争夺的结束，在整个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内实现了稳定，但在国外进行着无情的侵略：帝国的剩余产品用来资助社会和平。这样，罗马从公元前7世纪后期的一个拉丁小城邦，成长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帝国。
铁器时代的技术，带来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印度孔雀王朝、中国秦王朝、马其顿继承者诸王国，以及罗马帝国——政体建设所需的大量剩余。在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这个四年大战的高潮中，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波斯帝国。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中，迦太基的汉尼拔带给了罗马共和国一场同样毁灭性的失利。但罗马拒绝投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两场战役的关键区别是罗马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臣属农民征收重税以供养职业军队。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则是由自由市民组成的民兵。罗马农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像波斯农民，他们与这个体系休戚相关。罗马在坎尼损失了8万男人，但他们的储备，据估计是70万步兵和7万骑兵；而且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都打定了继续作战的主意。
在共和国晚期（公元前133一公元前30年）的大危机中，罗马帝国主义政策的优越性将再次得到检验。
罗马革命
公元前133年，借助一个激进的土地改革平台，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因为贵族的反对，他绕过元老院，把自己的土地法案直接提交给公民大会并使其成为法律。第二年，他被一个右翼暴徒暗杀。罗马政治中的一个新的危机时代开始了。它将持续一个世纪，通过内战的几个阶段，甚至不时威胁这个帝国的生存。它最终导致了统治阶级的一场彻底重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次彻底变动，以及诸皇帝军事独裁的建立。
危机的产生，是因为继承于过去的城邦体制，无法适应世界帝国所创造的新兴社会力量。控制元老院的亲平民的贵族势力，已经固化成一个仇视“新人”的排他性贵族阶层。元老院精英对于高级职位的垄断，也为贵族中的其他派系所憎恶。这些人包括：元老院一些次要家族、第二级别的“骑士团”家族以及许多意大利的外省家族，他们如今已经参与到了共和国的管理和贸易中来。
继承来的特权与新的社会现实相抵触。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无法用旧的方式继续其统治。一小部分人赞同改革。另一个少数派别是顽固的反对者。大多数人犹豫不决，但一心想着捍卫财富和特权，在危机时通常会支持反对改革派。因此，改革者们寻求扩大势力以挫败元老院的反对。
对意大利的小农来说，在遥远的边疆参加征服战争是毁灭性的。第三次西班牙战争（公元前154一公元前133年）需要上万士兵。在一个典型年份，8个罗马公民中，就有超过1个将要在军队服役。许多被军舰送往西班牙的人，要在那里待很多年。
农场没人耕作了。它们通常被大地主收购。这样罗马公民的劳动就被外国奴隶所代替。一个当代历史学家解释道：“富人使用说服或者暴力手段，购买或者掠夺接近自己庄园的土地，或者其他任何属于穷人的小块土地。接着就开始经营大农场，而不是单一的农场。在这些地产上，他们雇佣奴隶和牧羊人，以避免在军队服役的自由公民来拖累这些土地。”其结果是一个双重的社会危机。意大利小农的衰落，使共和国军事活力所依赖的人力储备流失殆尽。而且，一个被奴隶填满的乡村，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
新型的奴隶经济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为中心。成千上万的俘虏被当作奴隶出售，然后被安排到贵族的庄园工作。有三次奴隶暴动席卷了这一区域：公元前136一公元前134年在西西里，公元前103一公元前101年依然在西西里，最后是公元前73——公元前71年在意大利本土。共和国晚期的危机开始于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这绝不是偶然的。提比略·格拉古和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最直接关注的，是军队征募和国内安全。这场辩论发生的背景，是西西里乡村的怒火。
许多复员的士兵和的小农场主最后到了罗马。这座快速发展的帝国主义城市——靠战争所得、市政工程项目，以及贵族赞助和消费来支撑——吸收了贫困的“剩余”市民。罗马暴民成为政治上的一支力量。
帝国的发展同样改变了意大利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至少一半的军团士兵不是罗马人，而是“拉丁”或者“同盟”的公民。渐渐的，那些在战斗中执行平等任务的人，要求平等地分享战利品。公民权成为一个爆发性的问题。公元前91到公元前88年的同盟者战争，是罗马人与意大利人之间围绕平等政治权的问题，进行的一场全方位内战。
意大利充满了易燃物：腐败的元老院议员、骑士团官员，以及行省的乡绅；小农场主被债务搞跨；复员的应征士兵在前线征战多年之后，生活在贫困中；膨胀的城市穷人团体；以及许多在政府中服务，却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非罗马人。但罗马革命——因为它变成了革命——有这种特质。在不满势力中，没有一个单独的阶级能够主导这场运动，没有谁能够提出一种改变后的世界的清晰愿景以及实现它的策略，从而确立对他人的领导权。没有谁能够提供一个革命的替代方案。贵族反对派害怕群众威胁他们的财富。小农场主害怕无地穷人。自由市民害怕奴隶的竞争。罗马人害怕随着意大利人大规模地被授予公民权，自身市民特权的稀释。
因此，这场群众运动，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的多阶级联盟。正是这样的情况，造就罗马革命一个复杂、扭曲和上百年漫长的结果。
通过元老院进行改革的途径被堵死了。民众主义者（平民派，那些主张由“人民”统治的人）依旧是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无法引发一场来自顶层的革命，以对抗贵族派（贵族或者“最佳人”，那些主张元老院统治的人）根深蒂固的反对。当没有一个能够冲破僵局的革命阶级时，只有军事力量能够决定事态。因此，罗马革命变成了一场军阀的斗争。
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追求有声望有利可图的军事指挥。在罗马政治游戏中，战利品和老兵成为高价值的筹码。革命转变为平民派和贵族派将军之间的内战，马吕斯对抗苏拉，恺撒对抗庞培。
决定性的人物是尤利斯•恺撒，一位顶级贵族，率直的野心家，以及凶残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政治家和改革家。恺撒使罗马革命的矛盾具体化，而他则是革命舞台的男一号。
在公元前49至公元前45年的内战中，恺撒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场群众运动而非一个革命阶级的领袖，他被迫与旧秩序寻求和解。从短期看，这证明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过于分裂并且充满怨恨。凯撒希望通过个人独裁来解决这个矛盾——这导致了他的被暗杀，以及内战的再启。
布鲁特斯和卡西乌斯领导的元老院反对派，很快被恺撒派领袖安东尼和屋大维击败。但这两人随后在他们之间分割了帝国，并着手建立竞争的权力基础。因此，罗马革命的最终争斗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派系内斗。
屋大维成为了恺撒·奥古斯都，第一个罗马皇帝。他建立了一个基于“新民”、温和改良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独裁统治。他的政权代表了一座意大利城邦最终转变成一个官僚管理的世界帝国。但从这时候起，这个古代帝国中最成功的一个，已经包容了导致其自身腐烂和最终解体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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