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一个阶级社会（公元前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二章第一个阶级社会

（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

· 第一个统治阶级
· 文明的扩散
· 青铜时代的危机
· 历史如何起作用
· 铁人

　　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巴基斯坦和中国土地肥沃的河谷中，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阶级社会出现了。教士、战争统帅和文职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地位，实现对剩余产品的垄断性控制，将他们的权威施加于其他社会成员，并且开始剥削他人的劳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这一被人类学家视为青铜时代的时期，金属被用来制造武器、祭祖用品和饰物。但日常劳作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仍然由石器、木器和骨器组成。正因为这样，社会生产力依旧低下，剩余产品依旧稀少，文明的传播受到了限制，同时，虽然一些帝国兴起又衰落，大部分人类依旧生活在它们不能达到的地方。
　　鉴于青铜时代精英的保守，技术革新出现在了世界体系的外围，而不是其核心地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项革新推动了许多旧帝国的颠覆，并开始了一场经济革命：这就是铁器生产。

第一个统治阶级

　　史前的苏美尔，伊拉克南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大片土地，由沼泽和沙漠构成。但就在这里，大约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就已经创造了一个神话中伊甸园的现实版本。
　　他们排干沼泽，灌溉其间的沙地，创造了大片特别肥沃的土地。从陶土匾额上的书写记录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前2500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出量是播种量的86倍。苏美尔人已经发明了文字，因为他们创建的这个复杂的、城市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需要他们用详细记录来维护，特别是税收和其他应付款的记录。
　　古代苏美尔的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丹麦。其肥沃的土地一旦被耕作，就能够生产大量的农业剩余。这就使从乡村生活到城镇生活的质变成为可能。苏美尔完成了两次大战期间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说的“城市革命”。
　　这场革命的主要考古学制造者是苏美尔（以及中东其他部分）的土台——经过上千年建设而形成的人造平顶土丘。一层层的土壤代表着社会阶层，而泥砖建筑讲述的是历代居民的故事。它们展示了在公元前第四个和第三个千年之间，铜器时代的乡村扩展成为青铜时代的城市。
　　考古发掘显示，被称为“金字神塔”的庞大庙宇和土丘，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伊瑞克，一个早期王朝（大约公元前2900—公元前2300年）的神塔高达10米，用晒干的泥砖筑成，墙壁上装饰有上千个陶制酒杯.顶部是一个沥青平台。总体上说，这个城市，连同它的居民区和生产区，占地有5平方公里。
　　神庙以及供养它们的周围乡村的地产，都属于神。拉格什的土地被大约20位神所瓜分。女神巴乌拥有44平方公里。其中一些分配给了个体家庭，另一些作为巴乌的个人财产，由领薪水的劳力、佃农，或者做习惯性劳动服务的“氏族战士”耕作。
　　当巴乌本人不在的时候，这些财产由神庙祭司代表她进行管理。有些人只能占有0.32—1公顷的土地，但有证据显示，有一个高级寺庙官员拥有14.4公顷。这样一来，祭司们既有自己土地上的私有财产，又能对神庙地产进行联合控制，就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
　　财富使他们强大，而他们的权力被用来积累更多财富。一项打算在拉格什恢复旧秩序的法令“就像它刚开始存在时一样”；它记录了祭司们正从穷人那里偷取财产，实施多种多样的勒索，甚至把寺庙土地、耕牛、设备和雇工，都当成他们的私有财产或奴隶。
　　城市长官（后来被称为王）从祭司等级中产生。在拉格什，城市长官是最高神的首席祭司，又是城市军队的总司令。他享有246公顷巴乌土地的使用权。拉格什的城市长官只是苏美尔众多统治者中的一个，因为这一地区被分成了不同的城市国家。它们之间经常开战。乌尔之神器——从公元前2600年的王室坟墓中出土的一只装饰得很好的盒子——描绘了四轮战车践踏敌人，戴着头盔、穿着镶嵌金属的斗篷的长枪兵，以及站在国王前面赤裸的俘虏。
　　每个政治实体都害怕自己的邻居。他们个个都有土地、畜群、粮仓、财富，以及一支用于护卫的队伍。军事力量对于防御是至关重要的。但军事力量一旦获得，就可以主动地使用。对于未来安全来说，先发制人的侵略也许是最好的保证。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很可能会增加统治者的财富和力量。
　　军事力量同样具有一种内部功能。国家——统治者、僧侣、一个官员和职员的管理机构，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武装团体——是用以维护城市新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官僚体制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阶级权力的工具。城市社会的复杂性，要求书写以保留记录，标准化度量衡以发展贸易，而几何和算术用以丈量土地。在一个日益复杂和阶级主导的社会中，谁欠谁什么需要评估、写下，以及实施。
　　新类别的专门人才被训练来从事这些工艺。他们的教育是秘传和排他的。国家等级制度给了他们权威和地位。更古老的那些专门人才类别——商人和工匠也被整合进了新的社会结构之中。这里没有自由市场。古代城市的经济植根于政治秩序。统治者控制什么能够交易，什么地方可以出售，以及由谁出售。特别是，他们维持着一种对金属制品，特别是金和铜的垄断。
　　简而言之，早期王朝治下的苏美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充分发展的阶级社会。处于最底层的是奴隶。在他们之上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平民。平民之上是自由市民。一个陶土泥板上讲到了205个作为奴隶的少女和小孩，也许在一个集中的纺织设施内被雇佣。另一块泥板描述了拉格什巴乌神庙的职业等级。位于顶端的是专职人员、官员和牧师。位于底端的是面包工、啤酒制作工和纺织工人，其中许多人是妇女，又有很多奴隶。
　　在埃什南纳发掘的房屋群，清楚地揭示出阶级的差异。位于干道上的较大住宅占地200平方米或者更多。但小一些的房子，往往只有50平方米且排成狭窄的小巷，数量要多得多。
　　阶级不平等是受憎恨和抵制的。苏美尔泥板提到了这种紧张关系。它不是基于共识，而是强制实行并用武力来维持。
　　一个少数人的团体，是如何掌握权力，让自己骑到大多数人的头顶上？是什么使得少数人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积聚财富？
　　阶级既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一种社会联系，又是剥削和积累剩余的一个经济过程。它必须连续再生产。而且因为其是竞争的，也就包含了阶级斗争。统治者对财富和权力的内驱力，在贫穷和财富的组合中获得了牵引装置 ——一种将所有前工业阶级社会用虎钳般的爪子控制住的组合。
　　贫困是一个普遍状态。传统农业经济不能生产足够多的物品，为所有人充足供应。有时他们甚至不能提供足够的必需品。财富是一种特权，一种对稀缺资源的优先要求，它将财富分给某些个人、家庭、土地所有者、寺庙、部落或者城市国家。财富可以是私人的或者集体的，但从来不是普遍的。
　　这种矛盾的配对——贫穷和财富——引起了阶级不平等、国家权力以及战争。史前苏美尔的宗教和军事专业人员被授予了控制剩余产品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行使自己的职责。起初，他们的地位依赖于公众认可，但对剩余的控制使他们强大，而且随着他们巩固自己的权威，这些人发现可以通过使用它让自己进一步致富，并不通过公众认可就能保持自己地位。这样，苏美尔城市的高级教士、战争首领、城市长官和小国王们进化成为一个剥削的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来积聚和消费剩余产品：这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非处于社会中的力量。

文明的扩散

　　大约同时或者稍后，在其他几个地方，类似的一些事情在发生。文明并不是从一个单一中心向外扩散的：当环境允许其成为可能时，它就会独立兴起。
　　在苏美尔，教士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势力，庙宇地产为他们提供了财富，金字神塔则提供了最壮观的纪念碑。城市长官和战争领导者都是从神职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在埃及，情形却恰好相反。美尼斯，猎鹰部落的领袖，第一个传奇性的法老，通过军事征服，将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和尼罗河谷（上埃及）统一起来。在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他宣布自己是一个神王（法老）。教士、官员、商人、工匠和农民，所有人都要服从法老。统治阶层——教士和官员——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王室赐予的职位。旧埃及王国（公元前2705-公元前2250）的标志性纪念物大金字塔，并不是神庙，而是王室的坟墓。
　　如同苏美尔教士和城市管理者，法老们培养了城市革命所需要的文化先决条件：灌溉系统，长途贸易（特别是金属、木材和宝石的贸易），读写能力和记录保管，数字符号和几何学，标准重量和容积，日历和计时，以及有关天文的科学。
　　城市管理系统反映的是国家和统治精英的需要。对尼罗河水道的控制，确保了充足的收成，大量的剩余，以及健康的劳动力。官方的贸易代表团，确保了用于武器制造、祭祀建筑和奢侈品消费所必需的原材料。一个精通文字和运算的官僚机构，管理着国家权力所依赖的贡赋和劳役。
　　在其他一些地区，独立的城市革命也在发生。这显示了所有人类都有能力取得最高成就，是文化和环境——而不是生物学——决定历史差异。
　　公元前2600年左右，现代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出现了城市文明。摩亨佐•达罗的巨大纪念物和郊区住宅占地2.6平方公里。哈拉帕城的周长达到了4公里。封印的题写，度量衡的标准化，显示了复杂的管理技术。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古安阳，是一个没有城墙的综合设施。经过测量，其长度几乎达到了10公里，宽为4公里。公元前13世纪，它可能是商王朝的都城。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丰富的王室坟墓，大批装饰用的青铜器，以及数以万计破裂并题字的“甲骨”。
　　如果我们及时向前看，就会在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的模式。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在其发展顶峰的公元450到650年，是一座占地20平方公里，有大约15万人的城市。在其市中心，是一个以巨型金字塔主导的综合祭祀中心。太阳金字塔的底座有210平方米，高64米。
　　位于非洲核心区域的大津巴布韦（1100—1500），是一座有2万人的城市。其财富以家畜、谷物栽培，以及金、铜、象牙和奴隶贸易为基础。它的领土在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延伸，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
　　人们曾经相信，文明是从一个单一中心向外传播的。学者们记述“来自古代东方的文明之光”，这与19世纪的见解“白种人的责任”——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文明使命”异曲同工。考古学已经证明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位于不同的地点，处在不同的时间，文明可以独立发展。其传递的信息是，所有人类拥有共同的人性，并有相似的创造潜力。
　　但是，文明的主要中心，确实对其周边社会有冲击作用。“核心”（更先进的都市区域）和“外围”（经济上依赖它们的欠发达区域）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
　　埃及法老从黎巴嫩获取木材，从塞浦路斯获取铜，从苏丹获取金。有时，这是一个和平交易的问题。黎巴嫩的城市比布鲁斯通过木材贸易而致富。当地商人雇佣能理解埃及语的职员，这就是文化上的互动。但这同样也可以是一个掠夺的问题。苏丹北部被埃及吞并，被迫以黄金为贡物。因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因子的，它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维度。
　　对贸易的需求鼓励了商人、舰长和造船专家。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由桨手驱动的长船被用于爱琴海。公元前2700年的特洛伊城堡（被称为第二特洛伊），是为了守卫一个港口而修建，后者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在大约公元前1950年到公元前1450年，由于克里特岛在东地中海的中心位置，以及岛上居民对于货船的创新设计：船体深、容量大、帆动力，米诺斯城的制海权（海洋势力）上升到支配地位。克里特文明的统治者居住在不规则伸展的石头宫殿中，殿内有装饰有壁画，并有堆满了巨型陶瓷容器的储藏室。
　　希腊诗人荷马，描述奥德修斯的旅途劳顿时，说他像“一个商队的某位队长，将生命花费在艰苦的行程中，担心他的运货费用，当他带着丰厚利润回到家乡时，还要密切留意自己的货物”。在青铜时代的许多社团中，航海家和商人是熟悉的形象。
　　贸易给大帝国的外围地区带来变化，同样也带来了战争的威胁。公元前2330年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阿卡德的萨尔贡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城市，形成了一个最终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的帝国。旧埃及王国的法老占领西奈半岛，以获取其铜矿。在大国的军国主义政策威胁下，外围的一些小国和部落因此为作战组织起来。武士、武器和战舰支配着青铜时代的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军备竞赛一直发展得很快。古代壁画描述了装载货物的商船，同样也刻画了满载士兵的战舰。
　　通过贸易和战争，以及货物、人员和观念的流动，中心和外围的社会相互影响。文化的分享和传播，就是考古学家们所称的扩散。这是知识和生产力得以提高的一个首要机制。发展被屏障所阻碍，因桥梁而便利。
　　但是，一个精英竞争和军队敌对的世界，同样蕴藏着浪费和倒退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青铜时代文明的矛盾，一再将人类推入危机和暴虐。

青铜时代的危机

　　青铜时代的帝国起起浮浮。以伊拉克为中心、有140年历史的阿卡德帝国，在公元前2190年突然崩溃。同样突然的是在不久之前，大约公元前2250年，埃及旧王国的法老也被推翻。
　　为什么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会衰败？历史细节是缺乏的。但埃及的资料记录下来了饥荒、国家的分裂，以及利比亚从西面，努比亚人从东面的入侵。我们不清楚的是，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些金字塔的建造者，他们统治下的曾经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再有能力养活其国民，实施其权威，并保卫其边界？
　　这种盛与衰的模式一再发生。新的帝国从青铜器时代早期危机的混乱中崛起。公元前1600到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东岸再度被互相竞争的帝国——埃及的新王国、安纳托利亚的赫梯王国（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米坦尼王国（伊拉克），以及希腊的迈锡尼王国——瓜分。但是在公元前12世纪的动荡和冲突中，这些青铜时代后期的地缘政治体系同样瓦解了。被围困的埃及新王国法老们，记录了利比亚人和“来自所有区域的北方人”的联合攻击。后者更加危险。这些多种族的海上民族聚合了大批海盗船只。“突然，拉美尼斯三世声称，“这些人四处活动……没有国家能够抵挡住他们。”
　　作为杰出的航海家和勇士，希腊人也属于这些海洋民族之列。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许就是依据一份口述记录写成。它描述的是发生在公元前1190年左右的真实事件。荷马史诗将其转化成传奇主人公们英雄事迹的传说。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内核，可能是一场希腊海盗为掠夺财富而发动的大规模海上袭击。
　　因此，青铜时代晚期诸帝国的解体，和这个时代早期那些帝国的经历相似。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地中海转向远方，放在那些于不同时代曾经发展过的文明上，我们看到的是帝国兴衰的相同模式。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巴基斯坦的摩亨佐一达罗和哈拉帕两个印度河文明崩溃。考古开凿者在摩亨佐一达罗发现，这个伟大城市的发展达到顶峰之时，留下了大量没有埋葬的人类遗骸，他们的被杀，很突然也很残忍。
　　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商朝到公元1644—1911年的清朝，中国历史记录了漫长的一连串专制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以及偶尔的、有时可以持续几个世纪的内战与分裂时期。在整个帝国时代，尽管存在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成果，以及产出和人口的巨大增长，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文明依旧保守。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社会秩序不过是在自我重演。中国提供了古代文明循环轨道的一个极端例证。
　　因此我们有了两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古代诸帝国会兴盛和衰亡？为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这个矛盾的社会形式会不断复制自我？
　　古代世界以技术停滞著称。好几次，人类通过改变一个现存的“生产模式”（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而摆脱了它。气候变化摧毁了旧石器时代末期猎人所依赖的大型猎物栖息地。其反应）——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通过采用谷物栽培和家畜养殖，在生产率、产出量和人口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随后，土地衰竭和人口压力为这种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模式创造了危机。在城市革命时期，基于土地开垦、灌溉方案及应用犁耕等方式，通过第二次跳跃式发展，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但城市革命同样为未来的发展树起了障碍：一个统治阶级的存在。我们已经描画了它出现的图表。我们注意到，其根源在于宗教、军事和政治职能的专业化，也源于一个原始经济体系内在的短缺和不安全性：最早的统治者，是其社会角色可以使自己控制短缺资源的那部分人。
　　为什么统治阶级一直是新观念的阻碍？为增加剩余而改进技术，这难道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吗？这既正确又不正确，正如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有矛盾的压力。
　　新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的位子上坐得不稳，他们中间有分歧，家族反对家族，城市反对城市，部落反对部落，帝国反对帝国。为了胜过国内对手，顶级家族有亲信和保镖作为家臣。他们需要军队和堡垒来对抗外国的敌人。统治者也是从大众中分裂出来的，因为后者是被压迫者，有潜在的叛乱可能，统治者不得不用武力和欺诈的明智组合来威慑他们。
　　武力意味着来自贵族家臣和国家权力的威胁。欺诈意味着“统治者扮演核心角色并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的意识形态主张。两者都体现在了主宰考古学记录的宏大纪念碑上。我们来看旧埃及王国的金字塔。它们是盼望寿与天齐的神王们的王室坟墓：依据一个虚假的意识形态建立的纪念物，统治者凭借它提升为一个令人敬畏和恐惧的强人。金字塔的设计，是用来教导人们摆正位置。在一个阶级战争中，它们是意识形态武器。
　　因此，青铜时代的精英们并没有将他们所控制的剩余产品投资于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相反，他们将其挥霍在军备竞争、树碑立传以及当然还会有的奢侈生活方式上。权势、宣传和特权而非生产率消耗了青铜时代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产品。
　　事实上，革新更可能被统治者看作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次机会。统治阶级自身不可能身体力行，生产劳动是由普通民众完成的。因为这个原因，迄今为止，正如其显示的那样：新发明更有可能来自底层，壮大普通人的力量，中断已经确立的经济安排，并可能会动摇社会秩序。因此他们会持怀疑态度。
　　青铜时代的统治者对新技术几乎不感兴趣，除非它有军事用途。在一个竞争性地缘政治体系内，他们关注的是权力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的贪婪从来不会满足。昔日纪念物的壮观，为那些后来者树立了供超越的标准。统治者为宫殿的奢华、坟墓的显赫，以及他们伟大城市的艺术和建筑而竞争。但首先，他们作为扩大的和抵触的竞争政体而展开军事争夺。在青铜时代晚期，可以看出一场慢动作的军备竞赛。在公元前1200年，相比公元前1600年的状况，似乎有了更多的士兵，更好的装备，守卫着更坚固的要塞。世界正变得越发有军国主义色彩。
　　因此，技术是停滞的，但剩余消费却在增加。战争、祭祀和奢侈品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剥削是必要的，而上层的过度消费，反映在社会农业基础的退化上。青铜时代晚期骄傲的武士贵族是一种寄生性的社会精英，他们的经济消耗日益无法维持。这就是公元前12世纪，他们的世界从内部瓦解的根本原因。
　　但这是一个没有内部解决方案的问题。停滞的技术意味着社会经济的保守，在旧社会体系中，没有新力量的发展。因此，只能在入侵的游牧部落和一个旧的（失败的）帝国文明的再生之间作出选择。人类再次陷入一个僵局。只是这一次，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对人类的创造力和进步树起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历史如何起作用

　　青铜时代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让我们暂时停下来进行评估。一个复杂社会所需的要素都在适当的位置，因此可以很方便地提问：历史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三个引擎牵动历史车轮前进。第一，是技术的发展。进步可以解释为知识的积累，使更好地控制自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可能，以及储备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整整数代的农民在中国的商王朝，希腊的迈锡尼王朝，或者英格兰的诺曼王朝，也许终其一生，也不会经历农业技术或者家庭设备的重大革新。只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植根于生产方式。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明白地指出：“以不变的形态保持旧生产模式，这是……一切早期工业阶级的第一生存要务。”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进步是偶然的，不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动力所固有的。例如，在阶级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生态危机威胁人类族群的生存，这一点也许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石器时代的变革，似乎就是对气候变化以及因此造成的猎物急剧减少的一项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在早期的阶级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受制于更为多样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一些是革新的催化剂，而另一些却是进步的障碍。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历史进程的另外两个引擎。
　　第二个引擎，是统治者之间为争取财富和权力进行的斗争。其采取的形式，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冲突，例如相互竞争的贵族派别，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例如相互竞争的国家或帝国之间的战争。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竞争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因素。从本质上来讲，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就是竞争的民族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较量。
　　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政治斗争，采取的形式是竞争性的军事积累。世界被划分为相对敌对的集团和组织。政治上的不安全性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是军事竞争——一种比对手更快地扩充军队、加强工事及扩展军备的无情驱动力。
　　历史进程中的第三个引擎，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古代世界，竞争性的军事积累，要求统治阶级提高剥削率，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但有两个因素限制了这一进程。首先，农民和整个经济体系必须再生产他们自己：过度的赋税将会——有时候确实——摧毁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其次，是农民对于剥削的抵抗。
　　我们对青铜时代的阶级斗争知之甚少。一个例外是由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底比斯（当代埃及的卢克索）的文件提供的。它们涉及一个由为精英修建神庙和坟墓的熟练采石匠、石工和木匠组成的社群。这些文件记录了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工匠尽管收入不错，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但恃强凌弱的工头们有时会设法加大剥削力度。有一次，那些认为“剩余”是他们应得的工匠，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但有时，被压迫者会还击。其中一份文件记录了以下内容：在公元前1170年，当工匠的口粮被延迟发放，他们的家庭面临饥饿之时，在工匠妻子的支持下，他们举行罢工——这是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个此类案例。
　　因此，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三个引擎发生作用：技术的发展进步，敌对的统治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不同阶级的对抗。每个引擎都是完全不同的。每个都在一个不同的寄存器内，以不同的速度运转，产生的效果也是间歇性的。正因为如此，历史进程极为复杂。不仅因为每个引擎自身是矛盾的综合体，而且三个引擎同时运转，时而按照同一方向牵引，时而沿着对立的方向起作用。因为这些原因，每个历史形势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都是经济问题、社会张力、政治对抗、文化差异和个人影响力的独特结合。这个结合提供了历史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环境。但环境并不能决定结果。正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的对抗，决定了历史的未来走向。
　　让我们回到青铜时代文明的连续性危机。统治者的浪费支出，耗尽了来自生产性技术的资源，并且有效阻止了实验和革新。不仅如此，知识的进步被以下因素所限制：巫术、宗教和其他形式的骗人把戏，以及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对他们不理解或害怕带来颠覆性后果之事物的怀疑。
　　进步取决于“正确的意识”——关于世界的知识，因为它与外在现实相符，是人类行为的有效指南。“错误的意识”——例如，相信神王、神的鼓舞.或者祭拜的功效——有着相反的作用：它对知识、对实际工作，因此对社会进步都是一种阻碍。在帝国文明中，不是知识和实践在真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增进技术和生产力，而是这两者一一意识和物质，读写能力与劳动——的分开。埃及牧师研究星体，而非土壤，写作木乃伊说明书，而非自然科学。埃及农民创造的财富被浪费在弘扬神秘的纪念物上。工匠的技巧被贬低为不过就是手工劳动。
　　因此在旧文明时期，进步受到阻碍。能够冲破僵局的新力量还没有培养出来。历史的能量，浪费在推动帝国车轮时快时慢的转动上。
　　但如果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守旧的停滞深处之上的、地缘政治动荡的泡沫，其外围无疑更有活力。这里，相对自由地摆脱国王、教士和官僚的控制，更广泛青铜世界的游牧民、农夫和工匠将突破知识和技能的极限。
　　创新有许多，但其中一项占据最高地位。青铜是昂贵的，属于贵族的，而且质地太软，不适合制作得力的工具和武器。一种金属，便宜、坚硬，并且随处可以得到，它将征服世界。
　　在青铜世界晚期危机的动荡和冲突中，从北方来了一批侵略者：铁人。

铁人

　　许多革命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区域，而不是其核心。边缘地带的生活缺少安全感，没有保证，因此也就少了几分保守。
　　在青铜时代的古代文明帝国中，手工劳动既被人剥削，又受人鄙视。大量的剩余产品被侵占，浪费在战争、纪念仪式和奢侈品上面。能够留下用于投资新技术的很少，统治者也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动机。革新包含了思考、疑问，想象新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的创造力不仅需要作用于其上的物质资料所否决，同样也被教士的符咒和谬论所催眠。
　　人类创造性偶然闪出的火花，在停滞的大背景下，显得是那样的突兀。埃及人发明了玻璃工艺，巴比伦人发明了会计，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表。这几个突破规则的例外是发人深思的：一个是奢侈商品，一个是计算财富的方法，还有一个是记录财富的字母。对于农夫和工匠来说，这些发明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它们关注的是财富的消费和控制，而不是其生产。它们反映了一个学问的世界与劳动的世界分离的社会。
　　但是在外围却并非如此。在这里，大约公元前1300年，一场将要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其发生的准确地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一地域是那些超级强国鞭长莫及的。
　　考古记录是很明确的：从这个时候起，金属器物的数量、使用范围和精密程度都在激增。采矿技术的发展，向社会供应了更多的铜、锡和金。冶炼技术也进步了。金属工匠们开始使用多重模具和脱蜡技术来制造前所未有的精密器具。
　　有时，我们会发现来自撒丁岛的青铜战士雕像，丹麦沼泽的青铜喇叭，铸造得看起来像胸肌的青铜护胸甲，青铜盾牌、宝剑、剑鞘、箭头、斧子、马具、小刀，以及更多其他东西大规模囤积。考古学家知道上千个青铜时代晚期的贮藏地。位于剑桥郡伊斯海姆的一地，保存有6500件金属制品。
　　很快，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金属工人开始试验从顽固倔强的矿石中提炼铁的方法。
　　铁并不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时会使用熟铁制作粗糙用具，但并没能开发用经济的成本大批量生产有品质的铁制品的技术。这可能是远古时期生活在高加索山系的一个野蛮部落的成就。这项新技术似乎从那里传到了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赫梯帝国。接着，它的进一步传播因为帝国统治阶级垄断铁制武器的决心而耽搁。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帝国解体之前，铁制品并没有普及。而在其崩溃之际，铁加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事实显示，在技术、生产率和产量方面最伟大的进步都发生在强权国家的外围，以及它们之间的空隙区域。
　　铁加工业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青铜既昂贵又相对较软，这也是大部分青铜时代的农夫继续用木制和石制工具劳作的原因。铁贮藏丰富、价格便宜、质地坚硬，但直到这时，使用障碍还是其熔点过高。
　　铁的熔解需要特殊的锻铁炉——在其中使用风箱，让铁和碳得到空气，以达到极高的温度。一旦这个技术发明出来，普通农夫就能建造自己的锻铁炉，并使自己装备金属工具。
　　任何对铁器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有所怀疑的人，应当尝试用木锹挖地，或者用石斧砍树。3000年前，铁器为农业、工业，以及战争，都带来了彻底变革。其效果是一场质变，堪比19世纪蒸汽动力的作用。它同样预示着社会秩序的颠倒。青铜器是贵族的特权。青铜时代由操纵战车、配备昂贵武器和盔甲的军阀所控制，他们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后者使用原始工具，被无休止的辛劳所束缚。
　　铁器是最好的砍伐和切割工具。使用铁斧的人，可以清除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以开辟新的农田。接着，通过使用铁犁，他们可以耕种重黏土。冶铁技术发动了新的一拨农业拓荒者，并且解放了农民。
　　铁也有民主潜能。青铜匠为宫殿工作，铁匠为乡村工作。铁给了普通人长矛，甚至是宝剑。如果与其他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如果他们形成了一个密集队形，他就能阻止一次战车的挑衅。而如果他能这么做，他就能杀死地主。公元前1000年的铁匠们，如果他们知道这一点，就会是冶炼革命。
　　铁器时代早期的金属工匠，从小酋长统治的一个定居点迁居到另一个定居点，贩卖他的产品和技巧，是一个新世界秩序不知情的代理人。相互竞争的酋长争取他的服务，提高了他的经济价值，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自己和他手艺的价值。反过来，这给了他作为一个创新者的回报、独立，以及信心。
　　荷马捕捉到了一些相关内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跨度有四个世纪。它们声称描述的是公元前12世纪的事情，但因为它们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才完成了最终的形式。荷马有时描述青铜时代晚期，有时则描述他自己所处的古朴时期。当他说道：“一个预言家，一位医生，一个歌手，以及一个工匠，他们必定到处受欢迎”时，他告诉我们的是前帝国时代，公元前8世纪的“黑暗年代”，一个小酋长和铁匠巡回世界的事情。首先在北方野蛮部落出现的一个新的自由工匠阶层，在荷马生活的时代，在地中海东岸已经长期定居了。
　　在公元前12世纪，青铜时代晚期的诸帝国解体了。它们被彼此间的军事竞争消耗尽了力量，并被来自内部的抵抗力量和外部的入侵所打破。代替它们的地缘政治体系，是一系列小政体的拼合图——像埃及这样收缩了的帝国，像乌加里特这样的商业城邦，以及像巴勒斯坦这样的蛮族定居地。在这个开放更多、控制更少的新世界中，冶铁业得到了繁荣。塞浦路斯，一个航海商业中心，在公元前12和公元前11世纪地中海东岸以铁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旧的起落循环，青铜时代文明的周期性节奏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新的政治形式。历史正在开创新鲜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