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由来
一、帝国主义
在上一章里我们探讨了英国势力在全世界不同地区的许多地方的发展。现在可以把各种线索集拢起来，叙述整个过程的景象，以便指明为什么殖民地的扩张仅是英国发展的一部分，而这种发展曾经改变着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首先我们应当略述殖民地扩张的规模。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曾经把它的注意力主要地集中于印度，后来英国进入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腹地以及在新西兰的殖民地，最后与欧洲各强国共同瓜分了非洲和太平洋岛屿。英国殖民地在1860年约占二百五十万方英里，有居民一亿四千五百万；在1880年，其面积占七百七十万方英里，居民有二亿六千八百万，在1899年，其面积占一千一百六十万方英里，居民有三亿四千五百万。到1899年各个强大的殖民国家已经几乎把世界分割完毕。
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而英国的经济也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基础。旧日曾使英国享有世界作坊地位的工业垄断现在即将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个较为狭隘的，但却是更加完全的对殖民地的垄断，这就是说，英国把它的国家势力伸张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落后”地区，并且有意地使用这种国家势力来取得独占的权利，其目的与其说在于输出消费品，不如说在于输出生产资料和资本。我们已经叙述了英国在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这种发展，而正是因为这种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强调说明殖民地与英国重工亚的关联，强调到这种程度，也许有些使人感到单调了。
帝国主义一词常常被人滥用，所以把列宁那个十分精确的定义回忆一下是有益的。据他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具有下列五个主要的经济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0页——译者注］
应当附带地说明，列宁把1900年前后确定为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全世界规模的现象到来的时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垄断，而垄断在英国从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更为猛烈地发展起来了。在钢铁工业上，在海运和造船业上，在制造化学品、肥皂和人造奶油等新兴工业上，以及在铁路和银行上，尤其如此。因此，有一些企业组织如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公司，道曼-朗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等在重工业中都占统治的地位。英美大西洋海运托拉斯是银行家摩尔根以三千四百万镑的资本所组织的。勒佛斯和布伦诺-芒德已具有犹尼勒佛联合公司［今译“联合利华公司”——录入者注］和帝国化学企业公司的萌芽。
在修建铁路的大时代中纷纷崛起的许多互相竞争的铁路公司，到1900年前后，已减少到一打左右了；它们相互之间还缔结了营业协定，这样就铺平了它们进一步合并成现有的四个公司的道路。同样，各私营银行正合并为规模宏大的联合股份银行，有千百个分支行遍布全国。巴克莱银行就是这样在1896年建立起来的。于是不久以后，除极小部分以外，全国营业都为少数这种银行所控制。当交易日益在信用基础上进行的时候，银行的集中是最关重要的事。
在较老的输出品工业中，尤其在纺织工业中，以及在南威尔士以外的煤矿业中，走向垄断的运动并不这样显著。这些工业仍然比较落后，许多小企业资本不足，机械设备和营业方法陈旧，因此在大量生产上难与德国和美国那些同业相竞争。
资本的输出，无论采取贷款或投资的方式，都是与垄断几乎同样重要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在英国出现得比较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八十年代这种资本输出怎样在埃及见于实行的。同时，同样的发展也发生在印度、中国、南美和全世界所有工业化较差的地方。资本的输出与领土的扩张相关联，而且互为因果。英国的投资成为英国兼并土地的借口，而一块领土既被兼并，英国的国家势力就被用为促进伦敦债券主人的垄断利益的工具。
这样，在1900年以后，即当各主要强国实际上已把地球瓜分完毕的时候，资本的输出更为迅速。到了1900年，英国海外投资约达二十亿镑，每年得自此项投资的收入为一亿镑。到了1914年，资本和收入都已增加了将近一倍。这个数目的绝大部分是在铁路上的投资。据经济学家乔治·裴什爵士估计，1909年英国在外国铁路上的投资总共不下一亿七千万镑，这些投资的收入约为八千三百万镑。英国向不列颠帝国（包括埃及）和世界其余各地投资的分配，其比例约为六比五。在不列颠帝国以外，英国最大的投资地是南美，特别是阿根廷。
这些投资的利息主要是以粮食和工业原料缴纳的，其价值当时已远远超过了对外贸易的利润。英国日益成为一个寄生性的高利贷者的国家，于是债券主的利益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英国的工业相对地衰落了，举例来说，这表现在从事基本工业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减少，由1851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减到1901年的百分之十五，而从事分配、商业、家庭服务和奢侈品贸易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却相应地增多了。大规模的失业成为常见的景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失业人数罕有在一百万人以下的时候。另一个显然的衰落的征兆是周期性的危机日益频繁。这种危机有一次发生在1902-1904年，第二次发生在1908-1909年，而第三次则在1914年急速地发展着，只因大战爆发才被截住。
资本集中不但意味着企业规模加大，而且意味着纯粹被动的股东大大增加。典型的资本家现在不再是亲自营业并确实贡献其知识和力量于工业的工厂主，而是个收取股息的除资本外无所贡献的股东。这样，巨额资本的真正管理权就落在很少数事实上执有较少股票的人手里。交互错综的董事网把各种各样表面上独立的商行连结起来，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导向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交流，因而把日益增多的权力集中在银行家的手里。
这些年间英国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另一征候，就是英国与它的主要敌手德国和美国比较起来，英国的工业发展滞缓。虽然最后的结果总是相同的，但这三个国家是经由不同的途径走向帝国主义的。英国从领土扩张和资本输出出发，只是迟晚而不平衡地转入了垄断阶段。美国则有广大的相当整齐划一的腹地供它扩张，所以它从确立国内的垄断出发（例如美孚油托拉斯早在1882年就已经组成了），它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始成为殖民国和资本输出国。德国既没有殖民地而又没有腹地［德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的的殖民活动较晚——录入者注］，于是它以审慎周密地组织国内工业为基础而进入于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把垄断生产大加发展而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再者，英国向例依赖出口贸易并且需要输入大量的粮食和原料，因而这里的垄断生产，是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发展起来，从而逐渐淘汰了小规模的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德国和美国，垄断生产却是在细密的保护关税制度下发展起来的。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度，但不久就落在其他国家之后。以下各表明白地指出煤铁等基本工业的情况［内燃机的发明使石油成为帝国主义冲突的新中心。石油的生产自始就是一种垄断企业，而且美国始终掌握了石油业的塌权。石油不仅有助于导向战争，而且由于发动机、坦克和飞机的应用，战争的技术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作者注］：
这种英国本国生产的相对的衰落，其主要原因在于英帝国的存在和帝国提供了取得非常高额利润的投资机会。英国的工业在许多方面是古老的和旧式的，只有经过彻底的重建才能击败向它挑战的国家。但是对外投资给人以超额利润的时候，就没有从事这种重建的可能了。旧日的十九世纪的工业垄断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些本来可以用来发展英国工业以适应新情况的资本，事实上却大量地被用在装备可能成为敌对的国家的工业上了。
此外，英国的工业发展得早，这事本身却成了工业发展上一个严重的障碍。法国、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在发展时不得不与业已巩固的英国工业相竞争，并且只有用更大的效率和更新的工业技术才能发展。在英国一度以工业技术领导全世界的那些部门中，它现在开始满足于仅仅依赖那既得的地位，于是英国工业的各个部门一个又一个地成为落后而守旧的了。主要的趋势是，依赖过时但仍可用的机械设备和方法而不愿承担现代化所需要的重大资本支出。另一方面，外国的新工业当然是用可以利用的最新装备来开业。因此，就工程方面来说，英国自十九世纪早年起，在大量生产的方法上便比美国落后约三十年，而现在仍然如此，至于就合成染料的生产说，虽则最初的推动力来自1856年英国的一个发明［英国化学家Perkin发明的胺类紫色染料——录入者注］，但创业则移归德国，并且这终于成为德国建设巨大化学工业的基础。关于纺织业，矿业和其他主要工业，也可以描绘出一幅同科哟景象．总的结果是，在世界的市场上，英国在和新进的敌对国家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了。
在殖民地扩张时代，就是说，大约到1900年为止，英国和法国经常发生冲突，而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最活跃的殖民国家。自1900年以后，主要的敌对国家是德国，德国过去在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中一直是远远落在其他国家之后的，但现在始渗入英国资产阶级久已惯于视为自己的市场的地方。美国在本质上可以成为更危险的敌对国家，但在1914一1918年大战以前，它还没有充分参加世界的政治，然而自1900年前后起美国在南美的贸易已开始以损害英国商人在南美的利益而发展起来了。在夺取世界市场的斗争中，美国出现较晚，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国内以及处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的墨西哥、中美和西印度群岛等地可以开发的资源还没有被他们开发净尽。
到了1900年，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在这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冲突的，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没有实现的冲突的威胁。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英法两国已取得最丰富的战利品。新兴的德国和意大利则不得不满足于小块而不甚合意的残剩土地。在远东，俄国和日本互相注视着，准备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而作战。
事实渐趋明显，这种基于远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的相对力量而造成的瓜分世界的分赃状况，已经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不能持久不变。英德两国间的分赃尤其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德两国的竞争集中在某些落后的但不是狭义的殖民地的区域，例如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南美和日趋衰微的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德国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贸易由百分之十八点一增涨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二，而英国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贸易则由百分之二十四下降至山百分之十四点九。在南美，德国对南美洲各国的贸易由百分之十六增涨到百分之十九，而英国对南美洲各国的贸易则由百分之三十一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八。甚至在英帝国的内部，德国也正在牺牲英国而逐渐得势。因为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领上已全部被占领，所以只有凭着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而且只有凭着大规模的战争才能做到，因为这是牵涉到全世界所有列强的关系重大的问题。这样，经过了迂回曲折的道路，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就是1900年至1914年历史的主要课题之所在。
二、三国同盟，三国协约
在十九世纪大半的期间，英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已经看到［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作者注］，大体上是由一种愿望所支配的，即避免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太密切的关系，并集中力量于对殖民地的侵略。我们现在须追述英国如何放弃这种政策，而与1914年欧洲所分成的两大集团之一联系起来的。两大集团形成的经过至少要回溯到1870年法国为普鲁士所击败的时候。欧洲两大集团的形成是种种复杂而无耻的阴谋的过程，是缔结盟约而后用与之相矛盾的盟约（甚至到今天可能还没有全部发觉的一系列秘密条约）来否认它或取消它的过程。这些过程不能在这里作详细的叙述，但少数主要的线索是可以相当可靠地描写出来的。
欧洲大陆有四大强国即德国、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而意大利是个小得多的第五个强国。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勒索了苛重的战争赔款，此后德法两国的关系几乎总是处于敌对的状态。法国政府决心在有利时机到来的时候，尽早发动复仇的战争。因此，德国的政策以保持法国孤立为方针，因为法国没有同盟就不是德国的敌手，这是显然的。其他各国的关系却比这要曲折得多。
德国宰相俾斯麦想保持德国与奥国和俄国的同盟，并且在许多年之间，他居然做到了这种功业。甚至在1887年三帝同盟瓦解之后，德俄两国的关系也因有一个密约而又多保持了三年，这个密约的存在是俾斯麦的奥国盟友所不知道的。由于1882年意大利的加入，德奥的两国同盟乃扩充为三国同盟。
然而，德国毕竟不能把德奥和德俄的同盟一概保住，因为俄奥两国对东南欧的政策是处于根本上互相对抗的状态的。甚至连俾斯麦也大概觉得这事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俾斯麦下台以后，法俄两国便立即结成了军事同盟。这样，法国打开了二十年来的孤立局面，同时，德国也觉得奥国是个比俄国更可靠而且永远不会那样有独立性的盟国。俄国的威胁使这两个中欧强国靠得更拢，因为它们和1914年以前一般人一样，过分地估计着俄国威胁的可怕，过分重视俄罗斯国家的巨大的人力而忽视了它的腐朽与无能。
虽则自1890年前后起，英德两国政府曾试探进行一个英德协定，但到现在为止，英国始终处于两个集团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托利党比自由党更愿考虑与德国同盟，大概因为托利党是与殖民事业最有直接关系的政党，并且在殖民地的扩张中常常遭遇到法国的反对。
最后的和最尖锐的一次殖民地冲突间接地促成了英法协约的开始。1899年法国在法绍达事件上所受的耻辱，使它的政府感觉到，假如法国同时反对英国和德国，法国就注定是软弱无能的了。法国被迫选择了一个设想中的敌国，正如德国被迫在奥国和俄国之间选择了一个同盟一样。接着发生了布尔战争，英国政府发现了它那危险的孤立处境，开始在欧洲物色它的盟国。英国首先企图与德国接近，但德国把它的友谊定价太高。交涉在两国新闻界和政客互相咒骂声中决裂了，从而扫除了走向英法同盟道路上的障碍。
英法两国在宰割一块殖民地上缔结了协约，这最足以显示同盟的特色。探矿家开始发见摩洛哥境内贵重的矿苗，于是这块地方显然已临到被某个欧洲强国征服的时机了。但摩洛哥也是块众所垂涎的肥肉，没有一个强国甘心让它归于他国而自己得不到适当的补偿。所以在1904年，法国承认了英国在埃及的“特殊利益”，同时英国用一种慎重但完全可以理解的语言允许法国在摩洛哥自由行动［条约上明文规定：法国“无意变更摩洛哥的政治地位气这句套语在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的往来中，永远是兼并的序幕。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和第十五章第四节——作者注］。这是条约上明文规定的；而暗中所指的是，如果第三国提出对埃及或摩洛哥的要求，则英法两国就要竭尽全力互相援助来反对第三国。1911年这个英法协定就见诸实行了，当时法国已在摩洛哥发现了或制造了许多事变并以之为借口，进兵摩洛哥，占领了它的首都非斯。于是德国要求在法属刚果取得补偿，并且派了炮舰到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来支持它的要求。英国政府借着一度是和平主义者的劳合-乔治的口宣称，法国将得到援助，如属必要，那怕是援助它进行战争。战争诚然是迫在眉睫，但是双方都没有准备就绪，结果终于达到了一个妥协，即法国保有摩洛哥，德国则在刚果分得一块比原来的要求要小得多的土地。
甚至在英法新协约充分发展以前，英德的关系就更显然是敌对的关系了，这种敌对关系表现在一种自杀性的海军竞赛上［值得注意的是：英德两国第一次的冲突是在1892年由于争夺一条在土耳其的铁路的修筑权而引起的——作者注］。德国在1895年开始一心一意地建设海军，这种挑战立刻得到应战。1904年，英国极端的侵略主义者菲歇勋爵奉命为海军首席大臣［今译“第一海务大臣”或“首席海军卿”——录入者注］，于是他明显地以反对德国为目标，着手彻底重新布署海军部队，英国的主要战斗舰队已经从地中海撤出而集中在北海。在私人谈话中，菲歇实际上在极力主张甚至以不宣而战的方式袭击德国军港并毁灭德国的海军。当这种情报泄露出去的时候，德国当然无法相信英国有和平的意图。
两年以后，在1906年英国军舰“无畏号”下水，这个军舰载有十二英寸口径炮十二门，而通常的战舰仅载有十二英寸口径炮四门，无畏舰的出现使当时所有的战舰等于废铁。英国政府计划每年制造这种巨舰四只，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其后的连续三年中所建造的巨舰均不及此数。1909年在一种异常的鼓动下提出的口号“我们要八只！我们不能等待！”成功地扫除了政府不能行动的种种原因。某些军火商行的代理人有意地散布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新闻”，其中包含着关于德国建设海军的可怖的详细情形，这些详细情形后来证明完全是无稽之谈。以诺斯克里夫的《每日邮报》为首的下流新闻界掀起了一种怕德国人侵入的恐怖，这种恐怖并不因其违反每一政治和军事的可能性而不生效力。宣传德国人入侵的恐怖的结果是使海军预算大增，显然地加强了北海两岸英国和德国人民对战争的心理上的准备。
当这种海军竞赛正在进行的时候，哈尔登勋爵即着手彻底整顿英国的陆军。他用各地方保安队充作群众后备军，以代替效能欠佳的义勇队，而整顿改革陆军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支有十万人的能随时动员至法国作战的军队。英国政府不肯缔结任何具体的军事同盟，但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却举行了一系列的商谈，在商谈中详细地拟出了联合作战的计划。早在1905年便布置好了派遣远征军到法国去的计划。英法两国参谋本部的商谈中，英国事实上负起给法国军事援助的义务，但这些商谈是秘密进行的，甚至英国内阁的大多数阁员竟不知道这些商谈的情况［至少有三个阁员——阿斯奎斯，格雷和哈尔登——似乎知道这些商谈。在技术方面，参谋总长亨利·威尔逊爵士负有最重大的责任。黎德尔，哈特上尉说到这些商谈时，认为是“英国政策的一种束缚”——作者注］，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如何脱离了民主机构而独立的情形，而这些民主机构在理论上是控制着官僚机构的。
英法两国的结合由于同样秘密的甚至于更有约束力的海军协定而完成了。根据这个协定，法国舰队集中于地中海，英国舰队则集中于北海，两国保证各在其舰队所控制的地区内照顾另一国的利益。这个协定显然地使英国不能不参加德法两国之间的任何战争。
英俄两国间的谅解，虽然是英法和英德关系改变了以后必然的结果，但却费了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英俄两国在中亚细亚和近东是严重地和传统地处于敌对的状态的，而且在1902年，英国又与日本缔结了英日同盟。在日俄战争期间，英俄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俄国有重回德国阵营的可能。然而英日同盟产生了奇怪的结果，它使英国更易于与俄国达成协议，因为这个同盟保障了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同样，俄国在日俄战争以后的虚弱和1905年的革命，使它不象以前那样可怕，并且使它更渴望寻求同盟。法国政府极愿在英俄两国之间作调停人，英俄新关系的最初标志是沙皇政府在伦敦得到了一次贷款，这宗贷款使沙皇政府得以扑灭了当时的革命［详见俞天任《浩瀚大洋是赌场》——录入者注］。1907年，英俄缔结了协约，次年，为了巩固两国的同盟，爱德华七世与沙皇尼古拉［即尼古拉二世——录入者注］在雷维尔举行了会谈。作为一个象征人物，即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时代的十分典型的君主，爱德华是值得注意的。他对法国的强烈同情究竟是出于赏识巴黎为娱乐中心，还是出于赏识巴黎为贷款中心，不易断言；总之，他的偏见是有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些偏见恰巧与当时时代的潮流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着。爱德华最亲近的朋友们是一些极端侵略主义者，例如菲歇勋爵和埃歇勋爵以及最庸俗、最不名誉的金融巨头们。文非尔-斯特拉福在他所著的《维多利亚遗风》一书中说到其中之一道：“爱德华得力于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的友谊之处是难以计算的，但如果作这种计算，就最宜于把它记录在现金帐上。”为了报答，爱德华利用访问雷维尔的机会来斡旋一宗贷款，这贷款是欧内斯特爵士背着英国政府在俄国募集的。
英俄协约还需要另尸种东西，即献祭的牺牲品，而这很快就在伊朗出现了［亦即所谓“大博弈”——录入者注］。根据1907年签订的条约，英俄两国保证伊朗的独立和完整，并且把它分成三个地带，东南部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其余部分则为一种中立地区。1909年，伊朗发生了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伊朗国王被废了，伊朗人民曾致力于建立有秩序的和良好的政府。自然，这绝不是伊朗的太上皇，外国统治者们所喜欢的，于是一支俄国军队在伊朗南部的英国当局的协助下，开进了伊朗进行了恢复秩序、恢复伊朗王权和恢复欧洲统治的“保护”。
象在摩洛哥的情形一样，瓜分伊朗的用意也不但在使英国和俄国能进入伊朗，而且在乎使德国不能进入伊朗。到此时为止，英俄两国还没有与德国发生直接的领土冲突的地点，但现在除已有的经济和海军竞争外又加上这件事，这是使世界大战完全成为定局的唯一必需的事。由于土耳其帝国的衰微，近东成为自波斯尼亚至巴格达一个绝大的危险地带，德国既在早期的殖民地竞争中没有成功，因此就企图在近东圈出一块要求的领土。就某种意义说来，萨拉热窝的暗杀案是偶然的，但是自1908年至1914年一连串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地区却不是偶然的。所有的强国，除法国而外都在这里有这一种的或那一种的直接的利益，同时这里从土耳其帝国边缘上发展起来的各个野蛮的小国，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绝妙工具。
三、1906-1914年的国内危机
自1886年以来，除了一个短时期外，托利党一直是在朝的政党，到了1906年的大选，他们才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抛弃。在他们当权的期间，英国侵占了苏丹和东非，击败了布尔人的共和国。但由于布尔战争费尽力气而结果是一场可耻的虎头蛇尾，使他们丧失掉由这种成就可能得到的任何荣誉。人民一发现了从这些大肆宣传的殖民地胜利上他们所得的如何微薄，一个反作用就来了。在国内，由于塔夫河谷罢工案的判决对于工联的威胁，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完全站起来了。托利党内部因关税间题又陷于分裂。张伯伦和其他高级帝国主义分子见到，英帝国逻辑的发展是走向一个实行保护关税的单位，该党另一派却固守着自由贸易，而托利党的领袖巴尔福则徘徊其间，恐怕任何一方的政策会使自己所受的牵累太深。
结果，当自由党能运用粮食涨价来吓人的时候，托利党却不能提出个前后一致的、断然的保护关税的方案。总之，那普遍而又经仔细培养起来的信念，即认为跟着废除谷物法而来的长期繁荣是自由贸易的结果，这种信念仍旧很强，以至使人不能接受保护关税的政策。由于这些原因凑集在一起，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了破纪录的多数，赢得了所有的工业区的选票，只有张伯伦的坚强的根据地伯明翰区是例外。张伯伦在这里的胜利与他处的败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保证了保护关税派在托利党内的优势。
这时，第一次有新工党二十九个议员组成一个与自由党并立的坚固集团。此外，还有些工联候选人已作为自由党员而当选，而许多来自工业区的自由党和急进派的议员则担心他们对选民所作的保证，特别是取得推翻塔夫谷案判决的立法的保证。新议会最初行动之一就是通过“劳资争议条例”，这对于工人所得的利益远超过内阁的原意。在这些年间，这是一个唯一的可归功于工党的无可争辩的胜利。
自由党现在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东西，即一个在他们左边的处于反对地位的政党。诚然，这个。政党还小，它的要求还温和，但较精明的自由党策略家们却把它看作一种威胁，只有用最小心的笼络手腕，才能制住这个威胁。确实由于这个工党集团的存在，更由于它的存在而改变了的全国心情，才有与劳合-乔治的名字相联的一系列的社会改良。
劳合-乔治，这个确有教士口才而毫无忌惮的威尔士律师，由于反对布尔战争，博得急进派的声名。他在1906年至1914年的主要长处似乎是他能使讨论转入枝节问题，能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和小敌人——上议院、地主们、教会、啤酒商——而避开对人民群众深切有关的物价和工资间题。的确，第一次大战以前的社会改良（其中有几种不乏本身的价值），几乎事事都涉及了，就是没有涉及物价和工资间题。
第一件是养老金法案，给七十岁以上而每年收入不超过二十一镑的人每星期五先令的养老费。接着就是约翰·伯恩斯所主张的城市设计条例，然后是健康和失业保险条例，最后是农业章程，这章程似乎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付了地主，但实际上是完全无效的。
无论这些改良的其他结果是什么，它们在一个主要目的上是成功的，它们消除了议会中工党的锋芒。自1906年至1914年，在一个巨大而且日益增大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工党甘作附属于自由党的急进派，温和地批评细微末节，但是从来不敢提出一个独立的政策，或梦想采取一个足以危及内阁生命的行动。有一次他们真正发怒了，这就是爱德华七世在白金汉宫开招待会而没有邀请他们的几个领袖赴会的时候。
劳合-乔治主义基本上是从事收买工人阶级的，因此，自然有点浪费。但自由党内阁不久就着手实行的扩大的军备计划是更加浪费的。下表的数字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国家机器的迅速发展：
1909年初，劳合一乔治刚升任财政大臣，不得不用新税来筹措当时可谓巨款的总预算一千六百万镑。由这个难关，他制造出一个微妙的采取攻势的武器来压倒托利党的上议院，以保护人民反对贵族特权的姿态，挽回自由党内阁正在衰落的威信。
在本届议会最初的几次集会中，上议院曾否决或删削自由党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法案，这些法案本身不大重要并且不一定受人民欢迎。现在劳合-乔治提出一个预算案，故意把估计到会激怒自地主至啤酒商的一切贵族阶层的赋税包括在内。上议院立刻进入圈套，否决预算案，这是个史无前例的行动。自由党既面临一个似乎是最佳的竞选前景，就在1910年1月用“贵族对人民”为口号，请国民公断。
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结果是有点令人失望的。托利党获得了很多议席，当议会再行集会的时候，托利党与自由党的人数约略相等，决定权操在工党和爱尔兰各民族团体的掌握之中。这年下半年度又举行了第二次选举，结果各政党的人数分配几乎没有改变。自由党只有保证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以取得爱尔兰人的支持才能勉强使上议院通过预算案。
自由党与上议院的冲突随着一个议会法令的通过而告终，这法令剥夺了上议院对于财政法案的否决权，限制他们对他种法案的否决权，并且规定了一个法案若连续三次在下议院通过，就不管上议院的否决而成为法律。这种妥协既限制了上议院的权力，同时也把上议院的权力正规化了，因而较聪明的托利党人并不因为这种妥协而不满。自由党的政客们认为1910年的选举斗争是在全国人民对于选举非常冷淡的情形中进行的。劳合-乔治的改革和自由党对上议院的斗争似乎都不能激起自由党所期望的人民的热心。主要的原因是，1910年的工人情况显然已比1900年更加恶化，而自由党竟完全不能提供补救的办法。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九十年代，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自从机器在美国和其他各处应用于农业以来，物价即趋于跌落。然而其后的趋势却向相反的方面发展。自1895年至1900年，物价暴涨，自1900年至1906年物价的涨势稍缓，到1906年以后物价又迅速上涨。据估计，"1895年一个工人阶级主妇手里二十先令的购买力，在1900年跌到十八先令五辨士，在1905年跌到十七先令十一辨士，在1910年跌到十六先令十一辨士，在1914年跌到十四先令七辨士。”
这次物价高涨的原因有好几种，其中主要的大概是在发现兰德金矿以后，黄金产量的激增所引起的。最足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两次显然的物价的增涨，其中一次是跟着在这个金矿的初次发现以后，又一次是在1905年以后德兰士瓦尔的征服已发生效果的时候。各强国在军备上的开支，关税的增加，和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都是促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一物价高涨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也就是说是发生在利润日益增长的时期的。自1893至1908年，据查渥柴·莫尼的计算，利润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但名义工资仅提高百分之十二。因此，当利润涨得比物价快的时候，实际工资却以约略相同的比例减少，由于慢慢地领会了这种事实，由于工人觉得当雇主一天比一天富裕的时候，他们却一天比一天贫穷，所以二十世纪初年大罢工的斗争是那样的激烈。这些大罢工斗争是英国自从宪章运动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公开阶级斗争。
罢工运动是从群众中起来的，它的力量也是在群众之中产生出来的。议会里的工党则远远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工联领袖们不是被迫采取行动，就是感到没有群众或没有权力。局部的自发的罢工，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纲领，要求规定最低工资或减少工作时间。普遍地发生了争取承认工会的罢工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罢工运动开始发展出一种政治纲领，例如矿工们要求矿场的国有化，这种纲领在一些细节上是不成熟的，但远较工党的纲领为进步。在罢工运动发展到最高点以前，它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打断，但至少有些迹象表示它是向着争取政权的自觉斗争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只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阻止了一场势将直接提出革命问题的总罢工。
早在1905年，南威尔士矿工中间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罢工。南威尔士的矿工们通常是以具有特殊的战斗性著称，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南威尔士是垄断组织已有了重大发展的煤矿区。在这次罢工以后，跟着发生了铁路工人、棉纺工人、诺森伯兰和达勒姆两地的机匠和矿工的罢工。
到了1910年，罢工斗争达到了全盛地步。坎5月布林联合公司矿工的罢工从1910年11月继续到1911年8月，在桐尼播第和潘尼克雷格两地曾发生激烈的冲突，只是因为工会领导的薄弱，罢工始告失败。这次罢工在南威尔士产生了一批战斗在罢工斗争前列的新战士，并且鼓舞了1912年的全国煤矿罢工。
其次进入罢工斗争的是码头工人和海员。6月间在南安普敦和赫尔两地发生了罢工，在那里发生了相当大的规模的骚动。一个月以后，曼彻斯特码头工人和车夫举行了罢工，而这个争执解决以后，便立刻开始了伦敦码头上人大罢工，封锁了由布伦特福德到梅德韦的整个太晤士河上的交通运输。几千吨货物腐烂在码头上，没有罢工委员会的许可，即使是一车货物也不能移动。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的决心迅速地使政府放弃了它用武力肃清码头的计划，罢工终于在多数要求（包括每小时工资八辨士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告终。当伦敦困于码头工人罢工的时候，汤姆·曼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协助组织了一个自发性的罢工。这罢工不久就扩大为全国铁路的罢工，要求承认工会和废止强制仲裁。政府的干涉勒令工人接受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而这种解决办法并不能阻止1912年进一步的骚动。
1912年，发生了首次的全国矿工的罢工和伦敦码头工人又一次反对欺骗工联会员的罢工。1913年，罢工斗争转入了不同的方向。大规模的罢工很少，而在都柏林的罢工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是小规模的地方性的争执数目却达到了最高的纪录。这是罢工运动转入暂时的停息和养精蓄锐的年头。1914年，工人运动又发展起来了，跟着来了两个有显著意义的组织上的进展。第一个是矿工、铁路工人和运愉工人所组成的三业同盟，其中每一个行业保证以罢工来支持其他两个行业的要求。在这种气氛之下，总罢工实际上必然要发生于不远的将来。第二个是在机匠中间发展的职工代表运动，这个运动最密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情，而在大战期间，当正式工联机构为政府所控制的时候，它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领导的地位。
1910至1914年的罢工斗争的结果，使实际工资的下降中止了，并且有大批的新会员加入了各个工会。在四年之中，职工会会员由二百三十六万九千零六十七人增至三百九十一万八千八百零九人。
工人阶级的这种运动并不是自由党内阁所遇到的唯一棘手问题。自由党内阁所遇到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潘克赫斯特所领导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这运动起于1906年，自始就遇到警察和政府十分残暴的镇压。在较早阶段，这运动所采用的斗争的方法是合法的、非暴力的——例如阻碍会议、示威游行、强留阁员长谈等等。即使是这样，也有许多人被捕，而当被捕的从事女权运动的妇女实行绝食的时候，政府就应用种种强制喂食的残忍方法，常常等于施加酷刑，终于制定恶名远扬的“猫鼠法”［猫鼠法，即‘病囚暂释法”的别名。依此法，可将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女权运动者释放，以免他们死在狱中，由政府负责，但同时，政府又可任意将这样释放的人重新逮捕入狱。有的女权运动者被捕之后放了，放了之后又被捕，反复多次——校订者注）。由于应用这些方法而使人忍受的痛苦，只是使女权运动的斗争更加强烈起来，于是另外的战术如捣毁窗户和放火等不久也被采用。最后，政府建议提出一个选举法案，他们提议，选举法案中可以加入一条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女子参政运动者正确地宣称这是诡计，因为这个动议一经提出来，就因为它不合定例而被否决了。因此，当1914年大战爆发的时候，这种女权运动仍在高潮之中，由于大战的发生，运动才告停止。
爱尔兰问题比起其他的间题来要严重得多。为了报答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自由党内阁的支持，政府在1912年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予爱尔兰以比自治领所享有的权利要少得多的独立权利。法案为上议院所否决。在这个法案成为法律以前，经过了两年时间，而托利党就利用这两年时间来公开准备内战。争执的关键问题是爱尔兰东北部阿尔斯特的前途问题，这里的居民大部为来自苏格兰的有宗教狂的新教徒。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法斯特，因为这里有造船业和亚麻纺织业，它是英帝国主义在爱尔兰的主要堡垒。
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爱尔兰是个单一而不可分的民族国家，英国议会无权加以分裂。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们主张英国议会无权把他们置于爱尔兰南部的天主教徒统治之下，他们假装着是热烈忠于祖国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企图从德国取得帮助。最后，这场纷争归结到交界地区的两个边郡弗马纳和蒂龙的问题上，但托利党仍旧不顾一切地继续着叛国的买卖，自由党懦怯的每一个征兆，使托利党愈益嚣张起来。成千的阿尔斯特人在“庄严盟约”上签了名，庄严盟约是一种复苏了的十七世纪的国民誓约［参看本书第七章第四节——作者注］。他们约定要用“一切必要的方法来摧毁现时在爱尔兰设立自治议会的阴谋。”一大批义勇军招募来了，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是爱德华·卡生爵士和英国律师F.E.史密斯，后来这两个人都曾被任命为内阁阁员。在英格兰，包纳·劳和托利党领袖们公开地誓言支持叛党，并且鼓动军队作抗命和哗变的行动。当时负责任的托利党人的演说辞是可以供给编纂一整本煽动叛变手册的资料的。
当科拉驻军的军官们表示，他们宁可全体辞职而不愿奉命去进攻义勇队的时候，事变达到了顶点。在这个行动上，他们是受了最高军事当局包括原籍为阿尔斯特人的亨利·威尔逊爵士在内的鼓励的。这是1914年3月19日的事。一个月以后，就当着英国海军的面前，一只货船载着三万五千支德国来福枪和三百万发子弹驶入拉恩，这只船的名称临时由“范尼号”改为富于历史的浪漫主义的奥伦治党的名称“芒特柱号”了［原来芒特往这只船是在1689年基督教新教徒被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党徒围在伦敦德里时，冲破横阻港口的木栅而出来的——作者注］。关于科拉兵变和一般的托利党的叛变，列宁当时写道：
“自由党政府被这次统率军队的地主举行的叛乱吓傻了。自由党人已经习惯于用宪法的幻想和关于法治的空谈来安慰自己，闭目不看实际的力量对比即阶级斗争。这种实际的力量对比曾经是并且仍旧是这样：由于资产阶级胆小怕事，英国还保存着地主老爷们的一系列资产阶级前的、中世纪的制度和特权。
为了粉碎贵族军官的叛乱，自由党政府本来应该向人民、向群众、向无产者求救，但这正是‘受过教育的，自由资产者先生们最害怕的。于是政府劝导叛乱的军官把辞职书收回去，向他们提出不用军队来对付奥尔斯脱的书面保证，实际上就是向叛乱的军官让步。
1914年3月21日（旧历3月8日）将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日子，在这一天高贵的英国贵族地主彻底粉碎了英国的宪法和法制，给了人们一个很好的阶级斗争的教训。”［列宁：《英国的宪法危机》，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20-221页，第222页。引文中“奥尔斯脱”，即阿尔斯特【Ulster】。——校订者注］
在爱尔兰南部，阿尔斯特的挑战受到1913年组成的爱尔兰义勇队的应战。由于本年都柏林码头工人的罢工，局势发生了新的转变，即都柏林的雇主们故意摧残具有战斗性的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在这个斗争中，警察的残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两个工人被打死，几百个工人被打伤。罢工工人纵然得到英国工联会员的热心援助，他们却归于失败了，但这个失败留下了一份无价的遗产，即康诺利的国民军。为了粉碎贵族军官的叛乱，自由党政府本来应该向人民、向群众、向无产者求救，但这正是‘受过教育的，自由资产者先生们最害怕的。于是政府劝导叛乱的军官把辞职书收回去，向他们提出不用军队来对付奥尔斯脱的书面保证，实际上就是向叛乱的军官让步。
1914年3月21日（旧历3月8日）将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日子，在这一天高贵的英国贵族地主彻底粉碎了英国的宪法和法制，给了人们一个很好的阶级斗争的教训。”［列宁：《英国的宪法危机》，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20-221页，第222页。引文中“奥尔斯脱”，即阿尔斯特【Ulster】。——校订者注］
国民军是在警察充当雇主们的私用军队镇压工人时创立的工人保卫队，以后继续存在，渐渐接近于国民义勇队的左翼。康诺利了解阶级斗争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斗争的关系，这在当时，除了列宁而外，几无其它社会主义者了解这一点。他认为爱尔兰工人和农民是沃尔夫·托恩和芬尼亚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只有在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里，爱尔兰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用他的论据和实践，他将这信念传达给爱尔兰共和社中的优秀分子，即皮尔斯和汤姆·克拉克等人。但是，当该社已带头组织义勇队的时候，这运动的成功吸引了雷德蒙及其同党的注氛他们从中没有看到别的，只是认为这是议会赌博中有用的交易筹码。因此而引起的冲突，不可避免地酿成了在大战爆发时的完全分裂。
与阿尔斯特的义勇队一样，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取得武器，但与阿尔斯特义勇队所享的特许成一鲜明对比的是，警察和军队企图截取7月26日在浩斯的货船上搬卸上岸的军火。这种企图是失败了，但是在当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军队向巴切勒斯瓦克的徒手群众开枪，结果打死了徒手群众三人，打伤了三十八人。这个事变激起了整个南爱尔兰人民的怒火，同时因为关于阿尔斯特的交涉最后破裂了，所以似乎除了内战而外别无其他解决的办法。
爱尔兰的内战，和那虽然不太迫切，但是更为凶险的、可能成为总罢工的、日益高涨的工人骚动，使资产阶级面临着一个显然无法解决的间题。再者，只是在工联首脑极力阻止之下，给予都柏林罢工者的援助才没有演成举行声援罢工的行动，这预示出更为可怕的远景，即两种危险溶合为一，在英国工人总罢工支持下的爱尔兰独立斗争。这种局势并不是英国所独有的。在印度和埃及，民族运动正在迅速地发展着。俄国人民经过1905年和1906年革命的失败，正在恢复，革命危机似乎越来越接近了。法国的盖伊欧丑闻有比德雷福案件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之忧，同时可怕的军备负担已使该国离破产不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每年发展的新党员达几十万人之多。
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重要国家不希望由对外战争替那些似无其他解决方法的国内困难找到出路，这出路虽是非常昂贵但都是容易达到的。无疑的，1914年的大战是世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总局势的必然结果，但这些国内的困难毕竟须算在它的征候之内，它们在相当的程度内，也规定了战争爆发的准确时刻。
四、到萨拉热窝之路
人们曾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结在这个或那个国家或政客的身上。各种关于奥国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牌的议论，关于各国军队动员的正确日期的议论等等都有一定的学术上的意义，但是它们并不能影响主要的事实，即十多年来，欧洲一直分为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每个集团都大事扩张军备，并且力求牺牲另一集团来从事向外扩张。有人说各有关国家没有一个“要求”战争，这甚至可能也是实情，因为它们如果能不战而达到目的，当然就不要求战争了，重要的只是，它们一无例外地遵行着使战争成为必然结果的政策。
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的结果，但我们也可以比较明确地指出那为帝国主义时期的一般政治所环绕的各种冲突的中心环节。我们已经看到，那中心环节中的一个是英德两国间的贸易竞争，两国竞争的形式是：英国想把德国排斥到殖民地区或半殖民地区以外；而德国的对策是想向东南穿过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来冲破英国的包围圈。
第二个中心环节是法德两国的经济斗争，这斗争基于法国东部有大量的铁矿而缺煤，德国西部则有大量煤矿而缺铁的事实。两国的实业家都希望借一场胜利的战争，把全区统一起来归他们自己控制。第三个中心环节是，俄国想控制那联络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即土耳其海峡——录入者注］这种野心与德国的东进直接冲突，同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常常用来分裂那拥有大量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人口的奥地利帝国。
欧洲的局势因备战进行的速度而更加恶劣，一个集团的增加军备引起了另一集团相应的或更大的增加。英德两国的海军竞赛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在陆地上，竞争也同样激烈。一法俄两国都增加了它们平时常备军的陆军兵力，由1899年的一百四十七万人加到1907年的一百，又十一万三千人，再加到1914年的二百二十三万九千人。奥德两国与此相应的数字是九十五万人，一百零一万一千人和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人。在大战前的十年间，法俄两国的军费为八亿四千二百万镑，而德奥两国的军费则为六亿八千二百万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并不能证明那种无稽之谈，即是说中欧各国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而进攻了和平的无军备的邻国。
在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扩张军备达到了致命的速度。1913年，德国为了筹措特别军费而征收的一种主要的税收计达五千万镑。同时，法国把兵役期限由二年延长到三年，俄国则把兵役期限延长了六个月。英德两国都在加速进行它们的海军建造计划。显然，战争是迫在眉睫了。当时各国家的财政专家们都认为军备支出已达到除非冒着严重的经济破产的危险即不能维持下去的地步了。
所以，无怪乎1914年以前的各年份穿插着一连串的危机，其中的任何一个危机都可以引起大战。1905-1906年和1911年关于摩洛哥的纷争，1908年关于波斯尼亚的纷争，1911年关于的黎波里的纷争，和1912年关于巴尔干战争的纷争都是如此。在每一个危机中，争论是克服了，但只是贻下后患，即造成新紧张和更不易消除的冲突而已。
我们可以见到，三个重要的中心环节有两个是以巴尔干为枢纽的，虽则把巴尔干间题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但外交上的恶化却在这里最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在这地区寻求大战的近因。而且塞尔维亚日甚一日地成为一切骚乱的焦点，终至这个半开化的小国在欧洲政治上获得了与它的人口和重要性全不相称的突出地位。
塞尔维亚之所以在欧洲政治上处于突出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东方计划的主干，对于德国帝国主义发展有重大关系的，就是一条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铁路，它是计划中的自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线［柏林-拜占庭-巴格达，即所谓“3B铁路”——录入者注］中的一段，这条铁路线将使土耳其处于附庸地位，并且最后将威胁英国和俄国在伊朗和印度的地位。这条铁路线穿过塞尔维亚，而只要塞尔维亚仍在俄国的控制之下，德国的东方计划就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第二，塞尔维亚已成了俄国从事分裂奥地利帝国所用的武器。在本世纪初年这种冲突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后来，因为亲奥的国王亚历山大为亲俄派所杀害，这种冲突便加速地发展起来了。接着的是1905年奥国和塞尔维亚的经济斗争。在1908年，奥国兼并名义上属土耳其帝国的波斯尼亚省，此地自1879年以来就受奥国的统治，但是它的人口却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俄国对于这件事深表不满，但是因为奥国有德国作后盾，以战争相威胁，所以被迫默认。1911年，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暴露了土耳其帝国的全部弱点，因而使俄国易于组织巴尔干各国的联盟首先来征服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内所残留的各个省份，然后企图转而反对奥国。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在短短的期间结束之后，巴尔干联盟各国获得胜利，于是塞尔维亚建议把阿尔巴尼亚北部作为它的分地，而马其顿的大部则分给保加利亚。这时，奥国起来干涉，坚持组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塞尔维亚要求在马其顿取得补偿，而奥国则暗地鼓励保加利亚来抵抗。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被击败，丧失它所得到的土地的大部。
战争的结果形成了新的巴尔干国家的集团，其中塞尔维亚仍为俄国的工具，而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则与中欧国家结成了松弛的联盟。德国独特地以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的面貌出现了，德国的这种政策使英国非常不安，因为英国在印度和非洲有几百万伊斯兰教臣民。1913年，德国军事专家担任了整顿土耳其陆军的工作。塞尔维亚在俄国的支持之下，开始准备通过一个在入侵的军队支持下的武装起事来夺取波斯尼亚。据可靠的报道，塞尔维亚首相巴希区曾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后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宣称，“第一回合是赢了，现在我们必须准备第二回合，来对付奥地利。”
一个强烈的恐怖运动发动了，在这恐怖运动之中一些奥国的官吏被杀害了，1914年6月28日奥国王储法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德语翻译为“弗朗茨·约瑟夫大公”——录入者注］在萨拉热窝的遭人枪杀，并不是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系列暴行发展的顶点。毫无疑义，塞尔维亚当局是知道预谋暗杀斐迪南大公这件事的，另一方面，这个事件也是受奥国政府欢迎的，因为它可以作为与塞尔维亚清算两国间纷争的机会。只有领会了萨拉热窝事件在整个的一连串的巴尔干事件中所占的地位，对于奥国最后通牌的严酷和对于奥国坚决拒绝接受任何调停的条件，才能有所了解。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德国要把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提供给它的事件加以充分利用的种种理由。
俄国的态度同样地是清楚的：让塞尔维亚被击败就无异是让德国有一条到君士坦丁堡的畅行无阻的道路，就无异是放弃俄国取得海峡的一切希望和分裂奥国的一切计划。或是战争，或是放弃俄国与中欧国家争取东欧霸权的斗争，其间再没有选择第三条道路的余地。法国对于巴尔干的纷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它完全为与俄国的关系所束缚。让俄国单独作战，那末，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法国将要在欧洲完全陷于孤立，这是法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愿冒险尝试的。因此，导火线从一点延烧到另一点，终至一世代以来人们那末热心用力塞满爆炸物的欧洲火药库，轰隆一声，爆发起来了。
在英国，萨拉热窝行刺事件起初不大引人注意。在常人看来，这只是巴尔干野蛮状态的另一个例证，甚至英国政府也似乎由于爱尔兰的危机，心神不定，不能充分体会萨拉热窝事件的显著意义。经过了许多日子，当欧洲大战的威胁日益逼近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英国人民仍然漠不关心：塞尔维亚素不为人所喜好，因而要使任何人相信有为它而进行战争的必要，是极端困难的。
无论困难与否，显然法国一旦卷入战争，英国也就不得不诉诸战争。因为英法陆海军协定（人民对此协定并无所闻）事实上就有与任何正式条约同样的约束力，英法陆海军协定一直是被隐瞒着的。6月11日，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下议院郑重声明：
“如果战争起于欧洲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未经公布的协定限制或阻碍内阁或议会来决定英国是否参战的自由。这在一年以前是如此，到今天还是如此。就我所能判断的说来，英国政府现在没有进行这种交涉，大概也没有可能开始进行这种交涉。”
即使按英国自由主义的标准，这个声明也是一篇虚假的骗人的话，因为爱德华·格雷爵士知道这桩甚至对下议院也隐瞒着的事，即英国曾保证担任保卫法国北海岸之责，使之在战时免受海军的攻击。没有比英国政府在大战前所抱的态度更适于使大战必定爆发的。法国和俄国知道英国要为它们而实行干涉。德国则相信，英国至少有守中立的可能。无论这种态度背后存在着什么目的，它的结果却是鼓舞双方坚决要求对方所不可能让步的条件。
在最后的几天之内，事情进展非常迅速。仅在一刻功夫，德国似乎对战争的前途恐慌起来。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显然将不履行它们在条约上所负担的义务，并且甚至它们的中立也许要用领土的让与来收买。但机会过去了，因为奥国和俄国的统治者现在决心开战。俄国在7月31日下令动员，德国和法国在8月1日下令动员，而在现代情形下，动员就等于宣战。
在英国，尽管侵略主义的报纸热烈地鼓吹战争，工人大众和进步的舆论却都赞成和平。然而政府已经有所抉择了。早在7月29日，英国大舰队即已开到北海阵地。8月2日，格雷告法国驻英大使道：
“我奉命提出保证，如果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或行经北海，对法国沿海或船舶从事敌对行动，那末，英国舰队就要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法国。”
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国侵入比利时，给英国政府送来了真正的天赐良机，使它能把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伪装为维持条约权利和保卫小国的战争。他们很快地给比利时披上一层英雄的光辉，甚至也能把一些这种光辉扩展给塞尔维亚。实则那保证比利时中立的条约久已作废，比利时已被吸引到法英两国的轨道上，并且多年以来，法英比三国的参谋本部一直在拟定计划，确定法比两国将成为一个单独的战场。再者，英军在比国沿海登陆的计划已经拟定，因而最确实无疑的是，即使德国军队不在8月初进入比国，协约国的军队也要在8月底以前进入比国。1914年，这一切都小心谨慎地瞒着英国人52民，到了8月4日，英国向德国致最后通碟，要求德国军队退出比利时领土。在半夜时，答复没有收到，两国就正式开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