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第十五章 殖民扩张 一、印 度15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的废除标志着在经济上剥削印度的一个新的阶段。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贸易公司，它的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在英国推销东方来的舶来品所得的盈利。它也是一个伦敦的公司，而伦敦乃是英国的传统的商业资本的中心。在1813年伦敦并不是英国的工业中心。从这时候起，印度市场开始开放而成为英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特别是兰开夏的棉布销售市场，在十年多的时间内，英国对印度的输出品的总值实际上增加了一倍，而棉织品的输出总值在1813年时还是微不足道的，在二十年代几乎达到每年二百万镑。 1813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的收入来自它对中国的茶叶贸易上的垄断，而这个垄断又保持了二十年。茶叶贸易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公司每年销售茶叶的总值约为四百万镑，而在广州进货的成本仅及售价的一半。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1）进行的时候，正是兰开夏准备把廉价的棉织品，象它过去在印度那样，倾销于中国的时候。所以，虽然这个战争在表面上是为了强迫中国人民违背他们自己的志愿去购买印度的鸦片而进行的（有一个名叫乔治·坎贝尔爵士的人在下议院宣称：“如果中国人染上了鸦片烟瘾而受毒，我宁愿他们为了我们的印度臣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国家的财政利益而受毒——作者注），其实它的更一般的目的是打破那阻止英国商品自由输入中国的障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割据了香港，五个“通商口岸”也为英国商人开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间为1856-1860——录入者注）打开了侵入长江流域的道路。 兰开夏的商品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印度的手工纺织工业。有名的自由贸易论者包令博士1835年在议会里的一次发言中宣称： “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每年收购的印度手织机制成的布匹达六百万匹至八百万匹。这种需要逐渐减少到一百万匹有零，到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了。……关于可怜的印度织工的悲惨的记载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已经陷于绝对的饥饿状态。那末，它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廉价的英国机器制造品的出现。……大量的印度织工因为饥饿而死亡了，其余的大部分则已改业，主要的是改营农业。……达卡的细布，素以华美精巧驰名于全世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几乎绝迹了。”
达卡，印度的主要的纺织业中心的人口，在1815年至1837年之间由十五万人削减成为二万人了。比达卡的人口的减少更为重要的，但是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事乃是自给自足的村社的逐渐崩溃，而这种村社却是印度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马克思论到印度时写道： “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英国的商业以廉价的商品破坏了那构成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统一体的主要部分——纺织业；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商业对生产方式发生一种革命的影响。”（马克思这段引文未查到，内容相近的一段引文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67页：……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校订者注）
由于乡村手工业的破坏，农民被迫回到专靠农业来维持生计。印度和爱尔兰一样，变成了一个供给英国粮食和原料的纯粹的农业殖民地。手工业的破坏不仅说明兰开夏的商品获得了一个垄断的市场，而且说明印度的棉花和竺麻也不在本地织造而输出到英国。在棉麻运销的过程中还征收了苛重的税捐，而这种重税乃是为了英国统治者的利益而不得不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印度农民面对着需拿现款来缴付税捐的要求，不得不按照与生产成本不成比例的低价出卖他们的剩余生产品。在印度的许多地方，收税的官吏很快就发展为一种地主。经过整个十九世纪直到现在，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结果是印度人民的日益贫困；随着农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加大，平均耕地面积日益缩小；农民对乡村高利贷者的负债亦日益增多。据官方的调查结果，在浦那的一个乡村中，1771年的单位耕种面积平均是四十英亩，1818年降为十七英亩半，1915年则再减为七英亩。在孟加拉等地的单位耕种面积更小，平均在二点二英亩左右。最近的统计数字似乎说明这种贫困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发展之中——没有土地的雇农数目在1921年至1931年之间已由每一千个人中的二百九十一人增至四百零七人，同一时期农民的负债估计亦由四亿镑增至六亿七千五百万镑。 181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废除，正值英国对印度从事征服和侵略的时期。本世纪初年，威尔斯里侯爵即对印度中部的马拉达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在英国驻印总督海斯丁斯勋爵统治下（1813-1823)，使印度中部的广大地区隶属于英国的直接统治．而许多没有遭到征伐的土著王公也承认了英国的主权。从这时候起英国对于印度河以东全部地区的控制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1824年英国第一次侵入印度本部以外的缅甸，并且占据了它的沿海地区。同年，英国占领新加坡，于是英国拥有了通往印度洋和远东的主要战略基地之一。 自从1826年缅甸战争结束起到1838年，是个和平的时期，也是英国贸易在印度迅速扩张的时期。这个和平时期随着征服阿富汗的企图而终止。英国人在阿富汗首先制造了俄国侵入中亚细亚的许多谣传。阿富汗的君主被废，代之以一个由一万五千名英国占领军支持着的傀儡君主。1842年英国军队在当地各部族的起义之下，被迫从喀布尔撤退，在它撤退途中穿过山地时被包围，以致全军覆没。这件事的影响是巨大的：英国大军首次遭到败仗，所谓白种征服者是无敌的信念被粉碎了。对旁遮普的锡克人的战争（1845-1849)并没有能恢复这种信念。旁遮普是被征服了，但是它是在孤注一掷的搏斗之下，在锡克人几乎要取得胜利的契良瓦拉战役以后被征服的。阿富汗战争和锡克战争都应视为属于印度土兵起义的主要原因之列。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政治上是建立在有高度的训练和纪律的土兵部队，以及土著的王公和地主的支持之上的，而土著的王公和地主则依靠英国当局享有各种特权。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既破坏了群众生活的社会基础——农村公社，又保存了一种正在僵化的封建制度，即王公贵族的腐‘盯朽的、人为的暴政。因此，印度人民遭受了双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行的剥削。当着印度仍旧完全是农业的，由互相隔绝的小块地区组成的时代，只要两套剥削者能够互相勾结，就不会遭到任何有效的人民起义的危险。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侵略政策使他们和土著的封建贵族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冲突。新策划的“绝嗣归公论”规定土邦王公去世以后，如果没有继承者，土邦就归英国统治；这个原则直接破坏了东方的习惯，按照东方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由土著王公收养嗣子作为合法继承者。在1848年和1856年之间，许多土邦，其中包括萨塔拉，占西，那格浦尔和奥德都被吞并了。整个印度纳入英国直接统治之下的事情，似乎只是时间间题而已。 同时，印度的文化和宗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在英国军队中占绝大多数的高等种姓的土兵们对于这一点特别愤慨。著名的所谓弹药筒涂动物油事件实际上促成了土兵起义，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文化的和宗教的破坏过程的顶点。修筑铁路（虽然在1857年只铺了二百七十三英里路轨）和敷设电报线也都被看做是权力日益集中于欧洲人之手的征兆。 因此，当印度土兵起义爆发时，它本来不是一个民族起义，也不是一个农民起义，而是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在遭到欧洲侵略者的吞并和用新法威胁政权时，领导职业军队发动的反抗。只有在奥德，这种反抗变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者的群众运动，只有在少数地区，特别是在贝拿勒斯附近，这种反抗才变成为农民反对地主和税吏的阶级的运动。这是土兵起义的主要弱点，也是它之所以迅速失败的真正原因。 自起义开始起，处于领导地位的堕落的王公们就显出他们完全不能采取断然的或联合的行动。起义成了地方性的，而且小队的白种人军队仍能毫无阻碍地自由移动。起义者决定恢复回教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因而丧失了许多印度教徒，特别是最近被征服的善战的锡克人的支持。土兵的主力如果大胆向孟加拉进军，就可能使全印度鼓舞起来，而他们却为一支很小的英军围困在德里。 土兵起义于1857年5月在密拉特爆发。他们在几个星期之内即攻占了德里，并围困了勒克瑙和坎普尔的英国军队。战火在整个印度中部燃烧起来，但是在其他各处只有零星的反抗。在旁遮普，土兵起义很快就被扑灭；由于这里没有群众起义，致使起义的土兵阻隔在陌生的往往是敌对的地域。结果，旁遮普实际成为镇压印度中部起义运动的基地了。英国军队的数量虽少，但是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他们比较集中，加上可以利用电报，更大大加强了集中性，同时他们控制炮兵部队也是个有利条件。到了9月，德里再度被英国军队占领，形势已经转变，起义者肯定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英国统治者怀着恐怖的心现，用极端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起义运动。凯伊和马勒孙在他们合著的权威著作《印度土兵起义史》里记载的许多事件中，有一件事是： “志愿绞刑队进入各区，业余刽子手们也应时而来。一位先生夸耀他用芒果树作绞架，用象作纹台这种‘艺术的方式’，所干掉的人的数目。这种野蛮审判的牺牲者被排成‘8’字形，好象是拿来作消遣似的。”
这是在贝拿勒斯发生的事件。上述的两位作者也承认，仅仅在阿拉哈巴德及其附近就“不分男女老少”有六千人被杀。同样的事件到处都曾发生；这许多暴行中有些是早在那有名的“坎普尔惨案”许久以前发生的，而“坎普尔惨案”向来即被用作侵略者屠杀印度人民的借口。土兵起义被镇压以后，英国普遍地改编了它在印度的军队。东印度公司显然已经衰落无用而终于解散了；它的任务则由英国政府直接接管。英国驻军中英国籍的兵额增加到六万五千人，印度籍的兵额则减少了。最重要的是，英国和土著王公和好起来了。诚如屈勒味林教授所说的：“在印度上兵事变以后，达尔豪西的所谓‘绝嗣归公论’是放弃了，从此以后，印度的各土邦即成了构成英领印度的主要支柱。”印度土著王公的实际权力虽然日益衰落，但从此他们却有了爵号和补助金，并且得到默契，在合理限度之内，他们可以在英国的武装保护之下，任意骚扰和劫掠他们的臣民．因此他们永远效忠于英国。 铁路和公路迅速地修筑起来。其目的一部分是军事的，另一部分是商业的。铁路和公路使英国军队有可能迅速地调到印度的任何地方，使英国商品有可能渗入印度的任何地方；并且使印度出产的粮食，棉花，茶叶以及其他原料能以低廉的运费，大量地运往口岸。铁路和公路还产生了一种意外的后果。英国资产阶级虽然下定决心要使印度永远成为农业的殖民地和他们的工业产品的市场，但是由于建筑铁路网的需要而使这个目的成为泡影。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煤铁工业在铁路附近发展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早在1853年，马克思即已预料到这种后果：“但是，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校订者注） 铁路不但改变了事物，而且也改变了人民。它创造了一个工业资产阶级和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它把整个印度连成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经济统一体，并且开始结成政治统一体的雏形。它第一次使真正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可能。当铁路发挥这种作用的时候，它也使英帝国主义愈益需要保有印度。印度除了是英国消费品的广大市场外，又是重工业产品的市场，生产工具的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英国的资产阶级把几亿镑的资本投进了铁路、矿山、公路和其他工程，并从这些投资上每年赚得几千万镑的利息。印度成了英帝国整个经济和财政组织的中心和砥柱了。 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和特征基本上决定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的特质。加拿大在地理上几乎不能视作一个单独的整体。它是美国的北方的外延地区，是沃壤的边缘，这沃壤与迤南的美国领土性质相同，往北则逐渐进入寒冷的北极荒原。除了一个例外，加拿大所有的自然的出口都是南向导入美国境内的，而不是东向或西向导入海洋的。 圣劳伦斯河是唯一的例外，但却有着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当北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的时候，圣劳伦斯河流域是唯一的移民居住地区，而大陆的西部和中部只有游牧的印第安人居住。这时。移居加拿大的都是从法国来的，这些来自法国的移民只有在战争时才和他们的南部的邻居发生接触。因此，当美国反抗英国时候，加拿大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和美国沿着平行而独立的路线向西扩张。 美国独立战争以后，拥护英国并且愿意继续在英国统治之下的联合帝国的忠实臣民约四万人越界进入加拿大。有些人移居于诺瓦斯科夏和新布伦瑞克等沿海地方，另一些人则移居到大湖区以北的安大略。从法国去的移民虽然仍占多数，但却因此而被包围了。加拿大为了行政上的目的划分为二个省区：以英国移民为主的上加拿大，和以法国移民为主的下加拿大或称魁北克。在以后的三十年之间，英国的移民源源而来，加拿大的人口迅速地增加起来了。不过加拿大的行政仍旧是由远处在伦敦唐宁街的、官僚主义的、腐败无能的英国殖民部管理的；达勒姆勋爵在他1839年的报告中，不得不就加拿大的发展和美国的发展相比较而作出鲜明的对照： “在英属地界以内，除了少数位置适中的地点显出几分接近于美国的繁荣以外，所有的地方似乎仍是不毛的和荒芜的。……古老的蒙特利尔天然是加拿大的商业都市．但是它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美国新建的布法罗城。……稀疏的居民虽然刻苦耐劳，却是贫穷而显然缺乏事业心的。……他们从粗耕的土地上取得仅资糊口的给养，似乎不可能改进他们的状况；他们和美国地界以内的有进取心的和富庶的邻居的对比，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1837年在加拿大的法国移民和英国移民中间都发生了起义。两个起义完全是独立地发生的，但都是伦敦唐宁街的英国政府管理不当的后果。上加拿大的起义部分地是反教会的运动，起义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之一即是反对保留大量最好的土地捐给一个徒有虚名而且辖有很少移民的教会。两个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但是它却使英国政府惊慌起来；英国政府深恐加拿大即将循着美国走的道路发展下去。结果，英国政府组织了达勒姆调查团考察加拿大的情况，调查团的报告中并建议对加拿大实施自治领地方自治条例。同时，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两个省区合并，把政权归之于英国移民之手；这样，在下加拿大占多数的法国移民，在整个加拿大就变成少数的了。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小麦愈益成为加拿大最重要的农产品。小麦的产地处于加拿大的中部，要发展小麦的生产便只有使它成为北美洲广大麦产区的一个部分而处于其极北端，或则修筑一条从东到西的铁路把加拿大的中部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如果采用第一种措施，则将使加拿大危险地与美国密切连接起来。1871年英属哥伦比亚这个新省也同意加入加拿大自治领（加拿大于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一系列的人民起义，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对加拿大的统治，便采取怀柔政策，于1867年通过“英属北美法案”将分散的殖民地组成联邦，并予加拿大以自治领地位。——译者注），唯一的条件是在十年之内要修筑自东至西的铁路线。所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筑在政治上至少有与在经济上相等重要的意义。它是唯一的工具，使一连串的殖民地区成为一种人为的统一体，防止加拿大为美国所吞并。 加拿大铁路的修筑因为主持人的贪污舞弊和无能而延迟了几年，有两个内阁因为这些牵连而辞职。这条铁路基本上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但是它在修建过程中需要经常的补助，以弥补损失。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减少了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各种货物从哥伦比亚经海道运往英国比经陆路从加拿大东岸到英国更为经济。近年来加拿大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乃是美国资本的不断渗入，现在美国在加拿大的资本已大大地超过了英国的资本。而在另一方面，英国仍是加拿大的生产品的最重要的市场，加拿大的生产品中现在除了小麦而外，还有鱼类、皮货、木材和木浆，而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木浆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了。 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不同，它在世界的尽头，处于主要的贸易路线以外。因此，它是最后发现和开发的大陆，并且在它本身成为往来于旧世界的正常贸易路线上足够重要的终点以前，它的开发是很缓慢的。澳大利亚由于它地理上的孤立，最初是作为罪犯居留地之用的。从1786年至1840年之间，盈千累万的坏人，同时也有最优秀的英国人民的儿女流放到了澳大利亚（参看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作者注）。他们纵令受到了残酷的待遇，但是当他们的徒刑期满的时候，许多人都成了足以自给的农民和手艺人。其他的人则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内地，成为强盗和土匪。最初曾经制订建立一个小农的地区的计划，以便罪犯刑满释放以后可以定居下来。但这个计划旋即取消而组织大规模的牧羊场，这种牧羊场是一个善于经营的商人麦克阿瑟所主张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其以后的期间，约克郡西区的许多工厂的羊毛原料供应发生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曾有意识地计划大规模建立牧羊场。大量的土地转入了拥有几万和几十万头绵羊的殷实的资本家之手。这些经营牧场的资本家和政府官吏来自同一个阶级，不久即成了有权有势的土著贵族了，他们和贫穷的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因为贫穷的移民感到，这些经营牧场的资本家往往占有大量最好的土地，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又往往多过于他们所能使用的土地。 对统治阶级说来，问题是要在不花钱而可以得到土地的地区，找到足够的劳工。爱·吉·威克菲尔德是首倡系统殖民论者，他并且认为，英国最好的救济贫穷的方法乃是运送大批创造财富者阶级到世界的尽头，他沉痛地叹息说：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7页——译者注）
这种不如意的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8页——译者注）这种局面的结果是延缓资本积累和阻止它自由地流入这个新的殖民地。威克菲尔德和他的朋友们制定了一个反对这种情况的巧妙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不再把土地免费授予移民，而要把土地按最高价格出售。这样，移民缺乏资本，势必要做儿年工而后才有希望购买任何土地。而出售土地所得的款子则用来补助和招徕更多的移民，这样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者涌进来，以代替那些变成独立的自耕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们。到相当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就会上升而劳动力的价格就会下降，直到这块殖民地完全树立起资本主义而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为止。威克菲尔德在澳大利亚有一点是成功的，即是在1831年起限制把土地免费授予移民，1840年则废止了将土地免费授予移民；但是其后果之一475却是把移民的洪流的大部分由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去了。威克菲尔德制度曾经全部在新西兰实行过；他的新西兰协会于1837年左右即在新西兰建立了几处最早的殖民地。 澳大利亚的移民反对牧羊业的资本家和政府的群众斗争在1854年进入高潮，它可以说是宪章运动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最后一幕。1851年在巴拉腊特地方发现金矿，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来自欧洲各地的开采金矿的人；其中有许多是来自英国，爱尔兰，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的老革命战士。经营牧羊业的资本家认为这些移民对于他们所占有的广大土地将是一种威胁，而且由于移民都涌向金矿区，使他们难于觅得牧羊工人和剪羊毛的工人；于是他们便运用权势，通过政府，对于金矿区的工人课以重税，并予以各种麻烦的警察方面的限制。而澳大利亚的矿工则成立了一个金矿矿工工会；这个工会除了提出经济要求而外，还提出了一个几乎和宪章派的纲领相同的民主政治纲领。事实上，这个纲领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胜利地实施了的，这说明何以一种民主政治的进步的形式以及工会和工人运动早就在澳大利亚有了发展。 政府被迫减低对矿工的课税；这种课税的方式是勒收巨款迫领特许证，没有这种特许证便不能进行采掘；而在减低课税以后，却又加强了警察对矿工的抑制，不久终于迫使矿工武装起义反抗。起义的矿工宣布成立一个澳大利亚共和国并且在尤里卡木栅后面建筑了据守的营房。1854年12月3日，星期日，据守在尤里卡木栅的起义矿工遭到了袭击而溃败了，当场有三十到四十名矿工被杀。矿工的斗争激起了全国热烈的反响，以至政府不能实行对起义矿工大规模镇压的计划。政府被迫把对矿工的课税减低到极低的徒有其名的数额，并且废除了警察对矿工的种种限制。1858年政府颁布新宪法，规定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接着在这次选举中，作为矿工起义领袖并且在尤里卡木栅的斗争中受了伤的彼得·拉勒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了。 几年以后，沙金的蕴藏告罄，但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却继续不断地增加，从1840年的二十万人左右增加到1881年的二百三十万零八千人。牧羊业和采矿业在澳大利亚仍占重要的地位，而随着铁路的发展各种重要的工业也都发展起来了；因此，今天澳大利亚的六百五十万居民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五个最大的城市。澳大利亚社会各阶级的主要矛盾是：英国资本与美国资本之间的矛盾，澳大利亚人民大众与外国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之间的矛盾。外国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曾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他们每年仍享有优厚的利息。 三、埃 及英国在埃及的活动值得详细叙述；这不仅是由于它本身的重要性，而且也是由于它以最集中的形式表现出帝国主义手段的全部本质。英国在印度化费了几个世纪才达成的殖民地统治，在埃及却集中在一个世代多一点的时间里就达成了；而埃及的紧凑和一致，处于一条大河的河谷地带，使我们对它的整个景象，能一览无余。 自从第七世纪伊斯兰教徒征服埃及的时候起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埃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许多新的王朝虽然时有兴起和衰亡，贸易路线也有它的兴衰，但是农民的耕作的基础并没有改变，每年依然靠着尼罗河河水的涨落而耕作。拿破仑虽曾侵入埃及，但不久即从埃及撤走。土耳其帝国崩溃以后，埃及在它的总督统治之下，实际上已处于独立的地位。而埃及总督对于广大的苏丹地区和更远的索马里沿海地区的统治几乎与土耳其皇帝对埃及的统治一样空洞。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计划，欧洲的资本家开始注意尼罗河河谷地区。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它的资本很多是属于法国人的；但是埃及总督伊斯迈却认购了几乎达半数的股票。埃及立即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的门户。英国比法国更加关心于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因为这条运河位于通达印度的主要航线之上。同时，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有力刺激而促成的埃及植棉事业的巨大发展，也使英国注意这个地区，因为英国是棉花的主要输入国家，而且埃及的棉花种植场大部分是靠英国资本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伊斯迈开始采用西方的改良措施的时候，他自然转向伦敦，筹集他本国所缺乏的资本。这些年头是欢乐的时代。在不过十年的工夫里，建筑了九百英里的铁路，几百座桥梁，几千英里的运河和电报线，以及在苏伊士和亚历山大港化费巨额资本才建设起来的许多船坞。 这些工程给英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带来了几乎无限制的利润。首先，借款必须募集。自从1864年至1873年之间，埃及按优厚的利率募集了四次借款，总数在五千二百五十万英镑以上，而埃及仅得三千五百四十万英镑，其余部分则作为手续费和其他费用而流入伦敦的金融界。这还只能算作赚钱的开端，因为募集的款项几乎全部立刻转交给英国承包商，承包商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在亚历山大港的港口建筑工程上，埃及政府付出二百五十万英镑，而承包商获利达一百一卜万英镑之多。到了1876年，埃及的债务约达八千万英镑，每年应付的利息即达六百万英镑，而埃及每年的国家总收入仅为一千万英镑，这些款项都要从耕种不到五百五十万英亩土地的约八百万农民身上搜刮出来。1875年埃及总督被迫出卖他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而英国政府则通过罗思柴尔德家族收买了埃及的全部苏伊士运河股票。 年复一年，债上加债，埃及愈益破产了。埃及农民忍受残酷的敲诈和勒索，偿付外国的债券持有人的款项，而新筑的铁路和船坞对他们却很少好处。1878年埃及发生了牛瘟和饥荒，显然危机迫在眉睫。埃及的国家机器正在崩溃之中，而英国，作为财政资本的代表，侵入埃及以保护它的利益的时机亦已到来。埃及人民的强烈的爱国运动迫使总督伊斯迈颁布宪法，同时一个公开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政党开始得到埃及人民的支持。这些埃及的民族运动是英国所不能忍受的，英国的财政资本就强迫伊斯迈退位，另立更为驯服的杜非克为埃及总督。埃及的民族运动在阿拉比和其他的陆军军官领导之下，继续有发展。1881年他们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一个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内阁政府。 英国和法国立即把舰队开到亚历山大港，他们并且在亚历山大雇用浪人，制造了一个对基督教徒、主要是希腊人和阿美尼亚人（今译“亚美尼亚人”——录入者注）的“屠杀案”，作为施行干涉的借口。但是由于欧洲列强之间的互相对立，而没有能够立即采取行动。1882年6月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奥地利举行会议，会议上各国议定，对埃及既不得寻求“领土上的利益，也不能要求割让任何独占的权益”，但英国的附件则声明：“在特殊的紧急事变之下”则为例外。 1882年7月11日英国以埃及修复亚历山大港的要塞为借口，炮击亚历山大港，制造他们的所谓“特殊的紧急事变”。一支英国军队登陆，在特勒凯比尔击败阿拉比的军队。到9月底，英国在军事上控制了埃及全国。同时，英国照例作了最郑重的保证，说占领只是暂时的，一旦秩序恢复，英国军队即将撤退。但是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间，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贝林兄弟银行的埃维林·贝林爵士亦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却成了埃及真正的统治者。在叙述贝林为了英国财政资本的利益而改组埃及的统治机构以前，我们有必要概括地叙述一下英国的统治扩张到苏丹地区的各种事件。 苏丹位于由埃及往南直达几乎接近赤道的地区。苏丹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而且由于尼罗河上游流经其地；谁控制着苏丹，也就控制着埃及。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苏丹对于英国尤为可贵，因为英国人希望使他们的领土由埃及直贯非洲到好望角成为一条连锁，而苏丹是这连锁中的一环（参看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作者注）。 1880年左右，在穆罕默德·阿赫美德领导之下的一个宗教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在整个苏丹发展起来了；阿赫美德通常以马赫迪的名字著称。从西部的达福尔到红海上的苏阿金，以及南至大湖区，埃及的驻军都被消灭了。1883年一支由希克斯上校率领的埃及军奉派到尼罗河上游攻打马赫迪，埃及军全军覆灭。只有喀土穆一地仍在埃及人之手，而该地驻防的大队驻军也受到了威胁。埃维林。贝林爵士和英国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包括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在内，都认为必须暂时放弃苏丹。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集团，与沃尔斯利勋爵和其他高级军官密切合作，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利用一个善于活动的新闻记者斯台德，掀起一次激烈的似乎自发的运动，要求派戈登将军（戈登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李鸿章一度关系良好，《清史稿》有传——录入者注）去喀土穆布置撤退驻军事宜，虽然，戈登本人曾公开声明反对这种政策。后来虽经贝林抗议，但仍属无效；于是戈登于1884年2月抵达喀土穆。 戈登不仅没有遵照指示撤退驻军，反而任他自己被包围，显然是要迫使英国政府派遣援兵，击败马赫迪并重行征服苏丹。在延迟了许多时日以后，英国才派遣援军出来，但直到1885年1月28日即喀土穆被攻下和戈登战死后两天，才到达目的地。在英国在埃及的统治机构改组完成以前，是不可能重行征服苏丹的，所以它把派遣去的远征部队都撤回来了。但是英帝国主义却获得了比一个新省份更为直接有用的东西，它获得了一个殉道的圣徒和烈士。戈登活着的时候，他的种种特殊的性格使他成为英帝国主义的不甚完美的工具，而他的天真的虔诚，不守纪律，蔑视习俗等等使他更适合于晋封为圣徒，因为假作多情的英国统治阶级不能承认一个不略带愚蠢性格的人为他们的圣徒。 在以后的十二年里英国放弃了征眼苏丹的企图。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英国对埃及的统治巩固起来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正在侵入索马里沿海，阿比西尼亚和乌干达，罗得斯所想望的一个从北非到南非绵延不绝的英帝国在罗得西亚的殖民地已粗具雏形。和这个计划相对抗的是法国正在计划建立一个自东非至西非的殖民地，将在尼罗河上游切断英国的领域。 接着，1896年3月1日，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的初次尝试在阿杜瓦被粉碎了。阿杜瓦战役不仅仅是意大利的失败。它间接地意味着意大利在东非的盟邦英国的失败和法国的胜利，因为法国曾以军火供给阿比西尼亚，并且装作是阿比西尼亚的唯一的真正友邦，打算利用阿比西尼亚为基地来征服苏丹和从侧面威胁英国。阿杜瓦战役意味着为法国这种企图扫清了障碍。 阿杜瓦战役以后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政府就决定开始侵入苏丹。基钦纳将军统率一支强大的英埃联军沿着尼罗河缓缓推进，巩固他前进中的每一步并且在前进中修筑一条铁路。1898年9月，苏丹人在恩图曼的浴血抗战中被击溃以后，英国重新占领了喀土穆。不久，这支获得了胜利的英国军队遭遇到一小队的法国军队，这些法国军队早已占领了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一时战云密布，英国和法国似乎真要宣战的样子；但是法国鉴于英国已经在军事上有效地占领了苏丹，而更重要的是法国不敢轻易冒战争的危险，使怀着敌意的德国有可乘之机，所以它让步了。 这次征服苏丹的战役中关于战费的负担颇为奇特。埃及要偿付战费二百五十万英镑中的三分之二，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份里负担苏丹地区的行政费的绝大部分。而从这个新地区的开发中所得的利润则完全归于英国资产阶级。铁路和其他工程都按照和在埃及的同样的条件建筑起来了，苏丹不久即成为出产品质优良的棉花的产地。关于苏丹地区的英国政府和当地棉花种植场主的合作，在苏丹种植场辛迪加这一组织上达到了它的顶点；英国前任首相阿斯奎斯即系苏丹种植场辛迪加的董事之一。在一个实施灌溉计划的大片地区之内，全部土地都由英国政府按每英亩两先令的租金从苏丹地主手中强制租过来，然后重新分配给原来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耕种，并且限定每一块三十英亩的农场中必须要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棉花。种植棉花的棉农可得总收获的四成，而其余六成则由苏丹种植场辛迪加与英国政府瓜分。所以说起来也许不足为奇，苏丹种植场辛迪加在它最初经营的八年之中即每年平均获得百分二十五的利润。苏丹除了是一个植棉区而外，还是英国重工业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和稳定的市场。 贝林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二十五年间，统治埃及的原则是所谓“英国的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和埃及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埃及的剩余产品的输出必须增加，稗得经常履行由于各种借款所应支付的利息。到1907年埃及棉花出口总值已由八百万英镑增加到三千万英镑左右。随着耕地总数中棉田的比重的增高，埃及必须输入粮食以供应从前是足以自给的人民。这样，埃及农民提供了两种新的利润，一种给予棉花出口商人，另一种给予小麦进口商人。埃及全国的总生产量虽然增加了，但是农民所得农产品价值的比率却日益缩小。 埃及在一个完全由英国操纵的官僚集团统治之下，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发生有组织的反抗斗争。但是，在1906年发生了丹沙微地方的枉法屠杀事件，这是一个特出的暴虐政治的典型，燃起了酝酿着的埃及人民的怒火，于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发展起来了。在这种民族运动的压力之下，英国不得不作某些小的让步，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英国一个更加严厉的控制的机会；因为埃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变成了战略上头等重要的地区。埃及处于戒严状态之下，它和土耳其帝国的名义上的联系最后被切断了，它被迫执行着严格的检查制度，并且纵令曾明确保证过不在埃及征兵，将近一百万的埃及的农民和工人却被征调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重新高涨起来。1919年，埃及全国广泛地展开了暴动和罢工的斗争，有一千以上的埃及人在这些斗争中牺牲了。在埃及人民坚持了十多年的斗争以后，英国被迫给予埃及名义上的独立，但是，第一，英国仍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驻扎重兵，第二，仍旧继续占领着苏丹，所以英国在实际上依然保持着对埃及的统治。埃及的许多巨大的灌溉工程都是修筑在尼罗河上游的，因此关系埃及生命的水源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所以埃及民族主义者首先总是要求，把整个尼罗河谷统一在一个独立的政权之下。英国还没有一个内阁肯于考虑这项要求，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末任何形式的埃及的独立必将流于空谈。 四、热带非洲和南非洲十八世纪的奴隶贸易是有利的行当，而十九世纪的禁止奴隶贸易甚至是更为有利的了。当奴隶是西部非洲唯一的重要出口货时，人们没有企图侵入内地。他们武装了沿海的许多部落，并且鼓励这些部族向内地掳掠，把俘虏送到那些为数约半打左右的通商港口出卖和运往他处。其结果则发生了一系列无止境的部落战争，并且使广大的地区遭到了蹂蹭（我们通常听到的，关于非洲文化中的野蛮、恐俱和迷信等成分，大概主要是由于这些战争而演化出来的——作者注）。在奴隶贸易期间，大约有八百万非洲人被卖到美洲去，据估计至少有四千万非洲人是死于战争和掳掠，或是在航运的旅途中死亡的。 英国政府鉴于奴隶贸易对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已无利可图，于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但直到1834年，英帝国范围内的奴隶制度才明令废除。西印度群岛是受影响的主要地区，该地的甘蔗种植园曾使用大量的奴隶劳动。种植园主获得了二千万英镑的奴隶损失赔偿金，不过蔗糖的生产却因之而大为衰落了。相反的，这里奴隶制度的废除，反而刺激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因为在仍盛行奴隶制度的古巴和巴西，蔗糖生产迅速发展，创造了劳动力的新需要。 在一个世代多的时间里，英国海军曾在非洲海岸积极追捕各小国的奴隶贩子，英国就在这些活动中，在西非洲奠定了它的权力的基础。不久以后，发现这个地区能够生产棕榈油、可可和其他贵重的食料和原料，于是广泛的贸易发展起来，用作交换的主要商品则为各种酒类和武器。英国发现黄金海岸殖民地的北边阿散蒂地区盛产黄金，终于发动了一系列的长时期的战争征服了这个地区，这些战争直到1900年才平息下来。 稍往东去，有远较重要的尼日利亚殖民地，乃是由1862年为了扫荡奴隶贸易而建立起来的居留地拉各斯扩充而成的。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开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许多特许公司成了英国在非洲的扩张中得心应手的工具，尼日尔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公司在行动上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通常它们的董事会中包含有政府人员。所以，它们能悄悄地活动而不正式牵连本国的行政当局；它们能够做出许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如果由政府出面，就不免要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通常的方式是由它们在选定的地区巩固势力，直到政府能够从它们手里收买这个地区，并且实行直接管理的地步为止。所以，1900年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的领土被接收以后，它的代表卢加德勋爵便成了英属尼日利亚的第一任总督。其他最重要的特许公司有英国东非公司和英国南非公司。 由于气候的关系，西部非洲不适于建立由欧洲人直接管理的种植场。因此，英国在这个地区发展了一种特殊的间接剥削制度，使当地的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卖给英国商人。这种贸易几乎完全为那拥有巨大资本的莱佛企业联合组织所垄断（棕桐油除其他的用途而外，可用来制造肥皂和人造奶油），付给农民的价格只等于这些产品在英国售价的一小部分，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时期付给农民的价格仅及在英国售价的八分之一。反过来，这些英国商人卖给土人用的棉布和其他物品却索取了很高的价格。最近由于热带医学的进步，使欧洲移民在西部非洲已较为安全，许多迹象表明，这种间接的剥削制度正在为更直接的剥削制度所代替，许多种植场和工场已开始建立起来。 奴隶制度的废除在南部非洲也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在南非成了荷兰农民即布尔人的社会的统治者。对英国说来，好望角殖民地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是通往印度的途中的停靠地点，布尔人不久即痛诉英国官吏的玩忽失职。当1834年废除奴隶制度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被骗去一大笔应得的赔偿，于是在两年以后，成千的布尔人开始向北“大迁移”，在英国的领土以外组织独立的共和国。 非常有组织和好战的卡菲尔族、祖鲁人等部落的向南大迁徙，使局势更加复杂化了，他们驱逐了较为爱好和平的霍屯督人，若干年来即与布尔人和英国人处于几乎是相等的地位在竞争着。其结果，一方面英国人在与卡菲尔族冲突时，即深入内地，迁回包围布尔人。而布尔人在对卡菲尔族的战争中也经常用兵。1879年英国终于灭亡了祖鲁人的国家，因而使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冲突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英国借祖鲁战争的机会，兼并了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尔共和国，它一直是在英国统治之下，直到1881年布尔人在马茹巴山战役获得胜利以后，这个共和国才恢复独立。然后，塞西尔·罗得斯的时代来到了，并且出现了一个从开罗伸展到开普的“一片红”的大计划。1889年，为了开发罗得西亚，英国南非公司组织起来了。英属非洲的领土在几年之内，即向北伸展到尼亚萨兰和坦噶尼喀湖。同时，基钦纳将军正在穿过苏丹向南推进，于是由开普到开罗的计划，亦即罗得斯建议修筑一条铁路来实现的计划，似乎可以计日完成了。但是只要德兰士瓦尔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武装而怀有敌意的布尔人共和国仍存在于其侧翼，这条路线就永远不能认为安全。英国也无法据守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因为这两个地区只有从南方才容易到达。 以上所叙述的是关于布尔战争的一半原因，即关于政治的和战略上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是由于在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钻石矿和金矿。金伯利正位于奥兰治自由邦的边境以外，而约翰内斯堡则位于德兰士瓦尔共和国的境内。罗得斯自始就和钻石业和黄金业有关系。1887年他是德比尔斯矿业公司的主持人，1890年他又与巴尼·巴纳多和阿夫雷德·壁特联合，垄断全南非的钻石生产。在儿年之内，他的南非金矿有限公司亦已在威特沃特兹兰德（威特沃特兹兰德，俗称兰德——校订者注）大金矿上取得了几乎同样充分的支配权。当罗得斯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时，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成千成万的矿工，形形色色的投机商人和冒险家都涌进了约翰内斯堡，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在保守的布尔农民看来它是不合口味的和极端令人厌恶的。那些人觉得宗法制的布尔国家十分不适合于发展资本主义企业，而布尔人则认为这些外国人只配负担捐税，于是，顽强地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罗得斯和他的支持者（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在内，他现在被认为英国资产阶级中帝国主义派的领袖）看来，让世界上最富足的金矿为一小撮布尔农民所占有，这是不可容忍的。 各种事件迅速地进展着。1895年罗得斯策划了一个在约翰内斯堡的外国人的暴动，并且由他的走狗詹姆生博士率兵侵入德兰士瓦尔作为支援。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笨拙，在约翰内斯堡的阴谋者准备行动以前，詹姆生即发动侵掠。他被包围，并且无耻地率领全军投降了。当他被移交给英国当局处置时，仅只受到一种徒有其名的惩罚，尽人皆知罗得斯是这次侵掠的幕后策动人，他却把这件事完全推脱掉了。布尔人感到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尽快地武装起来。 1899年外国人要求参加选举遭到拒绝，这事便被英国政府抓住作为干涉德兰士瓦尔的借口，于是在10月间战争爆发了。不久，从战争中证明布尔人虽然没有纪律，但却是勇敢善战的战士。布尔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射击手，用骑兵增进他们的军队的机动性；而不象英国人那样，仍用骑兵进攻有准备的阵地，致使骑在马上的士兵只是成为较大的目标而已，布尔人的长处是善于防御和发动游击性的袭击。他们不善于进行攻击战，这个弱点使他们在围攻累迪史密斯、金伯利和马弗京时不能进行到底。他们的全部兵力都被固定在围攻城堡和击退援军上面，因此他们丧失了由机动性而得来的天然优势。 英国军队由于领导不当，装备不良，并且完全没有准备参加这种必须进行的战斗，因而在一系列失利的正面进攻中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是布尔人的军队并没有能够进入英属开普殖民地，而该地的许多荷兰籍的农民曾准备参加布尔人的军队；1900年2月，英国军队在一个真正的统率有方的战役中，打败了那掩护金伯利的布尔人军队的侧翼，并在巴尔德堡包围和俘获了布尔人的军队。英国军队顺利地占领了布隆方丹和比勒陀利亚，布尔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展开了为期二年的大规模的游击战，布尔人的领袖包达、狄维特和狄拉瑞在游击战争的许多战役中一再以智谋给予携带各种装备、行动迟缓的英国正规军以沉重的打击。只因英国军队大量地破坏布尔人的农庄，并把布尔人的妇女儿童送进集中营而任他们成千地病死，布尔人的抵抗才被镇压下去。就是这样，布尔人仍能在1902年5月和谈时坚持了他们所提出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是那当初极力煽动战争的英属开普殖民地高级专员密尔纳勋爵在一年以前所不考虑的。这个地区的布尔人和英国人加起来也只是住在黑人中间的少数白种人，因此，英帝国主义一旦在这里树立优势，它就有必要用各种方法和那被打败了的布尔人修好。1906年布尔人获得了自治领的地方自治，1909年组成南非联邦。虽然分歧仍然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但大多数的白种人，在保持他们作为统治种族的地位以剥削有色的被统治的种族这一基本间题上是联合一致的。专就对待非洲人民来说，布尔人和英国人是不相上下的，非洲土著的人民至今仍是负担着过重的税捐，所得的工资过低，聚居在预先划定的地区，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比真正的奴隶好多少。 英国在征服那些组成现在的英属东部非洲的许多殖民地和保护国的时候，禁止奴隶贸易的事件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地带的沿海地区是许多阿拉伯人的小国家；这些国家和那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的黑人聚居的内陆地区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 1886年英国和德国在瓜分这整个地区的间题上，达成协议；英国照例把实际的开拓工作交给英国东非公司。英国借口阿拉伯人从事奴隶贸易（事实上也确有其事），派遣军队到东部非洲，在几年之内似乎出于偶然就征服了整个沿海地区。英国的下一步便是侵入乌干达。乌干达是非洲内陆最富庶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传教士们曾经做过多年工作的地区。当英国政府表示有些不愿出资修筑自沿海通往乌干达的铁道时，英国东非公司就大事鼓动，英国的新闻界和教会也和东非公司合作，热烈地广为鼓动宣传。英国政府终于－让步了，并且在两年之内从东非公司方面把对乌于达和肯尼亚的行政权接收过来。 东部非洲的征服是和南方的罗得斯及其南非公司的活动，以及北方的打开进入苏丹的门户的活动相关联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取得德属东非，即现在的坦噶尼喀地区的托管权时，英国才完成了它对东非的征服的最后阶段。这样，罗得斯的把英国属地从北到南接连起来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但是修筑开普一开罗铁路的计划仍远未完成。 东部非洲的大部分高地，特别是肯尼亚，颇宜于白种人的居住，英国征服这个地区以后，即大规模地没收非洲人的土地而据为己有。早在1898年英国即在肯尼亚宣布没收所有的土地。英国政府把最好的土地都赠送或出卖给了欧洲的种植场主；而把土人集中于地狭人稠、土质低劣的地区。只有在乌干达，土人才可以合法占有一部分土地。不仅使土人集中在一定的地区，而且这些土人居住的地区，后来因为发现矿藏或其他理由而对欧洲人有用的时候，有时又被夺走了。 欧洲人的种植场如果缺乏劳动力的供应是没有用处的，英国政府的下一步即是迫使土人走出他们的集中地区而成为赚取工资的劳动者。它的办法是征收苛重的直接税，税款要用现款缴纳，税款之重甚至是不可能靠地狭人稠的土人集中地区的上地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来缴付。在有许多的情况下，这些苛税常常多达一个人整年的工作所可能获得的收入的六分之一。1913年英属肯尼亚总督公开承认，政府认为征收苛税乃是唯一的迫使土人离开他们居住地区而寻找工作的办法。当着这种办法不能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时，政府随时用强制劳动，以补劳动力之不足。 东非现在输出大量的咖啡，棉花，小麦，玉蜀黍和橡胶，它和本章所叙述的其他英国的殖民地一样，是英国重工业产品的一个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