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和政治与政治妥协
一 爱尔兰，苏格兰
十五世纪时，英人在爱尔兰的权威低落到极点，佩尔（英国直辖区）缩成紧靠着都柏林周围的一小块地方。在直辖区以外，由于诺曼爱尔兰的费兹吉拉德（即琦尔达尔伯爵）家族的称霸，秩序和统一开始形成，而当亨利七世在位筹划第二次征服爱尔兰时，只能给琦尔达尔伯爵加上一副总督的官衔，以建立一种徒有其名的统治。
费兹吉拉德称霸约三十年之后，英人采取新的策略。1534年，费兹吉拉德被激造反，结果，他们的势力被消灭。英国新政策的基础是，完全摧毁那些稍露独立苗头的领袖，有系统地腐化其余的领袖，使他们由爱尔兰的酋长变为英国的地主。英人给他们爵号，鼓励他们说英语、穿英国服装、送他们的儿子到英国宫廷中受教育。按爱尔兰的法律，土地是属于全部落的，而今为报酬这些酋长起见，英国法律承认酋长为唯一的地主。废除那带有公有财产概念的爱尔兰法律，使人民完全遗忘这些法律，成为征服者的主要目标之一。酋长变为地主以后，如果氏族人民反抗他的新权力，政府就以全副力量作他的后盾，反之，如果他起而叛变，全氏族的土地就被剥夺，作为惩罚。
这个政策得到相当的成功，但它进行迟缓，并且使英国统治阶级没有剥削爱尔兰农民以得益的机会。到十六世纪中叶，政府放弃了这种政策而采取一种较为急剧的直接没收政策，把爱尔兰的土地强制出卖给英国的投机家，有时在爱尔兰设立英国移民的殖民地或种植园。五十年几乎不断的残酷战争，加上饥馑和屠杀，又继之以没收，使爱尔兰的大片土地变成荒凉的旷野。在伊丽莎白时代，用于对外战争的款项共计将近五百万镑，而用于爱尔兰战争的几占其中的一半。在一些混乱的小冲突中，沙恩·奥尼尔（1559-1567）、狄士蒙（1579-1583）和休·奥尼尔（1598-1603）所领导的起义最为显著。
局势因宗教改革而复杂起来，因为宗教改革达到爱尔兰，只是英人毁灭爱尔兰本地习惯和制度的企图的一部分。当西班牙和罗马教皇联合反对英国、想要利用爱尔兰人的不平以遂私图的时候，天主教神甫所以受到欢迎，不是因为爱尔兰人对教皇有什么特别好感，而是因为天主教会显然是英国侵略者的公开敌人。
十七世纪初年，蒙特乔伊勋爵完成了征服爱尔兰的事业，他仿效罗马人的成例和后来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的做法，建筑了许多堡垒线，从这里可以有系统地蹂嗬地方和威胁任何起义军的后路。接着就是上文所述［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二节。——作者注］一连串的大规模没收土地和建立种植园，尤其是在阿尔斯特。爱尔兰的经济资源受到任意劫掠。格林夫人写道：
“巨大利润落在种植园主之手，他们凶猛地开发该岛天然的富源，剥削廉价的没有法律保障的劳动力，结果，他们可以从爱尔兰一份地产上取得三倍于一份英国地产的利润。他们为了赚取暴利，急忙毁灭橡树林，为了冶铁，斫伐森林，烧成木炭；他们用精巧的爱尔兰船载铁沿河下驶，把工钱和运费共计十镑的东西在伦敦卖十七镑。最后的一片森林一旦消灭［这种毁坏森林的事多半发生在十七世纪后期。——作者注］，凯里的最后一座熔铁炉就熄了火。英国投机家所经过的地方，都被弄成赤地，好象遭过一场森林火灾一样。”
查理一世在位时，斯特拉福作爱尔兰副总督，他的目的是组织这种剥削，同时创立一种后来可以推广到英国的模范专制政体。他建立麻织工业，企图抵制英国呢绒商人，因为他们为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所吸引，开始把他们的工业迁到爱尔兰。为了英国整个羊毛工业的利益，他禁止羊毛工业入迁，而代之以不威胁英人既定利益的麻织工业。1641年的起义和继起的战争暂时破坏了麻织工业，以后这种工业恢复时，仅限于阿尔斯特一地。经过一个时期的难以忍受的压迫之后，由于政府势力的削弱，起义发生了。这次起义的特色是爱尔兰人对新移民实行残忍的屠杀，以及调镇压的英军和苏格兰军的更残忍的报复。当内战在英格兰进行的时候，爱尔兰境内进行着另一个独立的战争。爱尔兰副总督奥蒙德以国王的名义从事镇压本地的爱尔兰人，同时查理一世却与起义军进行秘密谈判。英格兰的战事结束以后，双方联合反对战胜的共和政治。
早在1641年，起义者的土地还没有被攻克，伦敦的金融巨头即已投机收买这种土地，阿尔斯特地产每一千英亩，芒斯特地产每六百英亩，各卖一百镑。所以1649年8月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登陆，不但是替共和国克复此地，也是替伦敦城的投机商人克复此地。
侵军攻陷德罗赫达和韦克斯福德并屠杀其守兵以后，除在克郎梅耳而外，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克郎梅耳的部落组织在休·奥尼尔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作最后一次的殊死战斗，一场过去对未来的搏斗。在克伦威尔军中占大多数的平均派和民主派没有想到：他们遇见的人们抱着与他们意外相合的信念，也没有想到：他们摧毁这群人，就不但把爱尔兰而且把英格兰都帮着送到金融巨头之手，但是他们或许真正认识和尊敬爱尔兰人那种不屈不挠的勇气，爱尔兰人以这种勇气，在激烈战斗了一天之后，把他们驱逐回去，使他们伤亡二千五百人左右［不过平均派曾强烈反对入侵和征服爱尔兰。——作者注］。这是克伦威尔唯一的大败仗，后来爱尔兰人以光荣的条件放弃了防御，才算部分补偿了败仗。
对于英国，爱尔兰现在变成廉价食物和原料的来源，而且从此不得不永远如此。起初，爱尔兰盛行养牛，在1660年以前，每年向英国输出的牛约五十万头。以后发现这些出口货降低英国的农产品价格和地租，于是在1666年通过禁止牛、肉类或乳制品出口的条例。这个条例破坏了爱尔兰的养牛业。后来开始以养羊代替养牛的时候，又通过一个条例，禁止对任何其他国家输出羊毛和对英国输出生羊毛以外的任何物品。更在以后，爱尔兰的呢绒工业成为英国的危险敌手时，遭到英国的故意摧残。
1650年5月，克伦威尔既已平定爱尔兰，只余西部，就留下爱尔顿完成他的事业，自己回到英国。共和政府仍受苏格兰和海上的威胁，海上有一部分海军投归王党，正在攻打英吉利海峡中的英国船只。查理一世死后，爱丁堡的人们宣布他的儿子查理二世为国王，到了1650年春季，他受长老会派的邀请在苏格兰登陆，接受国民誓约，并且一一履行新教徒敬神的仪节。人们小心在意地从聚集支援查理二世的军队中清除出一切骑士派分子，除最纯正的誓约派外，确实一个不留。这个军队的军官都是些“牧师的儿子、教士和其他神圣化的人物，除神灵的刀剑外，几乎没有眼见或耳闻过任何刀剑，”用来抵抗克伦威尔的老兵，这是不中用的军事工具。
7月间，克伦威尔率兵北进，他屡次向侧面进兵，每次都打算乘敌人在战术上处于不利地位时迫敌应战，使誓约派忍无可忍。誓约派自然想冒昧攻打这种亚马来克人［亚马来克人（Amalekites）原指叙利亚的一支以劫夺为生涯的卑度安族人，转为指任何以劫夺攻战为业的人们。——译者注］，但苏格兰将军勒士利的警告一时制服了他们的愿望，可是到了9月3日，在邓巴地方，他们不能再听约束，于是克伦威尔取得一个歼灭性的胜利。在冬季期间，另一支大部募自以前被排斥的分子的军队继续战斗。他们据守斯特林，从肥沃的东北沿海平原取得粮晌。克伦威尔没有足够正面进攻的兵力，并且恐怕长期出征会给国内敌人一个再臻强大的机会，于是偷偷从敌人旁边溜过，到了珀思，一举切断他们与基地的联络，但不封闭通往英国的道路。这支军队别无办法，只好走这条路。他们向南走去，兵力日减，并有克伦威尔来追，这时英国各路军队合拢起来，把他们逼得离开直通伦敦的路线而走入塞文河谷，于是在邓巴之战的一周年纪念时，在伍斯特地方，他们被包围击破。
同时，共和政府的海军上将布莱克正包围王党的私掠船，攻陷他们在英吉利海峡和锡利群岛的最后堡垒。有了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国内抵抗共和政权的任何可能性都暂时归于消灭。现在的间题是求得巩固和稳定，是觅取一个足够广大的阶级基础以保证共和政权的永久性和让军事独裁变为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1651到1660这九年的历史一方面是坚强英勇的努力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完全失败的历史。
二 共和政治
1651年秋季，模范军由伍斯特战胜归来，发觉英国和荷兰即将交战。三十多年以来，英国商人和荷兰商人一直在东印度群岛互相争吵，伦敦商人一直嫉视他们敌人的巨大贸易。1651年，残余议会通过航海条例，勒令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用英国船只或其实际产地的船只运来英国。荷兰人所以取得运输业，是因为他们的船只多，体积大，效率高，他们的商业组织完善，而运输业又使荷兰成为全世界商品集散的一个中心，航海条例的企图就是要剥夺他们运输业的一部分。就其本身而论，航海条例不一定酿成战争。自十四世纪以来，这种条例已经屡次通过，而当时和以后，除了偶然的短时期外，从没有努力实行过。
然而残余议会决定开战，于是继航海条例之后又有一连串的挑衅行动。战事发生的时候，是个商业战争，完全是商人的事，克伦威尔和整个模范军都厌恶它。战事拖延下去的时候，尽管海军打了几个胜仗，这战争却日益不得人心。它证明是花费巨大的，使加税成为必要，而国外贸易刚开始从内战的混乱和王党私掠船的蹂躏恢复起来，又遭这个战事的严重妨害。
大多数荷兰人所赖以为生的是维持贸易路线，而英国正处在切断这一切路线的位置上，就因为这个单纯的地理原因，所以对荷兰而言，任何对英战事必遭重大损失，这次也不例外。1654年迫使荷兰人讲和的，与其说是布莱克的海战胜利，不如说是饥俄，而英国在这次和约中所得的具体利益，无一不是开战前就可以得到的。
由于新模范军优于同时欧洲各国的军队，共和政府不免打了几个胜仗，尽管这样，共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整个看来，却在策划和实行方面都不见佳。这至少有一部分是英国陷于某些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克伦威尔憧憬着以各新教国——广义地说，就是当时欧洲各进步国家——团结一致为基础的政策。但因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即新教国家中最重要的荷兰正成为英国商业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政策归于无效。而另一方面，传统政策，即仇视殖民事业上旧敌人西班牙的政策，其本身一部分是由过去清教主义传下来的，实有助于加强法国的地位，因而现在法国渐成为远较危险的敌人，并成为欧洲头等的天主教国家。
只要英国保持一个常备大军，有一支强大戍兵在敦刻尔克，就能扼制法国和西班牙。间题是，英国整个资产阶级能有多久相信这种很糜费的政策真有补于他们的利益呢？无疑的，他们乐于看见国家全副力量作固定的商业公司的后盾，乐于看见布莱克威震地中海，乐于欢迎攻克牙买加岛，可是用在对外政策和保持军队的每个辨士的课税，都耽误着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扩张。资产阶级所以准备接受复辟、解散军队和减削对外义务，这确是一个理由。大概英国的资本主义，在其奠立国内地位的斗争以后，先需要一个世代的休养，而后才能经得起一个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
共和政府的对外政策妨害了它在国内地位的巩固。共和政府的收入远多于从前任何英国政府所曾有的，可是它却无日不在财政困难之中，不得不课特别税，不得不对于尚未没收的王党产业征收罚款。因为无论第一次内战的骑士派王党和第二次内战的长老派王党都包括在王党之内，所以政府失去大多数地主的爱戴，1660年的反动所以那样激烈，一部分即由于此。1652年为了供荷兰战费而首次征收这种罚金，已引起恶感，而因为办理征收时有贪污行为，恶感更加强烈。不久，残余议会就以纳贿和议员猎取官职而丑声四播，它的不得民心危害了整个的政权。 模范军要求解散议会；克伦威尔照常站在中间地位，并且只要可能，他就企图取得妥协。但残余议会为了无限延长它的生命，提议只互选其所承认的人为新议员，这时克伦威尔就不能再行妥协，于是在1653年4月20日，残余议会被强制解散。它的解散是再向左转的信号。
克伦威尔暂时受哈利孙将军和第五君主国信徒的影响，并且厌恶商人的作战政策，就同意召开一个“提名人会议”（以后名为贝尔朋议会），这会议共有一百四十人，都是由独立派的牧师和会众推选的。这是个公开的党派会议，是圣徒们的统治，即稳重而可敬的独立派中等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统治；他们住在乡区，没有深受平均派的影响，因而始终是共和国最忠贞的后盾。不久以后，对克伦威尔和国务会议而言，这个会议的方案就太嫌革命，太嫌急进，它好讨论废除大法官法院和废除什一税等问题，而不愿通过预算和办理当前紧急的政府事务。1653年12月，它开了五个月的会以后，被解散了，让位于新议会，而以兰柏特为中心的右翼军官集团已替新议会制定了崭新的纸上宪法，即“政治法”。
这个宪法表面上的目的在保证克伦威尔（今已得到护国主的称号）、国务会议和议会中间的均势。议会首次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议员参加，并且为了增加各郡议员的名额，把议席也重新分配一番。反之，选举权受到限制，财产条件很高，拥有二百镑的人才有选举权，并且在内战时参加王党方面的人一概没有选举资格。这样，新议会绝不是人民的或代议制的机关，但这并不妨碍它拒绝扮演指定给它的角色，即拒绝给现在控制模范军的高级军官集团作宪法上的掩护。右翼的议会证明与左翼的议会一样难制，于是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在1655年1月，议会又被解散。
差不多两年工夫，克伦威尔以宪政为无望而把制宪把戏全部放弃，又因为发现了一连串的王党阴谋，其中一次竟至酿成索尔兹伯里的实际暴动，所以更愿意把它全部放弃。亡命中的查理二世，据共和国的侦探所知，不但与秘密的王党组织“密封团”通消息，而且与长老派甚至与现已堕落的平均派残余也通消息。政府把全国分为十一区，每区委一位少将管理。他们对王党采用强硬手段，传统上属于清教政府的镇压法律，有许多起于这个时期。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少将们所厉行的往往只是前十年或更早的法律而已。绅士们所最恨的是政府用力干涉治安法官而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办理地方政务。英国乡绅为什么对于常备军长久抱着深刻的敌意，他们在共和时期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事。克伦威尔公开的军事独裁制是有效率的，但日益不受欢迎，尤其是在1655年年底因对西班牙作战而再课新税的时候。尽管有这种与查理一世时代一样任意征收的课税，赤字仍达八十万镑，政府的信用又不佳，因而不得不在1656年9月召开一个新议会。
当选的议员有四分之一（包括王党和共和派）未获准出席议会，但这次议会比前一届更显然是个右派的组织。他们草拟一个修正的宪法，名为“拙见陈请书”，这个宪法提高议会和护国主的权力，而将军们所凭借的国务会议的权力则因而削弱。议会新设第二院，并且提请克伦威尔为国王。克伦威尔加以拒绝，主要是因为将军们激烈反对，将军们至少在这次确实反映了模范军普通士兵的心情。或许克伦威尔当时很想顺从议会的意思，但他却知道，他的权威毕竟要依靠模范军。
这种右倾的行动虽使政府暂时较为稳固，却不是个成功。传统制度在表面上的恢复，不能使共和国的旧敌人消除敌意，而这些改变，尤其是恢复王政的谣言，却引起左派的惊慌和厌恶，他们虽与克伦威尔有许多意见不合之处，但还以为有他就没有斯图亚特氏的复辟，所以大体上曾是支持他的。共和政府所依赖的是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商人和中等阶级下层——的勉强支持，两者加起来仍只占全人口很小的少数。共和国努力觅取一种为两个集团所满意的基础，但终归失败，它又力求其他阶级的支持，结果使这两个集团离心。共和国最后几年的特点是它不断失去群众的支持，将军和模范军的平衡日益不稳，仅赖克伦威尔的威望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坚实的绅士集团又复集合他们的队伍，先支持克伦威尔以抗左派，在他死后，就日益倾向于查理二世。
共和政府的结局同它的开头一样，适遇1658至1661年的长期饥荒。此外，西班牙战争证明是花费巨大而又有害于商业。航运业遭到严重的妨碍，呢绒出口衰落了，织工失业的很多。征收赋税更加困难，结果，政府的信用低落，以至商谈借款时，条件日益不利于政府。西班牙战争无论起初如何受商人们的欢迎，它的影响不久就使他们反对这个战争和政府。布莱克在圣克鲁斯的胜利，敦刻尔克的攻克，都不能补偿长期战事的损失和痛苦。
这种不安反映在议会的第二次集会，由于克伦威尔的支持者有许多转入新成立的上议院，所以他在议会里的势力削弱了。几星期以后，议会遭到解散，克伦威尔在他死前的七个月里，重回到公开的军事统治。他仍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尤其不能解决财政间题。虽则全国财政已由长期议会加以现代化，这种财政仍十分不敷保持常备大军之用。可是没有这种军队，共和政府就不能存在。技术上无法解决的、使共和政府终不能免于覆亡的难局就在于此。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的死，使这政权暴露出全部弱点而突然完结，但他的死所以有这种急骤的决定性影响，还是上文略述的经济压迫和政治矛盾使然。城市中等阶级本身已证明太嫌薄弱，不能作为政府的永久基础，而1660年的复辟实际上是重新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一个与力量的实际分配相合的政府。我们与其说复辟是君主政体的恢复，不如说它是地主与城市上层阶级间的新妥协。
三 1660年的妥协
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塌台的笛克”——被宣布为护国主。除了他的大名，以及有一班不名誉的政客以他为适用的工具而支持他以外，他是无甚可取的。兰柏特和弗利特伍德所统率的模范军不肯承认他，于是他辞职。为了使他们的统治貌似合法，将军们重新召集长期议会的残余。几个月以内，它先被解散而后又被召集。模范军本身开始四分五裂，每一将军都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共和政府消失在各党派互相冲突的扰攘中。
最后，在1660年之初，苏格兰驻防军司令蒙克率兵南下，与费尔法克斯相会于约克，进入伦敦，先布置新选举而后说服或强迫残余议会自行解散。同时，蒙克开始与流亡的查理二世商谈，到了1660年5月14日，查理二世发表一个由海德根据蒙克建议而草拟的文件，布雷达宣言，于是他的回国实际上成为定局。在宣言中，查理二世诺许，除去直接与处决查理一世有关的人以外一概免罪，并且承认信教自由和尊重现有的产权关系。
在同时召开的新议会里，王党和长老派占优势，它最早的法案之一就是请查理二世回国。当兴奋的心情已渐消灭，效忠的演说已归遗忘的时候，驻伦敦的法国大使向路易十四世报告他的灼见，写道：“这政府因为有个国王而貌似君主政治，其实根本上不是君主政治。”查理一世曾自命为神授君权的国王，查理二世却自知是议会里地主和商人许可的国王，既容易被召来，也一样容易被罢免。王室要取得一点实权，唯一的方法是利用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矛盾。查理很愿意这样做，但他暂时还把他的打算藏在心里。
复辟的性质最明显地表现在继之而来的土地解决办法上。共和时代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和王室土地都归还原主。为了补偿，地主自行免除了他们对王室所应缴的一切剩余封建税，而给查理二世一种消费税以为报偿，因而把他们的义务转嫁给其余的国民。这样一来，马克思说，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1页。——译者注］在这方面，我们与其说复辟是颠覆革命，不如说它是完成革命。
私人的要求较难解决。地主们并不一致，但可略分为两派，一派是旧的即骑士派的王党，一派是新的即长老派的王党，后者是在1647年以后陆续叛离议会而归附国王的。1660年，骑士派的王党收回他们被没收出卖了的产业的大部分，但过去他们为缴纳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罚金和课税，曾不得不私自出卖远多于此的产业，这种产业没有恢复。这些产业的买主必须归入独立派统治时期改投国王的长老派王党之列。这样，复辟时期的土地解决办法既确认买主的占有权，就为大多数骑士派所不满，可是它有团结地主以支持王室的效果，至少在当时有这种效果。
1661年5月，新议会集会。现在王党绅士阶级又复显露头角，全国除少数大城市外，地方政治全为他们所控制，而共和时代在政治上最积极的人们却以销声匿迹为明智。在1661年的“骑士议会”里，长老派这个政党失势了。骑士议会是个“荒唐少年的议会，是愤怒的人们泄忿于清教徒而选举的议会”，而因为他们不满意土地解决办法，所以更渴望报复。
这议会起初各次集会的作为，即后来所谓的“克拉伦登法典”（因克拉伦登伯爵海德而得名，他已从流亡中归来，成为大法官），在形式上是个宗教解决办法。在内容上，这却是一套想使清教派成为非法组织的法令。因为城市是清教势力的中心，第一步，在1661年的市镇机关法里规定，市领导机构以准备承认国教教条和教律的人员为限。次年，划一法把约两千个不肯表示完全同意于祈祷书的清教教士逐出任所。对于一切教师，也同样要求他们遵奉国教。这样一来，清教徒就被逐出国家机构和国教会。1665年的集会法企图使他们不能在国教会外从事改革，禁止国教会以外的任何公开礼拜。最后，五哩法（1665年）禁止被逐的牧师和教师来到距任何自治市五英里以内的地方，这样，就切断他们与其大多数拥护者之间的联系。
克拉伦登法典摧毁了长老会，因为长老会若不成为有机的全国教会，就不能存在。独立派的各支派由于纯是地方组织，它们的信徒由于一般地不大著名，所以还能存在，作为中下阶级的半秘密组织。一殷实的长老派不久就加入英国国教会，后来成为辉格党的一翼。在乡间各地，自由农衰落，农村人口日益分化为乡绅、佃农和无地的劳工等阶层，于是清教主义失去其社会的基础，而先为王党后为托利党并互始终坚信国教的乡绅则在乡间完全占了统治地位。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斗争大部分成为城市与乡村间的斗争。
从一方面看来，查理二世的王党议会与他父亲时代的议会同样强硬。当他即位之时，议会通过消费税和土地税，据估计每年可收一百二十万镑。但实际上这些课税只收得五十万镑，而追加预算则只在一些耽搁之后才能勉强通过。不久，财政问题又因查理与议会在对外政策上起了争执而复杂起来。1665年，由于英国与荷兰在北美和东方有商业争执和私人冲突，发展成对荷兰的战争。战斗照旧不分胜负，但它的结果是英人攻占那后来成为纽约的地方。议会和伦敦城都渐渐认为日盛的法国是最大敌人，而查理二世却渴望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发展友好关系，他希望获得路易十四世的财政援助，以使他不再依赖议会。
反法派的力量迫使政府在1668年与荷兰和瑞典结成三国同盟，但两年以后，查理二世能以一种密约抵消了这个联盟的效果。他同意参加路易瓜分荷兰的战争并在他认为自己有把握的时候，宣布自己为天主教徒。为了报答，路易答应每年给他补助金，使他在财政上不依赖议会。1672年，第三次荷兰战争开始，英法两国联合作战。查理二世不能很有效地参加，因为议会的厌恶此次战事表现为极不愿通过预算。当时的政府惯于向伦敦金饰店主借款，以将来的税收为抵押。1672年，财政发生很大的困难，以至政府不得不拒付当时共计一百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六镑的全部欠债。这在伦敦城里造成真正的恐慌。1677年，恢复了几年按利率六厘而不按平常的八厘付息，但到很晚时候才把本金并入国债。这事或者尤甚于其他行动，使查理二世的政府失去伦敦财政家的支持和信任。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乡绅和城市上层阶级的联盟终止于这时前后，这种联盟曾加强都铎王朝和对于前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反抗，它的瓦解曾削弱共和政治，它的暂时恢复曾产生复辟。现在这种联盟一去不复返，只有在1688年一个绝大恐慌消除了素来的敌意时，才昙花一现。
骑士议会存在时间很长（1661-1678年），因而有了充分机会使政治专业化，使有组织的、在公认领袖之下行动的政党发生萌芽，使露骨的腐化开始；到了十八世纪，这种腐化发展为一种制度，使政策上和措施上许多琐屑变动成为那样复杂而从长看来又那样无意义的事。一方面是托利党的乡绅，他们因君主政治的恢复而恢复了政治势力，认为保存和加强君主政治是维持这种势力的上策。他们的后盾是国教会和仍未觉醒的农村人民大众。另一方面是辉格党，这是个比较奇怪的联合，是商人和新兴财政资本家与一部分最有势力．的土地贵族的联合，象贝德福公爵和德文公爵那样的大富豪充分觉得他们自己有力量，因而不象较小的豪商那样感到有依赖王室的必要。这些家族有许多象佩蒂那样，原是在经商中发财致富的，另有一些象罗素那样，在生产粮食和羊毛以供伦敦市场的地区拥有地产。这两部分人组成辉格党“可敬的”代表。他们后面有远较急进的人们，即清教徒居多的城市中下阶级，他们仍深受共和时代共和派和平均派思想的影响。两派的政治目标显然很不相同，因而取得两派的联合行动，也是相当困难的事。
沙夫茨伯里身居前代克伦威尔所占的中心地位，他那出众的能力能联合一切反对王室的人创立一条统一战线。这事当时进行很顺利，以至一个新共和国的希望开始复活。另一方面，宫廷党开始认清他们的目标，即铲除沙夫茨伯里及其同党并削弱反对党，使它的反对党分为尖锐地对立的不能联合行动的两派。
骑士议会在不分胜负的斗争中渡过它最后的几年，先是沙夫茨伯里和辉格党而后丹比和托利党获得小胜。［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到了几年以后（1680年的大危机时）才真见于应用，但在那时候，它们所指的党派已存在多年。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可是它们代表很有限的选民中明白划分的两个派别。当时也没有与现代内阁政治制度相似的东西。——作者注］但它举行末次会议时，正值所谓天主教阴谋的败露造成恐慌。一个曾为耶稣会士的太特斯·欧茨宣称，1678年4月24日，英国耶稣会成员曾在伦敦的白马酒店开会，在那里阴谋杀害查理二世和恢复英国的天主教。确实，耶稣会那天曾集会，地点是在查理二世之弟詹姆斯的房屋里。这一点欧茨是不知道的，虽然查理二世是知道的，他却有最好的理由把这事隐瞒起来。
这件事立刻为人所信，于是一个恐怖时期开始，天主教徒有些被处死刑，更多的受到监禁。当时人民激烈反对天主教的心情，如果我们忘记它大部是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就不可解。当时形容法国现状的流行语是“天主教加木鞋”，这话的意思是，专制政体和生活水平低是与天主教相伴而来的。詹姆斯是个有名的天主教徒，欧茨又偶能碰巧使詹姆斯的秘书牵连在真正叛逆活动中，并且十年前天主教徒曾大受宫廷的恩宠，所以任何虚妄的故事更易于使人相信，甚至那样荒唐的故事如天主教徒谋杀其最有势力的恩主查理二世的话，也能使人相信。
查理、丹比和托利党人知道这件事的荒谬，但不敢说。沙夫茨伯里和他的同党也知道这件事的荒谬，却欣然抓住这摧毁政敌的武器。大多数人民绝对相信这件事，议会里大多数的议员或许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经过一串补选而成份大变的骑士议会，也要求解散军队；他们相信军队里满是天主教徒，而辉格党以为查理二世想用军队来建立路易十四世的那种专制政体，也不无理由。骑士议会最后的决议就是弹劫托利党大臣丹比。
1679年2月举行选举，结果辉格党在当选的议会里占绝大优势。这是三届寿命很短的议会(1679年3月到7月，1680年10月到1681年1月，1681年3月21日到28日）中的头一届，辉格党在这次议会里努力的中心，在防止詹姆斯继承他哥哥的王位。这些努力失败了，一部分因为查理二世非常善于运用策略，他一面拖延时间，一面慢慢重建破碎的托利党，又一部分因为辉格党内部不能一致同意代替詹姆斯的人选，有的要以詹姆斯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和她丈夫荷兰人奥伦治君威廉代替詹姆斯，有的要以蒙默思公爵代替他，蒙默思公爵据说是查理二世的儿子，他确是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是谁，却属疑问。因为蒙默思是反对党里可称为“平均”派的人所推举的，而威廉则是辉格党所推举的，所以这个争端与这次运动的整个前途和方向间题不可分离。所达成的决议是拥立蒙默思，这代表沙夫茨伯里集团一个明确的左倾步骤。蒙默思的当选很受人民大众的欢迎，但其结果，不仅托利党素所依赖的阶级里一些为天主教阴谋所吓走而暂时支持反对党的人们因此离心，而且许多辉格党人也因此离心。从这时起，反对党内部的裂痕就越来越大。
因为以上这些原故，又因为天主教阴谋的荒唐和过度兴奋不免产生反作用，所以在1681年3月21日开幕的议会里，两党的力量比较接近相等的程度。查理二世似乎在山穷水尽中，国库空虚，他的信用丧失无余，他的军队无饷可发，就要叛变。为了避开伦敦那个激烈的辉格党群众，他召集议会在牛津开会，提出一个妥协办法，就是詹姆斯继位，但玛丽和威廉共同摄政，用詹姆斯的名义统治英国。查理二世作这提议实仅仅是为了使温和派深感国王的合理。果然不出查理二世所料，自信必能成功的辉格党拒绝了他的提议。查理二世的政敌们却不知道，他刚刚与路易结了一个新联盟，这联盟保证他获得一笔收入，一笔足能使他在财政上不依靠议会的收入。
事前没有通知，并且突如其来，以至辉格党领袖没有集合同党和拟定计划的机会，议会就被解散了。辉格党人既不在伦敦，就不可能抵抗，并且受了恐惧心的传染，他们绝望而慌乱地四散奔逃，回到他们在全国各处的家乡。查理二世既免于目前的危险，就转而采取攻势。在托利党的绅士、教会和军队中，他拥有极大的无法直接反抗的力量，于是在他死前的四年中，他在统治上所享有的独断权，高于以前同一王室中任何的君主。
四 1688年的妥协
1681年的各种事件，乍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圆满而胜利的反革命，把长期议会、内战和共和国的成绩一扫而光，而这些事件的继续发展似乎证实了这种看法。继胜利之后，查理二世改组地方行政机构。处处以托利党人代替辉格党的治安法官，辉格党当权时，克拉伦登法典已有些作废，现在又复力加执行。托利党被选充伦敦郡守等要职，而因为郡守有选择陪审员之权，这就使政府确有把握，能把任何被传讯的辉格党领袖判决有罪。沙夫茨伯里、罗素、阿尔基农·悉尼和其他辉格党人开始作武装抵抗的计划，同时旧日克伦威尔部下的一群军人也打算暗杀查理二世和詹姆斯［我们很有理由认为这个所谓“莱好斯阴谋”（Rye House Plot）自始就是煽动者制造的——作者注］。沙夫茨伯里觉得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恐怕被捕，于是在1682年11月逃往荷兰。在次年6月间，两桩阴谋都被人密告政府，阴谋的首领连罗素和悉尼在内都被捕获处决。辉格党的支持者被迫一言不发，甚至在伦敦，拥护教会和国王的徒从也一时控制街巷。现在沙夫茨伯里派完全消灭，因而任何反对王室的联合行动的最后可能性也跟着完全消灭。
在1683和1684两年间，托利党进攻辉格党最后的根据地，很各自治城市。他们宣布伦敦市违反特许证上的规定，于是把它的特许证没收，只有以使王室控制市政会为条件，才发还特许证。许多地方城市不待有更坏的遭遇，就赶紧把特许证交出，而其他城市也在种种借口之下被撤销凭照。他们在约克所用的借口，说约克“市长不准持有国王荐书的一位江湖医生在该市搭台卖药”，或许与用在其余大多数城市上的借口并无二致。因为市自治会大半选举议会议员，所以查理二世现在可以确信，如果有一天他需要召集议会，他一定有个托利党的下议院。辉格党溃散了，并且似乎是消灭了。
然而这个反革命却不象它外表上那样圆满和坚固。辉格党在富裕商人中的社会基础其实是空前强大的。自1660至1688年期间是商业扩展一日千里的时期。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并且与西班牙及其属地建立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结果替英国货物开辟了新的市场。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的种植园不断发展，提供市场和原料，同时东印度公司不但成为一个重要商行，而且成为英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力量。由于对各处殖民地的剥削，辉格党的商人已获得大量积累的资本。
查理二世在追求专制主义中所能纠集来作他后盾的社会力量虽然不小，但他们并不是绝大数量资本的支配者。由于路易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由而预备给予查理二世的补助费，王室暂时而偶然地能自立了。但这种补助费不是可以无止境地依赖的，并且最拥护王权的议会也不会准备给王室充分的收入，以保持专制政体所需要的常备大军。实际上，乡绅的保守主义和没有远见，使他们不能领会当时正在发展的复杂国家组织那种日增的需要，所以差不多总是特别吝啬。政府迟早必有一天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求助于伦敦的财阀，而财阀则非有条件不肯施助。
这所以没有成为事实，是因为詹姆斯力求使反革命迅速进行，超过拥护他的托利党人所准备达到的速度和限度，以至给辉格党以有利的机会。由于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他不得不依赖国内最反动分子的支持，即耶稣会士和较为卤莽和短见的天主教绅士的支持。他的企图甚至不为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所欢迎，他们预知这事必归失败，而失败就使他们陷于较前更坏的地位。
这企图所以更不容易成功，是因为它正值1685年法国取消南特敕令，使胡格诺派不能享受有限的信教自由之时。南特敕令取消以后，继之以酷烈的迫害，几十万胡格诺派教徒拚命逃走，散到整个西欧各地。其中有五、六万人移居英国，差不多全是熟练的工匠。他们是丝织工人和帽匠、造纸匠和玻璃匠，把他们的工业技术和添枝加叶的天主教暴行故事一齐带来。不久以后，就有个一般的信念传播开来，以为全欧洲都在酝酿着一个共同毁灭新教的阴谋。反对詹姆斯的运动所以那样广泛和激烈，大部分是当时法国局势所造成的结果。
可是当詹姆斯二世即位之初，情形还很顺利，议会因以往王室对市自治会的操纵而满布托利党议员，慷慨地通过预算。但第一个攻击是从左翼来的。在英国和荷兰，都有人计划以蒙默思公爵为首的起事和同时在苏格兰的登陆。那些曾支持平均派的阶级，以及二、三十年前习于视王室为天主教和社会反动的工具的阶级，都把他们的希望集中在这次起事的成功。
7月间，蒙默思登陆于莱姆里季斯的时候，他从雇工、小自耕农尤其是西部织工方面，受到自凯特时代以来英国任何地方所未尝见的热烈欢迎。当时西部的呢绒业因与爱尔兰的低工资和贱羊毛相竞争而陷于不景气，织工自发的拥护可能与此有关，但显然那时也有个新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在象征往日平均派的绿色旗帜下，蒙默思进趋内地，所过之处，拥护者日增。
然而不久就明显了，这些拥护者仅属于一种人。辉格党的大富豪没有一个响应蒙默思，绅士也很少，这种缺乏热情实是这次起事的大众性直接造成的。辉格党最后发生了叛卖行动，他们的代表奥伦治君威廉派遣驻在荷兰的英国军队回英平乱。遭到这种破坏，蒙默思的起事注定失败。可能拥护他的大中心位于伦敦四围的半圆形地带，汤顿区与这地带的关系是个孤悬在敌境或中立地区内的地方。辉格党既不支持蒙默思，政府就能牢固地控制伦敦及其周围各郡。
起事群众进趋布里斯托尔，为一支强大的政府军所逐回，退到布里季沃特。在这里，他们企图出其不意地夜袭塞季木厄的敌营。企图失败了，而袭击的优势一经消失，这些缺乏训练的、武器恶劣的农民和织工，与一支统帅中有两位名将约翰·丘吉尔和帕特里克·萨斯菲尔德的军队相抗，实在是毫无希望。他们作战很英勇，但终于溃败，被王家骑兵踏死或枪杀。接着就是追捕起事余众，在血腥的巡回裁判所里，被处决的有几百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为数更多。蒙默思本人也被捕获斩首。
政府甚至利用这次事变，作为扩充常备军的借口。在复辟的时候，克伦威尔的队伍，除少数警卫队外，都迅速地被解散了。以后政府招募了儿支卫戍丹吉尔的队伍，在苏格兰又经常保持着一支二万人的军队。但查理二世每次想在英格兰驻一支常备大军，都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詹姆斯二世把兵力扩充到三万人左右，为了威吓伦敦，在杭兹洛荒原驻扎了一万三千人。
与法律的规定相反，这支军队尽可能用天主教徒为军官。兵士绝大多数不是天主教徒，因而想使他们改教的笨拙做法，只激起他们的愤怒。詹姆斯二世派驻爱尔兰的总督提康内尔伯爵却能成立一个天主教大军。
现在詹姆斯二世开始用天主教徒代替国教会里托利党的牧师，重建为长期议会所取消的高等法院，任命天主教徒为官吏，甚至为主教。他觉得，天主教徒仍苦于依法无权参政，甚至他那托利党的议会也不会同意消除这种状况，于是他决心特别行使他的王权，加以消除。在1687年和1688年的4月，他两次发布信教自由令，停止一切使天主教徒不得充文武官吏的法律。为了争取新同盟，解禁令也把非国教徒包括在内，但旧日清教徒畏俱和厌恶天主教的心情非常强烈，并且信教自由显然被利用为造成政治上解禁的工具，所以非国教徒不为所动。
詹姆斯二世命教士在礼拜堂内宣读信教自由令，国教教士不肯实行，并且得到主教的支持。当七个主教被捕，经审讯而被释放的时候，他们与以前的上议院主教团不同，成为伦敦清教群众的英雄。从前查理二世以其较锐敏的政治眼光，认为只有托利党乡绅的支持仍可作为专制君主政治的基础，所以争取他们，现在詹姆斯二世既与英国国教会破裂，也就是与托利党的乡绅破裂。因此，失败是绝对无疑的。
因蒙默思失败而获利的毕竟是辉格党而不是政府。这次失败毁灭了左翼，于是他们能平安无事地发动一个革命，一个正因为没有大众参加而后来可称为“光荣”的革命。推翻詹姆斯二世和斯图亚特王室，而詹姆斯二世出走以后又绝不会使国内产生一个使穷人向富人提出不便要求的共和政体，这是件安全的事。
辉格党和托利党联合起来与奥伦治君威廉进行谈判，到了6月30日，一群首要贵族给他一封邀请书，约定积极援助他反对詹姆斯二世。在整个夏季，威廉集合舰队和陆军，焦急地守候着，以防路易直接进攻尼德兰而使他不能开航。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大臣在进退上犹豫不决，最后到了11月5日，威廉在托尔湾登陆，未遇抵抗。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一个个地逃往海外或投归威廉。一个名叫约翰·丘吉尔的投归威廉，大概有决定的作用，他在军队里已是个最有势力的军官，不久以后，就成为更著名的马尔博罗公爵。没有军队，詹姆斯二世就无法可想，到了12月，他逃走了，威廉的力量却在进趋伦敦时日益强大，于是威廉成为唯一可能的现存权威。
2月间，一个协商会议开会，请威廉和玛丽共即王位。会议宣布自己为议会，进而在“权利法案”中，规定辉格党富豪和资产阶级乐于让君主制度继续存在的条件。事实上，国王不得再控制军队或审判官。他尤其不得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的执行。财政管理权永久归于议会，议会至少须每三年召集一次，并且每次不得存留三年以上［1716年，辉格党把议会的寿命延长到七年，因为如在当时办理选举，大概就会造成托利党的多数。1911年，议会的任期定为五年，但任何议会无限延长自己的寿命是无法预防的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是如此。——作者注］。在这些条件之下，辉格党变成忠实热烈的君主主义者，因为现在的君主政体是他们的君主政体，并且依赖他们而存在。这是他们异于托利党之处，托利党反而觉得他们的存在有赖于君主政体的存在，所以他们给与支持时，条件远较宽大。
马克思说：“‘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1一792页。——译者注］
1688年的“革命”使辉格党在下一世纪，除几次短短的间断外，掌握中央政治机构的控制权。为了行使这种控制权，他们迅速发展出必要的财政机构和相应的政治方法。然而他们的胜利并不圆满。他们不得不让托利党乡绅掌握乡村地方政府的控制权，这就造成十八世纪很多政治冲突所围绕的双重体制。
当时荷兰正进入与法国长期作战的时期，威廉只要能取得英国的财力和人力以供抵抗法国之用，他本人就准备接受任何条件。但在这些资源可供利用以前，他先要巩固他的政权，不但要巩固他在英格兰的政权，而且要巩固他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政权。1689年，詹姆斯二世在爱尔兰登陆，在这里，他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并且不难煽动本地天主教徒对新教徒“驻防军”举行民族起义。
1690年7月，威廉在博因河一战击败詹姆斯党的军队，1691年10月，爱尔兰最后的将军萨斯菲尔德在一次辉煌而无望的挣扎之后，在利默里克投降。作为投降的一个条件，威廉许给爱尔兰天主教徒以信教自由，但他立即背信，通过剥夺他们一切公权和信教权的苛酷刑律。爱尔兰再次被征服以后，接着又来一次土地的没收，最受其利者是威廉的荷兰籍宠臣班廷克勋爵，自此以后，英国人比以前更公开地拿这块地方当作专为英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存在的殖民地，比以前更残暴地加以统治。
苏格兰人不甚反抗地接受了新政权，高地区的起义开头在基利克兰基获得一次胜利，以后就逐渐消灭。拥护国民誓约的低地区极其喜欢詹姆斯二世的被逐，到1692年，不列颠群岛全境己无人反抗威廉的统治权。在下一时期，我们注意的中心由国内政治转移到对法国的斗争和导致产业革命的经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