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第八章 英国革命 一、长期议会：各阶级与各党派长期议会的下议院具有英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力和自觉的目标。在以前的几次议会里，议员们都是以个人资格而被选出来的，这是由于他们在本郡和本市邑的地位而不因为他们的政治结盟。但是自从1628年的议会以来，第一个政党即已渐具雏形。这是一班清教乡绅和清教贵族的成绩，其中有上届议会的领袖皮姆，因反抗造船捐而驰名全国的汉普敦，一切辉格党人的始祖贝德福伯爵，在伦敦市民中间与他父亲同有无限影响的埃塞克斯伯爵。 在1640年秋季的大选期间，皮姆、汉普敦和其他人等周游全国各地，力劝人们选举有名的清教徒，并且加强他们领导反对派之权。结果是大资产阶级在选举中得到压倒多数的胜利，他们是地主和商人，不是共和派，但其中大多数决定使王室附属于一个完全由他们作主的议会。 在长期议会的第一次会议期中，新党没有遇到真正的反杭。查理已失去了差不多一切阶级的爱戴，并且当时还没有王党。象海德和福克兰那些不是清教徒并且以后在内战中替国王作战的人们，也附和大多数来攻击国王专制和要求罢免斯特拉福。在1640年11月，好象不动刀兵，就打了胜仗。斯特拉福和劳德被捕，其他不得民心的大臣逃往海外，而下议院一方面有驻扎在纽卡斯尔的苏格兰军，另一方面有伦敦群众保护着，似乎是势不可挡的。伦敦成为革命骚动和讨论革命的伟大中心。劳德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旦废除，小册子和宣教家就开始公开辩论关于教会和政府的基本间题，而许多一向默默无闻或潜伏的教派的人数和影响都迅速地增长起来了。人民向威斯敏斯特的示威常常发生决定性的政治效果，对国王施加压力并驱使议会党采取更富攻势的行动。皮姆和他的同党眼见他们所发动的力量的猛烈性，有时感到惊骇，但是不敢加以制止，因为他们非常需要人民的支持以抗王室。 3月间，斯特拉福以叛逆罪被弹幼。因为以往叛逆罪永远是反对国王的罪，又因为斯特拉福在行动上一贯是替国王谋利益的，所以对叛逆罪必须提出一个新概念，这就是反对国家和人民自由的叛逆罪。这是法律所没有的一种罪，但皮姆和他的同党知道，只要斯特拉福活着，就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而反革命一旦发生，他们若能逃得性命，就算幸运。当上议院似乎不打算判定斯特拉福为有罪的时候，他们忽然变更程序，提出褫夺公权的议案。下议院反对这个议案的只有五十九票，而这五十九票所以表示反对，有许多是因为不赞成这种程序，而不是因为觉得斯特拉福不该有死罪：这足以表明当时舆论的情况。 一个危机忽然降临，·约克驻军的军官阴谋进军伦敦、释放斯特拉福和解散议会，而这个阴谋被发觉了。这个阴谋是查理一世和王后所鼓励的，是哥林之流最横行霸道肆无忌惮的朝臣和浪人所组织的。哥林是个十七世纪的罗姆［Roehm，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的帮凶。——译者注］，以后王党史家克拉伦登写到他说，他“为了满足一种寻常的情欲或嗜好，常毫不犹豫地辜负任何信任，或实行任何变节，并且说实在的，他所以没有在最大的恶行上达到同时人那样出色和成功的地步，……只因他不够努力而已。” 阴谋被发觉以后，在伦敦引起了恐慌。5月初，两院急速通过褫夺公权案，提请国王签字。与此并行的还通过一个预防不经议会许可而解散议会的议案。几天的工夫，人民围绕着威斯敏斯特举行大示威，有攻劫国王宫殿白厅的势头。查理一世屈服了，于是在5月12日，在当时作家估计有二十万群众的面前，斯特拉福被斩首于塔山。从此以后，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双方争夺绝对统治权的决战已经开幕，第二，议会党必须得胜否则就要灭亡，因为议会若不完全毁灭，查理就永不能满意。 斯特拉福死后，开始了一种分化过程，温和派相信统治权可以分享，于是陆续投归王党的阵营。然而，议会在下次会议之前，这种分化还不显著，它在这次闭会以前，还通过一连串的法令，宣布种种不经议会通过的课税为非法，并且取消星室法庭和其他特权法庭。查理不敢公然反抗这些法令，但是继续与军官和天主教徒进行阴谋，同时在议会内部纠集了一个党派的核心。 到8月间，在“根本解决案”上，下议院首次有了真正的分歧，这议案要取消主教，在议会所任命的俗人委员会之下组织教会。这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参加上议院的主教们组成一个由王室任命并且与王党利益有关的集团。因此，“根本解决案”企图制止一个王党在议会内部形成。 两院在秋季复会的时候，一个外来的新危机直接引起了权力问题，武装部队问题，把下议院分成几乎相等的两个阵营。这个危机就是爱尔兰人的反抗；爱尔兰人曾被逐出自己的土地，曾受斯特拉福的压制，现在从他那专制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于是可怕的、言过其实的传闻渡爱尔兰海而来，说新教移民遭到整批的屠杀。清教徒和王党一致把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看作应受无情蹂躏和镇压的野蛮人，但要镇压他们，就需要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谁来统制这支军队呢？清教徒知道，查理可能使它去攻打爱尔兰人，同样也可能使它转而攻打议会。王党也同样怕把军队委托给下议院的清教徒领袖，并且，无论如何，武装部队的募集和统制一向是王室的权利和义务。 11月间，清教徒拟定了大抗议书，这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党派文件，意在诉诸新教徒的成见，并且断言不当把军队交给国王。当时两党势均力敌，所以抗议书仅以十一票的多数被通过。如果查理一世止于满足他的传统权利和法律条文，他或许能在这点上胜利。但他宁愿信赖作他侍从的强徒，他们组成武装队伍，在伦敦街市上耀武扬威，与市民和学徒们寻衅吵闹。而市民和学徒们也正想借机报复。最后，查理一世抛弃他那法律地位上的优势，企图逮捕皮姆、汉普敦和另外三个议会首领。1642年1月4日，他带着几百个武装从人走进议会，要求逮捕这五个议员。他们预先得到消息，已往伦敦城内避难。皮姆素来擅长政治的策略，立刻抓住这个好机会。警报响起来了，伦敦的民兵被召出来保护议会，以免遭到屠杀，于是议会改在伦敦市中心的市政厅开会。1月10日，查理一世逃到约克，下议院约三分之一和上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也在这个冬天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双方立即开始募集武装斗争所需要的队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议会的所作所为如何规定了这次斗争中的用语。查理一世不能再主张他的神圣权利，也不能公开地为他的真正目的而斗争。反之，他不得不用他敌人的语言来说话，利用立宪王党海德的才能来起草布告，他在布告中说道： “我的愿望是，用已知的本国法律统治国家，并且用法律保全臣民的自由和财产，要与保全他的正当权利一样周到。并且……我在上帝鉴临之下，郑重而真诚地宣誓，我要维护议会的正当特权和自由，……尤其要不加侵犯地遵守我向本属国会表示同意的法律。”
这段话当然只是虚情假意，但也值得我们把这里所用的语言与几年前法官冯奇的语言作一番比较。［参看本书边码第231页。——译者注］这种温和的语言确乎吸引了许多原不会支持国王的人们归附国王，所以战争到来时，他的拥护者不再限于哥林一类的人，而且包括激烈反对暴政和战争的福克兰，或迫于忠心而“维持拥护良心上所不愿维持拥护的事物”的埃德蒙·维尔涅爵士等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与汉普敦或利尔本一样地正直无私。而在议会方面，与哥林一流人相抵的，也有许多伪君子、追求私利的腐化分子、横暴的乡绅和圈占土地的贵族，如贝德福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克伦威尔都曾为了东盎格利亚自由农民的利益而加以反对。以上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有时忘记，在革命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的高尚或卑鄙，而是各阶级力量的配置和这些阶级所奋斗争取的目标。然而我们务须切记，在国王方面，福克兰一流人是最不全心全意且常不能忠于一事，而在议会方面，抱有最大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的，并且对于斗争的目标最有充分自觉的，却是最优良最进步的人士。站在议会方面的首先是伦敦，相对地说，该地比今日伦敦为大，而且在政治上比今日更起决定作用。它拥有约三十万居民，至少十倍于次大城市——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季。伦敦是议会队伍右翼的堡垒，即后来偶然地被称为长老派的地主和富商派的堡垒。伦敦的群众在政治上受商人的领导。伦敦人组成名为训练队的民兵，这就是议会统辖的最精良的步兵，对于温和派领袖埃塞克斯伯爵，直到他的过失无能使他们遭难而在洛斯特威锡尔受辱投降之时，伦敦人总是狂热地爱戴他，甚至在此时以后仍有点爱戴他。与他们同道的还有东部、南部和中部各郡那些较小但是仍属富裕、繁荣而有商业头脑的绅士。绅士与商人的关系一向是密切的，商人常常购买地产，成为乡绅，而绅士的幼子则总是走入商界。例如，利尔本就是达勒姆一位乡绅的儿子，给伦敦的一个呢绒商做学徒。由于有许多学徒出自殷实的家庭，因此，商人大概是通过学徒，才能影响伦敦的整个群众。与以上各种人相对的是独立派，即主要来自自由农民和乡镇商贩工匠的左翼。他们是最民主最革命的阶层，以后新模范军优良的战斗品质就是取资于他们的。可是他们不能建立本阶级的领导权，不得不倚赖最积极最有才智的一群绅士，终至自陷于覆败。 大致说来，议会占优势的地方是城市以及东部和南部，即英国最富的、经济最发达的部分。议会也有海军的支援，控制着几乎所有的海港，因而控制着对外贸易。议会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此，因为这样一来，它就能征收经常的重税，用有组织的方式供应战费，反之，国王则须倚赖个别拥护者的慷慨赠予，而由于交通断绝，他不能得到任何海外的援助。在长期战争中，这种优势几乎必起决定的作用，不过起初议会虽有招募和装备军队的金钱，却难于取得有战斗经验的兵士。 国王部下军队的情况使他的最大希望在于取得速胜。他占优势的地方是西部和北部，即英国最贫苦但最善战的部分。拥护国王的是在那些地方仍占优势的天主教徒，和仍能凭着国王名义召集佃户和从人组成强大军队的边区半封建的大贵族。其中有纽卡斯尔伯爵用苏格兰边区的蛮勇战士编成精良的步兵队，名为“白衣军”，有豪富的天主教徒伍斯特伯爵，又有在兰开夏拥有绝大地产的德比伯爵。 乡绅们虽不一致，可是支持国王的大半是有军事传统的人，如三十年战争的义勇军、剑客和勇猛猎人们，他们可以造成精良的马队，而在国王的外甥鲁波特有力的领导下，很快地成为优良的马队。 无论我们按阶级的划分或按地理的区域来看，结论总是一样——这个斗争是以议会为工具的最进步阶级和地区与以王室为中心的最保守阶级和地区之间的斗争。当然有无数的例外，每一郡和市都有它的少数派，而在许多地区，战事的第一阶段是两敌党之间争夺地方统治权的斗争。只有在东部和本部各郡，以及在极北部和西部，双方的势力才很不平均。在兰开夏，地方斗争演成呢绒业城市的清教徒与乡村天主教徒之间的一种特别激烈的私斗。 最后，这次战争是两个人数很少的党派之间的战争。其他的阶级，尤其是佃农和雇工，全体站在局外，只有被征入伍才去作战，同时，在所有阶级里，有许多人仍守中立，或仅给此方或彼方一种消极的支援。这有事实为证，即无论何时，双方的武装部队总不过是十五万人左右，而其中大部分是征发来的。在战争期间，私逃始终是常有的事。各中立阶级有他们自己的不平，如高地租高物价与低工资，可是在他们看来，这次似乎不是为了这些不平而作战，并且实际确也不是。这个战争基本上是两个想作统治者的阶级的战争，而最下层的人民很少参加或没有参加。只有在1647-1648年，即业已战胜之后，军队中的革命民主阶层才企图吸引群众来参加政治活动。 二、内 战1642年从1月到8月，国王在约克，下议院在伦敦，都从事于集合他们的军队和巩固他们防区内的城堡、武库和其他坚固据点。在大多数地方，局部冲突都发生在公开战争以前。到了8月，查理南下到诺丁汉，正式宣战。他的队伍仍然人数不多、训练不精，同时议会却有伦敦的丰富资源可用，因而能装备一个以步兵见长的大军，其中伦敦的民兵最为精良。议会若能在8月后半坚决进攻，大概就可以一举而结束战事。 但是指挥议会军的埃塞克斯伯爵，一位沉静、老实而心思迟钝的贵族，却不采取行动。他根本是个温和派，绝对相信战事必因迅速妥协而结束，并且他害怕决定性的胜利不亚于害怕失败。在头儿年的战争里，长老派管理政事，他的态度就是这派情绪的确切反映，这种情绪造成不幸的军事后果，几乎败坏了议会的事业。 查理一世见中部各郡新兵不多，于是西行入塞文河谷，不久，他就在这里收集了一支军队，其中大部是来自西部各郡地主及其从人的威尔士步兵和骑兵。他带着这支军队进趋伦敦，10月23日，在埃季山遇到埃塞克斯。王家骑兵的优良和伦敦步兵的坚定都在这次不分胜负的战斗中表现出来。查理能向伦敦继续进兵，但兵力太弱，面对着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民兵在托恩汉草原上向他迎击，于是他不敢攻打伦敦。他退到牛津，在这里设置他的主力军的大本营。占领伦敦显然确关重要，于是在1643年春季，三路王军发动联合的进攻。 在北方，纽卡斯尔伯爵把费尔法克斯逐出约克郡，围攻赫尔，进入林肯。在西方，赫普顿（或许是国王手下最善战的全能武将）在兰兹荡山和郎德威高冈击败议会军，到了7月，布里斯托尔陷落，到了8月，查理开始围攻格洛斯特。这种向伦敦的联合进攻在战略上是很正确的，它所以失败，是因为王军缺乏纪律，不能贯彻这个军事行动。北方和西方的王军基本上都是地方队伍，愿在本郡作战而不愿从事远离家乡的长期战役。使他们更加不安的是，赫尔、普利茅斯和格洛斯特这些城砦仍未攻克，三城的守军威胁他们的交通，或许要侵犯他们的地产。王军前进愈远，私逃也就愈为频繁。再者，就在林肯郡，他们初次遇到敢在公开战斗中抵抗他们骑兵的骑兵。这种骑兵是克伦威尔部下的兵士，新模范军的萌芽，东部各郡的自由农民，他们的骁勇不亚于查理的仆从骑兵，而他们的纪律却无限地超过他们。 然而，在1643年的夏季，伦敦的局势似乎毫无希望，议会和伦敦城有很多人要求几乎任何条件的和平。整个战局的转折点或者就是格洛斯特的抵抗与解围。伦敦城里发动了热烈的出征宣传，于是除在托恩汉草原上几天外没有上过战场的民兵组成一支大军，开出城去，横越英格兰，直冲鲁波特的骑兵，杀到格洛斯特，解了它的围。归程中，他们在纽伯里的恶战中颇为得手，于是经过五星期转移整个战局的出征以后，胜利地回到伦敦。这件事本是例外性质。战争还没有得胜，而且除非创造一个新式的正规军，尤其是一个第一流的骑兵队，就不能得胜。 十七世纪的所有战事都以骑兵为决胜负的兵种。从前的骑兵列成纵队冲锋，停在手枪的射程内与敌人互相射击，然后也许后撤。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人大变骑兵的战术，骑兵列成三四层的横队，以极大速度包围敌人，到真正混战时才开枪射击。这就是鲁波特部下骑兵的战术，起初，他们所向无敌。但这种战术也有其缺点。一次冲锋一旦完毕，胜利者就四散追击，或驰马往敌营去“杀辎重”。他们不能在战场上执行命令，在一次冲锋之后罕能再用。克伦威尔使他的兵骑在较慢可是较壮的马上，教他们排成膝膝相接的横队，稳步前进，所依靠的是他们优势的力量而不是他们的冲击。他们在训练中学得听令止步、旋转、成一集团或分为几队来作战，成为一支既坚强而又灵活的兵力。并且他们薪响优厚，所以能禁止掳掠而没有兵变或私逃的危险。 这种骑兵是从自由农和较富裕的工匠中吸收来的，并且常常由这些人任军官，因而树立了全军的风气。起初，步兵除伦敦的几队外大部是强迫征调的士兵或品质不好的佣兵，以后在骑兵的影响下，他们得到决心和目的，这种决心和目的把整个新模范军造成一部头等的作战机器，一件可畏的政治工具。新模范军不止是个军队，它还是个政党，即独立党。正如长老派是上层中等阶级的党，独立党则是革命的下层中等阶级的党。 不久以后，新模范军创造了自己的政治机构。兵士们推举名为“鼓动员”的代表以提出他们的困难和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些代表以后组成正式的兵士会议，在常常举行的祈祷会中，政治的和宗教的讨论交互错杂，难以区分。在这些会议中，按十七世纪的通例，政治实采取宗教的形式，它们实际上是极为民主的制度。人们既认为士兵和校官同样可能接受神灵的启示，所以两者同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这些会议和较为亲切的讨论中，模范军制定他们关于教会和国家的理论。骑兵大多数是独立派，不久以后，步兵大多数也成为独立派，他们希望每一宗教团体或礼拜聚会各按其所喜自定礼拜方式和教规。信教自由的思想首次强有力地发表出来，就是说，一切礼拜方式都有自由，但天主教和国教高教派除外，因为它们在政治上与革命不能调和，还有自由思想派和唯一神教派也除外，因为他们的理论不但威胁旧制度的意识基础，也同样威胁新制度的意识基础。 1643年夏末，鉴于克伦威尔春季的胜利，他和曼彻斯特伯爵奉命在东部各郡招募的就是这样一个军队。到10月，他们肃清林肯郡，解赫尔之围，与费尔法克斯的北路军会师。伦敦的直接威胁现在解除了，同时，英格兰的长老派与苏格兰人订一条约，取得强大的新盟友。苏格兰一支二万人的军队在1644年初越过边界开始在北部各郡扫荡王党队伍，交换条件是允许建立长老会教派为英国国教并负担战费的支出。纽卡斯尔伯爵被困在苏格兰人与来自南方的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之间，被紧紧包围在约克城内。 如果约克失陷，整个北方就会落入议会之手，所以查理一世派鲁波特率精兵由牛津去解围。他绕道穿过兰开夏，攻陷沿途几个小堡垒，从埃尔河峡谷跨过彭奈恩山脉，竟与纽卡斯尔会师。在随后的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克伦威尔的新骑兵团与王军骑兵的精锐交战，把它击败，然后转过来包抄中军的步兵。纽卡斯尔的白衣军被歼灭，议会军得到全胜。自这个战争开始以来，这是议会军初次在阵地战上获得的胜利。两支王军被摧毁了，但马斯顿荒原这个胜利就其精神效果来看是更为重大，在此以前，仿佛国王必能得胜，现在他似乎终必失败。而尤其重要的是，马斯顿荒原之战是左翼的胜利，是克伦威尔和他那新模范军“铁骑”的胜利。 目前的军事效果多少为西部一个不幸事件所抵消。埃塞克斯已率清教主力军进行一个失算的战役，攻入德文和康沃尔。他每进兵一天，就愈益深入敌境的中心，于是到了9月，他被困在洛斯特威锡尔。骑兵杀出重围，埃塞克斯遗弃他的部队，由海道逃走，但全体步兵不得不交出武器和军需品投降。 因为两个理由，这个败仗对于议会的影响不及马斯顿荒原一战对于查理一世的影响。第一，议会的资源远较雄厚，所以不难募得新队伍。内战有许多永久的效果，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财政制度的全部整理和近代化。资产阶级准备通过议会，以在王政之下他们绝不能梦想的税率，向他们自己课税，但他们蓄意把新税尽量转嫁到下层阶级。他们对于大多数消费品征收广大的消费税，而旧日的财产税已固定为七万镑的几项“补助费”，曾按照传统的而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合理的估额来征收，现在经过改正，拟出新的较为公平的估额。这些税成为国家预算的支柱，使国家机构甚至在斗争正烈时也有前所未有的稳固性。查理只控制英国最贫苦的部分，所以绝不能征收任何正规赋税。结果，在战争进行的时候，他的军队日益缺乏纪律，在某些地方竟堕落成打劫的上匪，而议会军则发饷相当规则，纪律日益良好，日益直接受中央的控制。 第二，洛斯特威锡尔的大败使右翼丧失信用，使议会在战胜派压力下，不得不改组军队，给予新模范军及其独立派领袖更大的权力。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都在议会中遭到猛烈攻击，因而产生了“克己条例”，按这条例，两院所有议员一概放弃他们的兵权，于是全部军队都集中在费尔法克斯的统率之下。在这次攻击中，克伦威尔起了主导的作用，也取得最大的利益。他既是个议员，他就应当辞职，但费尔法克斯——大概按照克伦威尔的暗示行事——坚持说，他是个不可缺少的人员，必须准他留任骑兵统帅和全军副统帅。这就给他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他在下议院里代表军队发言，在军队里又代表下议院发言，于是他既能控制下议院，又能控制军队。费尔法克斯是个良将，但不是政客，毫无野心，不久以后，他就仅是个傀儡。因为新模范军是以克伦威尔的东部各郡队伍为核心而建立的，并且骑兵很快而步兵较慢地染上东郡队伍的政治色彩，所以他那全军实际统帅的地位更加强固。 领导有了变化，战略也跟着起了变化。克伦威尔曾指责曼彻斯特怕得胜，很正确地说：“我向他明白指出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固执地拒绝了，只是说，即使我们把国王的军队完全打垮，国王仍不失为国王，他总是有另一军队继续作战；反之，我们如果战败，我们便只能是叛徒和国贼，要依法被处死刑和没收财产。”议会领袖既抱着这种见解，所以他们的行动没有计划，因为他们对于前途没有明确目标。 克伦威尔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决心要与国王的主力军会战，把它摧毁。1645年春间，他开始围困牛津。为了避免在大本营里被捉，查理悄悄榴出，他的目的或者是要进攻北部的苏格兰军而与牵制他们后路的蒙特罗斯会师，也或者是要迎接他期望从爱尔兰来的援兵。但议会军进逼牛津，他被迫停止北进，经东中部各郡而回。在途中，他遇见忽然离开牛津的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6月14日，两军在北安普敦附近的内兹比相遇。战事的经过很象马斯顿荒原之战。一翼的鲁波特骑兵扫荡了对面的敌兵，可是就乱纷纷地散去，在这天的战斗中不再发生作用。另一翼的克伦威尔在一次冲锋得胜之后，却旋转过来，从后面攻打王军的步兵。查理一世逃去，可是他的军队被消灭，战胜者掳获许多文件，证明国王正进行交涉，以便除爱尔兰人外还要取得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以击败议会。 虽则战争后来继续进行了一年，但它的结局这时已确定无疑。所余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围捕孤立的王军支队和攻取拥护国王者所把守的城堡和设防城市而已。新模范军也证明善于攻城战，而除在西部还有哥林所统率的大批非正规军外，他们很少遇到抵抗。 在西部和西南部，兴起了从战争中产生的唯一群众组织。这就是所谓棍棒队，即专为保护自己财产抵抗双方侵掠而结合起来的农民自卫力量。1645年春季，棍棒队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人数达到几千名，作为一个独立团体与国王和议会进行交涉。他们基本上是中立的，但更多地是和王党作战，因为没有军饷并在残暴的哥林领导之下的王党，最喜劫掠。棍棒队一见议会军准备自给并且似能恢复和平和治安，就在1645年的后几个月和1646年的头几个月帮助议会军消灭王党的溃军。 5月间，查理一世逃出牛津，向纽卡斯尔的苏格兰人投降。这样就结束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与反动势力作武装斗争的阶段。在下一阶段，议会党队伍中那些以如何进行革命为中心的争执，发展为支配革命方向的公开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长老派与独立派相敌对，即守旧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与急进的资产阶级、小绅士和小生产者以及他们的组织新模范军相敌对。这个斗争以夺取国王的斗争为中心，并且使夺取国王的斗争富有意义。 三、处决查理一世查理一世虽遭失败，他却仍是国王，所以仍是一个问题。虽然有势力的人是共和派的并不多，但很少人相信国王可靠。因此，问题就是，如何设法在使他不能再动干戈或不能再享有任何实权的条件之下，把他复位。查理却无意服从这种条件。他很坦白地向枢密院一个成员狄格比说明他的政策，“我还有希望使长老派或独立派与我联合来毁灭另一派；那样，我就可以再做国王了。”三年之久，他一直坚决地走这条路线，唆使新模范军与下议院相争，又唆使苏格兰人与以上两者相争，以至他信用扫地，朋友灭亡，他的被处死刑不但成为政治上的必要，而且成为正义的行动。 在战事结束后的头几个月，下议院似乎是至高无上。他们认为，新模范军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当然只是胜利的议会的工具。据在下议院占多数的长老派看来，革命已成过去，所余要做的只是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已。教会、王室和王党在全国的财产都已征收，但还没有出卖，仍可能发还原主，作为达到妥协了事的讨价还价武器。长老教派已定为国教，迫害独立派宗派的残酷法律也通过了。最后，下议院的不顾政治现实几乎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它提议解散新模范军而不发给巨额的欠饷。于是新模范军改宗独立派教义的事，一举而告完成。 同时，苏格兰人已提出一个七十万镑酬劳费的账单，与议会进行交涉。“至于苏格兰因与英格兰联盟而遭到的巨大损失，则姑置不论，留待议会的公平评价”。这是他们的同教派弟兄们即英格兰长老派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于是英格兰长老派在作了一些讨价还价之后，提议即付他们现款二十万镑，并且在两年内再给他们二十万镑。这样，他们才同意撤离英格兰和交出查理一世，因为他们见查理一世十分难制，所以很愿把他交出。 现在下议院的计划是，用国王的威权抵制新模范军，把散在英格兰南部和西部而没有深染独立派色彩的队伍集合成一支新军，夺取驻在牛津的炮队，逼使独立派投降。新模范军方面完全晓得这种阴谋，于是准备了对策。自战事结束以后，各团的鼓动员委员会已打成一片，与主要军官们共同组织一个名为“军人会议”的团体，这团体可以代表全军发言，并且可以有权威有决心地采取行动。克伦威尔原企图调停新模范军和下议院，现在断定这不可能，于是他极力赞成采取行动。1647年5月1日，一队骑兵被派出去，一面保卫炮队，一面把议会安置在洪比宫的查理迁到纽马凯特的军营。现在，军人会议以平等资格与议会开谈判，并且实际上新模范军与下议院相比，的确是个较为民主、较富代表性的团体。谈判了两个月以后，新模范军始缓缓进趋伦敦。 于是长老派拿出他们的最后一着，即他们对于伦敦群众的影响。群众举行了一次示威，一大群嚣张的学徒、船夫和退伍军官闯入下议院，“逼迫”议员们通过反对新模范军的法案，这法案正是议会所热望通过而又怕自己承当其责的。从这以后，新模范军不再等待，开入了伦敦，那里无人敢抵抗他们。他们驻营于海德公园，把长老派的主要人物逐出议会，强迫其余议员取消那在伦敦群众压力下通过的法案。第二次革命已经起来，新模范军的独立派一时掌握了大局。 迄今为止，模范军的行动总是全体一致的，克伦威尔和一班与他最接近的、别号“贵人派”的高级军官，一直被认为是全军的代表。晚至3月25日，左翼领袖利尔本给克伦威尔的信里仍写道“我素来把你看作英国有本领的一个人，看作一个心地完全纯洁、完全没有私图的人。”但到了8月13日，他写道：“如果你仍象以前那样蔑视我的告诫，我必定要用我所有一切的力量和影响对付你，以至在你的命运上造成你所不喜的变化。”模范军素来是革命的左翼，现在在它自己的内部里发展出一个左翼，这个左翼不久就与贵人派起了激烈的冲突。 人们常把克伦威尔在英国革命中的地位看得过于单纯，以为他不是属于左翼就是属于右翼。一方面，在出身和教育上，他属于绅士，可是他不得不镇压长老派。另一方面，他一开始就卓然作独立派的杰出领袖，可是后来日益反对他们那些激进的民主要求。尽管如此，直到他死，他总没失掉模范军的——当然是热情日减的——支持，而在他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政权以后，他又多少得到地主和商人的支持。 事实似乎是这样，在阶级关系特别微妙的时刻，只有克伦威尔饶有政治的现实眼光，足以领会和掌握这些关系。他看到，长老派的政策使革命的中等阶级的下层离心，平均派［“平均派，或译“平等派”。——译者注］的政策则使革命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孤立，两者都必然要酿成国252 王复辟。平均派一要求自由的议会和广泛的选举权，克伦威尔就反对他们，这部分是因为他是个地主，对于民主抱着怀疑态度，但更因为他懂得，在这种议会里，革命党必是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对于克伦威尔，掌握政权的实际需要总是比抽象原则更为重要，而平均派则为他们的原则所牵累，以至提出他们所无法贯彻的政纲。 占领伦敦以后，平均派的政纲具体表现在“人民公约”里。这个政纲经过多次修改，只在处决查理以后才最后定型，这要在下一节加以讨论。士兵们深深怀疑查理与贵人派的商谈，商谈的结果是，在晚夏的时候，克伦威尔和爱尔顿向查理提出一个条约，即“建议提纲”。所提条件优于下议院所已提出的任何条件，其中包括着归还被没收的王党财产，保留主教但容许其他宗派，保证议会对王室的管制权和比以前广泛的选举权。查理拒绝了这些条件，11月间，他从汉普顿宫逃到怀特岛。 几天以后，克伦威尔面临着威尔地方的兵变。两个团，其中一个是利尔本的弟弟罗伯特所指挥的，把人民公约贴在帽上来示威，要求铲除国王和实行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根本改革。兵变不久就被压服了，可是军队中群情激昂，加上查理那令人绝望的奸诈和无理性，迫使克伦威尔完全改变政策。他与国王决裂，用些笼统的言辞表示他对于公约纲领的同情。同时，查理准备发动一个由长老派和王党合攻模范军的新战争。有一种因素助长了这个阴谋，这个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从1646至1651的五年是饥荒、物价高涨和普遍贫困的年岁。劳动力因战争而脱离生产，又加以接连几个多雨的夏季，结果演成少见的连年歉收。其中最坏的1648年就是第二次内战实际爆发的一年，并且战事实际起于5月，而5月永远是荒年物价登峰造极的月份，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无疑的，饥荒所造成的普遍不满当然被人利用来反对政府。 王党和长老派这种完全投机的联盟，又有苏格兰人入侵为后援。受害最大的是埃塞克斯和肯特两郡，它们从前是议会的堡垒，受到伦敦长老派的影响。这里的变乱为费尔法克斯所扑灭。克伦威尔先剿平南威尔士一个局部的暴动，然后急行北进，以迎击苏格兰人。就技术而言，这或许是他打得最精彩的战事，在这一仗，他歼灭了两倍于他的军队。他穿过约克郡，越彭奈恩山脉，当苏格兰人正在威根和普雷斯顿之间成一漫长纵队缓缓南进的时候，他出其不意地追上他们，从后面加以包围，每一打击使他们离苏格兰基地愈远，最后，到了8月25日，他迫使差不多整个苏格兰军在阿希博恩投降。 这次战事把克伦威尔与左翼的斗争暂时搁起，全军回伦敦时，决心要清算“杀人犯查理·斯图亚特”和仍与国王进行无穷尽、无结果的交涉的议会长老派。普莱德上校奉命带一大队骑兵往威斯敏斯特。于是长老派议员一百五十名被赶出下议院或入狱，下余不到一百名议员，不过是遵从模范军意旨的应声虫而已。 1649年1月4日，下议院剩下的独立派议员，即所谓“残余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的并代表人民的，在本一国有最高权力，凡是在议会里集会的下院中当作法律而制定或公布的东西，都有法律的效力，即使没有得到国王或上议院的同意，全国人民也受它的约束。”下议院在它最无实权的时刻通过这个决议，如果不是因为它的论调和语言与人民公约相同，这个决议就毫无意义了。这虽是议会的发言，但辞句是平均派的辞句。 按照这决议的基本精神，上议院被取消，王室、教会和王党的土地被没收并立刻出卖，一个审判国王的委员会也成立了。先废国王而后加以杀害的事，从前也有，但这次被否定的却是王室本身，即君主制度。处决查理一世是独立派的单独作为，是既反对王党而又反对长老派的行动。长老派以为，君主政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克伦威尔却晓得，为了保障革命当时所已达到的胜利，直接攻击王室是当前的必要，就某种意义而言，双方都是正确的。 对于左翼人士即平均派，处决查理一世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象征正义的行动，是遵照上帝启示的行为，是第五君主国［第五君主国系指继亚述、波斯、希腊、罗马之后，将由耶稣降临统治的“基督千年王国”，这是第五君主国教派的幻想。——校订者注］的先驱，所谓第五君主国就是圣徒统治，就是模范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党——的统治。据他们看来，这只是社会革命的序幕。而据克伦威尔和贵人派看来，这是革命的顶点，也是一个稳定时期的开始。 四、平均派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几个星期以内，平均派的鼓动达到新的高潮。第二次内战的危机逼使克伦威尔对左翼作了显然的让步，给予左翼领袖以他们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发表意见的自由。1648年，经利尔本和另外三个平均派领袖，模范军四个高级军官以及议会四个独立派议员所组成的委员会之手，人民公约取得最后的形式。 这个公约是个深可注意的政纲，在许多方面是二百年后的人民宪章的前身。它要求每两年选举一个议会，由一切年在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自由选举，但领受工资者除外。这个因模范军官和独立派的要求而附加的保留条件，表明这是个中等阶级的下层的运动，即少数自食其力的人们的运动，这实际不象表面看来的那么不民主。雇工阶级虽或几占全人口的一半，却还未成为一个政治力量，雇工被当作富人的奴仆，常在富人影响之下，听富人的吩咐来投票。因此，人们认为必须不准雇工有选举权，以免雇主有过分的势力，按理说，这意见是正确的。公约的其他要点是，完全的信教自由、民主管理军队即在指定地区招募队伍而由居民选举军官、取消什一税和废除财产税以外的一切税。 克伦威尔和贵人派在原则上接受公约，于是英国革命达到它的最高点。平均派运动虽是对十九世纪宪章派的要求的预示，但在十七世纪却没有坚实的后盾。这是一个注定灭亡的阶级即独立农人阶级的运动，这种农人除侥幸的少数人外，在以后两百年间，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逐渐消灭；虽则这个运动向城市的尤其伦敦的工匠伸手乞援，它却是刚刚开始与挣工钱的大众相接触。我们不能不钦佩平均派的勇气和毅力，不能不同情他们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他们的作用与雅各宾党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相同——虽然不能把运动进行到永久保持的地位，但暂时取得这种地位，也可以保卫主要的进步。当时没有使革命这样激烈地向左转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历史上的理由，说明克伦威尔一流人为什么日趋保守主义，而他的较为民主的支持者们却认为他的保守主义简直是叛卖革命。 所以，当我们神往1647年秋季在帕特尼教堂内举行的军人会议而听取其历史性的讨论时，我们的理智就与我们的同情分道扬镳了。甚至我们的理智最后还是赞成闰伯罗那种以人类权利和社会正义为广泛原理的替人民公约的辩护，而不赞成爱尔顿那种合法主义的言论。爱尔顿说： “我所以替这一切作辩护，是因为我要照顾财产权……因为这事属于本国宪法最基本的部分，如果你把它取消，你就连带把一切都取消了。”
当时的实际现实是财产保卫者的狭隘合法主义，而不是受了革命鼓动，起来为人类自由和被剥削者的权利而奋斗的人们的梦想：这是当时局势的悲剧，也是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悲剧。不久就明白了，克伦威尔和议会的独立派打算让人民公约只流为纸上空谈。王室傀儡已消灭，政府关于土地、商业利益和外交策略的政策都具有一种新的决心和活力；但残余国会和军官们不想将社会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设立了一个临时机关，“国务会议”，作为行政机构。平均派怀着厌恶的心情，退出从事草拟人民公约的委员会。利尔本、欧佛顿和其他领袖都被逮捕，受国务会议的审讯，监禁在伦敦塔里。在当时平均派有强大群众的伦敦，爆发了暴动和抗议。一封要求释放利尔本的请愿书在几天之内收集到一万人的签名。不久以后，又继之以一封全由妇女签名呈递的请愿书。 模范军同样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国务会议决定把最心怀不满的队伍派到爱尔兰时，有些队伍不肯移动。4月间，伦敦一队龙骑兵哗变，但为仍忠于政府的队伍所包围缴械。变兵中的一个成员罗伯特·洛克叶经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毙，他的出殡引起当时最大的群众示威。儿千市民跟在灵枢后面，他们戴着清教徒的朴素帽子，帽上装饰着海绿色即平均派所用颜色的帽带。 利尔本从伦敦塔里写了一封公开信，声明“在和平时候，任何将军或军事会议若用军法处决任何兵士，就犯了叛逆和凶杀两种罪。”洛克叶被枪杀再加上这封信，即刻引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兵变。四团兵起事于索尔兹伯里；洛克叶所属的一团二百人先已被调到牛津郡，现在不听命令，自推一位名叫汤普森上尉的人为领袖，这人的弟兄就是索尔兹伯里变兵的领袖之一。索尔兹伯里变兵大概把牛津起事规模想象得比实际为大，于是为了与牛津变兵会合，向北推进。他们不得不泅水渡过太晤士河，两军相会于伯弗德。他们就在这里扎营过夜。克伦威尔的追兵两天走了九十英里，而变兵还以为他们距离很远，当他们仍在睡眠之时，追兵出其不意地赶上他们。在一番短短的猛烈战斗之后，有些溃散了，另有些投降了。剩下的大约有二百人，在汤普森上尉领导之下冲出来，最后走到北安普敦，遭到包围，被迫投降。扑灭平均派一举表明克伦威尔是保护财产、维持秩序的人，因此他的党与长老派开始弃嫌修好。这事的具体表现是，伦敦商人举行一个盛大宴会来招待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以庆祝他们在伯弗德战役的胜利。 兵变被粉碎了，政治运动现在几乎完全限于伦敦的一部分群众，于是这运动可能有的任何成功希望也跟着完结了。在10月间，利尔本以叛逆罪受审讯。利尔本即使不是个政治家，也是个超群的鼓动家和小册子作家，毫不畏惧，自信他行事的正义，以气势压倒了法官，结果伦敦陪审团判他“无罪”。1652年，残余议会用一个特殊法案把他逐出国外。次年，他又回到英国，质问放逐令的合法性，再度在大众欢呼声中被释免。鼓动活动虽声势浩大，它却失去了武袋，渐趋衰落。开始产生幻灭。这个运动的主要弱点表现在它渐渐发展为教友会的和平主义和天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只有欧佛顿，英国最早的自由思想家之一，把斗争进行到底，在1659年和复辟后1663年两次入狱。 利尔本与新模范军的许多旧战士一样，也变成教友会的会员。垦植派［“垦植派”，或译“掘地派”、“掘土派”。——译者注］是个宣扬和试行，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小集团，这种共产主义以土地属于英格兰全体人民的主张为基础。他们的主张有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理由为佐证，即征服者威廉王曾“夺去英国人的继承权，使他们不得不做他和他那些诺曼兵的奴仆。”因此，这次内战被认作英国人民光复英国的战争。温斯坦利用当时的神学语言极力主张：政治上的光复事业要经一次社会革命才能完成，否则君主政治的主要性质依然存在。他在一本名为《政纲中的自由法则》的小册子里写道：“因为，你必须确立共和国政权，照顾每人的安宁，这就是正义，否则就必须重建君主政治。君主政治有两种，或是一个国王握主权，或是许多人升为国王来握主权。而如果国王统治或许多人按君主制原则来统治，那么许多牢骚、怨恨、苦恼和争吵一有机会，就可能而且必至起于被压迫者中间。” 据说克伦威尔对于这种理论有富于启发性的批评，他说，“平均主义的意义不过是使佃户与地主有同样丰厚的财产。我生来是个绅士。你必须把这些人千刀万剐，否则他们就要把你千刀万剐。”不管他如何勾搭左翼，克伦威尔始终是个地主，具有地主的见地和利害关系。 1649年，垦植派企图在萨里的圣乔治山创立一个模范村，但不久就被逐出。他们的运动从未拥有众多的真正信徒，但这运动是重要的，因为它的影响得到普及，代表平均派大众中虽则模糊却是不可忽视的希望。虽则这派在实践上回到原始共产主义，温斯坦利的学说却透露着将来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一种新社会制度。 平均派被扑灭以后，克伦威尔和军官们在两个反对派之间保持均势，这两派都敌视新政权，但又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新政权。这是中央派的胜利，但也是代价很高的胜利，因为共和政治的成立最有赖于下层中等阶级的毅力和牺牲，而这个胜利却正削弱了共和政治在这阶级中的群众支持。自此以后，克伦威尔不得不求平衡，用计谋，常常变动他的立场，以觅取新的支持者或恢复旧的支持者。在护国政府之下，时局不断右倾，它的最高点就是复辟。可是这里值得注意，共和政治确给劳动阶级带来一点真实的利益。本时期农村和城市工人的工资定额比查理在位时高出50%左右，并且比1660年复辟以后也稍微高些。既得的权益似乎大部分没有失去，1660年以后实际工资的下跌似乎小于工资定额的下跌。物价直到1660年前后不断上涨，在十七世纪后半就稳定了，并且主要由于农业技术的大大改进，甚至有下跌之势。就模范军而言，平均派在伯弗德战败以后不能作任何进展，而1649年8月克伦威尔出兵克复爱尔兰一事给他们的运动以致命的打击。一切最不满的队伍都被派到爱尔兰去，大部分的变兵不是死在那里，就是留居该地。爱尔兰战争确乎是克伦威尔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为这次战事不但使一派敌人迁到不能为害的远处，而且能怀柔另一派敌人，即商人和地主，在爱尔兰的王党失败后，巨额土地被没收，使商人和地主得到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