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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arxism?
后马克思主义？
﹝英﹞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
（1987年）
付琼 译
时代在变化，人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发展、进步、抑或倒退。或者是在一个多少具有稳定性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渐变，也可能是更加剧烈的断裂，即一种视界的突变：其中一种事物遭到弃绝，而另一种事物则受到追捧。每一个人不得不按照与其身份相适配的方式作出取舍（或者离开或者和解）。我们可以援引伯尔尼施坦——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为例对此加以说明。任何熟悉其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或者说他所犯下的错误——其实并不是修正，而是抛弃。这一论断的依据不是任何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的或派性的界定，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所作的最为宽泛也是最具包容性的界定。实际上，伯尔尼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每一个重大原则都提出了挑战，也可以说取消了这些原则。然而，他把这种实质上的取消仅仅表现为一种修正；个中原因，不难看出。因为他处在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政治语境之中，其听众也是该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谱系和传统，在该党内部，伯尔尼施坦本人还是一个年高德劭、深孚众望的人物。他是该组织的资深成员、党报的编辑、恩格斯的朋友及其遗稿的整理者，因而不单是其众所周知的资历，就连其个人的经历也会对他造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形下，他居然声称只是在按照当代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思想加以更新而不是加以全盘抛弃，就不难理解了，虽然其实他正干着加以全盘抛弃的勾当。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主张，一个人与其思想的关系纯粹或者主要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也即为了好处而刻意盘算的关系。一般说来，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要装出一副诚实的面孔。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除了思想作用的那些急迫的内在要求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昨天与今天
上述评论与今天有着直接的关系。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一代知识分子接受了激进化改造并站到了马克思主义一边来。其中许多人对他们所构建的希望感到失望——一些人一度悲痛欲绝，但后来也不以为意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见证并且正在见证着的昔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有了一大串，他们在探索“出路”的事业中一起创造了当代思潮十分可观的一个部分。自然，这种“出路”总是披着知识进步的外衣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无法对此表示信服，不得不提醒那些支持者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别忘了那个曾经知道却很快又忘记的道理：也即思想的演进总有其社会的和物质的语境。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自己无疑更愿意视而不见的一系列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新近奉行的路线？年龄以及职业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我们已经历并正在经历着至少在西方与革命思想的坚持颇不相宜的政治时代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接下来就是知识时髦的诱惑，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人看不起的考虑。
左派知识分子的生活受到许多不同力量的牵制。一方面是某种道义的承诺，不论这些承诺的表述方式如何：社会主义、消灭剥削、人类解放以及最终人人获得相当不错的生存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某种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左派知识分子会产生得到认同并进而有所创造的欲望，然后还会希望或者感到自己处于先锋的地位，不仅能与最新的理论发展保持同步，而且还是实际的参与者与发起人之一。前者的力量，也即道义承诺的牵制力，是一种变化的力量，理解马克思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对此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当这一承诺在一个社会运动——既遭受剥削又遭受压迫的人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特别是正在进行的处于殊死搏斗状态的运动中得到了物质性的证明，以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受到该运动的支持时，它对知识分子的牵制力就会更大；当这一条件缺席，或者当运动处于失败或退却状态时，道义承诺的牵制力就小得多。空洞的承诺和终极的历史目标在这里便逐渐显得格外抽象和遥远，遥远得简直与一个具体的个人命运毫无关系。以此时知识界兜售的货色来看，在一个多世纪的跨度上最为牢固地体现了这一承诺和目标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也许已开始显得陈腐老套了。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调和和保守必然会与年龄同步的问题。在恩赐般的成年智慧面前，处于青年或者壮年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被告知，他们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完全与其时代相适应；但是直到后来，他们自己才逐渐认识到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被误导了，不曾有上述经历的社会主义者是很少的。当时我们都会感觉出此类忠告的虚假，而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终于知道那些忠告原本就是虚假的了。关于此点，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还能从抱着这一虚假观念不放的人那里吸取教训。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无法不承认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忠告中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了，虽然这个成分已非原来的设想，而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因为偶然和背离总是存在的。老实说，一旦远离了早年的热情以及与此相伴的荒唐，并同时具备了精力充沛、客观冷静地参与联盟的能力，一些人就会把握不住自己，转而更加关注其他的声音了：所谓的现实主义、逆来顺受或者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说，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之后的几十年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正事（the thing），即使算不得正事，也肯定是当一回事（something）来办的。但是，它又的确肩负着承诺，随着时代的推移，实现这一承诺已经变得更加艰难。在这一情形下，自然总是存在着公开背叛——如果我可以斗胆使用这个措辞的话——的可能。人们可以为某种旧有的、权威的选择而抛弃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自由主义或者他们知道的什么主张。但是，一些人采取了更加隐蔽的路径，也是有其原因的。一个原因是保护自己免于给人留下变卦的印象，因为人们通常是不喜欢承认自己改弦易辙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已与一定的听众或环境建立了一种约定并且不愿意完全履行这个约定。更具体地说，就是他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虽然有很多敌人和批评者，但是在知识界和精神界继续享有崇高的权威。第三个原因在上文业已提到，就是希望成为先锋思想家的考虑。这些原因与欺骗的意向毫无关系。它们与获得尊敬和保持自尊的来源有关，与一个人拥有什么和他想得到什么有关。需要再次指出，每个人清算其与他人的问题都一定会按照与其自信和自尊相适配的方式。
远离马克思主义
我要以这些观察为背景讨论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该书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论著。[1]这倒并非因为我认为该书在任何实质性方面具有理论价值。我真的并不这样认为。从我即将予以解释的意义上来看，这本书是学术滥用达到高度严重阶段的产物；从我也将力图证明的诸多方面来看，这本书对理论恣意滥用，毫不检点，无论什么观念，只要允许，便或多或少地加以揉合或者予以割裂，对逻辑、证据以及适当比例方面的问题全然不予考虑。然而，至少由于两个原因，这本书毕竟还是有趣的。诚如艾伦·麦克森斯·伍德所云，第一个就是“例证精美”：它实际上是把欧洲左派中具有右倾倾向的那一个小派别的核心立场一股脑地摞在了一起。[2]第二个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声明本身了。
请注意，坦率和准确地讲，这至少与伯尔尼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颇为相似。拉克劳和莫菲声称其与马克思主义有明显的断裂，而现在他们却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关于此点，还有几句话要说，因为他们确也坚持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理论之源。当他们承认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和“外在于社会主义传统”的途径到达其目前的结论——对此人们只能说：确实如此！——时，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念念不忘，因而选择了从内在于其过去的“若干直觉和话语形式”出发展开其理论。[3]那么，他们对其目前情愿保留的这些联系也念念不忘吗？不管怎样，我要说的是，新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中与拉克劳和莫菲的新近观点关系最密切的那种倾向不过是成于其缔造者之手的两面之中糟糕的那一面罢了。然后他们所谓的“远离”马克思主义才有了确切的含义。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他们业已取得的思想和政治成果，也即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无疑比“非马克思主义”这一选择更让拉克劳和莫菲依依不舍。它使人们觉得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而不是要改变颜色，使人觉得它旨在提高和进步，而且所有这些都用话语理论的绵丽外表装饰了起来。我的论点是，在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带，存在着一个学术真空，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选用的一个词语：既是一个理论的真空，也是一个标准的真空，围绕着它的不过是一些十分陈旧的观点、偏见和漫画式的歪曲。
这样说来，我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发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了。但也只能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因为要说无论什么人，只是由于看了我在这儿不得已说的这番话，便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心服口服地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是大可怀疑的。但是我的目的其实更有限，那就是要表明：如果有好的理由不当或者不再当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其中一个理由。
那么，我们就言归正传吧。下面是为拉克劳和莫菲的著作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权威立场。首先是：客观的或者说结构的阶级立场是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结盟得以发生的首要的历史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结构）在解释权方面享有首要的地位，与此相应，政治和意识形态则等而下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4]接下来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具有一种客观利益；就一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发表言论是有效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瓦解和分化工人阶级的因素，但是工人阶级走向联合的结构倾向仍然存在；与其他潜在的社会激进力量相比，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斗争有着一种特殊——这两位作者的用法值得注意，他们喜欢称之为“特权”——的关联。[5]被否定的立场还有：社会主义自身，也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是为解放而进行的社会变革（并不像拉克劳和莫菲所理解的那样，这只是“激进民主”或者“民主革命”的一个维度）事业之中的重大战略目标，从而也规定了这个划时代变革过程的根本转折点，也即革命决裂发生的那个决定性时刻。[6]更有甚者，最后还有：借助某种或某些总体性原则，或者在解释和知识的统一框架之内，我们可以对社会和历史作出正确的解读。（此处必须加以强调的是，有些方面仅仅被部分地抛弃了，作者对学术连贯性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下力气加以解决，因为任何相对主义的断言都与此相似，其鼓吹者一旦大胆涉入其所自创的解释性范畴，便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
我想，现在来说上述被否定内容的目录之中实在没有什么东西让人吃惊，该是公平的吧。它们全都是些烂熟的货色，唯一有可能例外的要算最后那一条，而对此加以轻信的恐怕也只有那些平庸的、老掉牙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了在这儿弄清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句话要说。
表现的总体性
至少我们要找到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说，它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学派那里被提取了出来，然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挥。贯穿于拉克劳和莫菲几个特定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之间的那个论点，是围绕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结构性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个原则就是简单与复合或者说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单一性，也即理论锁合的愿望；另一方面是承认复合性和开放性。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学术领域的划分方法。
在试图理解社会和历史过程方面，有些人一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体性方面自有其传统，但是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也会运用这一方法——将所有的复杂性、差异性、多样性、异类性、多元性和模糊性都简化为简单的、单一的、统一的和清晰的存在，由此他们创立了一种锁合理论。社会由一个基点或本原决定而来并且由此具有了可理解性，这样社会便成了一个锁合的总体，用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术语来说，这个社会便认为被“缝合”了。由于这个原因，又由于“确信社会是在某一点被缝合的，通过这一点才有可能确定任何事件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便存在着缺陷。[7]《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充满了描述这一缺陷的语言：什么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有“还原主义嫌疑”；由于这一独一无二的基本观念，它是“一元论者”和“根深蒂固的一元论者”；由于这个基本点是社会的本质，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话语”（……“本质主义内核”、“本质主义视界”、“本质主义观念”、“正统的本质主义”……）；由于这个基本点是经济，它是一种“经济主义范式”；由于其首要的作用与作为其构成部分的阶级相一致，它是一种“阶级主义”；由于其演化必然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它是一种“阶段论的范式（stagist paradigm ）”；由于马克思主义对清晰了解社会总体所秉持的信念，同时更由于那个锁合的、固定的或者说先验的理论基点，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范式”。然后又有五花八门的揉合：像什么“本质主义一元论”、“阶级的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阶段论（economiststagism ）”还有什么“本质主义先验论”、“本质主义固定性（fixity）”、“封闭范式的内在合理性和可知性”、“纯粹阶级主义的封闭世界观”、“理性主义范式的缝合空间”等等。
但另一方面，有的人，特别是拉克劳和莫菲自己，坚持直面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其他特性，说到底是要坚持“社会开放的、也即非缝合的特性”[8]，而社会并没有本质，只有两位作者所作的否定性表白：“我们必须首先抛弃把社会当作其部分过程的建构整体这一观念，因而必须将社会的开放性看作现存事物的构成性基础，或者说‘否定性本质’。”[9]换句说就是：“社会具有一个中心这一观念就其自身而言毫无意义。”[10]因而，总体与锁合也就成为不可能：“‘最后的’缝合阶段永远不会到来。”[11]
虽然这一说法也从其他源头汲取了滋养，但是熟悉阿尔都塞著作的人还是能够很容易地在这一两极的对比之中发现那一位熟悉的朋友和敌人，它的名字就是“精神的”或者说“表现的”整体。阿尔都塞使用这一概念，是要努力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从黑格尔的笼罩中摆脱出来。阿尔都塞认为，在黑格尔看来，社会整体的表面复杂性仅仅是表面的，因为社会整体的诸多方面总是有迹可循，因而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一种原初的普遍本质，这个本质本身就是世界精神发展的一个因素或阶段。黑格尔整体概念中这些千差万别的各种表象都是这个独一无二的精神本质的表达，而这一本质在所有这些表象中都是在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知的。这样，表面的复杂性也就让位于本质的单纯性。阿尔都塞本人对每种此类倾向都加以反对，对“多元决定”的真实性则加以强调。现在，拉克劳和莫菲继阿尔都塞之后又抛出了开放之类的要求——正如他们所云，是要将这个最后的观念加以“激进化”了。[12]但是重大的转变正发生在这里。阿尔都塞展开这些相关的概念，只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在他认为真正的形式和歪曲的形式之间，划一道界线；而拉克劳和莫菲则在包括其先哲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现在所支持的理论观点之间重划这条界线，结果所有这些都被伤害到无可补救的地步。
理论错误之洲
然而，仅仅挑出“本质主义”一词及其同源词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连续性加以注意是不合适的，因为其间也可以观察到一种清晰而不当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这个使用过程决不仅仅是对这些范畴作空洞展开的过程。冒昧地说，阿尔都塞的精神性整体或者说表现的总体性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坏的一面。好的一面，也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诸多讨论中尚有价值的那一面，在于它为作为唯物主义史学家、经济和政治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解读点，使得他从颇有民族倾向的、投机的或空想的哲学家这一模糊形象中走出来，重新以另一种形象引起新一代人的注目。它对于世界注定会和谐、世界轻而易举地便可以实现进步的说法所带来的诱惑提出了警告，哪怕这些说法仅就人类种群的演进而言；它强调了马克思事业的科学雄心，同时也强调了矛盾性、“阶层”和细部的具体性以及不得不接受理论同化并按照理论来理解的那些领域和物质的复杂性。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阿尔都塞本人还存在着若干严重模糊的认识，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毕竟可以引导阿尔都塞的读者建立起以经验为基础的品质以及对事业所持有的理性精神：事业的艰辛和艰难、事业本身固有的变化过程以及修正和改正的必要因素。然而，这个概念的坏的一面则在于作者似乎加以推扬的将整个知识界都还原为某种摩尼教式的对立物的意向。在严密划定的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真理范围之外，表现的总体性的过失无所不在，这些过失有时是依赖于单一的概念和论点，有时则不过依赖于指控这一手段自身而已。它将表面看起来极为多样的知识现象统统联合在一起，使其不知不觉地互相串通一气。什么黑格尔和经验主义，经济主义和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还有斯大林主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什么主义都与还原主义错误大规模地联系起来。除了少数几个，如成熟期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外，所有那些人一概都不能脱此干系，几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思想家不被极端沉重地抹上本质主义的污点：从恩格斯、卢森堡到科尔施、卢卡奇，再到葛兰西、萨特、德拉·沃尔佩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不在我这一方面给人以过分简单化的印象，这里对一定的多样性当然也是予以承认的；甚至可以说，阿尔都塞方面也有时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局部的或者说轻度的优点。但是实际上，明明白白地说出也罢，轻描淡写地隐瞒也罢，处于纷繁的差异背后以及基础性的核心思想结构之中的，到头来总还是那一个老毛病：关于原初本质的还原主义假定。不错，此中所包含的深刻讽刺意味正在于，关于表现的总体性所可能找到的最佳例证之一——不妨可以说——恰恰就是源于阿尔都塞的理论错误之洲（the Continent of Theoretical Error According to Althusser）。它是这样一个空间：种类繁多的思想、术语、哲学谱系和文化谱系差不多都被还原成了一个单一的普遍本质，因此都在此被视作同源于这个单一的普遍本质，也即同源于拉克劳和莫菲今天随意称作“本质主义”的那类错误。阿尔都塞使用了表现的总体性这一概念，轻率地对它加以怀疑并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甄别，我在前文讲到学术滥用时想起的就是其不够健康的那一面。这是阿尔都塞遗产中危害颇大的一个部分，其他理论家很快就屏弃了其整体目的的严肃性和理性承诺；这个整体目的就是出于理论上被逐出马克思主义的考虑而大做文章，即使与所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即使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抵触，也在所不惜。
不管怎么说，现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不过该书的伎俩要比阿尔都塞高明得多——其高明之处不在于理论推进的方式，而在于理论滥用的花样翻新。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已经逐渐归入错误的一方，然而这里仍然作了摩尼教式的划分，与这一划分相伴而来的表现则是慷慨地编造出种种罪名，大约也是作为其绝对多样性的明证吧。什么一元论或经济主义、阶级主义或锁合、透明或缝合的整体：理论滥用的名目竟然如此繁多。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这么多名称不过是由一次理论滥用衍生出来，因为所有那些加起来也无非就是“本质主义”。于是我们又再次感受了前面提到的那种讽刺意味，这个范畴反过来回击了它的使用者：支撑着使用者整个思想之洲的竟然正是这个错误范畴，这个由错误思想构成的名副其实的缝合整体。然而，从批判的角度来讲，问题的严重程度还远不止此。这是因为，拉克劳和莫菲对所有这些都加以反对的新追求，就其推扬复杂性、多样性等等而言，就其反对单一性和本质信仰而言，与阿尔都塞的新追求在总体上是相似的；但是其差别在于，这样一来，事实上任何历史性解释框架，任何社会学的可知性原则，都可以以“社会开放性和非决定性”[13]的名义加以谴责。那些讨论“任何先验的统一框架”的段落，那些提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把历史和社会说成是由围绕着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说明的规律构成的可知整体”的段落，以及“可以站在一定阶级立场上从知识方面把握作为一个可理解框架的社会”，于是要对这一社会的基本条件加以“消解”的段落，都是这个意思。[14]尽管阿尔都塞的表现的总体性理论也属于滥用，然而原其本意，至少还有一种启蒙精神：一般认为，它对于科学理性和研究事业还不失为一个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解释起步很早，因而其功亦足称道。拉克劳和莫菲则热烈地拥抱蒙昧主义，竟至于对所有的解释性方案都一笔勾销，因为这些解释性方案所可能提出的解释性原则或者别的什么原则中总可以找到某种“本质”。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其坏的一面部分地为好的一面所补偿；而对于拉克劳和莫菲而言，其糟糕的一面则无可救药，所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丑恶。嗣后我还要回头讨论在此被我验明正身的这个讽刺，并让人们看一看它又是如何反过来打了我们的两位作者的嘴巴的，从而揭发他们打造这本书所使用的这套把戏的无聊本质。
是解释一切，还是无所解释
为了最后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的复杂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对此拉克劳和莫菲则认为，大致相似的东西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堕落到毫无希望的地步。这些说法的来龙去脉如何呢？初步回答是，拉克劳和莫菲对何谓马克思主义作了歪曲的、贫乏的描述。也可以绝对直截了当地说，拉克劳和莫菲在阐释过程中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所有那些具有理论价值的有力论点、深刻洞见和理论贡献一概加以否定。不错，他们也会留心而且赞扬基本方面存在瑕疵的整个著作体系所包含的补偿性品质。不管也不因为作者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也不管是否违背了他或她个人信条的真正基础，他们在每一种情况下所取得的贡献都是积极的；但是这些有价值的因素都被规定为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素的东西。简言之，拉克劳和莫菲用最坚决的必然论措辞或者说决定论措辞，用最顽固的经济主义措辞，还用一如果必须这样——最直来直去的“本质主义”措辞，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界定，然后又以决定论、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为由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排斥。我将提供两种证据对此论断加以说明：一种是其例证采取了重复使用论点的技术；另一种是对若干较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论述逐一列举并加以概括的处理方法。首先且看下面一例，这无疑只是具有证明效力的一个不起眼的标志，但是在咄咄逼人地论述话语及其所派生的一切纷繁概念的重要性的文本中，对这类小玩意儿却不能等闲视之。那就是拉克劳和莫菲运用大写字母所创造的颇有恩赐意味的方式。例如，他们写道：“取决于……革命角色（‘革命’一词的‘r’字母大写）的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在观念上围绕着历史（History）独一无二地建立起来”；“推行‘党’（the Party），‘阶级’（the Class）或者‘革命’（the Revolution）这类绝对概念的传统左派的本质主义”；“推动历史变革——革命（the Revolution）、总罢工）（the General Strike）——的关于特权的话语”。[15]这是一种戏拟的形式，它将马克思主义贬低为其自身的一个碎片，而这一戏拟中最贫乏的一面则将整个传统贬低为几个教条的绝对概念。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概念的绝对性也会走进这两位旁观者的视线——以及脑海——之中。
第一个例子与最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相对自主性”这一概念的讨论有关。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个“相对自主性”乃是一个“死胡同”：“一般说来，这种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努力是在一个接受缝合社会这一假设的框架中展开的——例如通过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这样一个框架——因而，无论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还是任何其他实体的相对自主性，相对自主性这个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这是因为，要么由社会的基本规定建构起来的结构框架既解释着自主的界线，也解释着自主实体的性质——而在这种情况下，实体就是该体系的另外一种结构规定，‘自主’的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了；要么自主实体不由该体系所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解释这个自主实体从何建构而来，这样一来缝合社会的前提也就不得不加以抛弃了。这一前提与自主的观念本不一致，恰恰是将二者结合的愿望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大部分辩论给搞砸了。……然而，如果我们抛弃社会的最后锁合这一假设，就有必要从多元的政治和社会空间着手，而这些空间又并不涉及任何终极的统一性基础。”[16]
这仍然不过是关于“不可还原的社会多元性”那个论点。[17]但是请看，摆在我们面前用来支持这一论点的却是那种刻板而僵硬的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要么基本规定解释着被认为是相对自主性的那些东西的性质，也解释着它的界线，这样一来，相对自主便全然不是真正的自主了；要么相对自主性干脆不由基本决定所决定，结果基本决定也就不成其为基本决定了。换句话说，这里所声称的基本决定不是解释一切，就是无所决定（这个逻辑使用范围相当广泛：“……相对自主性，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任何其他实体的相对自主性……”）。这些基本决定或者解释一切，或者无所解释，这自然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别扭的选择。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保持其本色，不说基本决定“无所解释”，而是说基本决定“解释一切”的话，他们就会以还原主义的罪名遭到批评；如果认识到自己不能当还原主义者，不能说基本决定“解释一切”，他们就得将存在基本决定的假设（也即“缝合社会的前提”）以及与这一假设相始终的马克思主义一起加以抛弃。我们再换个说法，拉克劳和莫菲在这里就是不让马克思主义选择相对自主性这样一个概念，难怪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那种最粗劣的经济主义了。
然而，我们凭什么要受制于他们所界定的这个死板的两难选择？我们决不受其迫制。它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游谈无根的口头指令，压根儿也没打算产生具有说服力的论辩效应。譬如，一根锁链拴住我的脚踝，将我锁定在一根牢不可破的柱子上。这既对我能做的事构成了限制，又给我留下了一定的自由。我能站起来，也能坐下去，能阅读，也能唱歌。然而我却无法打一场像样的网球，也根本无法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会议。这根锁链不仅对我构成了负面限制，也迫使我必须做一些动作。我要根据我的腿被它拴住的情形不断调整它平放的方式，否则它便会把我弄伤。我还得定期给脚踝周围感染的伤口敷药。凡此皆不一而足。我对我的境况多少有些了解，因而我说我享有相对自主：锁链和柱子是我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它们的确仍然给我留下了独立决定的余地。这时，如果有两个姑称其为尚塔尔和欧内斯托的过路人，听了我的这番描述后宣称：“这个概念是一个死胡同。因为，要么锁链和柱子既解释了你的自主性的性质，也解释了你的自主性的界线，因而‘自主性’这一概念是多余的；要么你的状况不为锁链和柱子所决定。”那么，我该如何评价这两个过路人？应该注意，无论这根锁链被认为是这个基本的决定因素，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这两个过路人的推理都是昏庸的。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相关的是这些论断中细节上经过修改的那个较有力量的论断。但是一种工具只需要与其手头任务的性质和难度相适应也就可以了。与拉克劳和莫菲逻辑的苛严——这是他们强加在而且仅仅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重负，我们将会看到，一涉及他们津津乐道的“话语”领域，情况就随意得多了一相反，我仅用此例便足以证明，在解释一切和无所决定之间确实存在着恰恰可以解释许多现象的决定因素。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便不必在最夸张的经济还原主义与他们在这里向我们兜售的区区多元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例如，她或者他可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确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类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中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一定限度内又总是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政治结果。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他们所界定的阶级结构在解释此类政治现象方面具有首要的作用。当然，其他人也可能并不这样认为。就让他们那样认为好了，因为那些观点根本不足为据，不过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规约罢了。
阶级联合与阶级利益
请看第二个例子。这次它来自关于卢森堡《群众罢工》这个小册子及其问题的讨论，卢森堡在这个小册子中提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来自许多异质因素的革命力量如何联合的问题。这个异质性或者说分化归因于不同类别的工人及其不同组织程度在工人中的存在，归因于其先前经历与地域传统的特殊性，也归因于驱动其革命的要求不同，其所卷入的斗争所属的系列也不同一所有这些都达到了被拉克劳和莫菲称为“主体立场”的那些东西的多样程度。于是后者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此事中所面对的“著名选择”的特色，而这也就是这个特色的由来了：“不是资本主义经由其必然规律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就是这些必然规律不按照其预想的功能发挥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为产物’，而变成永远的现实了。”[18]又是一个十足的二分法论调：不是纯粹的经济必然性结出联合工人阶级的累累硕果，就是我们直接遭遇分裂。显然，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已经没有了举足轻重的地盘；另一方面，阶级主体不再成为中心，而且政治，无论是否社会主义政治，都被真正地控制起来，因为当今缔造联盟的整个过程正是在政治领域开展起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在那个进退维谷的选择之间还存在着另外的东西呢？这些东西诚然千差万别，譬如一个普遍存在的具有剥削性质的结构状况以及某些普遍的特征，如工作时缺乏自由或兴趣，更不用说还有工作时的不愉快和辛苦乏味了。还有普遍存在的经济倾向，其中一些倾向能够产生无产阶级化的效应，而诸如此类的倾向也能产生广泛的职业危机感。难道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都不多同样也不少地一为一种具有联合功能的社会主义政治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客观的基础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么说呢？那只是因为这两位作者说了“不是……就是”这样的话，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们不能不再次说，难怪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主义是最为僵化的经济主义呢。
第三个例子不能不涉及客观利益的归属问题。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最后这个概念“无论如何都缺少任何理论基础”，“与分析家所搞的武断的拉郎配相差无几”，只有在“末世论的历史观念”中才能稍有意义。当再次提及工人阶级地位的异质性时，他们就此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在这里，另外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要么一个人有关于历史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当无产阶级的千福国到来的那一时刻，这一矛盾的多元性将会被消除，而且绝对统一的工人阶级自身会变得清晰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从一开始便被决定了；要么一个人抛弃那种关于历史的理论，与此同时，也抛弃社会行为者‘客观利益’的整体决定方面存在的将一些主体立场的特权凌驾于其他主体场之上的任何基础一在这种情况下，后一个观念则变得毫无意义。”[19]此段的比例失衡是非常惊人的。它的冗词芜句的确也在应对此负责的那些人心头的某个地方唤起了一种朦胧的自觉不自觉的忧虑。他们站在他们所选择的两派中的其中一派利益上所拿出的东西是单薄的，人们将会发现，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把另一派弄得看起来很糟糕，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程度一总之，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这是一种将整个议论文体都暴露在复述之中的思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相信，工人阶级不仅可以成为“绝对统一”的阶级，而且他们甚至还会变得“自身清晰起来”。不仅如此，我们还是带着“无产阶级的千福国时刻”这一美景坚持这一信念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去利用客观利益这一概念，否则便不利用。但是，我们实际可以信仰的自然是相对联合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联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能够充分地联合起罾来。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不是要“自身清晰起来”，而是要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错误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且坚信存在一种可以替代这个秩序的现实选择。我们还可以认为，那种社会秩序的革命转型，尽管需要付出艰难困苦才能取得成功，但并不是宗教式的最终完成或喜从天降，而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着提高。在这一判断——它将提高人们的健康和福利，提高人们获得自我实现和幸福的可能性；它是一个人们逐渐认同并乐于为之奋斗的新秩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是有资格讲客观利益的。
这样看来，这里专用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绝对判断内含于这些霸悍的二分法所构成的绝对主义本质之中。这是读者可能乐于记住的论证程序。“非此即彼！”但这只是为我们设计的：通过鲜明的对比，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拉克劳和莫菲和颜悦色地宽容他们自己究竟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
不可还原的二元论
将马克思主义加以贫困化的观点包含于这些典型的二分法的论断之中，同样的观点甚至更加系统地出现在他们以著作者为序逐一展示给我们的对于传统的描述之中。我将简明地概括这一描述的几个主要线索。然而，它的秘密在一开头，也就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引言部分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这个引言宣称，霸权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无法兼容也、不能起补充作用的一种关系。霸权这个概念是两位作者一厢情愿地抛出的那个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他们既想在某个运动中采用这个概念，又想使其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中摆脱出来。正如他们所论，为此他们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必然性逻辑相对立的社会偶然性逻辑引入到这一概念中来。[20]这一变化了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另一个主题。如果霸权及其与之相似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范畴无法兼容，那么，此类观念在任何个别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出现都必然是一种断裂的标志。看起来观念也许还在，然而这些观念已经不是具有完全的理论正统性质的观念了。然而，这些观念也许可以证明那位思想家的知识、洞见、敏锐或者创新能力，但它们却并不能给马克思主义自身带来任何光荣。其实，它们证明了这个范式的危机，而不是其创造力。这个主题、这个断裂以及这个危机的名字就是二元论。下面就让我们从拉克劳和莫菲开始的这个地方，也即卢森堡开始，试着对此加以估量吧。
卢森堡是用“群众罢工”这个表达总结由众多群体行动构成的大规模运动的，在这个运动中，她看到了革命联合的可能性。这些群体运动带有若干自发性的摇摆的发展进程表现出超越该斗争中存在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壁垒的倾向，表现出将部分要求泛化为更加深远的、更加广泛的要求的倾向，并表现出将上述工人阶级的分裂加以克服的倾向。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们看来，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方面可资其用。该书不仅将无产阶级的多样性和分散性这些显而易见的现实当作其分途点，而且还构想了一个象征类型的统一过程，其原因则是不得不处理斗争与斗争之间各种意义的流动和溢出问题。据说这就是卢森堡的分析中“最高明的论点”，据说就是这一论点使卢森堡的思想与第二国际的正统拉开了“最大的距离”，并使其沿着通向承认社会偶然性的范围和性质的道路阔步前进了。但是她未能毅然决然地坚持到底。如果她坚持到底，她就没有理由把联合过程的结果假定为一种阶级联合了。“恰恰相反，自发性的逻辑本身似乎意味着单一主体的最终类型应该大致上保持非决定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个单一主体不可能是一个“大众的或民主的”主体呢？对她产生了阻碍从而限制了其自发性逻辑的“创新效果”的，是她相信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其客观规律。于是这两个东西，也即那种自发性逻辑和这些客观规律，构成了一种“不可还原的二元论”。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那个业已讨论过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命题：不是纯粹的经济必然，就是永远的分裂。[21]
细节会有不同，但那种二分法的模式却总是千篇一律。从考茨基到葛兰西，从麦克斯·阿德勒到阿尔都塞，对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不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那些思想都造成了席卷之势的，正是二元论（当然还有“本质主义”）。卢森堡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分裂的倾向和分裂的利益，像卢森堡一样，卡尔·考茨基把党改造成一种“整体化实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观点由此将一种中介性的功能赋予了知识分子，从而构成了一种“接合关系，这一关系对于按一元论思维方式所构想的必然性这一锁链完全不必去理会”。这里就为“政治首创精神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空间。然而，对于考茨基而言，这个空间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是社会理论与工人阶级之间那个最初的外在关系。这是因为，理论自身是最终展开的必然性的保障者，而且理论自身以还原的固定的方式将政治认同理解为受生产关系支配的东西。[22]另一方面，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提出，历史的客观规律具有形态学的意义，只对于那些广泛的根本性的倾向才具有解释的效力，此外则不具备其他效力，因而为了把握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可以利用“其他的解释性范畴”。但是由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不可能辩证地从形态学的范畴中得出这些结论，由于这样一来便会将“必然性的效力”重新“扩展”到包含整体的老路上去，因而这类范畴便——请注意——“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了。那么，拉布里奥拉的提议也“只能引入一个二元论”。[23]反过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限制历史必然性的范围方面，在扩大“自主的政治干预”方面，以及在“将严格的话语因素引入社会客观性的构成”方面，都搞得相当深入。阿德勒之于康德，鲍威尔之于民族性，伦纳之于规律，都有所贡献，然而他们都依然未能 “到达与二元论决裂的程度，也没有到达将‘形态学的’必然性这一因素加以彻底清除的程度”。[24]
就是那些达到了这一程度，至少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一程度并以其在其中所表现的机敏而受到他们热烈推荐的人，也未能逃脱这一判断的强大威力的震慑。他们这样搞与我们所得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描述并不直接相关，但正是在向人们显示摆脱这一恶名有多么艰难方面，它却与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描述发生着间接的关系。因此，我不想对它们视而不见，免得打乱了学术史的演进序列。伯尔尼施坦实际上与一直阻碍着政治自主观念的那种僵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划清了界线，并且实现了“与正统决定论的决裂”。然而，在他看来，“政治接合的因素”不可能被还原为基层运动，而考茨基则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唉呀！这种观点也无法为伯尔尼施坦开脱多少并使其从某种形式的二元论的罪名中摆脱出来。除了为这个道德主体留出了空间之外，伯尔尼施坦接下来还将若干剩余的空间和真理性赋予了正统的因果关系。更糟糕的是，他还用自己的“本质主义前提”这一概念替换了正统派的“本质主义联系”这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的倾向就是进步的前提。”联合的倾向提供了新的“总体化语境，这个语境为每个事件赋予了一种优先的意义”。[25]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索雷尔就并不赞同对于进步所持的进化论信念，而是承认分裂和腐朽的可能性。他最初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为无产阶级这一新兴的社会行为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在接受了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之后，索雷尔逐渐用客观总体（objective totality）的观念替换了社会人群（social melange）这个观念，而且不再把阶级当作结构定位，而是当作通过意愿、行动以及与对手的公开辩论而建构起来的集团（blocs）。他还把总罢工当作构成性神话，同时把情感、捏造、暴力这些成分看作加强团结的要素，可以说在这些想法中，其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总之，索雷尔不仅像其他人一样为偶然性开辟了一个地盘，而且还试图“思考偶然性逻辑的特殊性”。那么，索雷尔应该合格了吧？他逃脱了那个无处不在的二元论罪名没有呢？他没有。那是因为其“用政治手段或虚构手段重构的主体”是一个阶级的主体。[26]
考茨基、列宁、葛兰西
一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事情上来，我们便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一起遇到了霸权这个问题本身，这在当初是一个极其犹豫的跨越阶级界限的冒险行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的问题也即俄国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革命发生前的杂多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联合的问题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也由于出现了与正统的阶段计划相异的情况，这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向无产阶级转移的问题。当时辩论的理论成果就是称作霸权的新型关系（无产阶级的行为者与资产阶级任务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决定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从孟什维克开始在范围上扩大开来，经过列宁，至考茨基而达到极点。然而，尽管发现并命名了这个关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想方设法地再次使它成为“看不见的”关系，其概念的再生产被限制在霸权理论的范围之内。现在我们了解到第二国际的这个“虚假的二元论”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那个特殊的俄国“叙事”在观念上继续从属于正统的叙事一就是在考茨基那里，永久革命的理论也要从属于阶段计划一是后一个叙事为“本质”提供了一种水准和秩序，而正是它提供的本质为前一个叙事赋予了意义。与霸权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仍然外在于霸权关系，而且不受它的影响。资产阶级的任务虽然在无产阶级的行为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然而资产阶级的任务在性质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个行为者的任务尽管有了新的拓展，然而决定其身份认同的依然被视为其结构地位，而且其阶级的身份认同一般也被认为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27]事实上，后来证明，这一点的确对整个列宁主义造成了损害。老实讲，列宁主义传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使霸权关系成为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种关系的确是十分强调的，其手段就是将纯粹阶级对抗的对应关系加以复杂化。于是，列宁主义传统坚持只在阶级联盟内部，也即在一个跨越被限定的结构性区域的具有绝对政治性的联合体内部，发挥领导权的作用。但是这种关系依然被看作一种外在的关系，结果构成这一联盟的阶级认同依然没有得到修正。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形成，只是在那里体现出来罢了。因而政治根本谈不上“在构建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政治层面的效能”，而不过是一个“光秃秃的舞台”，上面的演员不过是从舞台以外的其他地方编造出来的罢了。[28]
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真正“激进地颠覆了”这一首长长的二元论史诗并远远地甩开了外在的阶级联盟这一观念的，只有葛兰西。借助于从政治到知识再到道德水准的宽广视角——也即意识形态领域的视角葛兰西能够在打造历史集团方面加以思考，这个历史集团乃是“一种更高级的综合”，是一种拥有一整套跨越了不同阶级地位的共同思想和价值的“集体意志”。在这里，霸权联系并没有被隐藏起来，而是被“可视化和理论化”了，同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已被超越，历史规律的保证已被屏弃。严格地说，社会行为者不再是阶级，而是这样的“集体意志”。两位作者告诉我们，在葛兰西的分析中，“历史偶然性领域比先前的任何话语领域都更能透彻地解析社会关系：是一些本质的联系使各个阶段成其为分属于不同阶段范式的各自阶段，而社会阶段论没有抓住这些本质联系”；而“在经济主义的计划内部，在众多的团体之间”，又存在着“一系列阻碍着其结构定位的新型关系”。但是，葛兰西也许同样不能过关。因为葛兰西的概念“最终是不连贯的”，而且在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道路上也还没有走得太远，因而在本质上毕竟仍然属于“本质主义”。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一答曰：“是其整体原则的单一性及其整体原则所包含的必然论的阶级性质。”也即在葛兰西看来，“在每一种霸权形式中总必须存在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只能是一个基本的阶级”。这也就再次重申了经济决定论。[29]
那么最后，阿尔都塞如何呢？他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说，靠其多元决定的概念，他已经潜在地通向了对一类具体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理解，事实上这是一个包含“多元意义”的象征性类型。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可以没有本质，因为确定社会最终的“精确性”或者说“意义”是不存在可能的。但可惜的是，“一个日益膨胀的锁合观念导致了一种本质主义新变种的确立”。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这个理论实际上与多元决定论无法兼容，因而应该对本质主义新变种的确立负责。这样，两位作者对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所下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二元论"。[30]
故事的本质
这样看来，对拉克劳和莫菲给我们讲述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故事加以审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第一，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简单的学术游戏。称其为简单，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既明了又易学。你可以拿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任何一个都可以的，然后开始证明她或他如何根据复杂的历史现实与一种僵化的、极端决定论的经济主义发生了偏离。这将是不难证明的，因为哪怕是其中最具经济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承认其所列举的政治或和其他非经济实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无论这个有效性有多么微乎其微。但是无论如何，她或他向那个方向游移的距离都检验了其理论洞见，都检验了其对于偶然性或非决定性的承认，也都检验了其在探索充分的霸权思想等方面所取得的相对成功。然后你就可以把“本质主义”硬栽到这个相关的思想家身上。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你只需抓住他们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范畴这个把柄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范畴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阶级或阶级利益，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以及它在这个著作者思想中的作用及其分量如何，倒是无关紧要的事，只要它明摆在那里就顶用。最后，抓住某一点，你就如法炮制地向二元论这个结论靠上去。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游戏的一些特征并不是如此直截了当，而是确乎颇为奇特。不过，要说玩这一套把戏，任何人都是能够学会的。你不妨拿过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来——比如马尔库塞或者伊萨克·多伊奇（Issac Deutscher）——并心怀感激地借用拉克劳和莫菲分让给我们的这一模式对其试作分析。
第二个视角直接来源于第一个视角。抓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方面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对构成了她或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面加以纠缠也是如此。因而，此处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著作者发起的“本质主义”的责难不过是责难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如此而已。例如，向人们表明尽管卢森堡有自发性思想，尽管列宁强调政治联盟的重要性，甚至尽管葛兰西将自己囿于霸权理论之中，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展开了一种结构性的阶级观念。这不过告诉了那些感兴趣的人们早已熟知的东西，而并没有证明卢森堡、列宁或者葛兰西把这个概念当成了解释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东西；要是指控“本质主义”上了谁的当，作这样的表明也许是需要的，同时就他们而言也没有证明阶级已经在观念上膨胀为一切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创造性源头。恰恰相反，构成了拉克劳和莫菲自己的观点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部分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范畴并不是作为解释一切的充分的范畴而使用的。那么，对于这些范畴的使用者而言，这些范畴并不是无所不指。但是它们确有所指，不独如此，他们所指的内容还极其重要。然而，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就称其为“本质主义”，那就等于在任何存在具有组织效力的解释性概念的地方、在存在任何类型的范畴优先性的地方恣意地吹毛求疵。这是向黑暗大踏步迈出的顽固一步。
遇到每一个可以想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遇到有关“本质”或“缝合”的各种措辞中的任何一个措辞，便要在文本中借助翻来复去的触发物再一次加以证实，相较而言，难道更需要进一步证实的不该是这种极端怀疑论吗？如果这样搞，那么他们所选定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肯定要操纵在拉克劳和莫菲的手里了。伯尔尼施坦甚至走到从根本上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步，然而，我们要留心，他相信进步，这就为他的其他信念赋予了一定的整体意义。那么，索雷尔如何呢？他既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放弃进步的信念，然而他仍然抱着阶级主体的观念不放。但是，为了两位作者论述的方便，这也几乎不再是一种结构性的阶级观念了。哎呀……这究竟还是阶级观念呀！我们知道，阶级这个词是可以用大写字母“C”开头的，而且还得写在定冠词的后面。如果拉克劳和莫菲不过是要说，阶级不重要，或者至少没有索雷尔以自己的方式认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的那样重要，或者伯尔尼施坦所持的此类进步信念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他们自然完全有权利按照他们认为能够提供充分理由加以证明的那种情况，对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加以改造。然而，他们却不断地呵斥着“本质主义”，这就唤起了人们对于他们所犯的某种更加深重的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联系着概念的整体性，也可以说联系着他们对于自我的优先性。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对于“本质主义”的呵斥就连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骂街都不如。
第三，按照拉克劳和莫菲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史，我们更便于判断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开头所作的关于他们“已经试着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话语性的若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声明。[31]过一会儿，我就回头讨论丰富性这个问题。至于多样性，当然是有一些的：列宁不是考茨基，考茨基和卢森堡与葛兰西也不一样，这一点已经在两位作者告诉我们的有关他们的情况中反映了出来。但是人们有权追问，这个多样性是否最终证明是那种有些表面化的多样性呢？所有这些著作者都自始至终地处于完全相同的窘境之中，反复而徒然地做着努力，要去摆脱整体性和必然性，从而奔向多元性和偶然性。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简单的故事呢？人们不仅仅有权去追问，而且在一定的知识语境中还必定要追问，这是否就不是一种还原——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包容性、全景性和连续性的还原呢？拉克劳和莫菲也许曾经有一回遇到过一种真正的“本质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一回他们却不高明也不情愿地遇到了他们自己的这一本质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揭发“正统派”的几个罪恶之一——也即将具体转化为抽象（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了“抽象”这一点）的还原论——时，必须依据“一种根本的现实，每一个具体存在的最终意义都必须而且都必然要借助于这个根本现实，不管复杂性的层次在仲裁体系中究竟如何”。[32]要例证他们谈论的话题，难道没有一个比他们所详述的这个故事以及他们所玩的这个游戏，也即马克思主义，更合适的实例了吗？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想出这样的一个实例其实很难。拉克劳和莫菲用“本质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作为其意义，而在他们所责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像他们一样如此不留余地地用阶级解释人类生存状况的人，即使有，也少之又少。在这里，糟糕的阿尔都塞搬起了石头，却重重地硒在自己的脚上。他花费了很大的心力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他在一些方面对他自身所属的那个传统，也就是对无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和思想，没有表现出学术上的或者仅仅是人道上的足够尊重。他又把他们的特殊性和细节以及他们与困难作斗争的努力划归到一种简单的二分法的知识分类法名下，并进而将他们划分到错误的一边。这只能对受其影响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产生负面的影响，并在一个政治上处于不利状况的时代将这类轻率的耍小聪明的轻慢态度传染给当时和现在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如此之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果如此之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脱离了学术救赎的路线，那必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吗？他们即使不同意阿尔都塞的这一结论，也会从阿尔都塞那里继承若干对独享的确定性的热情。但是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对于其他人思想中的确定性认识却喜欢提出责难，他的追随者至今仍然乐此不疲。不同的只有一点，当年阿尔都塞只是努力要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识别出一个单一的反还原主义的事实，而在这个方面，他现在的追随者们则将与那个反还原主义的事实判然有别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识别了出来。
贫乏的丰富性
第四点，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以考察拉克劳和莫菲是怎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贫乏的描述的。可是，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这个谜语的谜面。这两位作者既指控马克思主义为一元论，同时又指控马克思主义为二元论，对逻辑技巧丝毫也不予考虑。也许我们已经想见了其严厉的“不是……就是”的逻辑，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那个连词：既是一元论，又是二元论。其实，这个连词的力量比这要厉害得多。它不只是一个连词，还是一种必要条件。他们的观点的确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二元论，而且已经是二元论了。我们把这个话头稍稍敞开一点说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志向”上或者在“深层”中[33]¬——就让我们直接说在本质上好了——是一元论，而世界本身却并不是一元的，所以试图向世界让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只好运用他们所赞成的理论之外——的确如此——的范畴，于是就变成了二元论者。这再次描述了为马克思主义者安排的那种困境，关于这一二难困境的可笑模样，我们在前文中早已有幸领略过了。如果一个人运用了任何其他的概念，那么，不是这些概念“辩证地”联系着阶级、生产关系等概念，结果一元论仍然完整无损；就是这些概念并没有这样的联系，结果便“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了。[34]不是考茨基就是拉布里奥拉。只是为了达成葛兰西式的断裂这一结果，普列汉诺夫式的经济僵化论便可能加以避免。[35]情况也许就是这样，既然所有更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倾向于选择后者（二元论），从而将一种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偶然性逻辑或象征性思想带进了他们的话语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哪里的还原主义者越正统，哪里的折衷主义者就越有创造性。甚至可以说，折衷主义者就是还原主义者，因为其折衷主义的中心仍然潜伏着还原主义：用应用于葛兰西的那个措辞来说，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内核”[36]，一种二元论中的一元论。在这一点上，似乎除了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以外，真的再也没有救赎的道路了。
但是，所有这些所产生的影响将如何严重地削弱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围和内容，也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财富，无论如何还应该是清楚的：这个被削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不是拉克劳和莫菲拿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那个干巴巴的东西，而是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所拿出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完全被改变了性质，全部的观点、主题、概念和理论都被搞得面目全非，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并不像有些人以前可能认为的那样，它们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化、拓展或者内部分歧的一个部分——确切地说，已不是马克思主义丰富性的一个部分。正如它已渐为人知的情况一样，它们抛出的这些东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和还原主义内核是无法兼容的。如果丰富性仅仅笼统地指碰巧当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所写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们也许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性”的丰富性。但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如此之多外在的、多少有些特别的补充，因而严格地说，它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象征着贫乏，而不是丰富，也象征着最终的危机、二元论和断裂。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视角，藉此我们可以辨明其中的若干有限真实性。这就是，一旦拉克劳和莫菲不再利用霸权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就完全不再与任何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相兼容。可是这个概念已经成为长长的反唯物主义史观系列中一个更有力的代表性观点。不仅如此，从对这个新唯心主义有利的视角来看，人们显然会回想起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选择”，无论是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思想，还是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抑或多元决定的概念（被解释为“在象征领域被建构起来的概念”）[37]，其知识特征都与其个人当前的信仰有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拿取或摆脱业已完整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对真正的分途点加以定位。它是一种回读。尽管这种回读有可能满足一些残余的忠诚，或许也可以缓和一点对于现在已遭到极端鄙视的那个学术历史的内疚心理，但它不过是那些目的论的干预程序的一个样本罢了。阿尔都塞在其《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对此作了有效的批判。[38]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它是对当前理论因素的特权化。由于或者缺乏历史分寸感，或者缺乏温和的历史意识，自从为拉克劳和莫菲的出世而准备的那个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特权化一直导致了一种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在进步的看法。然而，借助一个当前时髦的思想阅读所有这些具有所谓丰富话语性的原理，看到这些原理没有达到对这一时髦思想的要求，便煞有介事地以代表着一个更加明澈未来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人物自居，然后就说这些原理与其作者的马克思主义不一致，这是一回事。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学术方式论证，这些原理在其自身以及没有被掺杂异物的形式方面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存在着断裂，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罗莎，卢森堡
我们现在就稍微详细一点地仅仅讨论一个个案，也就是卢森堡这个个案。诚然，卢森堡在其关于群众罢工的思考中提出了普及过程和统一过程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部分的冲突、有限的要求以及局部的利益将倾向于在斗争中日益扩大开来，并聚合为一个全球性的革命攻势。[39]然而，这一普及倾向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公式，在这个公式的背后还存在着一整套复杂的要素，卢森堡在其分析中所列出的这些要素既有因果关系方面的，也有经验方面的。其中的一部分至少有下面几种。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在政治上具有教育作用，因为有一些东西，人们只有从其亲身经历中才能学到。第二，当无产阶级在实际上“作为一个阶级被集合起来”的时候，这个阶级的集体分量才具有最大的政治效应。第三，蓬勃发展的斗争浪潮至今仍吸引着工人阶级中未参加工会组织的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那一部分，如果这部分人不卷入到斗争中来，革命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第四，就斗争的结果而言，此类斗争不会像许多任务会官员所担心的那样威胁或者削弱现存的劳工运动的组织，相反，它们扩大和加强了这些组织。第五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整个冲突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交叉，齐头并进。
反过来说，第五点就其本身而言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是对一系列不同观点的总结。那么，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如何相互作用，又为什么相互作用呢？首先，出于经济方面的怨气而采取的示威行动或其他行动导致了与警察或军队的冲突，进而导致了逮捕和死亡，结果也就引发了关于国家性质的疑问，并进一步引发了直接与政治相关的蓄意的行动。第二，在关于经济问题的群众动员中，工人在实际上所获得并施行的关于集会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政治权利要比他们此前已经享有的政治权利更加广泛。第三，激烈的经济斗争的现实和氛围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和政治指导发挥其影响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形势。第四，工人从这些经济冲突中获得了斗争性或者说“斗争活力”，而这些斗争活力又被传授到政治斗争的领域。第五，从相反的方向来说，作为此前斗争的结果，工人从国家那里正式获得了政治权力和自由，这些政治权力和自由又可以用来加强工会组织，而且实际上已经用来加强工会组织了。第六，全国性的或其他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特别是那些成功的政治动员所带来的刺激效应又传播到较为局部的和较为零星的经济冲突之中。这是因为，刚刚为此类成功所鼓舞的工人会更不愿意容忍其社会状况中无法负担的那些特征，于是便“拿起了身边的武器”。第七，作为上一点的结果，普遍的政治斗争有时似乎显得分裂开来，分散成为较少的经济冲突。第八，无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生活状况会发生全方位的提高：工资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其知识和文化的“成长”提供了基础；资本家的专制受到了车间组织的消蚀；如果工人赢得的让步到头来又被收回，那么就引发了可能导致斗争再次发生的期待——所有这些效果都会源源不断地在政治斗争的不断推进中产生出来。
对于上面搜集的这些论点，不同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的评价，有些读者也许想就其各自的说服力作出区分。无论这些区分究竟如何，重要的一点是，卢森堡在这里做了一系列基于经验的判断，而且在这些判断中抽象出了大量的具有解释力的因果联系。一种事件会引发另一种事件，这个经济原因会产生那个政治效果，一定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成果会反过来对加强某一形式的经济组织产生推动作用，某一特殊的经历又会强化责任，或者加深理解。那么，拉克劳和莫菲又对所有这些作了什么样的解释呢？他们的解释是：“在革命形势中，每一次动员的意义，可以说，就像是分裂的：除了其具体的字面要求之外，每一次动员都在整体上代表了这个革命的过程；而且这些整体化效果以可见的方式呈现在另外的若干斗争的多元决定中。不过这无非是这一象征的界定性特征，即能指的溢出由所指来决定。因此，阶级这个统一体是一个象征的统一体。”[40]这话说得实在利落。在一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一些东西既具有象征的力量，又具有象征因素的力量，对此，卢森堡无疑是理解的。卢森堡认为，在群众罢工以及这个观念所包含的诸多关于事实和因果的假设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化的力量。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只是抓取了这一个概念并将诸多因素归结为一个其能指的溢出由所指来决定的概念，这对卢森堡自己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变形。这是按照他们也即这两位作者今天相信的东西，将象征加以夸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就减弱了经济、政治和知识之间因果关系的那种复杂性，将其简单等同为意义间的相互影响，而这样的结论是她不可能相信其实也没有相信过的东西。如果这种操作使得拉克劳和莫菲可以说什么，在卢森堡看来，阶级这个整体也像“整体化机制”一样，是一个象征性整体的话，那么那仅仅是因为他们任凭自己在卢森堡那里“发现了”他们自己罢了。[41]
当然，卢森堡在学术上所作的展望，也有其可以称道的一面。但是这种展望仅仅成就了其受人诟病的二元论先驱的地位，因而不作也罢。她的“自发性逻辑”被人比作“象征的逻辑”、“任何可读意义的瓦解”等等，就是现在也与带有意义“固结”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格格不入。在拉克劳-莫菲式话语的一个特色话语之中，这两种逻辑据说构成了“双重空白”（由“两种肯定的不同的解释原则汇合”而来，结果被弄得“不可见了”，但又与“被填充起来”不是一回事）。[42]然而，无论这个特殊论断的兴趣何在，它都是言不及义的：这个论断对于证明卢森堡关于大众罢工的真正思想（而不是象征的逻辑）如何在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法兼容，可以说毫不相干。而这一点正是拉克劳和莫菲需要证明而又未加证明的，他们怎样才能对此加以证明，也是不清楚的。卢森堡从工人普遍的结构状况或经济状况着手——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要论证，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起来，而且可以得到调解，比如许多组织可以在一个时段蓬勃发展的斗争中得以形成或得到加强；工人自己在政治上将受到教育，通过群体活动，他们作为工人所拥有的一般能力将得到提高，其武器也将得到改进。由此，卢森堡将一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赋予了政治实践和文化实践。但是，为什么不能认为她关于上述诸点的这些假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基本原理的一种补充呢？对此仍然没有拿出任何像样的理由，一点也没有，除非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理论记录，但是马克思主义范式只是经济主义中一个“前定的”最狭隘的经济主义——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已经证明，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情况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事实上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论点无论如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异己成分。一般说来，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同龄。[43]
游戏的伎俩
限于篇幅，无法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其他注解详细作答，但是发表一两句评论以便对上述内容作些补充，也还是可以的。他们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具有毫无差别的多元性和意义的多样性，因而与将任何种类的解释性或因果性优先权赋予一个客观经济结构的操作显然都不能兼容。同样，如果列宁主义对政治联盟极端重要性的强调被看作拉克劳和莫菲将来某一天打算用霸权这个概念指称的那个东西的先兆，那么这也同样与将任何种类的优先性赋予阶级的操作无法兼容。一方面是经济的最后决定论，另一方面是列宁的确将优先性赋予了阶级这一事实，都可以用来指代经济还原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尽管这个决定只是“最后的”决定，尽管列宁也强调政治联盟（还有组织及其他）的重要性。于是便说你在搞二元论。这样一来，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操纵概念，使这些概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代表那两个对立本质。但是，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既不是那个单一的万能的原因，也不仅仅是那个意义的多样性。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一种类型的结构在因果关系具有不同分量等级的一组结构中具有第一重要性。无论阿尔都塞的核心范畴存在着什么问题，都需要对这个概念一也即由不同层级构成的具有不同的因果重要性的概念——为什么是断裂的和二元论的概念这一点作出解释。为达此目的，就需要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用以讨论相对自由的这个逻辑。这个逻辑简直就等同于这样一个声明：“不是一个是一切，就是一切是一个。”没有其他的逻辑会作这样的指令说，如果你同意列宁的观点，认为政治联盟（因而也包括政治）很重要，那么你就不能同时完全一致地认为阶级（因而也包括经济结构）在根本上更重要；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竟然那样认为，那么实际上你就把政治仅仅还原成了一个“光秃秃的舞台”，那么你还有什么呢？
总之，“是一元论因而也是二元论”这个不当的限制完全是无法合并的，无论你想从哪头开始都不行。在两位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和还原主义。当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不是一元论和还原主义这个明摆着的充分证据时，他们却根据这个限定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二元论也即断裂的结论。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对这个证据加以中立化。但是整个操作所依据的是一个不可靠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可以加以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元论和还原主义。有些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元论的倾向，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则没有。相反，它们还尽力去避免这一倾向。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由这个前提出发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假如转换一个角度，从另一端着手，我们也可以达成一种自我的换位。如果结论是错误的，那么其前提必然也是错误的：以一种连贯的——或者说在这些层级或层面的本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连贯的特征方式将若干解释的层级和层面整合起来的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的，有鉴于此，我们便可以断言，这些马克思主义不是二元论，因此也不是隐蔽的一元论。
就让我们仅仅关注几个稀奇古怪的细节，也即能够进一步证明理性约束意识在这里完全缺席的若干辅助的游戏伎俩，从而结束对拉克劳和莫菲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问题上的考察吧。此类伎俩中的一个伎俩可以叫做“推门柱（moving the goalposts）”。考茨基因其关于前革命时期的俄国社会国家的特殊角色方面的观点而受到责难，因为在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的“经济主义的”批评面前，考茨基“未能对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相对的国家自由作出理论分析，从而回答这个批评，而是站在反对理论灰色的立场上诉诸生活的绿色这个概念作了回答”。[44]这个指控以及那些连篇累牍的引用，从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扯过来的几行文字，还有对考茨基的几个批评家之一所作的简短回答，都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甚至在构成了这个回答主要基础的那些摩肩接踵（cheek by jowl）的文字里面，还有相当一大摞关于俄国国家相对自由的颇为直率的表述——“相对自由就是为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限制的与统治阶级的独裁政治相脱离的那种独立性”——还有拿此事与西欧国家所作的对比。[45]永久革命理论是有关此点的一个严肃意见的唯一基础，考茨基对这一理论的全面揭示包含于《结果和展望》以及1905年版本的开篇一章之中，这正是对促成了著名的俄国国家自由这一理论的那些因素所作的理论分析，其手段则是将俄国与欧洲的对等国家进行比较和对比。[46]现在倒是不必去理会这些东西，干脆把它们扔到一边好了。这是因为，考茨基因为没有采取这个途径而受到了责难，而这个途径在这本书的其他版本中，也即在涉及他们批准的把相对自由当作“死胡同”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时作了描述；关于此点，考茨基是不可能知道了，而我们是知道的，那两位作者自已也肯定会知道的。诚然，这是后来在此书中才有的内容。但是无论在一个人所说的话语中出现得多么晚，死胡同就是死胡同。为什么要按照一个被定性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失误的标准对考茨基作出评估，至今尚不完全清楚，除非我们认为仅仅是随便挑一个任何能够顶用的旧毛病吧。
然后是一种以奇怪的方式对不同的“本质主义”加以任意裁定的伎俩——因而相当难以把握。这个伎俩体现在两个很短的对伯尔尼施坦、索雷尔和葛兰西的相对优点和缺陷加以评估的段落之中。对这些事情完全持天真态度的人或许会认为，伯尔尼施坦和索雷尔既然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决裂，应该拥有这一优点吧。但是拉克劳和莫菲毕竟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中第一个的“真正创新性”就是承认了“政治摆脱经济基础的自主性”；第二个（“第二国际中最深刻、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的力量就是看到了“社会真实本身是非决定性的”——对于这些理论成就，就连拉克劳和莫菲也觉得很难以任何直来直去的方式将它硬贴到葛兰西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而且这些理论成就是拉克劳和莫菲自己当前观点的核心成分。[47]可是，每一个还能知道自己目前实际上在哪里的人就都会知道，葛兰西是非得赢这场游戏的这一局不可的：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远远胜过了另外两个，而是因为在一定的相关的左派环境中，他能提供一种他们不能提供的精神的和学术的正统性。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在两段中的第一段，伯尔尼施坦由于其“普遍的进步规律”思想而被打发掉了，而对葛兰西所患的“本质主义”这一毛病则暂时绝口不提，而只说他的优点。在第二段，也即像下一段一样仅隔一行之后，提到了葛兰西这方面的弱点，因而索雷尔便占了上风，因为他“比葛兰西更激进地与关于存在着一个根本历史形态的本质主义视界划清了界线"。[48]伯尔尼施坦受到了冷落，可以说似乎已被忘记了。总之，索雷尔仅在一个方面有其优长，那是因为，葛兰西的霸权观念“包含了一种民主的多元性，……而在这方面索雷尔的神话则完全注定要再创一个阶级的整体"。[49]尽管从前文的整整五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也存在着贬损葛兰西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有意忽略的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一比较中，作者对“统一原则的单一性及其必然性的阶级特征”只字不提。发现了那个“非决定性的空间”，于是便在这个空间里或多或少地什么话都说，摆脱这样的情绪其实也难。然而，整个论证步骤所使用的逻辑也不恰当。葛兰西这个外衣对于这一对非马克思主义者（ex-Marxists）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即使在歌颂着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创新性”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将自己打扮成后马克思主义者了。
话语
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作的描述方面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虽然这个描述在体系上逐渐萎缩，然而它却为阿尔都塞价值的倒置扫清了障碍，而这一点正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希望实现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反对而不是支持对社会复杂性的必然把握，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被描绘成小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更容易在事实上被搞成一幅可怜的被画歪了面孔的漫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概览结束了，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同样的价值倒置所由发生的一个更深的源头——不是为那种解释性的漫画辩护，而是解释，或者只解释那个漫画背后的一种心理冲动——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之遭到屏弃的那种思想的组合。在黑夜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同样，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马克思主义似乎都是还原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其中处于最高层，说得更广泛一些，那个“象征”已经扩大到无所不包的考度。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发展得如此完善，其结果则是以某种方式（不管这个方式多么恰如其分）将适当的分量赋予了历史的客观物质基础，因此即使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决裂，这个决裂也一定看起来像经济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再次与其自身发生了冲突：为什么这个视角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视角，而不是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只是某些相当陈旧和熟悉的东西的复制呢？答案是：它有一个更加时髦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话语”这个黑夜。
我已经描述了被拉克劳和莫菲辩护为唯心主义的那个理论视角。然而，资格还是蛮不错的。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个描述。在他们对于一些核心论点的表述中，确有一团纠缠不清的思想和语言，这表明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那些立场的简单结论也承认得很勉强。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羞答答的唯心主义。就让我们仔细瞧一瞧他们的两个关键论点吧。
论点一：“我们的分析不支持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分。它断言……在没有哪个客体是在话语出现的每个条件之外被给定的这一范围内，每一个客体都被建构为一个话语客体。”论点二：“每一个客体都被建构为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一个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者现实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毫无关系。发生地震或掉下一块砖头，就其发生在此时此地而言，都是一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实存在的事件。但是，它们作为客体的特殊性是按照‘自然的现象’还是按照‘天谴的表达’被建构起来，则取决于话语领域的建构。被否定的方面不是这样的客体存在于思想之外，而是这个相当不同的断言：它们可以将自己建构为外在于任何话语出现条件的客体。”[50]
关于论点一，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范围内”这句话是一个赘句，是戴着对其所附属的那个断言进行澄清和详述这一面具的一次重复；造成这一语言怪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相关断言的自身荒诞性，如不对其加以揭示，它自身就不具备真正的说明能力。每一个客体都被建构为话语客体意味着，所有客体的性质，或者说客体之为客体的那个东西，都是依靠话语给定的。这也就是说（不是吗？），不存在前话语的客体性和真实性，也不存在未经说出、未经写出或未经想到的客体。在论点二中，两位作者似乎又从那种荒诞中走了出来，一开始就说，而且还强调地说这不是他们所说的真正意思。地震的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这话听起来不错，很表现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客观意识。但是这不过是在其毫不讲理的一大串东西中，在其实在可以理解的智力困窘的情绪表达中，随便可以找到的那种“翻云覆雨”的论辩风格的一部分罢了。严厉的否定之后，紧跟着的又是明确的警示符号：地震作为一个客体的“特殊性”并不立即与话语结构发生关系。紧接着又用一个套语将这个客体的“建构”说成自然现象和上帝的行为，用对等的术语换言之就是，是实际存在之物和一种迷信。除非我们假设拉克劳和莫菲想与他们的读者一起分享这样一个平庸的发现：看待地震，有不同的方法（或者通过与不同话语领域或象征领域的接合，我们可以赋予地震不同的意义），否则它就似乎再次证明，地震所属的这类客体是由话语决定的，因而它不只是一种观念，还是这个观念的实存形态。第二部分的结句则把整个“依违两可”的论点弥合得天衣无缝。于是两位作者再次从荒诞中走出来：被否定的方面不是这样的客体存在于思想之外，而是这个“相当不同”的断言。这个断言的确相当不同，但是它靠的主要是——其实也只是——巧妙的模糊伎俩。地震能够“将自己建构为一个外在于任何话语出现条件的客体”吗？这个表达里有“构建自己的地震”这样的说法，它有多么奇怪姑且勿论，且看这个问题唯一明确的答案：能够——例如，要是有人认为地震会不停地发生，那么人类不就完蛋了吗？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却说不。这一点正是他们作为其否定的真正内容而小心加以详述的。
在其文本的几行之后，所有的混乱便都得到了解决，我从上面的两段引文中所分析的那些意思方面的任何疑问也都一扫而光了。我们最后在这里还了解到，“外在于任何话语介入而建构的客观领域与由纯粹的思想表述构成的话语之间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划分”，已经在“几个当代思潮”之中被超越了。[51]人们不必为了坚持这个区分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原则就去接受第二部分的那种意味深长的表达方式——因为没有哪个话语是纯粹想出来的一不管这两位作者是否仍然认为他们的话语很“时髦”。无论前话语的真实性和超理论的客观性有可能多么经常地受到否定，也无论这样的否定是以高深的论辩方式，还是以通俗易懂的声明方式，它们都构成了一切理性探询不可替代的基础，也构成了在不同的观点之间以及跨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有意义交流的条件。这个基础一旦被拆除，人们便会滑入无底的相对论的黑暗之中，对立的话语或范式就会在这一黑暗中失去共同的参照点，徒劳无益地相互攻击。没有或多或少的精密的理论思辨的帮助，现存最基本的事实都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前人类世界不是一个“外在于任何话语介入而建构起来的客观领域”吗？或者说它非要等到人类出现了去“建构”它吗？就算是今天，尽管有了“几个当代思潮”，难道就没有自然的种种真实吗？这些真实既是外在的，又是人类的，它们并不仅仅是在任何话语之外被“外定的”（论点一），而是所有这些的物质前提。无论如何，谁要愿意抛弃，就抛弃它好了。正如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主义者”很久以前说过的：“一旦你抛弃了客观真实性……你就丧失了与信仰主义作斗争的一切武器。”[52]
拉克劳和莫菲用了略有差异的表述接着重复了上面提到的那个二分法论点。他们论述道：“背离这种话语与外话语二分法的主要后果就是放弃了思想与现实的对立。”关于所有这些都与是否存在一个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者现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毫无关系”的断言（参见第二点），就讨论到这里，这是因为，一个真正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显然在思想与现实的对立之外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否则声称已经远离了这种对立，恰恰就是唯心主义最典型的形式之一。在目前这个被认为远离了这种对立的情况下，这个断言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决定当作自己的信仰加以信奉的那个信仰一也即整个世界都是话语的信仰一所产生的最为荒谬的结果打掩护。这些结果的尊容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这一点正是拉克劳和莫菲很痛心、也很害怕看到的。[53]
霸权接合
然而，既然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这个信仰所支持的那种社会和政治理论，我们就不再考虑地震这个问题了。我们必须考察霸权接合这个观念，这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必须拿出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它是指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主体立场、社会部门、运动和斗争的话语实践，并以一定的普遍形式或整体形式加以整合的一个观念。我们可以首先列举一些基本的定义和命题。两位作者“将接合称为任何在因素之间建立某种关系从而使这些因素的身份认同因这一接合的实践而得到改变的实践”。在这一语境中，也提出了两类实体的区别：一方面是“环节”（moments），其身份认同由其在“结构整体”——或话语——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而这个“结构整体”是“接合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素”（elements），它是独立于话语之外而建构起来的。[54]过一会儿，我将回头讨论这一区别。就霸权这个概念来说，它“假定了一个由接合所支配的理论领域”。[55]也就是说，它假定了一个因其差异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标志性特征而可以向接合实践敞开的领域，而这些特征既是接合实践的原材料，也为接合实践提供了可能。业已围绕某一核心本质被统一起来的领域，也就是说一个锁合的或者缝合的整体，则没有给这样的实践留出余地。因此，这里必不可少的“开放性”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品格，也即“社会非锁合的开放特征”。这个“社会的开放性是……每一个接合实践的前提"。[56]
讲“霸权主体”和“任何接合实践的主体”是可以接受的[57]，但是不能从构成性或基础性行为者的意义上讲这个主体。拉克劳和莫菲写道，“每当我们使用该文本中的‘主体’这一范畴时，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中的‘主体立场’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因此，主体不可能是社会关系的源泉——即使从主体被赋予了使一种经验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因为一切‘经验’都取决于精确的可能性的话语条件。”[58]关于其他重要的范畴也大致可以作同样的论述。这样，“每一个社会认同”都是“各种各样的接合实践的交汇点”。[59]而且任何“社会斗争”、任何“运动”的方向或意义都取决于“其在一定霸权语境中的接合形式”，或者再一次说，取决于“与其他斗争和其他要求的霸权接合"。[60]当然，我们并不只是关注一种没完没了的摸不着头脑的关键点，也就是那个平平常常的接合实践的多元性。霸权这个观念还有其他的内涵。“任何话语都是作为一种支配话语领域的企图，作为捕捉差异流的企图以及作为构建一个中心的企图而建构起来的。”作为此类企图结果的那些“特权的话语点”就叫做“关节点”；在任何“社会形式”中都可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霸权关节点"。[61]
霸权实践“运作于为各种对抗所交叉的政治领域”。的确，“霸权接合的两个条件是对抗力量及其将它们分开的那些边界的不稳定性的出现。构成了使我们可以把一个实践称为霸权实践的东西，只是大面积漂浮因素及其向相反阵营接合的可能性的出现一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对边界进行重新界定”。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两个阵营”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结果，而不是霸权接合发生的条件。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核心特征”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被分开的政治空间”，而是相当“繁多的……政治空间”。自从“文明时代之初，也即自从不同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在诸多永恒变化着的状况下发生的时代，就一直是这样一种情况了”。[62]
即使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些内容为基础，也已经有很多可以评论的了。例如，人们可能会再次注意到，一切事物——主体、经验、身份认同、斗争、运动一多么绝对地拥有话语的“可能性条件”，尽管关于话语的可能条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曾烦劳两位作者作出哪怕是片刻的思考。这些条件以插入语的形式被轻轻带过，实际上是被取消了。于是便说，由于一切经验都取决于“精确的”话语条件，因此主体决不是一种社会的“源头”，“即使从主体被赋予了使一种经验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此中所运用的这一突如其来的逻辑，至少对于那些对错误观点的修辞学感兴趣的人来说，颇有可以仔细研究之处。它不过等于说：因为d是e的条件，人们就得否认p也是e的条件，即使p也是e的条件。[63]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也是两位作者向我们提供的颇在意料之中的那种方式，正是他们借助一个自身无条件、无限制、也无疑问的自以为是的社会本体对本不复杂的——自然的——地震加以高谈阔论时所使用的那种方式。至少从这些方面来看，话语这一概念与阿尔都塞概念中的宇宙这一从头到脚都以指令的方式被塞满了“实践”的概念没有什么两样。正如阿尔都塞的一个早期批评家正确指出的那样，“真碰巧，一切都是产物……那就是它的由来”。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恰恰出现了这样的“碰巧”事，不过这一回，“碰巧”的不是“产物”，而是话语罢了。[64]
在因素与环节之间
然而，我想把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两个问题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努力揭露拉克劳和莫菲所提出的理论中的学术空白。我将借用他们用以支持卢森堡的那个表达论证，在他们那本书的中心地带存在着一个“双重空白”：称其双重，是因为其理论实质是空洞的，其任何真正的实践标准的具体性，或者说方向，也是空洞的；当然我也会证明这个表达用在这里具有一种用于卢森堡的情况时所缺乏的力量。
我们对该空白的理论“侧面”的切入点是在因素与环节之间作出区分。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区分能对这个观念作出怎样的阐释。当考虑霸权接合的任何特定实践所联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主体立场、社会认同以及斗争等等方面时，我们涉及了何种类型的实体？这些实体共同组成的那个整体的性质又如何呢？如果这个整体仅仅被当作因素的结合体，那么通过所提供的辨析可以知道，这些因素的身份在独立于接合实践自身之外的情况下就被给定了。因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关系，也是纯粹偶然的关系。换过来说，如果这个整体被看作由环节组成的结构或整体，那么这些环节的身份或意义将由它们在这个被接合的整体之内的地位所决定，从而也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那么这类关系既是内在的关系，也是必然的关系。如果这样界定，这个选择就提出了一个拉克劳和莫菲心知肚明的难题：其实，两个选择中的哪一个选择也不中用。
这是因为，选择第一种就等于使自己背上“本质主义固定性”这个黑锅。[65]这个罪名经常披着数以千计的不同外衣向人们发起突然的袭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不仅有一种“整体的本质主义”，还有一种“因素的本质主义”；就算用以此易彼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即使是一个“对任何用于社会关系的本质主义方法都加以否定的概念，也必须说明每个认同的不稳定性以及以任何不可更改的精确性对‘因素’的意思加以固定的不可能性”。[66]务必记住，给马克思主义传统罗致的一条重罪就是，它虽然承认了阶级联盟的重要性，而在这方面又把这些阶级联盟仅仅当作具有确定身份认同的独立的行为者之间所发生的一种外在关系。但是，“阶级的认同为阶级自身所承担的霸权使命所改变；……‘阶级联盟’这个观念……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假定了社会行为者认同建构的是霸权，而不仅仅是前建构时期行为者之间‘利益’的理性一致”。[67]我们已经看到，以此解释一切运动和斗争，也是同样适用的。至于“霸权使命”，则认为“其认同的获得仅仅是通过霸权形式之内的接合实现的”。这样看来，第一个选择是不中用了，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新的固定性形式，也即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去中心化的主体立场所形成的固定性形式"。[68]第一个选择似乎有可能依靠其种种缺陷将我们引向第二个选择：霸权整体是由环节组成的结构或整体。
但是，第二个选择也一样不中用。它将是一种锁合形式，简直就是一种更加缝合的整体，同时霸权形式本身现在也已经被概念化为“其部分过程的建构整体”了。如果社会是一个整体这样的缝合思想被屏弃——附带地提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下列鄱来覆去的简述所表达的意思：“‘社会’这个客体的不可能性”、 “‘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社会’是不可能的”、“‘社会’的不可能性”[69]——那么它是因为社会的普遍性而被屏弃的，由此又涉及到或大或小的每个社会整体。如果不推翻反“本质主义”这个被挖空的原则，锁合这个概念就无法重新获准进入哪怕是一个更加萎缩的社会空间，接合这个范畴将由此被置于解除的境地。“如果话语整体的关系逻辑和差异逻辑毫无限制地流行开来”，那么什么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面对着纯粹的必然关系，而且……假如每个‘因素’都是‘环节’的外定义（ex-definition），那么，任何接合都不可能发生”。作者还作了这样的表达：“如果接合是一种实践……它必须意味着为实践所接合或改组的那些因素以某种形式分开出现。”[70]反过来，这第二个选择似乎又可以将我们重新引向第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已经到过那里了，是第一个选择领我们到这里的。如果有的话，我们想找个出口，逃离这个无休止地循环着的圆圈。
出口倒是有一个。第一眼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极为简明的典型。构成霸权形式的各种要素既不是因素，也不是环节，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按照拉克劳和莫菲的说法，“它们的地位在因素和环节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建构起来”。在某一点上，这个地带也被称作“无人区”（no-man’s land）[71]，在这里，从“因素”到“环节”的过渡从来都不会完全得到实现。其实它是一片沼泽。一经对比，霸权整体的那种一致特征便与因素结合体和环节总体的特征判然分别开来，而这一特征是由“分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这一概念指定的。这一概念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使你想说什么便可以说什么。它将不多不少的足量的内在性赋予了那个被接合的形式。可以这么说吧，当你去诅咒一切固定性以及相互之间社会认同的外在性时，这个概念便可以在这方面为你所用；当你要断言社会认同的若干固定性和分离性时，这个概念又没有那么多会全面缝合那种形式并阻烧你去那样做的内在性，因而又可以在那个方面为你所用。“分散中的规则性”是为八面玲珑地同时应对一切之用而量身定做的一个概念。[72]下面就其运作的方式举几个例子。
先拿“固定性”来说吧。这一直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所批判的一个关键目标，而且在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发起的责难中，他们对这一点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态度。他们说，“固定性已经成为每一个社会认同发生的条件”。与“正统的本质主义”决裂必然要求“通过声明每个认同不完全的、开放的以及政治上可以协商的品格这一途径向每一种类型的固定性发起批判”。[73]但是，如果确实不存在固定性，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非决定性，那么那些好推论的社会理论家们就再也没有什么结论可以推断了。关于这个事实，拉克劳和莫菲只好以让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认可：“不能产生任何意义固定性的话语是精神病者的话语。”然而，隐藏在他们背后的事业中所包含的那种好辩的因素及其建设性因素一旦展开，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有些意外：“绝对的固定性和绝对的非固定性都不可能存在。”这样说来，若干固定性的存在毕竟还是没问题的。[74]其他相关的概念，情况亦然。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分散的社会行为者或斗争之间的外在关系一直受到严厉批判；他们也反复声明霸权接合的构成性的、赋予意义的权力与这些关系格格不入。这样一来，出现的情况就是，这些权力实际上并不是“依赖任何外在的力量毫无限制地”流行开来。绝对不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紧张”，也因为“全部的内在性和全部的外在性都不可能得到实现"。[75]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拉克劳和莫菲手中挥舞的一根双截棍，被他们怀疑玩弄了必然性逻辑的每一个著作者都难免要尝一点此棍的苦头。他们对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更为精通，于是向我们透露说：“必然性只是作为偶然性领域的部分限制而存在的”，还说这一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壁垒森严的、相互外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因为偶然性仅仅存在于必然性之中"。[76]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东西无疑就是一种居心叵测的“二元论”。正如他们多次告诉我们的，作为客体的社会最终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话语实践又通过其各自接合的那些业已建构的整体将矛头指向了这一不可能性。这一努力也没有完全归于徒劳，因为若干固定性就意味着若干锁合性，而若干锁合性显然又成为更加强调“开放性”的条件，这样说来，“如果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77]
此时提醒读者别忘了他们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那个严苛的选择，似乎是适宜的了。而在这里却无所不可。在某个地方论及霸权这个概念时，两位作者曾亲口说过，它是“一种永远无法与自己相等的关系“，在结束其书的华美措辞中，他们又说，它是一场“躲避这个概念”的“游戏”。从总体上来看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它表达了一个关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深刻的真实，尽管也许是一个无意的真实。[78]
理论的空白
我们要提防一种可能产生的对于此事的误解：我们反过来坚持主张，任何霸权政治听接合的认同等等肯定不是因素就是环节，这不是一个想通过这种手段将拉克劳和莫菲肆意强加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死板的选择再强加到他们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他们更愿意在其间有所折衷，那就请其自便好了。那么它们是修正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特征和意义在霸权政治计划自身之外独立地并部分地建构起来，同时也经由这个计划对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部分地建构起来。那也许还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毕竟也说明了一些问题。然而，我们所做的三种观察已经准备就绪了。第一，在术语运用上需要一定的一致性和精确性。作为因素与环节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它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因而你也不能直接地用一方否定另一方，根据方便的需要，一会儿讲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环节，一会儿又似乎是简单的独立的因素。但是，拉克劳和莫菲正是那样做的，而且不只在向我们介绍那个所有的自相矛盾都在其中得到重新协商的“无人地带”之前那样做，之后也那样做。这样，池们在最后一章想强调多元主义的优点而反对盛气凌人的马克思主义雄心时，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多元认同的每个术语都在其自身寻找其各自的有效性原则，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多元主义才是激进的”，而且还相应地谈到了“多元主义术语中每一个术语的自构性”一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自构性有一点固定，也有一点分离。紧接下来很快就发生的情况是，当需要再次突出霸权接合的权利时，他们又告诉我们说：“霸权实践是存在的，因力这一剧烈的非决定性”——尽管经过了重新协商，仍然毫发未损——“使得我们不可能将政治斗争看作一个敌对势力的认同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其中建构起来的游戏。……如果每个斗争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被给定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这场斗争溢出了其自身并……在结构上将其自身与其他斗争联系起来的范围内，它的意义才是——部分地——固定的”。真可谓黑白相踵，反手而更，而且每一种方式都“只在那个范围内”。这个怪圈仍然停留在它原来的那个地方。[79]
第二，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十足空洞性现在已经从其文字的外壳下面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政治把社会认同理解为外在于那个一霸权的——政治计划自身之外的、业已建构起来的认同，或者说“固定的”认同，为此它多次受到指责，并被要求让位于一个更加可信、更加霸权、更加激进的政治；结果我们却发现，这种政治作为一种接合实践，也在本质上为认同预设了一定的固定性和外在性，是“因素”在接合实践的状况中“分开出现的一种形式”。他们将会告诉我们，其差别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性和外在性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但那不过又是一个怪圈罢了。固定性和“外在联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罪状，已经遭到了否定，不能被当作那个被提出的话语理论的明显优点了。外在于任何霸权政治的“固结物”都被这个话语理论理解为话语的固结物，如果就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看起来就有些异样。这再一次将我们投向了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他们为此而告诉我们的那种情况多么缺少说服力。也许他们会说，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或“阶级主义的”等等）固结物是绝对的，而我们的仅仅是部分的和相对的。但是，如果这一区分不只是重复那个刚刚被否定的论点，那么它所依据的就是我们前面批评过的那幅马克思主义的漫画了：它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确很不看重的一种还原主义。
第三，位于因素和环节中间地带的整个霸权接合观念，其实到底说明了多少问题？我们从这个概念可以知道，存在着多元的、多种多样的主体立场，它们都在话语中被建构起来；其中一些主体立场能够成为霸权实践的源泉——虽然在这个方面，哪个主体立场在结构上也不处于“特权的”地位，此事取决于其政治的首创性；[80]这些实践又反过来改变了其构成因素，因而也改变了主体立场，这些主体立场既接合着其他主体立场，也为其他主体立场所接合，其中的一些实践成功地建立了霸权关节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这些知识能帮助我们理解或解释具体的现象吗？例如，一些霸权实践比另一些霸权实践更有可能流行起来，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可能流行起来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其原因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条件下才更有可能流行呢？这仅仅是因为，或者说主要是因为那些竞争中的话语的内在“吸引力”吗？如果是，假如话语之间的相互裁定自身就是另一种话语，假如不再以话语自身以外的不可能存在的客观性为支点，那么判断那种吸引力的标准可能是什么呢？它与不同主体立场之中的物质源泉、或其他源泉、或者各不相同的政治能力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吗（这些联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依赖于现存的政洽结构或其他结构吗？如果是，这一依赖性的性质和范围是什么呢？多少结果都总是存在着出现的可能，结果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任何特殊的结果和任何具体性；难道我们必须仅仅假定社会的开放性和非决定性在这里意味着接合实践和话语会发生这样的自由竞争吗？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把它归入对多元的具有若干关节点的大千世界的描述（或再描述）之中。很难理解，还有什么手段可以使我们比这更近地触及到这个完全的理论真空。
由对上面这类问题所作的可能的回答可以看出，拉克劳和莫菲几乎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我之所以说“几乎”没有东西，是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其中还有一种姿态和一些奇谈怪论与东西相关。前者由一个在一大串地方发表过的干巴巴的宣言构成：并非一切都有可能，话语实践的竞争和流动不是完全自由的（仅仅自由地摆脱了——当然啦！——“斗争或要求的任何先验的阶级特征”），而是存在着一些“限制"。[81]然而，作为完全非确定性的一个限制，这仍然只是一种姿态，这是因为它没有得到详细的阐述，因而实际上没有为解释的具体性这个急迫要求提供任何东西，只是作出了这样的一些许诺罢了。至于那些奇谈怪论，则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每当两位作者想把历史内容稍稍多一点的东西放进他们自己的霸权观的空壳之中的时候，这些奇谈怪论便突如其来地涌发出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什么“高级资本主义”、“高级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作为一种经验指涉的社会形态”（原文如此）；“资本主义的边界”、“帝国主义剥削”；“深入的积累体系”、“商品化”等等。[82]是否有必要说这些概念属于另一种理论呢？既然在这里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客体，客观利益没有理论基础，经济主义，甚至经济主义的“内核”应该不惜代价地加以屏弃，那么把这些概念用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一点也同样不清楚。如此说来，这是野性“生存”的一种情况呢？还是每当现实闯入了这个游戏时，便需要为被“话语”放逐的那些东西寻找概念的一种情况呢？抑或正如《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言》所明确提示的那样，它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也许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的那种情况呢？[83]可是，无论是什么情况，可怜的伯尔尼施坦都又一次被抛在脑后了。为了将某些东西加进那些范畴之中，伯尔尼施坦可是顶了二元论的罪名的。而现在，我们的两位作者却可以放手挪用该页上面可资利用的任何东西了。
无根的进步性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另一个问题，也即该书所包含的双重空白中的实践标准这个“侧面”问题。在整体问题中，我们要考察的正是，任何特定的政治方向或指向的基础究竟存在于哪里，并以此对这个问题加以定位。拉克劳和莫菲不时地运用一个类似于“进步”的术语，似乎要用它来贯串他们的立场，一如他们使用“左派”或者起码使用“新左派”这个方案一样。[84]但是，在他们看来，“进步”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对于这个词语的意思，我们的认识都有些粗浅和轻率，但那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些业已被确立的话语——社会主义话语、自由主义话语、人文主义话语、理性主义话语等等——的部分内涵，在这个语境中，人们稍加思考或分析便能确认它的某种或多种具体意义。但是，如果你已经抛弃了支撑这些意义的那些假定自身，那么你就没有资格仅仅指望这些被你抛弃的话语，并对寄生在它们上面的那些意义加以推演。而两位作者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本书为所有象征性价值的体系及其波动所困扰，我们要求它对于其乐于继承的那些“单一指向的”标准术语的内容加以质询和反思，似乎并不为过。
公认的“进步”（或称左派）指向所应具备的三个可能的标准基础，皆不为拉克劳和莫菲所有。一个就是客观利益的观念，对这些利益的满足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表征。将此归因于社会行为者的做法已经被栽上“武断”的绰号，客观利益本身也已经被贬斥为“末世论”的观念。第二点“与具有末世论性质——也即‘对人类本质的末世论假定’——的任何普遍原则或实体有关”，因而又含蓄地推演到任何关于本质性的人类品质和人类需要的观念。正如可以预料的，在后结构主义领域，关于进步性意义的此类基础是不值一提的，于是便有声明说，“‘人’是一个在话语中被建构的主体立场”，其可能发生的接合所达到的范围是“无限的”。如果可以称为论点的话，那么支持这个被宣称的无限性的唯一论点就是，人类的一个 “本质”“大概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然而，两位作者小心地避开了这个更为接近人类本质基础的可选性来源。[85]第三，关于剥削或与之相似的一种概念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这个概念中，超历史的正义原则或公平原则或者是明确的，或者是预设的。诚然，拉克劳和莫菲表示支持对标准的分析以及关于其他方面“正义”问题的讨论。但是很显然，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对当前政治的考虑在他们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也即在他们与所谓“阶级主义”之间拉开一个很大的距离这样一种考虑。[86]“普遍话语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这个声明所采用的理论视角无法给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正义观留下任何空间，也无法给普遍人性观留下任何空间一总是付出某种最小限度的努力以保持学术的一致性。[87]那么，我们可以称为进步方向的那个方向的基础或者意义在哪里？说到底，无论何种方向，其作为一个具体方向的那个基础究竟又在哪里？
两位作者在给从属和压迫所下的定义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纯粹表面的基础。“通过从属关系这个概念，我们将会了解到，在这种关系中，一个行为者受制于另一个行为者的决定一例如，雇员之于雇主；或者在某些形式的家庭组织中，女人之于男人等等。与此相对照，我们将把那些将自己转变为对抗场所的从属关系称为压迫关系。”如此说来，如果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成为一种对抗关系，而且当这种关系成为对抗关系时，那么奴隶的从属就变成了一种压迫。当作为一个反对妇女从属关系运动的女权主义具有同样的“对抗”效应时，妇女的从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88]尽管这些定义第一眼看起来似乎是常识性的，也是明摆着的，但事实上它们却全都毫无用处，只是加强了他们从附属于定义的那些例子中所博得的善辩的外表而已。因为人们会“受制于”各种各样的人们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认识基础：例如，公共汽车售票员之于其在车上的动作；邻居之于室外各种各样的景物以及你不得不看到的花园、小车；再如——这似乎应该是微不足道的情况——雇员，如果你掌握着他们，而他们又属于一个强大的工会；又如民主多数派，比方说吧，如果你是某个激进右翼少数派的成员，而这个少数派又不信仰民主。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观察与“对抗”这一观念放到一起来看，因为是“对抗”把从属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压迫。拉克劳和莫菲自己早先曾经论述过，至少曾做出过论述的样子来，认为“对抗”这个概念无法精确地加以定义，“逃避通过语言加以把握的可能性”。[89]我将把他曾经这样论述过的事实放在一边，因为他的论述归根到底不过是说，当从属关系藉以构建的那个（或那些）话语受到其他话语的挑战时，当存在一个“从属的话语由此可以被解读的话语的‘外景’”时，从属关系就会变成对抗，进而又变成压迫。只有按照话语的形式，一个奴隶的地位才会变成一种对抗性的地位。人权的情况亦然，在那种情况下，从属可以被“建构为一种压迫"。[90]人们也许能注意到，这完全将被称为压迫的东西相对化了。比如说，一个小孩被隔绝了所有的社会联系，挨打、受折磨、很困惑，而她与折磨她的那些人都没有任何“合法”的观念；以此而论，就不能说这个小孩受到了压迫。这里还有一个同样切中要害的关于被压迫者的例子：一个房主提倡这样一个话语：谁也无权把乱糟糟的花园让他周围的人们看见，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们在这个方面就是如此；再如坚信工会应该被定为非法的资本家等等。奴隶制、种族隔离、集中营都是压迫的例子〈当它们是压迫时），类似的例子也是如此。
从这些定义中所得出的推论如此稀奇古怪，结果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不可能是拉克劳和莫菲的真实意思。对这一印象的可能的回答有两种。他们的意思应由他们自己来说，这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连同由此而来的若干直言不讳的、并不牵强的推演。第二个较为宽容的回答是：正是如此——这也许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但是，这样说来，他们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私权和不平等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野蛮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无法接受的。[91]其实，他们关于从属和压迫的定义及实例盗用了这些关于私权和不平等的假定而又并未明言。然而，两位作者又是凭什么标准判断违禁、不公、野蛮或者不可接受呢？原来是在如此众多的纯粹对抗性的话语中对压迫的定义加以定位，于是随后又将这个定义抛开，使其化为乌有了。这样他们便将自己在这里所需要的那个客观的、普遍的或者仅仅是具有一般限定功能的标准剥夺殆尽了。因此，无论哪种方式，也无论哪种回答更受欢迎，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一个标准的真空。如果我们拿他们的话当真，他们的从属和压迫概念又不能为进步提供任何有用的指标，因为从属这个概念的宽泛与压迫这个概念的晦涩的流动性结合了起来，将真正的人性压迫的丑恶真实与鸡毛蒜皮之类的烦心事，与提出特殊的要求甚至抵制剥削和特权这样的情况混在了一起。如果我们不拿他们的话当真，我们就只得回到其他的而非他们自己的那些理论的原则上去，也即已被他们毛手毛脚地抛弃的那些理论的原则上去。拉克劳和莫菲并不因为意识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问题而苦恼，有时讲起“整套从属关系的任意性品质已经‘明摆在那里’”时，也许还会很高兴呢。[92]但是，能为这一判断赋予意义和具体内容的那种标准的基础正是他们已经发誓抛弃的。
任意性
因此，真正的任意性是由《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话语自身建立起来的，它简直就是无所不在的“非决定性”的另一副面孔。结果它便推出了一种能够支持任何政治的理论建构，这是不足为怪的。两位作者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谈论着激进民主。我不久就会回头讨论此点。但是，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普遍“进步”的政治，而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进步加以剥夺的某种东西呢？为什么认为某某话语实践或霸权实践，而不是另一种话语实践或霸权实践，值得托付呢？这些都未经验证，用他们自己的理论范畴来说，就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拉克劳和莫菲话语的情况：它只是多种多样的不同话语中的一种选择一还是一种跨跃？拉克劳和莫菲对索雷尔思想的政治重要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段落，具有这个方面的表征。他们承认，索雷尔对于反经济主义以及“神话”的强调将他的一些追随者引向了民族主义，并进而引向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们又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方向。索雷尔对葛兰西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社会的非决定性概念是索雷尔的理论优势，对于这一理论的理解虽然也可能将一些人引向法西斯主义，但是也可以引向其他的方向，比如索雷尔自己热情欢迎的布尔什维克这个方向。这一方向的“非决定性”显然是以一种确信无疑的形式向我们提出来的。尤为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非决定性被视作能够使信奉一定思想的人所向披靡的保证呢？[93]
我将借助对任意性的另一种观察，对我在这里所力图阐明的双重空白这一问题作一个总结。拉克劳和莫菲运用某种阿尔都塞的（恶劣）伎俩，转而向其先辈发起进攻，我们不难预测，他们自己将如何为深受其论辩伎俩影响的某个人所超越。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伎俩无非就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套路：将任何一个（或多个）统一的解释性原则批评并贬斥为“本质主义”。一个人硬要推行或努力发现某种秩序，这是写作的本质所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即使这两位作者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平淡无奇的表达在某些地方晦涩得令人难以卒读，尽管他们喜欢粗制滥造、自相矛盾，尽管他们最终拿出的货色空洞无物。他们自始至终的一个观点无非就是差异，也即多元，正如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一个框架、一定程度的秩序和若干固定性，而且他们都得到了：一切都是话语，话语语境无所不在，还有那些由此而来的各种决定。然后又怎么样呢？“他们未能认识到，在这里，为了那个非缝合的社会空间而悍然冒险地投入偶然性逻辑的怀抱，这种折衷恰恰也是一个本质；在差异的背后，是话语：也即千差万别的具体之中那个还原的抽象；即使在其对开放性的声明中，也存在着一个新形式的一元论锁合”——等等。这个把戏易玩也易变。“话语（Discourse）的首字母也可以大写成“D”。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由因素和类型构成的绝对的一团乱麻一是的，这就是话语。但是，接踵而来的恐怕又有无穷无尽的、无可名状的、五花八门的其他玩意。然而，人们也许希望这最后的解构性一步还是不来的好。无论以任何可能的理论形式，它在实际上都是政治术语，毫无意义的政治术语。拉克劳一莫菲式的非决定性虽然有一点缺乏那种“圆满”，然而它已经提供了一个无根的——任意的——选择，无论你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多少都可以从中有所选择。
“民主想象”
接下来，尚需仅就拉克劳和莫菲自己赞不绝口的那种政治发表一点评论。这种政治是远离“阶级主义”的多元民主政治，不仅十分抢眼，而且还带着一点新出道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那些极其常见的特征。关于民主，我将只讨论两个要点，仅仅以另外一种方式引导读者了解艾伦·麦克森斯·伍德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主题处理所作的精彩批判。[94]我在为他们作序时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这一点不证自明，两点中的哪一点也不能表明与此发生了任何偏离。当然，关于此点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在这里重申这一不证自明性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尽管人们从拉克劳和莫菲的书中可能无法推断出这一点，然而近20年来，在他们两位现在已经如此卑鄙地告别了的那个广泛的（而且多元的）学术思潮中，它一直是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有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信念。而且，这一点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从零开始，我们可以以前代马克思主义者和著名思想家的经验为基础，也同样可以以普通行动主义者的经验为基础。我们懂得并寻求加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原则和资源——很明显，这是两位作者已经忘记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形式和各种做派格格不入，它坚持讲社会主义民主：在马克思那里，从其最早的哲学著作到巴黎公社；在考茨基那里，从《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多元主义论点到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在卢森堡那里——到达了白热化的状态——实际上可以说无处不在；还有就是在列宁那里以及另外其他方面。不管是学术的黑暗，还是当代政治的黑暗，黑暗的笼罩决不是一个必要的借口。
总之，拉克劳和莫菲的文本充斥着大量的与第一点相关的这类措辞：“更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激进民主计划”、“一种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一种多元主义和民主的概念”、“一种激进和多元的民主"。[95]假如他们也参考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的负面记录，以至于认为民主至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异物，那么人们也许会希望他们对其自创的“激进”民主的概念作出详述：其制度形式和程序、代表的结构和层次、构成形式等等方面的某些情况。其实，在这个标题之下只有一个简单的句子。“就其必须适应相关的社会空间而言，民主的形式因而也应该是多元的一直接的民主不可能是唯一的组织形式，因为这种民主只能适用于缩小的社会空间。”[96]就只有这些内容。至于其他，制度方面的具体描述其实也是缺席的，这就为每一个右翼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满足了一个必须满足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在肯定地强调现存的民主与计划的民主之间形式和程序的连续性的同时，如果不用直来直去的效忠方式，就需要对于必然的不连续性保持一种批评性的沉默，从而增进对现在的政府所宣称的那种合法性的信任。
第二个要点是，尽管两位作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简单化，而他们自己对现代史所作的描述却简单得让人吃惊。这个描述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民主思想（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民主想象”）的扩大。[97]民主思想产生于法国革命，最初引发了民权和政治平等的思想，然后被扩大到关于经济关系的斗争与要求上来一这就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因素”的原因[98]——再到后来又通过女权主义进入性别关系领域等等。无论堆案盈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材料是否需要担心这样一种历史解读，我都要甘冒抓住一点不放的罪名再次说，这个民主想象看起来的确非常像一种“本质主义”的本源或中心——而且还像那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思想（the Idea）的渐次展开。[99]
至于“从阶级的退却”，则无疑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潜在魅力所在；无论这本书最终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反响，也都将归因于这个“退却”。它自许为当代的，也可以说是新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的一种哲学，因此公开地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关切，无论这些关切是性别，还是种族、生态、核武，抑或是战争与和平。[100]即使上述批判还有些效力的话，可能也没有必要为等待它产生明显的结果而消磨时光：也即对于那些相当正确地将这些关切看作严肃问题的人来说，到别的地方寻求哲学宪章或理论基础才是明智的一不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优势、劣势及其理论潜力有着什么样的判断。为这些运动和斗争提供一种理论或者提供一种这些运动和斗争的理论，要有几分学术的严密性和实质性，它与仅仅依靠这些运动和斗争，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有气无力的姿势以换取支持的做法，是有区别的。站在马克思主义利益上，我们需要再次重申其关于这个问题的当代看法，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和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包括那些性别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以及经济的压迫。从那个意义上说，在那些最具远见卓识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身上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自豪并自觉地保持着这些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倾向性和世界眼光的话语。[101]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方面的实际记录，都往往极为缺少那种宏大的志向，尽管这一志向甚至也可能沦为反动的谎言；马克思主义总是可以、而且至今仍然可以向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学习很多东西。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锁合的或最终的真理，而且懂得如何与一个政治的和学术的多元主义共处，那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执意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推论性的激进话语都将很快走到它的限度，也即不断地为资本主义和阶级所重新设定的那些限度。如果此后它又转向一种轻率而时髦的反马克思主义，那么情况就更加糟糕。
对于今天的拉克劳和莫菲来说，是再也不可能认为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斗争有着一种特殊的或者说“特权的”联系了。诚然，他们也承认这里不存在不可兼容性。伹是他们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利益无法从任何经济立场上推导出来：“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生产者的心理状态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而且在这个方面，其他的“民主对抗”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对抗“站一个相等的立足点上”；“政治实践构建了它所代表的利益"。[102]如果这个论点仅仅是说，只是因为工人是工人，所以工人自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两位作者本应该免去提出这个论点的麻烦。然而，他们的意见是，在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存在有力的联系，在社会主义与任何其他人之间也不存在有力的联系，这是一种丧心病狂的唯心论——也可以说非决定性，如果你更喜欢这样称呼的话。这种唯心论以话语的名义所表现的对于物质真实、关系和需要方面骑士般的蔑视可以通过考察同一个与“主体立场”相关的论点加以考虑，而这一点是拉克劳和莫菲为了方便起见没有去做的。能令人信服地假定女权主义话语和斗争与一种社会行为者和任何其他的社会行为者都没有特定的联系吗？或者更精确地说，这些女权主义话语和斗争作为其基本的存在之源和力量之源不特别地关系着妇女并将她们卷入其中吗？这些难道不是由于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客观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吗？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物质结构和决定因素形成并限制了政治实践所“建构”的成果。不管社会主义是否是民主革命的内在因素，如果它在今日仍然可以憧憬，那么决定着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特定的剥削关系仍然必须加以废除；认为受这种社会关系支配的社会行为者决不可能成为废除这个剥削关系的事业中的中心力量，这样的想法只是一个十足的幻想。
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良知
我将把该书中公开自称为激进者（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所提出的一些令人惋惜的主题，也即那些使人有理由深思“后马克思主义”离直来直去的“反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远的主题，简单地登记下来，并以此结束全篇。第一，“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从通常的冷战意义上展开的，其意义则被理解为同时适用于“‘左派’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某种东西。第二，在涉及“极权主义”与左派的关系时，不是将其根源定位于本世纪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复杂（而且险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而是——更为简单地"——如此这般地将其根源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身：也即定位于“建立一个决定性缝合的努力”之中，这个缝合是“社会由此可以完全把握和了解的分途点"。[103]第三，列宁主义向独裁主义，也即斯大林主义结局的演变也照样地被记到了理论来源的账上。那种演变应该作何解释呢？“相当简单，通过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的本体论特权从社会基础被转移到了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权之中。”[104]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旧有的著名形象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他们抛弃了这一点，只对看起来怪怪的、与普普通通的反共产主义相似的东西作了一点解释。第四，拉克劳和莫菲有时写起东西来，似乎民主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从而竟至于将整个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斯大林形式或者说独裁形式混为一谈。例如他们在某个地方写道：“有必要与这样一种观点决裂：民主的任务只与资本主义阶段相连结——只有到那时，阻碍着社会主义与民主永久接合的障碍才能被消除。”[105]这个陈述在“民主的任务”这个表达中利用了一种批评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且不去理它。好像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总是不曾抛弃作者现在认为有必要与之决裂的那个观点和连结似的。不过这的的确确是在这些叛逆者身上新发现的又一大美德。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通过将这些偏见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对比，拉克劳和莫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我们表达了对自由主义最温和的看法。他们断言：“应该受到质疑的不是自由主义本身，因为作为一种捍卫个人自由以实现他或她的人类能力的伦理原则，它在今天比以往更具有正当性。”我们就把这个“人类能力”的突然出现当作意料之中的事情加以接受吧。我甚至还将对此处所表达的情感正面地表示一点部分的赞同，因为如果不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其中一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就会存在一条彻底的鸿沟，而且它们之间也根本不会存在连续的共同价值。但是从整个语境来看，上述的称赞却是一个耻辱。自由主义不是实际上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受罪、肮脏和悲惨的一面，而是人类能力的实现。这是其中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说的。他不是还就个人的人类能力的实现说过一些话吗？
如果这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学派那里拿走的东西，那么人们只想知道，他们旅程中的下一站可能是什么呢？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40-82
编译者：付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 Ernesto Lac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cs （以下称HSS），Vero, London 1985, p. 4. 除非另外注明，引文着重号皆为拉克劳和莫菲原文所有。
[2]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London 1986, p. 47.
[3] HSS, pp. 3-4.
[4] See, e. g. , HSS, pp. 30-1, 58, 67-8, 109, 174.
[5] HSS, pp. 82-7.
[6] HSS, pp. 156, 176-8, 192
[7] HSS, p. 177.
[8] HSS, p. 138.
[9] HSS, p.95.
[10] HSS, p. 139.
[11] HSS, p. 86.
[12] HSS, p. 87-97.
[13] HSS, pp. 144-5.
[14] HSS, pp. 36, 3, 2.
[15] HSS, pp. 2, 190, 192.
[16] HSS, pp. 139-40, Emphasis added.
[17] 同上。
[18] HSS, p. 13.
[19] HSS, pp. 83-84.
[20] HSS, pp. 3, 7.
[21] HSS, pp. 8-14.
[22] HSS, pp. 19-21.
[23] HSS, pp. 25-7.
[24] HSS, pp. 27-29.
[25] HSS, pp. 29-36.
[26] HSS, pp. 36-41.
[27] HSS, pp. 48-54.
[28] HSS, pp. 55-62, 65.
[29] HSS, pp. 65-9.
[30] HSS, pp. 97-9.
[31] HSS, p. 4.
[32] HSS, p. 22.
[33] HSS, p. 4, 18.
[34] HSS, pp, 25-7.
[35] 关于普列汉诺夫，参见HSS, pp. 23-24.
[36] HSS, p. 69.
[37] HSS, p. 97.
[38] See For Marx, pp.55-63.
[39] See my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LB/Verso, London 1976, pp.111-31. Especially pp. 20-121, 126-127.
[40] HSS, pp. 10-11.
[41] 阿尔都塞：“这一老是评头论足的方法无法它自身一样对任何整体性都不能做出丝毫的判断。难道就不能更坦率一些地承认他只能判断自己，只能认出隐藏于它所评论的事物背后的那个自己吗？”
[42] HHS, pp. 12-3.
[43] 这里做一个“详细的”尾注。这两位作者写道：“最近，一些研究讨论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论的宿命论特征或非宿命特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过分强调了相对次要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将机械性地崩溃这一宣言是如此的荒谬，就我们所知，已经没有人支持它了。”由于他们从这“几个研究”中间实际引用的唯一的那个研究就是我的研究，所以允许我发表几句评论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所参考的那一节对原典旁征博引，引述清晰，根本没有留下误解的余地，它力图证明的正是罗莎·罗森堡支持……“资本主义将机械性地崩溃”这个宣言。但是，既然那样，她为什么还相信“阶级有意识干预”是必要的呢？那是因为如若不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就会导致野蛮。当时，我的观点以及对卢森堡文本的解读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拉克劳和莫菲不是不辞辛苦地去证明那些观点是否是这样或者如何是这样，而只会抱否定这些观点的态度去做声明，说什么罗森堡“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述不只是向当代花言巧语的让步，也不只是心理需要的结果……而是赋予了其整个理论结构的策略框架以意义的关节点”。HSS, pp. 42-3，注释8.
[44] HSS, pp. 52-3.
[45] See “On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Russi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Leon Trotsky, in 1905, London 1972, pp. 333, 338, 343-4. 读者们也许乐于查一查我这里使用“摩肩接踵”一语所表述的意思。
[46] See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London 1962, pp. 169-77. and 1905, pp. 3-11.
[47] HSS, pp. 30, 41.
[48] HSS, p. 71.
[49] 同上。
[50] HSS, pp. 107, 108.
[51] HSS, pp. 107, 108.
[52] Lenin 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0-1970, Vol. 14, p. 344.
[53] HSS, p. 110. 同时参读同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主义者”所发表的富有个性的直率观点；这个观点所涉及的是“那种自称‘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过时的’对立面的愚蠢声明”。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Vol. 14, 0. 341.
[54] HSS, p. 105.
[55] HSS, p. 93；参读p. 134.
[56] HSS, pp. 134, 142.
[57] HSS, p. 135.
[58] HSS, p. 115.
[59] HSS, p. 138.
[60] HSS, pp. 86-7.
[61] HSS, pp. 112, 139; 同时参读p. 142.
[62] HSS, pp. 140, 136-8.
[63] 这里引述的这个论点是这样一种形式：“所以，马不可能是马奔驰的源泉——即使从马被赋予了使其奔跑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一有限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因为所有的‘奔驰’都取决于精确地可能的地理条件。”我批评过这种一概而论式的观点，这种观点以一种变戏法式的手段将“主体”及其力量的作用大打折扣并加以最小化。In Chapter IV of Marx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Verso, London 1983—see , especially, pp. 106-8, 111-6.
[64] See Andre Glucksmann “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 in New Left Review(eds. ), Western Marxism – A critical Reader, NLB/Verso, London 1977, p. 285.
[65] HSS, p. 177.
[66] HSS, pp. 113, 96.
[67] HSS, p. 58.
[68] HSS, pp.86-7.
[69] HSS, pp. 99, 111, 114, 122 (and 130 and 136).
[70] HSS, pp. 110, 93.
[71] HSS, pp. 107, 110-1; 同时参读pp. 106-7, 113, 134.
[72] 关于“分散中的规则性”这一概念已有解释及其出现的情况，参见HSS, pp. 150-6, 135, 136, 142。
[73] HSS, pp. 85, 104. Emphasis added.
[74] HSS, pp. 111-2.
[75] HSS, pp. 110-1. 同时参见第133、142页。
[76] HSS, pp. 111, 114（和142）.
[77] HSS, pp. 112, 129.
[78] HSS, pp. 86, 193.
[79] HSS, pp. 167, 170-1.
[80] HSS, p. 65.
[81] HSS, pp. 86, 190.
[82] HSS, pp. 133, 137, 136, 66, 131, 160, 161.
[83] HSS, p. 4.
[84] HSS, pp. 86, 87, 168, 以及pp. 5, 169, 174.
[85] HSS, pp. 152-3, 116-7 (and 181, 188). 关于此点，参见Marx and Human Nature, pp. 96-7。
[86] HSS, pp. 28, 174-5。“阶级主义”是一个意在加入种族歧视主义和女性歧视主义从而形成一个恶毒的三位一体的特殊“主义”吗？如果是，人们应该注意其外延方面的不对称性。种族主义者声称他们的“种族”拥有优越性，女性歧视主义者声称在生活中实践男性支配的理念。在拉克劳和莫菲的用法中，“阶级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特权的主体”。
[87] HSS, p. 3; 同时参读第184页关于自然权利的论述。
[88] HSS, pp. 153-4.
[89] HSS, p. 125.
[90] HSS, p. 154.
[91] HSS, p. 131.
[92] HSS, p. 158.
[93] HSS, p. 41.
[94] See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London, pp. 64-70.
[95] HSS, pp. 1, 3, 4, 166, 176 (and 152, 167, 189, 191).
[96] HSS, p. 185.
[97] See, e. g. HSS, pp. 159.
[98] HSS, p. 156.
[99] HSS, pp. 152-66.
[100] HSS. pp. 1-2, 87.
[101] See my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 particularly pp. 42-3 - or New Left Review 150, pp. 17-6.
[102] HSS, pp. 84-85, 87, 120.
[103] HSS, pp. 187-8. Emphasis added.
[104] HSS, p. 56; 同时参读p. 59.
[105] HSS, p. 58.
感谢 指树可名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