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神秘化 一、缺少透明度在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标志的所有骚动与狂喜中，一位东德工人听到有人说：“关于政府，最让我们反感的是他们把我们像白痴一样对待。”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当然首先被变为白痴，因而当他们被这样对待时几乎没有人理会。二者的差别是透明度的问题。 于是，中央计划的社会，甚至那些不民主的社会，那些运行的不太好的社会，它们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很容易看出谁对失误负有责任。是那些制定计划的人。市场经济就不能这样讲，因为它们具有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迷惑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判断力。如果要人们把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失业、闲置的机器和工厂、生态环境的破坏、普遍的腐败和过分的贪婪这些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感到的沮丧和气愤发泄到不该发泄的地方，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但人们在一定程度就是这样做的，因而只有批判市场的神秘化才能使我们把责任归于该归罪的地方，这就是归罪于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和统治它的阶级，以使人民看到需要创造—种新的组织生产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 关于市场的争论大多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特别集中在以这种方式组织交换的长处和短处上（这要看谁在谈论这个问题）。相对说来，人们不太注意出现于市场交换中的思想和情感，和它们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的问题中以及在限制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不想对前边的经济问题争论的重要性佔计过低，但它要谈的是在后面那个问题上的空白。不管怎样，虽然把市场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十足完整的有机整体的主观的方面，我还是希望从总体上对市场的本质提出更清楚的认识。 当然，有许多机构、环境和习惯起着“意识形态工厂”的作用。这当中最忙碌的是国家、宣传媒介、军队、家庭、教会、学校和工作场所，以及进行运动、娱乐和赌博的地方。资本主义利用所有这些使反常的事物看上去正常，不公平的事情看上去公平，不可接受的事物看上去是自然的甚至是合乎需要的。诚然，并非所有产生于这些其他场所的思想、价值等等的东两都是与市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相一致的。但很少有人允许他们感到的矛盾的压力一例如，出自宗教的压力——干预他们的买卖行为，或干预他们如何使买卖合理化。随着用户第一主义的急剧膨胀——在买卖活动中，以及准备这些活动（包括对它们的担心） 和再从这些活动恢复原状所花费的时间、心思、情感的数量上的膨胀——市场对人们如何在全部其他生活中行动和思想即使构不成决定性因素，也已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其他场所以外，可能生产本身也除外，市场依赖更多的是实际的经历而不是产生其影响的言辞说教。我们是通过我们所见、所闻、所感受的东西，特別是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情，即通过我们的经历来学习的。这是因为，经历通常是将人的活动与感受结合起来，它不只是伴随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会产生更强烈的情感。除此之外，产生于我们买卖行为的观念看来每一次都在私下里得到巩固——这种情况一天可有好几次——这样的行为使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每一个人似乎都以同一方式行事的事实对他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某种公开的认同。为什么他们不以这些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行事呢？他们还能怎样行事呢？在参加社会活动时我们很少有的这些想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经历的支撑。于是，与市场相联系的神秘化主要是由人们很小时候的买卖行为的经历（以及目睹别人的买卖行为）造成的，包括成千上万的广告，它们使我们每年都受到如同儿童记下最初的基本原则一样的影响。由被有些人称为“意识行业”的部门提供的谎言、遗漏和歪曲，只是进一步肯定了由个人与市场的牵连而形成的世界观和更为具体的信念，并赋予它们以完美的形式。 二、市场经历造成市场意识形态这些市场经历是由什么组成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市场”实际是指四个相互联系的市场， 即成品或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和各种金融证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所有这四个市场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竞争，以便在他们必须卖出的东西上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在他们希望买入的东西上付尽可能少的钱。此外，在人们如何参与这些市场的问题上显然存在重大的阶级差别。例如，只有资本家买卖资本和货币， 而劳动力则只是由工人出售并主要由资本家来购买。虽然每个人都购买成品（当然，买的不是同样的东西，价钱也不一样），但大多数销售的事是由资本家做的，当然，包括小资本家。然而， 尽管有这些不同，不同阶级的人在市场的经历上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 这些相似之处包括：（1）买是所经历的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唯一合法的方式，而卖——无论是劳动力、资本、货币还是商品——是所经历的获得买东西所需之钱的主要方式。（2）每个人在市场中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行事的（尽管公司作为法人可能是例外，但它们的股票持有人却不行）。（3）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决定要买什么和卖什么。（4）选择的作出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感到的需要。（5）每个人都可以买某种东西,只要他付得起钱，每个人都可以卖某种东西，只要他拥有它。（6）没人主动限制另一个人作出或实现他或她的选择。（7） 因此，在市场中最引人注意的人性问题就是选择的行为，无论它被怎样淡化，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合理的算计。 （8）被出售的每一物品都被承认不仅为某人所有的，而且是可与他分离的(如果它不为他所拥有，他就不能出售它;如果它对他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他就不能与之分离）。（9）可以发观，每一物品，以及事实上每个人（且不说他们身边的每一物品），都是可以出售的，他们都是有价的事实就是证明。（10）因为对一个人必须出售的商品，而且必须以他想要卖出的价格（也许是任何一种价格）出售的商品并非总有足够的需求，因为一个人想购买的，而且是以他想出的价格购买的商品并非总是充足的，他就要被迫与其他人在买卖任何商品上展开竞争。（11）要进行这种竞争，且不管这其中的效率问题，人们就不能考虑他们的竞争者的需求——否则，了解到另一个人在食品、工作和房屋，或在降价出售的商品方面的需要比自己的还大，就会抑制自己的竞争能力。 （12）工人、资本、地产和货币全被认为是可以赚钱的，它们赚到的钱分別叫作“工资”、“利润”、“地租”和“利息” 。（13）作为通过它才能付款和购物的媒介，货币成为每个人首要需求的东西和任何出售的商品直接要求的对象。（14）因为每样东西都有价格，极不相同的东西可以基于它们的相对成本进行比较。（15）人们力图积累尽可能多的钱，这不仅为了想买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现在想要的还是将来想要的），而且还为了享受货币带来的权力、安全感和地位。（16）在我们每个人一般没有足够的钱和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在市场中努力的绝大部分结果都是极不确定的（人们从来不能确信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多么急迫地需要它）；其结果是根深蒂固的担忧，这种担忧从来不会完全消失。（17）然时，尽管所有的竞争和个人在买卖中的选择，出人意外的平衡却总能达到，因此市场不仅看上去是公正的——因为没有人干涉我们的选择——它看上去也是行得通的。 虽然上边列举的情况不是对每个人市场经历的总计，但我认为它们包括了在资本、劳动力、货币，特別是商品买卖中发生的典型情况。这些经历早在大多数人有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之前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它们产生出非常独特的世界观。由于市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这样一种核心的为止，因而人们在市场中如何行为被误认为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是不足为怪的，同样的对归纳法的误用决定了大多数人如何理解所有那些不是他们在市场遇到的东西的本质，或者说重要的本质。 这样，人被认为是原子式的、高度理性的和自私自利的生物，其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选择（实际上是挑选）；因为人们是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选择他们想要的（实际上是更喜欢的）东西的，因而他们被认为应对他们拥有（和不拥有的）东两负有责任；人与人的主要关系被看作是竞争和可能的效用，每一个人都试图把他人当作手段以达到其目的；世界被认为是由可以用钱买的东西构成的，以致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们值多少钱来看待的；资本、地产和货币赚更多的钱的能力被认为是这些经济形式各自的自然特性，同样明显的是“钱生利”这句话被理解为钱是没有它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权力，以致对钱的贪婪成了天经地义的；一旦你有了某些作为自由的范例的东西（市场把自由神秘化了，它让人相信一个人能做他不能做的事，并且，当一个人做他能做的事情时，它使他相信他已经做了他还没做过的事），在你需要一些钱和想要购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就可以为了钱而做任何事情；平等就是其他人可以做同样的事；那些放弃市场的人，因而这些自由和平等的看法对他们是不能适用的人，被认为是缺少人性的；市场虽然是神秘的，但却被混淆成这种神奇的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机制，对它损害的越小，它的作用发挥的越好。 在这一对市场思考的简短概述中没有明确谈及的，是没有任何发生在市场以外的社会或社会过去的历史的事情被用来说明上述任何一种现象但社会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结构和功能构成的。它是一个系统，像任何其他系统一样，它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相互依赖的。因此，至少说来，交换必须在它与其他经济和社会过程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以发现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同样，作为这些过程总和的社会也有一个历史过程，社会并非总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了解它是怎样以及什么时候获得了它现在的特征，可以揭示有关它的很多东西。至于市场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应包括了解是什么使它与它之前的意识形态有如此的不 同，以及是什么使它实际上与一切宗教和伦理制度提倡的信念和价值观有如此的不同。现在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太显而易见的了。它们只需加以重申，因为，不把它们弄淸楚，由人们的市场经历提出的对市场现象的解释就会否认存在某些基本的真相。欢迎到市场的神秘化的世界来。 三、使生产神秘化所谓“神秘化”，我指的是那种由隐瞒、歪曲、误传和混淆事实，以及偶然简直就是撒谎的结合造成的广泛流行的错觉。所有这些过程在市场的运行中都可以发现。虽然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我们在市场中的经历的彩响，但有些东西要比其他东西蒙受更多的神秘化的影响。前边提到的人性、 社会关系、货币和自由的神秘化已被广泛承认，尽管还没有被充分理解。人们更少充分理解的是在整个生产领域弥漫的神秘化， 就其广泛和持续的影响来看，它也许是最有害的神秘化。 关于生产，市场神秘化的出现部分地出于对整个生产领域的掩盖，以致交换好像是出它自己在一个世界中进行的。我们刚刚看到，市场是如何产生它自己内部的对人们在那里的经历的解释。诚然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交换的是什么都必须要生产出来。然而，以大多数人采用的方式去思考这一问题——以我们狭窄的眼光去看——市场好像独立的。产品被看成是已经“上架”的东西（生产显然在进行，但似乎是在隔壁的房间里进行，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是关闭的。因此，不需要，而且怎么也觉不出来需要用生产发生的事情来帮助解释市场的任何特征。而且，虽然同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但他作为生产者的生活看上去与他作为消费者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以致宣传媒介常常避谈论消费者，仿佛他们不是在生产部门和政府机关工作的同一些人。 生产的神秘化并不仅是忽视它的存在和贬低，虽然不是完全忽略，它对市场中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每当生产不能被完全忽视的时候，选定有利于市场的角度去观察生产，把生产者装扮成消费者，具有同样的神秘化作用。这样一来，工作就成了我们只是为了挣钱消费才干的亊。正像雇佣我们的资本家主要被看作是给我们机会挣钱消费的人一样。工作也许具有与创造力及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相连的价值，但这从不被考虑，因为在市场的关系内它们都显露不出来。只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观察生产，才使得整个生产的目标看来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使得生产完全依赖于市场（于是就有了消费者主权的理论）。这还使我们的社会形态好像只应自然而然地根据市场来命名，如“自由市场社会”，而不是根据生产方式来命名，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本身成了一种操纵那些影响市场、银行和股票的因素，而不是操纵生产线的手段，成为经济的主要象征。 市场将生产神秘化的第三种方式，是把基于市场关系的模式强加于生产，以使人们认为后者是在一个只适合于前者的结构中。人们在市场中是作为个人而相互面对的吗？那同样的问题也必须适用于生产。个人在市场中是像他们想的那样自由买卖吗? 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必须适用他们在生产领域里的行为。以这种市场模式运行，每个工人好像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任何特定的工作，就像每个资本家好像可以自由雇用或不雇用他一样。一旦生产已经开始，同样的自由仍继续下去。工人可以辞职，资本家也可以解雇他。在这里重要的是个人的选择权，即拥有选择的机会，和在行使这一权利时不受物质或法律上的限制。 然而，如果我们直接考察生产，而不是把市场作为一种模式或一种有利的角度，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一起合作工作，把原料变成有用的物品，和共同体验他们的大多数的成功与失败。于是，共享生产于其中进行的条件就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马克思非常强调这一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末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 那么可以……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1]从生产出发，我们还看到复杂的劳动分工，它保证了人们从事都对共同产品作出贡献的种类繁多的工作。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似乎并非每个人都在工作。有些人，如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是发号施令，而且是从远远的地方发号施令。 在我们从属的所有主要社会集团中，阶级是唯一个不是直接显现并因此不是显而易见的集团，这就是为什么它常常与基于收人、地位、文化或意识（所有这些都受到阶级的重大影响，虽然不是唯一的影响）的划分相混淆的原因。阶级实质上起源于一个集团在一种生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和它所起的作用，一旦这种生产制度被采用，它是唯一值得注意的集团，而且只能用意识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去说明它的掩蔽的概念。 于是，当我们直接探讨生产时，突出的问题便是：（1）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它是我们共享的境况和特性，而不是被关注的我们个人的差别和选择权）；（2）它所要求并坚持的劳动的社会分工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合作；（3）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之间的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前者对后者的统治。相比之下，如果只是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或基于市场关系的模式内来看，所有这些就显得非常模糊。 当然，生产也有其神秘化的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也不能不是这样。例如，寻找工作和做好工作的竞争促成了原子式的我的观点，就像按小时出卖一个人的劳动力，在缺少正确评价它的创造潜力的价值的情况下，有助于促成平等交换的错觉， 并因而促成经济关系中的“公平”错觉一样。然而，同市场相比，生产是重要的经济真理中的一个绿洲，但走上通过市场的道路无疑会全部错过它们。 直接探讨对生产的研究，就不难看出，工人和资本家由于他们的集团关系的结构而被紧密联系在特定的行为方式中，这种结构为考察个人发生的任何变化提供了基本的联系。因此，虽然每个工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为某一个资本家工作，但全体工人是不能自由决定是否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工作的，因为资本家是控制着绝大部份工作岗位的人。对于资本家情况也足这样：虽然个别资本家可以决定是否录用某一个工人，但全体资本家却不能自由决定是否雇用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这是因为，需要有拥有劳动力的工人来开动他们的机器。因此，马克思坚持认为，工人不是为个別资本家所雇用，而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阶级所雇用。他关心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之见的关系。[2]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市场这个歪曲物体的透镜，而是径直考察在生产中展现的这两个阶级的关系，给我们立即留的印象将是工人实际上是多么的不自由，以及他们是如何被资本家所统治的。 虽然没有人主动限制个别工人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主要条件却提供了他们必须于其中作出的抉择，并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选定他们作出的抉择。而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东西适用于整个阶级。因此，马克思可以说，“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即市场的统治下（本文作者加的注）]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 [3]在这些条件的影响程度和范围还未被承认时，这通常是资本主义下的情况，它们的影响会更大——因此，这种“统治”的影响就会更大。 四、对剥削和异化的掩盖只是到现在，我们才能领会马克思在剥削和异化的重合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统治的论述。无须赘述——不过对我们的意图而言已足够了，剥削可以说论述的是工人丧失了他们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而异化理论论述的是发生于剥削进行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工人丧失了自我。这两个理论关注的都是工人的共同的境况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共同具有的东西，对于资本家情况也是如此。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是他们把自然界的东西变成人们需要的物品。在资本主义中，工人得到一份工资，这份工资可以使他们在市场上买回他们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则留在资本家那里，并成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资本家关心的是使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让工人为广更少的工资而更努力、更迅速和更长时间地工作，因为总是工人生产的财富的数额和作为工资返回给他们的数额之间的差额决定资本家所得财富的份额。在我们生活的今天，“剥削”通常用来谴责那些付给工人过低工资或极为苛刻地对待工人的雇主，这种谴责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如果他们节制一些他们的做法就可以接受了。马克思的批判直接对准的是整个资本家阶级，更多涉及的是他们如何获得财富的剥削本质，这种本质使得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被接受，而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偶尔失误的谴责。 个别的工人和个別的资本家只是作为他们各自阶级的成员置身于这种情况的，由于这个原因，说某一个资本家没有剥削他的工人只能意味着他从他们那里没有获得任何剩余价值，并且标志着他作为资本家的生涯的结朿，闪此，即使仁慈的资本家也是剥削者，如果他们要想继续做资本家就必须如此。这样，即使薪水高的工人也是被剥削的，只要他们被资本家雇佣就必然如此，——后者必须从他们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才能成为资本家。 作为一种揭示生产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的方法，马克思的剥削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与市场提供的模式相反的模式，和一个观察和思考社会其余方面的另一有利的角度。从只关注交换重要性的市场出发，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根本看不到的，以致从这一角度看到的剥削只能被视为某些资本家在与他们的工人打交道时不公平地占工人的便宜。因为什么是“公平”在很大程度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包含在这种“剥削”用法中的评判就很容易被偏斜。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在“隐蔽的生产场所”剥削才会发生。[4]遗憾的是，从市场出发的方法掩盖了作为建构马克思剥削理论大厦的这些真正的生产中的因素，使人们无法看到马克思所讲的东西，更不用说理解了。 剥削理论着重于工人与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而异化理论关注的则是这同一过程中的工人，以及他们的人性出了什么问题。马克思的人性概念不仅指我们的生物体的特性，而且还包括一组我们与我们的生产活动、这一活动的产品，以及这些活动和产品使我们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人们的独特的关系。作为表达和逐步显现作为人的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把我们划分为一种动物的东西也在发肢）必要的手段，这些关系都是马克思主要的人性概念的组成部分。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情况，是标志着我们作为人的那些特性，要是这些关系，发生了减少我们的人性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关键部分之间被插进一个楔子，以致这些部分好像是独立存在和起作用的。这样，就不是工人控制他的生产活动、相反，工人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是被別人控制， 是别人告诉他做什么，如何做，做多快，甚至让他做还是不让他做（雇佣他还是解雇他）。不是工人在他需要的时候使用他的产品一一无论这种需要迖多么迫切——工人生产的一切，都是由那些利用工人来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人控制的。因此，工人与控制着其及产品的资本家的关系，以及与那些他被迫与之竞争稀缺工作岗位的人的关系，都不能表现出我们人类能具有的那种相互关心。由于工人以这种方式同生产活动、产品和其他人相分离，他们也就结束了为沿着远离我们的动物起源的道路继续进一步发展而与我们人类潜在的和固有的东西（因而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的决裂。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工人那里窃取的不仅是他们是什么的一部分，而且还窃取了他们作为人必须成为什么的一部分。 那么，异化就是非人形式的统治。它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尤为严重的非人形式的统治。由于与剥削相伴随，它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的处境，而不是不幸的少数人的特殊情况，这说明就剥削而言，工人丧失了剩余价值，就异化而言，工人丧失了自我。正如马克思在其剥削理论中所指出的，通过把生产过程神秘化，市场掩盖了建构异化理论的阶级关系。随着它对个人意识的强调，市场意识形态就替代它提供一种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孤独和寂寞的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被人们称为“异化“。把这种感觉与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根源分开，一方面，导致了把这种根源看作一种神秘的东西，另一方面，导致了在当今作为社会科学流行的东西中量化这些感觉的巨大努力。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对我们的条件的主观反映冠之以马克思为他对它的解释而起的名称，包含在后者中的评判就被完全淡化了。[5] 如果说市场化的世界观把异化、剥削和阶级本身完全神秘化了，那我们就不要指望阶级利益会有更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一下子就丧失了从批判的分析到革命的政治的主要桥梁。由于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造成了人性上的削弱和物质上的丧失，因而他们具有消灭这些条件的客观利益，很多社会主义政治活动采取的就是帮助工人提高这方面意识的形式。然而，这种努力要成功， 工人至少必须能够把他们自己看做正是由这些条件构成的一个阶级。不然的话，所说的具有这些客观利益的主体不是消失不见了，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阶级被理解为一个收人的或文化的范畴），即引导工人的注意力远离他们的客观利益所在的那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资本家的胜利不是通过论证取得的。如果是从市场模式开始行动，那导致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政治运动的一系列步骤都会从视野中消失。 五、对整个社会，它的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歪曲生产并非是被市场经历和与其伴随的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唯一的经济过程。分配和消费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分配是每个人获得其社会财富份额的过程。这样，它不仅决定每个人带到市场出售的东西，而且还决定每个人必须买的满足紧迫需要和兴趣的东西。现行的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在生产中从属的阶级的一个功能，他从属的阶级可能是挣工资的阶级，也可能足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然而，随着生产安全地远离视野，分配好像取决于一个人在市场上的成功，成了主要应归于努力、技能和运气的个人的事。成为富人好像是在资本、劳动力或商品的交易中做出了一系列好的选择的结果，成为穷人则恰好相反。 消费处在经济链条的末端。它出现在对已生产出来、并被分配和交换过的东两进进行最终使用的时候。从有利于市场而不是生产的角度看待消费，消费就具有了被异化了的“用户第一主义” 的形式，在那里创造需求比满足需要更具优先权，使用被视为交换的手段而不是交换的目的。市场的思维还试图把交换和消费合二而一，并发展到把“交换者”，即从事买卖的人，称为“消费者”的程度。但交换总要包含货币，而被消费的东西却从来不是货币。忽略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区別，使许多人看不到不断增多的交换的发生是为了积累货币而不是为了消费任何东西这一事实。 此外，一个人消费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分配中获得财富的多少决定的，而这一点主要是由他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然而，由于生产被掩盖起来，分配就被视为市场的副产品，消费也好像取决于个人在交换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 在分配、消费，特别是生产之后，国家和政治大概是遭受没被普遍承认的市场神秘化影响最大的领域。人们对他们相对了解较少的领域的很多思考是通过与他们了解较多的领域做类比。市场被很多人以这种方式用来思考政治。以与市场的类比进行思考——确信他们在市场中的经历，以及市场给予他们的清楚的直觉和强烈的感情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可被运用于任何地方的基本真理——人们倾向强调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特征，而歪曲或根本无视其他的特征。每个人在选举中起的作用（选择一个候选人，就如同在市场中挑选一种商品一样）；对一个以上的供选择的候选人的需要，即使他们是不同形式的同类人物（就像市场中常常见到的标有不同商标的同种商品）；自由选举，这被理解为能在不受公开限制的情况下投票，即使在选举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得到决定。（就像一个人形式上有权在市场中购买东两，即使他买不起他想要的东两）——这些都被看作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 学术界中最受尊敬的声音只能是对这种流行常识的重复。例如，时下走红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坚持认为，“选民和消费者本质是相同的人。史密斯先生买东西和投票；在超级市场的他和在投票站的他是同一个人。”[6]当然，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是看得见的，即使只是模糊的，但它的权力——就如同在市场中一样一被认为既是不可避免的，又不是那种要求对我们的民主条文做基本的改动。当前的政治教条，如自由贸易和取消控制，也是基于消除对个人的选择和积极性的限制的市场模式的理解，而很少注意那些已预先规定了大多数结果的权力和财富上的不平等。 在这种对政治的论述中，因为在任何源于市场的模式中都看不到而没有提及的无功受禄的东西，是构成我们政治实践基础的阶级关系，和我们的大多数法律（包括宪法）、司法判决和法律的实施是如何全力服务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我们没有了解国家是如何受益于剥削和异化并同时促进再生产它们，而只不过上了一堂一人一选票的公民课。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7]由于掩盖了生产，市场也就隐藏了生产中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这一关系展示的至关重要“秘密”——尽管所有的招牌和保证恰好相反，这种游戏完全是被操纵的。 对国家的有效运作而言，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这样一种假象，即它平等地属于它的所有公民和它是一个中立的正义仲裁人。通过鼓励每一公民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人没有必然联系的独特的个人、把自由理解为没有公开限制的选择的实行、从实行这种自由的形式上的权利出发来思考平等，尤其是忽略产生于生产的阶级和阶级差別，市场思维在产生这种假象并使其合理化的地方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政治进程和它们在现实世界的结果好像都是人们自由选择的东西，而不是阶级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有倾向的结果，那些可能存在的法律给我们提供了我们靠其生活的游戏的片面规则，这些规则甚至比它们同样的有倾向的实施还多。正是这些范围有限的法律使得我们的杜会成了——为了它的全部民主要求——一个阶级的专政，即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在政治中，如同在经济中一样，真正的限制是由基于实际抉择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我们被迫在这些抉择之间做出的选择是永远不能被考察的，因为它们存在于其中的阶级关系本身就是看不见的。再说一遍，资本主义的缺少透明性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实际上不可能看到是谁和是什么对他们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负有责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对发生在生产中的事情的隐瞒和歪曲，市场妨碍我们把握人的社会性、劳动分工和阶级构成的能力。这又转过来使我们既无法理解剥削也无法理解异化（以及工人的客观利益在于消除这两者），更不必说分配、消费和政治了。 但那些关于剥削和异化的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对某些由人们在市场中的经历引起的更神秘的观念的最好解释，因此，在把生产神秘化的过程中市场将以把自己神秘化而告终。例如，那种由某些东西在市场中显示的类似人的力量，像资本产生利润和货币生出利息，及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现象，也被认为是在异化的生产中先由工人创造后又从工人那里拿走的财富。体现为利润和利息的新财富会来自其他什么地方呢？当货币被认为将生出利息时，马克思说，“再生产过程的总结果表现为物身具有的属性。”[8]通过隐瞒生产中发生的情况，这就使得这些新财富看上去好像是来自那种对它被如何分配负有责任的社会形式之中。 即使那种可在市场中购买人们各种活动和产品的神秘的货币的力量,也是把工人与他们自己的部分人性分离开来的异化生产活动的一种作用。马克思称货币为“人类的外化的能力”。[9]他不仅是交换的手段，它的力量反映的是工人在异化生产条件下改造自然中丧失了的能力。虽然工人丧失了这些能力，但这些能力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变成了他们产品的社会属性，即产品的价格，和另一种物质客体——货币的同样的社会属性，即它支付那种价格的能力。作为过去活劳动的幽灵般的形态，被推到抽象的极限并且现在掌握在其他人手里的货币，可以做工人不再能做的事，即可以获得所有工人已失去控制的东西。货币的力量是随着异化关系的扩展而增长的，由于运往市场的因而也是与其生产者相分离的产品数量的增多，货币的力量随之产生了拥有货币最多的那个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和以前的阶级社会不同，在资本主义中，将生产者束缚在生产资料上的锁链是看不见的。当然，今天绝大多数工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但关于货币的问题除外。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锁链看得很清楚，但它们来源于哪儿和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却仍是神秘的。如果说市场常常给我们呈现出那些好像在独自跳舞的东西，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它们在与谁跳舞，以便使我们能把责任归到它属于的地方。 市场造成的神秘化还没有列举完。因为如果说剥削和异化说明了市场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那市场的起源则要在这两种情况的历史之中去发现。只有在剥削和异化的发展中，马克思通常把它们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要的因素，我们才能发现市场自身的过去。但如果使剥削和异化看不出来，那市场就好像从不存在起源的问题，它没有历史，就像一种自然现象一样被冻结在历史的时间中。 另一种方法，是把市场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中抽象出来，这会导致去研究它的最初特征的历史，即交易活动的历史。如果把所有出现过任何种类或程度的交易活动的人类社会都包括在内，市场的历史就得大大往后延伸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早期著作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最近又把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市场社会追溯到5000年以前。[10]但由于强调各种社会中的市场之间的一般的共同之处，资本主义市场的独特性质就被冲淡了而且没有加以说明。正像我们看到的，在资本主义，绝大部分商品不仅是在市场出售，而且就是以这一目的生产出来的；巨大的市场也是为劳动力、货币和资本而存在的；在全部四个市场中的买者和买者的竞争是人们典型的相互联系的方式；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权力。我们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这些独特性质的根源在一般市场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市场是如何获得它的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为此，我们必须超越交换来考察发生于被追溯地称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中的发展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我们的社会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那些把我们的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或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 并以此作法贬低生产的重要性的人，会阻止我们获得一种准确理解的原因。 但是，过去不仅包包含着现在的根源，而且还包含着未来的根 源。因而，市场神秘化还在于：通过掩盖生产，这有效地掩盖了剥削和异化，并转过来又歪曲了我们对市场本身的独特性质和它们在过去的起源的理解——通过掩盖和歪曲所有这些——市场还掩盖了它自己成为某种不同于它的东西的潜在的可能性。任何在历史上有其开端的东西，在产生它的条件不能继续被再生产出来时，都注定要灭亡。这适用于社会制度，也适用于人（而且我们正非常惊恐地了解到，这也适用于自然系统）。通过考察导致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以及再生产这些历史条件正变得多么困难，马克思预见到，正在恶化的问题将最终引起——特別是在它们与旧的解决办法的消失结合在一起时——当前制度的灭亡。与此同时，他想把注意力引向各种新的条件，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展现新的选择，这些新条件已作为同一发展的部分而形成，它们可以成为将随后出现的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的预测无论多么有说服力，都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这一生产方式是围绕一组交错的矛盾，或相互支持和相互破坏的趋势组织起来的，这些矛盾或趋势从这一制度的一开始就存在。如果马克思选择了另一题目、另一易于考察它的角度、另一与他的发现有关的道路，或者更短的时间跨度——就像许多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所做的那样——那留给他的只能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然而，马克思却没有那样做。通过追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逐渐展开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有时也称为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可以预期那些其他社会主义者只能希求的东西，尽管他的预期是有节制的。 马克思对他揭示的矛盾向哪里发展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他的现在被大大延伸到过去，以便能包括现在的运动具有的趋势和方式以及已发生的变化的速度。然而，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市场就失去了过去，这样一来，目前的矛盾虽然看来是紧张的或暂时不协调的，但不会突破市场的范围。它们既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它们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期望它们改变。如果静止地、离开它与生产的必然联系看问题，那市场似乎就没有未来，总之，与它的现在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以这种方式想问题，无论我们是往前看还是往后看，市场好像是永恒的，社会主义则成为不可能的。 最后，通过对市场可能的未来，以及它现在的特征和它真实的过去的神秘化，市场把那种被要求有效解决它自身的最糟糕的问题的政治也神秘化了，这些问题包括：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失业、生产过剩（相对于人们买得起的东西而言）、腐败、 污染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果以一种无历史的、本身与生产领域中的发展无关的市场概念来理解，这些问题以及它们由以产生的制度之间似乎都是独立存在的。资本主义最缺少的透明正是在我们最迫切需要透明度的地方。除了继续维持每一问题自身显示的形式外，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包括让那些握有权力的人改变他们的某些习惯作法，尤其是作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买者或卖者的作法——以增加对贫困社区的投资、雇用更多的工人、少向政府官员行贿、少在质量和价格上作假，等等。 黑人、妇女、残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贫民和工人是上述社会问题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事实，已使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人士力争更多地改变市场的运作方式，诸如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社会参与投资决策、鼓励少数民族和妇女就业等等，这为那些人提供了特別的保护或利益。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摆脱市场，因为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改革市场，让它为所有的人服务，其言外之意是这种理想的状态是可以实现的。由于这些措施的着眼点是收入——而且苦难是太难度量了——因而在一个受侵害集团的要求超出其他集团的要求时，没有一种明显的方式可以让前者的要求得到优惠，当然，除了你碰巧属于其中的一个集团以外。阶级的划分虽然是提到了，但这主要是根据人们得到什么而不是根据人们做什么来理解的，结果工人被简单地看作是其他群体中的一个群体，一个得到的少于其应得的群体。由于许多工人，特別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其经济状况比其他受压迫群体中的很多人要好，因此没有理由给工人任何特殊的优先考虑。从政治上讲，这导致了那种“社会运动策略”，它试图创立一个所有被压迫群体的联盟，以保证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能更公正地分得一份馅饼。 马克思则不这样看问题。他从生产出发，直接专注的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市场活动的影响，包括产生相伴随的不公正的所有相互联系的问题。同样的分析使他能看到隐约出现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消除不公正的非市场的抉择的萌生。因此，彻底地和持久地改变与市场相联系的不公正需要推翻生产中工人对资本家的从属关系。别的办法不能做到这一点，或只能改变一点儿，而且很快又会倒退回去（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由这一方法导出的政治策略优先考虑工人阶级一一不是因为它受的苦难多于其他受害的集闭——而是因为它受压迫的特殊形式（剥削和异化）既给了工人一种要求，又通过他们在生产中地位，给了他们根除一切当前与资本主义相连的压迫的力量。 消灭构成他们自己被剥削和异化的基础的条件需要工人消除所有形式的压迫。把每一个人都视为同等的人是工人本身能被视为同等的人的唯一方法，没有它彻底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在这一问题上，工人不帮助其他人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自己。于是，这成了阶级斗争的政治。那么，我们对市场的最终的不满，是它把阶级斗争的政治神秘化了，既把这种政治的中心地位和它的潜能神秘化了，又把所需要的使工人（我们这一边）更有效地进行它的东西神秘化了。 在草拟这一反对市场神秘化的分列项目的起诉书中，我也许已使市场听起来比它的实际情况还更像一个无缝的整体。在狭义理解的市场的运作中毕竟存在重大的矛盾，例如，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来没有足够的钱买他想要的东西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或想出卖他的劳动力但找不到愿买它的人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使得许多人怀疑市场的可靠性。同样，正如我在前边提到的，人们在其生活的领域的经历，特别是在生产中的经历——虽然因为其中发生的异化关系总为市场意识形态提供某种东西——也在确立对立的模式和另一种游戏规则。这些模式和游戏规则常常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并且与市场日常的思想方法相抵触。当然，对市场的批判，一旦突破了我们的统治阶级设置的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审查制度，也可帮助消解我们作为买者和卖者而学到的东西。如果所有这些“抵消力都不存在，资本主义也就不需要这样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产业来加强因我们陷人市场而作为一个过程出现的神秘化。然而，总的来说，由于市场关系蔓延到所有的职业，以及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断增多的苦与乐的重要性的增大，市场已成为铸造人性中大部分最不完美的东西的主要模具, 就如同与市场相连的神秘化已成为对现状的主要的意识形态辩护士一样。 六、市场社会主义会消除市场神秘化吗？由于市场对那么多的神秘化负有责任，这些神秘化反过来又促成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那社会主义者似乎应是齐心协力想要尽快消灭它们的人。但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相反，现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思潮要让市场在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起实质性的作用。我对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神秘化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一思潮的倡导者称之为 “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呢？ 市场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使它们成为市场社会的，是无论怎样限制，商品、劳动力，在一些形式中甚至资本的买卖活动将继续进行。货币继续是人们和他们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媒介，就如同在资本主义下一样。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是资本家阶级已不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在更为流行的形式中，工人拥有并控制他们的企业，或控制他们的企业，并且集体或通过他们选举的经理做出现在由资本家或他的经理做出的决策。资本家作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在假使还保留少量私人成分的地方，使他们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11] 作为他们企业的共同所有者，工人像任何资本家一样也将购买原材料、雇用劳动力，并出售制成品。除了经理以外，这些活动不会占用很多时间，但它们提供给工人的经历却是全新的。另—方面，出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和购买商品将继续占用大量时间并将为他们提供很多现今工人有过的相同的经历。此外，当工人第一次申请工作并被所申请工作的合作企业当作外人对待时，他感到的害怕与不安也与现在是完全同样的。这种合作企业毕竟只雇用那些它认为他们的劳动将增加其利润，或者保证或增加其市场份额（最终可推断为利润的）的新工人。由于这种态度，合作企业不可能表现出比资本主义下的商业对人的需要，包括失业者找工作的需要和社区中其他需要的更多关心。 即使在工作时，单个工人的利益与集体企业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可能希望缩短工时和降低工作速度，而合作企业却可能强迫他延长工时和加快工作速度以便能跟上竞争的步伐，这种竞争将仍被视为一种超出人的控制的非人的力量。而且，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将居支配地位。同市场逻辑推动下的集体企业的利润这一最大的利益相比，工人要求承认他的工作是为了他的作为一个工人的利益，将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的实际经历将与现在的经历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是购买其劳动力的集体企业的一员（无论用什么安慰性的标签来掩盖这一交换的真相）。 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研究了很多资本主义社会中为工人拥有的企业，他发现，虽然在那里工人拥有的权利有所增多和总体上的士气有所提高，但这一变化没有对工人生活的质量或他们普遍的满意产生预期的影响。结果，工人在工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他们发挥其首创性的能力和他们自己的判断, 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过程，这些比在不允许工作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中简单获得了作为共有者的新地位对他们的的满意程度有大得多的影响。莱恩的结论是：“马克思是对的”。 “市场经济对工人的优先[把工人的需要放到第一位]是不利的……因为在经济的竞争的部分中，任何用于改善工作生活的费用都将使企业容易减少销售额和利润，因为这违犯了效率的准则。”[12]没有理由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情况，即企业是由工人所有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工人民主控制的，但市场关系继续起作用，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 在我看到的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商品市场的变化最小，但正是这一市场，对我在前边草拟的长长的项目清单中的神秘化最负责任。新的所有制关系并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即是个人将决定要买什么，并——像现在一样——将根据它们的价格来比较商品，以及同他人竞争以做成最好的交易。他们将不断地期望获得更多的货币，以便他们能买到更多的东西，或拥有某人可以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同现在一样，他们将把货币作为给予他们这一权力的东西来崇拜。而且，为了在商品和货币的竞争中更有效率，他们将产生一种对他们竞争对手的人的需要的冷漠。因此，他们将把拥有大量商品和货币视为成功，像现在一样——从不认为拥有的已足够了；货币仍然保留着它的神秘性，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表现出贪婪和冷漠将继续被当作人性来误解。 甚至导致了资本主义下的一系列神秘化的对生产的神秘化，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也将有它的类似物。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出发，或以基于市场的模式来思考，生产将仍然表现为作为个人的工人和他的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由于工人的附加的共有者的角色，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因此，把握一个人作为社会范围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特征，将继续是一种为了大多数工人的艰难的斗争。在今天，如果市场对生产（因而也对阶级）的掩盖和歪曲使人们事实上不可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不能产生需要推翻它的基于阶级的政治斗争，那在市场社会主义下，相同的原因也将使把工人的阶级意识，特别是他们的阶级团结的意识，提髙到要求社会主义在社会任何地方都要行的通的水平变得极其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兄弟的看护人，这也许是社会主义中的最古老的观念。然而，对那些据此而行事的人而言，他们必须真的把其他人看作他们的兄弟（和姐妹），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同一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成为兄弟（和姐妹）。把一个工人的自我意识扩展到把其他人包括在他的企业，是一种领悟一个人在整个阶级中的身分的糟糕的代用品，特别是在根据标志这种结合的企业间的（因而工人群体间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来领悟的时候。 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围绕货币的神秘化也没有消失的迹象。 我们应该记得，货币才有购买商品的权力是因为生产它们的工人丧失了同它们的全部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出商品不表明有权使用它，无论有多大的需要；工人对谁可以使用它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工人失去对他们的劳动已将其转变的无论什么样的产品的控制权这一环境，被市场中最终产品表面的独立性和货币获得控制它的权力掩盖了。所有这些都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即使可以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剥削已不复存在，因为工人作为他们的企业的共有者属于保留了剩余价值的那个集体的实体（另一种说法是集体剥削了个别的工人），但显而易见，异化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将原封不动地保留，与它们相伴随的货币的神秘化和神化也是如此。人们期望的来自工人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的那种正在变化的影响，被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及其无情的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而更多地抵消了。 正像我已经讲过的，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新东西，就是工人具有的作为他们企业的共有者的经历，就他们与他们作为合作工人的关系是合作的和民主的而言，这些经历可以很起作用。然而，作为企业的共同所冇者，他们与外人的关系是一种集体的资本家与外人的关系，不管外人是那些来申请工作的人、那些代表他们与之竞争的其他企业的人，还是他们产品的最终消费者。马克思把他那个时代的合作工厂说成是，“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13]作为集体的资本家的工人，由于其因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很可能非常像现今资本家的行为，即生产卖得出去的产品，为那些有钱买其产品的人生产而无视那些没有钱的人的衙要，只要他们能不被发现，在产品质量和安全上能省事就省事，创造对他们产品的需求——或对更多产品的需求，或对他们的品牌的产品的需求——在它们还不存在的地方，以法律允许的任何方式（而且常常是以法律不允许的方式）全力竞争。 就工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这些活动而言，他们将分享到大大超过典型地由资本家阶级占有的利润。由于使工人成为集体的资本家，市场社会主义就在他们作为工人的异化上又加上了资本家的异化，而只不过是把工人的异化减轻了些。现在，他们也可以体验到那种不平衡的感觉和被扭曲的感情，即来自与其他资本家竞争的烦恼和担忧；他们也可以操纵消费者以及作为工人的他们自身以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他们也可以产生对使所有人的意图抽象化的货币的贪婪；他们也会对别人的人的需要熟视无睹。马克思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恰当地描绘为“贪婪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14]同样的描述也将适用于市场社会主义中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工人之间的竞争。 诚然，为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东西与我们自己的市场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些重大的不同。任何市场社会主义社会都很可能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企业的利润来分配很多物品，例如分配给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的物品，也许甚至会分配些资本用于投资。 同样，人们也可期望“更公平地”对待那些通常受到歧视的群体，更多地照顾那些在市场中失败的人。然而，人们具有的出卖劳动力和购买商品的经历，加之他们具有的作为他们企业的共有者的新经历，很可能会产生出与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思想方法和情感极为相似东西。另外，如同发生在今天的情况一样，这种神秘化还会涌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涌到家庭、政治、文化和教育。试图对这时的人们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结果，因为交换中的日常经历教育人们的是另一些东西。由于对货币、竞争、人性和市场本身，以及对市场的真实过去和改变它的可能的混淆，人们将既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不能始终如一地按照它的准则来生活。 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的神秘化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将继续存在，这一安排的辩护者会论证说，赞成社会主义特性和反对社会主义特性的平衡还是可以达到，最终的结果至少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要判断这一假定，我们需要了解这里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混合，它是怎样易变的。毕竟存在一些可以混合得很好的东西，就像盐和胡椒，但也存在其他一些根本混合不了的东西，像火和水。作为一种混合相互对立的特性的尝试，市场社会主义是更像盐和胡椒呢，还是更像火和水呢？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向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他们也赞成混合经济，即某种在市场规则下运行的私有制经济和某种在国家计划下运行的公有制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的鼓吹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或多或少的持久共存是可能的。 然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充分考虑市场的逻辑和可以称作“认识不协调的动力”的东西。正如我已经力图表明的，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场所或一种实践，而且也是一组体现这一实践的游戏的规则。作为规则，它要规定目标、规定达到目标的方式和一系列使游戏者遵守秩序的奖励和处罚。获胜需要积累金钱，对此人们只能通过投资、出卖劳动力和商品来实现。与其他人的竞争变得就像是逆水行舟，因而那些拥有资本的人试图扩大它，一旦可能就移到新的领域。这不仅对增加他们的利润是必要的，而且面对不断加强的竞争，对维持他们的利润也是必要的。同时，每个人都在寻求扩大他们产品的销路,，不这样做就会因物品的丧失、失业和破产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更糟糕的是，这样做没有意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市场的扩展和市场规则进入了越来越多的以前被宣布不许涉足的领域，包括混合经济中的曾被认为是公有制范围的领域。 市场是在人们能够出售和能够买得起的东西的基础上运行的，而公有成分则依赖于对社会需要的某种估计。然而，在一个混合的经济中，不用很长时间，维护私有成分的正常运行就被看成是更重要的社会需要。只要市场在社会中被给予特权的地位和角色，只要指望基于市场标准运行的企业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和大量的商品，国家就别无选择而只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使市场履行其职责。所以，在所有混合经济中，国家承担了商业活动的很多费用（通过补助金、税收减免、低息货款、公费培训和研究项目，即各种类型“共同福利”），把它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常常是通过公有成分为投资、购买和出售活动提供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并且保障或者说保护这些机会），并且力图保持对利润构成潜在威胁的因素的控制（通过反劳工法和行政管理，以及反对来自国外竞争的对外政策）。私人公司，不管是为资本家所有的还是为它们自己的工人所有的，都总是要求这类帮助，而且通常都从社会民主党政府，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它，因为需要强大的私营成分已不再被怀疑。 最近以来，随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由此导致投资和商品销售的增长，先前的足够的帮助现已证明是不够的，实行混合经济国家的政府已忙着重新调整混合的比例， 以便进一步扩大私营成分的规模和优势。这种调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逐渐取消福利国家、减少控制和将很多以前是公有的企业私有化。虽然政治领域中的所有党派斗争都有胜有负，这一发展实质上已在进行，这是因为市场的作用，因为它的逻辑，以及同样的论证市场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任何未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享有长期稳定的逻辑。 我们由市场产生的思想模式与实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思想方法、感情和评价相容吗？最简明地说就是，人们能在产生有效合作所需要的互相关心的同时，又维持使他们成为成功的竞争者的相互冷漠和对私利的贪求吗？尽管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这样大不相同的特性，但这种混合是极不稳定的。留出用来考虑“市场意图”的时间将延伸到除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这不仅因为这些意图指向的问题是永远不能全部解决的，而且因为与这些问题相伴随的感觉——特别是那种贪婪、那种恐惧和那种担忧——是不能随意摆脱的。信念、价值观和感觉是很难划分开的，一旦它们与其对立面相遇，一场争夺优势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认识上的不协调于是就发展起来，而且至少在这 —竞争中的胜利者身上是不用怀疑的。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古丁 (Robert Goodin)令人信服地论证道，人们响应道德激励的能力 （那种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能力）是随着物质刺激、金钱这样的东两的增加而减少的。他的结论是：“卑鄙的动机会赶走高尚的动机”。[15]只要市场的思想方法和情感通过人们交换的经历天天得到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 如果市场社会主义不能导致社会主义，那我们应当怎样评价那些倡导它的人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弄淸，这就是，自称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可沿着三条路线做进—步的划分：（1）它的最终目的，即市场社会主义，是只包含工人所有的企业呢，还是包含各种企业，即一些工人所有的企业， 一些私人所有的企业，一些国有化的企业，等等；（2）市场社会主义是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可以朝着合作的方向不断发展下去；（3）市场社会主义能否现在就开始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或者说，它是否需要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的政府才能开始（尽管今天已存在一些社会主义的经验）那些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解为工人和私人所有的企业的混合，认为它就是人类可以达到的一切，并相信 我们当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可开始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人，充其量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把他们的目标叫作“经济民主”，把他们称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要更确切。[16] 另一方面，那些想要建立工人所有的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那些把市场社会主义看作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和那些认为这样重大的变革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的政府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显然是某种社会主义者。[17]但如果他们所说的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那他们充其量只能被视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变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个主要代表、哲学家戴维·施威卡特否认市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承认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完美地实现。”[18]然而，我们的指责与一个人的看法是多么偏颇（激动人心的变革发生在社会如同发生在自然界一样）没有任何关系，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法的温和不能改变它不能实现的命运，因此，它还是乌托邦。 七、市场社会主义者自诩的解决办法的来源仍要继续说明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如何达到赞成一种既过度温和又不能实现的解决办法的地步的。我认为，这两方面的错误都来自他们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后社会主义的社会）、对社会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对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桥梁的社会主义革命缺少充分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我已力图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恰恰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多少东西，包括它的作法、思想方法和情感，以及它的问题，被包含在它的市场关系中，因此，也恰恰没有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保留一种市场，任何一种市场，将会妨碍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一问题上, 他们分析中的根本性错误是把资本等同于资本家，即现时的资本的化身，而没有看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也可以体现在国 家中（如体现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甚至体现在工人合作社中 (如体现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资本是自我增殖的财富，不是用来满足需求的而是用来产生更多财富的财富，满足需求只是在它产生更多财富的地方，发展新的、人为的需求则是在它没产生更多财富的地方。决定性的问题是它的目的，而不是谁拥有它。正是资本在追求这一目标中的运行方式，使我们的社会具有了它的大部分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问题。资本主义更重要的特征是市场而不是私有制，通过市场，新创造出的财富循环以让最初采取商品形式的东西以资本的形式回到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因此，所有权可以转移到国家（就像在许多国家已出现的国有化的产业那样）或工人的合作社，但如果市场基本保持不变的话，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绝大多数问题还将继续存在。正如我们看到的，市场思维产生于人们在市场中的经历，它与谁拥有被交换的价值无关。 关于共产主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乌托邦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没充分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要为完备的共产主义的非凡成就打下基础，作为一种过渡形式的它必须与资本主义有多少不同。 然而，要说明这一情况，人们就得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做更为详细的概述，而这样做在这里是不适宜的，而且，由于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可能的，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争论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用。[19]然而，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仍是以市场社会主义名义提出温和改良的重要原因。 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像大多数非社会主义者一样，通常也把这个吋期的计划与曾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存在过的中央计划混为一谈。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的社会主义计划，拥有先进的工业上的和组织上的发展优势、卨技术的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普遍存在的民主决策的传统——虽然被金钱的权力和那些掌握大部分金钱的人所歪曲和滥用。与存在于苏联的情况不同，这里有充裕的消费品和物质资料供应、科学技术和需要更多造就的技术工人。因此，大多数计划的决定，很可能具有修正市场遗留的被歪曲的优先考虑的事情的性质（即髙楼大厦太多，而公共住房不足），至少在开始是这样。不存在压倒一切的白手起家建设一个产业的需要。来自合作的公众的意见，计算机和其他先进的通讯技术，当然，还有反复的实验、错误和对错误的纠正， 这些将允许一旦需要就迅速调整。因此，几乎不存在造成重大估算错误的可能，或在造成错误时也几乎不存在遭受巨大物质损失的可能。我还预期，社会主义计划会在不同层次上——国家、地区、城市、企业和世界范围——存在，以致过去很多在苏联由中央计划者采取的决定，将被移交给处于与计划的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更协调的层次的计划者。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因为它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由于工人要作为新的统治阶级来行使职责，由政府为了他们利益的来行事就不够了。他们还必须参与重大政治决策的制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选举经济的计划者和确定计划优先考虑的事情。我预期，随着工人认识到他们的作为社会和社区的人的力量而克服了他们的异化，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将是社会主义下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读者可能在想——“但工人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不想卷入这么多事情，或者说，如果他们真的卷入这么多事情，那结果就将是混乱。”但工人参加的是革命——一场成功的革命，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资本主义以后会出现什么。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没有认识到，参加一场成功的革命将是一种多么非凡的受教育和得到改造的经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将想做而且也能够做今天大多数工人不想做和不能做的事。像大多数人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是简单地把他们从日常生活熟知的同一的人格设想为未来社会中的人格。然而，新的条件和新的经历会使人们产生新的品质。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也许没有再比这更明显的一个道理,然而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常常被忽略。马克思认为，参加革命是思想和感情发展的最重要经历，它在这些领域的极大影响对后来出现的事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20] 在资本家阶级握有巨大权力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要成功，大多数工人就必须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人，这种阶级意识包括，在其他事物中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发扬更大的互相关心、变得更加合作，以及对政治事物有更强烈的兴趣和对他们如何参与政治事物有更强的个人责任感。但这些也是革命后使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建立民主的中央计划成为可能的同一的品质。自然，在这一时期社会的透明度越大，这是马克思所坚持的一个特征，人们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职责就越容易。[21]而作为继续存在的市场交换的结果的神秘化的社会关系，只能搞乱或破坏他们的努力。 一旦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进行中的有利条件和将参与它的工人的改变了的特征，我们就能发现那种常常做出的与苏联计划的比较是多么荒谬。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会为计划者提供他们所需的准确信息吗？那时的工人会表示需要对那些处境更糟的人提供帮助的相互关心吗?他们会有足够的灵活性和觉悟在他们自己中达成妥协吗？工人那时会尽他们的最大努力确保他们自己参与制定的计划的成功吗？亚历克·诺夫在他颇有影响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做了否定的回答。[22]但是他的答案全都是从苏联的经验引出的，而在苏联，工人对于计划或选举计划者没有发言权，而且也从来没有感到他们自己是社会整体的完全联合起来的部分。然而，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计划而言，从苏联的在极度匮乏、工人日益持怀疑和不合作态度的环境中起作用的不民主的中央计划的命运那里，是学不到什么的，因为这些条件都将不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情况。 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分析几乎没有例外地共同具有的东西，是实质上脱离其他时期而孤立地看待每一时期。然时，这些时期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历史发展中的阶段，这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和把它们与其在资本主义中的起源割裂开来，就不能把它们作为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加以充分理解。这无论是从每一阶段到产生它的阶段往后看， 还是从毎一阶段到跟在它后面的阶段往前看，即把后面的阶段理解为已在先前的形式中显露的一种潜在的可能（诚然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实现，都是对的。每一阶段从先前阶段汲取的东西和它包含的其后阶段的潜在的可能，都和它的更直接看得出的特征一样，是它现在的一个部分。实际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制约我们的方方面面中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结的，以致不是严重的歪曲是不能把它们完全相互割裂开来的。因此，不去力图充分了解资本主义或它以后的阶段就会放弃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对所有这些阶段的考察。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演进中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阶段，那更可选的着手分析社会主义或它的任何重要特性的有利的切入点就是资本主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它对社会主义造成的问题以及它为解决这些问题确立的物质前提。从分析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入手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使人立即专注市场与资本积累、剥削、异化和阶级斗争的有机联系。如果确信资本主义关系与市场关系基本是同一的，那就无法想象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市场作为中性的手段来执行社会的政策。同样的方法还可淸楚地显示并因而可以分析出市场对我们社会很多严重的问题负有责任，如经济危机、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过分的贪婪和腐败，等等，而且直到找到分配我们的社会财富的另一种手段之前这些问题将仍然存在并继续恶化。 然而，马克思与其他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实质上的不同就在于，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不但使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而且使其具有可能性。因此，从资本主义一边入手考察社会主义还有另外的优越性，它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和它的衰退对未来形态的影响予以应有的重视。在市场领域内，这些最重要的成就包括先进的分配和通讯网络，以及使它们起作用所需的技术、已确立起来的资源分配的模式、私人公司和公共机构中广泛存在的计划机制、所有参与计划的人的组织才能，当然，还有已在商品供应线中数量巨大的财富和生产更多财富所需的物质要素。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的可能性离开了它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就不能被充分理解，更不要说评价它了。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就如同这样的计划要在手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样，是一种来自先于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遗产。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都是对任何一个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的起源的切入点开始分析社会主义的人的超越。 市场社会主义者却不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从有利于苏联式的社会制度失败的切人点入手研究社会主义中的市场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恰好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变得如此流行不是巧合。他们从分析苏联所出的问题出发（尽管对当时分析的要点没有做更多的说明），然后直接转向经济改革，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将会避免那里造成最有害的错误。如果计划似乎是在一直出毛病，那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用市场取代计划。 尽管也可能提到了（通常是在讨论的最后）资本主义中与市场相关问题，但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针对这些问题，或者说，只在有限的程度针对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些根据苏联情况制定的改革措施应适合我们自己的极为不同的现实呢？只有基于所有问题都被看作是具有相同的普遍特性的问题这一假设，这才说得过去。为了使这一假设出现，市场社会主义对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就要适用于我们的情况，苏联式社会制度的历史特征被抽象掉了，留下的是一种到处可见的全无社会特征的景象。由于这种方法论上把戏，于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问题被认为需要同样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而无须考虑每一社会制度不同的需要和可能。我们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建设社会主义中会拥有的全部有利条件完全被忽视了，因为从有利于市场社会主义者开始他们考察的切人点看，这些有利条件都不见了。与市场社会主义者相反的主张是，不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主义需要被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是资本主义需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且找到这后一替代能意味什么的唯一地方就在资本主义本身。 但恰恰是这些暂存的联系与那些存在于社会每一阶段的更具整体性的联系一起，被市场导致的思维方式掩盖和、或歪曲了。 通过对构成我们社会整体的那些基本联系的掩藏、篡改或琐碎化，市场神秘化——无论资本主义的市场神秘化还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都注定了个人将误解我们的社会整体现在是怎样、过去是怎样和可能会怎样。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者就是这种市场思维的受害者，是他们在市场中的经历，无疑，还加上一些学究的臭架子，形成了他们的市场思维。他们要使这种思维在未来永恒化。他们已屈从于资本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这是由于他们一直过于成功地无视它而付出的代价。 上边这些论述不应理解为它们意味着资本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惧怕要稍稍少于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惧怕。资本的所有者并不区別不同的“盗贼”。他们不在乎要拿走他们财富的人说将怎样使用这些财富。如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有时指的是别的方面，这是因为，以人们就是想保持他们拥有的东西的论证来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做辩护是很难的。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常常被描述为，似乎保留市场和把人们看成和现在一样，会减少资本家的反感并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为容易。尽管组织几个工人合作社，特别是在以前的破产企业里组织几个合作社是可以接受的，但取代现在的资本家阶级却是不行的。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将遇到像资本家经常地反对社会主义那样的同样坚决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只有消除资本家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利用民主的过程），才能带来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的那种变革。 然而，在革命中人们要经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如果革命要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人们将必须像我论证过的那样产生很多同样的用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品质。因此，那种也许今天看来是合理的、基于人们仍像现在这样“好”的改革，到那时看上去就不那么合理了。市场社会主义者按今天的尺寸制作的衣服将不会再合适。知道如何合作而且想要这样做的一代新人将使成熟的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同样的发展还使得它比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选择要无限地好，后者给这时人们的印象只能是一种与过去的笨拙的妥协。所以，如果说市场社会主义在今天仅仅是不可能的，那在明天（或后天）它还是不必要的。 遗憾的是，这些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东西对人们的思想，因而对阶级斗争不是没有影响的。当前，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找到足够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和为迅速增长的被生产出来的价值量找到新市场，这个问题已达到危机的程度。这已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传统的镇压和适合社会需要的领域，而且也在资本积累和实现价值这样的经济领域扩大其为资本服务的功能——以致达到布什总统可以专程到日本推销美国汽车的程度。然而，由于使国家与资本家阶级的必然联系更为明朗化了，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实际上是整个制度对有效的合理性的需要。但证明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东西，却没有证明由我们在市场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神秘化关系是合理的东西那样多和那样有效。在这一背景中，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指出市场有好坏之分，只能使人们更感到迷惑，并破坏了他们从市场与生产、剥削、异化和政治的内在联系去领悟它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是他们将能把握我们问题的全部性质、它的起源和解决它的可能的办法的唯一方式。 向市场及其所有的弊病，现在还包括向重新市场化的社会的可怕经历发起正面的、无保留的进攻，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种绝对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形成了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能转向社会主义人人都有在市场中的痛苦经历，这样的经历今后还会更多、更坏，但大多数人仍没有淸楚地理解市场在它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关系中的责任。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像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提出的模糊市场的界线和作用，而是提出一种对市场的分析，帮助人们看到那些必然会加入到有效的阶级斗争中的联系。由于市场社会主义没有触动大多数的市场神秘化， 它不能被视为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甚至不能视为一种向资本主义的妥协。它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投降，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已。不管个别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内心的意图是多么好，市场的神秘化是我们力图解决的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问题，而且必须对其进行这样的批判。 这里简单谈几句我的批判对那些已在力图建构它们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我对市场的所有批判——尽管其中仍有少量我的赞语（由于这些评论都是针对市场社会主义更民主的特征的）——全都适用这些国家。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国家并不拥有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拥有的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一些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人的意图无论多么令人钦佩，都不能替代那种历史賦予的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实践。因此，对于这些社会而言，真正的选择似乎是在这样二者之间，一是装扮成社会主义的原始资本主义的专政形式，二是装扮成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平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专政，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专政太严厉的话，我喜欢后一种选择，即使只是因为在这样的政权下社会的和物质的利益得到更平等的分享、其他的与市场相关的社会问题或者没有或者极小，以及这些政权通常遵循的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为世界范围的资本的统治造成了困难。然而，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创造出使那些其政权已宣布赞同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向着这一方向取得实质性进步的条件。 八、马克思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合作社可以看出，在陈述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由时，我只不过是在对马克思已提出的主张作详细说明，但即使这个问题现在也有争议。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证似乎已经升级：他们一开始声称，市场比中央计划更有效率；后又根据苏联垮台的后果声称，除市场外别的都行不通；此后又因假定的计划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 而声称，市场更是社会主义的；直到最近又声称，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者。[23]当然，对那些怀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来讲，这最后一种说法可能没什么意思，但我们这些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它走向社会主义的广泛分析的人，则不能漠然置之。 认为马克思本人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似乎主要是由于对两个问题的混淆：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的工人合作社通常的赞成的反应，二是他认为受到限制的市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个不长的时期还会继续起作用。就工人合作给了工人对自己工作生活的更大权力，并加强了同一企业工人间的团结一致的关系 (并以这种方式减少了一些他们的异化）而言，工人合作社显然是一件好事。在资本主义中，是那些拥有企业的人决定生产什么、收费多少、雇用谁、付他们多少工资，等等，无论谁是企业的拥有者都是这样。正如我们可以看出的，市场在这里是被接受的。如果人们试图为社会主义下每一企业的工人保留这些权力， 那市场就要保留，这样就几乎没有了大规模的经济计划的余地。这是马克思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马克思的确说过：“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24]但他也说过， 合作工厂“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25]就在这段话之前，在同一著作中，他特別指出，工人的合作组织“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26]这听起来不像马克思在谈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吗？ 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后期可能产生一种广泛的工人合作社的合作网。信用制度的出现和工人合作社的更高的效率（工人作为集体的资本家剥削作为工人的自己是很有效率的）这两者使这一情况成为可能。[27]就工人合作社的建立而言，它们也会提供这样重要的证据，即工人能够靠他们自己管理经济，作为所有者阶级的资本家对于生产过程不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没有他们工业生产仍可进行，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家就不应获得以做了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做的事为由的现在到了他们手里的财富和权力。以这种方式，工人的合作社有助于加强大意为社会主义既是可能的又是“公正的”的论证，但是，撇开让工人更多地参加经济决策之外，它们没有表明社会主义实际上会是什么样。 我们在马克思对工人合作社的评论中所看到的，是与他通常对后资本主义提出的方案不同的另一种方案。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足以使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程度，这一革命如果不是发生在他生前，那也会在他去世后不久，正是这种可能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极大重视，这种重视既包括学术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如果说革命没有在对他而言的不久的将来内发生，那他预见的很多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却都已充分实现。一种是垄断资本的趋势，另一种是联合的资本的趋势，再一种是管理的资本的趋势，还有一种是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趋势，最后是工人合作社的趋势，以致于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些发展都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剥削、异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体上讲这些问题更恶化了，对需要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如此。 尽管工人在成为合作社成员时获得的新地位没有改变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但它可严重抑制他们投身这一革命的愿望。马克思意识到这一点，他严厉谴责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对手斐迪南.拉萨尔提出的让国家出资发展工人合作社的计划。[28]当德国宰相俾斯麦表示他也许支持拉萨尔的想法时，马克思批驳了它, 说它“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29]恩格斯后来指出，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合作社的计划来自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毕舍（Buchez)，后者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第一次提出了这种计划，他是把它作为一种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方法提出来的。[30] 马克思担心的是，由于把工人置于同资本家一样的与资本的关系中，工人合作社就为工人提供了很多与资本家同样的经历，从而也提供了很多与资本家同样的想法和感情，不管他们作为工人的其他经历和兴趣会使这些东西有多少改变。这样产生的混合物——也许除了当他们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一起破产和作为工人一起失业的时刻以外——是不会有助于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我们关于过去100年工人合作社中工人政治活动的全部经验，表明马克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马克思在工人合作社中看到了进步的特性，尽管这种经济的安排为某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的沦证提供了支持，但马克思认为它既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模式，也没有提供一种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实行的有用的策略。 除了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工人合作社的有限定的赞扬，那种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正如我指出的，还是基于对他有关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的论述的误解。在这一问题上，那些声称马克思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是把对三个不同问题的回答全混在一起了，这三个问题是：（1）在工人政府掌权后市场要立即被彻底取消吗？（2）如果某种类型的市场在社会主义开始时还继续存在，它将受到怎样的对待和将持续多长时间？（3）作为配置资源和交换商品的社会形式，市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将继续存在吗？实际上，所发生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被错误地看作是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而第三个问题指的市场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和不那么长的时期）共存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很显然，马克思预见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刚刚结束后，大部分的市场将继续起作用。例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应立即实行社会化的东西是出人意外地有限——只有银行、交通运输工具和未使用过的土地。[31]这使大部分经济仍在私人手里，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但那些私有经济的所有者对一切问题的决定将受到经济计划（它是同时建立起来的）、新的国有化的银行、有关工资、劳动条件、污染等问题的新法律，以及那时的基于工人利益、并通过它们自己的工人对这些法律的实施和调整的强烈影响。[32]马克思提倡的唯一的强行剥夺——的确，这是他唯一一次明确提到在这一时期使用的暴力——是对“叛乱分子”（那些拿起武器对抗政府的人）和“流亡分子”（那些离开本国的人）的强行剥夺。[33]显然，在这一时期的这一时刻，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资本市场都仍在继续起作用，尽管已受到控制并有所改变。 接下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府将如何对待这种私有成分？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他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谈论社会主义，“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34]我们会记得，正是工人通过民主计划帮助决定这些扣除将包括什么和如何使用它们。这一设想与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利润分配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劳动的时间与所挣工资的多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因而在那里，在不同的企业投入同样时间的工人可以挣到大不一样的工资。 由于以同样的劳动时间得到同样的报酬作为经济目标，因而所作的每一种努力都是让人们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和充分利用他们具有的能力。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将仍然允许一些人根据他们的财产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劳动获得来自社会的产品，还将允许他们不以他们的全部能力参加生产。支配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的这一主要例外，可能要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不破坏生产过程的方式将他们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制。为达到这一目的，社会主义政府将建立公有企业以与继续存在的私有企业竞争（而不像资本主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去帮助补贴它们），并通过有指标的银行货款、高税收，以及严格的法律给后者施加压力。[35]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很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就迫使大多数资本家破产或将他们的公司卖给公家。马克思认为，革命后将立即实行的一个主要改革是取消产生财产权的财产继承权。[36]因此，当现存的这一代私人所有者死后，他们的公司就会归还给社会。作为这一措施和前边提到的其他策略的结果，至多在40到50年内，整个经济都将为社会所有。如果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由私有经济成分中的工人造成的对他们的企业实行社会化的压力，会加速这个过程。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出，革命后大部分私人经济成分将会继续存在一段不长的时间，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还会通过某种形式的市场来进行。像所有的市场一样，由于与它相伴而生的神秘化的领域，这时的市场也会造成一种市场的思维方式，人们在市场中的活动将是仍然存在的任何形式的异化的主要根源。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其他领域里的经历将产生很多相反的思想和感情，而且，随着社会化的经济成分的不断扩展，这些经历将取得支配的地位。在那些残存于新时代开始的不稳定的混合的感觉、思想和感情中，能够保证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模式的最终优势的，是各种各样的公有的和合作的经历的增多，此外还有，在教育中以人道的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那些遍及社会的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更为实际，因而更容易展望的非凡的发展，和在向着这些目标前进的运动中保持的稳定势头。 只有在全部生产资料都被置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才能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来组织。我们离能够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时代还有很长一段路。[37]简言之，只是在这时，社会主义，马克思经常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才真正开始。如果社会主义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那些使其逐步展现的条件，即社会主义革命后最初的几十年，最好能被理解为叫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作为一个过渡，它既包含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包含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它太短了，而且它变化的太快，以致不能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时期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一个独特的“时刻”，一个社会主义的最终前提条件正在到位（基于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造成的条件）的时刻，或者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一种继续，一种运用与国家现掌握在工人手里这一事实相一致的策略对最后的资本主义力量和特权残余的扫荡。将阶级斗争坚持到社会主义的这一最初时刻，而且是在每一个国家和世界各地，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不断革命”。[38]那么，马克思认为某种形式的市场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存在吗？显然不认为。认为我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是反映马克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读者尽可放心。他们的第一印象是对的。 九、结束语在这篇论文的前半部分，我通过与所有其他文明的比较，论证了资本主义异常缺少透明性。奴隶、农奴，甚至苏联式的命令经济中的工人，都可毫无困难地看出i隹在对他们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但对那些生产资本主义财富的人却不能讲同样的在这一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作用，即它发展出一套信念和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尽管是在交换行为中非常起作用的——还成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其余的大部分东西神秘化了，特別需要强调的它把自由的感觉神秘化了，这一感觉更多地掩盖了它暴露的东西。最严重的影响是在生产领域中感觉到的，因为在这里，社会的阶级特征最为突出，最严重的影响在剥削和异化中也感觉得到，后者构成了当前市场的运行、它的真正的历史和未来变化的潜在可能的基础。我力图表明，通过歪曲和掩盖这一整体范围上的现象，市场神秘化作为主要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服务的。 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批判地考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是否有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继续保留作为分配商品的主要手段的市场。概括起来说，我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十个方面的批判，这里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资本主义中的理论的和政治的纲领，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看法。（1）市场社会主义者毫无道理地并且十分有害地把市场与社会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生产领域割裂开来，把社会主义和紧挨着它的前一时期和后一时期割裂开来。（2）通过在社会主义中继续保留一种市场的变体，把资本主义环境特有的缺少透明性的问题带进了社会主义，而对来自人们在市场中的经历的神秘化却只字未提。没有对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清楚理解，工人将不能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3）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能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运行，因为它保留了市场，因而也就继续保留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保证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弊病的继续存在，包括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这些弊病一起存在的，是一个受到太多蒙蔽以致无法对付它们的工人阶级。 （4）即使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行，或在它可能的程度上可以运行，也不会对当前的情况有很大的改进，因为异化将继续存在，工人作为他们企业的共同所有者获得了某些资本家的异化形式，同时还要加上他们已经具有的其他的程度冉所减轻的异化形式。（5）即使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行，或在它可能的程度上可以运行，但由于实行用货币分配商品，它会继续保留现存制度的很多不平等。（6）不幸或有幸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因为资本家在这样一种改革中将会失败，因而会以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同样的顽强来反对市场社会主义。（7） 如果说市场社会主义在现存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那它在社会主 义革命后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那时这些条件和绝大多数工人的特征都将发生显著的变化。（8）就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认识到，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央计划的批判几乎完全基于苏联的不太相关的经验（通常是对它的一种讽刺），和基于革命成功后的工人与现在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一不现实的假定。（9）就其在当前时期的政治作用而言，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使人们对市场的极坏作用感到迷惑，这就损害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所需要的激烈的批判。（10）最后，对那些对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感兴趣的人来讲，马克思显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 由于被他们自己在市场中的经历所蒙蔽、对很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视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苏联的垮台感到失望、忘记了他们或许曾经有过的对复杂体系中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为了一种迅速而又容易的定位而深入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者开始把市场看成了一件可以随意改变并能产生所期望的效果的工具。[39]但纵然我们把市场看作是一台机器或一件工具，至 关重要的问题却是——它是更像罐头起子还是更像绞肉机？ 一个是拿在我们手里，我们控制它；另一个是我们身在其中，它控制我们，甚至更糟。那么，我的结论听起来就有些刺耳了，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者错认为市场是罐头起子，而它真正的作用却更像是绞肉机。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14页。 [2]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4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I960，第86页。 [4]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99页。 [5] 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充分的论述，参见我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 [6] Tullock,Gordon,《投票动机》，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伦敦， 第5页。 [7]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91-892页。 [8]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4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53页。 [10]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世界体系：500或5000 年》，Routledge， 1993。 [11] 关于这一主张的最有力的陈述，参见戴维·施威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另一种引起广泛注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提倡把大公司的股票分配给全体人民，并使工人与股东和国有化银行的代表一起讨论他们企业的问題。参见约翰·罗默的 《社会主义的未来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关于其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参见约翰·罗默和P. 巴德汉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论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12] 罗伯特·莱恩，《市场经验》，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333页。 [13]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0页 [15] 罗伯特·古丁，《让道德激励付钱》，栽于《政策科学》，第12卷，1980，第 139页。 [16] 与这一态度相联系的代表人物有约翰·罗默，其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还有戴维·米勒，其代表作是《市场、 国家和社区》，Clarendcn ，Oxford, 1990。 [17] 市场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戴维·施威卡特和詹姆斯·劳勒。他们的观点在本书中做了最清楚的陈述。 [18] 戴维.施威卡特，“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本书的第一篇论文。 [19] 我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论文中已试图提供这方面的细节，这篇论文被重印后收入到我的《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一书，South End Press，1978,还被收入到我的即将出版的《共产主义：我们的，不是他们的》一书中。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78页。 [21] 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7、96页。 [22] 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llen Unwin，伦敦，1983，特别是第二部分。 [23] 参见詹姆斯.劳勒的“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本书的第二篇论文。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 [25]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8页。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篥》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50页。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篥》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2页。 [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294页。 [32] 奥尔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载于《社会的和性别的革 命》，South End Press, 1978,第55页。 [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4页。 [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294页。 [36] 同上，第293页。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5-306页。 [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2页。 [39] 戴维·施威卡特认为，市场只是“一件为实现某些特定社会目标的有用的工具。它有一定的力量，但也有内在的缺陷。关键在于适当地使用这一工具。”戴维.施威卡特，“经济民主：一种真正可行的有价值的社会 主义”，《科学与社会》，第56期，1992年春，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