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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 导言到1996年，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几乎已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它最初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是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形式而在另一个名称下出现的，在那时，它得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支持。在30年代，它得到更为严格的系统阐述，然后，它在战后时期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赞同，并在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时期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信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可被认为是清楚地表明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然而，资本主义的表面上的胜利致使很多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市场是所有类型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特征。[1]因此，这一学说又继续存在，即使是在得不到什么支持的环境里。这篇文章所要论证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和不需要的，而且当然也与社会主义无关。 历史由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被广泛而不严格地使用了近二百年，因此不难证明，在社会主义下还有市场的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卡尔·马克思的老对手蒲鲁东（Proudhon）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一种社会概念，这也许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首次详细的说明。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写了大量的名著反对蒲鲁东的观点。[2]从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到写于1857年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对蒲鲁东进行了反驳。当马克思谈论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制度的雇佣劳动制度时，[3]他显然是在要求废除劳动市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资本本身。与此同时，他还嘲笑了蒲鲁东试图在保留市场的同时消除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想法。 可以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贡献是表明了交换价值是如何与人的需要相矛盾的，以及它将如何必然被取代。直到有两件事情发生之前，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内无论如何都是正统的观念。第一件事情是出现了一股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运转的思潮，这一思潮在1914年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社会民主党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相信逐渐改良资本主义的人。它可以仅仅指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将不得不共处一段时间，尽管不是永远共处。当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曾任财政大臣的威廉姆·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rn Harcourt）在19世纪末宣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无疑讲的是某种可以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换句话说，从19世纪末以来，这一逐渐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念和福利国家主义的概念，对人口中那部分较少持反对立场的阶层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后来，这些人和那些以前曾是马充思主义者的人之间出现了合并。然而，虽然我们可以这种方式追溯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先辈，但直到斯大林主义出现之前，它并没有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的或政治的事业。第二个事件是苏联的出现。在那里，所有各方都承认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还需要市场存在一个时期。真正激烈争论的问题是，这种市场是否必然与社会主义力量相敌对，并因而与计划相敌对。以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左派论证说市场与计划是相互敌对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冲突。从1923年以后，布哈林和斯大林看到了计划和市场以某种共生形式而共同存在，当然，斯大林与布哈林于1929年决裂，然后就对市场宣战。但即使是布哈林，也反对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市场的观点，对此他讲的很清楚。就像那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布哈林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都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下价值规律将不复存在。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这一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4]他们大多有力地反驳了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波克罗夫斯基、波格丹诺夫及其他人的实在是混乱的观点，后面这些人似乎要论证某种形式的市场将永远继续下去。然而，由于布哈林坚决捍卫市场与计划的共存，以及他错误地反对那些认为市场与计划必然冲突的左派反对者的观点，他享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地位。以上列举的苏联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持有的更为调和的观点预示着，在斯大林主义者转向市场以及布哈林和斯大林对这种转向理论上的含混不清的条件下，一种有着更深根源的市场社会主义倾向的发展。正是这一倾向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再现。这时戈尔巴乔夫恢复了布哈林的名誉，把后者称为自己的先驱。但这一倾向的高潮期被它自身的矛盾无情地截短了。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详细的经济方面的理论是在30年代中期兰格—勒纳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在这场讨论中，特别是奥斯卡·兰格，论证了米塞斯的一个错误观点，即社会主义不能搞核算，而没有核算其计划也不能存在。他的论证仍然停留在正统的经济学的水平上，因而无论在他对概念的使用中还是在他的实际模式中都承认市场的永恒性。他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货币和价格形式。由此，他确立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一讨论的参加者能够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苏联以及大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存在。这次争论与那时苏联的实践毫不相关，但它的确表明了社会民主党的争论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当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开始破裂时，那里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变体。从实质上讲，它是对尚存的斯大林体制的一种改革，这一改革是通过引入货币、盈亏会计学，以及对经济中非物资生产的部门实行非国有化而进行的。投资将由一个中心来管理，政府将对劳动市场加以限制。在这一制度下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旧时的精英将受到保护，因此，它相当于精英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提出这一妥协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亚历克·诺夫。[5] 在苏联开始瓦解后的时期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很多把苏联看作某种模式的人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社会主义无法实现，因此，市场必须保留。东欧那些以前曾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大部分人断定，市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唯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才是可能的。就苏联本身而言，其情况是混乱的。很多经济学家赞同市场，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要求社会主义的市场。在莫斯科曾举行过一次讨论与这篇论文的一个早些时候的姊妹篇有关问题的会议，正如会议的一个参加者所言：社会主义下的市场概念就像“油炸冰激凌”。[6] 这样，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就存在着两条清楚的思想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市场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与市场妥协的路线。然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接受市场。一些人已经进而创立新的思想流派，这样的流派在很多人看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就像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一样，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人性的。 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我们先从定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开始，然后再来确定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反对市场是基于这样一种见解，即资本主义正处于下坡路，与其相关，价值，还有市场，也是如此。此外，在当前这一时期，官僚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力量，而是由于市场本身。简而言之，我的论点是，官僚是在旧的东西正在死亡而新的形式本身还未能确立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确切本质取决于转变时期的特殊性。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官僚主义是由市场类型的管理准则的强加而形成的，否则，管理就是以需要为基础的。 市场被那些赞同市场的正统的经济学家定义为买者和卖者于其中竞争的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能以这种方式定义市场。他必须把它定义为价值规律起作用的领域，或价值得以实现的地方。因此，这里立即出现了分歧或误解。例如，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除非价值被卷入，否则交换本身并不是市场。这样，对那些只能使用代用券交换特殊东西的人来讲，代用券的问题就与市场无关。市场的存在必须有货币、交换价值和价值。物物交换的制度，如工厂以它们的产品交换集体农场的食品，也不是市场的制度。然而，在正统的经济学家看来，关键的问题却是买者和卖者的存在，而不管所涉及的交换的本质。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存在一个类似的分歧。对正统的经济学家而言，社会主义通常是根据国有化来定义的。在这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斯大林主义者是一致的。对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是根据社会的计划的程度来定义的。计划在这里被理解为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本身对社会的自觉控制。换句话说，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取决于通过坚决的民主过程的大多数人。然而，对斯大林主义者或正统的经济学家而言，计划只是一种更重要的协调生产者目的的形式。它只是一种技术关系，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 前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决定性的不同在于劳动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劳动在社会主义将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而不是人类的负担。劳动力的出卖已被消除，劳动必然成为创造性的活动。劳动分工已从两种意义上被克服。每一个人都从事一种以上的职业，每一个人都参与对他们的机构以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管理。没有人统治别人。 显然，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市场社会主义意指的是极为不同的东西。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的国有化和企业间的市场为特征的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行是以盈利和亏损为基础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意指消除了劳动力的出卖，因而劳动者既控制经济也控制企业。这意味着市场不再控制劳动，不可能存在资本市场。价值和货币已不复存在。简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定义上的胡言。 有人争论说，市场存在于资本主义以前，因而它在资本主义以后将继续存在。在这种解释中，市场可与一种基于积累和利润的经济相分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资本主义以前确实存在市场，但只是以不成熟的形式存在。这些形式只是在资本主义下才发展成熟。在资本主义以前，市场是受到极大限制的。那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把市场作为经济的从属性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市场不是那时经济的从属性的特征，而是这一经济的主要运行方式。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存在不同种类的零售和批发市场，但不存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买和卖还是偶然的事情。因而，很显然，虽然存在交换价值，但总的说来，还不存在价值。这只不过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是不能与它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相分离的。基于庄园或家庭的生产以及对帝王纳贡的制度是不可能有适合大规模生产的市场形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如此先进的劳动分工，以致市场关系可以被克服。这样，前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就没有提供任何先例。当前，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俄国出现的市场形式表明了当一个本质上是乌托邦的市场被强加于一个无视其社会关系的社会时将会发生什么。它必然只能在金融领域和经济的其他领域以官僚的和犯罪的形式运行。市场只能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不超出这一水平时才能运行。 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分歧分歧集中在两个基本观点上。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必然包含消灭抽象劳动，消灭个别工人降为机器的或生产过程的附属物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工人必须是生产过程的主人。在这里，工人工作是因为他觉得对现存社会制度、对企业和对个人的单位负有责任，是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具有个性和创造性。他的工作成为他实现其人性的手段。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收入和控制方面是平等的，在社会关系上是人道的。在市场的社会制度下，工人要服从积累和利润率的统治。他不得不被迫与他的同伴为一份工作、为更高生活水平、为在工作环境中得到升迁而竞争。在市场中的买卖人眼里，工人首先是通过市场而实现更高生活水平的消费者。竞争和对利润的追求保证效率。企业的经理或所有者得到高收入以报偿他们的职责。就市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降低到竞争的机器的水平而言，它是反平等的和反人道的。 市场社会主义者会争论说，以上是对他的观点的歪曲。他说，市场社会主义将通过免费的普及教育和免费的医疗服务保证所有人的充分就业和平等的机会。提高技术水平以适合生产的要求将允许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高报酬的工作。不同工作之间的流动将为能人提供机会。这一社会将是有效率的，并将提供满意的工作。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当代条件下，他的解决方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任何其他方案都被当作乌托邦而遭到拒绝。他警告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作为它的乌托邦主义的结果，将为通向斯大林主义或更糟的情况开辟道路。我们被告知，官僚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无效率和持久的冲突是任何取消市场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市场社会主义无法存在，因为它包含着对市场激励制度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通过提供最低工资、高水平的失业保险、减少劳动储备大军的规模、对利润征税和对财富征税而实现的。因此，资本家将没有任何刺激去投资，劳动者将没有任何刺激去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运转是因为它是一种经济力量起作用的制度。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这种力量不足以提供一种使这一制度运行的刺激。同时，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改变。工人仍受起作用的资本家的控制，必须根据机器的速度去工作。 更为根本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经济是根据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原则运行的。“需要”这一概念必须做广义的解释，它包括人所需求的从休闲到创造的所有方面，它当然不能限于简单消费的满足。交换价值、价值以及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在市场中其本身就是目的。在资本的积累或金钱的数额与人的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落后的情况下，金钱的刺激和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工业和技术的大幅度的增长。这己经意味着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的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增加。对非富有的人而言，利益就只有通过拼命的奋斗才能得到。因此，把赚钱作为目标就如同毁坏社会的人道一样将极大歪曲人的价值。对这一论证可做更为具体的说明。 赚钱，就其要求资本家或经理下命令而言，是与直接民主相对立的。竞争迫使这些人竞相使自己服从赚钱的目的，以反对使用更多人力劳动的过程或生产更好的产品。竞争以某种方式导致消费者的满意这一论证是可疑的。在市场的条件下，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意味着价格将尽可能地高。正统经济学家的完美的竞争从来就不存在而且决不可能存在。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商将形成自己的市场。他只销售那些使他获利的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加以区分，以使富人得到高质量的商品，使一般劳动者得到质量次的商品。 就社会是无计划的而言，其目标是以无政府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赚钱以及资本的积累才会导致社会本身——而不是该社会的统治集团——的改善[上传者注1]。众所周知，亚当·斯密设想一只看不见的手带来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是否看到，这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那就是发财致富导致了庞大的军事部门、人为的大量失业，以及在上百万人挨饿的同时销毁所谓过剩食品？[上传者注2]市场社会主义者或福利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市场必须以社会责任来调整。于是，按照推测，社会的目标将会实现。 这里的问题是，亚当·斯密时代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一致在当代条件下是否会重演。说赚钱和个人的贪婪会自动导致对所有的人的好处，这无疑是一种奇谈怪论。显然，它要成为真实的就必须有特殊的条件存在。资本的积累与贪婪不同，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为什么理智的人类应使他们自己从属于增加资本的集聚以反对生产知识或直接有用的物品呢？大量的办公区或协和式飞机并不必然为人类真正的财富增添任何东西。事实上，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它们对我们真正的财富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是消极的。这没有回答斯大林主义的更糟的问题：斯大林主义也许一直是这样糟，但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上，资本的积累是服务于世界工业化的目的的。它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但它达到了目的，在这一阶段上，这一目的是无法以别的方式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财富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通过交换价值而增加的。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真正的财富也许会因同样的过程而减少。 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或赚钱和人的需要之间的直接对立还可做进一步的论证。这种对立真实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的分配必然既不平衡，也与大多数人的需要相对立。它也许投更多的钱去生产伪造的画像而不是生产更多的食物，从而造成食品短缺。如果收入是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将会经常发生。这样，富人可以出大价钱买伪造的画像，而穷人却不能出更多钱去购买他们的食物。 2、赚钱本身就浪费资源。它的机构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这通过金融中介占用的奢华的建筑物就可看出。交换价值的扩张导致了生产那些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 3、扩张资本的目的在当代只能通过发展那些全然无用的商品才能实现，虽然那些商品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实际上从大众利益的观点来看是有害的。军火就是这种类型的商品。毒品则是另一类。 资本主义下的使用价值是由资本本身来重新规定的，但人的需要却是继续存在的。其结果是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不断增长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苏联类型的生产下形成了相同的情况，在那里，产品质量的低下反映了产品的形式上的性质和其实际上的性质之间的矛盾。 4、竞争也许比垄断或官僚主义强一些，但它仍是一种资源的双倍使用。说一个资本家要比另一个资本家多赚钱，在生产高质量的使用价值时就只能是有效率的，这看上去是一种离奇的论证。依靠一种合理的方式对使用价值进行计划似乎是更容易的，这将生产出更便宜和质量更高的产品，因为这里不存在双倍使用资源的问题。 在市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一个地区、一个工厂或一个国家等等可因细微的原因而赚到大钱，例如这些实体与市场关系密切或拥有可观的原料资源这样的事实：在与回报相比较之前，这似乎是合理的。富裕地区资本家将收到高回报，而贫穷地区资本家的回报就低。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是同样的产品，而且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的时间。但结果却是生意和货币流向一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即使所谓的贫穷地区在环境或其他方面更适合生产这种特殊的产品。 以上表明，看来在我们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仿佛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因为它们缺少共同的基础。的确，当问题涉及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时，这时就没有了共同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当代的条件下，市场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外，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和短暂的时期内，就像今天的中国。市场不是一种技术或手段，而是劳动和资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因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方案是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只有两种可行的制度是可能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然，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许会存在很多不可行的制度。因而，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它的控制工人的形式只能产生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社会。最后，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本质论者。换句话说，他必须论证社会主义有它自己的必然的特征，其中计划是最根本的。市场是计划的对立面，它不容许劳动者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它依赖的是自发的和无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那些控制资本的人起最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真正的争论就变成有关资本主义自身本质的争论。 什么是资本主义？如果一个人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偶然的特征的堆积，那关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否可以从资本主义移走并移植到社会主义中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另一个市场商人也许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基本要素构成的，但不知道这些要素可被改变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改善资本主义的合理的方案就是试图限制它的坏的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已成长起来，已经成熟并开始衰落的矛盾的制度，那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问题就要根据价值规律的衰落以及市场本身的衰落来提出。从这种观点来看，市场正在衰落、灭亡，没有任何前途。社会主义是不能与一种垂死的形式相结合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说明有关衰落的全部问题。[7] 过渡时期无论怎样，争论双方在一个问题是可以论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尚未探索的领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定不可避免地具有过去和未来两方面的特征。这难道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吗？在过渡时期，市场会从以前的时期继续存在，尽管大多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将逐渐地消亡。那些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的人与反对它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始于这一点。在本世纪20年代，布哈林与普列奥勃拉任斯基之间的争论，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这些不同观点所基于的理论。[8]在1925年共产主义研究院的一次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波格丹诺夫、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波克罗夫斯基都参加的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社会主义下不能存在市场。[9]然而，他们在市场的作用的问题上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布哈林不认为市场必然与计划相对抗，或与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相对抗。而当时没有参加会议的托洛茨基则把市场视为“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场所”。[10]这也是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所持的观点[11]。这不是一个制度结构史的问题，而是在现实的过渡时期所涉及的潜在的力量的问题。 首先，托洛茨基并不否认市场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他明确同意它可以成功，但他争论说它是与社会主义相对抗的。农民资本的增长会导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孤立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农民资本需要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会与国际资本进行贸易。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必然处于支配的地位。[12]同样的论证稍加修改就可用于城镇。这一点就无须细说了。 市场必然增大资本，而资本是有国际性的。就资本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言，它也将统治将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此外，即使整个世界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的成分也将力图创立其他的市场的成分。它必须找到供应的厂商和消费者，这些人将在竞争的条件下为了赚钱而提供或购买它的商品。市场下的企业在市场中可以破产或失去其地位，而国有企业将继续存在，因为后者由国家提供资金。为此，社会民主国家限制它们的国有成分以允许私人成分去竞争。这两种成分各自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每种成分都是国际性的。因而每种成分都必须尽力建立其自己的网络体系。然而，这种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每种成分都必须将其他成分驱逐出去。 一旦这两种成分在一起运行，其结果是双方的情况都会更糟。国有成分开始腐败，因为它们是以受贿为基础来签定合同的，私人成分则是基于有保障的收入来运行，因而缺乏竞争。公有和私有成分之间相互关系上的腐败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但此前它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以观察到这两种成分共存的长期的影响。然而，从20世纪起，所谓公有成分腐败的“丑闻”已成为流行病。在公有成分的收入受到限制和私有成分的收入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方，公有成分的雇员必然会从他们的私营承包商那里得到“好处”。在美国，出荒唐的高价给私有的军火生产部门去生产类似螺丝钉的东西己成为全国的笑话。从意大利到日本，政治家们为某些承包商与国家签约帮忙而接受钱财的事已被曝光。大量的金钱被用于政治家自己的政党这一事实只不过表明了总体上的政治腐败的程度。普通的和必然要发生的例子是建筑方面的例子，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自己陷入阴谋和偏袒的腐败之网。理论上的关键问题是，在官僚必须做出能给他人带来巨大利润的决定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试图创立集体决定的形式和公有成分的警察当局以控制这种腐败，但近70年的历史表明了这些措施的局限性。措施的实施者本身就被行贿，而委员会通常是由他们的主席，或至少是由他们的少数成员来控制的。也没有办法防止私有成分根据公务员的退休对公司委员会的有利可图的地位给他们以报酬。由于这种含蓄的未来的报酬，私有公司直到那一官员退休前都会受到优待，然后，在他加入到董事会后，它们还能利用他对内部情况的了解和关系继续得到优待。 市场导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增长已经意味着这些形式的腐败在私有成分中也成为流行病。普通的行政官员做出关于合同的决定常常不是涉及几十亿也要涉及几百万美元。对投标人来讲，提供能保证他投标成功的礼物和好处并不困难。这不非得是直接的行贿。他可在一段体面的时间过去后，为一个不幸的官员在他的公司或另一公司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官僚主义的增长在私有成分中如同在公有成分中一样造成了极为相同的条件。 市场社会主义者只能回答说，官僚主义必须通过竞争来限制，腐败必须通过警察当局来限制。这是一个与国王克努特告诉波涛退去的同样顺序的论证。20世纪的历史是一个由公有成分中的腐败丑闻而得到加强的官僚生义不断增长的历史。无论哪里存在官僚和私有企业，前者都将因为金钱的权力，更严格说来，由于资本的权力而服从后者。即使在工厂分解时，拥有它们的公司也在变大。福特、通用汽车、杜邦、ICI、GLAXO和IBM 都是巨型公司的例子，尽管他们个人的工厂可以变得越来越小。竞争既破坏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也破坏了这一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研究的费用、长远生产运行的性质、长期投资的影响，和长时期的酝酿使得小的竞争的企业成为不经济的和浪费的。 大量小企业在市场中相互竞争，没有一个会对市场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除了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的例子以外，这样的市场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自从那些巨大的、历史久远的企业，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德国的奔驰、日本的三菱，以及那些大银行，如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美国的城市银行出现以来，竞争就是一种限于每一产业中的少数公司的形式。IBM 和通用汽车现在正在衰落这一事实只是表明新的市场领袖将再次出现。现在存在更为国际化的公司，这是事实，但这看来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世界经济中当前情况的发展逻辑正使我们走向全球的垄断而不是更多的竞争。例如，少数航空公司和少数汽车公司将支配它们各自的产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那种认为竞争将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想法似乎是太离奇了。 市场商人的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或在过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论证，看上去就像适用于非市场的社会主义一样也适用于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批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那它就给了社会主义概念本身以致命的一击。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单位并最终下放到个人是控制官僚主义的唯一的方式，如果这不可能，那社会主义也不可能。 赞同在过渡时期消灭官僚主义的最著名的论证是以苏维埃或委员会的思想为基础的。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1917年二月到十月之间的沙皇俄国，工农代表的苏维埃成为一种替代的权力来源。从那时起，每一次大众的革命，都产生了同样的工人委员会。如果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存在抽象劳动的社会，在那里工人不再被迫在公共的统治方式下为他人工作，那工人就必须掌管他自己的工作。如果存在工人控制他们企业的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法，那这就是唯一的可能。每五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是不会有成果的。对中央民主机构以及所有管理他人的职务进行更为经常的选举是必要的。只有那时官僚主义才能被消除。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 官僚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和民主什么是官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将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出现在罗马帝国时期或更早的古埃及时期的历史久远的现象，一种只要有政府存在它就存在的现象。没有人怀疑它的古代的起源，但这本身并没有提供答案。为什么政府、大公司，特别是中央政府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定义，如果它被简单地定义为由森严的规定统治的等级制的社会机构，那市场社会主义者可以发现它无处不在。然而，这没有详尽无遗地论述这一现象。官僚主义的关键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权力的存在，这一权力显然不是名义上的控制，它有权在它特定的权限范围内做出决定。它出现在剩余产品无法以其他方式控制的地方和时期。在当代，选举出的政府被假定能控制它自己的官僚机构，但这种官僚机构通常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权力以致政府控制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原因就是，这种官僚主义己经以一种甚至比政府本身更为直接的方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延伸。换句话说，行政机构发布命令的部门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另一方面，并以此而享有某些当选政府之外的独立性。 我要论证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剩余产品的管理人员取代那些应该控制它的人，官僚主义就会出现。这发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例如，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控制剩余产品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些情况下，对剩余产品的管理常常在取得新形式前就失去了它的旧形式。这使得那些从事管理的人成为相对独立的。在当代，我们正在目睹资本主义的衰落以及价值的衰落。其结果是剩余产品不再简单地通过价值来控制。必须采取管理的手段以保证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占用。征税、集中的和国有化的货币形式、国有化的工业和控制劳动和劳动力的惩罚形式，都是在这些条件下必要的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管理形式。同时，在公司内部，会计、计算机分析、劳资关系部门等等，都成了维持对利润的控制的必不可少的管理部门的组成部分。企业还会从它们榨取利润的微观目的转向一些特殊名目下的目标，例如销售量，以安排一种总体上将使股票持有者满意的结果。贯穿这一切的，是资本家的作用正在稳步地下降。在苏联的情况下，行政人员成了统治集团，这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集团处于可取得政权的地位。行政机关在那里成为唯一独立于那些假定控制着剩余产品的人的机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多有发生。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整个生产方式对控制其剩余产品具有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就直接生产者拥有他的土地而言，他可以控制其剩余产品。但这种土地的法律上的所有者，东方的专制暴君，对土地的拥有者征税，以便得到部分、甚至全部剩余产品。反过来，专制暴君必须付钱给负责公共工作的祭司和行政人员，这些人对于生产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税收榨取剩余产品并将其用于公共工作，官僚机构利用它的地位从所有的阶级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即使东方专制暴君对它们的控制也是薄弱的，因为他只有在它们的帮助下才能得到剩余产品。 这一对官僚主义的讨论的结论是复杂的。一方面，其结论是，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控制官僚主义的需要同样是紧迫的。只有通过在全社会起作用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官僚主义才能避免。 过渡时期必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从旧形式向新形式的运动过程。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充分的、直接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价值的取消将使得有关剩余产品的决定要通过自觉的调控形式来做出。如果这些形式不是民主的，那它们必然无疑是官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全部本质就是价值的逐渐消除以利于计划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说他从两个方面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可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直接的民主只适用于像以色列的集体农庄那样的小的组织，而不适用于大的、复杂的国家，当然也不适用于整个世界。对此，我的回答是，我现在谈的不是整个决定的做出，我现在感兴趣的只是我们有责任予以说明的对做决定者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进行。选举可以是经常性的。每四年或五年举行一次选举给当选的政党以相当大的权力，但如果它们只能当选一年，它们就必须实现它们的许诺，否则就会落选。年度的议会是历史上的要求，这种要求首次做出是在150年以前。其次，所有当选的代表可由他们的选举人予以撤销。第三，所有负有责任的职务都可轮流担任。这样，从原则上讲，每一个人都可担任一定的职务。第四，每个人都可受到高等教育，并能从中受益。这最后一点对于对付那种认为普通老百姓不能从事管理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技能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社会主义者必然主张杰出人物统治论，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必定要论证某些官僚的技能，如经济学家的技能，太深奥以至普通老百姓无法掌握。然而，为了理解经济中正在发生的情况，人们并不需要学会经济学家的技能。拥有实际上的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也趋向于更保守和赞同统治集团，而较少的不平等则给了我们这些更主张平等主义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技能是否就那样深奥，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作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市场社会主义者很难为这种精英统治的情况做辩护，但他仍可指出在这种直接民主和高水平教育之前将会继续存在的非常现实的困难。低生活水平的国家将不得不维持定量配给的形式，这将要求某种法律的认可。高生活水平的国家也许有足够的消费品以避免定量配给，但它也许还没有取代循规蹈矩的工作所需的机构。因此，只要匮乏继续存在和工作继续保持其异化的方面，法令和官僚主义的机构就不得不继续存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没有什么东西在这里能站住脚，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机构可以驱使人们去工作，并建立一种不平等的货币定量配给形式。这样的市场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为了使生产力的整体水平提高到可以消灭市场的程度，它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也许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阶段是否不会将新生儿扼杀。 随着俄国革命的最后失败，这一问题已被提出重新争论：有人声称，布尔什维克扼杀了自己的婴儿，是因为没有引入会限制和消灭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的民主形式。列宁和托洛茨墓有意地为包括泰勒制在内的提高生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做辩护。在1920年前，民主的控制形式几乎还不存在，那些残存的东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受到压制。也许列宁和托洛茨基可以不受指责，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一个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只不过是把一个地区置于警察的监督之上，以帮助他们认为即将在德国爆发的更现实的革命。然而，从事后的认识来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他们来讲，以一种民主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一种被官僚机构淹没的形态走下去，是否不会更好。 在这一点上，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市场本身。它是一个管理者的社会集团，这些管理者是作为一种独立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使自己确立的。官僚主义从市场的管理获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它是旧社会的一部分，在新社会没有它的位置。因此，没能消除官僚主义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方案是致命的。 这里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二难推理。为了克服旧社会及它自身出现的官僚主义，新的政权需要采用强有力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又将权力交给了官僚主义者。在一个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路行进的发达国家中，强有力的措施只须是直接夺取政权和自我保卫。民主可被直接采用。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可能。然而，在落后国家，或在被敌对的邻国包围和入侵的发达国家，或处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民主只能受到限制。因而，苏联的失败很可能会重演。换句话说，过渡时期必须是一个官僚主义被击败的时期，准确地讲，这是因为它代表着旧社会而不是新社会。 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冲突我己经论证过，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部分的冲突。市场的部分将通过失业和金钱的刺激来控制工人，而计划的部分将逐步消除那些刺激的形式以有利于创造性的劳动、工作的轮换和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原则上讲，这意味着市场的部分在最初会更有效率，但后来会更无效率。那时的工人将会选择这个或另一个。无论如何，新政权必然会努力消灭失业，公有的部分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一目的。同时，新政权要保证所有工人得到最低工资，失业保险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工厂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控制将是严格的，工资上的差距将通过为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而起作用的税收制度而大大缩小，妇女的地位将通过托儿所、幼儿园、产前和产后的假期、以及保证两性间更大平等的优先提升等广泛的制度而得到保障。其结果是市场的部分必然在国际上成为非竞争性的。它的实际支付水平是高的。同时，工人不能被失业或缺钱而驱使去工作。不可避免的是，市场部分的工人将要求与公有部分的工人同样的权利，即选举他们的经理和决定政策的权利。 此外，一个不成功的过渡时期的政权也许会发现，国有部分的生产水平低，而市场部分的生产水平高，因为国有部分的工人没有激励机制去工作，而市场部分则有金钱的激励机制。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的分歧现在已可能看得很清楚。一个过渡时期的政权只要实行平等主义就可能是成功的，因为它会得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支持——即只要它维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和尽量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不成功的。它会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基于可以被罢免的原则被民主选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关注国家的问题。只有那时，政府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生产。这些措施一开始就意味着以上述条件对有限的市场形式的更多限制。[上传者注3] 反之，如果这一政权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情况就只能变坏。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能是一种扩大市场并因而扩大非选举经理的控制的方法。管理部门除非得到比工人更好的报酬，否则就不去管理，因而，这种方法等于不平等的扩大和民主的减少。这种政策在短时期内提高生产方面也许会成功，但它会失去被迫为更低的报酬而更努力工作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效率和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争论中的要点问题。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社会主义看上去仿佛必然是无效率的，但它保证了充分就业、社会服务、福利待遇、教育和最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市场看上去仿佛是有效率的并在一定时期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市场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联姻看来会提供这两者的最好的东西：实际上，如同许多婚姻一样，这种联姻也是基于一系列错觉。 首先，这里断言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更严格地讲，它是人们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直接生产者管理的社会，在所有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中，存在着精英对剩余产品的控制或部分控制，这表明这种社会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与这种社会制度过去的成功相联系的那些现在看上去仍是积极的方面，是有严重缺陷的。医疗服务是根据包括私有部分在内的社会集团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是低水平的服务。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存在失业只是因为这一社会制度的无效率。此外，可以强调指出，是大众对这一社会制度的压力保证了这些利益的落实和维持。它不是斯大林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特征，而是作为存在手段而维持的某种东西。当然，就业比失业要强。然而，这样一种选择，只是将自身置于斯大林主义和市场之间，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对后者而言，社会劳动的充分就业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它只能在充分就业是通过所有人的创造性的就业而取得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通过无效率而取得的充分就业是一种虚假的充分就业。[13] 因为斯大林主义下没有真正的货币，（因而，从最终意义上讲，也没有价值以及其背后的抽象劳动。）核算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其结果是，所有经济上的决定都是根据非常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因此，有人设想，社会主义将是类似的，因而，同样是无效率的。相比之下，据说市场通过货币和供求规律提供了合理的核算方法，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决定和满足需要的制度。 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能带来效率。除了以上提供的论据以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遇到来自市场本身的问题。在发达的经济中市场必然会带来资本家和工人、雇佣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金钱的刺激会减弱，特别是在工作本身是非创造性的甚至是有害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时候。这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况，而不是仅仅符合假设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情况。结果，工人将尽可能少地做他能侥幸做成的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不生产那种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的批量生产的商品。便宜的商品是质量差的商品。更贵的商品或者有意想不到的缺陷，或者具有内在陈旧性。 即使是用于消费的食品也有因维持利润的需要而导致的严重问题。英国最近因疯牛病导致的食品灾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们认为，它起因于不按规章行事的结果。英国政府允许从事加工的公司降低温度和去掉起阻止毒素进入人的食物链的作用的溶剂。这样，病毒就传给了牛，它们又把这一灾难传染给人。政府还进一步减少了在屠宰场和农场工作的检察员的数量，以减少其开支和不再受农民的打扰。减少成本、增加销售，以及提高利润的需要必然引起消费者的利益与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没有一个政府能成功地解决这种冲突。英国的灾难只不过是到处发生的灾难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使用有害的激素、杀虫剂、化肥和饲料是市场中已工业化了的农业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真的要通过安排大量能干的、善于发现问题的检察员，和坚持要求审批所有的农用添加剂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利润就会减少，农民就不干了。以需要为依据建立标准的和计划的农业将是更有效率的。如果把选择权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前，那他们就可以决定他们更倾向于什么。 虽然这一点或许可以得到承认，但人们可以争论说，市场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适当的信号，这可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有很多理由表明这不是真的。市场只能提供对货币作出反应的信号。因此，那些没有钱的人就不能给出他们需要或需求的信号。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愿意将钱花费在他们要求的东西上。这样，价格就会被向上扭曲。市场总是要为富人生产，因为这是赚钱和获大利的最好方式。整个经济结构被扭曲是为了满足富人的愿望。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使用广告向富人销售更多的产品。它们还要求政府在它们遇到麻烦时维持其生产，因为它们雇用了大量的工人。协和式飞机（Concorde）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是由工党政府维持其制造商去生产的。从它诞生以来，它就专为富人服务。大量资源实际上被浪费在富人身上。[上传者注4] 市场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形式的浪费。在任何效率的层次上都必须有起作用的失业。在失业人口和闲置机器增多时，必定要发生周期性的萧条。竞争使人们的努力和资源的利用不必要地成倍增长。它反对更合理的劳动分工。国家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大的军事机构和周期性的战争。它还浪费并毁灭了那些被雇佣的人的才能。 为伪市场的论证经济学家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内尔论证说，一系列非货币的价格或成本可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过渡形态的社会中取得和运用。他们还论证说，同等地位的人的压力，而不是竞争，可被用来在人民中生产出最好的东西。他们把竞争看做是破坏性的，把团结看做是应当鼓励的绝对的好事。[14]然而，由于成本的取得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人指责他们重新采用市场是不足为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他们将他们所说的成本基于市场类型的技术而言，这也正是他们所做的。显然，他们的假定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是极为不同的。 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团结予以特殊价值。当然，它是反对竞争的，但不是从团结或集体的角度反对竞争。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劳动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善，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竞争必然会因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而逐步消亡。马克思主义还从这样一个命题出发，即相对的丰富是可能的，因此，成本核算可以逐渐抛弃。当机器生产机器和技术可以保证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丰富时，成本就会降至为零。在这些情况下，竞争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了。那种认为人类必然会浪费资源所以必须有同侪的压力[上传者注5]的论证听起来就像奥威尔的小说。它凭幻想画出这样一幅图画，即被原子化的工人被同等地位的人暗中监视，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担心冒犯其他人，以防这样做会对他们本身产生有害的影响。阿伯特和哈内尔是从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观点出发的，这也许会令人钦佩，也许不会。问题在于社会的大多数人也许与他们不一致。人们也许更喜欢不具人格的货币的权力和市场。对充分而有效的合作的论证必须有比道德说教更为有力的理由。 竞争能作为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吗？合作的理由在于，合作和计划对实现每个人的目标来讲都是必要的。那竞争对特定个人关注的目标就似乎是不合理的、浪费的和灾难性的，但这不是因为阿伯特和哈内尔所表明的理由。根据这一观点，竞争看起来已如此过时，以致使用它就相当于使用庄园制度或奴隶劳动。它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和无效率的。 在斯大林主义出现以前，竞争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在功能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不同的资本家靠它来保证他们得到一部分他们产业生产的利润。经济学家把这说成是保持降低价格因而也降低成本的手段。然而，竞争转为不同形式的垄断的逻辑发展，不能为国家所接受的。其原因就在于小资本家的破产对资本主义本身构成了威胁。一战以后，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资本家阶级所选择的策略是增大竞争的资本主义的部分或为其服务。如果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如同二战前一样慢，竞争的部分无论如何都灭亡了。为资本向垄断的发展趋势所推动，战后时期在德国、日本和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集中。为了制止这一趋势，增进竞争的产业成了一种自觉的目标，这包括对小农场主及中小实业家的保留。 换句话说，今天的竞争是人为地维持的，超过一定的时期它必定会灭亡。由此可以认为，如果当代的竞争是人为地维持的，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竞争。在保留下来的农业和零售的部门里，曾广泛存在的竞争现在已被限制在像街头小店或专卖店的特殊范围。虽然那些赞同弱肉强食道德的人的伦理学当然肯定会受到质疑，但这是第二等的问题。当代经济学以全然学究式的方式专注于垄断和竞争的本质。它已经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它己经将图形和方程式引入了那种已变得如此精细以致失去了其主旨的分析。它提出了荒谬的“完美竞争”的概念，这是一种从未存在过而且永远不能存在的东西。然后，它将这种理想的竞争与现实做比较，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缺少这种东西。当代经济学没有分析这种现实以发现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实际上，它不能这样做。一方面是“佣金”和腐败交易的现实世界，另一方在是与利润动机相结合的官僚主义的作用，它们应包含着还未准备好做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作为一种变了形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证的力量通常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同斯大林主义相比，它是一种更自由、公平和成功的社会主义形式。几乎没有人看到斯大林主义的隐蔽的性质，并思考它的起因是否不在于一种失败的市场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是随着先前对农民和耐普曼做出让步的斯大林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政策而产生的。斯大林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有效地接管了与他的政策相宜的市场的方面。精英统治、用卢布支付、大的收入差别、等级制、竞争或所谓的竞赛，所有这些都是来自市场。在斯大林时期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但这不全是由于他。他更愿意使工人为了工作和报酬的高低而竞争。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是工人阶级抵制的结果。在斯大林主义下，市场的形式仍然是与计划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那里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非市场的市场形式。 在一个国家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斯大林主义的本质。这种思想始终是乌托邦的。然而荒谬的是，指责那些拒绝迎合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空想家的正是斯大林主义者。社会主义只能是世界性的制度，它不能靠一步步地生长而成为现实，正如一个婴儿的出生不能是今天一条腿，明天一条胳膊一样。新社会的诞生是困难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必须接受的、其他的低级形式。 衰落的资本主义和转向市场的不可能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能回到市场吗？[15]衰落中的资本主义能在已失去商品拜物教的国家恢复吗？我在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缺少成熟的资本主义形式时已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竞争受到限制，政府在管理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需要为基础的部分很大并且规模还在增长，预备的劳动大军或者很少或者已不存在，货币已国有化而且为政府所控制，甚至存在的只是名义上独立的银行。因而，问题需要从斯大林主义向衰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方面重新提出。与后者相应的模式只能是当代美国，因为它是其余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那里军事部门绝对是经济得以维持的中心。经济的关键部门，如电脑业和汽车业，是由少数公司经营的。竞争是受到限制的。绝大多数股票由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掌握，最大的公司和银行是由官僚经营的。从存在于前苏联的经济向这样的经济的转变要包括维持军事部门和现存的其他大企业。唯一真正的不同来自数百万工人，他们作为多余的人要被解雇。这种极高的失业率和实在的劳动后备军将使俄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由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7％左右。实际上，美国只能通过以主要城市的被控制和警戒的地区将劳动人员分割成种族集团，才能维持它的失业率。这种条件在前苏联并不存在。因此，在那里引入这样的失业率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此外，这种行动将要冒摧毁精英集团自身的大部分部门和可能破坏俄国独立的危险。 准确地讲，向市场的转变必然是对俄国工人阶级的伤害，因为市场的理想在当代世界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说，直到市场在社会主义下消亡以前，它必须予以保留。但这样的市场只有在它的对立面也存在的情况下才有运行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工人必须建立起对社会和精英集团的控制，消除一切形式的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如一个受到限制的市场是在逐渐消亡，那它就可以起作用。对真正资本主义的抉择必然导致与工人阶级的对抗。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宣称需要市场，但不首先讨论消除精英集团和各种形式的特权以及制定一种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比熟练工人更多收入的规定的纲领，都既是一种乌托邦的资本主义，也是反社会主义的。 结论计划和价值是不相容的。就它们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样做了而言，这种混合持续了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两种制度有着不同的混合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它们共同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它们都没有任何前途。市场是乌托邦的，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例如Diane Elson的“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的社会主义化”一文，《新左派评论》第172期，1988，第3－44页。Diane Elson还试图发展一种运用价格的社会主义模型。显然，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受到控制市场和雇佣劳动一起运行的社会。 [2] J.P．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一般观念》，1989。尤其要看一看Robert Graham为这本书写的导言；在xxxiii页，他写道，“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蒲鲁东所辩护的思想，它的出现既是适时的，也是引起争论的。”就在这本书中，他为市场的辩护显然达到了支持一种纯粹的竞争形式的程度。他说：“压制竞争就是压翻自由本身。”第50页。 [3]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络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288页．“……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 [4] “政治经济学问题争论”，（共产主义研究院通报），第11期，莫斯科，1925。 [5] 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llen Unwin，伦敦，1983。诺夫曾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他在20世纪20年代随他的孟什维克的父母未到西方，那时他才8岁。他虽然是在西方长大的．但同东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密切。 [6] 这篇论文的一个早些时候的姊妹篇被译成俄文，并在印刷时附上了M. Voyeikov的答复，它是为1995年12月在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围绕这篇论文和M. Voyeikov的答复召开的研讨会准备的材料。 [上传者注1] The making of money and so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can only lead to a betterment of society itself, as opposed to the ruling group in that society,under very specific conditions. 原译：“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赚钱以及资本的积累作为对这一社会统治集团的反抗，只能导致社会本身的改善。” [上传者注2] 原译：亚当·斯密看到了这只同样看不见的手是在赚钱导致了庞大的军事部门、人为的大量失业，以及在上百万人挨饿的同时销毁所谓过剩食品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吗？ [7] 参见我的关于衰落的文章，载于《批判》杂志，第26期。 [8] 参见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 [9] 参见《共产主义研究院通报》，第2卷．1925．第357页以后。 [10] Dvenadtsatyi S’ ezd PKP/b，Stenografischeskü Otchet, Izd. Politicheskaya Literatura,莫斯科，1968，第313页。托洛茨基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关于剪刀差的危机时，是这样描述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对我们与私人资本之间斗争的场所的法律秩序的认可。”在此之前他宣称，市场对于所有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又透彻地表明，市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和体例”的运用，一旦新的社会主义的计划、集中和会计的方法得以应用，市场就会很快被淘汰、（第310页）对托洛茨基当时及后来的观点的说明，参见蒂克庭和考克斯的《列·托洛茨基的思想》，Humanities Press，1995。 [11] 参见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杜，1995。 [12] 托洛茨基，“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托洛茨基论证说，俄国的亚洲国家的特征对确立商业资本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经济政策下，存在着商业资本将提供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基础的现时的危险。 [上传者注3] These measures would initially mean the extension of limited forms of the market qualified by the conditions enunciated above. 原译：这些措施最初意味着为上述条件所限定的受到限制的市场形式的扩大。 [13] 托洛茨基，“在12 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将面临那种解雇男工和女工的需要……毋庸置疑，隐蔽的失业代表着至少是现实的最糟糕的和成本最大的社会保障形式。”（我的译文） [上传者注4] The Concorde is such an example. It was maintained in production by a Labour government to keep the manufacturer going. Since its completion, it has served the rich exclusively. Important resources were effectively wasted on the rich. 原译：康科德（Concorde）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是由工党政府维持其生产的，为的是使其制造商存在和发展。由于它的完善，它专为富人服务。用在富人身上重要的资源实际上被浪费了。 [14] 迈克尔·阿伯特和罗宾·哈尼尔，《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分享经济》，第66-74页。 [上传者注5] ...mankind will necessarily waste resources so that peer pressure will be needed...原译：人类将必然要浪费资源以致同等地位的人的权力是需要的。 [15] 有关苏联的市场以及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转变的更为详细讨论，参看蒂克庭的《苏联危机的起源：分裂的政治经济》；”通往国际混乱之路”，载于《批判》杂志，第23期，1991年6月，第9-32页；以及“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批判》杂志，第25期，1993年5月，第119-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