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七、辗战太行山区 太行革命根据地，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同地方党组织，并团结当地社会进步势力共同建立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个行政区。 太行革命根据地位于正太路（现为石太路）以南，平汉路（现为京广路）以西，白晋路（抗战时期日本人从祁县白圭修到晋城的铁路）以东，黄河以北。它地跨山西、河北、河南3省交界处，沟壑纵横，进可攻，退可守，对坚持敌后抗战十分有利。 太行行政区，也称晋冀豫区或晋东南。全区有70余县，东西约有300公里，南北长约340公里，幅员约1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它是“华北游击战的心脏与战略中枢”。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8月正式成立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简称晋冀豫区党委），直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 1939年7、8月间，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结果以白晋路为界，晋冀豫区被分成太行、太岳两个区。而太行又以邯长路为界，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个区域。为适应新的形势，1939年7月，成立了太南、太北两个军政委员会，分别加强对太行山南、北地区工作的领导。 我是1939年9月到达晋东南的。 晋东南山很多，有王屋山、太行山等，但山中间也有平原。这里煤矿、铁矿、硫磺矿等矿藏比较丰富，山货也很多，如大核桃、枣、柿子、花椒，大部出口到南洋一带。这里产业工人有80多万，在平汉铁路以西有峰峰、六河沟煤矿；道清铁路有焦作煤矿；晋南也有煤、硫磺矿等；正太铁路有阳泉、井陉等煤矿，但大矿和机器窑均被敌人所占领。 日军进来后，国民党军队不打就垮了，撤退的部队和往前开的部队各管各的，同蒲铁路上，这列火车粮食是往前方运的，那列车的粮食却是向后方撤的。伤兵没有人管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甚至把枪支也扔了，我们拾到遗留下来的枪支，就有3万多。日本军队打过来时，旧的政权便迅速垮了，但工人们在敌人还未来之前，却自动组织起来，如六河沟和彭城一带工人就自发组织起武装，打游击，找共产党、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的地方，我党即派人去领导，展开游击战。当时曾出现过一个工人领袖纪德贵，工人称他“纪司令”。另有位工人曹喜民，组织工人抬着机器打游击，辗转上山，军工部所属第四所的机器设备就是曹喜民等工人抬上山的。 在西边，由于日军占领太原，同蒲铁路职工在党和工会领导下，组织同蒲铁路工人大队，在八路军领导下开展游击战。另一部分在党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人运动。1939年2月7日，在山西沁县屹搭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晋东南总工会，选出杨珏、赵国强、李新民、杜生旺、贾志厚、徐彬、王贵玺等为委员。总工会领导各县工人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并成立了新的政权。所以，我们去后，敌人虽还在不断的骚扰，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组织却在逐步地壮大起来。 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八路军有3个师，即120师、129师、115师向山西挺进。这时，阎锡山已向南逃窜，这一带暂时成了空白地区，八路军总部便设在晋东南太行区（八路军总部与北方局实际上是一个机关）。129师领导机关和太行区党委在一起，设在辽县。 晋东南地区一下子发展很快，人口也增加得很多。靠西过黄河有一条与中央的交通线，往东是与冀南、山东、苏北新四军的联系线，这里成了一个交通枢纽。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要到中央去都要从这里过。 我到达晋东南时，区党委书记是李雪峰，总工会主任杨珏，在西边（太岳区），工会另外几个干部李新民、徐彬等在晋南，总工会机关随区党委去晋东南，机关只有常委赵国强和刘永生（女）。不久赵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只有刘永生在机关留守。当时我住在区党委机关，在辽县西黄须村，而晋东南总工会机关却在东黄须村，中间有条清漳河隔开。我找到刘永生后，她详细地向我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区党委还有一位民运部长彭涛（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化工部长），他统管工、农、青、妇、文等群众组织。我们经常在一起，遇事一起商量，相处得很好。 我来后不久，就遇到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又称反共政变）。阎经过长期准备，于12月初调动6个军的兵力，在晋南向新军决死二纵队发起突然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在晋西地区的抗日队伍，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事变后，总工会领导人之一徐彬回来向区党委和各界救国会汇报情况，激起了各界对阎锡山的愤恨，大家一致愤怒声讨阎锡山的罪行，并表示要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徐彬这次留总工会工作，又从晋南调李新民来，工会工作得到了加强。我们在一起商量如何使总工会进一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发挥起战时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最后决定，先通知各个地区和县以上领导干部来总工会，一边汇报工作，一边研究办培训班的问题。 1940年1月15日，在辽县下绞漳村召开了全区农村工会工作会议。到会的县以上干部53人，大家热情很高。当时，我说：“我们是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物产丰富，但农村仍处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同时由于对敌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广大农村手工业工人正受到摧残和失业的痛苦，因此，解决他们的痛苦是当务之急。” 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开了。首先分析了山西农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各业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自由，常被人看不起，认为是“下流人”，连穿长袍的资格也没有，有些人迷信很深，认为是“命中注定”。干部们对农村工人感情很深，越谈越有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雇工。当时有长工、季工、月工，还有“半工'（一个工人为两家做工）。他们除整天在地里干农活外，还要为地主家做杂工，如担水、劈柴、驮煤、送媳妇回娘家等。时间无限制，晚上还要住在牲口棚里喂牲口。而所得工资则非常低微，不够养家。不少雇工采取“地主哄我肚皮，我操地主地皮”的办法，同地主斗争。我们部队到达时，许多雇工参加了八路军。当我们政权建立后，我们就宣传一个工人除养活自己外，还可以养活一个至一个半以上的人（实际当时养活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同时教育工人要与雇主订合同，争取改善生活，改变劳动态度，增加生产，支援抗战等。 工会干部反映，在武乡，地主有“四大家，八小家，三十二个疙义家”。“四大家”是指每家有土地三四百顷；“八小家”是指每家有百余顷；“疙义家”是指每家有几顷地。佃户娶老婆，地主享有“初夜权”。这些封建特权经土改后虽作了处理，但由于地主暗中对他们说八路军以后是要走的，所以地主无形的特权仍然存在，如有些农民在白天分到粮食，晚上却又偷偷地送还给地主了。 晋冀豫区广大妇女，大多数包小脚，包得愈小愈时髦。最时髦的是所谓“辣椒脚”。所以妇联提出“解放”妇女的口号很难实行。可是当日本鬼子大“扫荡”时，在反“扫荡”斗争中，为了跑路，广大妇女却自动放脚了，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二、羊工。这里有羊头，二把手和牧童。羊头是剥削者，二把手和牧童是被剥削者。二把手和牧童常年四季从早到晚，带着干粮上山牧羊，不管风吹日晒。山上有狼，不仅吃羊，人也经常被狼咬伤。狼怕狗，所以每次放羊都带狗。羊工的待遇是根据产羊毛的多少和羊毛的价格来确定的。抗战时的市场滞销，因而价格下降。后来政府和后勤部门提倡纺织，及开展对外贸易，毛价有所提高，羊工的生活才有了改善。羊工在抗战时期，积极参加放哨、监视敌人动向、通风报信、协助作战、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特别在反“扫荡”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手工艺、石、铁、泥水等行业工人。这些工人因战争中敌人的烧杀，大量减少。晋南地区农民原来的特点是，“宁肯糠菜半年粮，有钱就要造瓦房”，尤其是地主家的房屋，设计讲究，粉刷和油漆都很精细。村村还有很大的庙宇，都是些能工巧匠造的。但在日军“三光”政策下，大多被烧成灰烬。这样，工人有的参军，有的改行做运输，但多数还是到军工厂来当工人。 四、煤矿工人。大煤矿是机器窑，为敌人所占，中国的资源被掠夺，工人们在敌人的刺刀下被迫劳动，工人们以“磨洋工”反抗。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绝大多数是手工小煤窑，工人们有的常年在矿井下劳动，也有不少矿工在农忙的时候就下田干活。我曾跟煤矿工会干部一起下井，观看他们的劳动场所。到那里，人要先蹲在箩筐里，然后用绳子放到约二三十米深的井底，再向坑道里走。在挖煤的地方，工人们拿着洋镐，一边把煤装进筐里往后运，一边将坑木顶住新开挖的顶棚。这里瓦斯浓度不大，并有自然通风，工人们都用明火油灯。下面坑道很复杂，如果没有矿工引路，下去肯定就回不来了。我在井下虽然只呆了几个小时，上来后，已经变成“煤黑子”了。下面的煤全部是靠工人背到竖井底，然后装进箩筐，再用绳子把箩筐摇到地面上。矿工们的待遇是以产量来计算的。 游击区的煤矿，由于遭到敌人的反复“扫荡”，后来基本停产了。工人们无工可做，生活无来源。1943年，情况有所好转，工会便挨家挨户动员集资入股，连敌占区的资本家也悄悄地来投资入股。工会劝失业的工人上班，成立了煤矿运输队，生活有了着落，敌占区百姓也有煤烧了，这样也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 这次会议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对农村工人阶级的分析和提高工会工作的作用，如何为发展农村经济建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增强信心和决心。 最后，还明确了工会当前的任务：1、坚持敌后抗战，反对国民党阎锡山“十二月反共政变”；2、动员工人加紧生产，为军需民用贡献力量；3、加紧教育，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4、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改善和提高工人生活；5、尽快训练工会干部，努力开展工会工作。会后，我们就开始积极调配干部，办轮训班。总工会也开始建立正常的领导机构，促进工作的开展。 会上也提到了店员问题。由于敌人反复“扫荡”，经商者失散严重，商业一度很萧条。直到1943年，敌人虽还在不断“扫荡”，但基本上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政府号召发展商业，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使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冀西任村一时成为向各根据地输送商品的转运中心。 这次会议，对提高基层工会工作的作用，为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增强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作出了贡献。会后，除少数干部外，大多数都按“精兵简政”的精神，尽量到原岗位上班，日常工作由党委直接领导并与总工会建立经常的联系。不久杨珏从路西（太岳）回来了，更加强了领导。1940年5月1日，总工会公布《农村工人生活纲领草案》，动员工人们讨论。具体内容是：保证农村工人们的休息时间，女工、青工同工同酬，禁止侮辱工人，雇工不得被随意开除。同时还公布了工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不幸的是，在会议期间，李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我们为他开了追悼会。不久，区党委又派了苏群来接替他的工作。 由于八路军总部在敌后发展军事工业，军工科扩大并分为军工部和后勤部，同时冀南银行、新华日报、晋冀豫边区政府也建立了各种工厂。有人听说我是从延安党中央派来搞工会工作的，军工部就提出要我去帮助建立工会。建立之前，首先要培养干部，我得到总部的电示，先到军工部，在黎城上赤峪见到了军工部长刘鹏，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商量决定，每个工厂先调两位工人，再从政治部抽调3位同志，既参加训练班学习，又可兼顾行政管理工作。地点设在军工部附近的下赤峪村。 第二天，我到区党委向李雪峰书记汇报情况。大约不到一星期，电话通知我速去。军工部派王少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学习班开课后，刘鹏每天上午都参加，常和大家一起讨论。期间，我也为学员们讲了几次课。开始主要是讲“什么是工人”。 我说：“社会上有各种行业的工人，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出卖劳动力。‘工’字下面加上‘人’就能腾‘天’。‘工’字上面一划是代表‘天’，下面一划是代表‘地’，中间一竖代表‘人’，工人顶天立地力量大。旧社会工人吃不开，说‘工’字出头就变‘土’，‘土’是埋葬的意思。所以工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是地主、资产阶级愚弄工人，要工人永远作奴隶。工人阶级要自觉起来，从‘自在阶级’到‘自觉阶级’，再进一步转为‘自为阶级’。所以我们就需要共产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她领导军队、工会，领导革命，建设政权。工会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变成‘工团主义’，走‘经济主义’道路。只看到工人而看不到社会，看不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就会失去政治方向，走到死胡同里，那样工会组织就成为多余的了。工会是群众的组织，群众中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但对于会员来说，只要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都可以参加工会的活动，受到工会的教育，在工会内提高认识，增强阶级的自觉性。列宁说过‘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 我讲了中国近代史，讲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参加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如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讲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二七纪念日，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再谈到双十二事变，上海一•二八、卢沟桥七七、上海八•一三抗战事件等。以后又讲到苏联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等等。这些内容后来由北方局印成小册子出版，对当时在敌后抗战的工人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结合实际，也讲了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八路军办的兵工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在这些工厂劳动的工人的义务等。说明办这些工厂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战，而革命战争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剥削关系。并讲了工会的任务是为了团结工人，教育工人，改善职工的生活，促进工人的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以利更好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支援前线，争取早日取得抗战的胜利。 最后，我讲了4个问题：1、工厂性质与职工任务；2、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3、用集体力量建设新的工厂；4、在新工厂中要过新的生活。讲稿有一部分经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解放后任四川省委书记），统战部长张友清（1942年反“扫荡”中牺牲）阅后，由北方局印成小册子，题目为：《论革命工厂中的职工问题》，并发到各工厂。 训练班上还研究了《战时劳动保护暂时条例草案》。我们在讨论时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工作时间应定为8小时到10小时，但129师政治部蔡主任坚决主张只写8小时。他提出，8小时工作制是全世界劳动大会定的，尽管现在我们实际工作是9小时或更多，但公布条例不能写10小时。经过争论，八路军总政治部同意了蔡的意见，定为8小时工作制。1940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公布了这个草案。以后，晋冀豫边区政府成立，公布《战时劳动保护条例》时，仍按我们总工会的意见，写成“8小时至10小时”。 军工部总工会主任李鑫德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1940年1月12日，太行区党委的工委书记毛齐华同志来到军工部，开办训练班，筹备军工部工会。现在看来，齐华同志提出的军工部工会的方针、任务是非常现实、十分明确的。” 军工部长刘鼎是我在莫斯科时的同学，他从延安调到总部后，到军工部任职，在技术上有很多创造，对工厂、职工民主生活管理等也有改进。但他个人的思想、心情并不很愉快，主要是因为在延安时，康生整过他，所以，当见到我后，两人有时还能说说心里话。 前述工会工作会议，根据各地基层工会干部汇报的情况，后来整理出了一份约5000多字的报告。用中共晋东南工委的名义送给区党委并报中共中央。 中央十分重视晋东南工委的工作报告，1942年4月，两次作了重要指示，但由于1942年5月的晋东南特大反“扫荡”斗争，工委未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大约在1943年整风运动时，我们才在报纸上看到中央的这一文件。工会干部们非常重视中央的这一指示，认为中央对晋东南职工运动的这一方针性与政策性的指示，充分肯定了晋东南职工运动的成绩，肯定了我们工会工作的进步，同时也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批示，应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决定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工会工作向更深方向发展。 但中央的精神中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如想让所有工厂企业均归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但实际上像军工厂、个别印钞厂等企业有很强的保密性，不可能由地方管理。这就明显与中央的方针有不相同的地方。 军工部工会训练班结束后，我便回到了区党委机关。不久接到来电，要我去处理一件事。 原来，晋南第四军分区的两个工会干部被扣留了，起因是由于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工人均需实行早晚点名、跑步等制度。工人们不满意，提了很多意见，甚至要求开展斗争，并请四分区工会干部支持他们，工会准备派两个工会干部与军方交涉。军队政治部一个指导员派人“侦察”得知这个情况后，即把那两个工会干部绩敏和袁凤鸣给抓了起来。 晋南地方党组织很快将此事报告了区党委和129师政治部。正巧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我在莫斯科“中大”的同学，也是工人出身。他听到后，立即打电话给四分区，要他们先放人，并打电话告诉我，希望我去帮助解决。等我到那里时，四分区已将人放出，工人们纷纷来找我告状。我先是向工人们做解释，接着就去找军分区政委。 那天晚上，我和两个工会干部以及那位政委一起谈了很久。政委开始仍站在军队的立场上，表示只是因为要服从上级的命令才同意放的人。我对他说，工会工作不同于军队工作，军队是一切服从命令，工人要说服教育。但他一再强调说，这里的工人要同军队领导作斗争，这怎么行呢？ 我说：“我们的斗争有两种，一种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一种是同自己人的斗争。我们工作中某些同志思想有问题，不是也要做工作，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讲得严重点，不是也要作斗争吗。但这同敌我斗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工会干部是诚心诚意帮助工人起来搞好生产，工厂的工人不是军队的战士，早晚点名、跑步，不适应于工厂。另外我们的军队和旧军队也不一样，我们的八路军内部也不能随便把战士关禁闭。” 我讲了很多话，政委听到后来也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开始勉强接受。对我们也客气起来。以后，这位政委每次到师部办事，见到我总要打个招呼，后来，我们竟成了好战友。 军工部总工会每次召开大会，都邀请我去。记得有一次，我同部长、政委等一起，听取工会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会上工会于部和部长、政委一起就当时实行的在供给制外，可通过计件制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等问题进行讨论。当时工人的待遇是与我们机关干部一样实行供给制。另外，也鼓励工厂搞计件制，以供给吃饭为基本工资，另外多劳多得，也即供给制加计件制。这样，就要同工人研究生产的标准，根据一天生产多少来定合同。那次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认真，会后欢呼而散。 当时工厂的某些制度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工厂经费是要造预算的，不能超支。厂长只能批准一定数额的钱，如要修房子，便需要做计划要由工厂向部里报，再送到后勤总部批。这样，往往等钱批下来，很多事情已被耽误了，审批制度过于死板。另外，工厂是根据部队的标准发放劳保用品的，如衣服、帽子、鞋、袜子、肥皂、毛巾、牙刷等，都是定期由后勤部门采购供给。但工人们的鞋、袜、毛巾等用品一下子用不完，都希望发一些零用钱给他们，可以自己买些需要的东西。加上由于战争因素，后勤、采购、运输等中间环节经常丢失物品，东西不能按时发。后来，军工部部长也同意工人们的建议，但上级最终没有批准。 当时工人的成份很复杂。我有时也抽空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人们边工作，边和我谈过去的劳动经历。他们告诉我说，过去地方上有地主武装，称“民团”，还有各种会道门的武装。他们的枪支大部分是从工人的手中搞出去的。那时根本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加工，只要有人来订枪支，5支10支的，他们连日、连夜的干，累了抽两口鸦片，一天就能交货。这些步枪一般是卖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步枪里的“来福线”过去都是靠工人们手工拉成的，后来我们逐步使兵工厂机械化，“来福线”也改用专用机床拉了。 我们当时工厂的大部分机器都是从敌占区搞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在敌人进攻时，工人们从矿上抢运出来的，这些机器武装了我们的兵工厂。后来兵工厂发展很快，一个工厂往往有好几台或几十台机床。兵工厂已从制造步枪到造掷弹筒、迫击炮。当时的材料一是从民间收集，另外就是向敌人“要”。当我们部队偷袭敌人运输线时，占据了一段铁路后，就把铁轨拆下来，用枕木将它烧红，然后将其弄成一段一段运往根据地。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造子弹、地雷、炸弹、手榴弹发展到制造各种武器。 当时在《新华日报》的新华印刷厂、129师印刷厂、政府办的制药厂、冀南银行，还有手工纺织厂等都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工会组织，并建立了民兵自卫队以保卫工厂。 1940年5月1日，我们在黎城上赤峪村（军工部所在地）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军工总工会，也称“赤峪总工会”。 这年夏天，机关迁到涉县茅岭地村，各群众团体集合在一个村，建立联合机关，简称“各救”，包括工、农、青、妇、文协，后又增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武委会”（民兵指挥机关）。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各自独立活动，仅在伙食问题上各派代表统一管理。当战争一来，各自分散，深入基层，领导群众反“扫荡”。结束后，又各自回机关，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 生活是艰苦的，吃不上菜不用说，能吃上小米就不错了。据二分区回来的同志讲，仅昔阳两个区就饿死70多人。以后随区党委南迁，“各救”也迁到南五村，这里有一块方圆几里路的小平原，春天桃红柳绿，真可以赛江南了，“各救”就住在桃村。 1941年9月，利用战争空隙，我们又召开了晋东南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大会地址选在了冀西涉县的钟村，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沿途都是茂盛的谷子，高杆玉米，青山核桃，金黄色的柿子。 总工会为开好这次大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跨过清漳河的一个路口，就有一块会场的指示牌，绕道上山大约要走三四里才到会场——一座大庙。这座庙宇建在半山腰，庙的进口是一条夹在高高的围墙间的巷道。我们组织了许多群众早早等候在那里迎接代表的到来。会场设在院子里，并用草席搭盖了顶棚。院墙四周都是当地党政军民各界送来的锦旗和贺词。原来的佛龛已被五颜六色的五福布遮盖起来，使人感觉这不是一座庙宇，而是一幢雄伟的礼堂。会上，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以及边区党委、政府的领导分别讲了话。 这次大会总的精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保卫边区，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 二、积极动员，加紧生产，保障军需民用，开展新劳动竞赛运动； 三、加强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为抗战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增加生产，改善职工生活。 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出版了专刊。 就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区党委来电话要我去看一个电报。我来到区党委，组织部长徐子荣递给我一份中央组织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我的证明。 在一年之前，我曾写过一封3000字的信给毛主席、张闻天、陈云。信中详细地叙述了我从参加革命后直到来延安的整个经过情况，但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 这封电报的内容大致有三点： 一、对毛齐华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那段历史，中央进行了审查，那时上海地下党虽遭受严重的破坏，但没有发现和牵扯到毛齐华有什么问题的事实根据； 二、上海特科虽然里面有个别坏人，但大多数是好同志； 三、毛齐华到陕北在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积极工作，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是有成绩的，因此撤消对毛齐华过去的怀疑。 看完电报，徐子荣在一边说道：“我们过去也不了解为什么不让你参加一些会议，现在都搞清楚了。”我说，“中央对我的审查是应该的，现在搞清楚了，我应该更加大胆、认真地开展工作。” 又过了三四个月，一次，我打电话给邓小平，要求同他谈谈思想，邓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一个星期天，在政治部，邓小平、刘伯承都在座，我同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说：“中央来了电报，对我过去做地下工作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中央是信任我的。由于康生来后对我怀疑，因此许多工作不让干，许多会议不让参加，现在中央的电报撤消了对我的怀疑，我想我原来是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常委，现在是否应该恢复过去的开会待遇。” 邓小平听后对我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研究一下。” 又过了十几天，组织上通知我，让我担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和敌战区工作部部长。这样，一下子区党委机关的事情全都由我管起来了。 我们太行区党委，实际是一个机关好几个牌子，如129师司令部、太行军区司令部都在一起。我这个秘书长要管召开会议，来往文件，机关后勤等。后来，中央召开七大，彭德怀、刘伯承去延安开会，邓小平调到北方局。我们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合在一起了。工会工作还在兼职，但我的工作重点是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除了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外，还要负责去几个地委（兼军分区）传达上级指示，讨论贯彻执行。 为了教育职工，提高思想认识，我们工会当时出版了3本小册子。一本是杨珏写的，主要讲晋东南工人运动发展与今后的任务。另外两本是我写的，一本是《苏联工人生活》，那是因为我去过苏联，当时还能看到一份苏联出版的通讯，书中主要写一些苏联工人的情况，因为当时处在战争环境中，工人们的生活很困难，我在书中宣传苏联工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工人进行有关前途的思想教育，鼓励工人们的斗争信心。还有一本就是《论革命工厂中的职工问题》。书中主要是写当前工人的地位、作用等问题。这本书出来后，还曾有过一段风波。 我在书中写道：根据地的工厂是共产党、八路军创办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工厂，是没有剥削的，所以我们要爱护工厂，发展生产等，这也是我在训练班里讲的内容。但没想到，这个问题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当时党校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研究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三三制，经济也是三三制，这就是说，工厂是存在剥削的，因此，不能说我们的工厂就没有剥削了。当时在一个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到说，我们的工厂存在着剥削，没有剥削是错误的。工商管理局召开会议，召集各厂厂长会议也提出工厂是有剥削的。这样传达到工人那里，工人就提出来了，工厂有剥削，谁剥削谁？老板是谁？有的工厂厂长说，“老板就是我，那就是我剥削你们了。”厂长自己的思想也不通。而工人们则说，你剥削我们，我们不要剥削。结果敌人来“扫荡”时，工人们都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去了。厂长说，工厂没人管了，一时竟引起了混乱。兵工厂还好，但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说，既然政府办的工厂有三三制，我们八路军办的兵工厂也是政府办的，也不能例外，因此，也同样存在着剥削。兵工厂一闹起来，影响就大了，厂长很为难。 1942年，正好刘少奇经过这里，住在北方局。我马上连夜赶到他的住地，向他汇报了情况。我说：“现在工人中间发生了问题，一是工厂军管，军代表扣留工会干部，工厂军事化；二是关于我们的工厂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引起争论，现在人们的思想混乱，已影响到生产。” 少奇说：“你暂时不要走，明天后勤部杨部长请吃饭，我们再找几位同志，找党校校长杨献珍也来谈谈。” 第二天，我去时，少奇已在与杨校长谈话。少奇批评了杨，指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杨当时还提出新民主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此时少奇有点不耐烦了，说：“什么因素不因素，资本主义产生就有了工人阶级，工人起来要求增加待遇，闹革命，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鸡里有蛋的因素，蛋里有鸡的因素，你看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能扯清楚么？你们吃了饭无事干，弄得思想混乱，影响到工作，影响到生产，以后不准你们再扯下去了。这是毫无意义的争论。” 后来，彭老总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时，少奇对彭总说，把发出去的文件收回来就是了。 第二天，少奇又召集总后勤部长、军工部长、政治部主任、军工部总工会主任等人谈话，他说：“要把你们在工厂设政治部的那一套撤消，指导员可以参加工会当工会秘书，军事管理的一套，不能带到工厂去，工厂要民主管理，有问题要同工人商量解决。”由于少奇同志的到来，这个问题的争论总算到此结束。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敌人“扫荡”，我们实行反“扫荡”的斗争是经常的事情。在我来到晋东南之前，曾有敌人“九路围攻”大烧大杀，随后每年都有一次大“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 1940年8月20日夜，我们主动出击，展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百团大战，连续3个月，给敌人以重大打击。129师从正太铁路西端开始，破坏铁路、桥梁，攻打敌人的碉堡，一下子拔了许多敌人据点。晋察冀边区聂荣臻的部队也打过来，解放了榆次等地区。那次的主要目标——正太铁路，全被毁掉。并捣毁了许多“维持会”，消灭了不少汉奸。由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发挥了反战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从工厂抽调了几百名工人配合部队收集缴获来的物资，卫生部门也从敌人那里补充了不少药品。八路军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老百姓密切合作，受到了群众的拥护。战斗中人民群众为子弟兵送饭送水，用南瓜、鸡蛋、热馒头慰问人民军队。 百团大战后，敌人疯狂报复。一次，他们趁天还不亮，包围了昔阳县西峪村。将全村老少都赶到一起，让年轻力壮的挖一个大坑，逼着老少都跳进去，然后将他们全部活埋。青壮年全部被枪杀。有资料说，那次被杀的有365人，只有少数几个姑娘被带走。部分民兵事先得到了消息，跑了出来。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太行区党委）、边区政府等都是敌人“扫荡”的目标。敌人企图打垮这些领导机关，同时也要消灭我们的兵工厂、印刷厂等。 1942年5月，敌人集中了3万多兵力，分几路出击，向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腹心地区进攻，妄图包围我领导机关。他们先用飞机侦察，然后进行轰炸。进而开始大举进攻。八路军则采取派出几股部队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去袭击敌人据点，并切断敌人的后路，对敌人实行反包围的战术。同时我们的机关也相继转移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工人们则把机器等物资分散掩埋起来。敌人来后到处搜索，只有梁沟兵工厂被破坏。通过这次斗争，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那就是开始把过去一些大工厂分为几个小工厂，没有发电机，就利用水车带动机器进行生产。 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我们的机关分散了。5月，我到梁沟四所兵工厂去备战，路过八路军总部，去请示彭总。 彭总说：“敌人分几路向我们进攻，情况很紧急，你去工厂很好，要发动大家来保护工厂，保护机器，保护工人、特别要保护好我们的工人，只要有了人，我们还能造机器，技术力量更要保护好，那么到战争后恢复生产就有力量了。” 当夜，我就赶到了四所，向刘鹏部长，刘贵福厂长、教导员陈廉如和工会其他领导转达了彭总的重要指示，大家都很高兴，很快就把工厂的机器埋藏起来，然后，撤离工厂基地。工人们分3路，一路是由陈廉如带领向东南方向转移；另一路由刘贵福带领向东北方向转移；刘鹏带领警卫营最后也撤离了工厂，他们在敌人来后还经常骚扰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心，促使敌人早日撤走。陈廉如他们到后渠村便遇到了敌人，他们分散隐蔽在周围的山沟里，同百姓们在一起。 一个月后，敌人撤走了，我们把工人们集中在脑子沟，一面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另派工人到工厂察看被敌人破坏的情况。情况了解后，我们又考虑如何恢复生产，并把工厂分散在老百姓的牛、羊棚里，进行生产。 我和兵工部工会主任一道来到臭水沟慰问工人，了解情况。子弹厂在臭水沟，敌人未到，因此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回来后，我们向彭总汇报了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工人一个也没有牺牲，工厂也逐步恢复了生产，他听后非常高兴。 当然，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还是牺牲了不少同志，如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何云都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四所兵工厂的教导员陈廉如在夜里带领工人转移时，不小心跌下山沟牺牲了。 敌人来“扫荡”时，印刷厂的一部分工人迅速将机器拆开掩埋后，就隐蔽到山里，并时刻监视着来犯的敌人。他们配合当地民兵采取游击战骚扰敌人。敌人在这次“扫荡”中，破坏了我们的部分印刷设备，他们回到平津后便在报纸上大吹说：“皇军首战告捷，八路军总部和印刷厂被彻底摧毁。”并用特大字号刊登新闻报道。战斗刚刚结束，我们的印刷工人便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使《新华日报》又迅速出版了。并通过武工队把报纸送到敌人的据点里。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看到后气急败坏，大骂部下是“饭桶”。 从战争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开始是在平原，用飞机、大炮、装甲车进攻，占领点、线，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但他们进攻山区则失去了这一优势。而我们有民兵、游击队和野战军配合作战，尤其是从1942年以后，群众创造了地雷战，在山区、道路上都埋下地雷，布下天罗地网，敌人走到那里，那里就是他的“归宿”。 1943年起，情况开始有所好转，这时我们也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特别是在敌我交界的游击区，我们开展地雷战，我们的武工队也经常到敌占区去活动。 1941年至1943年，灾荒严重。除了日本军队到根据地“扫荡”破坏外，天不下雨，赤地千里，春麦颗粒无收。党政军机关都采取精简机构，压缩脱产人员，动员军民大生产等办法，共度荒年。我带领区党委机关人员也一起出动，上山开荒。 当时，我们机关人员吃的是由核桃渣和米糠拌在一起作成的饼，有限的小米是用来招待远方来客的。到了秋天，山洪爆发，新种的庄稼大部分被山洪冲走。此外，蝗虫吃庄稼也非常厉害，于是我们又开始发动群众进行“打蝗”运动。 这一带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相当艰苦。在豫北，就连有给养的国民党军队也无法生活，到后来整个部队都调走了。从豫北回来的同志对我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焦作一带，有人在饭店买的包子里竟发现了小孩子的手指头和人的耳朵。有人去报案，结果在一个小饭店里，查出好几筐小孩子的鞋袜。这说明当地的饥荒已达到了人吃人的残酷程度。 由于国民党部队撤走，我们的部队便向南接防。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战士病死后，部队来不及掩埋，放在村口；第二天早上发现那尸体竟然不见了。后来我们在一里外的地方发现几个村民正在割那具尸体上的肉吃。还有一个村庄，几乎没有人了，连树皮都被啃光了。我们在一户人家看到，炕上放着一具尸体，炕边坐着一个人，一边割着尸体上的肉，一边拿到火上去烤了吃。这里的老百姓把天灾和国民党军队的欺压说成是：“水旱蝗汤（汤恩伯）”。 在我们住的附近地区，老百姓一般吃槐树叶，脸都吃肿了。当地产的核桃仁是要出口的，还有一部分要榨油，我们机关同志是把榨剩的油渣做成饼来吃，很苦。就这样还只能当场吃不能带走。这是1942年的事情。 晋南的粮食非常困难，我们只有把西部的粮食收购来，运到东部靠近平汉路一带，救济当地的老百姓。敌人的粮食也非常困难，所以经常进行“扫荡”。敌人的“扫荡”分大“扫荡”和小“扫荡”。如春麦秋收时抢粮，是小“扫荡”，是专为粮食而来。特别是一些边缘地区更是敌伪军抢夺粮食的主要目标。我们经常组织老百姓连夜抢收。边缘地区的一些村长往往是“两面派”，一方面对付日伪军，一方面同我们建立关系。 一次，我们的部队来到敌我交界的游击区一家老乡家里，他家正好在包饺子，面粉在敌占区可是军用品，老乡是不能吃的。这家老乡以为是敌人来了，慌忙将饺子倒进了茅坑，当发现是自己人后，他感叹地说他们很久没有吃过饺子了，可惜这些饺子已无法再吃了。 春天时，老百姓家家户户把杨柳叶子收集起来，用开水烫后放进水缸里。到了秋天，又把毛豆叶子腌起来当菜吃，说是腌，其实这里根本没盐。 老百姓吃的粮食主要是谷子和柿子。秋天把柿子采下来，同糠混在一起。做成一个个团子，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吃时做成饼，有点甜味。当时的饭就是一块饼，一碗树叶汤。我们吃了这种饼，大便困难，于是一方面想办法自己种点粮食，一面拿小米去与老百姓换点胡萝卜、土豆，一般一斤米能换几斤土豆。我们就用土豆、胡萝卜当饭吃，有时一天3顿都是这种饭。当时我还在附近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一点胡萝卜，想改善一下伙食，可党校的同志知道是我种的菜，没等我出差回来，就都给吃光了。当时几乎没有面粉，招待客人也只有小米。一次，有几位新四军的干部经过这里去延安开会，我们招待他们吃小米饭，开始他们很不习惯，但看到我们连小米也吃不上时，才知道这里的艰苦。 我们机关虽然艰苦，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很羡慕我们的生活。所以，每逢春节，我们总是杀猪宰羊，把附近的老乡请来，大家会餐一顿。老百姓有时也请我们去吃饭。山里有些地方可以种一点稻子，往往遇到结婚、过年时老乡便磨些豆腐改善伙食。一次，我被一家老乡请去，他热情招待我和他的女婿各一大碗米饭，还有豆腐和土豆烧起来的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晋东南百姓家的房子很讲究，主要是中农、富农的家里，尤其是地主家的房子造得很好。这里庙也很多，每个大一点的村庄都有庙，庙里有菩萨，当地的老乡有病都去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这一带雨水少，但一下起来山里就发洪水，庄稼也被冲走。但事情也怪，凡是洪水过后抢种的庄稼，总是长得特别好，这大概是因为山洪带下来许多肥料的缘故。 彭德怀的生活很朴素。一次，我向彭总汇报工作，他正在补一件旧衬衣，他说想把新的留下来省着穿，但没想到新衣服后来却在敌人一次“扫荡”时给烧掉了。还有一次，部队开会，彭总作报告，报告后当地机关请他吃饭。他看到一大桌饭菜，背过手去问：“你们的伙食费是多少？”然后转身走了。这在其他首长中过去是没有的事情。但同时，他对同志却很慷慨、热情。有一次，我和赤峪工会主任去兵工厂，回来经过总部，彭总说：“今天正巧警卫员在河里抓了只甲鱼，还买了两元钱猪肉，你们来一起吃吧。”彭总自己掏钱请我们吃了一餐饭。 当我写太行山这段回忆时，接到了杨珏同志的来信，他说：“我永远也忘不掉咱们在太行山那段工作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团结战斗，虽生活艰苦，但心情愉快，毫无怨言。” 总之，在艰苦的日子里，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动员起来，一边把脱产人员精简到最少，尽量节约开支。另一方面，积极动员生产救灾，发展生产度过难关，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里，劳动竞赛是有光荣传统的。1940年，我在训练班上课时就讲过，我们要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要开展劳动竞赛。在1941年第二次工人运动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新民主主义劳动竞赛。1943年2月，总工会通知发动劳动竞赛活动，支援前线战争。8月，总工会召开了有50位劳动模范参加的代表大会，请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给大家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当前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劳动模范“炮大王”甄荣典、矿工梁来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 甄荣典，河北唐县人，8岁时帮母亲打柴、烧豆腐锅，16岁给人当雇工，19岁被介绍到湖南修铁路，受骗上当，吃尽苦头，最后讨饭回家。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来到了他的家乡，他帮助组织农会，并当上了青年队长，积极参加斗争恶霸地主。不久他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1940年7月，他到军工部工厂当了一名学徒。他在工厂里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加班加点。别人一天生产炮弹壳50多个，他能生产100个，别人生产i00个，他已超过150个。在竞赛中，熟练工人的指标由300个增加到400个，他便增加到480个，还创造了1分50秒出一个炮弹壳的记录。战争开始后，他参加了工厂自卫队，曾掩护过千余工友安全转移，多次摸过敌人的岗哨。在战斗中荣获“英勇模范的自卫队员”称号。每次备战，他都是负责大机器的掩埋任务。他经手的机器从来没有损失过。1943年，新劳动者运动总结会上，他被选为全区工人旗手，被人们称之为“炮大王”。在这次太行区群英大会上，总工会掀起学习甄荣典运动，号召全区各行业工人向他学习。 1944年，晋冀豫边区政府在黎城南汇泉召开的战斗英雄、工农兵劳模代表大会上，甄荣典、柴东民、梁来原、刘玉珍等被授予特等劳模称号，甄荣典还被选为太行区工人参议员。通过开展向甄荣典学习的运动，全区广泛掀起了一个生产竞赛的高潮，生产效率普遍提高，同时，全区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工作者和生产能手，从而为大反攻作好了准备。 1942年1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从而在全党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当时恰逢敌人来晋东南大“扫荡”，所以我们的整风运动是从1943年开始的。 吸取了延安整风的教训，我们的“抢救运动”时间很短，很快即进入到毛主席指示的“整风审干”阶段。从分区机关到各地县委的干部轮流来党校学习，轮流进行整风审干，当时是采取自觉运动，要“革命自觉，历史自觉，阶级自觉”。（贫）苦出身的人出来参加革命，要经过教育，提高认识，才能达到革命的自觉。地主、富农出身的人，要经过学习、提高认识，背叛原来的阶级，走向自觉的革命。 回顾我们过去党的历史，大革命时期，莫斯科时期，及王明统治时代，党内斗争往往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次“整风”运动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同志间的相互帮助，进行自觉运动，达到团结的目的。 当时，除了区党委党校组织各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以外，还将新闻出版系统的干部和总工会机关的干部，组织在一起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该学习班由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和我直接领导进行学习。经过思想动员后，开展了自我教育运动，启发每个同志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进行深刻地检查，自觉地交代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个例子。 有一个工人干部，是原军工部总工会主任，他曾经在学习班上自觉地讲他自己的过去。他从小在石家庄一个铁工厂做工，日本军队占领石家庄后，他听说郑州能找到工作，就去了那里，可一到郑州，却发现郑州也是兵荒马乱的。日本军队从北面来了，他又听说延安共产党那里有工作可做，而且又自由，便想办法从郑州来到西安，然后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了他的身世后，让他第二天搭送货的卡车去延安，还让他负责路上的押运。当时他想：“共产党真好，我是个失业工人，一见面就这么信任我。”到延安后，负责接待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进学校，还是进工厂当工人。他表示还是做工的好，这样他便来到了兵工厂。开始时在厂里因处处受到照顾，他喜欢搞文艺，经常给大家唱戏，工人们也很喜欢他，从而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但过了几个月，他开始厌倦工厂严格的纪律，如一不准赌博，二不准调戏女人，太不“自由”，想开小差：这时正好工厂要抽调一部分工人到前方去，他便想到可以借机开小差了。但在路上反复想后觉得没有去处，最后还是到了晋东南军工部兵工厂。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解决。由于他工作上和以前一样照干，在工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组织上便让他担任工会俱乐部主任。他开始想，俱乐部主任是干部，当干部不能油腔滑调，要严肃起来起模范作用。从此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注意学习，并不断进步，从过去不自觉到后来的自觉革命了，不久，他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说：“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我才真正认识到自觉革命的意义。” 一位贫苦出身的农民，日军进攻时他自愿要求抗日，却参加了阎锡山的队伍。当队伍开到阳泉时，长官却说“此地不是作战之地”，让他们到了榆次。可没几天上级又通知说“此地不是作战之地”，他们又撤退，后来到了新地方。当他发现这支队伍实际是“不抵抗主义”时，便开小差跑了出来。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的队伍里，他懂得了很多道理，根据组织的安排，他又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经过这次学习，使他更加认识到只有坚决抗日，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苦大众的出头之路。从而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 一位新华书店的发行员是山西太谷人，原来是教书的。他在检查时说：“过去读书用功的目的是：长大成人走关东，贩卖豺狼虎豹开典当，海参虾米吃不光”。日本人来后，学校关门，他便到了八路军机关，当了一名基层干部。创办书店时，他又被派到书店专搞发行工作。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也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才是每个中国人的方向。 在负责敌占区（城工部）工作的日子里，我们很重视敌占区的各种动态。并进行细致地研究，如晋南焦作人吃人的情况等。1945年5月，我曾在《新华日报》上写过一篇报道，题为：《敌占城市拾零》，反映了当时在敌占区的情况。我在文章中写道： “在敌伪大叫‘取缔囤积’，‘实施物价紧急措施令’之下，商号只能纷纷关门，北平大约停业者一千六百家，占全市商号百分之七十八。在目前，‘货胜于币’的思想，深印于敌占城市商界的脑海。在敌占城市之学校中，竟成市场，如北平师大，师生见面则‘你有多少布疋！’‘我有一批被子’，课堂成了交易所，不知内幕者，还以为是经济学教授联系实际的新方法！” “敌伪为了‘配给’，闹出许多谜一样的事情，太原市到底是十三万人，还是十八万人？据说几年来始终‘调查不清’，天津一百八十万人口，敌伪为了‘改革配给’，伪市政府却只承认一百二十万”。“据一位经济学博士余天休在狄华利餐厅座谈会上说：‘我看现在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虚假的，如专从经济上来找答案，往往得不出结论，就象配给烟吧，说烟买不到，而摆摊的烟贩，却充满街头。据说此烟摊曾一度取缔，且追究过，由摆摊问到衙门，由衙门牵涉到配给组合，由配给组合又牵涉到统税局，结果将一些犯人送到地方法院，判决不服，上诉到高级法院，就糊里糊涂的算了。现在是四月了，一月的配给还未领到。” “敌伪唱着的所谓‘增产’，实际是减产。工人怠工的现象很普遍，××炼钢厂流行着：‘吃洋饭，磨洋工，屙堆屎，三点钟’。××铁道厂，战前每天出八个车轮，现在一天一个还得加夜工。太原组改工程中则流传着‘铁匠偷钢，木匠偷木，漆匠最老实，裤腰里夹小包。’敌山西株式会社的掌柜，以为只有中国人才这样，然而仓主任（日本人）把电石、锋钢、铁板秘密的卖给朝鲜人，朝鲜人又转卖给了中国人。” “敌伪狂吠‘肃正思想’，但人民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一个伪中国铁路学院要举行毕业典礼，学员开小差的占三分之一。过去，学生最难得到的是文凭，现在，那里的学生怕领到文凭丢了中国人的人格。” “老年人在推算：‘今年是乙酉，鸡年，盼天快明，鬼子就得跑。工人们在互相交耳：‘咱们得早些准备，机器不要被鬼子运走，不然，咱们先去山上（指同八路军）拉个关系’。××说：人家八路军在抗日，咱们干的是啥活？另一个说：不要紧，到那时我们配合八路军打败鬼子。” 由于城市地下工作的开展，敌占区城市不少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到根据地来。他们有的是来参观的，也有的是来参加抗日的。一次，我在二分区地委遇到一位从天津来的青年大学生，他当时穿着西装，提着一个小皮箱，坐正太线火车来到这里。他在路上被附近的农民当汉奸给抓起来后，送到村长那里，村长了解情况后，把他送到了当地的政府，当地政府又用毛驴把他送到了二地委。地委领导找他谈话，他说：“我来是想看看根据地建设的情况。”谈话中，还流露出对地委同志的不信任，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甚至连给他吃的水果，他也怀疑是否有毒药，用PP粉洗后才敢吃。后来，他提出要看看我们的工厂，地委同志告诉他，由于是在抗战期间，我们的条件还很差，不象城市那样的规模。他又提出要看看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就把他送到了边区最高政府机关——晋冀豫政府。他在去边区政府的途中，后边赶过来两个骑马的人，问他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等他回答完后，那两人便飞快地赶路去了。过后，他问送他的通讯员那两人是谁，通讯员说：“是师长和他的警卫员。”这下青年人有点慌了，忙问：“我刚才没有说错什么吧？”通讯员笑着说：“没有，没有。” 这位青年到边区后，住进了边区政府招待所。他在招待所里看到当地的报纸上只刊登有关乡长如何发动农民进行春耕生产的消息，很觉奇怪。他认为，城里的报纸登载的都是大人物的活动，这里的报纸却只介绍小人物。他每天都要去附近的清漳河洗澡。一次，洗完澡后，他把自己的手表忘在河边了，在他回去找的时候，有位农民问他丢了什么。当把捡到的手表交给他时．他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农民却说：“没关系。”从此后，他对根据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路不拾遗”。不久，他又提出要去延安、去抗大看看。我们告诉他，延安同这里差不多，生活条件可能更苦，并劝他回天津去多做些宣传工作，为抗战多作贡献。敌人“扫荡”时，他跟着我们的部队转移，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根据地印的《政治经济学》。他看后觉得此书理论联系实际，内容新颖，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回去后，没过几个月，便又带了5个青年来到这里，其中还有女的。他为他们作向导，边参观边说服他们为抗战作贡献。 总之，这里经常有沦陷区城市的青年学生来参观、学习。他们总是来时吃惊，走时带着满腔的热情而归。如有一次，天津有两位女学生乘火车到石家庄下车后，向农村走了几里路，便看到处处抗战气氛与敌占区大不相同。到根据地后，我们总工会接待她们住了一个月，她们又看到八路军战士主动为村里老太太担水等等，深受感动。这些青年回去后，很多人都自觉地加入到抗战的行列，同时也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1943年，有一次，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我写了一份有关敌占区工作的报告，说明在抗战初期，动员广大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这是非常正确的。而现在正处于战争的相持阶段，必须迅速派出得力的工人干部，深入敌占区，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作准备等等。李雪峰在会上念了我的这份报告，并要求各地予以重视，派出干部开展城市工作。晋东南总工会首先响应。他们抽调工会干部潜入敌占区城市，钻到敌人心脏，为战略反攻作出贡献。同时太行区党委也成立了太原、石家庄、新乡3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张磐石、李伟和我负责。派出的干部有： 续邦彦1 942年春去榆次； 杨珏1943年调五地委任城工部部长兼新乡城工委书记； 马世忠l 942年4月到敌占区六河淘煤矿； 张建华到太行一地委，负责石家庄等地敌区工作； 徐行到石家庄； 石峰、王亚正到峰峰煤矿； 武锡九到六柯沟煤矿； 武岐山、韩俊峰、王殿臣到安阳城； 仲施恩、张风彬、席永州等到新乡。 1943年5月，敌人又向我根据地发动“扫荡”。我与一分区敌工部的张建华一起转入井陉游击区，了解敌战区的情况。在山里，我们遇到了袁世凯的五姨太，她也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躲进了山里，她的生活是由我们政府供给的。 1944年，敌人“扫荡”时，我又到了五地委和杨珏在一起。我们深入到鹤壁一带游击区，分批找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谈话，了解那里的情况。在这里，我们遇到几位被日本人抓到东北抚顺煤矿后逃回来的工人。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在东北受日本人奴役的情况，我们把他们讲的这些情况都记录下来，编成宣传材料，教育广大群众。我们还和大家商量，如何以实际行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