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六、延安宝塔山下 我在上海处理完移交电台和疏散家属这些事后，大约在1935年中秋节前后，便和张瑞华跟北方局来的一位交通员离开上海去天津。 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与中央特科搞军运的王世英接上了头，他是比我们早一天到天津的。这时听说党中央已进入陕北，于是我们换了一个旅馆，开始研究如何去陕北的路线。不久，又遇到了从陕北苏区来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的萧蓠（解放后曾在化工部任办公厅主任）。据他讲，一路上很紧张，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在一起围攻陕北，他也无法回陕北，只好等待机会。 在天津的旅馆，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北方局的文件，忽然有人敲门，我以为像平时一样是茶房送水来了，不料几个警察闯进来，我来不及放好文件，只得把文件顺便藏在桌子上的几张报纸下面。警察进来后，把手枪对准了我，当时我想这下肯定要出事了。他们对我说：“你干啥的？北方话会说吗？”我镇定回答：“做买卖的，北方话不会说。”警察看看我的样子，在我身上搜了搜，就走了。他们没有去翻桌子上的报纸。后来我去问茶房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人抢走了一家钱庄的500块大洋。那次相当紧张，连当晚住在另一家旅馆的萧蓠也被搜查了。萧蓠呆不住，急着要走。因女同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路上不方便，张瑞华便暂时留在天津。我和萧蓠与北方局另派的一位交通员一起到了北平。 那位交通员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的关系，从东北军106师驻北平办事处搞到了军用护照。这样，我的公开身份便成了无线电技师，萧蓠成了我的勤务兵，交通员是我的副官。火车上，我们拿着军用护照，也不用买车票。我身穿长袍马褂，显示出是一个很有地位的高级军政人员，勤务兵一身士兵军服，副官稍讲究些，里面是军装，外面一件深灰色呢大衣，一行人很有气派。 到西安后，我们又在旅馆想办法如何到陕北苏区去。 1935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1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为此，西安的形势很紧张，加上新成立的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就设在西安，每天晚上，都有来查户口、查证件的。记得有治安大队、警察、宪兵等四五个部门，非常讨厌。我们想了个对付的办法，每当来查时，我就故意在里屋拍桌子大骂勤务兵，“妈的，怎么茶还没有泡好”等话。他们看到我们派头很大，又有副官、勤务兵，以为是大官，许多次甚至连护照也不看就走了。后来，那位“副官”交通员找到了西北军杨虎城部下的一个叫阎揆要的特务团长（黄埔毕业生，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解放后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并把我们介绍给他。通过这个关系，我与萧蓠来到特务团。 这个特务团驻扎在距西安西北约70多公里的乾县。在团的通讯排里，有一部电台，阎团长让我暂时在这里担任无线电教官。我在这里每天为他们讲无线电原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与阎团长始终保持一般关系，两人接触也不多，我只是偶然去办公室看看报纸。当时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政工部门，到处有耳目，侦察下属的政治动向。但是，我却与特务团下面的一些人关系很好。一次，一个士兵悄悄告诉我，通讯排排长（姓钟）是个军统，要我注意他，其他几个副排长倒无所为。国民党军队中打骂士兵是常见的，我在特务团就看到那个通讯排长用皮带抽士兵，士兵敢怒而不敢言。 另外，在特务团时，我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晚上用手电筒一照，到处都是，这些小虫对当地人来说，似乎已习以为常无所谓，可我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真想洗个澡，用开水烫烫衣服。西北黄土高原地势高，水很紧张，要打几丈深才有水，没有办法只好忍耐下去。 早在上海时就听刘仲华说，杨虎城部队里的一位旅长叫张汉民，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由于当时无法及时联系，被路过陕南的鄂豫皖红军误杀。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鄂豫皖红军西行到四川，路过陕南（汉中）时遇到了张汉民的部队，当时张汉民下令不许开火，只是带领部队跟在红军后面。而这支红军并不知道张是自己人，红军师长一恼火，回过头便把张汉民给抓起来了。张向这位师长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只是假作追击红军的样子。可这位师长认为张是在欺骗他，硬说张是冒充共产党员。最后还是把张汉民给杀掉了。此事我们一直保密，没有告诉张的家属。这次我在特务团又听到了几个连、排长在议论这件事。 我们在特务团呆了两三个星期。一天，那位“副官”交通员要到前方106师师部去，路过乾县来找我们，问如何与苏区取得联系。并告诉我，上海留下的电台又被敌人破坏了（实际上上海局从1935年7月后便不再存在）。这时，萧蓠实在呆不下去了，一定要跟他同去前方进苏区。他们坐了106师的车子走了，以后，我又在特务团呆了不到一个月。 国民党109师和106师的一个团被中央红军吃掉后，106师师长沈克很紧张，想通过关系与陕北红军建立联系，搞中立，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由于有这个因素，我们党就设法秘密派了一位联络员做沈克的贴身勤务兵，通过他可以经常把党的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带给沈克看。当那位“副官”交通员到了前方，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便去找沈克谈。提出西安有一个无线电技师，要去苏区经过此地。征得沈克的同意后，他便以沈克的名义打电报给106师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并写信到特务团要我立即去西安。这样，我很快离开了特务团，来到了106师驻西安的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见到我，非常高兴。他告诉我，师长要你到前方去，但我这里也想建立一个电台，与前方联系，希望我暂时留在他那里。于是，我只好答应留下来，先帮他建立电台。他让副官把过去留下的一些旧的无线电材料拿出来，里面有坏的发报机和收音机，我设法把它们组装起来，把天线架好。这个办事处主任地位很高，进出有小汽车，有姨太太。因为他住的房子旁边就是我装配机器的工作间，所以他的活动我基本上都知道，有时在一起吃饭时，我们还闲谈聊天。我又去配了一些零件，把一台机器组装好了，而且专门找了一间房子作机房。当时的收发报机是用直流发电机供电的，但唯一的一台发电机却在试验时烧坏了。主任坚持要我留下来把电台建好，通报了以后再走。由于发电机需要到天津去修，于是，主任与姨太太带了发电机去天津。 主任走后，办事处只剩下办公室主任、副官、会计等几个人，我与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一天，我对他们讲：“主任去修发电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师长在前方等我，我想还是早一点去”。同时让那位交通员在前方以106师师长的名义打电报，催我快点去。其实打电报的事，师长并不一定知道。办事处的人没有办法只能让我走了。当时，这些部队是不发薪饷的，但可以借钱。办事处的副官与我关系不错，就告诉我，你要是没有钱可以先借，借多少都可以，我当时不敢多要，大概借了三四十块钱，写了个借条，然后坐106师的交通车从西安到乾县，经彬县、庆阳、合水最后到达了106师师部。 106师师长的那个勤务兵是地下党员，事先得到了我去的消息。等我一到，两人一见面，原来我们认识。他以前在上海地下党做过侦察工作，是“打狗队”的成员。这样，我俩经常通气，如师长的态度怎么样等等情况，都能及时了解。这位勤务兵是直接同陕甘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派来的人联系的，他们之间有电报，也有口头的联系。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位师长很苦闷、无聊。没事就吃白粉（吗啡），我带来一部收音机，让他解闷。当时我是与他的一个副官住在一个窑洞里。住了一个星期，我通过勤务兵告诉师长，我要走了，师长也知道勤务兵是与陕北红军有联系的，就让他陪我一起去。 那天早上，我们两人离开师部去苏区。走了五六里路时，我们便抄小路翻山过去。我们已经准备好，万一碰上国民党的哨兵，就说是师长派出来的侦察兵。山很高，也没有什么人。天渐渐黑了，又下着大雪。后来发现山坡上有一家老百姓。进门后我们说要住一夜，并提出能否烧点饭吃，老乡同意了。这户人家只有老太太和一个儿子。菜就是煮树叶，也没有盐，据老乡说他们已有几年吃不上盐了，幸亏我从西安带了一个罐头食品。因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红军标语，就问老乡：“是红军好还是白军好？”大概以为我们是白军开小差去找红军的，老乡就说：“红军也好，白军也好。”我又问是为什么，他说：“红军一般不进我们的房子来，白军要找些麻烦，他们要拿东西，吃的，鸡蛋啊，什么都拿。”住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付了钱，并根据老乡指的路，继续翻山赶路。 走了一段路便下山了，没走多远，就看到了红军哨兵，明显的特点是他们领子上都有红领章、五角星帽徽，身上挂着驳壳枪。当时我激动得就叫开了，他们大概以为我们是白军开小差过来的，挺客气，我提出要去乡政府。 在乡政府里，乡长弄来了一些豆芽菜招待我们，饭是小米做的。我们从上海到天津一路上都吃大米，到天津时在饭馆尽吃面食。一到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天天也都是吃面食，一天两餐，上午吃馒头，下午吃面片，似乎很单调，可到了根据地，连白面也吃不到了，只有小米。乡长招待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勤务兵回106师师部，乡长找了一个毛驴送我到陕甘省委机关。 省委机关当时在桃桐（现为富县）。省委书记欧阳钦、陕甘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苏联时就认识）等人都在那里。到了陕甘省委，大家见面非常亲热，萧司令看我身上的衣服不行，马上做了一套新的军服。省委同志当时正在送国民党东北军被俘的团一级人员，那天烧了几桌酒菜。席间，东北军被俘人员表示回去一定告诉少帅（张学良），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宴席上有牛羊猪肉和豆腐、土豆等六七个菜，我也参加了。又住了3天，萧劲光派了一个通讯员和两匹马，送我到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段路一般情况步行要走五六天，我们白天晚上的赶，只用了两天多一点就赶到了。路上肚子实在饿了，我们便买些猪肉、土豆借老乡家锅灶自己烧了吃。这里的东西很便宜，一个猪前腿只要4元，一块钱能买到100多个鸡蛋。 1936年2月初，我们到达了瓦窑堡。 瓦窑堡是位于陕西北部安定县（今子长县）的一个小镇，市场很热闹。这里原是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于1935年11月7日到达这里，并于12月17日在此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我来到中央机关，一进门就碰到了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他拉住我在他办公室畅谈。他说：“早就听说你来了，有电报，也有口信，知道你不能进来，我们也很着急。”这时外面传来飞机轰炸声，过后得知送我们来的一匹马被炸死了，为此那个通讯员伤心地哭了。周副主席就安慰他说：“战争时期，有炸死的，也有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不要难过，回去把情况讲讲清楚。” 我和周副主席的谈话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多。他只管听我说，还一边在办公。我从上海地下党被破坏，叛徒供出我们的电台，我们再建立，直到后来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一直讲到来根据地路上的情况，也谈到了在莫斯科时的一些事情。中间我看到周恩来有些疲倦，就想不说了，让他休息，但周恩来挥挥手说：“你接着谈”。这中间，邓颖超几次进出房间，为我们倒水，因看我们在谈话，始终没有打断我们。 深夜，周副主席安排我到吴亮平（浙江奉化人，在莫斯科认识，曾在“中大”任翻译）的窑洞里住，隔壁是李维汉夫妇，另一边是文印室。在这里我认识了李维汉和他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安顿好后，第二天我便烧了一大锅水，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下来，将虱子烫了个精光，真痛快呀！ 住下来以后，我写了两篇东西。一篇是《白区革命斗争的新形势》，刊登在党中央创办的《斗争报》上。我把白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社会新动态都写进去了，主要讲人民是要求抗日的。这篇东西印出来后，大家都抢着看，因为苏区的同志从江西到陕北，已经很久不接触白区的情况了，这些材料给他们以极大振奋。另一篇是《世界经济》，主要是写这些年来世界经济的情况，内容大多是我在上海杂志上抄录下来的。同志们看到文章后，都来看我。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让我多讲讲外面的情况。博古和我天天在一起，其他如王稼祥、林伯渠、徐特立等都来过，大家关系非常密切。 当时，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我到那里时，抗日先锋军已开始向山西、绥远进军，他们冲破了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胜利地渡过了黄河。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前线去了，便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什么征粮、征兵、土地问题都是他主持讨论，有很多次就在我们这个窑洞。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当时的精神依然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还在提反蒋抗日的口号。这时，周恩来通知我，要我任白区工作部秘书，与邓颖超一起做白区工作，部长是张浩。因张浩从苏联回来后，整天在外面讲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所以，白区工作部的具体工作只有我和邓颖超两人。 经过两个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为后来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中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东征后，毛主席和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等从前方回来。不久，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地点就在张闻天住的院子里，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天，周恩来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的，毛主席和我亲切地握手问好。散会后，毛主席笑着请我有空到他那里谈谈。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 在他住的窑洞里，除了炕以外，家具只有两只军用行军箱和一张桌子，给人感觉非常简朴。炕上、桌子上到处都是书。毛主席要我坐下，详细地询问了白区的情况。 我说：“这些年来，上海地下工作由于‘左’倾路线的指导，白区工作采取了盲动冒险的错误方针。例如，在一些工厂，经常搞一些轻率的罢工。而当一个工厂罢工后，又命令组织总同盟罢工等。并且硬性地、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把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随便提高到政治斗争，甚至公开提出‘保卫苏联’、‘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等政治口号。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还搞飞行集会，公开号召发展党的组织。结果暴露了自己，使白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说到这时，毛主席气愤地说：“这不遭破坏才怪呢！” 我继续说：“1934年和1935年，在上海党的领导机关接连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撤退。经过艰难险阻，我才到这里。” 他听后说：“在城市，敌人占绝对统治的情况下，轻举妄动是不行的呀！” 他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从整个城市来说，敌占优势，但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经过细致的群众工作后，能否建立我们隐蔽的力量优势呢？ 我说：“根据过去我在上海工厂里工作的经验，只要发展四五个得力的党员，完全可以做到使全厂工人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之下。” 他说：“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能轻举妄动，要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呀！工人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组织、领导他们斗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斗争要适可而止。”后来，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又听了刘少奇所作的专题报告，使我进一步深刻领会了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白区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张闻天从前方回来，我和吴亮平让出房子，我搬到隔壁和周恩来同在一个院子里。刘长胜1936年从苏联回来后和我住在一起。他是带着用于和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通讯的密码，装扮成商人，经过艰难路途到达瓦窑堡的。不久，他帮助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重新接上了电台联系。后来，中央让他和工会的一位领导同志邓振询一起，为中央党校的工人训练班讲课。这时，李维汉要我给他们写一本有关工会工作的讲义，所以我常和刘、邓在一起谈论苏联和中国工人的情况。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了16个师和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根据这种形势，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3省边界敌人力量较薄弱地区西征，以扩大根据地。在此前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双方达成了协议，红军撤出瓦窑堡，党中央机关也迁到保安（后改为志丹）县。 红军西征开始后，1936年6月17日，定边解放，6月21日又解放了盐池。这时中央组织了一个干部巡视团去新区落实政策。过去是执行极“左”的路线，不管大、小地主，甚至富农的财产也统统没收。这次巡视团去贯彻党中央新的决定，即“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要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但对他们经营的工商业是要保护的。中央指定由我当巡视团长，率领总工会的邓振询，妇联的张玉英、白爱玉，青年团的杨俊勋以及文联的秦力生等一起去开展群众工作，落实新的政策并建立群众组织。 我们提前离开瓦窑堡，当时一起去的还有贾拓夫，他的任务是去筹建中共“三边”（即陕西、宁夏、内蒙边区）特委。还有毛泽民，他是国民经济部长，带着骡马运输大队到盐池开采食盐。当时盐池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惠庆祺。 定边，位于陕、宁、蒙交界地带。到那里后，贾拓夫和我首先召集军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政策。军队里来的有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以后又来了政治部主任刘晓。大家研究、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因红军长征后，生活很艰苦，一到定边，看到商店有那么多的东西，象毛巾、肥皂、胶鞋等都是很需要的，有些人就开始乱拿。我们就教育部队，不能侵犯群众利益，拿了的东西要退回，要执行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当地工商业界的资本家为欢迎我们，以商会名义宴请我们吃饭。吃饭时在坐的有宋时轮、宋任穷、毛泽民、贾拓夫和我等人。我们首先向他们宣传了党对工商业保护的政策，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他们大胆发展工商业，大家谈得很高兴。 我们在那里动员群众，建立政权机关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并建立起地方武装。群众发动起来后，从地主家的炕和墙里挖出很多银元宝和鸦片烟土等。这里还有少数民族工作（主要是回民和蒙民），高岗当时就是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带有骑兵队。他见我去，就告诉我，他的一边屁股烂了，很痛，我说你为什么在瓦窑堡时不对中央提出来？他说，“当时在搞肃反，把刘志丹和我都关起来了，中央来了刚被释放，我不敢讲”。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他马上打电报给当地的部队，让他们给高岗治病。 从地图上看，万里长城从定边经过，但在定边一带当时能看到的仅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高坡，这里的古长城早已被沙土埋没了，周围也都是沙漠。这里风沙很大，我们在行进中往往稍一掉队，就看不见前面的队伍了。供水也很困难，要打很深的井才有水，而且水很咸。当时陕甘宁边区总共只有120万人口，因为生产落后，只能负担总人口百分之二的脱产人员。而定边因为是交通要道，当时从天津运往甘肃、宁夏的商品、工业品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比较繁华。因保安粮食困难，中央党校以后也搬到了定边。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董必武，教务主任是成仿吾（作家、创造社成员、建国后曾任山东大学校长）。党校有200多人，到定边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 这里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如回民、蒙民，他们有很多民族风俗。所以在盐池期间，我和高岗、贾拓夫、毛泽民等人，为了工作需要，有时也在香烛、供案前跪拜，并与少数民族结拜兄弟，以利于共同团结抗日。 贾拓夫原想留我在三边特委负责宣传部工作，但不久，中央来电报，通知我回去。原来只有我和邓颖超两人的白区工作部，因中央要邓颖超去担任机要工作，白区工作部就剩我一人了。回到保安，组织上让我先去了解附近一些靠近白区地方的统战工作。我们的政策是，对当地一些民团和地主武装，如果他们是反动的，我们就坚决打击，没收他们的武器；如果他们搞互不侵犯，那我们也可以商量。我们还要争取和团结他们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为此作了细致的布置。他指示我回来后，要汇报沿途有多少村庄，以及地形、物产和牲畜等情况。我第一步是先到陕甘省委传达中央新的指示精神。 保安县地方很小，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但却经常有集市。中央要我办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准备开展蒋管区工作。训练班的成员大部分是从白区来的，也有长征干部，共计20多人。因工作忙不过来，我就让一个叫涂国林的学员作我的助手，他是个很好的秘书人才。来讲课的有朱德总司令、张闻天、张国焘等领导人。内容主要讲革命游击战争，红军政治工作等。毛主席在红军大学讲课时，我们训练班的学员也全去听讲了。 一次，毛主席在讲课时对大家说：我讲课允许大家打瞌睡。如果真有人听课睡着了，有人打毛衣，交头接耳开小会，说明我讲的内容脱离实际，大家不爱听，要先检讨自己，而不是先批评大家。我也希望我们的干部在作报告时，先了解群众的需要，要切合实际，讲话内容不要象旧社会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 有一次，张闻天在讲课时说：“保安县城不大，人口稀少，农产品也简单，而且数量不多，但这里许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比如，为什么在国民党地区，老百姓见到军队来了立即要隐藏起来，把鸡和鸡蛋，甚至连土豆都藏起来了；可是在这里，老百姓见到我们红军就不同，老奶奶烧饭没水了，会叫我们的红军战士为她担水，亲如一家。再如，银行发行的粗制钞票，这里的百姓为什么对它信用这样高？你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是如何理解的？”还有一次是讲有关“待人接物”的专题。 毛主席有时也到院子里来，给大家讲个故事或跟大家一起开个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我原以为只有我们韶山有姓毛的，没有想到你们那里也有姓毛的，500年前我们可是一家人呀！” 有时毛主席下午出来散步遇到农民，就会一起席地而坐，很详细地询问农民家里有几口人，种多少土地，打多少粮食，牲口饲料用多少，要缴多少公粮等等。丁玲有时也来训练班听课。 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后，大家都很悲痛。在保安开追悼会时，会场的布置都是我们白区训练班的同志搞的，他们比较熟悉办这些事情。当时，在保安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都来参加了追悼大会。 在保安经济处于历史最困难的时期，银行行长曹菊如告诉我，银行里只有两块大洋，没办法只有靠发钞票。钞票是用手工麻纸，加盖印章制成。后来发现市场上出现假冒，便改用五福布（洋布）加盖印章当钞票。当时这种钞票在老百姓中间很有威信，很吃香。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会师后，在将台堡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我们缴获了很多粮食，解决了部队很大困难。但缴获的粮食大部分是地主放了很久的，已有霉味，所以我们在保安一日两餐小米饭，很难咽下去 1936年12月12日，白天，西安还来飞机轰炸保安，晚上，毛主席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便连夜告诉张闻天。同志们知道后都非常兴奋，觉也睡不着了，在一起聊天，议论怎样处理蒋介石。大家对蒋恨之入骨，认为杀掉还便宜了他。中央接着开了两天会，研究方针和对策。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前题是要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2月17日，周恩来去延安乘飞机赶到西安，最终促成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出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此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形成了共同抗日的局面，去西安的交通可以公开来往了，根据地也扩大了。我们白区工作训练班一起到达延安后，干部便全部分配工作。这时，大量的进步青年经过西安成群结队地来到延安，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在西安的中共办事处和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介绍来的，我当时曾负责接待工作。这时，白区工作部已改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博古，因他忙于国共谈判的事，所以我有事都直接去找张闻天。 当时的情景真是应接不暇，来人登记后，绝大部分都要找他们谈话，一个个了解情况，分配工作。这时红军大学也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迁进延安，新来的青年大多进抗大学习。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并建议请主席给蒋管区来的青年们讲讲话，然后弄几个菜请大家吃餐饭。毛主席听后说：“很好，你把队伍集合起来，我来接见。” 毛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大家来延安这么艰苦的地方参加抗战的精神。这些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蒋管区热血青年，听了毛主席的亲切讲话，兴奋地不断鼓掌。当主席讲完话后，大家兴奋地拿出小本子请他签名留念，开始签了几个，后来人越来越多，见这场面，我劝大家留下本子，以后再签，这样主席才解围。会后大家集体用餐，我当时准备了20来桌饭菜，主席见人很多，问我饭菜够不够，我说饭菜和桌子是够了，但凳子不够，有些人只好站着。这次活动给青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吃饭中间，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杨虎城特务团的那个姓钟的排长。他向我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话。事后，我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个情况。不久，组织考虑他的背景不清楚，以他是友军不便留下为由，劝他离开了延安。 不久，因新成立的抗大四大队大队长聂鹤亭还未到职，林彪校长要我暂时代理，半个月后，聂到任，我解脱了。 1937年5月至6月，中央先后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白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们的讲话内容主要是总结白区的工作经验教训。这两次会议都是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我参加了接待工作。 在此期间，还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原来的书记郭洪焘得票数较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他在肃反扩大化时，错抓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刘志丹、高岗等。刘志丹威信很高，可惜在东征时牺牲了。高岗得票数比较多，担任了新的区党委书记。此人文化水平低，开会时往往要别人帮助他写好提纲，而且字要写得很大很大，所以边区党委开会时，中央不是派李富春就是让李维汉来帮他作会议总结。但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我们一路去祭黄陵时，他告诉我，他们曾在这一带打游击，经常与敌人周旋。 抗日军政大学日益扩大，后来，在陕北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成立分校。在延安还成立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我兼在这两校和党校任课，内容主要是讲“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 延安有一个清凉山，山下有个很大的万佛洞，中央印刷厂就设在这里，是个很好的防空洞。当印刷厂办起来后，中央开始出刊《解放》杂志，博古任主编，编委有廖承志、吴亮平、徐冰和我。大家都参加写稿件。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文章，由我负责。 在延安时，我曾参加过批判张国焘的会议（我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当时我和张闻天住在一起，中央开会，张总是要我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大概有20来人，先由张国焘作总结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朱德作了副报告。会上贺龙的发言很突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张国焘！你是共产党，却走到军阀那边，我同你相反，我原来是军阀，后来却成了共产党。”张国焘坐在那里听，接下来大家批判。有同志揭发张国焘行军时，因为后边有敌人在追赶，而他自己过桥后，就把桥拆了，也不管后边的部队，极端自私。经过批判，中央还让他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主席是林伯渠，因他在西安任中共办事处主任，未到职）。张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也做了一些工作。 批张的斗争，后来又扩大到党校，中央各机关干部也参加了。当时被批的不只是张国焘一个人，还有一批人。主要是批判他们与中央闹分裂的错误。陈昌浩也是其中一个，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学，是红军西路军的总负责人之一。西路军失败后，他吃尽苦头一个人到了西安，住在旅馆里，他不敢用中文名字，而是用了一个俄文名字，写信给在延安的张闻天。张接信后一时竞想不起是谁了，后来才想起来是陈昌浩，急忙写信要他速来延安。 黄陵是“轩辕黄帝陵”的简称，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上，其包括黄帝陵和轩辕庙。相传黄帝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祖先，所以，国共合作以后，每年清明节，边区的国共双方领导人都要共祭黄陵。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也去祭黄陵，他告诉林伯渠说要顺便去西安看看，可是到西安后，张却没有到中共办事处，而是悄悄“失踪”了。后来周恩来在武汉找到了张，并约他谈话，劝他要么仍回到延安，党和人民还是欢迎他的，要么去第三国际（苏联）。他则表示两地都不想去。并且提出要他老婆和孩子来武汉。后来组织上同意张的老婆和孩子一起去武汉（张的老婆临行时说她一定去说服张回延安）。 日本投降后，一次，我去上海一家红十字会医院，与一位在病史室工作的地下党员沈梦先接头，他告诉我，张国焘正在他们的医院看病，我听后觉得此事很重要，约他晚上到家详谈。原来，张到这家医院看病本来并没人认识他，偶然的一次，医院的茶房听张的司机在发牢骚，说姓张的是共产党里的大亨，和毛泽东闹意见，才投到国民党里来的。他说替国民党内其他人开车子，有“外快”，可给张开车，什么也捞不到。后来得知，张那次看病是以江西赈灾委员会主任名义，来医院住在妇产科特护病房检查身体，不到一周就走了。 随着蒋管区工作的展开，1937年夏天，刘晓、刘长胜先后被派往上海恢复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张闻天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刘长胜“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的职务。因平时我和刘长胜常有来往，工会的同志们也都认识，所以大家亲切地把我称为“齐委员长”（当时我已用齐华这个名字）。 当时，总工会机关虽已建立，但人手很少，除刘群仙（博古夫人）、王惠民（天津地下党转来）外，只有几个陕北干部，同时下面基础也很差。因而，一面由中央组织部调配干部，一面着手抓基层的组织建设。 边区的工人成份，主要是农业工人，即原来的雇工（土地革命时分得了土地，变成自耕农），还有手工业、运输、水手（黄河）、铁匠、木工、造纸、煤炭、石油、盐业等行业工人，人员比较分散。我们考虑先建立各个行业工会，并分别在县、区、乡建立基层组织。凡是会员在15人以上的，即可建立乡工会，3个乡工会以上，即可成立区工会，3个区工会，即可成立县工会。3个县以上工会，便可成立边区总工会的分区办事处。这些地方工会平时主要由当地党委领导，上面总工会则派出干部以巡视员的身分，常去了解情况，督促检查。 国共合作以后，边区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修械所迁到延安郊外，改称兵工厂，设备增加，技术人员有所加强。从上海来的工程师沈鸿，不仅带来7名技术工人，而且捐献出10多台机床，武装了我们的兵工厂。印刷方面，中央派原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长征干部祝志澄当厂长，并到上海采购印刷器材，招聘印刷技术工人，在清凉山下办起了中央印刷厂。此外，建设厅还调吴生秀任厂长，办起了纺织厂等。 当时我一方面要到抗大、陕北公学去讲课，同时还要抓总工会的工作。老工厂的扩大，新工厂的增加，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在兵工厂内，从上海来的几个技术工人，开始很受当地工人们的欢迎，可后来发生了矛盾。修械所主要是修理步枪，当地工人往往是修好一支然后再修另一支。可上海工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好，要考虑到前方的急需，应该把10支枪放在一起修，零件可通用，这支枪坏了，另一支枪的零件可以用上，这样能加快修理速度。由此双方产生了矛盾。 二、当工人们使用的锉刀用平后，要重新淬火后拉槽。当地用的是手拉风箱，一下下的火势很不均匀，这边热了，那边又凉了。上海的师傅提出在炉子上做一个长的火槽，使火均匀。当地工人不愿意，说谁提出来的谁自己去搞好了，而领导也是比较保守的，双方又发生了矛盾。 三、印刷厂排字也有矛盾。当地工人是用老办法，即所谓“24盘”法，是将所有的字都按部位存放，上海师傅则认为，可以将常用的词组放在一起，用起来又快又方便，如将“共产党”，“国民党”等常用的词放在一起。工人们在技术上发生了矛盾。后来甚至发展到各排各的。 不仅如此，他们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怎样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且还要解决好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我首先去找厂长商量，还分别找工人谈话。我提出由工人们联合组织一场文艺晚会，由各地的同志拿出自己的特色，如快板、双簧、相声、秦腔、京剧清唱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看到底谁演得好。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我们还专门请毛主席来观看。当我向主席汇报时，他说：“鸡蛋看不起鸽蛋，因为鸡蛋自认为比鸽蛋大，而鸽蛋看不起鸡蛋，因为自己营养价值比鸡蛋高。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弱点，闹不团结，不行啊。”毛主席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观看了我们的文艺晚会。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工人们之间的团结。 当时中央印刷厂工会的问题较多，我们重点通过学习来解决。一次开会学习，我说：“我们印刷工人是有文化的工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教育。印刷工人对革命的独特贡献之处就在于，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又是党的事业的宣传者。所以应该比别人更具有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我们布置了一个延安工业产品展览会，动员有关单位领导支持，借抗大教室作为展室，展出各种工业、手工业产品，看看目前延安工业生产的水平。就在那天晚上，毛主席看了工人们的演出后，提着马灯来到展览室参观。毛主席很感兴趣，看得很仔细。经过这些活动，工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延安的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各方面都需要开挖窑洞，而建窑洞需要许多泥水工、木工和铁匠。当时由手工业工会负责招来大批工人，然后分派给各单位。他们中大多是些农民，原来没有什么技术，而且纪律松懈，迟到、早退、中间随便休息抽烟、聊天的现象是常有的。各单位领导为此很着急，找到我们总工会要求解决。我们找基层工会领导研究，认为只有采取教育的办法，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文化觉悟，增强劳动纪律。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办起了工人夜校，工人识字班。在成立工人俱乐部的大会上，我们还请毛主席为大家讲话。 会场设在延安城中一个破庙里。当时的工人没有什么时间观念，通知是下午2点来开会，但先到的人看里面没有几个人便去逛街了。这样会场里的人总是到不齐，我们很着急，我跑去告诉毛主席后，他说：“不要紧，即使有三四个人，我也去讲。”毛主席准时来到会场，工人们听说毛主席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了回来。一会儿会场便挤得水泄不通了。 毛主席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同胞，”说到这里毛主席问大家：“我刚才讲的话你们罕哈罕不哈？（陕北方言，意思是听懂听不懂）”工人们齐声回答：“罕哈！” 毛主席继续说：“许多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延安，要求进我们的学校学习，学好了去打日本鬼子，争取抗战的胜利，你们罕哈罕不哈？”工人们又一（异）口同声地回答：“罕哈！” 毛主席又说：“今天我们延安的工人在这里开大会，成立工人俱乐部，办工人夜校，办读书班，认真学习，提高政治、文化知识，你们说好不好？”大家同声说：“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上还请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讲了话。 1938年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汪伦向我提出了有关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为此，我作了以下的回答： 问：“对于全国工人运动，是不是仅在一个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之下统一行动，还是同时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 我说：“工人不仅有参加抗战动员的自由，还有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这是实现工会民主、改善最起码的工人生活的基本条件。工会必须有一个共同斗争的纲领，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组织，才能发挥其伟大的作用。在这个统一的组织里，第一，必须是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帮口，不分信仰，不分男女，只要是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和职员，只要不是汉奸，都可加入这个组织。第二，这个组织是公开的、合法的，同时有一个由各职业、各产业、各地方的工会用民主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领导机关。” 问：“在某些地区，有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同时又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它们该如何取得统一？” 我说：“以上说过，工会组织是不分党派的，职工运动的统一，不是限制工人的信仰自由。对于各党派领导下的工会问题，依我的意见，今天我们工人应该积极对待，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在这个基础上，将过去所谓‘老工会’，‘新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界线、成见、隔阂等完全放弃，使所有工人、职员都团结起来，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之下，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来动员全国工人积极参加抗战，使工人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其伟大的作用，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这篇对记者的问答，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的统一、团结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原文较长，刊登在1938年4月19日至5月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再次实现，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也理所当然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为了实现民主选举新的工会领导机构，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党中央很重视这次边区工人代表大会，陈云在会前就指示：“要把代表们住宿和伙食搞好。”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作了《政治形势和职工运动的任务》的报告。开会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并派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在宴会上致词。边区政府和其它各机关、团体都送来了锦旗，挂满了整个会场。这说明各方面对工会组织的尊敬和重视。我作了《陕甘宁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见全国总工会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对这次大会，《新华日报》、《解放》杂志等都发了新闻报道和社论。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的行动纲领》。 当时边区总工会制定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动员全边区工人，积极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赞助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与普及，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之巩固与扩大，增强抗战力量，坚持抗战到底，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作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边区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人劳动热情，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参加边区战时经济建设，发展国防工业等。边区总工会制定的行动纲领，在当时对全国工人运动也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统一行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计226名，其中还有香港海员工会、码头工会、粤汉铁路、同蒲铁路、郑州豫丰纱厂的工人代表等。大会共选出执行委员37人，又从中选出8人为常委。常委分工是：主任毛齐华，副主任管瑞才，秘书长刘子载，组织部长刘呈云，文教部长卢正义，劳保部长李子原，巡视团长白文生，抗战动员部长高长久。 1938年3月5日，在朱学范倡议下，中国劳动协会等团体在武汉发起准备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救国总会”，我们边区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立即电贺该会筹委会的成立，表示“期望全国工运统一，集中力量，一致御侮”。朱学范即回电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谈筹备工作。我们派刘群仙、廖似光等前去。以后又派张浩、刘群仙、廖似光、刘呈云、曹国兴组成5人代表团去参加会议。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中国工人抗敌救国总会筹备会于同年5月1日被迫宣布解散。这次统一全国工人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 抗战期间，在平汉铁路，有一个“铁路工人破坏大队”，领导人是刘松山、刘文松。抗战初期，刘文松带领50多人西渡黄河来到边区，是我们总工会负责接待的。刘文松很傲慢，刘少奇接见他们时，他提出要求边区给他们经费和武器。少奇耐心地向他们作思想工作，并肯定了他们的成绩，鼓励他们向国民政府去要武器。临走时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衣服，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感动，有些甚至提出要留在延安。经组织上同意，少数留下的人进了职工大队学习，其余的人住了一个星期后便经西安转道回去了。刘松山后来成了国民党全国总工会的高级官员，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城东，靠近延水河，机关开始只有十多人，为了节省编制，我们决定不用挑水工，而是每月付给邻院居民两块钱，让他们为我们担水，这可以减少一笔开支。可是月终向财政部门报销时，审计处却不给报，他们说延安这么多机关，没有那家有“担水费”。我就向张闻天反映，张支持我们这种节约开支的办法，专门打电话通知审计处，这样才给我们报销了。这也说明了当时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 按边区政府规定，财政报销实行首长负责制，即各单位开支由机关首长签字，会计报销，秘书长审核。我白天工作忙，一般在晚上审核报销的发票。一次，我发现发票中有买棉花毯，修白铁壶，甚至还有买食用油的发票，这引起我的注意。经核查，延安大的百货店，开的发票上图章骑缝，没有问题。然后我叫秘书长刘子载去一家小店核对，店老板说：“是你们的管理员叫我们代开的发票”。通过进一步核实，我发现竟然有票无货，原来是那个管理员开了假发票，然后将钱贪污。情况属实后，我们将那个管理员公布开除了。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队等团体。可是国民党当局只准由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不准由人民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党中央于1937年8月召开了洛川会议，会上提出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不久，中央通知由我负责筹组“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工会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管瑞才负责。 建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是实行全民抗战的一个重要措施。筹委会很快便成立，大家推举我为主任，国民党肤施（延安）县长马豫章任副主任，宣传部长艾思奇、副部长柯仲平，秘书长沙可夫，组织部长兼农民部长崔田夫，工人部长管瑞才，青年部长高朗山，妇女部长史秀英，武装动员部长谭希林，锄奸部长周兴，商民部长周子和等。马豫章名义上是国民党县长，实际上早就与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起草各种文件、文稿等，主要靠他和艾思奇。 我们首先成立了地、市、县抗敌后援会，并加强宣传和组织，发展抗日自卫军（后期改称“民兵”），以巩固边区根据地。建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不仅动员了边区民众，还推动和影响了全国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毛主席很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两次召集党、政、军、民等有关领导干部谈话。大意是说：过去国共两党对立，互不往来，现在国共合作，对外开放，应该有来有往。他说必须“洒扫庭院，迎接客人”。意思是要清理自己的队伍，要加强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可后来我发现，有个单位竟把此意思编写成：“一、服装要整洁；二、见人要有礼貌；三、说话注意保密；四、文件要锁好”等等。用白纸黑字贴在门上。我想这不是毛主席讲话的本意。加以纠正后，不准他们再贴在门上了。 当时在延安，以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开了好几次群众大会，有时国民党当局也派人来参加。 一、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群众大会。当时，国民党天水行署主任蒋鼎文派3人代表团带着挽联专程来延安参加大会并讲话。当时，由我主持大会，发现国民党代表团中有1人是过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叫毛仲平，当时我俩虽然握了握手，但却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他心中有很多话要说。第二天，代表团到边区政府和抗敌后援会机关来拜访，两天后即回西安了。 二、每逢五二国际劳动节，在延安都要召开盛大的庆祝大会。1938年五一节，我们在东郊桥儿沟教堂里布置了陕甘宁边区工业新产品展览会。聘请了军委工业局长李强，边区政府工业厅长刘景范任评判委员。五一那天毛主席坐着南洋华侨赠送的一辆汽车来，详细地参观了工业展览会，然后还在南门外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稍后，毛主席还检阅了延安地区抗日自卫军。 三、1938年6月下旬，接待了“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这是一个国际间的群众组织。来了1女4男共5人。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对他们表示欢迎。第二天我代表抗敌后援会把我们的宗旨、任务、工作情况等，向他们详细的作了介绍。他们很感兴趣，都作了笔记。那天的会议刘少奇也来参加了，他的目的是想听听他们的反映。七一党的生日那天，还以党中央的名义为他们举行了西餐宴会，宾主都讲了话。 四、1938年8月1日，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开“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群众大会，毛主席亲临大会。平时开会，毛主席讲话总是有说有笑，可是这次情况不同，我第一次看到主席非常激动，大发脾气，愤怒声讨。他拍桌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平江惨案，屠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罗梓铭等6位同志，提出一定要制裁投降派、反动派，揭发他们的“限制异党”办法和阴谋破坏团结抗战的企图。 五、接待了国民政府救济总署派来的代表。救济总署的任务是救济战争中的失业人员、残废人员。救济总署的代表来到我们根据地后，边区政府与我们共同接待他们，向他们介绍边区的情况，以及失业、救济情况。我们还提出让他们参观边区的难民工厂，希望他们看后，为我们捐款。 这里还有几件事要提到。 1937年初，在延安东门外的延河岸边，发现了一具女尸，经查是陕北公学16岁的女生刘茜。有人看见，前不久这位女生经常同一位带枪的男同志在这一带散步。公安部门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就查出了凶手黄克功。黄克功曾是中央红军的团政委，此人聪明、精干，年仅25岁，参加过长征并屡建战功，他与女生刘茜结识后，两人便双双坠入爱河。谁知机灵活泼的刘茜冷热不定，把黄克功弄得摸不着头脑。黄年轻气盛，工农干部，又不懂恋爱方式，只想快点结婚。有一次，两人在一起，刘茜指着天上的月亮说：“你看那圆圆的月亮象什么？”黄直接了当地说：“象什么，象一只大饼，有什么好看的。”类似这样的交谈使两人经常不欢而散，感情出现了裂痕。这一次，两人又相约在延河边，并发生了争执。黄因为刘不能痛快地答应和他结婚，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杀死了刘茜。案发后，许多人都为黄说情。毛泽东在听取了抗大校长罗瑞卿的汇报后，考虑半天才痛心地说：黄克功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杀了他，我们实在很可惜。可是延安刚刚向全国敞开大门，全国青年眼睛都盯着这里，敌人还在不断造谣破坏我们，不杀黄克功对革命大局有害！有了毛主席的决定，人们思想开始统一。公审大会就在陕北公学南边的广场举行，审判长是雷劲天。到会的有抗大、陕北公学、党校以及延安各机关、工厂、部队的代表几百人。公审大会上，黄克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高声要求：“我要死在抗日前线上！”最后经过审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最后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另一件事是欢迎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卫立煌曾差一点被日本军队抓去，是我们救了他，协助他渡过黄河到达延安。当时我们正在开工人代表大会，记得开欢迎晚会那天晚上，汽灯通明，会场上一条很长的条幅写着“欢迎卫立煌将军”。后来，国民党军队坐着汽车，大摇大摆经过延安向西安开去。这主要是由八路军总部出面搞的活动。 关于祭黄陵的情况。张国焘逃跑后的第二年我也参加了祭黄陵活动。当时由林伯渠联系，林代表边区政府，高岗代表边区党委，莫文骅代表部队政治部，艾思奇代表教育界，我代表民众抗敌后援会，妇女代表是张琴秋（浙江桐乡人）。那是1939年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态度已比抗战初期大大倒退，并正蓄意在各地制造反共磨擦。虽然双方事先约定共同举行祭陵仪式，但当我们从延安赶到黄陵时，国民党方面的人已先到了，并且不顾对友党的尊重和礼仪，提前开始宣读祭文等活动，我们只赶上了向黄帝陵鞠躬致敬的仪式并与国民党的人共同行了3鞠躬后，他们就先走了。我们重新再来。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各界举行了祭祀仪式，并宣读了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祭文（此文的碑刻，现立在黄陵内）。然后，我们又看了轩辕黄帝的墓，记得其旁有一棵很大的柏树，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作用。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反动势力比较薄弱，当时总共有26个县，大约有12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总数约120万。东北军撤走后，人口发展到150万左右。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人数是200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这块革命根据地始终没有丧失过，它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总后方。毛主席很多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工会”旗帜也只有这里保存着，是中国工人运动光荣传统的继承地和发扬地。总之，陕甘宁边区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战争的起步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937年底，林彪带着一批抗大的学员，到延安东郊扩建机场，平整土地，准备迎接从苏联来的飞机。没过几天，一架飞机轰鸣着在延安上空盘旋，人们纷纷向东门外跑去。飞机降落后，王明、陈云、康生、曾山、高自立、孟庆树（王明夫人）等从机上走下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上前与他们握手问好。我也在其中。当时，康生走到我面前，却不怀好意地说：“阿毛，你没有被国民党逮捕啊？”我说：“没有啊？”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第一句话就问这个。 陕北公学就在附近，大家从学校搬出几张桌子和一些板凳，党中央就在露天设便宴招待了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毛主席还致欢迎词，王明、陈云等致答词。然后大家边吃边交谈。曾山告诉我，当时他在上海找不到党组织真焦急，幸亏在马路上碰到梁广，经我介绍才去了苏联。饭后散场时天已经黑了。 当时我在总工会正在规划开展一个“新劳动运动”，并制定了一个新的开展劳动运动的方案。第二天，我拿着方案与秘书长王惠民（朝鲜人）一起去王明、康生驻地拜访。我估计苏联在开展“斯诺哈诺夫运动”方面有许多新的经验。听说他们在这个运动后，生产几倍几十倍的增加。我想，王明他们从苏联回来，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计划的。可当我们走进他们住的窑洞时，康生又是那句话“你究竟有没有被捕过？”我说：“我的确没有被捕过！”看到这种情况，我再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方案交给他便出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保卫局长周兴通知要我去。去后他告诉我，你们那个王惠民是个嫌疑分子，让我通知他来谈谈。我回去告诉王。王惠民去后就没有再回来。他的日常用品、毛巾、脸盆、衣服都是我第二天送去的。就这样，以后我便没有再见到王惠民（解放后我遇到周兴，他告诉我，在延安遭敌人进攻，中央机关撤退时，康生把王惠民“解决”了。当时处理的不只他1人，还有王实味等人）。 当时，我是边区党委常委，中央有重要会议，总是通知我参加的，可是自康生等回来后，我的情况就改变了。一次有个同志问我：“中央昨天开会，怎么没有见到你？”我说：“不知道啊。”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问清楚。就写了个纸条叫通讯员交给李富春（他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管这方面的事）。纸条送过去后，没有给我回音。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康生打电话叫我，要我到他那里去。我骑马赶到他那里。见面后，他要我谈谈过去在上海的情况，但他自己不听，却让他的助手高自立听我讲，然后记录下来。高开始记得比较详细，主要是听我说关于上海无线电学校被破坏的经过。到后来，我发现高不再记录了，便问他是否还要讲下去。他说：“不用了，基本情况已了解了。”临走时，康生与我打了个招呼。过了一段时间，我碰到康生，问有关我的事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已谈过了，再没有什么问题了。” 过了几个月，边区党委讨论边区工会工作，要我通知我们工会的副主任和秘书长、文教部长、组织部长一起去。我想，边区党委这么重视工会工作，这是好事。可这次讨论边区工会工作却与过去完全不同。过去只是区党委几个人参加，今天不光是区党委的几个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来了，还有李维汉、张浩等中央领导人。会议由高岗主持，开始先由我汇报近期工会的工作，然后大家开始发表意见。有人先指出，工会机关没有认真搞好工会工作，工人没有提高思想认识。接着什么“形式主义”、“工头主义”、“行会主义”、“经济主义”等好多“帽子”都戴上了。总之是说我们的工会什么都不行。这样，我们工会的几个人思想很不舒服。 我提出：“我们工人觉悟不高，是事实，工会工作没有做好，党委有没有责任？区党委对下面党员的思想教育如何？你们应该去了解了解，党员领导群众嘛。” 会后，我对陈云讲：“几个月前区党委还表扬我们的工会工作有成绩；可现在，却说我们工会工作‘主义’一大堆，帽子一大摞。” 陈云说：“工作上有缺点是难免的，但我们都是老同志了，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的问题不在这里，主要还是你过去历史上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将来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因此你还是安心工作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我马上去找李富春谈，我把工会的情况、区党委的看法都说了。他说：“中央对你到这里来是信任的，自从康生、王明回来后，提出上海机关被破坏时的情况，就引起了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光是你一个人，还有其他人如王世英等，以后终究会弄清楚的”。并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分配到你们这里来？就是因为一些人历史没有搞清楚，考察一段时间后，再分配工作。” 我又去找张闻天，他告诉我：“你过去的事我也不清楚，康生他们回来后提出这些问题，将来总会搞清楚的，你要安心工作。”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中央要调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若飞去中央搞统战工作，区党委有人建议让我接替王若飞的工作。但在开会讨论时，有位领导提出，这个人不能接替王的工作，此人有历史问题还未搞清楚。那次区党委会议我因有事情正好没有参加，后来听别的同志讲起。因为我受到怀疑，最后组织上没有让我接替王的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陈云，提出不能得到信任，不让参加会议难于做工作，陈云劝我说：“历史问题将来总会弄明白的，现在你是不是换个工作，到前方去，前方朱总司令很需要人，要我们中央派干部去。”我同意了。我很快把手头的几项工作交代后，就动身前往我的新工作岗位——晋东南太行山区，这时是1939年秋天。 这里顺便说说我的家庭。1935年离开上海后，我便与家乡完全断绝了联系。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蒋管区的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延安求学抗日。我在中央组织部搞接待工作，认识了不少同志。后来虽调到边区总工会工作，仍在抗大、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任教。当时，常有一些青年来找我们谈抗战形势，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原在西安做地下交通员工作的女青年萧爽（汉中人，比我小十来岁）。我们之间在交往中产生了爱情（那时女青年到延安后和老同志谈情说爱成风）。经组织同意，我们结婚了。后来我们生了一个孩子。1939年离开延安去太行山时，孩子留在中央保育院。1942年我们在太行山根据地又生了一个孩子，由当地老百姓代为抚养。1945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在老家找到了原来的爱人潘林珍和留在上海的3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聂力）。我与萧爽协商后，经组织出面做工作，我们离了婚。以后，听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萧爽与当时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适安结婚，他们又生了4个孩子（两对双胞胎）。但不幸的是，1958年，马适安在一次出访埃及时，途经苏联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萧爽以后没有再结婚，现在与子女生活在北京。 离开延安时，我正好与刘少奇坐同一部车子。我们从延安到达西安，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西安，敌机经常来轰炸，我们要随时准备进防空洞。一路上，都能看到被炸死的人，男的女的都有，样子很惨。在西安住了几天，少奇坐火车到潼关后往东去洛阳。我们到河南渑池下车，在兵站住了一夜。第二天兵站同志帮我们雇到一辆牛车，傍晚便开始北上。 沿途夜里行路，看到许多国民党的伤兵和尸体在路边无人管。天明开始渡黄河，同路的还有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统战部长张友清、交通员王刚，还有文联的几位同志。过黄河后，全靠两条腿走路，行李均由民夫来挑。经王屋山、阳城、高平到达武乡（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所在地），沿途都有八路军兵站接待吃饭和住宿。当时见到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我的老战友），我问他关于我的安排情况，他说不了解。 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刘锡五告诉我：“你到太行区党委是任中共晋东南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平时不参加区党委会议，只是讨论有关群众工作时，你才参加。”并且关照我，关于我的情况不要对任何人讲。他派通讯员用马送我到辽县（后改为左权县）西黄须村，这里便是太行区党委机关所在地，对外番号称“马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