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苏联各政治流派的阶级属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十六、苏联各政治流派的阶级属性

　　综合以上几章的分析，别于波兰和匈牙利，苏联没有笔者称之为新兴干部阶级的形成、兴起；民营企业家阶级力量亦微不足道。1990年以前，苏联外部收支平衡十分健康。这与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苏联经济于八十年代中叶无疑受到庞大压力，但这种压力是有关如何扭转颓势，以确保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能够维持下去，与匈牙利和波兰陷于全面破产的绝境不能同日而言。就阶级属性而言，跟匈牙利和波兰改革派不同，戈尔巴乔夫一伙与下述的基里辛、谢尔别斯基他们一样，都属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代表；所不同者在于他们明白改革是这个阶级的唯一出路。他们实行“开放”、“重整”和新东欧政策便是为了改善苏联经济，藉以巩固这个阶级的统治基础。戈尔巴乔夫最后被迫放弃一党专政，是新东欧政策因应东欧1989年末的剧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发展（见第廿二章），与波共和匈共放弃一党专政的原因、背景不能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他、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亚科夫列夫等人均属于温和改革派。他们大部份都是安德罗波夫一手扶植的接班人。契尔连科在位时的过渡期间，戈一干人等与以莫斯科党魁基里辛和乌克兰领导人谢尔别斯基（SCHERBITSKY）为首的保守派展开接班争夺战。利加乔夫充当戈的打手，透过《消息报》揭基里辛疮疤，严重削弱基的实力基础。契尔连科谢世，戈趁着谢尔别斯基正在访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戈以退为进邀请基里辛主持契的丧礼（传统上，丧礼主持者便是接班人）。孤军作战的基不敢接受。终于，在葛罗米柯拥护下，戈顺利登上总书记宝座。^[162]
　　戈上台后，利加乔夫成为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势。如前所述，“开放”政策于切尔诺贝尔事件后发展一往无前，利表示反对，成为第一个与戈分手的前度盟友，兼为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在戈与利关于“开放”政策的斗争中，雷日科夫置身于度外。有关经改，戈与雷一直站在同一阵线，直到1990年9月11日戈公开表示支持“沙塔林方案”为止。但戈给予激进改革方案的支持是不彻底的。他始终希望能够在现时相对上来说属于保守改革派（有别于保守派）的雷日科夫和激进改革派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雷日科夫拒绝与沙塔林方案进行妥协，戈便找阿甘别吉扬提交折衷方案。帕夫洛夫要求给予政府紧急权力以贯彻“反危机”方案，又猛烈抨击“大交易”方案之同时，戈权宜地把两个方素并凑一起，提交7月中旬在伦敦召开的“G七加一”会议（西方七个发达工业国家高峰会加戈尔巴乔夫）。
　　虽则如此，戈从头到尾基本上都以他开始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依归。这是为什么他顶住1990年秋、冬的“倒阁风”的巨大压力，拒绝撤换雷日科夫。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跟波共和匈共改革派一样，自动放弃“社会主义”。如前所述，1991年7月4日，戈才首次表示“社会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下一章指出，他7月26日才正式否定计划经济。他在八·一九政变流产后刚一返回莫斯科第一次发表讲话时，便重申他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共产党的信念。只有在他认识到流产政变已把苏共判了死刑后，为突破被迫靠边站的困局，他才终于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雷日科夫坚持经改要循序渐进，因为这切合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利益。皆因戈尔巴乔夫政策上的失当，苏联经济1990年陷于水深火热中，苏联沦为西方集团的附庸成为定局。这情况下，把改革速度减慢，尽量为联盟政府保留对国营企业的控制权，有利于上述阶级在不能避免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保留它的利益，把这些利益转化到一种能够在新的经济体制中与管治权脱离的形态。需要争取这个空间的不限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激进改革对部份国营企业非常不利。例如，把价格完全放开对细小的加盟共和国的企业打击很大。这些企业的干部，联同传统官僚资本阶级，构成保守改革派的社会基础。
　　雷日科夫在任时，帕夫洛夫为财政部长。基本上，帕的阶级属性与雷相同。但别于雷，帕出任总理后，与保守派的关系十分密切。
　　保守派以联盟政府的内政部、克格勃和国防部为大本营，社会基础为产军综合体（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利加乔夫仅属于它意识形态上的代表人物。保守派与激进改革派和温和改革派（戈等）形成对立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甚至保守改革派也以裁减军备和削减国防、国家安全开支为经改的代价之一，保守派与保守改革派两者之间亦有一定矛盾。
　　本来，保守改革派与温和改革派两者的利益最为接近。但1990年末至1991年初，经济混乱愈演愈烈。这促成了保守改革派和保守派互相靠近。这个趋向在雷日科夫因心脏病发下台前已经开始。如前所述，1990年11月29日，雷表示反对解散产军综合体。帕夫洛夫上台后，因应客观形势的继续恶化，以上趋向的发展步子愈发加大。
　　1990年冬，联盟瓦解的危机加剧，保守派变得强硬起来，戈尔巴乔夫被迫向它作出多番让步。1991年春以后，保守派的锐气因三、四月工潮稍为收敛，戈尔巴乔夫重新向激进改革派倾斜，致力于与加盟共和国达成新联盟条约协议。5月，为解决工潮，戈同意把西伯利亚煤矿场移交俄罗斯名下。6月17日，“九加一”会议达成基本谅解。这些发展再进一步把保守改革派推向保守派。6月18日，帕夫洛夫便要求国会赋予政府紧急权力，以贯彻“反危机”方案，企图向戈尔巴乔夫夺权。这期间，帕夫洛夫、普戈、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纷纷异口同声抨击“大交易”方案向西方摇尾乞怜。
　　众所周知，激进改革派以俄罗斯为大本营。我们在第廿二章分析，他们拥护激进改革是出于维护俄罗斯一己利益（“沙塔林五百日方案”把国家财产转给共和国最为露骨不过）。正如苏联希望摆脱东欧的负累一样，俄罗斯不愿意继续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津贴。
　　本来，苏联经改仍未起步，国营企业干部没有形成一个新兴干部阶级。但1990年起，社会出现极端混乱，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中央政府大权旁落，促使企业也向中央主管部门夺权。自然，企业的夺权行动得到加盟共和国政府撑腰。《经济学人》最近在一篇关于乌克兰的报导中提供了以下数据：

　　“很多企业主管在国会投票赞成经济主权。他们要求〔加盟共和国政府〕对执行把企业控制从莫斯科转移到基辅的共和国法例提供帮助。”^[163]

　　上文分析，部份企业支持尽量维持故有的计划模式。但对于经营条件较好的企业（它们绝大部份集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共和国），向中央夺权显然对它们有利。这些企业的干部构成激进改革派的主要社会基础。举一个例，出于上文已论及的原因，西伯利亚的煤矿干部是叶利钦的坚强后盾。
　　由于经济全面崩溃，不论保守改革派，温和改革派或激进改革派都接受私有化的必要性，作为寻求西方经援的交换条件。^[164]保守改革派希望把过程拖慢的阶级因素上文已有所论述。激进改革派希望采纳波兰模式，因为它明白到否则便无法吸引西方资金和经援（美国的态度具代表性），而最为重要的是，它没有保守改革派的特殊阶级顾虑。况且，它所代表的企业干部在私有化和外资侵入的冲击下，有一定应变能力。事实上，生产“硬货品”的工矿企业绝对无惧于进军世界市场。当然，私有化无可避免会淹没上述干部其中一部份。但这点不影响我们对激进改革派的阶级属性的分析。我们在有关匈牙利变局的分析中曾指出，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时有需要牺牲该阶级其中个别集团的利益，以便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该阶级的整体利益。
　　第廿五章提及，被视为保守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派系在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国会有雄厚实力。它多位代表在俄共成立大会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波洛兹科夫顺利当选第一书记。1990年5月，俄罗斯国会选举总统，经三轮投票后，叶利钦才险胜波洛兹科夫。按理，“俄罗斯共产党人”应该属于雷日科夫的支持者。但出乎意料，1990年9月，俄罗斯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沙塔林方案”。^[165]9月19日，又以154对4票通过决议，要求雷日科夫政府总辞。^[166]如前所述，直到1991年中，“俄罗斯共产党人”仍占俄罗斯国会四分一议席。换句话，他们当中绝大部份，甚至全部都支持了沙塔林方案和参加了“倒阁”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
　　其实，以上一点也不足为奇。激进经济改革方案是维护俄罗斯一己利益的体现。1990年下半叶，经济滑坡加剧，国家分裂加速，俄罗斯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出现利益分化，促使“俄罗斯共产党人”与联盟政府疏离，是符合逻辑的发展。上述共和国企业干部向中央夺权便是这个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换句话，虽然苏联没有经过彻底的经改的洗礼，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同样出现了势成水火的利益分化。不过，跟波兰和匈牙利有别，这种分化表现为联盟政府和俄罗斯（主要）、乌克兰（次要）的对抗。叶利钦一伙于1990年7月党廿七大上退出象征联盟利益的联盟共产党，是这种分化的形像化表现。
　　以上分化不仅触及企业和共产党内部，它渗透整个统治集团的每一个组成部份。从克格勃、军队、内政部……到大众传媒，都出现俄罗斯集团与联盟集团的抗衡。
　　综合上述，激进改革派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表面上，叶利钦是一个俄罗斯民粹主义的煽动家。^[167]实际上，激进改革派骨子里不外是从旧有统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俄罗斯集团的政治代表。

^[162] 史洛基思蒂，同。页64。

^[163] 同注157，页115。

^[164] 同注157，页107。

^[165] 同注157，页116。

^[166] 同注157，页119。

^[167] 史洛基思蒂，同，页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