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十六章 公社委员会的宣言。4月16日的补充选举。最初几次争执。失败的萌芽
轮廓第二次十分清楚地画出了。公社委员会没能说明公社的意义,而战斗、轰击、凡尔赛分子的猖狂和调停者的失败却很清楚地向巴黎人指明了公社是什么:公社是起义者的阵营。4月16日的补充选举表明还有多少起义者。由于若干委员的亡故、重复当选和辞职,空出了三十一个席位。3月26日的幻想已经破灭,现在人们是在弹雨下投票。公社的报纸、工商业同业公会的代表要求选民投票都没能发生效果。在3月26日参加各区投票的十四万六千人中,仅仅有六万一千人参加了补充选举。退缩不前的各区仅仅投了一万六千张票,而不是五万一千张票。
现在正是向法国说话的时机,过了这时刻,时机永不再来。6日向各省发出的沉痛而又动人的呼吁书不能作为纲领。梯也尔对共和制的保证,左派的敌对态度和公社委员会的互不相关的命令使外省陷入十分困惑的境地。人们必须使外省尽快地明确方向。19日,受托草拟纲领的委员会提出了它的作品,更正确地说,是另外某个人的作品。这是一个悲惨的、有特色的征候:公社委员会虽然有十二位政论家,公社的宣言却不是出自本身。负责起草纲领的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中,只有德勒克吕兹提出了一些词句,执笔的竟是一个名叫皮埃尔·丹尼的新闻记者。
丹尼在《人民呼声报》中又把最初起义时在沃克斯大厅产生的使巴黎成为自由城市的方案搬了出来,并把它作为法律提出来。根据这个法律草案,巴黎要变成汉萨同盟的城市,用一切自由把自己装饰起来,并且站在自己骄傲的堡垒高处对法国那些被束缚的市镇宣布:“如果你们能够做到的话,那就学习我的榜样吧!我只是要给你们做出典范的行动。”这个漂亮建议冲昏了公社委员会好些委员的头脑,甚至在宣言中遗留下过多的痕迹。
“巴黎要求的是什么呢?”宣言这样问道。“承认和巩固共和国。在法国一切地区实行公社绝对自治。公社专有的权力包括:决定公社预算,确定和分配捐税,领导地方机关,建立地方的司法机关、警察、教育制度,管理公社财产,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和法官,并且对他们进行监督,以及绝对保障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组织城防工作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独立地监督和保证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巴黎再没有其他要求了!先决条件是:这些原则在庞大的中央行政机关——联合公社的代表机关中也同样实现。”中央代表机关的职权,各公社的相互义务应该是什么呢?宣言中没有阐明这些问题。根据宣言的本文,每一个地方都有权实行自治。如果巴黎宣言侵犯了基本权利,只授权公社“检查”集会和出版自由法的“正确的”执行情况,而完全忘掉说结社权,那么人们能对下布列塔尼的自治、对法国十分之九的公社(有一半以上人口不到六百人)期待什么呢?只不过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治的乡村公社象一个长有上千只有吸力的手的大怪物一样,夺去了革命的力量。
不,成千上万的哑吧和瞎子不能互相订立契约。农村人民软弱、无组织、受千重束缚,只能由各城市领导,而城市人民又只能由巴黎领导。宣言说:“到目前为止,由皇权,君主政体和国会制所强加我们的统一无非是一种专制的、不合理的中央集权制度等等”,它这就发现了腐蚀法国的不治之症。但是,它又补充说:“巴黎所希望的政治统一,是所有地方主动的自愿联合”,这就表明它对外省毫不了解。
宣言很正确地以呼吁书的口吻继续说:“巴黎为全法国而辛苦工作和遭受苦难,巴黎准备以自己的战斗和牺牲来复兴法国的智慧、道德、政治和经济……3月18日人民自动发动的公社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是这并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再采取3月28日的提法“公社的属于公社,国家的属于国家”呢?为什么不把未来的公社确定为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位(这个单位大得足以促进政治生活,同时有足够的范围可以让全体公民参加社会劳动)呢?为什么不考虑包括一万五千人到二万人的公社、县公社呢?为什么没有明确地叙述公社的权利和法国的权利呢?这个隐晦的、不完善的、有好些要点不能实现的纲领和以往的情况一样,尽管具有崇高的思想,却不能充分启发外省。
这个纲领最初本来只是一个草案,毫无疑问,公社委员会还要对它进行讨论和修改,但是,公社委员会很草率地读了一遍这个纲领以后,就把它作成决议,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作什么说明。这一次会议对商业期票支付期限问题化费了四天工夫来进行讨论,却没有找出时间来研究这个如果胜利了就是它的纲领、如果失败了就是它的遗嘱的宣言。
真是祸不单行,公社委员会内部又患了一种新病症。病菌好几天以来就产生了,16日的投票使它发作起来。空想家引出了吹毛求疵者,而这两种人因为证明新的权力发生了争执。
3月30日,公社委员会曾根据相对的多数票承认了六名候选人当选,这时报告人提议只承认在16日获得绝对多数票的人当选。一些吹毛求疵的强辩者气冲冲地说:“这就是用一种至今任何政府都还未敢使用的方式破坏普遍选举权。”无论如何不能接二连三地进行选举。最忠诚的区中有三个区根本没有得出结果。一次新的投票只会更加明显地说明公社处于孤立的地位了。
讨论很热烈,因为在不受法律约束的这个市政厅里有合法的狂信者。由于他们的过时的原则,巴黎注定要灭亡。执行委员会已经以不许干涉邻近地方自治的神圣的自治名义拒绝武装要向凡尔赛进军的巴黎所属乡镇。
对报告的结论表示赞成的是二十六票,反对的是十三票。仅只有二十名当选者被承认,这是不符合一切逻辑的。要么全承认,要么全不承认。当选者中有四人是新闻记者,只有六人是工人。群众大会所提出的十一名,只增多了空想家的人数。有两人拒绝参加公社工作,因为他们所得票数不够选民人数的八分之一,奇妙的《拉宾努斯的演说》的作者罗热尔受到了虚伪的合法性的愚弄。这是这位把自己的光辉而明确的辩才贡献给公社的高贵人物的唯一弱点。他的退出使公社委员会少了一个有理智的人,然而,他再一次为揭露居心叵测的费里克斯·皮阿作出贡献。
从4月1日以来,皮阿就预感到风暴即将到来,象帕努尔格[1]一样,不喜欢听炮声,因此,他一再想要离开巴黎。他通知公社辞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且宣称他必须要到马赛去。由于凡尔赛的骠骑兵给外出旅行造成危险,他才勉强留下来,但是他耍两面派:对市政厅是一副面孔,对公众又是一副面孔。在公社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非常激烈地催促使用武力,在《复仇者报》上,他扮演了大司祭的角色,甩着自己的灰头发,叫喊说:“投票吧,不要到凡尔赛去!”别的方面他也摆出两副面孔:如果他希望查封一家报纸,他就署名《复仇者报》,如果必须公开发表言论,他就用“费里克斯·皮阿”的名义。以后发生阿尼埃尔退却,他又恐惧起来,于是他又想寻找出路,罗热尔的不就职给了他借口。在这种无可摘的借口下,费里克斯·皮阿同时提出辞职。他在辞呈中写道:“公社破坏了法律,我不愿意负连带责任。”为了不留商讨的余地,他竟拿公社的威信当儿戏。他说,既然公社坚持原来的做法,他就深以为憾,不得不“在胜利之前”辞职。
他希望能象脱离波尔多议会一样摆脱困境。但是,这种欺骗行为激怒了公社委员会。《复仇者报》刚刚责难了对许多反动报纸的查封,而查封这些报纸却正是费里克斯·皮阿一再要求的。韦莫雷耳揭露了他这种两面派态度。有一个委员说:“这里曾经宣布,对于任何辞职都要看作是背叛行为。”另一个委员说:“如果说这是一个危险而又非常光荣的岗位,那他就不应该离职。”还有一个委员干脆要求逮捕费里克斯·皮阿。另一个委员说:“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有人不理解,辞呈必须提交选举我们的人”。德勒克吕兹肯定地说:“不能由于个人怨恨或因为所追求的理想和某一方案不一致就提出辞职。难道你认为在这里所进行的事每个人都同意吗?尽管人们对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诽谤,但还是有许多委员留下来,而且要坚持到底。至于我,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果我们看不到胜利,那么我们不会是最后阵亡在城墙上或市政厅台阶上的人。”
这番豪言壮语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比德勒克吕兹贡献更大的牺牲精神。他的勤勉严肃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崇高理想,使他高过他的许多本性轻率、华而不实、永远只注意个人争执的同事。有一次,他被混乱的争吵弄得精疲力尽,甚至想要辞职,可是人们只需向他提起他的辞职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重大损害,他就留下来,这倒不是为了等候胜利,他跟皮阿一样认为胜利不可能到来,他是准备牺牲自己为未来播下种子。
受到这许多打击之后,费里克斯·皮阿由于不敢攻击德勒克吕兹,就转而攻击韦莫雷耳。他回避答复一切,而把韦莫雷耳当作间谍对待,韦莫雷耳是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于是他在《复仇者报》上给韦莫雷耳扣上一个警察暗探的罪名。这个懦夫把韦莫雷耳叫做伪君子。这本来是他引起辩论的手段,因为这个狡猾的文人总是暗怀市场女贩的心。1848年,他在制宪议会中曾把蒲鲁东叫做“猪”,1871年又在公社里把特里东叫做“一堆屎”。在这个有大企业工人参加的会议中,他是唯一把肮脏的东西带到讨论中来的一个委员。
韦莫雷耳在《人民呼声报》上作了回答,毫不费力地把这个大言不惭的人压了下去。他的选民向他递了三份劝告书,要求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您是军人,在紧急的关头一定要坚持。只有我们才有权罢免您。”在自己选民的驱使和公社委员会逮捕的威胁下,这个到处点火的人选择了较小的危险,矫揉造作地回到了市政厅。
当这种不幸的情况张扬出来的时候,凡尔赛奏起了凯歌。现在公众初次看到了公社委员会的内幕,看清了它的纯粹由个人恩怨产生的小集团。一个人只要属于某个集团,即使有错误,也总是会受到支持的。为了可以参加公社工作,人们不得不加入这个或那个集团。许多正直忠诚的人,久经考验的民主主义者,被国家免职的有理性的公务员,甚至共和主义者的军官,都自愿为公社服务,他们受到了那些昨天腾达的、其忠诚大概不会挨过5月20日的无能之辈的傲慢接待。这些人的品格和精神的不可接近,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感到窒息。甚至连公社委员会的委员都抱怨说,这些人不起任何作用。执行委员会不善于发号施令,部下可以不服从,公社委员会一会儿授给全权,一会儿又撤回,随时干涉最小的工作细节,象领导4月3日的出击一样地领导政府、行政管理和防御。
[1] 拉伯雷的小说《高康大和胖大官儿》(Gargantua et Pantagruel)中的主角之一,怯懦、无耻、好色而狡猾。——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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