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运动
7．第二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运动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不管多么不切实际，新的工人阶级政党都致力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变革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同时，他们为扩大工人——有时也有女性——的选举权而斗争，举行盛大的通常相当成功的选举运动，以及推动立法改善工作条件和为工人患病、残疾、失业进行保险。尤其是，他们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直接与资方谈判，如果有必要，就举行罢工。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出自德国社会民生党，这个党据称是德国工会运动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衣钵的继承者，在其鼎盛时期，拥有450万张选票以及超过100万的党员。
到1889年，第二国际的基础已经奠定，这是一个力图协调各国政党间的争论和行动的组织。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和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成为第二国际的最高任务，当资本主义发展为彻底的帝国主义体系时更是如此。在实践上，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他们的政党都有着必不可少的民族特色，通常沿着尽管平行并存但却是各自独立的道路前行。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些道路出现了分歧。除了几个极少的重要的例外，第二国际按照同盟国与协约国的敌对发生了分裂。
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女性受压迫问题在原则上是所谓“社会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在党报上讨论所谓的女性问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理论和煽动性文章。他们有些勉强地将女性政治权利纳入他们的运动，试图发动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并鼓励工会将女工组织起来。尽管并不有力，但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给予了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斗争以当时可能的最一贯而彻底的支持。同时，细査这些政党关于女性问题的各种文献，会发现第二国际多半未能弄清楚——更不用说扩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不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遗产。而且，通过编辑整理并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些遗产神圣化，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限制了自己超越这些遗传下来的模棱两可理论的能力。
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激进分子能够找时间去阅读的社会主义书籍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位列榜首。该书1879年初版，到1895年时已有25个版本，1910年有50个版本，更不用说无数的译本了。多年说来，《妇女与社会主义》一直是德国工人图书馆中借阅率最高的书籍，并一直是20世纪头十年间主要的社会主义入门读物。
到底是什么使一本近500页的长篇大作如此长久地吸引了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首先，如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所授予这本书的称号，《妇女》事实上是当时唯一的一部谈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未来详尽而具体图景的渴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该书细细审视了存在压迫的过去，仔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现在，并用整整一编概略地叙述了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完全可以说，”1910年的一份图书馆期刊认为，“正是从这本书中无产阶级大众懂得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几年后，一位无产阶级政党激进主义分子回忆道，“对于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倍倍尔的书不仅仅是一份纲领，它就是信条”。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展现了真实范例的可能性之前，《妇女》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者为之而奋斗的最详尽的图景。[1]
但是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它也是关于妇女的——就像第二版的标题《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妇女》所宣称的那样。对某些读者而言，它纪实性地描述了她们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经历，激起了“生活和战斗的希望和快乐”。奥蒂莉•巴德尔——一位工人阶级妇女——在1887年看到了这本书，那时她40岁，在“极度困苦的生活、过于繁重的工作以及资产阶级家庭道德”的重压之下，活在“听天由命和毫无希望”之中，她用这样的话语回忆了这本书对她的影响。
虽然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我有朋友在党中。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这部珍贵的著作。我彻夜不眠地读完了它。那是我自己和千百万姐妹的命运。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女性还必须忍受所有这些痛苦。她忽视自己的生活。倍倍尔的书勇敢地打破了所有的古老秘密……我读这本书不只一次，而是十次。因为一切都那么新颖，只有相当努力才能理解倍倍尔的思想。我不得不摒弃以往我认为正确的许多东西。
巴德尔后来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在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
对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而言，《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出版有更深远的意义。比如，克拉拉•蔡特金在1896年评论道，不管倍倍尔的书有多少缺陷，都“必须由它出现时的那个时代来评判。正是在那个时代，它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事件，一项功绩”。因为它向党员们证明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蔡特金认为倍倍尔作品的出版代表了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将女性发展为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实践。她特别提到，“从这本书中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口号：只有使女性成为我们的战友，我们才能征服未来”。[3]
当《妇女》一版接一版地出版时，倍倍尔也不停地修订和扩充着原文。初版只有180页，尚未分章节，那时，徳国政府正妄图通过禁止社民党和实行严格的检査制度来破坏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这本书没有合法的身份，但还是销售了几个月。直到1883年，倍倍尔才找到了另一个出版商出版此书，也找到了时间来扩充和修订它。在不太成功的与反社会主义法的斗争中，他适应新的章节结构的变动，将第2版的标题改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妇女》。尽管当局仍然禁止该书但它还是又一次立即获得了成功，销售迅猛，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六次再版。1890年，反社会主义法被废止，倍倍尔准备重新改写第9版，这一版于1891年初出版。第9版被重新命名为《妇女与社会主义》，扩展为384页，还首次包含了恩格斯《起源》中的分析部分。正是这一版的《妇女》不断再版，1895年第25版时扩展至472页，成为社会主义经典。
讲德语的社会主义运动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特点，在短短几年间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其一，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作者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政党的主要领导；其二，恩格斯的《起源》，出版于1884年，作者是正处于政治流放之中的马克思的战友，现在备受尊重但却有些被孤立的人物。鉴于两本书在主题和政治上的吻合，人们期望作者间会有大量的一致意见，包括在某些问题上充分交换看法。但是相反，几篇漫不经心的评论打破了一阵奇怪的沉默。1884年1月18日，恩格斯感谢倍倍尔把《妇女》第2版寄给了他。“我已津津有味地把它读完了，”他指出，“有很多好东西。你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得特别清楚，特别好。”6月6日，他提到了即将出版的《起源》，并答应送倍倍尔一本。1891年5月1-2日，他提到准备写作《起源》新版本的愿望，6月份他开始这么做了。倍倍尔给恩格斯的信中，仅仅是在谈到由英文翻译而引起的问题时才提到了他自己的书，而且根本没谈到过《起源》。恩格斯与其他人的通信表明，《起源》的构想、写作和准备出版是在1884年的头五个月，但他没有对倍倍尔的作品发表任何观点。不同观点间的沉默对峙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恩格斯与社会主义运动有特殊的关系，但他也明白，除了出版《起源》，并希望人们认可这是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更正确的看法外，做其他任何事在战术上都是不明智的。[4]
倍倍尔把《妇女与社会主义》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过去的妇女”、“现在的妇女”和“未来的妇女”。在一再再版过程中对原文进行的持续修订，大部分是为深化和更新观点而进行的事实资料性的更改。只有恩格斯的《起源》出版，才迫使倍倍尔作了相当的修改，这些修改大部分集中在第一部分。“尽管（妇女）受压迫的形式变化了，但压迫却仍然是相同的。”根据这一猜测，他在“过去的妇女”的早期版本中，以相当凌乱的方式提供了大量的人种论证据。恩格斯的作品让他意识到这一论述是不正确的，而且，如同他后来指出的，恩格斯的作品让他能将历史材料置予正确的基础之上。倍倍尔完全改写了这一部分，以论述两性关系如同所有的社会关系一样，“在以往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有极大的改变……一方面，随着现存的生产体系，另一方面，随着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平稳的步伐发生着改变”。有了《起源》的帮助，他现在可以在文中提供关于家庭、私有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更系统的纲要。然而，这些更改对倍倍尔在这本书中其他部分的分析几乎没有影响。[5]
“现在的妇女”部分构成了《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主体。它包括两个长长的章节，分别是关于目前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国家和社会”、“社会的社会化”）。这些章节，与本书结尾的第四部分——“未来的妇女”、“国际化”、“人口和人口过剩”以及“结语”——仅仅是简略谈到了妇女的地位。换句话说，尽管有那样的书名和章节标题，但《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三分之一以上都集中于更大的“社会问题”。那么多社会主义者将这本书作为鼓舞人心的综合性文本，而不是作为关于女性问题的专题研究著作，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有力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描绘了与之相对照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图景。当不厌其烦地讲述细节和引人入胜的各种逸闻趣事时，倍倍尔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事实上涉及女性从属地位以及一般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婚姻和性是扭曲的，不正常的。“建立于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婚姻，或多或少带有强迫性，因而导致了无数的弊病。”性压抑导致了精神疾病和自杀。没有爱的性也是有害的，因为“人不是动物。仅仅有身体的满足并不够”。“两性的结合是纯粹机械的行为：这样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与基于经济束缚的没有爱的婚姻相对应的是卖淫、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如同警察、常备军、教堂和工资控制”。[6]女性天生被认为是母亲、妻子和性提供者，这使得她们在做工人时受到了歧视。考虑到女性通常在最为艰苦的条件下被广泛雇佣，倍倍尔很容易就证明了这种偏见的虚伪。“上层阶级的男人轻视下层阶级的男人；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轻视女人。大部分男人都将女人看做是一件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和快乐的物品；承认她是平等的违反了他们偏见的特性……这难道不荒诞吗，他们谈论‘所有人的平等’，却仍然将人类的一半排除在外!”而且，倍倍尔坚持认为，工业的发展将使女性自由。通常，“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是使女性脱离不折不扣的家庭生活的狭窄范围，完全参与人们的公共生活”。但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女性就“将作为社会实体和性实体而遭受苦难，并且裉难说哪一方面的苦难更多”[7]。
倍倍尔将社会主义描绘为—个快乐的天堂，摆脱了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只关注人们的福利。他的评论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阐述都更为具体而有纲领性。他想象出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人劳动，人人平等。民主行政机构取代了国家这一有组织的阶级权力。婚姻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让伴侣双方相互亲昵，享受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为他们提供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机会。性行为自由发展，因为“个人应该对其本能的满足负责。性本能的满足像其他任何自然本能的满足一样是个人事务”。只提供给少数特权者的生活福利设施将扩展到工人阶级。除了快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外，教育和保健也得到了保证。通过带有集中供暖、卫生设备和电力供应的大的旅馆式公寓建筑，家务劳动被尽可能地社会化了。中心厨房、洗衣房和淸洁服务洶汰了个人便利设施。毕竟小的私人厨房就像小的技艺高超的机械工的作坊，只是—个过渡阶段，是一种时间、精力、物质被无谓地挥霍和浪费的安排”。[8]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更黑暗的那面也消失了：性压抑，卖淫，腐朽的家庭生活，危险的工作条件，缺乏效率的生产方式，低品质的物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差异，等等。首要的一点，个人有足够的自由，工作、休闲、性、爱等所有可能的领域里能充分发展他或她自己。
在整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倍倍尔对现存的性别分工是自然现象这一假定提出了挑战。他说，性本能才是自然的。事实上，“在人类拥有的所有自然的推动力中，性的推动力与吃喝一样是最强烈的”。尽管关于本能的观点过于简单，但倍倍尔对性别分工永恒不变的观点所作的冗长抨击，作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政治贡献，显得很是引人注目。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会导致某种社会后果，而一位社会主义领导人不认为这一观点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这是一次破例。[9]
尽管有许多优点，但《妇女与社会主义》在理论结构上却极其缺乏创造性；而且还有无数的政治缺陷。倍倍尔的理论观点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传统中两股主要潮流的折中混合，而这两种潮流是马克思本人通常所反对的。一方面，《妇女与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发展的看法，反映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使人联想起傅立叶和19世纪早期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该书展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初步的改良主义解释，预示着世纪之交风行于第二国际内部大多数政党中剧烈的改良主义的来临。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倍倍尔对于女性受压迫问题及其解放的讨论是不确定的，有时是矛盾的。开始，他用女性个人的自由发展来定义这一辩题。“所谓的‘女性问题’涉及女性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中应占有的位置；她如何可以在所有方面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最终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完善而有用的人，与所有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使女性在每个方面都受压迫、遭受不平等。“大多数女性所遭受的苦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女子因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男子而受损害。的确，通过在法律和权利上正式給予她平等权，可以减轻这种依附，但并不能消除依附。另一方面，女子因经济依附而受损害，女性整体，特别是女工，发现她自己与男工一同遭受了这种经济依附的损害。”因此，平等和解放除了是个人的问題之外，也总是社会的问题，倍倍尔草率地进一步说，“女性问题的解决与社会问題的解决完全一致”——他顺便把问题的最终解决放在了遥远的未来。[10]同时，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斗争中成为女性天然的战略联盟者。而且，参与革命运动使得“工人阶级夫妻之间有更适宜的关系，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在同一根绳子上奋斗，而且只有一种方法才能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获得满意的条件——使人类成为他们自身的剧烈的社会变革”[11]。
当倍倍尔考察普遍存在的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时，他采用了依附这一概念。他断言，一般说来，“所有的社会依附和压迫都能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经济依附中找到根源”。因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她对男性的依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自由，使她注定只能在婚姻中找到生活来源；于是，她依附于男性，并成为他的一件财产”。如果压迫的根源在于个人依附，那么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就必须包括个人的独立。“未来社会中，女性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是独立的；她不再受哪怕是统治和剥削的痕迹的支配；她是自由的，与男性地位相同，她是自己命运的主宰。”[12]除了包含有令人困惑的理论上的言外之意——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奴隶制，因为每一位妻子都必须是“一份财产”——上面这样的言论表明倍倍尔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本质。对于马克思而言，特定生产方式之内的阶级斗争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个人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特定的在阶级层面上运行的社会关系剥削体系。倍倍尔借用他那个时代的改良主义潮流，用含糊其辞而较少对抗性的概念——依附，特别是个人对其他人的依附，取代了马克思的概念。那么，衡量社会幸福的就是某一范围内个人的依附地位和独立地位，而不是特定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同样，倍倍尔对社会主义的描绘，也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有的商品和服务再分配给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对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大规模重组。尽管倍倍尔信奉社会主义，但他对未来社会中个人充分发展的强调，甚至都无法使我们联想起19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
正是对于个人发展（主要被看做是与作为一个整体控制社会发展的机构相脱离的事务）的关注逐渐削弱了倍倍尔的策略观点。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女性受压追被看做是一重要但在理论上很含糊的问题，所以倍倍尔提出许多含蓄的自相矛盾的策略方案也就不奇怪了。首先，他经常坚持认为，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在未来的革命之后，那时可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语境中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当前，这一问题的实践工作仍是重要的。同时，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已被包含在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最后，倍倍尔经常用女性得到毫无性别差异地参与社会的平等权利来描绘所谓女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未能区分社会主义目标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平等目标。简言之，尽管倍倍尔有良好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却未能充分明确地说明女性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解放与目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平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他将所谓的女性问题作为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涉及女性作为个人的地位，另一方面，涉及总的社会状况，但他没能在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之间搭建起令人信服的桥梁。
尽管恩格斯在《起源》中表示了低调而相当暧昧的反对，但《妇女与社会主义》的流行反映了第二国际内部已经统一了有关女性问题的立场。社会主义运动在着手处理女性受压迫问题时，自然也体现了倍倍尔的分析。
在英国，比如，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马克思的小女儿，一位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同写了一本小册子《女性问题》（The Women Question）。[13]这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于1886年初版，1887年再版，采取了对刚出版的倍倍尔《妇女》的英文版本进行纯理论回顾的形式。16页的小册子表明了“对社会主义者关于女性问题的立场所作的解释”。
像倍倍尔的《妇女》一样，《女性问题》集中关注爱、性和人类感觉等问题，同时对所谓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是天生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关于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的根源，作者一再坚持“所有事情的基础是经济”，但他们几乎没有对其中的含意作任何阐述。然而，其言外之意是，他们追随倍倍尔将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作为实质问题。相反，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性别差异”，因此女性将是独立的。平等，在平等权利这一意义上，构成了整本《女性问题》的重要主题。这本小册子声称，社会主义者不像女权主义者，他们强调超越平等权利作一个“情感或专业”问题的概念，因为他们承认女性问题的基础是经济，并且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解决。
《女性问题》公开提出女性相对男性的地位，类似于男性相对于资本家的地位，这引起了人们新的注意。“女性是男性有组织的专制政权的傀儡，正像工人是游手好闲者有组织的专制政权的傀儡一样。”女性“作为人类的权利被剥夺，如同工人作为生产者的权利被剥夺”。简言之，两个群体的自由同样不被承认。通过这样的叙述，作者主要用缺少政治权利和统治阶级关系的存在来定义压迫。而且，女性地位类似于工人地位的思想，表明他们应采取相同的争取自由的社会斗争策略。“两个被压迫阶级，女性和直接生产者，必须理解他们的解放将取决于他们自己。一个阶级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男性身上，而另一个阶级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身上。”尽管这本小册子有着社会主义的身份，但它想象的两个阶级的权利同样不被承认和从事同样的争取解放的运动，却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纯粹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观点极为相似。
明确强调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之间的相似性，在逻辑上超越了恩格斯的《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在《起源》中，并行论（parallelism）仍然潜伏在恩格斯架构其论证时使用的一系列二元性概念中：家庭和社会，家务劳动和公共生产，人类的生产和生存资料的生产，性别间的平等权和阶级间的法律平等。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倍倍尔把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立起来，或者将它们作为不同的问题，或者自相矛盾地将它们作为同一问题，暧昧地给予它们相同的地位。而且，在讨论“女性不应希望从男性那里获得丁点帮助，就像工人不应希望从资本家阶级那里获得丁点帮助”时，他含蓄地提出了一个相同的社会运动策略。[14]性别斗争和阶级斗争有相同的理论和策略，这一观点显然在第二国际内部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尽管对这一立场的首次清晰表述是在《女性问题》中，但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们显然已经接受了它的内容，而《女性问题》也很快成为社会主义遗产的主要作品。
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与艾威林夫妇的《女性问題》可能被看做是第二国际中占主导地位观点的代表。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行关于女性从属地位问题的实践工作，上面这些观点通常就是发展运动、形成策略的基础。运动经常对女性受压迫问题提供一种融合了两方面内容的观点，一方面，对个人的性和社会解放在遥远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实现提供了不切实际的承诺，另一方面，将平等权利理解为一个当前的但可能不明确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第二国际为所谓的女性问题留下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遗产，这种女性问题倾向于将争取平等的斗争与革命的社会变革任务分割开来。
[1] 倍倍尔的作品呈现了一副社会主义图景，关于其普及性见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Hans-Josef Steinberg）：《1914年前德国的工人图书馆》（“Workers’ Libraries in Germany before 1914”），载《历史研讨》（History Workshop）第1期（1976年），第166—180页。
[2] 琼·夸塔特（Jean Quataert）：《脆弱联盟中的不平等伙伴：德意志帝国中的女性和工人阶级》（“Unequal Partners in an Uneasy Alliance:Women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Imperial Germany”），载玛丽莲·博克瑟（Marilyn Boxer）和琼·夸塔特（Jean Quataert）编：《女性社会主义者：19世纪合20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 Women: European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New York: Elsevier，1978），第120页。
[3] 关于蔡特金的评论，.见哈尔·德雷帕和安妮·利波夫（Anne Lipow）：《女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Marxist Women versus Bourgeois Feminism”），载拉尔夫·米利班德（Miliband）和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编：《社会主义者名录1976》（Siondon Register 1976: Merlin Press, 1976），第 197—198 页。
[4] 倍倍尔和恩格斯的通信收于维尔纳·布卢门贝格（Wemer Blumenberg）编：《奥古斯特·倍倍尔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通信》（August Bebel Briejwechsel mit Friedrich Engels,The Hague：Mouton Publishing Co. , 1965），注释 58、59、62、80、157、280、298。恩格斯与其他人的通信收于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Assen: Van Gorcum，1972）,第 388—390 页。（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84年1月18日，1884年6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64页；1891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91页。恩格斯致其他人的信，见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2页；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5—136页；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3页；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年5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7页；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4年6月20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5页。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6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6页。——译者注）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6章中的讨论。
[5] 关于《妇女与社会主义》早期版本的历史，见倍倍尔的《第九版序言》（“Vorrede zur neunten Auflage”），1890年12月24日，收于《妇女与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Stuttgart: Dietz Vertag，l891）。以下的讨论引用了较易获得的第2版和第33版英译文，这两个版本分别代表《妇女与社会主义》的早期版本和经典版本。第2版是奥古斯特·倍倍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妇女》（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76）；第33版是奥格斯特·倍倍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Woman under Socialism, 1904 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以下将作为《妇女与社会主义》被引用。本段的引文出自倍倍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妇女》（New York: AMS Press,1976），第18页，以及《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10页。关于对倍倍尔作品有所助益的评论，见理查德·埃文斯：《女权主义者》（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7），第156—159页。
[6]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 85、86、146页。
[7]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192、187、79页
[8]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 343、338—339页。关于没有厨房的家庭，见多洛雷斯·海登：《家务大革命：关于美国家庭、邻里及城市的女权主义蓝图的历史》（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9]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 第 79页；参见第 79—88、182—185 页。
[10]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 1、4、5 页。
[11]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第 115 页；参见第 89—90、233 页。
[12]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 9、120、343 页 。
[13] 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女性问题》（The Woman Question），重印版载《今日马克思》（Marxism Today）第16卷，第3期（1972年3月），第80—88页。关于小册子的出版历史，见伊冯娜·卡普（Yvonne Kapp）：《爱琳娜·马克思：II，多事年代，1884——1898年》（Eleanor Marx: II. The Crowded Years, 1884—1898,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6），第82—85页。
[14]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904年重印版，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1），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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