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5．马克思:成熟阶段
1850年，席卷欧洲大陆的曾经激发起民主和革命希望的一系列起义受到了镇压。经济周期中出现了上升转折点，受此鼓舞，反革命政权试图重新确立财产权的统治地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代言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成为反动政府攻击的主要目标。他离开欧洲大陆，到英格兰避难：恩格斯去了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纺织工厂中谋了一个职位；马克思则去了伦敦，在那儿，他度过了生命中剩余的岁月。
马克思现在重新开始了他的经济研究，决定“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1]。1857年至1858年间，马克思把他的笔记合并在一份手稿中，我们现在通常称这部手稿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从后来准备正式出版的作品的观点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许多观点仍然是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但手稿表明马克思的研究已经推进到了多么深的程度。它展现了马克思的第一个成熟尝试，如同他十多年后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表述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手稿还包括一些与女性从属地位和解放问题有关的综合性评论。
因为马克思力求理解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他一再回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他通过产品的消费方式探讨了处于一定关系之内的个人再生产问题。“这些产品的消费再生产出一定存在方式的个人自身，再生产出不仅具有直接生命力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个人。可见，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的个人，即处在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而社会既是这一巨大的总过程的主体，也是这一总过程的结果。”[2]这段极为概括的论述尽管没有对阶级成员作详尽说明，但强调了个人的再生产与总的社会再生产不可分离。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其他部分，马克思集中关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产品的个人再生产，即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个人再生产。工人个人拥有一种商品，即劳动能力，资本家需要这种劳动能力来进行生产。在市场上，工人用这种商品交换“货币，即财富的一般形式，但这只是为了再把财富的一般形式换成商品，换成他的直接消费对象，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 [3]。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表明了为直接消费而购买的商品所体现的劳动数量。
工资水平会上下波动。一般而言，它们与“不仅为了从身体上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得以存在的一般实体即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那些物化劳动，而且为了把这个一般实体改变得能够发挥特殊能力所必需的那些物化劳动”相一致。经济繁荣时，需求和消费——工人“分享文明”的活动——会扩张。最后，资本积累的驱动使得工人的需求不断发展，用“历史形成的”需求取代“自然的”需求。正是这种弹性因素将雇佣工人与农奴或奴隶区分开来，因为“工人并不是受特殊物品的约束，也不是受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的约束。工人的享受范围并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而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制”。[4]
在论述工资时，如果考察直接生产进程，马克思就将工人看做是“事先存在的、多年生的主体……还没有作为工人种属中易逝的个体。”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5]然而，一旦开始分析资本积累，他就更确切地关注工人阶级总的再生产问题。马克思通过评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马尔萨斯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他不承认人口是由特定生产方式所独有的质量和数量关系来决定的。“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第二，马尔萨斯在分析允许个人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关系时，认为一定数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只能支撑一定数量的人口。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必须被雇佣以赚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是“社会媒介……个人是通过这种媒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6]
因此，人口过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采取了一种特有的形式。由工人组成而不是由非工人组成的过剩人口表明“劳动能力”的过剩。一般而言，工人阶级的绝对规模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增长。同时，资本发展生产力的需求导致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持续下降，这“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过剩人口的一部分是要“储备起来，供以后使用”的，整个阶级为其付酬。这样，“资本家从自己身上卸掉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一部分费用，从而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另一部分人口变为赤贫”。[7]
以工人的相对过剩形式而存在的人口过剩——恩格斯称之为劳动力的后备大军——远不是仅仅体现为一个自然的抽象法则，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过剩人口的实际特征，都是对资本的矛盾趋势——一方面是劳动人口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的反应。简言之，在剩余价值现象中，“已经包含着现代人口理论虽然还不理解，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 [8]。根据这些资料，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与资本生产方式的运行之间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
至于家（family）和家庭（household），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只是在考察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时才提到了它们。谈到各个前工业社会或非欧洲社会时，他总是用个人即假定的男性来代替家庭。这样，比如，在这种社会中，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而且，当马克思将某些物品的生产归于“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工业（纺和织）”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自然产生的性别分工具有普遍性。在这些评论中，马克思这种令人惊异的不加批判的态度，部分是因为他手头资料的缺乏。[9]而更深的原因，如同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所看到的，是与19世纪的“自然产生”思想相一致的、相对宽广而尚未考察过的理性界限。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以《资本论》出版而告终的一系列手稿中的第一部。只有首次出版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亲自编辑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在60年中撰写的各种草稿，编辑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现在我们称之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第四卷，是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汇集并出版的。马克思写于1857—1870年的相当一部分手稿仍然没有出版。[10]
马克思关于女性境况、家庭、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的分工、工人阶级再生产的论述散见于《资本论》中，但所谓的女性问题的学生却从未充分重视过这些评论。对这三卷的系统回顾可以展露很多重要资料。
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中，考察工人阶级妇女以及儿童的实际境况，集中关注机器使用的影响。机器极大地降低了劳动过程中身体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允许雇主雇佣妇女和儿童，支付给他们比一般男性工人所要求的更低的工资。雇佣妇女和着特殊的生理、道德和智力影响，马克思的这种论述使我们想起恩格斯于此前20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描述。[11]他强调机器的使用如何严重影响了尚未机械化的生产部门。雇主们转向使用“廉价劳动力”，也就是说由妇女、儿童和非技术工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对这些人的剥削是冷酷无情的，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样的血汗工厂、矿山和棚屋中，甚至比在机械化的工厂中，更“暴露出它的对抗性和杀人的一面”。[12]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会持续地在性别和年龄方面改变劳动力的构成和规模。比如，机器的使用导致许多人失业，但却使其他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进入了劳动大军。在众多的生产部门，妇女和儿童代替男人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成分。而且，资本主义机械化工厂惊人的生产力使家仆（domestic servants）——他们中90%是女性——的数量大为增加。尽管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机械化对于雇佣的影响，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严重损害了生产，降低了工资，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13]
《资本论》描绘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丰富图景，但对过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资料却相当不充分。《资本论》中没有与女性切身经历特别相关的资料，而马克思也只是将精力集中于家庭。马克思简单提到了历史上家庭的各种形式，他注意到没有一种形式是“绝对的”。而且，“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14]他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最感兴趣，因为这种家庭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之前的家庭形式。农民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一个“独立的直接生产者”（individual direct producer），它使“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将农民家庭描绘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他很少关心它内部的分工。恰恰相反，他将农民家庭作为一个能够自己安排部分剩余劳动的生产单位来关注，因为正是在这里，在这种“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的分配中，马克思找到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再生产机制。[15]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讨论了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的分工。农民家庭“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机器使技术的重要性化为乌有，“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那时，早期的资本主义试图突破可能的耐力限制而延长工作时间，“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16]这些自然的差别有其生理上的历史根源。最初，“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17]
马克思认为，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具有自然的性质，这种观点使他得出结论，奴隶关系自然地成为阶级社会中所有家庭的内部结构。与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包括恩格斯在内）一样，马克思假定单个男性成年人——处于从属地位的家庭成员的丈夫和父亲——通常且自然地在所有社会中领导着整个家庭。因此，他意识到，“在这种形式的私有制中，至少总是包含着纯粹被家长驱使和剥削的家庭成员的奴隶制”[18]。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使用“隐蔽的奴隶制”（latent slavery）这一概念来表示家庭中的内部关系。如同分工身一样，“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上，不言而喻，“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19]在他的成熟作品中，马克思回归了这一主题，认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将父母变成了“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20]这些论述中关于奴隶的想象，部分来源于家庭分工自然性的假设，而且倾向于展现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妇女和儿童是被动的受害者而非历史的参与者。在这些更多是比喻意义而非科学意义的论述之下，潜伏着一系列从未彻底改变过的19世纪空想主义观点。
19世纪的社会评论者通常认为，基于自然性的社会关系的永恒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这种观点很容易就成了社会主义者争论的目标。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资产阶级的“利己观念”（selfish misconception）如何使它“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21]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能使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历史分工是自然产生的这个资产阶级观点不再神秘，更不用说用更恰当的观点取代它了。他们的作品——从最早期的著作到最成熟时期的文字——中，到处充满着一种相当有害的“自然产生的”错觉。它通过假定以下二者有明显的区分来阐述最低工资的概念，即仅仅是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和某些更多由社会来确定的生活标准（比如，这种标准可能包括一般的再生产或一个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之间有明显的区分。这种假定阻碍了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家庭内部尤其是妻子也是雇佣劳动者的家庭内部关系的理解。他们将它与一个公认的假设——起源于两性行为动物学的两性自然分工——联系起来，这削弱了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考察。在他们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减轻这些假设所造成的最糟糕的后果，通常他们会假设还存在着另外的“社会”现象，其重要性超过了可能的自然事实，但他们从未从根本上避免这些糟糕的后果。只有随着现代人类学中女权主义观点的发展，以及更主要的，随着一种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发展，这一领域中“自然产生”的障碍才开始受到认真的质疑。[22]
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分工有明确的政治影响，这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简要提到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习惯和男工的反抗”成功地阻止了妇女和儿童进入雇佣劳动领域。然而，机器的使用“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23]之后，资本家倾向于使所有工作平等化，“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24]。然而，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进程遇到了一个障碍，即妇女——她们也特别容易遭到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的攻击——特别是儿童的依附和从属地位。马克思认为保护性立法极为重要，并概述了它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了“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从而也倾向于瓦解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25]接下来的长期斗争迫使政府制定、正式承认和颁布了保护儿童及妇女的规定。这些保护性立法——缩短工作时间，禁止夜间工作，规定用餐时间，等等——的通过，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26]。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做的不仅仅是对女性的境况、家庭和以往及现今社会中的性别分工进行描述性评论。他对揭示这一历史发展所必需的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所谓女性问题的对象事实上存在于劳动力及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范围之内，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品构建了一个基本起点。从这一点看，《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论述远比他或他的社会主义者同事意识到的要多。有三个概念很关键：个人消费（individual consumption），劳动力价值（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 以及产业后备大军（the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个人消费是马克思作为生产消费（productive consumption）的对立面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尽管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都涉及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用光产品，也就是说消费产品），但分配才是决定性的。一般而言，生产消费指的是将生产资料（原材料，工具或机器，辅助性物质）和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者（这一劳动过程的结果是生产出新的产品，或者是生产资料，或者是生活资料）结合起来。相反，个人消费指的是生产者消费生活资料——食品、房屋、衣物，类似的东西——以维持其自身的过程。“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27]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任何社会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再生产自己，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就必定会以一定形式在其中发生。当然，马克思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别感兴趣，并集中关注在其支配下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特定形式。这里，工资（这是资本家因使用工人工作能力而支付给他或她的）促成了个人消费的过程，而且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之间的差异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双重方式。“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28]
马克思关于工人个人消费的绝大多数论述，表明它是一个独立发生且抽象的过程。显然这远远不够。“就整个工人阶级来看，这些生活资料有一部分要被还不能劳动或者已经再也不能劳动的家庭成员所消费。”马克思在这里暗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包含维持现在的雇佣工人，而且也包含维持未来和过去的雇佣工人（比如孩子、老人、残疾人和失业者），包括那些目前不是雇佣工人、但却参与个人消费过程的人（比如家庭主妇）。这一概念在阶级关系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再生产层面上运行。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概念，事实上正好存在于马克思对个人消费的讨论之中。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个角度看，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29]在社会再生产层面上，工人阶级的更新问题至关重要。“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面而缜密的观点，但当他指出“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时，他已承认上述观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要性。[30]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人消费的过程允许工人回到市场，将他或她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但是，究竟什么是劳动力，它的价值如何确定？
马克思将劳动力定义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采取商品（也就是说，既有使用价值也有价值的物品）的形式。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使它如此受到资本家的喜爱，因为它不像任何其他商品，而是“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当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被使用——消费——时，劳动力创造出的价值超过了最初投入的价值。于是，在这种独特而神奇的商品的生产消费中，剩余价值产生了。[31]但是在劳动力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之前，资本家必须在市场上通过等价交换得到它。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方式与决定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就是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代表了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那么，对任何一个个人而言，“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不过，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具有独特之处，因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有“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32]
马克思在一系列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演讲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些演讲在《资本论》出版前两年发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力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生理因素决定最低界限，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劳动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在这里的论述中，马克思还保留了或多或少自然的生理因素的概念，但却强调“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有巨大的伸缩性。然而在《资本论》中，即使这样的对于自然的生理最小限度的让步也几乎不见了，而“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却发挥关键作用。不过，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力价值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33]
就像每一种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格也并不总是与它的价值相符，而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有时，劳动力的价格会超过其价值，于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现在可以放松一点。而更糟糕的情况是，劳动力的价格会极大地降低至其价值之下，使现存劳动力无法通过下一代得到更新。[34]
劳动力价格的上下波动，以及它们对于工人生活的影响，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了好几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解释这种波动，并因此而超越了供应、需求和资本家贪婪的表面现象。比如，他清晰地（如果不是过于简明地）分析了家庭中劳动力价值的结构，像在早期的作品中一样，他集中关注妇女和儿童更多地成为雇佣劳动力的后果。马克思设想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单个成年男性工人的工资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尽管这种假设从历史角度而言是值得怀疑的，但它还是为研究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比如，机器的使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拋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单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下降了，因为它现在得用几个家庭成员的雇佣工作去获得与原先同样数量的生活资料。马克思从几个方面进一步来阐发这一看法。更重要的是，其他家庭成员进入雇佣劳动领域，意味着同样重要的另一件事，即剥削率的加强。此外，以前只要一个人做的工作现在由几个家庭成员来做，这可能需要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劳动力的整体价值。比如，“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35]
伴随着“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整个家庭所消费的劳动力价值显著提高，而同时，构成家庭劳动力价值的个人劳动力价值下降，剥削率增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般，“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髙的工资，但同时仍会降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损耗程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马克思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家庭的例子，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英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会告诉你们，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却忘记补充说，现在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而他们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36]
产业后备军这一主题——马克思将之描绘为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影响的主要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占据了整整一章。一般而言，“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后备军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37]。马克思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明确地将剩余人口的存在、规模和形式与资本的积累过程联系了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日益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工人们必须更努力地、更长时间地工作，而且更多的工人必须被雇佣。“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绝对增加的趋势，遭到了同样是资本积累中固有的另一个更有力的机制的反对。剩余价值的驱动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提高生产力，他们主要采用引进机器的方式。生产资料的不断增长，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结果，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过剩的雇佣工人便出现了。这种相对过剩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38]
产业后备军的规模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残酷冲动而波动。而且，相对过剩人口总是采取几种不同的形式。不固定的后备大军由工人组成，他们根据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需求而被雇用和解雇。潜在的后备大军由那些因资本主义扩张到非资本主义领域而被迫失业的人组成。固定的后备大军由长期失业的工人组成，他们被迫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并总是愿意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为获得最低的工资而工作。在这三类后备人口之下，贫民构成了过剩人口的最底层。“赤贫，”马克思说，“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39]尽管从来没有完整清晰的阐述，但马克思似乎认为产业后备军是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之中，而不是与后者并存的。
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产物及其进一步扩张的手段一同体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放在资本积累过程的中心。“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值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40]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再次提到了相对剩余人口和产业后备军概念，这一次，他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语境中来看待它们。在这一层面上，资本主义积累本身导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马克思指出，相对过剩人口是抵消这一趋势的潜在因素之一。产业后备军成员组成了随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一些资本家用极低的工资雇用他们，并放弃提高生产力，最终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在这些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通常都很高，这对那些剩余价值率降低的部门起了平衡作用。产业后备军甚至可能“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现在，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再一次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中心位置。[41]
马克思关于个人消费、劳动力价值和产业后备军的讨论很不充分，令人焦急。特别是，他对以下这三个问题的论述仍是模糊且需要澄清的。第一，劳动力价值的概念是仅仅包括个体工人自己的维持和更新，还是也包括其他人，比如由工人工资支撑的家庭成员的维持和更新，这一点从来不清楚。第二，马克思很少提及无酬的家务劳动（这是工人再生产任务的一部分），也没有给予它清晰的理论定位。第三，在资本积累讨论语境中出现的产业后备军这一概念，和个人消费这一范围更狭窄的概念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从未被真正讨论过。[42]尽管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和工人阶级再生产的论述有这些不明确之处，而且这些论述一般都是提纲式的、不完善的，但他的作品为女性和家庭与一般意义上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劳动力和工人阶级再生产的科学观点的雏形，与这些成就相一致，他在简要评论未来家庭和两性关系时，也将它们置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在它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也就是“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形式下，大工业将工人全部纳入“野蛮的”劳动过程，这“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不过，马克思正是把这种现象确定为新的家庭关系的潜在基础，因为它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总而言之，“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至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家庭和两性关系将发展为什么形式，马克思则小心翼翼地不去猜测。[43]
这些年中，马克思再次把握机会参与政治实践。在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欧洲的工人阶级从1848—1850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开始用最先进的形式——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重新组织起来。在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倡议下，国际于1846年成立，它是英国贸易组织领导人（他们的主要政治目的是争取选举权）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一心要建立生产者合作社，既反对罢工，也反对政治行动）的不稳定的联合。将这个混合体塑造成一支能满足社会主义需求的力量的重任大部分落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十年来，直到国际在巴黎公社的觉醒中瓦解，他们都一直致力于这个棘手的任务。
就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名字所表明的，它是一个几乎由清一色的男人组成的组织。这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如果不是工人阶级的话）的一般特征。他们不仅认为工人运动大部分是男人的职责，而且，在女性和女性工作问题上，他们也持有一种明显的倒退的观点。整个19世纪，男性工人和他们的组织都主张废止女性雇佣劳动，拒绝接纳女性进入劳动组织，反对女性选举权，宣扬女性的正确位置是在壁炉边的理想图景。尽管女性工作的可怕情状和她们的极度悲惨震惊了每一个人，但将她们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的主张是不现实的，而且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相当多的工人阶级妇女已经成为永久的雇佣劳动力，但上述推理却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它使雇主可以永远保持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工和竞争。在这一氛围中，马克思提出了以下立场；支持女性的权利，并在他能理解的范围内保护工人阶级所有成员的利益和未来。同时，19世纪关于两性生理差异的社会意义的观点，影响了他的策略建议。
支持马克思关于妇女和儿童雇佣劳动力立场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他对劳动过程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取的特殊形式所做的区分。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International’s General Council）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不认为，妇女和儿童参加我们的社会生产是一件坏事”。问题是“迫使儿童在现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劳动，那是太骇人听闻了”。[44]那么，考虑到这种情况，工人运动该做些什么呢？妇女，特别是儿童，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剥削最重大的打击。“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45]儿童需要时间成长和学习。必须“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46]。这种保护性法律的必要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和儿童的矛盾地位。一方面，将妇女和儿童从社会孤立和现代家庭中的父权制压迫中解救出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47]。
马克思注意到，“妇女……成了我们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因而妇女必须作为积极的参与者被纳入政治活动。“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他在给朋友库格曼博士的信中写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48]1871年，国际采纳了马克思提出的一项新原则，即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并不排除成立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支部的可能性。[49]这个提议之所以具有有效性，首先是因为每一级的男性领导都认真考虑了它。考虑到19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这样一个笼统承诺的前景十分堪忧，而且，无论如何，第一国际自己也处于解散的边缘。然而，马克思的提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重要遗产，它至少在原则上确定，在群众性运动中建立独立存在的女性组织具有合法性。
第一国际解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后来组成第二国际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指导者。新的法国工人党（French Workers’ party）的代表向他们咨询该党参加1880年选举的纲领。这个纲领在伦敦讨论和制订，其中包括由马克思撰写的导言，如同马克思后来所说的，导言“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导言的第一句话明确指出，“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50]。这两个问题——它们以所谓的女性问题和民族问题形式出现，构成了接下来十年革命的主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理论和实践中的紧迫问题。在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开端，却是在他自己生命的尽头，马克思仍然与世界同步。
总的说来，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为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分析女性状况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雏形。然而，马克思自己没有进行详尽分析，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笔记。随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恩格斯，试图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去考察女性状况，但都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受压迫题被整理成所谓的女性问题的形式，这是采用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已经被削弱的观点所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最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努力将女性置于劳动力再生产概念之中，这是试图理解建立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开端。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241—2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41、246、287、242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106—10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109、110、11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1、47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481、495页。其来源，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卡尔·马克思的简介，《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Wishart,1964），第 20—27 页。
[10] 对手稿出版历史的清晰概括，见佳作出版社的《资本论》（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第1卷， 第26—28页。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3），第11—1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277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507页。马克思进而举了一系列的例子，第507— 51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1—532、718—764页。在讨论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换班制度，以及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时，马克思列举了其他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276、286—291、307—330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8页；参见第447、489—523、533—534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23页。关于家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8—489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4、890、897、909、897页。参见第98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27年版，第9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460、308 页。参见第 447、70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9—390 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 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36 页。
[20] 《马竞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页；参见第33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 页。
[22] 对这篇文章的评论，见简·阿特金森（jane Atkinson）：《人类学》（“ Anthropology ”），载《标志》第8期（1982—1983），第236 —258页；和雷纳·拉普：《人类学》（“ Anthropology ”），载《标志》第4期（1978—1979年），第497—513页。参见第10章注释12和注释22引用的作品。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441 页。参见第 442、447 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6页；参见第33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参见第31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 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7 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版社1982年版，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7—628、638 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195、628页。参见第629、633—6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423、435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45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190 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参见第567、61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出版社1964年版，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127—132 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出版社1972年版，第678页；参见第679—680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130页。关于商品价格围绕其价值上下变动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2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434页，及434页洼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1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595—596 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4、692—693 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6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4页。关于人口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3—264页。参见“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9—289页。
[42] 马克思可能把解决这些矛盾和填补空白的任务留给了未来，他从未“专门研究雇佣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当然，他在研究中是否直接讨论了女性受压迫是另一个问题。罗斯多尔斯基认为马克思完全放弃为雇佣劳动写一本书的计划，这一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Making of Marx's Capital , London ： Pluto Press, 1977）57—62页。莫莉纽克斯认为，劳动力再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前提，但它本身却没有从理论上被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因此，她声称，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讨论它是正确的。玛克辛·莫莉纽克斯：《超越家务劳动争论》，载《新评论》第116期（1979年，7—8月），第20页。笔者的观点，见第10章和第11章。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6—537 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1 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 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1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6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甚至可能使她们受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出版社1964年版，第641页。马克思致库格曼博士的信，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3、483页。像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在原则上持女性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见恩格斯致伊达·鲍利（Ida Pauli）的信，1877年2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 页。
[50] 关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4页。从一德国版本翻译过来的马克思《第一国际及其后续》（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戴维·费恩巴赫David Fembach编）第376页中，不准确地将全人类（“etres humaines”）错译为“人类”（mankind）。马克思后来的评论在1880年11月5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 A. Sorge）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参见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E. Bernstein）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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