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九章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这一年，赫鲁晓夫的冷战策略出现了一次大逆转。它是以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主要批评者抵达美国开始的。1936年，作为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米高扬首次访问美国。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美国。那一次，名义上是研究美国的罐头技术，虽然人人都知道，访美旨在试探美国政府和人民如何看待苏联和斯大林。1959年的访问同样史无前例，虽然这一次米高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从美国或美国人那里学些东西。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政府高官，米高扬此行要解释为什么柏林对克里姆林宫如此重要，以缓和大国间的紧张局势。
此行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尽管没有一个白宫官员或其他官员理解米高扬访问的意义。美国国务院，还有中央情报局——它在克里姆林宫里没有任何间谍或窃听设施，都不知道此次访问之前苏联高层发生的权力之争，也不知道米高扬就是反对派的领袖，在柏林政策的制订上，他们冲淡了赫鲁晓夫的个人看法。
此前，米高扬一直在努力软化赫鲁晓夫的立场，现在他也希望能软化西方对苏联意图的解读。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其实现这个目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米高扬被安排和美国总统、国务卿进行了不公开的会谈。会谈中，米高扬极其坦率地描述了苏联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想法。他解释道，苏联领导人是务实的。他列举了克里姆林宫和埃及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莫斯科对纳赛尔拘押共产党员的行为非常清楚，但是，苏联和埃及所拥有的共同利益，让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
1958年底，他成功地淡化了赫鲁晓夫激进的柏林政策，米高扬不是在单打独斗，他不得不听从主席团的指示，为此，他随身带了一份苏联柏林政策的外交备忘录，那份文件反映了11月底所达成的妥协立场。但是，他还是尽其所能，向其主人透露道，在柏林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有一些人比赫鲁晓夫更有耐心。他一再强调，赫鲁晓夫11月27日的照会不是最后通牒，尽管他承认，他不能轻易取消设定的最后期限。
米高扬试图超越双方间的争论，让柏林问题得以解决。但对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他缺乏一种直感。尽管在柏林问题上，他是克里姆林宫鸽派的代表，然而，在策略的灵活性上，他还显得有些僵硬。他要和美国领导人会谈以达成共识，然而，这对他是一种限制。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即东柏林和西柏林应该一视同仁。在米高扬的意识里，东柏林自然属于东德，而西柏林则不属于西德，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东德境内。因此，他可以断言，东德人有权宣布柏林把苏占区作为其首都，而阿登纳则无权控制这座城市的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同时，对华盛顿向西柏林所做的承诺，米高扬也了解不深。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批判斯大林在国际政治方面所犯的错误，他清楚，1948～1949年封锁柏林的合法性让柏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米高扬不知道，美国领导人对自由城市概念的理解是，他们要放弃西柏林的居民。
因此，米高扬为其美国主人带来的是一种混乱的信息。是的，没有最后通牒。然而，当又被问及苏联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等多长时间时，米高扬的回答却颇令人失望：他敦促美国人严肃看待双边谈判的必要性，声称6个月是“谈判的一个合理期限”。在美国人看来，他的话尽管听上去很悦耳，却和最后通牒一样令人生畏。
其结果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发现，在这次访问中，和蔼可亲的米高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我希望他是要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结果不是这样。”米高扬想揭示苏联曲折的柏林政策背后的东西，但这种努力显得毫无作用。有些人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约翰已经是其父亲艾森豪威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约翰对这位苏联主席团二号重要人物的描绘是，他就像一个站在“肉铺柜台后面的人”。小艾森豪威尔也怀疑，这位看似普通的家伙有一个隐秘的计划。“可能派他来是要把水搅得更浑。”后来他这样写道。
三周后，米高扬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对他的欢迎却是另一番景象。赫鲁晓夫已经克服了在柏林问题辩论中所遭受的挫折，他称这次访问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有利的”。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首先，苏联的代表受到了美国人的重视。主席团委员访问白宫史无前例。克里姆林宫清楚，新闻自由从未起过多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样对美国报纸对这次访问的密切报道印象深刻，报道似乎也在吹嘘米高扬致力于启动一次有关柏林问题的严肃谈判。然而，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人却并没有作出承诺。似乎华盛顿充其量不过是对外交部长的会谈有些兴趣，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坚决反对举行一次高峰会谈，对其保持西柏林现状的承诺毫不动摇。然而，苏联领导层自己却相信，正在继续朝着外交解决的设想进展。
“现在不需要勉强举行一次峰会。”在米高扬回国后的一次主席团全体委员会议上，赫鲁晓夫宣称。如果西方建议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准备让苏联参加外交部长层级的会谈，他期待这样的会谈最终将会“使包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在内的设想合法化”。米高扬现在被允许做那些访美期间一直想做而未被正式授权的事情。赫鲁晓夫建议，那天下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米高扬可以暗示，5月27日的最后期限也许会被延长。如果德国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当然，赫鲁晓夫准备亲自参加谈判，但是，米高扬已经赢得了这个权力，即由他来正式软化最后通牒。
米高扬回国后，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委员所做的发言表明，他正在理清他对柏林危机的思考，要把原则性要求和那些可以放弃的东西区分开。
仿效米高扬的访问，赫鲁晓夫开始产生一些想法：妥协也许更会引起西方的谈判兴趣。现在，他准备向北约作出保证，西方军队可以继续驻扎在西柏林，只要不扩大其军队规模或者不增加武器装备。从一月向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散发的和平条约草案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先前的草案声称，在和平条约缔结一年内，所有外国军队必须离开德国。
对赫鲁晓夫来说，至少要保留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他认为，东德的保留取决于东段边界的正常化，东段边界是二战结束后几个大国作出的决定，但还缺乏一个和约的承诺。同时，这也取决于消除北约侵犯东德主权的能力。现在的柏林有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其中最让苏联领导人头痛的就是战后西方盟国拥有不经东德许可就可飞入西柏林的特权。如果让三个西方盟国的这条空中走廊一直存在，任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都不可接受。赫鲁晓夫对领空问题非常敏感。他痛恨美国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因为这些飞行说明苏联的防空力量很薄弱，也会招致西方的进攻。同样，盟国飞机进入西柏林也让东德处于其监视之下。然而，即使涉及领空问题，赫鲁晓夫也向其他苏联领导人表明，愿意就一种可以控制的领空飞越形式进行谈判。如果西方飞机首先降落在东德的机场，那么，要检查其乘客的签证，然后，这些飞机可继续飞向西柏林。
赫鲁晓夫认为，在柏林和两德未来问题的谈判上，这些让步会促使西方的谈判者作出某种表示。为什么北约要反对他们？如果西方不想让西柏林成为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桥头堡，或者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要把柏林交给阿登纳，赫鲁晓夫认为，那么，他的计划将会满足西方对西柏林未来的关切。因为低估了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对西方大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赫鲁晓夫预计，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聚会场所，在那里他要提出这些计划。
1956年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英国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访问，这是他们第一次对一个北约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访问结束时，两位苏联领导人邀请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回访莫斯科。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干涉，让艾登丢掉了首相职位，但是，这个邀请对其继任者麦克米伦首相仍然有效，他也渴望访问莫斯科。1959年初，麦克米伦面临着严峻的竞选挑战，而且英国公众也非常关注柏林问题。因此，麦克米伦认为需要访问莫斯科。当米高扬将要结束美国之行时，他向莫斯科带话，他认为访问的时机到了。
麦克米伦提出访问的时机也给赫鲁晓夫带来了机会，他要借机验证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的可能性，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莫斯科对英国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访问被安排在二月中旬。
麦克米伦急于会见赫鲁晓夫，而此举并不受华盛顿的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英国或许会在莫斯科受到伤害。杜勒斯国务卿也有这种担心，他已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但只要身体允许，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这位美国人回忆道，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时任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表现得反复无常。危机伊始就显示出其鲁莽，在1956年的一次会见中，他告诉杜勒斯，“如果现在我们被俄国的炸弹摧毁，那也要胜过因为失去我们海外的全部利益而造成的软弱”。但是，当英国公众和美国政府不支持英法军事干预明朗化时，最终在内阁中反对艾登的正是麦克米伦。这位英国首相急于要赢得1959年的大选，以至于在引诱之下，他也许会在西方抵制柏林的问题上示弱。考虑到这种情况，杜勒斯在二月初到伦敦为他打气。
麦克米伦确实在考虑那些可以以西方盟国名义向苏联人提出的计划。在和杜勒斯的会见中，他建议，北约也许要提出一个缩减其在中欧驻军的计划，这和苏联一度提出的建议颇为相似。他还主张英国或许要考虑以某种形式来承认东德。无论对杜勒斯还是艾森豪威尔来说，麦克米伦都走得太远了，尽管如此，麦克米伦至少不会提出西方国家从西柏林撤军的方案。
杜勒斯的英国之行并没有完全打消美国的关切，即一旦麦克米伦抵达莫斯科，北约在柏林未来问题上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将面临着瓦解。美国政府全然没有意识到莫斯科的基调正在发生变化，1月24日，米高扬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它没有意识到讲话的重要性，也完全忽视了麦克米伦作为北约旗手的能力。美国政府决意要破坏英国首相的这次小型峰会。麦克米伦临行前，美国向苏联人发出一份刺耳的外交照会，再次声明，西方大国“毫无选择，只能再次声明，他们保留这个权利，即利用所有适当的措施来维持通往柏林占领区的交通”。这份外交照会是华盛顿对苏联人一月提出的和平条约草案的正式回应。因为没有提出任何选择方案，这表明，美国政府完全不同意苏联人的立场。华盛顿所关心的是，中欧的紧张局势只能怪苏联人自己。苏联拒绝承认东德人民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柏林问题上，又试图单方面放弃其答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这是造成中欧困境的主要原因。为了安抚国际舆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实也提出了举行四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如果华盛顿旨在破坏麦克米伦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实质性会谈，让苏联领导层不再作出更多的政治让步，那么，这份外交照会确实达到了目的。照会激怒了赫鲁晓夫，以至于他放弃了要在英国首相来访之时验证其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任何想法。到现在为止，在自尊心的驱使下，赫鲁晓夫要采用让步的策略来达到其在柏林问题上的目的。如果他认为西方尊重他，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那么，苏联的立场就会被软化。相反，如果他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苏联的立场就会强硬起来，尽管要在国际安全方面付出代价。美国拒绝回应苏联冗长的和平条约草案，也没有在解决柏林问题上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这让想依靠传统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赫鲁晓夫感到愤怒。11月，他原本想坚持一种全面对抗的姿态，但是，米高扬却劝说试试外交手段。然而，美国外交照会实际上拒绝了他，赫鲁晓夫的斗志被激发了。
原来认为麦克米伦的访问是外交解决柏林危机的下一步措施，现在，对两位领导人来说，这却是一件尴尬事。英国首相抵达莫斯科前数小时，赫鲁晓夫在星期六召开了主席团特别会议，决定取消计划中的让步想法，而要坚持强硬立场。
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再次发现，他的观点不同于外交部长和米高扬。他拒绝接受外交部的建议，即莫斯科积极回应美国提出的四国外长会议。如果莫斯科作出回应，他认为，西方国家“将会认为俄国人在退让”。从外交照会上根本就看不出西方的立场将会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还要同意参加他们建议的外长会议？赫鲁晓夫告诫主席团，“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冻结起来，他们正在把我们拖入绝路。”他说道，他的意思是西方正在逼着莫斯科要采取一种挑衅行为。
赫鲁晓夫提出新建议，要么召开一次二战以来四国领导人参加的高峰会议，就柏林不受欢迎的局势展开讨论，密切关注阻止两德军事化的问题；要么什么也不做。赫鲁晓夫向其他委员们披露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近来美国和西德的关系有所发展，德国也许会得到核武器，这个趋势表明，尽管四个大国的协议结束了二战，但它却非常脆弱。西方寻求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消灭东德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维持现状。”赫鲁晓夫重复道。这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四国外长会议或者和麦克米伦的高峰会谈就能做到。就新的提议来说，最好的会谈形式就是几个政府首府的高峰会议。不能再让西方有机可乘，来拖延时间，让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为了吸引西方的注意力，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只有采取军事威胁，“如果你要强行挤进去，只能使用合适的方式……我们将以合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在1959年，想在柏林问题上挑起一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甚至连恐吓对方的想法，赫鲁晓夫都得不到克里姆林宫足够多的支持。米高扬转而求助于苏联外交部，他成功地得到了他们对美国外交照会的一种调解性的解读。“我同意外交部的看法，”米高扬说道，“西方大国已经对我们作出了让步。”他补充道，如果苏联不接受参加外长会议的建议，“他们将会宣称，俄国人想绕过谈判。”
米高扬的干预阻止了赫鲁晓夫和支持他的委员，未能让他们操纵主席团立即就柏林问题的下一步措施作出决定，却给了外交部三天时间，让他们再起草一份答复美国外交照会的文件。同时，赫鲁晓夫将不得不款待他的英国客人。麦克米伦的访问让那种平衡方案——既不倾向于米高扬的，也不倾向于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解决方案，产生了倾斜。
虽然麦克米伦不知道他已经身处苏联外交政策的漩涡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为摆脱这个漩涡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和杜勒斯及其美国国务院不同，麦克米伦的外交政策团队已经知晓了赫鲁晓夫的最大愿望，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以便让冷战走向非军事化。这个人就是英国驻莫斯科的代表帕特里克·赖利。他写道，赫鲁晓夫“最终的目标不是扩大帝国的版图，而是在其有生之年能够宣布苏联实现了‘共产主义’，即庆祝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其必然结果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同时，他主张裁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要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目标：赢得宣传优势，或者妄图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不想让“他的杰作”毁于一场核对抗之中。对英国来说，这是东西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而双方正致力于达成协定，以结束核试验、减少核武库存。
还不清楚这顶皮帽子是否会对赫鲁晓夫起作用。尽管米高扬和外交部作了调解性的解释，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不给英国客人留情面。当着麦克米伦的面，赫鲁晓夫谴责西方处理西柏林问题的做法，并且声明，他不会接受通过外长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次日，和麦克米伦的一次私人午餐会上，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各自的愤怒情绪。这是赫鲁晓夫引起的，他要求麦克米伦就西方对西柏林的顽固立场作出解释。英国试图概括其北约伙伴的想法，不得不说的是，他并不同意他们的想法，而这只会更加激怒赫鲁晓夫。后者抱怨麦克米伦，指责西方和阿登纳要联手消灭东德。当赫鲁晓夫发誓要推进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工作时，麦克米伦愤怒了。“如果你想用任何方式来威胁我们，”这位平时显得镇定自若的英国人也叫道，“你将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因为我们将不会屈服，美国人也不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站起来吼道：“你侮辱了我！”
2月26日，赫鲁晓夫宣布，不陪同麦克米伦访问基辅和列宁格勒，这是原先的计划。他把这个决定归咎于临时需要补牙。尽管这个借口不可信，但是麦克米伦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继续其访问行程，以便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冷静下来。而米高扬和外交部则有效地劝说了赫鲁晓夫，如果莫斯科只能从西方得到四国外长会议的许诺，那么，还要对其敞开大门。
当麦克米伦返回莫斯科时，迎接他的是笑脸。这位英国首相或许会认为他在和一个患有狂躁抑郁症的政要打交道。离开列宁格勒之前，赫鲁晓夫给他发去电报，称牙痛已经好了，那是因为“医生使用了英国新近发明的一种极有效的钻头”。在莫斯科，麦克米伦得知，他将被允许在苏联的电视上发表讲话，讲话内容不受审查。对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这还是第一次。虽然他们没有就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废除核武器和签订一项临时性的禁止核试验协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几天后麦克米伦回国，此时，莫斯科幕后争论的结果才公之于众。苏联发布声明称，目前还不可能为了促成峰会而召开一次四国外长会议。更重要的是，几周后，赫鲁晓夫宣布，最后通牒再延长6个月。与此同时，在东德部署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核武器计划也已完全实现，那些导弹已进入战斗状态。现在，莫斯科可以对巴黎和伦敦实施核打击，但是，米高扬也有效地遏制了赫鲁晓夫，不让他在1959年利用这种打击能力来继续推行其边缘政策，以造成东西方关系的彻底破裂，直到柏林问题得到解决。
之后的几个月里，东西方之间展开大规模外交活动，这非同寻常。1959年5月，法、美、英、苏国四国外长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柏林问题，来自东德和西德的观察家也被邀请赴会，以见证这个过程。对西方来说，焦点问题是苏联是否会承认美、英、法三国有权留驻西柏林。与此同时，苏联则敦促西方国家接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谈判，采取步骤来限制西方利用西柏林对东德实施的颠覆活动，并承认目前局势不正常，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此时，反苏立场最坚定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也死于癌症，享年71岁。4月，以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和国会议员的克里斯琴·赫脱[1]取代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尽管赫脱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但却热衷于繁忙的外交活动。
杜勒斯的去世和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赫鲁晓夫似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时，赫鲁晓夫会对那些主张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大喊大叫，而有时他却像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试图要说服自己，他可以支持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国外长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这根稻草终于被他抓住了。一位与会的苏联代表，大概是参加苏联代表团的克格勃成员，发来电报称，在“一个不太广泛的基础上”开展一次成功的谈判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从现存的苏联档案还看不出这条消息是克格勃从西方代表团的潜伏间谍那里得到的，还是他们自己人从西方外交官那里探听到的。不管哪种情况，苏联情报机构已经探听到了那些迹象，即西方或许会同意减少其在西柏林1.1万人的部队规模。只是还没有任何具体做法，但即使如此，赫鲁晓夫也深受鼓舞，很想利用这次机会。
5月24日，主席团会议建议，克格勃要向西方传递消息，如果西方同意减少西柏林驻军，那么，苏联也将会减少驻军，直至最后完全撤出东柏林。撤军后，西柏林现存的占领区政权将会被允许保留一到两年，在此期间，苏联人将会承诺不和东德人签订和平条约。
克格勃所支持的外交活动没有任何结果，但是，赫鲁晓夫致力于外交解决这个事实表明，虽然这位领导人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其内心深处却希望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苏联人不需要克格勃来收集那些消息，西方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确实在考虑减少其西柏林的驻军规模。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在一次公开会议中就提到，驻军规模可以减少至8500人或者7500人。这个提议后来胎死腹中，因为由赫脱国务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拒绝了该提议。
在四国外长会议的首次正式会议上，葛罗米柯就西柏林问题提出一项草案：当西柏林成为一座自由城市时，可以允许西方驻扎少量军队，只要西柏林不被视为“占领区”。一周后，他又把西方直接减少驻军和苏联延缓一年签订和平条约的威胁明确联系起来。苏联人约定了总共四项先决条件。除将驻军规模减少到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外，西方还要同意停止所有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敌对宣传，停止所有来自西柏林的间谍和颠覆活动，最后，西方还要同意不在西柏林部署核武器或导弹。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既迅速又直接。苏联的这份新提议显然是“在挑战我们在那座城市的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在6月15日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赫鲁晓夫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复艾森豪威尔。1950年代，克里姆林宫一贯的做法是把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立即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但是，赫鲁晓夫想对艾森豪威尔显示一些灵活性，还要为真正的双边会谈开辟一条通道。因此，他起草了这封信，这是苏联领导人发给美国总统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他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强调他在真诚地关注着西柏林谈判的启动，虽然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阿登纳总理已经公开声明，西德想让有关柏林的谈判拖延几年。“这次，”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解释道，“……西德的军事化政策和备战的政策将会被继续下去。”他以一种愉快的语气结束了这封信。如果外长会议不能取得成功，或许一次高峰会谈会取得成功。无论如何，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在达成协议的时间安排上，苏联人想迁就西方。
次日，赫鲁晓夫告诉东德人，他对和西方的谈判正在走向正确方向充满信心。这些东德人是来莫斯科参加一次高级别会谈的。赫鲁晓夫对西方大国至少准备讨论柏林的未来地位问题而感到很高兴。他的感觉是，西方会给莫斯科和东柏林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也要东德人做好准备，克里姆林宫要彻底放弃最后通牒。“时间不要太长，”赫鲁晓夫告诉乌布利希，“一年或半年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可能要举行一次峰会，他也希望乌布利希能理解这个决定。因此，东德对这次外长会议的期待也不要太多。“没有一个自尊的首相会因为考虑其自身的威望，而让其外交部长就具体事宜签订协议”。
7月7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州长时，赫鲁晓夫表示，他对访问美国，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颇有兴趣。如果美国人同意，那么，赫鲁晓夫将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整个冷战期间，1959年是苏联人和其美国同伴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最积极的一年。赫鲁晓夫会见美国州长之时，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也在6月底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访问，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尽管访问没有取得成果。赫鲁晓夫的希望是，如果有机会，他也要访问美国。
《华盛顿邮报》偶然获得了赫鲁晓夫对美国代表团的谈话，在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赫鲁晓夫的讲话，”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道。这个主意引起了美国总统的兴趣。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他就召见国务卿。“赫鲁晓夫的讲话或许为打破这个僵局提供了一种思路。”艾森豪威尔对赫脱国务卿说道。
赫鲁晓夫的动议抓住了艾森豪威尔对冷战思考的基调。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前，艾森豪威尔刚刚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中情局要让总统批准派U-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1958年3月，在苏联抗议美国U-2飞机在其远东地区的飞行后，艾森豪威尔就中止了U-2飞机对苏联的侦察。当1954年艾森豪威尔批准U-2飞机的侦察计划时，他就被保证，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后不会被发现。然而，从1956年开始，美国就已经清楚，苏联人可以发现这些飞机，尽管还不能击落这种高空侦察机。飞行之所以能够继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斯特·杜勒斯让犹豫不决的艾森豪威尔相信，苏联将不会对此提出抗议。“这么做很有必要，这将会让他们承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对其领土进行侦察，而他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杜勒斯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苏联才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一旦他们提出抗议，艾森豪威尔相信，别无选择，只有停止这种侦察飞行活动。
艾森豪威尔非常严肃地对待苏联的抗议。他认为，一架未经授权的苏联飞机进入美国领空将是一种战争行为，他预料，赫鲁晓夫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离U-2飞机上次进入苏联领空已经有16个月，情报顾问和外交顾问现在都告诉艾森豪威尔，需要重新考虑这个禁令。国会和所有的情报部门都非常关注苏联的战略导弹。赫脱国务卿认为， U-2 飞机的系列飞行可以掌握苏联导弹发射设施，如果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这种潜在的情报价值要远大于外交上的损失。中央情报局同样渴望继续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勉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严重忽视了赫鲁晓夫战略导弹的发展现状。那天上午，他批准派出一架 U-2 飞机进行侦察飞行。
那一天，赫鲁晓夫令人意外地提议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对肩负着冷战重任的艾森豪威尔来说，无疑是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在撤销 U-2 飞机的飞行禁令时，艾森豪威尔曾告诉其幕僚，“我们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要准备打一场战争，还是要防止爆发一场战争。”那次记者招待会后，在和赫脱国务卿的谈话中，他倾向于把赫鲁晓夫的访问和某种形式的峰会联系起来，会谈或许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那里举行过两次会谈。艾森豪威尔对高峰会谈怀有兴趣，这是最新的发现，这也说明，那天上午他对侦察飞行作出的决定是非常严肃的。他认为，还不值得为获取情报而冒险飞行，但是，他需要冒险来改善两国的关系，以便不再进行这些危险的侦察飞行。早在1955年他就曾尝试过举行峰会，但结果却颇令人失望。1958年夏，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又避开了和赫鲁晓夫的会谈，同年11月，当克里姆林宫抛出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时，艾森豪威尔坚决反对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任何峰会。艾森豪威尔认为，对一个美国总统来说，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来和其苏联对手谈判是一件令人蒙羞的事情。但是，现在是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举行峰会的时候了。
此后的两天里，艾森豪威尔和赫脱就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一事进行了安排。刚好要在 7月12日离开美国的科兹洛夫可以给赫鲁晓夫带去一封密信。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的信件已拟好，但是还带有艾森豪威尔长期坚持的不单独会见赫鲁晓夫的痕迹。白宫认为正在向赫鲁晓夫发出一个有所保留的访问邀请，如果外长会议取得某种积极成果，柏林问题最后通牒被取消，那么，在赫鲁晓夫访问的同时，还会在魁北克举行一次高峰会谈。然而，国务院却怀疑，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不是一个有保留的邀请。可以肯定的是，当赫鲁晓夫收到邀请时，他会认为，艾森豪威尔无条件地邀请他访问美国。赫鲁晓夫的一个计划最终得以实现，他要访问苏联最大的敌对国家——美国。
作为第一个邀请苏联领导人访美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并没有遭遇公众的任何反对。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都支持这次访问。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退伍老兵团体、罗马天主教会，还有一些强硬的保守派专栏作家，他们认为这是在赞颂一个共产党国家独裁者的合法性，这么做很不合适。尽管人们赞同这次访问，但没有几个美国人会期待这次访问能取得突破。
对赫鲁晓夫来说， 9月15日开始的为期 15 天的访问实际上就是一次作秀。最可怕的竞争对手美国将以一种和迎接其他国家元首一样盛大的场面来欢迎一位苏联领导人，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赫鲁晓夫既感到自豪又有些担心。他情不自禁地想到，美国人会以某种形式来羞辱他，用他的话说就是“挑衅”。当美国国务院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欢迎他访问戴维营时，这种担心油然而生。他也担心苏联方面无法为访问做好准备。几乎每一个读过报纸的美国人或西欧国家的人都知道这显然是在为难苏联外交部。苏联驻美大使和在莫斯科的美国人都不清楚戴维营到底是什么，它在哪里。
被邀请访问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赫鲁晓夫马上产生一种恐惧情绪，以为要访问美国的一个战俘营。“我之所以产生怀疑，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还记得，十月革命后，当第一次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联系时，一个苏联代表团应邀在一个被称为王子群岛的地方举行会谈，报纸上说流浪狗就是被送到那里处死的……我担心戴维营或许就是这样的地方，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可能被隔离在那里。”顾问告诉他，要访问的实际上是美国总统在马里兰州的一处避暑胜地。听到此，赫鲁晓夫高兴起来。他事后的回忆还带着一丝惭愧：“这说明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显得很无知。”
赫鲁晓夫想体面地飞到美国。横跨大西洋的飞行才刚刚开始，苏联的图 -114 涡轮螺旋桨飞机刚好是少数几种可以执行这种飞行任务的机种。1955年赫鲁晓夫参加日内瓦高峰会议时，乘坐的专机是所有与会者中最小的，经历这次尴尬后，他下令研制了这款飞机。赫鲁晓夫的那些克格勃保镖面对的难题是，这种飞机还处于试验阶段，设计上还有缺陷。1959年5月，在其首次长途飞行中，一架飞机的机身出现轻微裂缝。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乘坐这种飞机。他想让全世界知道，苏联技术世界一流。6月，科兹洛夫访美时，赫鲁晓夫就让他乘坐图 -114 飞往美国。现在，赫鲁晓夫自己也想这么做。
谢·赫鲁晓夫[2]陪同父亲一同访美。后来他回忆道，就不应该给这架飞机颁发适航证。飞机的设计者图波列夫[3]建议让他儿子来陪伴赫鲁晓夫，以此表明他很相信这款飞机。尽管赫鲁晓夫和设计师都信誓旦旦，但人们还是非常担心飞行途中出故障。果真如此，那不是中央情报局的恶作剧，而是苏联的无能。苏联海军部门向航行在大西洋上的苏联拖网渔船和货船发出指示，一旦专机摔下来，他们要注意营救代表团成员。
机上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苏联人在机翼和机身的结合部设计了一个特殊舱位，飞行中图波列夫的工程师就待在那里。在整个飞行途中，工程师们拿着一种像听诊器一样的奇怪仪器，要仔细倾听是否有断裂的声音，还要留意一排红色和绿色的感应指示灯，它们表示飞机的其他系统是否正常。
虽然最终并没有生命危险，但这次飞行对赫鲁晓夫来说还是一件苦差事。12个小时的飞行中，除过那些嗜睡者外，飞机引擎发出的巨大噪声让所有人都难以入睡。赫鲁晓夫一直忙于阅读。当图 -114 专机飞越外国领空时，他也没有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电报，而是一直在思考将要访问的美国。
离开苏联之前，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观察了一下美国主人。7月23日副总统尼克松到达莫斯科，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名义上是出席美国科技展览的开幕式，但是作为共和党未来的总统提名人，尼克松也渴望有一个舞台来勇敢地面对“ K 先生”——这是幽默的记者们给赫鲁晓夫起的名字（赫鲁晓夫的英文名字以 K 打头。——译者注）。赫鲁晓夫尊重尼克松，但是却一点也不喜欢后者。赫鲁晓夫认为，福斯特·杜勒斯死后，尼克松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那一派的领袖，他们阻挠艾森豪威尔和莫斯科实现缓和。对尼克松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着极大热情而又非常好斗的人”。
在莫斯科召开的美国科技展览会上，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这两个人在美国的厨房里展开了一场有名的辩论。尼克松谈到了美国生活的种种便利，而赫鲁晓夫则对展台上的一台电动榨汁机大加指责，从而对美国厨房的奢侈和浪费乃至美国有能力来满足其国民的需要等话题而展开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两位政治家似乎都很喜欢这种交流方式。然而，对尼克松副总统来说，这次访问至少还有一丝不愉快，甚至还有些危险。陪同的情报官员发现，美国大使馆尼克松的卧室及其周围，辐射量很大。他们告诉了尼克松，但他仍然坚持住在这里。情报官员们另行拟定了一个方案。他们坐在卧室里，大声诅咒苏联妄图以辐射来毒害美国副总统。第二天，辐射量归于正常。发生辐射的原因，以及它与苏联窃听设备的失灵是否有关，从未被解释过。
赫鲁晓夫抵达美国后所发生的和在飞机上的经历一样滑稽。图 -114 离地面有 50 英尺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飞机，这倒不是因为苏联人喜欢这个庞然大物。为了保持长途飞行，这架飞机装备了庞大的引擎，它们转动起来就像是一台台巨大的真空吸尘器，能把那些不幸靠近的鸟儿或其他东西都吸进去。苏联的机场非常脏，也从不打扫，甚至连军用机场也是如此。图波列夫就尽可能把引擎设计得很高。
这个设计虽然有利于保护引擎，却给乘客带来麻烦。专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柏油跑道上滑行时，地面工作人员才意识到，他们没有这么高的客梯来接客人下来。赫鲁晓夫和代表团成员不得不从机身后部的救生梯上下来。赫鲁晓夫事后回忆道：“因此，我们不是以正式的、符合外交礼仪的那种方式离开飞机的，实际上是手脚并用爬了下来。”
首次踏上美国国土并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欢迎的赫鲁晓夫多少有些不自信。当年访问印度和英国时，他镇定自如，但是，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多年来一直以一种嫉妒和蔑视的心态关注着的国家。临行前，驻美大使强调，美国会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他，尽管苏联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是伏罗希洛夫。接待国家元首的其中一个仪式就是在机场检阅仪仗队。赫鲁晓夫发现，很难和又高又瘦的艾森豪威尔保持步履一致。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4]的夫人从来没有在苏联以外的国家见到过赫鲁晓夫，她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场面，因为赫鲁晓夫的步幅短而急促，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试图要保持步履一致，但显得很别扭。
听从了米高扬的建议，赫鲁晓夫决定带着全家一起来访问：夫人、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都不露面。结果，西方对他们的家庭知之甚少。赫鲁晓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时，还有人推测，他娶了莫洛托夫的一个亲戚为妻。而美国新闻界仍旧不知道其子女的名字。在几天的访问中，因为两个女儿都很害羞，记者们也分不清谁是朱莉亚，谁是拉达。甚至有一些不实报道称，赫鲁晓夫所有的子女都是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女朱莉亚是第一个妻子生的，她死于1919年，而次女拉达和儿子谢尔盖则是第二个妻子所生。
赫鲁晓夫带上全家，乘坐大型专机，意在加深美国人的印象。其美国之行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包括苏联提出的一项动议，即实现“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这不是一个新提议，克里姆林宫早在1955年就发表过类似声明。但这个提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裁军能让他缓解国际压力，那么，他情愿对柏林未来的问题保持更大耐心。赫鲁晓夫一直都想不理睬1958年11月的国际协定，但过了近一年后，他要再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关于柏林，赫鲁晓夫知道，他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而这实际上从来都不是他优先选择的策略。他一直想单方面废除四国达成的允许美、法、英在西柏林驻军，让他们自由进入其军事基地的协议。米高扬和其他领导人都劝说他，最好找到一个外交解决的方案，因为这涉及西方大国，这个争论已经让恐吓西方的企图落空了。赫鲁晓夫迫切要劝说美国人承认三个德国的存在现实，即共产党执政的东德、资本主义的西德，还有一个不结盟的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试图要向人们解释此举背后的想法。
赫鲁晓夫竭力要为其首次访美定好基调。他要向自己尊重的两位美国总统致意。在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5]的全程陪同下，他参观了林肯纪念堂。之后，赫鲁晓夫参观了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埃莉诺·罗斯福[6]（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译者注）的墓地，并向弗兰克林· D. 罗斯福的墓地敬献鲜花。已故总统罗斯福当年和莫斯科保持着密切关系。
有那么一段时间，赫鲁晓夫的内心仿佛充满了海德公园精神。9月15日，他向美国主人暗示，在柏林问题上，苏联人将准备等待更长的时间。“请相信我，”他在第一次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说，“我们希望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也同样希望能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我们不打算采取单边行动。”最后通牒还没有完全放弃，但是，赫鲁晓夫已经发出信号，它就要被放弃。两天后的联合国演讲中，他宣布了苏联的全面、彻底的裁军计划。除过这些活动外，赫鲁晓夫还很想看看美国其他地方。9月25日，返回华盛顿，那时他还在期待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会对他的动议有一些实质性的回应。
和艾森豪威尔的短暂会面后，赫鲁晓夫开始了其主要访问议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尽管这种成功非常有限。艾森豪威尔总统把柏林的局势比喻为“非正常”状态，以此来取悦赫鲁晓夫。几个月来，苏联外交官一直在使用这个词来解释，这种局势必须要得到纠正。艾森豪威尔选择这个词，并不代表美国人作出了实质性让步。但是，这表明，赫鲁晓夫的策略，即直接和美国总统打交道，回避围绕在总统身边的那些职业反共分子，或许已经起了作用。
但是，访问的最初几天里，也不是事事都顺利。赫鲁晓夫发现，他很难向美国记者们说清一些问题。在华盛顿特区的全美记者俱乐部，记者们要他解释，1956年11月他向驻莫斯科的一些西方外交官说道“我们将要埋葬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将要埋葬你们”是俄国的一句谚语，其意为“我将比你活得长”或者说“我将活得更长，还能参加你的葬礼”。这句话正好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信念，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富有生命力。但是，很多西方人都要把它解释为，这意味着赫鲁晓夫想灭亡美国，意思完全变了。在华盛顿，他极力想消除这种误解，但似乎越描越黑。
赫鲁晓夫全家正经历着一个需要调整的艰难时刻，那就是新闻记者的质问。对华盛顿和纽约街道两旁站立的人群，他们感到困惑。那些人既不欢呼，也不大喊大叫，只是沉默不语，仿佛来自外星。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或许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见美国人，也让他们见见自己。“我头上没有长角。”他对纽约的一群美国人说。因为赫鲁晓夫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想让美国人看到真实情况，消除对他本人及克里姆林宫的误解。
然而，他也开始相信，在他和美国人民之间已经筑起了一堵墙，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不相信需要那么多警察来保护自己，还要坐在一辆封闭的高级轿车里。他向洛奇大使抱怨全程保护他的警卫，还有作出全程访问安排的国务院，好像他们有意要把美国民众和一个传染病人隔离开。
整个访问差点要在加利福尼亚提前结束了。赫鲁晓夫一直提防着某种挑衅企图，但在洛杉矶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先是安排他会见了当地的一个大人物。维克托·卡特是电影界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家电影公司，在当地还有一家医院。多年前，他从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市逃到美国。当卡特声称自己是犹太人时，赫鲁晓夫断定，他面对的是一个阶级敌人。按照沙皇的规定，犹太人不能住在罗斯托夫，除非他们是富商。赫鲁晓夫私下纳闷，怎么来理解美国政府的行为：安排一个俄国移民站在他旁边。在洛杉矶剩余的 24 小时里，赫鲁晓夫把一切不愉快都归咎于这位犹太商人儿子的邪恶传统上。
当代表团被告知不参观迪斯尼时，又引起赫鲁晓夫的不快。本来安排他们下午晚些时候参观迪斯尼乐园，但当他们全家午餐时，赫鲁晓夫得知，洛杉矶警方认为那里很危险。其子女自然非常失望，对此，他自己也颇感不快。倒不是因为他很想看米老鼠，而是感觉自己再次被主人隔离起来。
9月19日，参观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对方以盛大的午宴招待赫鲁晓夫全家。宴会上，赫鲁晓夫大声抱怨没有让他们全家去看迪斯尼。“那里有霍乱还是要发射火箭？”他质问道，“你们的警察强壮得可以举起一头牛，然而他们却说不能保证迪斯尼乐园的安全。”赫鲁晓夫的抱怨让好莱坞大人物的这场聚会变得索然无味，“这和我这些年来参加的一场好莱坞大型葬礼差不多”，一位参加宴会的客人嘲弄道。350 位客人挤满了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的餐厅，其中就有朱迪·嘉兰[7]、爱德华·罗宾逊[8]、小山米·戴维斯[9]、格利高里·派克[10]、吉恩·凯利[11]和丽塔·海华斯[12]。坐在宴会首席桌赫鲁晓夫夫人身边的明星是弗兰克·辛纳特拉[13]和鲍勃·霍普[14]，正对面的是一贯轻松活泼的大卫·尼文[15]。“她绝对可爱。”尼文向记者说出了对苏联第一夫人的印象。辛纳特拉的评论也很有特点：“她英语讲得也很好……我也没有谈爵士乐。”
午宴后，赫鲁晓夫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又被陪同到 8 号舞台，那里搭建了一个特别的阳台，以便让代表团成员可以观看福克斯康康舞的拍摄场景，那是为辛纳特拉、路易斯·乔丹[16]和年轻的雪莉·麦克雷恩[17]编排的一出明星剧。身着长裙的演员高高向前踢腿，赫鲁晓夫没有被逗乐，却断定这是在有意羞辱他。当电影公司负责宣传的摄影师让两位女演员在赫鲁晓夫两边撩起长裙时，赫鲁晓夫生气了。两位女演员也拒绝摆这个动作，这才避免了一场外交风波。
赫鲁晓夫的随行人员对康康舞表演也不满意，但访问能否成功，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18]是个保守派，还是一个轻量级拳击手。当天下午他似乎有意要和赫鲁晓夫展开一场公开辩论。波尔森要在洛杉矶世界论坛的宴会上发表讲话。在此之前的鸡尾酒会上，洛奇大使提前得到一份发言稿。发言稿的开头几句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今天非常有名的“我们将要埋葬你们”的断言——来嘲讽他。
洛奇认为赫鲁晓夫在华盛顿就已经平静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洛杉矶市长再次在午宴上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可能会大发雷霆。当洛奇要求波尔森放弃这段文字时，波尔森市长却拒绝了。“发言稿已经修改过，而且已经散发出去，”主意已定的波尔森说道，“修改发言稿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不涉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第二号人物，那么，其结果至多也就是一个玩笑。洛杉矶市长的发言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我们将不会埋葬你们，你们也不会埋葬我们，我们将和平共处。”这时，赫鲁晓夫打断了市长的讲话，向吓了一跳的听众们说道，从苏联飞到美国只用了 12个小时，直接从加利福尼亚飞回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也只要 10个小时。赫鲁晓夫大声问图波列夫的儿子，他正坐在听众席上，“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感觉自己就像俄国马戏团的巨熊一样被人到处展示，就像现在展示给美国人一样。
回到旅馆，赫鲁晓夫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开始大发雷霆。“这个人（波尔森）竟敢攻击美国总统的贵宾？”赫鲁晓夫咆哮道。他要让全家，还有那些随行人员和他们的妻子知道，他正在严肃地考虑是否要取消其余的行程。他不想去旧金山。按照行程，旧金山是下一站。他不想去其他地方，除非美国政府道歉。赫鲁晓夫的语气很强硬，以至于葛罗米柯的妻子想要跑到浴室给他找一片镇定药，但是赫鲁晓夫用眼神制止了她。“我就是要把我的愤怒发泄出来，让那些陪伴我们的美国人听到。”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敢肯定，我们房间有窃听器，洛奇先生也住在这家饭店，他正坐在一个扬声器前，有个翻译陪着他，正在听我们的所有谈话呢。”
担心中情局没有实施监听，下午 2 点，葛罗米柯走进洛奇的房间，向他正式表达不满。苏联人收集了许多不满的证据，但决定只提其中的一件：一位妇女站在一处街角，手上举着一面黑色旗子，上面写着“绞死匈牙利的屠夫赫鲁晓夫”。苏联领导人认为，因为艾森豪威尔想让她这么做，所以她才不得不站在那里。洛奇竭尽全力向他解释，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这位妇女有权表达其看法，尽管这让白宫或美国国务院感到麻烦。对赫鲁晓夫所遭遇的部分美国人的不当行为，洛奇表示遗憾。葛罗米柯接受了这个解释，回到自己的房间。访问变得极不愉快。洛奇上床后还在忧虑，赫鲁晓夫的访问“要失败了”。他想要采取行动来挽救这个局面。
次日上午，洛奇要采取行动来改变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行程安排。如果赫鲁晓夫同意，洛奇将重新安排赫鲁晓夫的警卫工作，以便让他有机会能和更多的普通美国人交流。洛奇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主意：把赫鲁晓夫当成一个竞选的政治人物来对待。按照计划，苏联代表团的下一站将是旧金山。洛奇想让他在沿途多停几次。他还决定让赫鲁晓夫接触列车上采访他的记者们。眼下，记者都不准靠近赫鲁晓夫。
第二天，赫鲁晓夫的情绪不太高。原来希望他的复仇对象——波尔森市长会设法在火车站发表一个讲话来欢送他。但站台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麦克风立在那里，市长没有露面。当意识到再也见不到波尔森市长时，赫鲁晓夫向洛奇嘲讽起洛杉矶市长来，“他想放屁，但却把屎拉在了他的裤子上”。
洛奇的新想法很合赫鲁晓夫的胃口。“我感觉你好像把我软禁了六天。”他告诉洛奇大使。赫鲁晓夫坐在火车上，迎候记者们。为了吸引苏联领导人，让他在自己的车旁停下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带来一大瓶伏特加，打开瓶盖，就放在他旁边的圆桌上。赫鲁晓夫决定直接走过去——妻子多年来一直在抱怨，他也在尽力克制自己，但他爱交朋友的鲜明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圣塔·芭芭拉，他迫不及待地下了火车，投身到站台上的人群中。赫鲁晓夫喜欢出风头，这些美国人也不惧怕他。有个美国人对这位第一书记的影响特别大。赫鲁晓夫下了两次火车，其中一次因为过于匆忙，以至于把他的列宁勋章挤丢了。对这枚勋章，他颇感自豪，把它别在夹克上。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它，他没有把这枚金质奖章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而是交给了洛奇大使。还不待赫鲁晓夫知道奖章丢失，洛奇大使就把奖章还给了他。“这个意外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这个人把奖章还给我，我对这些美国人的敬意油然而生。”美国之行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就赫鲁晓夫所关心的事而言，美国之行将会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艾奥瓦州罗斯韦尔的鲍勃·加斯特许诺，要促成赫鲁晓夫访问他的农场，要让此事成为苏联领导人访美的主要内容之一。艾奥瓦的农场主是最早一批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的美国人。美国的粮食生产过剩，艾奥瓦人渴望为他们的小麦找到市场，也想借此验证一下艾奥瓦同乡、美国前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的理想主义世界的理念。四年前，赫鲁晓夫敦促苏联人要建立他们自己的“艾奥瓦玉米产区”，消息见报后，得梅因当地一家有影响的记者评论道，欢迎赫鲁晓夫向美国派出农业专家。莫斯科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与美国确立了一个农业交流计划。
尽管加斯特农场并不是苏联代表团第一批要访问的农业交流计划单位，但最后，所有美国农场主中，鲍勃·加斯特却给苏联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1948年，加斯特开始引起美国公众的注意。当时，其朋友、著名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20]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人物介绍，题为《加斯特：农场的革命》。多斯·帕索斯把加斯特描述成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农场主，称加斯特说话的方式就像一个用黑板来解释答案的讲师，也更像一个向陪审团求助的律师。大萧条时期，加斯特一直主张大量使用氮肥，特别是将氮肥用于玉米生产。结果，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农场主就开始面临农业产品大量过剩的问题。
艾奥瓦只不过是个推销艾奥瓦小麦和玉米的商人而已。他感觉到，如果美国人帮助苏联人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东西方的关系可以得到改善。1955年，他首次访问东欧和苏联，亲自考察那里的农业生产。从艾奥瓦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知道了加斯特，他要见一见这个热心于传播美国农场耕作方法的人。从加斯特对玉米生产所怀有的自信和浓厚兴趣中，赫鲁晓夫无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之后，加斯特多次回访苏联，两人就农业生产问题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1950年代，赫鲁晓夫写给加斯特的信比给艾森豪威尔的还要多。
赫鲁晓夫开始对加斯特产生信任感，常常援引这位美国农场主的做法来支持这种或那种农业生产方法。1958年6月，赫鲁晓夫派出一个苏联农业代表团到加斯特的农场待了三个月，学习玉米种植、割草和牲畜养殖技术。代表团成员回到苏联后，马上成了苏联农业生产的明星人物。“他们在加斯特的指导下学习过，”事后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委员面前夸口道，“他们确实不虚此行，学得很好。”
最近几年，赫鲁晓夫开始认识到核武器和潜艇的重要性，但是农业依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加利福尼亚的火车上，他和美国驻苏大使洛奇的关系得以改善。此时，赫鲁晓夫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也一下子提上议程。赫鲁晓夫向洛奇承认，苏联的生活水平不高，莫斯科需要找到某种方式来满足其居民的生活需要，或许这是苏联领导人向其美国主人透露的最重要的情报。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就像“一个刚刚苏醒过来的人，饿极了，很想吃东西。这个人在吃东西前甚至都不愿洗手……因此，苏联现在不打算生产那些高级消费品，而只是想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现在轮到赫鲁晓夫访问加斯特农场了，这个农场会为他的美国之行增添一抹亮色。9月23日，赫鲁晓夫参观了艾奥瓦的库恩拉皮兹，那里的所见所闻让他对苏联能够实现的目标有了更大的期望。以其中一件事情为例，那家农场为牲畜建造了一套庞大的开放式棚圈，而在苏联呢，赫鲁晓夫事后心酸地说，“我们给每头奶牛建一个牛圈，每个牛圈都有一副刀叉……这有多么可笑啊！”
参观农场后，赫鲁晓夫的自豪感颇有些受挫。当感觉别人超过自己时，他常常会以吹牛的方式来回应。在返回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的车上，赫鲁晓夫开始大谈苏联的一种新式喷气式飞机，其最大飞行速度达到 640 公里，载重 14 吨。“它能在干燥的土地上降落。”看着高速公路两旁艾奥瓦的大片农田，赫鲁晓夫喃喃自语道。之后，在从得梅因飞往匹茨堡的专机上，赫鲁晓夫请美国主人和他们的夫人们到其专机机舱里喝酒。他情不自禁地说起了加斯特。当记者们不断打扰他们两人时，加斯特发火了，很想踢《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斯伯里一脚，但却失足了，脚差点被玉米秸秆扎伤。赫鲁晓夫很高兴看到这一幕。
赫鲁晓夫的农场之行，改变了他和艾森豪威尔下一轮会谈的内容。最后几天的主要日程，都是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展开会谈。会谈的气氛客气而友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赫鲁晓夫确实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美国总统确实暗示过，罗斯福和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西柏林暴露在东德的中间。但是，尽管这个局势很困难，但毫无疑问，他不会做那些与这一地区美国现行政策相违背的事情。
无论如何，赫鲁晓夫都要采取主动。他想让艾森豪威尔知道，自己已决定放弃其最后通牒。自从当年稍早时候米高扬访美回国后，1958年11月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就再无人提起。即使赫鲁晓夫在稍早前的会谈中指出，最后通牒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更新最后通牒内容的威胁依然存在。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外交官，赫鲁晓夫把艾森豪威尔视为知心人。他承认，出于对美国“蛮横态度”的愤怒，1958年他曾想强行解决柏林问题。当时的判断是，局势正在恶化，似乎并不存在外交解决的途径。赫鲁晓夫建议，如果艾森豪威尔承认，美国不主张西柏林被占领的现状永久化，那么，苏联将不会对柏林问题的谈判设定任何最后期限。假如美国的政策是促成两个德国的最终统一，那么艾森豪威尔可能就会轻松地答应这个建议。
两位领导人也达成另一种共识。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透露，他现在非常关心苏联的军费开支。他声称，对苏联政府来说，裁军比柏林问题更重要。艾森豪威尔一直希望苏联裁军，对此，他表示赞赏。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当苏联放弃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赫鲁晓夫承认裁军比柏林问题更重要后，艾森豪威尔同意，在当年年底前某个时候四大占领国举行一次高峰会谈。
尽管两位领导人的意见明显一致，但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还是有些失望。苏联领导人已经来到戴维营，主席团也已授权他达成一个协议。但是，美国总统显然不愿谈论或者不能讨论那些具体问题。当被问及美国的裁军立场时，艾森豪威尔答道，其专家正在研究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议上所做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发言。而赫鲁晓夫很想知道艾森豪威尔个人的看法，这个努力失败了。最后，赫鲁晓夫的结论是， 69 岁的艾森豪威尔太疲倦了，就像是“刚刚掉到了冰窟窿里，正在被拖到结冰的河面上，而他周围的冰块还在坍塌”。然而，他也知道他需要什么，美国政府的接待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在苏联待了将近五年的汤普森大使明白，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次美国之行颇有意义。“我相信，”他写道，“美国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富有及强大给赫鲁晓夫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艾奥瓦农场和苏联类似的农场一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汤普森对赫鲁晓夫访美效果的看法是正确的。美国之行鼓励了赫鲁晓夫，他要冒更大的风险来实现苏联在国内外的目标，那是他梦寐以求的。
回国的 36 小时行程中，赫鲁晓夫飞往北京，他想就其美国新政策做一些说明。因为边界纠纷，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极度紧张，赫鲁晓夫想就其访美的成果来讨论一下南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苏联的盟友中，毛泽东第一个见到了访美后的赫鲁晓夫，他能看到这次访问对赫鲁晓夫所起的作用。
苏联领导人向中国领导层捎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不久前，美国中情局的两位飞行员在中国被俘。虽然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承认，如何处置这两个美国人是中国的内政，但他还是认为，应该释放两个美国人。他强调，苏联正在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国际关系，中国对此的贡献非常大。社会主义的盟友竟然为美国间谍求情，对此，毛泽东感到非常吃惊。
然而，赫鲁晓夫还是要这么做。他认为，国际局势即将得到缓和，这对苏联国内的改革极其重要。出于这种考虑，他提到对东南亚局势的关切。赫鲁晓夫已经听说，在其邻国老挝的内战中，北越军方想扩大对反对派——老挝爱国阵线的军事援助。他和毛泽东都同意，这个内陆国家现在不宜扩大战争规模。
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个事件也在提醒赫鲁晓夫，一定要推进其国内的改革。9月底，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一家冶金厂的工人因对工资和物价的不满，而发生骚乱。虽然赫鲁晓夫在外出访，但主席团还是平息了这场危机。到 10月初，那里局势已趋于稳定，涉案人员被捕入狱。但是，赫鲁晓夫和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都明白，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借着成功访问美国和中国的东风，赫鲁晓夫将很快建议实施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改革计划。不止是苏联，而且冷战本身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1] 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 Archibald Herter，1895年3月28日——1966年12月30日），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42年、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39—194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1953—195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57—1959年任副国务卿。1959—1961年任国务卿。1961—1966年任贸易代表。1966年逝世。
[2] 谢尔盖·尼基蒂奇·赫鲁晓夫（Серге́й Ники́тич Хрущёв，1935年7月2日——2020年6月1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1958年起从事科学研究，曾任电控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移居美国，在布朗大学教授政治学。2020年去世。
[3]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полев，1888年10月29日——1972年12月23日），苏联科学家。曾参与研制各种型号的飞机。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获释。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发明了图—4战略轰炸机、图—16喷气式轰炸机、图—104喷气式民用飞机、图—114洲际客机、图—144超音速客机等。多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年完全平反。1956—1972年任苏联航空工业总设计师。1972年逝世。
[4] 小卢埃林·E·“汤米”·汤普森（Llewellyn E. "Tommy" Thompson Jr.，1904年8月24日——1972年2月6日），美国外交官。194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52—1957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57—1962年、1967—1969年任驻苏联大使。1972年逝世。
[5]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1902年7月5日——1985年2月2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4—1931年期间在报刊工作。1933—1936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37—1944年、194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二战期间两次入伍参战。1953—1960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竞选，但以失败告终。1961—1962年任大西洋研究所总干事。1963—1964年、1965—1967年两次担任驻南越大使，期间策划了暗杀吴庭艳的行动。1967—1968年任无任所大使。1968—1969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0—1977年任总统驻梵蒂冈教廷私人代表。1985年去世。
[6]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年10月11日——1962年11月7日），美国外交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1946—1952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1947—1953年任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1961—1962年任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1962年去世。
[7] 朱迪·嘉兰（Judy Garland，1922年6月10日——1969年6月22日），原名弗朗西斯·埃塞尔·古姆（Frances Ethel Gumm），美国演员、歌手、舞蹈家。
[8] 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1893年12月12日——1973年1月26日），美国好莱坞演员。
[9] 小山米·乔治·戴维斯（Samuel George Davis Jr.，1925年12月8日——1990年5月16日），美国歌手、演员、舞蹈家、电影制片人、电视导演。
[10] 埃尔德雷德·格里高利·派克（Eldred Gregory Peck，1916年4月5日——2003年6月12日），美国演员。
[11] 吉恩·柯兰·凯利（Eugene Curran Kelly，1912年8月23日——1996年2月2日），美国演员、歌手、舞蹈家、电影制片人。
[12] 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1918年10月17日——1987年5月14日），美国演员、舞蹈家、制片人。
[13] 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特拉（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美国歌手、演员。
[14] 莱斯利·汤斯·“鲍勃”·霍普（Leslie Townes "Bob" Hope，1903年5月29日——2003年7月27日），美国喜剧演员、杂耍演员、歌手、舞蹈家。
[15] 詹姆斯·大卫·格雷厄姆·尼文（James David Graham Niven，1910年3月1日——1983年7月29日），英国演员、小说家。
[16] 路易斯·托马斯·乔丹（Louis Thomas Jordan，1908年7月8日——1975年2月4日），美国萨克斯管演奏家。
[17] 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1934年4月24日—— ），美国演员、歌手、作家。
[18] 查尔斯·诺里斯·波尔森（Charles Norris Poulson，1895年7月23日——1982年9月25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39—1943年任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员。1943—1945年、1947—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3—1961年任洛杉矶市长。1961年退出政坛。
[19]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出身于农场主家庭。1909年加入共和党。1910年起担任记者。1924年加入进步党。1932年加入民主党。1933—1940年任农业部长。1940—1943年任经济战委员会主席。1941—1942年任供应优先和分配委员会主席。1941—1945年任副总统。1945—1946年任商务部长。1948年返回进步党，并参加了总统选举。1950年退党。1964年返回民主党。1965年去世。
[20] 约翰·罗德里戈·多斯·帕索斯（John Roderigo Dos Passos，1896年1月14日——1970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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