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八章 “我的喉咙里有根刺”
从1958年伊拉克危机中脱颖而出的赫鲁晓夫深信两件事：第一，西方以前准备彻底消灭伊拉克进步政权，但迫于苏联的压力，被迫后退；第二，施加压力是西方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
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一切，这确实是一己之见。1956年英法之所以停止对埃及进行军事干预有着极复杂的原因，就像赫鲁晓夫从未明白这一点一样，他也不能完全理解，苏联的政策对1958年夏天艾森豪威尔不愿入侵伊拉克这件事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感觉是主要的。而且赫鲁晓夫把这两场危机的结果视为其个人的巨大成功。伊拉克危机之始，他夸大了对自己地位的威胁，现在，当他保住自己的位置时，又感觉到一种莫大的宽慰。
“历史在我们一边。”5月，赫鲁晓夫曾告诉纳赛尔。既然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已经让他确信，第三世界的形势正在转向他这一边，那么，他就能多冒一些风险来巩固这种优势。首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向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提供援助。两年来，苏联官员已经多次向赫鲁晓夫建议，苏联无力提供援助。至晚在1958年纳赛尔访问苏联时，他也曾拒绝向其提供援助。但是，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阿斯旺大坝协定将是他感谢纳赛尔、巩固苏埃关系的一种手段。1958年10月，阿迈尔元帅应邀到莫斯科以结束阿斯旺协定的谈判。
如果赫鲁晓夫日益膨胀的成就感只是导致苏联向埃及承诺，要在沙漠里建设一座巨大的公共工程，那么，西方或许也不会关注苏联领导集体从伊拉克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但是，对处理其他地区的外交问题来说，赫鲁晓夫的中东成就感却有着广泛的含义。
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对美国和西欧而言，1958年之所以会被记住，不是因为中东地区出现了短暂的紧张局势，而是因为对分裂的德国的前途问题，特别是北约设在西柏林孤零零的军事基地问题，而开始的新一轮东西方冲突。历史学家们开始把柏林系列事件中的每个事件都看成是一次独特的危机。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新档案证实，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发动了三次不同的攻势。第一次就发生在1958年11月。
在伊拉克取得的假想中的胜利，与赫鲁晓夫决定在1958年秋冒险与西方对抗有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苏联很快要在东德部署核武器的消息也是克里姆林宫在1955年采取的“新”策略的一部分。此时，赫鲁晓夫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两个德国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为1958年11月做准备工作。
枯瘦的西德总理阿登纳是一个熟练的魔术师，喜欢讲他初中时候的故事。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却安排了最大的一次欺骗阴谋。一个同学找到了年度德语和拉丁语考试答案，这位未来的总理心生一计，要让同班的21个同学利用这些答案而又不被抓住。他推测，如果所有同学都交上一份完美或近乎完美的考卷，学校就会产生怀疑。因此，年轻的阿登纳要求每个同学在考试中都要犯一定数量的错误，这依照他一定的成绩而确定。他们从未被抓住过。事实上，1894年毕业的那个班被宣布为最出色的班级。
到1958年秋，苏联领导层已经不得不承认，近两年来，阿登纳一直在利用他弄虚作假的才能和莫斯科玩着一个极其危险的游戏。从1956年的某个时期到1957年初，阿登纳的结论是，联邦德国需要得到核武器，以成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那些协议使西德在1955年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阿登纳断然放弃了未来西德军队要得到或制造核武器的计划。这个决定深受西德人民的欢迎，也成为以后苏联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然而，阿登纳对军队力量的设想却在不断变化。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他认为西德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主权国家。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似乎更加坚定了他最糟糕的一种设想，即克里姆林宫有意要使用武力来传播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西德随之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1950年代末，或许是对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种反应，阿登纳认为，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加强德国自我防卫的能力。1957年5月，西德正式要求美国提供战术核武器，步兵可以在战场上使用这些短程核武器。凭借这些核武器，德国联邦军队将不需要其他国家来保卫德国。西德将会把国家安全事务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拥有主权最实质的前提条件。
德国总理一直向德国人民保密需要核武器的想法。直到1957年秋大选，绝大多数议会成员被更换，这个想法才为人所知。西德公众舆论仍然强烈反对核军备。这会成为选举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他不能冒这个险。相反，在选战中他坚定地承诺“不再搞新的试验”，巧妙地将其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SPD）描绘成危险的修补现状的补锅匠。
阿登纳对他如何设法欺骗苏联人尤其感到自豪。1957年4月，他在波恩和苏联大使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否认其政府拥有核武器，或甚至已经向美国要求提供核武器。“苏联大使从未问过我是否会在未来提出核武器要求。”这位老人事后对杜勒斯国务卿说道。这次会谈后一个月，阿登纳正式向美国要求提供“最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武器”，这是对核武器的一个比喻。
尽管克格勃在西德的消息来源极为广泛，但是，直到1958年春，赫鲁晓夫才开始严肃对待西德可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而且，那时也只是因为阿登纳有意要披露其目标。连任后，这位德国总理感觉到，在获得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他能再向前迈步。尽管不是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的胜利，还需要和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但是，阿登纳相信，他有足够力量来继续实现其野心。在经历了1958年1月的失败后，3月，阿登纳得以让联邦议院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获得核武器。联邦议院的辩论持续很长时间，辩论充满了敌意。但是，阿登纳达到了目的。他希望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德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联邦德国的安全”。
显而易见，德国总理是谋求核武器的主要人物，即使如此，赫鲁晓夫也难以相信，阿登纳在背后推动着联邦议院的辩论。虽然把阿登纳视为一个聪明、可怕的对手，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象到，一个82岁的老人缺乏策划所有这些政治游戏所需要的意志力。这样，赫鲁晓夫就把核武器策略归咎于西德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把他形容为阿登纳政府中的希特勒。在赫鲁晓夫看来，阿登纳似乎是一个滑头政治家，以至于他不会选择核武器。他设想阿登纳实际上是想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阿登纳是个十足的反共人物，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这一动机不应归结为他作为总理的个人意愿。相反，赫鲁晓夫认为迫使阿登纳和莫斯科打交道的正是德国公众的意见。
结果，当1958年3月德国总理赢得联邦议院辩论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苏联人发起了攻势，它直接面对德国人民。3月31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警告西德人，他们的政府已经落入同样保守的领导人手中，就是这些保守的领导人让希特勒在1933年攫取了大权。而最高苏维埃也一同发表一封致德国联邦议院的严肃信件。同时，苏联人也在谋求社会民主党（SPD）的帮助。苏联驻德外交人员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泄露了外交抗议的方案，引发了对德国基督教联盟新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
最后的策略是直接针对阿登纳。以文化和贸易协定长期被拖延为借口，莫斯科安排米高扬在1958年4月中旬应邀访问波恩。尽管米高扬比赫鲁晓夫年轻，但他担任主席团委员（政治局委员）已经十年。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德国怀有浓厚兴趣。1920年代，米高扬就是对外贸易部的人民委员，在所谓的拉帕洛条约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这个条约是以意大利小镇拉帕洛的名称命名的。在那里，苏联和德国外交人员就军事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米高扬最后签署许多文件，确立了莫斯科和魏玛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1958年米高扬的西德之行就是要和阿登纳建立某种关系。西德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较大转变，他要评价政策转变背后的那些原因和人物。克里姆林宫仍然相信阿登纳，因为他在1957年曾发表个人声明反对拥有核武器。
米高扬的柏林之行失败了。不仅苏联所支持的大规模公开辩论毫无结果，而且米高扬发现自己也是精明的阿登纳的一个牺牲品。和这位赫鲁晓夫代表的多次会谈中，阿登纳承认，1957年以来，他确实改变了其想法。现在，他想得到美国的斗牛士导弹，这种导弹既能装载核弹头也能使用常规弹头。对苏联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阿登纳又来劝说米高扬，并通过他来劝说赫鲁晓夫，如果几个大国的大规模裁军有所进展，购买武器的决定还可以被修改。
阿登纳的表演显得特别巧妙，他设法要让苏联人相信，他不仅不愿意重新武装西德，而且尽管联邦议院已经授权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但是绝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克里姆林宫决定，尽管试图改变联邦议院公共外交政策投票的结果失败了，但是没有必要重新评估苏联对西德的政策。奇怪的是，在这个阶段，苏联试图要控制阿登纳，但是，却显然没有考虑对美国表明自己的姿态。如果没有美国，波恩不可能得到核武器。阿登纳在1957年5月要求得到战术核武器一事，莫斯科显然一无所知。可能莫斯科的设想是，如果阿登纳正式提出这个要求，那么，艾森豪威尔将会向他提供斗牛士导弹。然而，苏联阻止西德拥有核武器的政策主要针对西德行为的改变。当那年夏天中东的战争阴云密布之时，克里姆林宫感觉到，如何处理阿登纳问题，它还可以再等待时机。
如果不是因为同时面临着东德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将会对西德有更大的耐心。波恩拥有核武器的梦想给莫斯科带来危险，而1958年东德发生的一些事情则加大了这种危险。东、西德国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东德的经济更糟。1958年7月，东德领导层把西德当成追赶的对象，也实施了东德式的赫鲁晓夫赶超战役。这些努力没有振奋东德人民的精神，反而造成政局不稳。凭借西柏林这个外逃出口，每月都有12000多人离开东德。这些东德人大多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工作者，柏林政府离不开他们。
一个非常坚强的德国人是东柏林经济赶超战役失败的原因。乌布利希[2]几乎比阿登纳年轻一代，但他参与了1920年代以来的德国政治斗争，那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1933年逃出纳粹德国后，他在莫斯科待了12年。在莫斯科，乌布利希最终被斯大林指定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苏联占领区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他蓄着与众不同的山羊胡子，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共产党人几乎完全不喜欢他，资本家也不喜欢他。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鲁莽、自大、教条主义式的人物。但是，斯大林曾经喜欢他，赫鲁晓夫也决定宽容他。
1953年，乌布利希差点丢了权力。当时德国统一党试图把不成熟的集体化方案强加给苏占区，从而导致东柏林发生骚乱。1958年，他试图要紧紧控制东德经济以使其更有效率，再次面临着大众普遍不满的后果。乌布利希并没有被国内所遇到的这些麻烦所吓倒，其回应就是试图强行加速就德国未来问题和西德进行的谈判。他设想，那些条约能确定东德东部边境，关闭东德人从西柏林出逃的通道，而这又会加强统一社会党对以前的苏占区的控制。
1958年9月，乌布利希发出信号，东德政权急于得到莫斯科更多保护。他不隐瞒自己对波恩想得到核武器的关注。这种新武器打不到莫斯科，但在一场意外发生的战争中，却能使其德国同胞遭受损失。除这个中期问题外，还有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两个德国正在加深的不平等。和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资本主义兄弟的竞争中，东德最希望能被平等对待。但是，随着东德专业人才的流失和西德在政治、经济，而今又是军事力量的发展，东德领导人产生一种紧迫感。
1958年秋，赫鲁晓夫把德国问题交给苏联外交部来处理。1958年9月，东、西德国和占领国之间交换了照会，但却未起什么作用。双边就是否要在一个代表两德的委员会组成前后启动两德和占领国之间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个委员会本身就是为签订这项和平条约而筹备的。透过所有的外交辞令，问题的真相是，想让东德消失的西德希望举行一次两个德国的大选。即使1700万东德选民全部投共产党的票，乌布利希也会被打败，东德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个结果。他们把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东德和这个能保证两德平等的条约体系牢牢捆绑在一起。在他们眼里，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莫斯科和东德签订一个条约，宣布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允许东德士兵和警察来代替苏联士兵，部署在西柏林和西德边境上。
这次互换照会，只是用来确认波恩和东柏林的官方立场完全不同。此后，乌布利希又向莫斯科求助。他认为，在和阿登纳打交道，处理日益恶化的东德形势方面，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很被动。乌布利希最初是在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找到这种支持的。克里姆林宫以前的重量级人物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参与1957年6月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失败后，实际上被放逐到东柏林任苏联大使。对乌布利希要求苏联作出一些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姿势，他表态支持。10月初，别尔乌辛和乌布利希会面，后者要求莫斯科支持其提议。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这次会面后，别尔乌辛同意东德领导人的意见。
和柏林的东德人和苏联大使不同，1958年10月苏联外交部还看不出要处理德国问题的迫切性。但是人们明白，应该安抚东德人，遏制最近一直在捣蛋的西德人。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机正在酝酿中，眼下克里姆林宫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压力：西德要得到核武器，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它也有时间来处理东德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根据提交给克里姆林宫考虑的一项草案，苏联人将要邀请法国、英国和美国召开一次四大国会议，研究解决德国问题。
“这个建议，”德国问题专家在其提交给主席团的摘要中认为，“将会让西方反对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要根据站不住脚，即和平条约谈判的先决条件是组成一个由多党派参加的德国政府。”这个温和的建议在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之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解释道，西方一定会反对这个建议。尽管不会推动德国问题的解决，但他还是把这种反对看成是有价值的。外交部没有一个人认可这种可能性。不，这个策略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在损害西方提出的举行德国全民大选方案的情况下，将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拟订和约和组成一个德国联邦政府的问题上”。
外交部门的步伐有时会比其领导人快一到两步，有时他们也会慢一到两步。就这件事而言，苏联外交部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合拍，以至于他们或许一直在为艾森豪威尔提供政策指导。世界很快就会发现，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厌烦了和西德玩弄的这些游戏。
1958年9～10月，在对待德国领导人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之所以没有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国内有许多问题，让他抽不出时间来关注对外政策。整个秋天，尤其在10月，他在主持着一个复杂的讨论，讨论的是，到196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将会采取何种形式。从1920年代以来，就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克里姆林宫制定了五年计划。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决定要制定一个七年计划，这需要作出更多复杂的估计，提出更多的管理问题。这个计划反映了赫鲁晓夫要实现的那些崇高目标，这些目标是他在1957年发起的赶超英美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在时间范围内，而且在它所许诺的改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方面，都显得雄心勃勃。克里姆林宫希望增加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建造更多的住房和幼儿园，完成庞大的克里米亚北部运河工程，以为克里米亚的农业区提供灌溉用水，为乌克兰南部城市提供淡水。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七年计划的细节之中。高层的讨论包括计划涉及的每一件事，从规划全国牛奶生产，需要多少制糖厂，到投入多少资金建设住房等。苏联的体制要依赖克里姆林宫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恩威并施，通过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官僚来完成这些目标。
尽管克里姆林宫讨论的往往是一些空洞目标，尤其是那些对1965年小麦生产的讨论更是如此，甚至赫鲁晓夫也觉得需要承认生产的极限。他认为苏联不能像他的那些同事所希望的那样走得太远，不能加重苏联人民的生活负担，特别是妇女的负担。一个中央委员会已经建议实行每周30～35小时的工作制。苏联公民星期天还要工作，每周至少工作42个小时。人们对长时间工作的抱怨越来越多。教育和卫生领域工作的大多是妇女，其抱怨更多。克里姆林宫唯一的女委员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不仅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还认为政府应该提高每个家庭的津贴，以便让妇女生更多孩子。赫鲁晓夫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来实现这些应该实现的目标。
到11月初，赫鲁晓夫急不可待地要把党的新经济计划确定下来。七年计划要在1月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布，但是，似乎他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要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1周年前夕完成计划的讨论。下一次主席团会议定于11月6日召开。这次会议上，他要让福尔采娃，还有那些支持缩短周工作时间、发放更多家庭津贴的人失望了。他不仅担心实行这些主张会造成更大开支，而且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忧虑，因为这些资助直接发给了个人。他宁愿把钱分发给集体农庄、社区和集体组织。他不想让人民成为国家的监护人，而是希望通过这些社会组织，让人民变得自给自足。但是，他的底线是，如果苏联不能赶上美国，在1958年，莫斯科还不能承受任何一种高出生率和低工作时间的试验。
当赫鲁晓夫正忙于如何解释苏联在短期内只能有限度地为其公民提供福利之时，外交部就处理德国问题而提出的刻板建议也放在了办公桌上。他太忙了，以至于不能把德国问题推向一边，因为在夏天他就这样做了，当时伊拉克似乎受到威胁，但是，现在他不能这样做了。
于是，就此问题，他决定在外交政策上冒一次平生最大的风险。他在德国问题上的挫折感日益加剧，连同国内遇到的麻烦，两者交织在一起，让这个容易动感情的男人脾气变得更大。新的档案材料表明，尽管伊拉克已经让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虚张声势，但是，苏联核立场的突然展开却在这个时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与苏联经济令人失望的消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鲁晓夫同时很可能收到了一些有关高度机密的鼓舞人心的核武器计划。早在1955年3月，克里姆林宫就通过了在苏联远东和外高加索地区以及东德和保加利亚部署中程弹道导弹R-5M的计划，其射程为1200公里。第一代中程弹道导弹如果被部署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如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乌克兰，还打不到巴黎和伦敦。核武器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但主要的瓶颈是苏联国防工业效率低下，部署的最后期限一再被错过。莫斯科最终决定放弃在保加利亚部署的计划，但是，就像赫鲁晓夫在1958年秋所知道的那样，最后还是决定部署在东德。
1958年夏，苏军已经在柏林北部建立了特别基地，包括为那些保护导弹的士兵而建的营房，还有储存核弹头的设施。还不清楚赫鲁晓夫是否被告诉过这些导弹将在何时投入使用，但在1958年11月底或12月初，导弹就已运抵基地。赫鲁晓夫在11月初最充满信心的期待是苏联将对伦敦和巴黎实施真正的核威慑，而不是从1956年以来他一直实施的虚假威慑。尽管没有告诉乌布利希核武器计划，但是，他暗示其信心在增强，即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原子弹和火箭领域已形成一种势力均衡，西方大国对此知道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领导人。
莫斯科正在期待布尔什维克革命41周年庆典带来的欢乐，这远胜于革命40周年庆典所带来的欢乐。西方记者对苏联商店悬挂的众多彩灯进行评论，认为这极为罕见。《纽约时报》的马克斯·弗兰克尔注意到，虽然有些彩灯被装饰成极好看的彩链，但更多的彩灯都被连成串，代表某种图案，以显示工业成就。在11月6日星期四主席团例会上，克里姆林宫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休那三天的假期。还不清楚是否他们在期待赫鲁晓夫早已为他们计划好的庆典活动。不巧的是，尽管马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会议做记录，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请一个录音师来参加会议。事后看来，这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赫鲁晓夫以讨论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苏联政府能为这个国家的工人做哪些事情或不能做哪些事情，讨论有些让人泄气。赫鲁晓夫向福尔采娃[3]和其支持者米高扬解释道，缩短周工作时间和提高家庭补贴的问题还要再商议。现在已经来不及把它们列入这次七年计划之中。赫鲁晓夫有些痛苦地承认，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梦想还不能实现，只是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大。
然后，赫鲁晓夫转移了话题，披露了他的外交政策，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就外交部提出的下一阶段对德和约谈判的建议，他决定不予采用。他需要一个更大胆的提议。赫鲁晓夫已经对外交感到厌倦，对为签订和平条约而玩弄的一个个文字游戏，他也感到厌倦。尽管阿登纳还没有核武器，但他设想，华盛顿向阿登纳提供带有核弹头的近程导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波茨坦协定还剩下什么？”当提到1945年8月在柏林郊区由杜鲁门、斯大林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所批准的那些管理纳粹德国的计划时，赫鲁晓夫问道，“他们把德国诱惑到了北约，现在又要给它原子弹。”他的结论是波茨坦协定已经是一纸空文。“是不是要放弃波茨坦协定了？”他问道。他准备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声明，并且建议道，离合适的时机只有几天了。11月10日，星期一，他计划要在苏波友谊集会上发表一次讲话，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将参加这次集会。虽然会议的中心话题是苏波友谊，它在最近几个月再次变得坚如磐石，但是，他认为这是宣布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合情合理的讲坛。
按照讲话的一些方针，赫鲁晓夫将强烈谴责1945年以来欧洲稳定的整个基础，他明确地向其同事指出，他至少清楚一些暗示。他想制定出立即从东柏林和东德撤出苏联军事人员的计划，还要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让他们来守卫自己的边界。这项和约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如果美国人想进入政治孤岛西柏林，那么，他们必须得到东德人的允许，以便通过其领空或陆路进入东德境内。
没有理由相信，西方会束手就擒。如果因为苏军撤离而出现混乱局面，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决定加强其西柏林的驻军，毫无疑问他们会这么做，那么，东德将会做何反应。根据战后的安排，盟军可以随意进入西柏林，截至1958年11月，北约在柏林的驻军已达11万人。
赫鲁晓夫事先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议进行研究。外交部则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设想，但是并没有初步的军事计划。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甚至都没有被邀请参加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只是按照其愿望谴责了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对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完全支持这个想法。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4]和基里琴科[5]表示一致支持。只有葛罗米柯和米高扬没有表示赞同，葛罗米柯只是担心一些琐事，他还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领导层，不得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不过，他确实提到，应该事先和东德人商量这件事。这位苏联外交部长也认为，在缺乏波茨坦协定的情况下，应该澄清苏联的一些意图。对一个熟练的辩论者来说，这个问题能被说清楚，但是，葛罗米柯“担心赫鲁晓夫有些不礼貌”，他“只是在更多地征求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指示”。
米高扬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也很有说服力。他马上明白，赫鲁晓夫是在谈论柏林的未来。“我们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走多远？”担心西方会说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纠缠不清，米高扬这样问道。“对此我有疑问。”他补充道。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谴责波茨坦解决方案。
米高扬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方案中最危险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希特勒的首都柏林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盟国都在相互竞争，看谁能控制这座象征着战胜纳粹的城市。1944年夏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不久，丘吉尔就开始游说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要向柏林冲刺，以尽快结束战争，切断苏联的西进路线。而艾森豪威尔宁愿沿着更广阔的前线来部署兵力，以便尽可能占领德国西部更多的领土。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即和苏联竞争，先攻入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结果，朱可夫率领的苏军在1945年4月底率先抵达柏林，迫使希特勒在地堡中自杀。在朱可夫占领柏林之前，盟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共同管理柏林。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没有纠缠于那些管理细节问题，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柏林占领区深入苏联占领区一百多英里，如何向他们提供给养。如果需要，那么会由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来作出决定。
欢庆胜利之时，东西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以至于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6月底曾向西方国家的将领们保证，“西方国家军队进入柏林将不受阻碍”。人们也没有想到需要对进入柏林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作出保证。然而，对不受约束的空中通道，倒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确实制定了一套比较正式的空中运输体系。四个占领国在柏林成立空中安全办公室。1945年9月签订一项协议，指定了三条空中航线或空中走廊，西方国家的飞机可以使用这些航线飞经苏联占领区到西柏林。
直到1948年6月，这些安排才经受了一次考验。那时，米高扬在莫斯科，他回忆到，当斯大林试图要把西方大国赶出柏林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国际危机。盟国为协调其占领区的经济而作出种种决定，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他关闭了进入柏林的所有陆路和水路通道。依靠1945年9月协议保证的空中走廊，西方国家空军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空运行动，以保证西柏林居民的生活。1949年3月，在未得到西方任何报答的情况下，斯大林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行为。从那时开始，米高扬知道，西方大国已经把西柏林的生存和保证西柏林生存的通道赋予了一种关乎西方声誉的色彩，到1958年，西柏林已有220万人口。赫鲁晓夫中止波茨坦协定的建议实际上将会取消1945年关于进入西柏林的协议，这会让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想当然地认为，一场新的柏林危机近在眼前。
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米高扬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以避免和赫鲁晓夫发生直接冲突，显然，赫鲁晓夫的决心已定。他建议道，克里姆林宫不要急于解决德国问题。“为什么不等到西德大选以后再说这件事呢？”米高扬说道，以拖延时间。12月西德才开始大选。
尽管赫鲁晓夫集团——主席团里那些得到过赫鲁晓夫恩惠的年轻委员们，全面支持第一书记的建议，但是，米高扬认为，他把这一天拖了过去。主席团没有在11月6日发布任何指示，也没有就德国问题进行投票。政策在生效之前，必须要得到主席团的正式支持，这是苏联的惯例。
但是，赫鲁晓夫对会议结局的理解却颇为不同。他离开了会议室，但支持他的声音还在耳旁回响。当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大声表示支持：“我们必须动手！”而来自乌克兰的基里琴科也嚷嚷起来：“让我们在他们屁股底下放一把火。”赫鲁晓夫自信能说服主席团所有委员，他告诉葛罗米柯，再次召集德国问题专家，为星期一的集会准备一份发言稿。消息也透露给东德驻苏大使，即赫鲁晓夫11月10日的讲话将会有“一些新意”。然而，却不允许外交部官员们向其东德同事透露任何讲话细节。
赫鲁晓夫还不知道，围绕米高扬和主席团的传统程序，他已经引发了一场危机，它将考验赫鲁晓夫对权力的控制能力。米高扬长期和赫鲁晓夫共事。设想着不会再作出什么决定，米高扬离开了会议室。赫鲁晓夫将不会很快忘记他犯下的错误。
11月10日前往莫斯科体育馆前，赫鲁晓夫决定让波兰客人在东欧阵营中第一个知道他将要发表的讲话细节。他告诉哥穆尔卡，准备撤出苏联在西柏林的代表团，美、英、法三国的代表团将被驱逐出东柏林。毫无疑问，他急于要把苏联看管岗哨点的所有责任都转交给东德人。如何处理西柏林通道的问题，将取决于他们。正如哥穆尔卡后来所说，他马上明白，赫鲁晓夫希望“消灭柏林的西部地区”。
赫鲁晓夫披露了其决心：他要修正波茨坦协定所确立的体系。他强调，自己明白这么做所面对的风险。他期待冷战局势会变得像1948年时一样紧张。那时，斯大林封锁了西柏林。这一次，他怀疑西方国家会拒绝接受由东德来控制柏林地区，所有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将会中断。“会有某种形式的封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储存，我们将不得不为西柏林提供食物。我们不想这么做，但是那里的市民将会遭受苦难。”
赫鲁晓夫向波兰客人保证，尽管会发生危机，但是他不希望发生战争。“当然，局势会很紧张……将会有一场封锁。他们会测试我们的反应。”赫鲁晓夫解释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在这件事情上保持冷静。”他告诉哥穆尔卡，他认为值得冒这些风险，因为西柏林的局势已经让人无法忍受，“西柏林将会成为反对我们的基地”。然而赫鲁晓夫相信，西柏林不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尽管苏联还不能向美国发射导弹，但是，它已经有了可以打击美国盟国的导弹。为了模糊两者间的差别，赫鲁晓夫向哥穆尔卡夸口道：“现在美国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的导弹能直接打击他们。”
那天，赫鲁晓夫的讲话很长，虽然并不像他对哥穆尔卡说的那样更直接，但是，传达出的信息却很明确：“波茨坦协定的签字国抛弃柏林残余的占领区政权，有可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确立一种正常的局势，这个时机显然已经来到了。”波茨坦协定已经“过时”。既然美国和其北约盟友准备让西德拥有一支比英法两个国家还要强大的军队，那么，波茨坦协定对莫斯科来说似乎一文不值。盟国仍在遵守着波茨坦协定的唯一一项约定，这决定着他们有权占领西柏林，但是赫鲁晓夫看不出让这些权力持续下去的理由。“谁从中得利了？”他自问自答，毫无疑问，不是苏联。因此，作为二战四个战胜国之一，苏联决定把其仍在履行的这些职能移交给东德。将由东德士兵来守卫那些穿过东德从西德进入西柏林的通道，查验进入西柏林人员的签证。东德人也将代替苏联官员来协调整个柏林地区的空中管理。最终，将由东德人来决定是否允许通过其领空或领土进入西柏林。
起初，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保持缄默。尽管赫鲁晓夫的讲话尖刻、愤愤不平，但他从未说过苏联何时要从监督柏林的四国总部撤出其代表团，也未说过何时将把苏占区的边境控制权移交给东德。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觉得有必要作出有力的回应，只是命令国务院低级别的官员重申了美国对西柏林的承诺，反驳了赫鲁晓夫对波茨坦协定地位的评价。法国和英国甚至说得更少。与此同时，驻莫斯科的美、英、法三国大使试图从赫鲁晓夫讲话的字里行间来分析其下一步的行动。英国大使将注意力集中在讲话稿的一个更好的译本上，它曾在莫斯科电台上广播过。他知道，伦敦想知道赫鲁晓夫到底是在用将来式或者仅仅是虚拟语气来说这番话的。
这种平静仅仅持续了两天。虽然赫鲁晓夫没有正式终止苏联参与占领德国的行为，但是，驻扎在德国的苏军显然已得到许可，可以对进出西柏林的西方军事人员和物资进行骚扰。按理说，苏、美、英、法四大占领国的军队可以将军事人员或武器运进其柏林占领区，而不必向其他占领国作出声明。12月12日，柏林时间下午一点，苏联人阻止三辆美军卡车离开西柏林西南角一个检查哨所的行为，表明这种改变还悬而未决。苏联人坚持要检查这些车辆后才能放行。遵照美国的规定，那位克制情绪的指挥官拒绝检查。8小时后，一队美军坦克出现在现场，僵局才被打破。苏联人马上意识到，美军准备使用武力来恢复对一支小小车队的保护，他们释放了人员和车辆。
这次边界事件改变了巴黎北约总部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态度。许多人以为赫鲁晓夫纯粹摆出一种政治姿态，现在似乎还有一种军事考虑。盟军欧洲最高指挥官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建议筹备一支摩托化部队，沿着东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一线运动，这是西方盟国展示要对西柏林继续其承诺的一种方式。
福斯特·杜勒斯对这次意外事件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不想在这场危机中炫耀西方盟国军事解决的决心。对苏联在柏林地区移动的战略含意，他的看法与其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截然不同。7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考虑在波斯湾地区实施某种军事行动来帮助英国，他感到非常失望。现在，他却认为美军移动得太快，以至于不能考虑对赫鲁晓夫实施军事回应。
西方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讲话同样也造成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混乱。这次意外事件并不是苏联领导集体的想法，西方试图对11月10日的讲话进行分析或对柏林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观察，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无论情报机构或外交部门多么聪明或消息有多么灵通，他们都不能预测出苏联政府下一步的行动。赫鲁晓夫要在柏林挑起一场危机的决定已经从一个最不可能的方面挑战着他的领导权威。
11月10日的讲话激怒了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赫鲁晓夫的米高扬。“这是在明目张胆地违犯党的纪律。”米高扬后来回忆道。他自认为要比赫鲁晓夫熟悉国际事务。在他看来，赫鲁晓夫对国际事务只有一些简单的想法。米高扬尤其认为，他比赫鲁晓夫更了解德国。1958年4月米高扬访问德国并与阿登纳会谈后，对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野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多少有些败坏他的好名声。然而，他认为，赫鲁晓夫所提议的这个政策给苏联安全带来的威胁比阿登纳的所作所为还要大。
米高扬是如何开始实施其谋略的，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几乎从赫鲁晓夫在体育馆发表讲话伊始，他就很清楚，如果要制止赫鲁晓夫搞乱欧洲的行为，他将不得不加快步伐。11月14日，赫鲁晓夫利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讲话的机会，向西方发出信号，苏联正在计划就柏林问题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他称，文件正在准备之中。
要修改这个新的德国政策，米高扬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葛罗米柯有可能成为一个盟友，他的德国问题团队在11月3日制定了最初的计划，这是为几天后赫鲁晓夫要发表的讲话而匆忙赶出来的。但是，当米高扬接近他时，葛罗米柯则表示，他不想挑战赫鲁晓夫。另一个可能的同情者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1957年6月，反赫鲁晓夫的阴谋集团失败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把他清洗出去。这位老元帅在夏天时一直在质疑赫鲁晓夫冒险接管伊拉克的做法，但是11月6日的会议之后，他对柏林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主席团唯一的女委员福尔采娃或许也是一个帮手。她和米高扬都主张要缩短每周工作天数，进行社会改革。因为成本太大，这些主张都被赫鲁晓夫放弃了。她也对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计划保持沉默，但是，不像伏罗希洛夫那样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她能带来的就是一张支持票。
对米高扬来说，那些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新委员更没有利用价值。主席团的16个正式委员中，有10个是1955年以来提拔的，他们程度不同地对赫鲁晓夫心怀感激，尤其是勃列日涅夫、阿韦尔基·阿里斯托夫[6]和科兹洛夫三人都是赫鲁晓夫提拔的，他们不可能挑战他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他们比赫鲁晓夫还要显得无知。对米高扬来说，主席团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是一匹黑马，苏斯洛夫既聪明又无情，他也支持柏林政策，但是，或许他的看法可以被改变。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米高扬还是决定：别无选择，只有设法阻止赫鲁晓夫这个可能带来灾难的柏林政策。他清楚，直接挑战赫鲁晓夫或许会遭到失败。因此，他以苏联人的方法，即间接进攻的方式来暗中损害赫鲁晓夫的权威。
多年来，米高扬一直在试图把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赶下台，此人与1930年代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件都有关系。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曾经向人民许诺，要限制秘密机构从事恐怖行为。而把谢罗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则让这个许诺落空。柏林问题辩论之前，米高扬曾经试图劝说赫鲁晓夫，政府要继续把苏联安全机构交给像谢罗夫一样令人可憎的人，看上去并不妥当。但却未达到目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信任的人不多，他是其中之一。当赫鲁晓夫还是乌克兰的负责人时，谢罗夫就是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那时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社会的核心集团中一直有一种传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谢罗夫亲自监督销毁了斯大林时代那些记录他们卷入乌克兰犯罪行为的档案。
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封闭的圈子里，米高扬知道，通过向谢罗夫施加压力，他能提醒赫鲁晓夫，其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作为一个娴熟的阴谋家，米高扬也清楚，他不能把自己的希望仅仅寄托在这件事上。赫鲁晓夫对下台的布尔加宁过于苛刻，这让后者受到同事的责难。1957年，他和那些阴谋家们试图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作为惩罚，这位和蔼可亲的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被挤出了主席团。米高扬决定也利用这个话题来做文章，以延缓实施针对柏林的新政策。
主席团早在10月就作出决定，在苏共21大之前要开展一场公开的运动，内容之一就是克里姆林宫将要“全面揭露反党集团（1957年阴谋集团）的实质”。赫鲁晓夫和其支持者想让苏联人民知道，反对他的那些人不相信苏联人民的智慧、生产能力和干劲。但是，主席团并没有决定要利用这场战役来毁掉布尔加宁，而决定利用这场战役来把布尔加宁和那些1957年阴谋推翻赫鲁晓夫的人联系到一起的，正是赫鲁晓夫。米高扬清楚，这种不必要的、残酷的政治行为是赫鲁晓夫越权的一个象征，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削弱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力。
用中央情报局内行的话来说，封闭的社会很难搜集到情报。而在苏联，搜集克里姆林宫的情报更是难上加难。11月18日，在和几个记者私下的聚餐交谈中，艾伦·杜勒斯提及对批判布尔加宁所产生的困惑，那是情报机构在莫斯科搜集到的消息。除此之外，杜勒斯对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斗争一无所知，这场斗争是针对柏林政策的制定和他的克格勃对手的未来命运而展开的。但是，因为他预计，赫鲁晓夫不会为了要把西方大国赶出西柏林而甘愿冒险发动一场战争。因此，这位中情局局长对此并不过于忧虑。詹姆斯·赖斯顿[7]参加过《纽约时报》的聚会，指出，杜勒斯不担心此事，最关键的是他相信，“共产党人知道，真要封锁了我们到西柏林的交通，那只会让西方联合起来，这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美、英、法三个主要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和中情局长持相同看法，即赫鲁晓夫全盘掌握了柏林政策的制定权，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能走多远并不乐观。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后，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汤普森和英、法驻苏大使就当前局势交换了看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米高扬正在做幕后工作，来消除因赫鲁晓夫发誓要放弃波茨坦协定而造成的损失，他们只知道赫鲁晓夫发表这番讲话背后所面临的压力。至少赫鲁晓夫想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维持其现状，后者正在“面对着日趋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赫鲁晓夫旨在促成一次高峰会议，“如果要展开讨论，那么，将按照他的条件来讨论两德统一问题”。伦敦和这些大使们持相同观点。此外，核问题的争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会改变苏联对其德国策略短时期内所产生后果的预测，英国外交部的分析人员对此也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对联邦德国进行核武装会让赫鲁晓夫有一种紧迫感，即他要设法让西方放松对联邦德国的控制。”英国的外交官向首相报告道。
11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取得了对赫鲁晓夫斗争的一次有限的胜利。就我们所掌握的这次会议的不完整记录来看，它只是表明米高扬如何联合其他委员转移了赫鲁晓夫的柏林政策议程。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米高扬似乎利用了如何对待布尔加宁，还有谢罗夫的前程等话题，以争取苏斯洛夫和福尔采娃的支持，来重新评估最近赫鲁晓夫处理德国问题的做法。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意外地发现，自己被迫要为谢罗夫和最近展开的批判布尔加宁元帅的运动做辩护。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让其放松了警惕，此时，米高扬把话题转到柏林政策上。事后他回忆道，就坚持波茨坦协定的必要性，他做了长篇发言，他主导着会议议程。结果，外交部制定的“计划”被克里姆林宫投票否决了，这个计划与赫鲁晓夫在其公开讲话中所做的轻率许诺有关。
赫鲁晓夫要单方面终止波茨坦协定的计划终于胎死腹中，但是，现在也没有替代计划。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公开声明，并对波兰人许诺说波茨坦协定已经过时，但截至11月20日，当被问及新政策时，苏联还不得不勉强决定，它要给西方和东德人一个说法。
在长达几个小时的主席团会议中，葛罗米柯和其手下的德国问题专家们又想出了一个从两方面拖延的办法，以替代赫鲁晓夫对波茨坦协定发出的最后通牒。首先，外交部将起草一个新照会，照会西方大国。照会指出，苏联将会继续支持波茨坦协定，同时，赫鲁晓夫继续要求改变西柏林的地位，改变各占领国和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其次，外交部决定来看看私下接近阿登纳的渠道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有证据表明，阿登纳这个老狐狸在核问题上欺骗了他们，但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专家们还是相信，或许可以和西德人私下交流以取得某种成果。外交部的老人们回忆了1920年代苏联和德国保持的那种合作关系。虽然这绝不是赫鲁晓夫或乌布利希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外交部仍然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即某一天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或许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德国。让德国中立的目标唤起了人们的希望，至少希望苏联官员能敦促西德人找到一条摆脱柏林僵局的出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葛罗米柯向克里姆林宫建议，可以利用奥地利人来把这种精神传达给西德大使汉斯·克罗尔[8]。还不清楚赫鲁晓夫那时是否知道克罗尔是谁，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人。
1898年，汉斯·克罗尔出生于德俄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童年时，他常在两国的界河里钓鱼。河对岸渔民的嚷嚷声，让他首先学会了一些俄语词汇。多年后，克罗尔回忆了这些童年记忆，以此来解释他早年对几乎神秘的俄国所培养起来的概念，还有那种让他尽其所能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欲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在战后的困难岁月里，他加入德国外交部。和同盟国军队在法国作战时身负重伤。伤愈之后，他为一个监督上西里西亚省公民投票的委员会工作，他就出生在这个省。投票将决定这个省是要加入刚刚独立的波兰，还是继续留在已被《凡尔赛和约》大大削弱了力量的德国。尽管绝大多数人投票要留在德国，但是，上西里西亚省的居民被迫接受了战胜国对这个地区的分割。这种经历使克罗尔年轻的心灵受到创伤。“显然这违背了承诺，”他写道，“公然欺骗了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是对公民自决的一种嘲讽。”这促使他投身于德国外交事业，22年后，他成为最年轻的外交专员。3年后，又被派往德国驻莫斯科使馆。
1920年代，他曾在莫斯科工作过两年。作为德国外交部商务处代表，他和俄国人还有在俄的德国人一起工作，这让他真正了解了俄国。拉帕洛协定就是在那时订立的。1923年，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和苏联签订了建立合作关系的条约。这两个国家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蔑视，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他们都看到了合作的价值。德国急于想绕过《凡尔赛条约》对其军事规模所做的限制，而莫斯科则有意于扩大两国的贸易。尽管还是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克罗尔还是被邀请参加会议，亲自见证了德国大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会谈，许多苏联人都讲德语。尽管一些布尔什维克人善于处世，但是莫斯科和柏林还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别，这意味着两国保持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克罗尔开始意识到，和东方的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德国。由此形成了他对俄外交政策的价值意识。30年后，克罗尔引起阿登纳的注意，后者认为波恩驻莫斯科的使馆需要一位讲俄语，也有能力来让苏联领导层坦率说话的外交官。
尽管不是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但会议的主持者还是通过了外交部的建议，即起草一个新照会，以照会其他德国占领国，同时，通过奥地利人来秘密接触西德人。11月22日，葛罗米柯亲自会见了奥地利驻苏大使巴龙·尼可拉斯·冯·比朔夫[9]，请求给以帮助。他想让奥地利人知道，莫斯科怀疑，现在局势紧张，西德人将会把两国的直接接触当成某种政治宣传。作为一种选择，克里姆林宫希望启用奥地利大使比朔夫，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沟通渠道”。葛罗米柯问道：为什么西德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核武器？这也是比朔夫要转达给克罗尔的第一个问题。奥地利大使也提出了西德不愿意和东德建立关系的问题。最后，葛罗米柯对比朔夫说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请告诉西德大使，和德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可能会让整个德国问题得到解决。”比朔夫答道，他会照办。奥地利大使也答应不告诉奥地利使馆或其他任何人，这让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几小时后，两人开始共进午餐。比朔夫向其德国同行报告了苏联外交部长的谈话，他所做的比苏联人的指示还要多。他自己手写了一个便笺，把它交给克罗尔，恳求波恩利用这个机会和莫斯科直接谈判，以避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爆发一场危机。克罗尔同意这个观点，即和莫斯科签订和平条约是迈出的“第一步”，它将为未来中欧实现和平和稳定开辟一条道路。他答应，要像“一头狮子”一样为德国的和平条约而战斗。然而，克罗尔没有表示他与德国政府的观点有任何的分歧。相反，他认为，西德的立场是让四大占领国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就是西德允许东德和西德的“专家”参与任何促进和平的活动中。克罗尔个人的看法是，这些专家们将会相互影响，从而为德国的统一打下基础。
葛罗米柯的倡议正在实施，而苏联外交部则在润色外交照会。无论赫鲁晓夫还是米高扬都没有完全达到其目的，因为这份照会只是中和了他们的不同观点。波茨坦协定被肯定了，但并没有被履行。尽管西方被告知，莫斯科并不认为占领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是莫斯科还是许诺，在其单方面采取行动之前，再等待6个月，直到5月底。对任何政府来说，很难想象，最后通牒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立场。但是，赫鲁晓夫最初提出的计划，即采取更激进方法的计划被否决，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留给人们的印象。
最重要的变化不是采取行动的时间表，而是莫斯科对西柏林未来将要采取的新举措，赫鲁晓夫最初准备把它留给东德人。新的外交照会建议，随着占领区政权的终止，西柏林会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既不属于北约，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城市国家。传统上，在被邻国吞并之前，自由城市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战前的格但斯克和战后的的里雅斯特就是这样的命运。但是，苏联外交部开始相信这一举措将会满足西方对西柏林的承诺：既不让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城市，而又能保证让北约军事力量不得不撤离这个城市。
当外交部在千方百计制定新的对德政策时，赫鲁晓夫可能也在草拟自由城市的计划。后来，一位苏联前外交官声称见证了11月下旬的那次会议，赫鲁晓夫在会议中披露了他的这个想法。葛罗米柯准备宣读起草的外交照会，而赫鲁晓夫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这无关紧要，”这位苏联领导人拖着长长的声调说道，“听听我不得不说的话，速记员正在做记录。如果它恰巧和你所写的东西一致，那很好；如果不一样，就把你的照会扔到废纸篓里去。”然后，他讲述了其自由城市的想法。讲完后，非常兴奋，以至于猛拍了一下膝盖，大声叫道：“哈，他们确实将要被扔给西方，他们会说，赫鲁晓夫那个婊子养的现在还发明了一个‘自由城市’的说法。”无论这则轶事是真是假，但很快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的计划。
赫鲁晓夫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将最后通牒的时间限定在6个月，而不是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决策。当赫鲁晓夫勉强地把其想法加入修改后的对德外交策略时，他肯定一直在关注核武器计划的进展情况。11月底或12月初，苏联导弹部队——第72工程旅，移驻柏林北部。导弹还没有运至东德，但是，预计下一年年初，会把导弹和核弹头运抵东德。到1959年5月，整个导弹系统将会投入使用，它包括12枚R-5导弹和30万当量的核弹头。
鉴于对赫鲁晓夫德国政策展开的辩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席团从未正式重新审议过核武器计划。马林后来曾小心记录下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过程，但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主席团在1958年11月或12月讨论导弹部署问题的记录。在克里姆林宫关于1958年柏林危机的机密档案中，也没有主席团关于导弹部署问题的决议案。研究苏联和东德关系的著名历史学家霍普·哈里森也没有从东德档案中找到有关这次导弹部署或乌布利希曾被告知此事的文件。这次导弹部署是根据1955年的决定进行的，那个决定设想苏联不需要经过东德同意，因为它享有占领权。
1958年，核武器计划的展开是赫鲁晓夫对核武器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思考的反映。一年前，他就曾向其同事披露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即威慑也有可能实现和平。在另外一次有关苏联裁军方案的讨论中，他用了一种很奇特的措辞来解释为什么方案越强硬，效果越好。“其目的是造成一种威慑，以实现国际关系的缓和。”赫鲁晓夫说道。对大多数政治家来说，威慑概念和缓和概念是相互排斥的，但赫鲁晓夫并不这样认为，这是一种农民的逻辑。把对手吓住了，或许他就会给你想要的东西。当赫鲁晓夫初步同意提出自由城市的概念，以向西方表示妥协时，他明白，如果外交解决失败，那么苏联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以应付艰难的僵持局面。
11月24日，未及等到来自克罗尔大使或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回复，主席团就通过了有关柏林成为自由城市的新照会。从赫鲁晓夫许愿要宣布一项新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两个星期，应该向西方发送照会了。新照会的通过，意味着米高扬和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方面又争取了时间。谈判的首要目的是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它不拥有武装力量，联合国为之提供安全保证。最终，西方和东德能够让这个城市国家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这个邦联将允许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保留其现有的政治制度。
这个妥协政策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它让苏联处于一个更加软弱的立场上，它不像1957年那样，当苏联施加压力而使土耳其放弃了叙利亚，或几个月前在苏联的压力下使英美放弃了伊拉克。那些威慑完全被用来阻止军事干预。现在，在这6个月里，苏联人又试图利用这种威慑行为来迫使西方立即对苏联作出让步。如果西方盟国不为所动，那么，苏联人就会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他们自己采取军事行动，要么后退。
11月27日，照会最终被送了出去，它是克里姆林宫不受欢迎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米高扬和赫鲁晓夫意见分歧的结果。冒适当的风险来迫使西方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那种想法，即一种可以接受的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此，他们两人产生了分歧。事实证明，这种匆忙间想象出的妥协策略让苏联人在以后的几年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最终，11月24日这次富有戏剧性会议的消息传到了布尔加宁元帅那里，他已不再被允许参加主席团会议。布尔加宁知道，米高扬反对赫鲁晓夫匆忙间提出的柏林问题方案，当然，从其在苏联领导集团所处的立场出发，布尔加宁也非常同情米高扬的立场。会后，在走廊看见米高扬时，他叫了起来：“你赢了！”
美国驻苏大使收到苏联外交照会后仅仅几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就知道了照会的内容。11月27日上午，美国总统正在农场度假，这里离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美国内战战场不远。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实际上这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三天前，杜勒斯国务卿曾报告过此事，华盛顿军方高度紧张。“每个人都被挑动起来了，”他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迅速采取行动，诺斯塔德将军要我们打开一条出路。”五角大楼担心，赫鲁晓夫下一步就要采取行动了，这将比11月14日的那次柏林意外对抗更加强硬。尽管设定了最后期限，但新照会还是提到了谈判。看过苏联的新照会后，艾森豪威尔给杜勒斯打电话，并听到一个好消息——伦敦的紧张情绪已经稳定。在那次柏林意外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部有传言称，英国要承认东德。英国首相否认要尽早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想法，这个照会已经引起美国的关注，就像担心赫鲁晓夫下一步不确定的行为一样，他们也感到不安。
至于赫鲁晓夫要把西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务卿，原则上他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只要它适用于整个柏林地区，包括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在内的苏占区。艾森豪威尔没有说出来的是，他预计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不会同意这一做法。杜勒斯也像总统一样冷静。他们两人都不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赫鲁晓夫给了盟国6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种紧张局势也许会让赫鲁晓夫感到烦恼，就像它将困扰着他们一样。
苏联的照会并没有引起阿登纳的忧虑。他已经决定要放弃克罗尔这个秘密沟通渠道了。他和克罗尔都同意，正是国内因素迫使赫鲁晓夫出了这样一步险招。他们预计，苏联领导人非常渴望就柏林问题提议召开一次西方高峰会议，以把它当成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向1月将要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献礼。阿登纳疑惑的是，为什么波恩应该帮助赫鲁晓夫来摆脱困境？
几天后，阿登纳通过克罗尔告诉苏联人，11月27日的照会已经打消了波恩和莫斯科之间举行任何会谈的机会，原本会谈是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的。苏联要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方案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只要赫鲁晓夫坚持要改变现状，那么，西德总理就看不到这个问题的解决。
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沉着让赫鲁晓夫备感挫折。他们不愿展示其恐惧情绪，而在否定赫鲁晓夫所期待的那种机会，即不通过战争手段而改变中欧的现状。在克里姆林宫，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因为没有一个人想挑起战争，6个月的最后通牒看上去像是要输定了。
尽管米高扬也参与制定了这项柏林新政策，但和赫鲁晓夫的斗争让他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而苏联在国际上突然面临的那种尴尬也没有对他造成危害。11月27日的照会发出一周后，谢罗夫离开了克格勃。赫鲁晓夫的一个年轻盟友、1957年6月后进入主席团的尼古拉·伊格纳托夫[10]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试图保护克格勃负责人谢罗夫，也惨遭失败。
赫鲁晓夫是一个可怜的输家。谢罗夫被解职的那天，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时，他的愤怒情绪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把柏林比喻为“我喉咙里的一根刺”，他向美国人保证，苏联人有意要“解开破坏四个占领国关系的那个结”。急于向美国继续施压的赫鲁晓夫要让汉弗莱向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带去两条消息，“不要威胁我”，同样重要的还有，“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不止向来访的美国参议员摆出一副姿态，赫鲁晓夫还有更多行动。他相信，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极端紧张状态，外交不会起作用。尽管米高扬反对他，而且政治上的挑战有所缓和，赫鲁晓夫还是没有撤销在东德部署导弹的决定。1958年12月，苏军在东德部署了12枚R-5中程弹道导弹。导弹确实是秘密部署的，现在还不清楚，在1958年有多少主席团委员知道这件事，尽管某个时刻赫鲁晓夫可能有意要让西方知道，东欧已经拥有这种新式核武器。当最后通牒到期时，这些导弹将瞄准伦敦和巴黎。
对1955年在东德部署导弹的决定，米高扬是清楚的，这个决定是当时的主席团委员批准的。但是，还不清楚，是否也告诉过他核武器计划的实际进展情况。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几乎可以肯定，他将会反对这个主意，因为这是不必要的挑衅行为。1958年12月，米高扬正在极力反对这个有关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以避免和西方发生冲突。12月17日，苏联外交部向美国大使递交照会，要求发给签证，以便米高扬作为苏联驻美大使的客人，能对华盛顿进行一次“非正式访问”。米高扬并没有这样一种习惯，即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私人访问，他的朋友马林科夫同样也没有这种习惯。克里姆林宫想要米高扬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交换意见，以缓和因赫鲁晓夫对德国问题的不当处理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意识到克里姆林宫这位高层领导人访问的价值，华盛顿同意了这一要求。
为保证艾森豪威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次日，美国记者弗兰克·霍尔曼又再次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人尤里·格沃兹杰夫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月前的伊拉克危机期间，格沃兹杰夫也向这位记者传递过消息。苏联人称，克里姆林宫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最近访问伦敦就苏联参加二战所发表的一些正面谈话。并问道，尼克松是否有意访问莫斯科？霍尔曼认为，他听到格沃兹杰夫说，莫斯科将“从解决柏林问题的建设性提议方面来高调宣布这次访问”。这位记者认为他得到的是“可靠的内幕消息”。11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那时的霍尔曼曾认为事情看上去毫无希望，但这位苏联情报人员告诉他，“不要担心柏林问题，柏林问题不会引发任何战争”。这次，格沃兹杰夫希望在24小时内得到答复，但是华盛顿决定不做正式回应。显然，美国副总统未来对莫斯科的访问将取决于米高扬在美国的表现。
克里姆林宫关于柏林问题的政策毫无条理，可能还带有危险性。对苏伊士运河和伊拉克危机，赫鲁晓夫设计了苏联的回应，而且苏联行为的逻辑反映了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即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措施。但是，这次对柏林问题的政策则是一次妥协，它并没有让任何一个苏联政策的制订者感到满意。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11月27日的照会不能迫使西方作出让步，莫斯科并没有特别的新意来把西方吸引到谈判桌上来。对那些不了解核武器计划的人来说，在错失伊拉克政变的机会后，似乎莫斯科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对那些知情者来说，部署在柏林北部的12枚弹道导弹怎么能转化成一种可操作的政治策略，还不甚清楚。赫鲁晓夫似乎希望通过最后通牒来制造一种全面的不安定局面，而在东德部署导弹则最终会强化这种局面，这将迫使西方接受西柏林自由化的理念。考虑到斯大林封锁西柏林以来，北约对西柏林作出承诺的这段历史，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米高扬肯定也这样认为。他对修补这种混乱局面充满信心，于是起身访问美国。
[1]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1915年9月6日——1988年10月3日），1937年加入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兵团，但未加入纳粹党。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国防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被美军俘虏，后获释。1945—1946年任巴伐利亚雄高（Schongau）区副区长。1946年加入基社盟。1946—1948年任雄高区区长。1949—1978年、1987—1988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49—1952年任青年福利委员会主席，1949—1953年任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49—1953年、1963—1966年任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52—1953年任欧洲安全问题委员会主席。1952—1956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53—1955年任特殊事务部长。1955—1956年任原子事务部长。1956—1962年任国防部长。1962—1966年任联盟党议会党团第一副主席。1966—1969年任财政部长。1978—1988年任巴伐利亚州总理兼州议会议员。1983—1984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88年去世。
[2]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3]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Фурцева，1910年11月24日——1974年10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市委书记。1950—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年参与了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活动。1960—1974年任文化部长。1964年支持推翻赫鲁晓夫。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年神秘死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克格勃暗杀的。
[4]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Фрол Рома́нович Козло́в，1908年8月18日——1965年1月30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联共（布）伊热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1949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0—1952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5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52—196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54—1958年、1962—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7—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196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被赫鲁晓夫视为接班人。1963年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1964年退休。1965年去世。
[5] 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琴科（Андр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6] 阿维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Аверк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Аристов，1903年10月10日——1973年7月11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1941年、1942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三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43—1944年任联共（布）克麦罗沃省委第二书记。1944—1950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2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1953年、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哈巴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1—1971年任驻波兰大使。1971—1973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73年逝世。
[7] 詹姆斯·巴雷特·赖斯顿（James Barrett Reston，1909年11月3日——1995年12月6日），美国记者。1934年加入美联社。1939—1940年期间在《纽约时报》伦敦分社工作。1942—1945年期间领导战争信息办公室。1945年进入《泰晤士报》工作。1964—1968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1968—1969年任《泰晤士报》执行主编。1969—1974年任《泰晤士报》副总裁。1989年退休。
[8] 汉斯·克罗尔（Hans Kroll，1898年5月18日——1967年8月8日），联邦德国外交官。1920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39—194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1943—1945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雇员。1953—1955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5—1958年任驻日本大使。1958—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2—1963年任外交部东方问题顾问。1963年退休。
[9] 诺伯特·比朔夫（Norbert Bischoff，1894年11月26日——1960年6月30日），奥地利外交官。1920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33年任驻安卡拉大使馆临时代办。1938年被迫退休。二战结束后复出。1946年任驻法国代表。1947—1953年任驻苏联代表。1953—1960年任驻苏联大使。1960年去世。
[10]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Игнатов，1901年5月16日——1966年11月14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契卡。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4—1937年任列宁格勒戈兹纳克工厂党委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列宁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书记，但于1940年被解职。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1943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44—1948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并于1952—1953年任采购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先后调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沃罗涅日市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7—1960年再次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9年4—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1—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局委员。1966年去世。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