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媒体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5、与媒体斗争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群众斗争
政治组织

　　毋庸讳言，从这本小册子到目前为止写的一切事情来看，任何想看到真正的社会改变的人都必须有应对媒体的策略。本章我想着眼于这样的策略中的五个因素：（a）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过招；（b）利用资本主义的媒体；（c）脸书、推特和所有新媒体；（d）群众运动；（e）政治组织。我将按顺序逐一讨论这些因素，但它们本来就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它们或多或少地总是需要根据情形变换重点。
　　但我想一开始就排除三点：一是仅仅联合媒体本身和以自己的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变革；二是通过议会立法，媒体就能发生实质性的变革或者保持中立；三是停止读报和关掉电视，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大规模排斥媒体。
　　如果你是一名主流的职业政客，有志于促进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那么成为“媒体达人”、学会如何在帕克斯曼的访谈或者在《提问时间》的节目中表现自如、获取焦点小组的建议去找出什么样的简短引述和哪一款发型在《六点新闻》中受欢迎、了解如何获得植入报纸中的故事、获得报社编辑的电话号码或者最好是去同他们共进晚餐，所有这些可能都非常管用。如果你涉及激进运动——工会会员或者学生激进分子，反抗裁减计划、保卫一所医院、同种族主义或参战作斗争——这些技能中的一些可能也迟早会派上用场，尽管你将用到它们的机会要少得多，尤其是同《每日邮报》的编辑共进晚餐。
　　但指望这样的方法能提供一套媒体或者社会变革的战略或方法就大错特错了。个人之力或者激进运动在媒体上的影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奏效，但是不能改变或者说真正转换它根深蒂固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和普遍的右翼角色。走得太远，或者不加鉴别地频频亮相的话，这一套抛头露脸的方法有可能导致屈服于媒体——内化和接纳它的标准和价值——因此削弱或者放弃了运动或组织的目标。
　　新工党的媒体战略就是一个玩过了火的极端案例。它用的是全方位的手段：在低层对记者恐吓威胁（尤其是布莱尔的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部署操作）和在高层由布莱尔亲自出马对默多克及其他人阿谀奉承、软硬兼施。这一套战略在巩固有利的媒体报道方面被玩得出神入化，而这样一来它帮助布莱尔赢得了选举，但作为交易的条件一直都是这样：工党丢掉了以任何方式威胁资本主义的任何政策。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任何相对较小规模的运动。试想一下，举例来说，你是一名代表着委屈叫冤的工人小组的工会委员，假设你受到了减薪的威胁，与媒体套近乎的种种技巧可能有所帮助，但如果那变成了主要战略，它就会危害工人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媒体实质上总是反对罢工或者激进的工人行动，无论工会官员有可能非常上镜或者非常精通媒体。
　　有时，特别是当媒体行为的丑闻曝光时，约束媒体行为、限制侵犯隐私的立法呼声就会高涨。新闻发言人则一成不变地抛出抗议言论，说这样的法律只会有助于限制新闻自由和保护进行肮脏交易的政客免于新闻追踪而已。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基本上是：双方都不遗余力地揭露对方的真面目却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罪行。换句话来说，媒体经常以应该被制止的方式表现得令人失望，但是试图达到这种目的的法律将可能被用来妨碍或者阻止调查性新闻并保护政客和其他的高层。但无论哪种方式，它都解决不了主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由议会制定的法律会挑战或者能够挑战根本的资本主义控制，因此大部分媒体是资本主义倾向。
　　如果目标是改变社会的话，拒绝与媒体过招也不实际。正如我们看到的，宣传的艺术并非仅关于世界的谎言。它在于半真半假、虚实混合，以这样一种方式让观众和读者难以分辨。甚至在最蹩脚的小报中也有大量的信息确实是真实的：报纸的日期千真万确；电视节目列表准确无误；体育比赛的结果正确无疑。如果《太阳报》报道女王去世了或者首相辞职了，那会是真的——因为若是谎言它将太容易被揭穿。电视新闻，或像《金融时报》或《卫报》那样大张宽幅、稳重严肃的报纸，不乏大量关于这个世界既真实又有益的信息。要进行变革世界或者呈现世界之与众不同的尝试，无法置身于这种信息之外。任何“替代的”“独立的”或者激进的力量来源，也无法与大公司集团和国家广播公司的金融、技术、政治力量来源相匹敌，直到社会秩序被改变。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媒体，同样地，除非资本主义被推翻，否则在资本主义商店购物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我个人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保证一种理智自卫的过程，以保护自己免受操纵和控制”（诺曼·乔姆斯基）。^[1]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读懂违背事实的媒体：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有可能吐露真相，什么时候有可能谎话连篇；能够从纷纭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种种主张意图何在，即它们代表着什么偏见、立场和利益；能够理解为什么特定的报纸或新闻公报中特定的新闻取舍是按照已有套路来部署编排的。
　　这其中的部分问题的关键是弄明白媒体有规律地使用的特殊伎俩。例如，那些节目或者报纸的看法事实上是向一般公众或者特定个人发布的，然后作为事实进行报道：“昨天一场关于X的暴风雨爆发了”，或者，“昨晚在威斯敏斯特有Y暴行”。在很多情况下，在公众中根本没有“暴风雨”和“暴行”，尤其是甚至在事件或问题被报道之前，且经常也是在它已经被报道之后——不如说“暴风雨”只是由记者杜撰的。当“暴风雨”被来自政客或公众人物的引述夸大其词或者作为例子时，就有必要警觉这样的人最有可能是媒体特意打电话安排的。的确有一些政客因“引述得当”而颇负盛名。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用语的影射作用：罢工时期总是“失去”而非“获得”，始终不变地导致“毁坏”或给公众带来“不便”，罢工者从不被看作“公众的一员”。解读“极端”和“温和”的用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听到或者读到一篇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冲突的报道，尤其是你一无所知的某些地方——蒙古或者巴拉圭——还有某一派别、政党或者领导被形容为“温和”而其他人被称为“极端”，你马上明白：（a）我们的政府站在哪一边；（b）你被指望站在哪一边。如果在工会中出现同样的字眼，这一套同样通行。
　　最明显的媒体误导用语的例子一列就是一长串：警察“粗鲁地”对待“暴力的”抗议者但是警察从来都不是“暴力的”；“我们的”士兵始终如一如何“勇敢“而敌人/恐怖分子总是如何“懦弱”；政客裁减教育经费或者社会福利是如何进行“困难的抉择”和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是每一个人，且不说恐怖分子，都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那儿“不得不裁减”等。它不只是用语的问题：有必要弄清楚照相机最有可能撒谎，镜头角度可以让空着一半的会场看起来满满当当，或者一小群人看起来像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公报板上新闻条目的排放顺序也影响着读者的感觉，而本无关联的事情（如在火灾、旱涝、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之间）也能变得恰好有所关联那样地重要。
　　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与媒体斗争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识破它们的诡计和还原它们的用语，它还包括接触不一样的信息源和观点，还意味着最终培养一种不一样的世界观。
　　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信息源：书本、图书馆、激进杂志和报纸——从马克思和乔姆斯基的学术大部头，还有像《新左派评论》或者《国际社会主义》这样的杂志，到像《社会主义工人》那样在街上售卖的流行小册子和报纸的任何来源。当然接触到这样的信息源颇费周折——比BBC播报的或者装在盘子里端上来的《太阳报》这些唾手可得的新闻要费劲，比为很多忙于生计的人准备好了投其所好的内容要费劲；虽然如此，需要批判解读媒体的信息大体上就在那里。毫无疑问互联网带来了不少便利，尤其是在可以全球性获取信息方面。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我就能找到发生在希腊、埃及或者澳大利亚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否BBC或者我的报纸已经有所选择地屏蔽掉了今日世界的那一部分信息，我也可以接触到基本的事实信息——日期、统计数据等——非常便利，我还可以通过种类繁多的博客选摘一系列观点。而且，如果我准备追根溯源，网络上的调研资料极其充足可以随意调用。
　　然而，互联网也加剧了已经存在的问题：信息泛滥、过犹不及。一本书在图书馆上架之前，它至少经过了几重质量控制的过滤关卡。互联网的海量资料就不一样了。因此，个人如何在互联网提供的大量信息和观点中拎出主线、辨明真伪？解决之道有两个：一是，单打独斗是很困难的，如果通过分享信息和观点的小组、社区或者组织等团体共同努力的话，效果要好得多（我会回到这一点）；二是，它需要培养不一样的世界观，或提供一种多少对世界连贯的理解和一种让各种特定事实和故事能在其中定位的框架理论。这样至少有可能屏蔽掉大量废话。
　　符合这一理论需要的例子在当下很盛行，我们一般称之为“阴谋论”。“阴谋论”的主要特征有：（a）声称世界由很少数的人操纵，这些人团结起来或多或少地控制着发生的任何事情；（b）这种阴谋论的知识既深藏不露又广为人知，当然包括与之相关的阴谋家也是如此。这些主张大错特错，使人误入歧途。
　　诚然如此，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由少数人控制，而且这一小部分人非富即贵。但事实不可能是他们仅为一小撮神秘个人。没有现代社会、甚至没有政权能够由一小撮人掌管，即使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也不能——有必要让成千上万人组成整个层级或者社会阶级，因为他们不仅要能够控制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而且要能够控制主要的经济生产过程，如工厂、矿山、商店、公司等场所。其次，统治阶级不是由神秘操纵的等级组织起来的，而是由共同的既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本质上是靠获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利润份额。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当对抗我们其余的人时，这些统治者发现他们的联合体被无数冲突、矛盾所破坏、瓦解而断层：美国对中国，英国石油公司（BP）对壳牌，特斯科（TSCO）对赛恩思伯里（Sainsbury），《每日邮报》对《每日快报》，甚至到个人之间的竞争，他们持续面临种种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从下到上的反抗。结果，虽然他们支配世界且大多数时候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但这些统治者绝不可能控制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历史是由相互冲突的合力而非单个意志或力量产生的结果。了解世界与应对媒体所需要的，不是隐藏着的某些秘密阴谋，而是对这些力量及其驱动原因的现实分析。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它代替了垄断主流媒体的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成了读懂自相矛盾的媒体最有效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不是阴谋论而是阶级斗争理论。它认为任何社会的建立取决于它组织生产的方式——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基础。今天，资本主义将人们分为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生活的人（包括诸如教师和当地政府部门工人等所谓白领工人的工人阶级）、靠从工人劳动中攫取利润的人（形成统治阶级的资本家或者雇主），以及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统治阶级由互相熟知并时不时打交道的现实人群组成，但是驱使和约束他们的是竞争性的利润追逐。
　　主流媒体从这些统治者的角度呈现世界（即使在它使用工人阶级的口吻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则从相反的角度分析世界，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从而为它的批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我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讲述我们如何自己与媒体作斗争，但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挑战媒体的一般社会影响力。我已经申明了反对以自己的方式与媒体合作，但那不意味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应利用它。只要我们别忘了主流媒体是敌人的地盘。别纵容媒体主宰我们行动的绥靖策略，以不同的方式干涉媒体对于想变革的人们来说则是非常必要的。
　　利用媒体的方法很多，从非常简单地给报纸写信（一般比给首相或者部长写信更有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到代表运动发布新闻稿、接受关于游行示威的采访、还有在观众前露脸或者出席谈话节目的小组。所有这些行动都会奏效，当然也是被广泛釆取的方式，但应该注意到这些机会对于激进派来说可能作用相当有限。还应该注意到，除了简单地写信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采取且依赖于集体的政治组织的某种形式。
　　当谈论到利用资本主义媒体时，有必要记住媒体生产者，像这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车间、公司或者机构，都采用一种基本组织原则，即从老板和高管的顶层到看门人、清洁工的底层延伸的阶级等级制度。这里重要的是大多数在报社、电视台、电台等地方工作的人都是工人阶级，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与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或工厂工人一样被雇主剥削。这包括记者中的大多数，不是全部，当然一些人晋升后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全国记者工会”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有时候会出现相当左倾的总书记。
　　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成为报社或电台里的左翼记者是完全有可能的，从而对媒体的整体舆论导向施加一些影响。这多半发生在食物链的相当底层，屈服于各种各样的助理编辑、编辑、制作人等的控制。然而也有屈指可数的记者例外，他们部分因能力出色而在事业上步步高升、声名鹊起，同时坚持他们的原则和批判精神：保罗·福特，约翰·皮尔格，埃蒙·麦卡恩和罗伯特·菲斯特都是榜样。同时媒体界也有在另一条线上肩并肩奋斗的类似人物，如从事电影制作的肯·洛奇。迈克尔·摩尔或者从事电视喜剧的马克·托马斯和马克·斯蒂尔。但是，不可避免地，靠这样势单力薄的少数个体无法改变全部媒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对于每一位这些有原则的人来说，还有其他一些人，像克里斯多夫·希钦斯或者朱莉·伯奇尔，当他们小有名气之后，或者为了沽名钓誉、财运亨通，他们就改弦更张了。
　　这也意味着媒体工作者有可能在自己的工资和条件之外的问题上进行集体行动。1972年，希斯保守党政府因罢工纠察拘留了五名码头工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本顿维尔五”事件。码头工人转而去寻求印刷工人的支持，而整条旗舰街（所有的全国性报纸）团结一致关门停工——这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为由“英国总工会”召集的但终因政府投降而中止的总罢工创造了环境。在1984年到1985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太阳报》企图发布头版声称会曝光矿工领袖，亚瑟·斯卡吉尔，行纳粹礼（事实上他只是向某人打招呼），还辅以标题《我的元首》呼应配合。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直接拒绝排版，而《太阳报》发行时“开了天窗”。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上述一些记者的支持下，一个名为“反对战争的媒体人”的组织建立了，它总体上对反战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媒体工作者的这种斗争相对罕见，它往往发生在更大的阶级斗争和运动的环境中——我回头会说这一点。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考虑到脸书和推特已经铺天盖地得到大肆宣扬——它们几乎不需要在本书进行赘述彰显其作用，强调它们的局限性更重要。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仍羞于使用这些技术的左翼人士，因此我想一开始就简要地说：它们就是交流工具，不会使用它们就和刚开始时拒绝使用电话一样，没有太多的区别。
　　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互联网，特别是脸书、推特，对于激进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相对通常所指的电视、报纸、电台、电影等大众媒体，互联网等运作时的去中心化更难控制。取代了只是极少数的人（享有高度特权的）能够向大众发言的工具，它们是大多数人能够互相交流的工具。另外，尽管它们绝不是免费，但相对于创办一份报纸、一家电视台或者电台、甚至打电话的成本来说，使用它们的费用是微乎其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潜在的民主化力量。它们在促进普通人快速地进行互联网交流的方式上尤其有用。正如乔尼-琼斯在他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30期的精彩文章《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中评论的那样：

　　信息穿越各大洲的速度，部分是由积极分子利用互联网推动的，已经可以使得这样的图片——塔利尔广场的抗议者，四周环绕着埃及旗帜，高举“埃及支持威斯康星州工人”的标语——在全世界传播。^[2]

　　另一个说明新技术力量的极佳案例是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来自巴塞罗那的“愤怒者”运动。2011年6月15日反裁减抗议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举行。直到那时，运动一直是和平的，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出现了暴力倾向，当然也因此被主流媒体严厉地谴责。然而，抗议者捕捉到了证明暴乱是被潜伏在人群中的警察密探煽动挑起的录像片段。^[3]数小时内，这段视频在YouTube视频网站流出并且病毒似地传播蔓延。6月19日，星期六，西班牙全国上下有高达数百万人游行支持抗议者。
　　因此，很明显，最好的物尽其用的方式应该是由所有这些新的交流工具发挥作用，正如它应该由像口头语言和书本这样的老式工具发挥作用一样。但是局限性何在呢？
　　第一，将2010年的英国学生反抗、西班牙叛乱或者任何其他群众运动归功于这些新技术是错误的，弄得好像它们是事件的原因或者主要因素一样。1789年的法国革命采用的鼓动工具是报纸（马拉的《人民之友》），但它不是“报纸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利用报纸，接着在事件发生之后，釆用了电影的形式（举例来说有埃森斯泰因的《战舰波将金号》），但它既不是报纸革命也不是电影革命。1968年5月巴黎使用丝网印刷海报，然而它不是“丝网革命”。这样的剧变或者大型的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是推动它的人民及其社会地位状况——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上升的资产阶级及“无套裤汉”，俄国革命中的工人和农民，等等。
　　第二，尽管脸书、推特和YouTube视频网站经常被称为“社交媒体”，实际上它们像迪士尼、时代华纳或者新闻集团一样属于资本主义媒体。我前面说过它们在运作中相对地去中心化，但是它们在最终占有和控制上不是去中心化的。谷歌公司是美国跨国集团，拥有雇员24,400人，2010年利润为85亿美元，总资产达到578亿美元。脸书由脸书公司私营，部分归高盛投资集团拥有。它有雇员2,000人，2010年估计收入是20亿美元。推特在2006年启动，2010年有450名雇员，预计收入1.4亿美元。YouTube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创立，2006年被谷歌公司以16.5亿美元收购。
　　这些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公司都通过广告挣钱，如果它们想被审查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审查它们制作的产品内容。同样地，它们都会受到国家制裁。对于公司和政府来说，都存在着不这样做的经济动机，但如果到了紧要关头，两者都将会如此这般进行到底。因此，2010年7月谷歌为了更新它的互联网许可证而接受了北京的要求，保证不提供非法信息，想必是因为它不想失去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YouTube不时地多次被摩洛哥、泰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封锁。最引人注目的是埃及在1月25日完全把自己从互联网中抽身出来与世隔绝，力求阻止革命分子的互相联络以及与全世界的联络。
　　所有这些都表明把社交媒体的作用置于任何促使社会变革的战略中心将会是错误的，但是最后的例子也表明了为什么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第三，事实很简单，这种技术可以从左派的立场出发被用来对抗或者绕过主流媒体的影响，它也可以从右派的立场出发（实际上一直是这样）为了同样的目的被加以运用。对于每一个激进的博客或者网站，都可能有一个右翼博客或者网站。如果抗议的学生活跃在脸书上，“英国国家党”和“英国保卫联盟”也会如此。有胡萨姆·厄尔。哈马拉维和吉吉·易卜拉欣（埃及革命分子和博客），就会有我没有听说过的“萨拉菲教派博客”（萨拉菲是伊斯兰反革命的右派）。如果网络可以连接威斯康星州和塔利尔广场，它也可以连接带有德国新纳粹性质的三K党和带有“英国保卫联盟”性质的安德斯·布雷维克。
　　目前大家对新媒体的潜力赞不绝口，是因为近年来相对于应激性的运动和右翼运动来说，变革运动总体上在增长；最终，在现实世界发生的而非在虚拟世界发生的事情，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第四，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在线交流而出现，这些苗头对于左派来说很成问题。一方面，在脸书和博客圈出现一种宗派互相攻击和粗鲁侮辱的倾向（完全可以放心，你的鼻子不会挨揍），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这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事业和团体在网络空间注册、承诺在事件中出席却没有实际现身，都成为一种取代任何实际行动的坐而论道。
　　因此，我愿赞同琼尼·琼斯平衡的判断，“网络和社交媒体经常是左派传统上从事的行动主义类型的有益补充。在线行动主义被视为原先这种行动的替代品，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4]

群众斗争

　　反对资本主义媒体力量和影响的斗争，不能与更广大的社会变革斗争相割裂。两者的核心都是群众行动，最终都是群众革命行动。目前为止我论述的所有事情都指向这一结论。媒体偏向是它的运营之道，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力量结构的一部分并且是整个社会力量结构的反映。媒体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在群众反抗的时候最薄弱，而大众自己是事件中的、被报道的“新闻”中的行动者。群众斗争的条件也是人们的思想最有可能为另一种世界观开放的条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能使他们解读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媒体的方式。
　　群众斗争让劳动人民感觉到自己的潜在力量——媒体及其余社会力量在通常情况下否定这种潜力——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有了更强的自信心，他们就会变得眼界开阔、运筹帷幄、敢于创新；偏见和固执荡然无存——在群众斗争中，真正的敌人无处可藏，找替罪羊的花招逐渐露出马脚。
　　埃及革命还为大众被动员起来时如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供了绝妙案例。当成百上千人占领一个巨大的广场时，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厕所，不过当成百上千的人中有水管工人和建筑工人时，他们就能搭建起临时公共厕所。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给手机充电，不过人群中有电工和通讯电话工程师，不愁没人能挖开人行道接入地下电缆。
　　在革命行动中的大众参与使反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斗争有可能提高到全新的水平。最好的例证来自1974年-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人还知道有葡萄牙革命这样一回事，这充分证明了媒体排斥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它始于反对萨拉查和卡埃塔诺长达40年之久的法西斯专政的左翼军事政变，而后转化为一场来自底层的工人和士兵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36年-1937年西班牙内战以来西欧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最高水平。

　　在这个小国家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超过五十万。在工人阶级酒吧里政治议论和争辩紧张激烈……工人们讨论法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的形势，他们俨然干了一辈子的政治专家。拥护武装暴乱的海报是合法的，甚至公共汽车票上都有政治口号°
　　国家的指挥官不再依赖它的军队。坦克沿着鹅卵石街道隆隆作响地行进，载满了示威的工人。占领工厂的规模让人们回忆起1936年和1968年的法国——不仅工厂被接管，受欢迎的诊所和文化中心如雨后蘑菇般遍地冒出来。在一家医院里，工人们从修女们手里接管事务，并邀请她们来群众会议投票。^[5]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托尼·克利夫在那时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战争之一——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超越了媒体的控制”^[6]。这包括工人罢工和占领法西斯掌管的《贸易日报》长达5个月之久，从1974年的4月一直持续到8月底。在占领期间，工人们发行了一份罢工报纸，得到了其他的里斯本日报一日总罢工的支持。随后，这份报纸被信息部部长和社会主义党（亲资的）的党魁保罗·雷戈编辑的《共和国报》占领。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在1975年早期接管了天主教堂的“复兴广播”（葡萄牙数一数二的电台），电台被工人阶级掌握在手里。克利夫在那时写下文字形容它的播出为：

　　电台的节目策划由大会部署，全世界各地的斗争报告定期播送，在工厂、租户委员会等进行的斗争被广泛地倾听。^[7]

　　当然，随着1975年年底革命的崩溃，葡萄牙恢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这些媒体业务也回到往日，一切照旧。
　　很显然，媒体控制的斗争有可能成为任何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并且各种类型的创新显然都是有可能的。

政治组织

　　在与媒体的影响斗争和挑战媒体的力量中，群众斗争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最终，它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大众斗争需要政治组织的辅助和全程陪伴。政治组织，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从工会，到地方性和全国性运动，到羽翼丰满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
　　目前控制媒体的和媒体基于其阶级利益运作的阶级，在政治上是极有组织性的。首先，它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工具——武装部队、警察队伍、司法部门——所有部门都有极好的机会接近媒体并与媒体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然后它有像CBI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英国企业董事学会、智库、专业协会等无数的商业协会——所有这些组织都能影响媒体。当然，还有它的政党。在每一个国家，资产阶级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政党提供财力支持，或者毫不含糊地为资产阶级追求利益。在英国，当然它就是保守党；在德国是基督教民主党；在法国是人民运动联盟。在一些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劳动人民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需要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他们的政治组织在各个层面上反对媒体的斗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显然，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比起单打独斗地与媒体对抗更有效。任何组织、工会或者运动都会是另一种不一样的资源，并能产生和分享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最有效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它能够全面地展现一种可替代的信息和视角，而不只是针对单独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的问题。这将依次影响、告知和加强对资本主义媒体的利用程度，从写信到现身电视节目，使用互联网、脸书、推特和整体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他强调统治阶级力量总是“强制和认可，强权和领导权”^[8]的联合，而且在两个层面都必须进行竞争，同时他也坚持政党展开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君主（参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文中他呼唤一位意大利民族国家的领袖出现）……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复杂的社会要素。在这个社会中，集体意志已经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显示威力，开始呈现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个有机体，那就是政党。”^[9]
　　这样的政党的功能之一就是创立自己的媒体和出版机构，它们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国家或阶级，也不依赖广告或赞助，但能提出一个清晰明确、毫不妥协的批判系统。历史上，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党最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创办一份新闻报纸。让·保罗·马拉的《人民的朋友》堪称模范，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上半叶宪章派的《北极星》和《红色共和》，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新莱茵报》，还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真理报》，葛兰西的《新秩序》，英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日报》（后来的《晨星报》），社会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工人》。^[10]
　　所有这些报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努力为了另一种可能选择的世界观而与组织他们的支持者和那些在他们影响下釆取行动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这两种任务都必须在多层面上开展工作。对当日主要事件的评论和对统治阶级的胡作非为所进行的颇受欢迎的揭露，必须辅以更广泛的历史和理论文章来补充。通过信件和罢工报道吸引工人们来创办和认同报纸，需要携手致力于会议和示威游行、竞选活动的宣传，统一分歧，以及通过回答“下一步需要干什么？”这一问题来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导。
　　最近，有些评论提出，因为电子媒体的出现，报纸的时代终结了。但是，对此有两个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出现。一是很多工人阶级继续读报纸而无法接触到在线资料，二是卖报纸可以与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进行个人亲身的接触和对话，这种方式无法在赛博空间实现。然而，也很明显，当代激进政党都不会只是单独通过它的报纸开展交流联络，而是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现代技术。
　　我想总结的主要观点就是，这里列出来的五项战略要素需要以这种互相加强的方式结合起来。

^[1] 资料来源：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London, 1989),p.viii。

^[2] 资料来源：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22&issue=130。

^[3] 资料来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ZTONyRPId-U。

^[4] 资料来源：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22&issue=130。

^[5] 资料来源：Peter Robinson,“Portugal 1974-75:Popular Power”，in Colin Barker(ed), Revolutionary Rehearsals(London, 1987),p.83。

^[6] 资料来源：Tony Cliff,“Portugal at the Crossroads”, in Tony Cliff, International Struggle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London, 2001),p.235.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75/portugal/3-masses.htm。

^[7] 资料来源：Cliff, asabove, p.237。

^[8] 资料来源：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 1971),p.l70。

^[9] 资料来源：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 1971),p.l29。

^[10] 克里斯·哈曼在《革命的新闻》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关于这些报纸和其他激进报纸的历史综述，《国际社会主义》（第24期，1984夏），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84/xx/revpress.html#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