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媒体有多强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4、媒体有多强大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媒体在与我们社会中其他权力中心（即政府、国家、所有大公司）的关系中有多强大？媒体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普通大众的想法？我将逐一思考每一个问题。

媒体与统治阶级

　　当我们看到布莱尔飞到地球的另一边去毕恭毕敬地会见默多克，或是看到政治家们整日因某项政策为如何与《每日邮报》周旋得当而忧心忡忡，很容易会以为媒体是“无所不能”的。默多克电话窃听丑闻期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中，托尼·本（工党左翼领袖）形容默多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是在丑闻的处理期间，我发送了一条视频信息，戈登·达夫在里面肯定地陈述，“默多克承认现在已经控制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二十来年。他有着选择国家领导、制定政策、随意推动法案通过的能力”。这些来源在价值观上是不一致的。托尼·本是一名经验丰富、非常受人敬重的左翼人士，戈登·达夫是一名有一点反犹倾向的、疯狂的阴谋理论家，但是他们两位都阐述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是我不同意的一个观点。
　　很明显，总的来说媒体在世界上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样明显的是，一些最大的媒体集团——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贝卢斯科尼的帝国——是主要的经济政治玩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面达夫的引述中看到的，人们很容易错误地夸大这种能力并且将媒体全部或者特别的媒体人物看成是世界的统治者。的确，最近的电话窃听丑闻恰恰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默多克真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或者真的控制着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他就不会被迫关闭《世界新闻报》，罢免他的得力干将莱斯·辛顿和他的得力下属丽贝卡·布鲁克斯，或者飞往英国低声下气地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出庭作证。同样地，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尽管贵为意大利总理并拥有三大电视台，也在意大利法庭上面临多项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质疑。迄今为止，他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仍屹立不倒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权力，但如果他真的是无所不能，即使在意大利，更不用说全世界，他都根本不必面对他们。
　　为了评估媒体权力的范围和极限这两个方面，我们需要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通常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说的有关政治权力的基础。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从这个起点开始，他接着往下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

　　政治权力，因此，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这不是简单的机械关系，但经济是基础。正如恩格斯所写：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3]

　　对马克思而言，社会通常由占有和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的社会阶级统治，而现代社会由资产阶级统治，“现代资产阶级，即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就像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定义的。资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他们就像在“敌对的兄弟”，为了盈利互相竞争但是又在压制工人阶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了使社会管理的一般事务符合自身利益，资产阶级创造并运用了国家机器。“现代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家必须既克服资本家之间的分裂又维护资本主义对抗任何来自底层的威胁。
　　媒体是怎样与这些状况相吻合的？首先，正如我们知道的，媒体压倒性地由诸如“时代华纳”“迪士尼”“Organizachoes Globo电视台（巴西）”“日本电视网络公司（日本）”“布依格公司（法国）”“新闻集团”等大公司集团占有和掌握，所有这些大公司集团的老板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以公众名义占有的那些媒体，则由代表着资本的集体利益的国家控制。
　　然而，媒体绝不是统治阶级的支配部分。让我们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开始讨论。有若干衡量公司规模的办法——通过收入、利润、资产、员工等——还有种种世界顶级公司的排行榜。但无论以何种标准，在所有的排行榜上，最大的媒体集团比起最大的跨国公司来说都相形见细。维基百科前200强排行榜是根据收入来排列的，沃尔玛（4,210亿美元）置顶，紧跟其后的是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3,700亿美元）和荷兰皇家壳牌（3,680亿美元）。^[4]在这个榜单上，没有媒体公司进入前200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也是根据收入来进行排名的，它将沃尔玛（4,210亿美元）、皇家荷兰壳牌（3,78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3,540亿美元）排在前三强的位置，然而排名最高的媒体公司迪士尼（380亿美元），出现在226名，紧跟其后的是新闻集团（327亿美元），出现在284名；时代华纳公司（268亿美元）排在363名。如果范围限制在美国，财富500强将迪士尼排在65名，新闻集团排在83名，而时代华纳在95名。^[5]《金融时报》全球500强通过“市场价值”来排名，在这份榜单上媒体公司的排名靠前一些：迪士尼（810亿美元）排在75名，新闻集团（470亿美元）排在171名，时代华纳公司（390亿美元）排在211名。但从全部500强来看，与76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75家银行相比，只有12家媒体公司跻身其中。^[6]维基百科和《金融时报》的一份综合排行榜也可以让我们根据员工的人数来比较这些公司。迪士尼雇用149,000人、新闻集团雇用5,150,000人、时代华纳31,000人，对比沃尔玛的2,150,000人、特斯科492,000人、西门子405,000人、大众汽车329,000人和汇丰集团302,000人，相差悬殊。
　　在统治阶级内部，规模相对较小（当然，相比起小型的或者中等的商业来说，它们是巨头）对媒体公司的影响力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举例来说，它们通常不属于那种“太大了以致不能倒闭”的公司之列。当默多克关闭《世界新闻报》的时候，主要的后果是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不是经济上的影响（除了失业的工人之外）。同样地，一般而言，媒体公司不能以搬迁换址来要挟政府。默多克不能将《福克斯新闻》或者《太阳报》搬到印度尼西亚，或者将《华尔街日报》搬到墨西哥边境。
　　那么，媒体的政治力量是什么呢？在这里，有必要将政客个人、政党、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很显然，媒体偶尔能损害（或者大大地抬高）政客个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一致行动的时候。但是这往往涉及政客被发现有某些严重的不端行为，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20世纪80年代，媒体竭尽全力地诋毁托尼·本和肯·利文斯通，极有可能玷污了他们，但是没能摧毁他们。我也从未找到媒体内部及由自身发起的运动扳倒政府的例子（不像人民力量那样能够致使政府垮台，从路易十六到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处于严重危机中的政府，有可能得益于或受制于媒体报道的倾向，而媒体可能在选举中施加重大影响（这一点在下一章节会继续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政党要釆取种种办法去逢迎和讨好媒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态度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比如经济的状况和政党的声望）。
　　而且，政要人物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名义上他们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器（军队、法院、行政部门、警察等），实际情况却往往是截然相反。我们能肯定的一件71事就是，总的来说媒体更像是国家的仆人而远甚于国家的主人——因为国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
　　大多数时候，统治阶级的不同部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虽然名义上互相独立，事实上背地里紧密勾连、沆溪一气。从默多克丑闻泄露事件中可以对这种勾结窥见一斑：卡梅伦政府、默多克帝国和伦敦市警察局之间紧密联系。但是丑闻也表明了情况不妙的时候，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社会等级和权力等级，而媒体并不处于这个等级结构的顶端。
　　正如我们看到的，媒体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鞍前马后冲锋陷阵，为其合法性提供系统的重要服务、不断地强化其统治的天然性和必然性，而这让它在拥有绝对的经济实力背景下更好地挥舞拳头。“新闻集团”排在上面引用的《金融时报》排行榜第171名，但是很显然它比排在169名的“梯瓦制药”和排在170名“大都会人寿保险”更有实力、政治分量更重。然而，如果一部分媒体的行为——同样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既有BBC和档案事件的那种方式，也有默多克丑闻的那种方式——开始破坏这种到合法性，然后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守护者，就会履行职责干涉调停以遏制局面。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

　　我们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台电视，而电视每天覆盖4,400万人，每周以平均26小时的时长覆盖5,400万人。^[7]报纸的读者数量也居高不下——《太阳报》每天卖300万份，《每日邮报》200万份，《每日镜报》120万份。^[8]我们每天都听到人们谈论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或者在报纸里读到的，经常不加辨别地重复这些内容。
　　1845年，在任何现代大众传播媒体悄然出现之前（那时最畅销的报纸是大概每周发行8万份的《伦敦新闻画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9]

　　今日媒体巨大的影响，就像它经常被谈及的，只不过是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地位或者霸权地位这一普遍事实的主要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和之前的几个世纪，教会是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要手段。今天电视节目主持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神父——尽管神父仍然在起作用，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也是很重要的教育系统。
　　但是，即使对马克思自己而言，“统治社会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是统治社会精神的力量”的说法也不会是其理论的全部，否则，这个说法会使他一生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即其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从统治思想中解放自身的信念。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独立的运动”。
　　因此，我们都完全被媒体洗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落空了，因为我们的情况是，如果我没能写这本小册子，而作为读者的你，不会正在读它，很显然你我不会是唯一“逃离”的人。更重要的是，大量证据证明。有时很多人不接受媒体向他们宣传的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在序言中，我引用了大量反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例子，尽管媒体压倒性支持（主要的大报只有《每日镜报》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而且也只坚持反对到战争开始而已）。
　　从一个更世俗的层面来看，在报纸的政治立场和读者的实际投票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方面有很多迹象可循。

《每日快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3	69	67
保守党	68	49	43	48	53
工党	15	29	33	28	19
自由民主党	15	16	19	18	18
其他	2	6	5	6	10
保守党领先	+53	+20	+10	+20	+34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6.5	+5.0	-5.0	-7.0

《每日邮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5	69	73
保守党	65	49	55	57	59
工党	14	29	24	22	16
自由民主党	18	14	17	14	16
其他	3	8	4	7	9
保守党领先	+51	+20	+31	+35	+4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5.5	-5.5	-2.0	-4.0

《每日镜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2	63	68
保守党	20	14	11	11	16
工党	63	72	71	67	59
自由民主党	14	11	13	17	17
其他	3	3	5	5	8
保守党领先	-43	-58	-60	-56	-4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7.5	+1.0	-2.0	-6.5

《每日纪事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7	69	65
保守党	14	12	8	7	12
工党	55	57	59	55	65
自由民主党	7	10	10	16	6
其他	24	21	23	22	17
保守党领先	-41	-45	-51	-48	-5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2.0	+3.0	-1.5	+2.5

《每日电讯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71	77	81
保守党	72	57	65	65	70
工党	11	20	16	13	7
自由民主党	16	17	14	17	18
其他	1	6	5	5	5
保守党领先	+61	+37	+49	+52	+6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2.0	-6.0	-1.5	-5.5

《金融时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样本太小以至于不能提供有力的测算）			64	65	*
保守党	65	48	48	47
工党	17	29	30	29
自由民主党	16	19	21	21
其他	2	4	1	3
保守党领先	+48	+19	+18	+18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4.5	+0.5	0.0

《卫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8	73	78
保守党	15	8	6	7	9
工党	55	67	52	43	46
自由民主党	25	22	34	41	37
其他	5	3	8	9	8
保守党领先	-40	-59	-46	-36	-37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9.5	-6.5	-5.0	+0.5

《独立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9	76	79
保守党	25	16	12	13	14
工党	37	47	38	34	32
自由民主党	35	30	44	44	44
其他	3	7	6	9	10
保守党领先	-12	-31	-26	-21	-18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9.5	-2.5	-2.5	-1.5

《每日星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48	46	43
保守党	32	17	21	21	22
工党	53	66	56	54	35
自由民主党	53	66	56	54	35
其他	3	5	6	10	23
保守党领先	-21	-49	-35	-33	-1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4.0	-7.0	-1.0	-10.0

《太阳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50	52	57
保守党	45	30	29	33	43
工党	36	52	52	45	28
自由民主党	15	12	11	12	18
其他	4	6	8	10	11
保守党领先	+9	-22	-23	-12	+15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5.5	+0.5	-5.5	-13.5

《泰晤士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6	71	80
保守党	64	42	40	38	49
工党	15	28	28	27	22
自由民主党	19	25	26	28	24
其他	2	5	6	7	5
保守党领先	+49	+14	+12	+11	+27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7.5	+1.0	+0.5	-8.0
来源：益普索·莫利调査机构大选总集^[10]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些情况。首先，大多数鲜明而坚定的右翼报纸的读者，即《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们，2010年投票给保守党，而且几乎总是这样做。但因为保守党选民选择读那些报纸的可能性至少与因为他们受报纸的影响而为的可能性同样多，还有可能更多。然而，甚至就相当偏激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来说，也有引人注目的少数派选择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一一《每日快报》2010年有37%而在工党大胜利的1997年有45%，《每日邮报》2010年有32%而1997年有37%。这表明甚至是这些非常右倾的报纸的读者也受到可能所谓国家“政治气候”的影响。
　　《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之间的对比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同属于“新闻集团”和默多克，根本上踩着同样的政治路线般来说居中偏右、在2010年倾向保守党——尽管《太阳报》自然更加亲民得多。然而，2010年22%的《泰晤士报》读者投票给工党（加上24%自由民主党），同时28%的《太阳报》读者投票给工党，加上18%投给自由民主党，这些票数和投给“其他政党”的票数加起来意味着有57%选民没有按其报纸建议的那样去投票。《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之间数据的区别肯定与读者普遍的社会阶级地位相关。我们应该注意到，在1997年和2001年《太阳报》支持布莱尔和新工党的时候，52%的读者也这么做，这隐含着重大影响，但也有可能是报纸在某种程度上跟随它的读者的个案。
　　《每日星报》也颇有意思。它是最“低档廉价”和“蹩脚”的小报，提供最少的政治新闻报道且发行量最低（意味着大多数工人阶级需要更好的东西）。它的老板是理查德·德斯蒙德，他也拥有《每日快报》（长期以来以反移民、反寻求庇护者的故事为特色）。2011年2月《每日星报》比其他全国性报纸更加右倾，刊登基本赞同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保卫英国联盟”的头版文章，并且以值得高度怀疑的声明结束报道，“在《每日星报》昨日的电话民调中，98%读者说他们同意’保卫英国联盟’的政策”^[11]。然而以上的益普索数据显示，在所有投票的《每日星报》读者中，工党已经持续得票最高而在2010年也是如此，尽管它的票数减少到35%，而可能包含“英国国家党”在内（接近于“保卫英国联盟”）的“其他”项票数已经上升为23%。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报纸不能轻易操纵读者的政见。它们确实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但那种影响是动过手脚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被其阶级立场和阶级忠诚抵消掉。事实上，尽管布莱尔竭尽全力，工党仍然被广泛地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右翼小报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续给工党投票，还解释了为什么像在支持工党的《每日镜报》那样政治和阶级相辅相成的地盘，工党的票数是可观的——1997年是72%而2010年是59%。
　　这反过来得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媒体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由多种因素塑造，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统治阶级下达的世界观（通过媒体、教育系统、政治家、教会等——重要性可能按照这个顺序）和自身的社会经验。一般来说这两种力量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扯而产生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对立的意识”——他们相信理论上的利益动机但认为他们的老板是一个贪婪的家伙，他们是爱国的并“信任国家的”但实际上想移居他国等。
　　由此断定，媒体的影响力将会依据事件和环境而起伏不定。当应对直接个人经验的事件时它将趋于最弱，当应对人们没有或者不会有相关经验的事件或过程时它趋于最强。
　　以大量失业的问题为例可窺见一斑。太多人有过直接的或者通过亲朋好友得来的有关失业的个人经历以至于不能把它转变成一件好事，即使统治阶级确实有些时候，就像保守党的财务大臣诺曼·拉蒙特1991年所说的，认为它是“很值得支付的代价”。因此，所有的公众人物，还有媒体，别无选择地像对待灾难一样对待失业，甚至当他们事实上正在解雇大量人手或者正在推行必然加剧失业的经济政策时也是如此。失业的潜在原因则另当别论，这通常无法直接感知而是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迷宫内。因此到了追究失业责任时，媒体和政治家们有很多空间移花接木，如将移民、黑人、寻求庇护者或者临时充当替罪羊的任何人作为造成失业的根源。
　　与此相反，很少（英国人）有寻求庇护者的亲身经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们。于是乎，给寻求庇护者编造没完没了的故事是有可能的，一周领500英镑，由“我们”出钱在奢侈的酒店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或者跳到申请住房的队伍前面的同时“抢了我们的饭碗”——而且，至关重要的，相当多的人相信了这些故事。将孤立事件渲染为典型事件的手法，如果定期为之则可制造一个完整的假象。
　　同一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的风格和基调不一样。地方性报纸比全国性报纸更少地偏向攻击、羞辱和侵犯其社区成员的隐私。这是因为受害者个人有可能就是很多读者熟悉的人，然而到了全国范围内认识当事人的读者寥寥无几，因此全国性报纸可以无所顾忌地随意攻击。
　　当事件超出人们的直接经验时，他们接触到不同信息源的程度将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当读者读到有关阿富汗的单篇报道或同一事件的系列报道时，尽管他们意识到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他们也更容易相信所读到的内容。而如果他们是分享一种“反对的”观点的团队、组织或者社区的成员，那么他们极可能接触到这样一些不同的信息源。从W.L.米勒1987年大选的媒体研究中可得出结论：

　　媒体只为读者中的一部分人设置议程：那些高度依赖特殊新闻来源的人，那些较少接触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的人，和那些通常相对不关注政治的人——一句话，就是政治的边缘人群。^[12]

　　同样地，大卫·莫利关于不同群体解读英国广播公司BBC全国新闻时事节目的方式的研究报告认为：

　　正是（工会）工厂工人代表自发地对节目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最充分的反向解读。他们拒绝节目告诉我们“我们抱怨”什么并试图建构国家的“我们”。这个小组完全符合反向解读的标准，准确地说，它重新定义了节目所呈现的事件。小组成员对他们所看到的诸如在经济学讨论中明显缺失的情况持批判态度。^[13]

　　所有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媒体的影响处在最弱的情形时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可能是人数可观的大众在大规模的示威抑或罢工中被卷入直接的行动或者斗争的时候。在这些条件下，数百万人的直接经验，他们的亲力亲为，将会是新闻故事。如果媒体拒绝报道斗争，它们将注意到它并且得出结论；同样地，如果媒体妄图曲解篡改抗议者或者罢工者的议题和行为，它们也会如此。斗争中的大众也必定是小组的、网络的、组织的一部分，这些场合提供其他信息，还会发出并且支持反对性的观点。
　　关注列夫·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定义在这儿是有帮助的：

　　一种革命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群众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论是君主的还是民主的——总在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创造。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会打破将他们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壁垒，撇开他们的传统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创造新政权的初步基础。^[14]

　　在示威游行中，无论什么时候爆发暴力冲突，无论什么时候人们与警察斗争，所有资本主义媒体的例行做法就是一味责备、无情抨击游行示威者们，如：1968年格罗夫纳广场反越战游行，1989年人头税暴乱，1994年威灵“反纳粹联盟”与警察对峙，还有2010年11月的学生示威游行，等等。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当大多数人处于被动的时候，但它绝不是万能的。它的影响力波动取决于所涉及事件还有如何与人们的亲身经历相关联。当它遭遇大规模抵抗时，媒体的影响力最弱。

^[1] 资料来源：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 1985)，p.48。

^[2] 资料来源：Karl Marx，“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D McLellan，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Oxford，1997),p.389。译文参考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一译者注。

^[3] 资料来源：Frederick Engels，Letter to Borgius, 1894,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Letters/940125.htm。译文参考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译者注。

^[4] 资料来源：http://en.wiki/List_of_companies-by_revenue。

^[5] 资料来源：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global500/2011/full_list/。

^[6] 资料来源：http://media.ft.com/cms/33558890-98d4-11e0-bd66-00144feab49a.pdf。

^[7] 资料来源：Figures taken from the Broadcasters’ Audience Research Board,http://www.barb.co.uk/report/weeklyViewing？_s=4。

^[8]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ewspapers_in_the_United_Kingdom_by_circulation#Circulation_in_the_2000s。

^[9] 资料来源：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l845/german-ideology/ch01b.htm。

^[10] 资料来源：http：//www.ipsos-mori.com/researchpublications/researcharchive/2476/Voting-by-Newspaper-Readership-19922010.aspx?view=wide。

^[11] 资料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media/greenslade/2011/feb/10/dailystar-english-defence-league。

^[12] 资料来源：W L Miller, Media and the Voters: The Audience, Cont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Press and TV at the 1987 General Election(Oxford, 1991), pp.164-165。

^[13] 资料来源：D Morley,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 1988),p.l17。

^[14] 资料来源：Leon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 1977), p.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