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六章 生态危机的规模
始终困扰全球生态危机分析家们的问题之一是危机的规模。生态危机已严重到什么程度？人类生存是否已成问题？总的生活状况如何？地球生物地质化学的基本循环链是否已十分脆弱？目前虽然很少有人否认环境危机的存在，甚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已具有全球性质，但某些理性的科学家们坚持认为，现在生命本身已面临严重威胁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更不用说是整个星球了。他们指出，即便是大规模的物种灭绝，这在进化史上也早已发生过。环保主义者的批评家（经常是自封的环保主义者）经常利用科学家们这些理性的保留意见给环保运动打上“世界末日”的烙卬。
为避免有人下结论说，这不过是代表自然和大多数人的一边与维持生态破坏现状的人们一边之间的一场政治争论，必须强调，就是在左翼阵营内同样的问题也经常被提出来，而且有时是由那些特别关注环境问题的个人提出来。戴维·哈维的《公正、自然与区别地理学》（1996）一书便是例子。哈维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批评我的《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Monthly Reviwe Press，1994),称书里的观点带有“世界末日”的味道。用哈维的话说：
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其核心是说地球在人类活动面前显得有些脆弱，或者说我们实际会毁掉地球。这种假设以消极的方式不断重复着那些立志要支配地球者们的狂妄主张，其潜台词是说地球是脆弱的，我们需要充当护理员或护理医生，使其从病态中恢复健康。我反对这种主张，因为从物质上毁灭地球是不可能的，理解这一点十分关键，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改变环境的物质形式，从而使我们人类生活更为辛苦而不是更加舒适；而同时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也为其他的物种制造了衍生物（正面和负面的都有）。从政治层面上讲，认为生态灭绝的千年末日和世界末日宣言也值得怀疑。这对左翼政治主张也不是好的落脚点，而且在朱利安·西蒙很早提出、目前又被格雷袼·伊斯特布鲁克提出的论点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他们认为目前的生活条件（例如人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而环保主义者的世界末日说是十分牵强和不可能发生的。[1]
[1] 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MA：Blackwell，1996)，p．194．
“千年末日”和“世界末日”这样的字眼由于同宗教的宿命论相联系，含有某种非理性的意味(上帝愤怒的第二次降临)，与多数环保主义者的观点毫不相干。文章除了纯粹修辞上的华饰之外，可以被视为不仅是对《脆弱的星球》的严肃批评，同时也是对环保领域最流行观点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世界末日”式的批评也经常对着亨利·戴维·索罗、乔治·珀金斯·马什、蕾切尔·卡逊、保罗·埃利希和巴里·康芒纳这些人物，实际上是针对为理解当代生态危机做出重要贡献的所有人物。[1]
[1] 卡森书中引自阿尔伯特·施魏策尔的格言：“人类已丧失了预知和预测的能力，将在破坏地球中毁灭自己。”见Lau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80—308。
用于环境讨论的一些短语，诸如“寂静的春天”、“结束循环”、“平衡的地球”、“自然的终结”和“脆弱的星球”自然都是一些比喻。在论及实际问题时不应过分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但在实际争论中，多数分析家还是试图为问题的严重性做出准确描述。所以《脆弱的星球》一开场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人们需要按该书题目所表达的含义：“在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人类社会已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口。从地球要为人类服务的意义讲，它的被破坏程度已使自然的大部分难以为继，并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可再补充一点，人类物种的生存由于同样的发展进程也面临威胁。
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
所有这一切又把我们带回到最初的问题上：环境危机应定位在什么程度上比较合适？这一问题不久以前已由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其题为“黄金律：我们环境危机的合适规模”的论文中提出。他在文中一幵始就承认那些忽视环境危机者所列举的事实。他论证说，人类在地球的地质时间（以敉千万年计)概念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所有百万吨级的核武库产生的能量也不过是直径10公里小行星产生能量的万分之一，而这小行星或许正是引发白垩纪大量物种灭绝的原因。然而地球却承受住了这次严重的撞击，并且在恐龙灭绝后又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的进化铺平了道路。我们惧怕全球变暖，但最严峻的形势也仍使地球气温远远低于人类史前许多个幸福繁荣的时代。我们当然会自行毁灭，连同许多别的物种，但我们却几乎不能影响细菌的多样性，而且也决不会消灭数百万种的昆虫和微生物。从地质角度讲，地球会很好地自我照枓并让时间清扫人类不当行为的影响。
但是，古尔德在说完这番话后又继续说，以地质时间作为量度的思维方式，与人类时间量度毫不相干。他写道：
我们不能威胁到地质量度.但它的浩繁与巨大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只对自身生命、子孙幸福和繁荣以及同胞们的痛苦感兴趣，这虽说狹隘但却合情合理。地球会从核毁灭中恢复原状，而我们人类却会数以亿计地死亡和致残，我们的文化将会消亡。全球变暖将使北极冰盖融化，地球因此而繁荣昌盛，但我们大多海拔不高的重要港口和城市将被淹没，农业结构的变化将使我们的人口大量迁徙。[1]
[1] Stephen Jay Gould，Eight Little Piggies(New York：W．W．Norton，1993)，p．49．
我们现代社会的视野，通常只能局限在我们自身生命的时间和我们之前或之后几代人的时间之内。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名教师，我知道让学生用历史时间去思考的难度，这样做常常需要在数个世纪乃至千年的时间跨度下感受事物。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比地质时间短暂得多，因为地质时间要比大多物种生存的平均跨度还要长久。从这种意义上讲，当然有理由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春天不再”或“脆弱的星球”这样的世界，正像古尔德所说的那样，由于人类破坏了自身生命的支撑系统，到那时的现实将是人类社会、甚至人类物种连同对人类有直接影响的无数“髙级”物种的共同消亡。我们确实是在用狭隘的观念谈及“我们的生态危机”，而不是用地质时间谈及地球或是生物圈的灭亡。然而问题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人类已形成非常确定认识的地球最基本的生物地质化学进程，在人类的改造过程面前也显得“脆弱”，因为这些改造将毁掉作为我们人类居住地的这一星球。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否认这样一个现实，生如古尔德所言，我们“几乎不能影响细菌的多样性，而且也决不会消灭数百种的昆虫和微生物”。但是，如果仅因为这类“低级”生命的存活，或者因为生物圈千百万年之后就能自我恢复，我们就不能断言地球或生物圈是“脆弱的”，那么就等于否认了人类认识自己的和其他物种的命运与地球命运息息相关的权利。坚持地质学的思维方式〔这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特殊的专业现实)虽然从科学角度来说十分重要，但与人类自身的生存没有直接关系。这就好像我们拥有一种深刻的生态观点，即使用我们自已的目光审视也不认为人类比其他物种更为重要，这实际上就走向了一种绝对荒诞的极端：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即使完全彻底地毁掉自己的一切也无所谓。这也就等于否认人类中心说，而不承认这一理论，人类也就无从对生态危机做出应有的回应——即从最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把自身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舒适还是苟存？
哈维并没有在简单拒绝了非理性的“世界末日论”之后戛然而止，而是继而主张环境危机对人类直接提出的严肃问题不过是一个舒适度的问题。他说：“由于环境的恶化，我们所作所为的最坏结果只是使生活更加不舒适而不是相反。”我们被告知，争论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招致朱利安·西蒙和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等人的批评，他指责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是“世界末日的预言人”。
人们当然要警惕不切实际地夸张环境问题。但环境的同情者们也不要让西蒙和伊斯特布鲁克这类人物所欺骗。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在他们的《科学与理性的背叛》中将他们两人斥之为反环保主义“褐色逆流”的代表人物，始终在淡化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1]事实上，是那些世界级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世界末日预言人或科学无知者始终站在环保的最前线，拉响了全球生态危机的警报。这从1992年科学家联合会发起和签署的“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可以得到证明。签字的有157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其中包括半数仍然健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份字斟句酌的声明表达了相关科学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共识：
[1] Paul R．Ehrlich and Anne H．Ehrlich，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How Anti-Environmental Rhetoric Threatens Our Futur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6)．
人类与自然处在相互冲突之中。人类的活动给环境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经常是无可挽回的破坏。如果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将大大地改变这个生命家园，致使它不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维持生命。因此，我们要想避免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冲突，就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1]
[1] “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见Ehrlich and Ehrlich，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PP．242—50。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John Jermier and Paul Shrivastava，“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Ecosocial Reflection and Inquiry”．Organization &Environment，IO：I(March 1997)，PP．5—书．
“世界科学家们”继续强调说：“环境在大气、海洋、水资源、土壤、森林和生命物种领域正逼近临界状态。到2100年，现存物种的1/3将消亡，而这种无可挽回的消亡尤其严峻。”最后的结论明白无误地告知：“我们，声明签署人，作为世界科学界资深成员在此郑重向全人类警告我们面临的危险。如果我们想避免人类巨大不幸的发生，避免我们地球家园遭遇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地球这只航船和它上面生命的航线就必须进行重大的改变。”
众所周知，整个地球环境正面临着无可挽回的灾难威胁，而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改造地球的速度急剧加快，改造的规模已达到全球范围，对地球生物地质化学的基本调节进程业已构成严重挑战。这里有几个事实值得关注。地球表面的1/3或一半已被人类活动所改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工业革命以来增加了30%；人为制造的氮气在大气中的含量已超过所有陆地制造源的总和；一半以上的淡水资源已被人类利用；22%的渔业资源正在过度开发(或已耗尽)其中44%已达到幵发极限；地球鸟类的1/4由于人类的活动已濒临灭绝。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已超过人类支配地球前的100到1000倍。用几位著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说：“目前地球变化的速度、规模和类型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改变地球的速度要比我们认知它的速度快得多。”[1]
[1] Peter M．，Vitousek，Harold A．Mooney，Jane Lubchenco，and Jerry M．Me1illo“Human Domination of Earth’s Ecosystems”，Science，July 25．1997，pp．494－9．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
关于环境危机的大多科学论述都以号召改善管理而结束。就像在“世界科学家警告”中一样，经常是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用太阳能取而代之；减少消费；消除世界贫困：控制人口增长；以及提倡性别平等，其中包括妇女选择生育的权利。
在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中，上述问题实际上已蜕变成为个体与集体意志问题，而且有时成为通过市场手段进行理性选择的问题。正像汉斯·马格努斯·恩岑贝格尔指出的那样，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预示未来灾难的恐惧与劝说逃避灾难的温和形成了鲜明对照”。[1]
[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New Left Review，84(March-April 1974)，p．26．
只有结合资本积累的知识来分析生态发展趋势，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正如大多数世界最伟大的或主流、或激进的经济学家所早已认识的那样，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所以，“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如熊彼特阐明的那样，“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静止的资本主义本身就自相矛盾”。但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所霈要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因为它已偏向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耗，致使资源供给和废料消化(生态系统必须吸收产生带来的废料)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本性与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趋恶化（并不仅限于数量的增长）。[1]
[1] Joseph Schumpeter，Essays(Cambridge，MA：Addison-Wesley Press，1951)，p．293．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是坚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会发展到“静止状态”的古典经济学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他认为“静止状态”将没有或很少有生产增长，这使人类与自然发展更加舒适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结束阶级斗争)。他相信经济增长将逐渐停止，而且不会导致社会瓦解。在这方面，他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已形成运动规律的矛盾。今天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如赫尔曼·戴利等将自己看作穆勒的直接继承者，提出把稳定市场经济作为对世界生态问题的回答。其实，这些思想家在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比穆勒本人更不切实际。见John Stuart Mill，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5)，pp．752－7；Herman Daly，Beyond Growth(Boston：Pr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ook IV，in Mill，Collected Works(Toronto：Beacon Press，1996)。
人类持续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度的，这一事实产生了一种说法，即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它实际上并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人类不断进步的希望，也不是从更加全面满足人类真正需要的意义上停止财富的增长，而是意味着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制约发牛冲突。[1]
[1] Karl Marx，Capital，vol．I(New York：Vintage，1976)，p．381；马克思从理论上阐释了资本用于生产(和自然条件)的一般和具体障碍的存在。见Michael Lebowitz，“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in Marx’s Theory of Crisis”，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no．7(Winter 1982)，pp．5—25。
社会制约的必要性
1946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通蟾蜍断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从观察池塘里的蝌蚪幵始，最后提出这样的论点：春天像大自然一样复苏了，不论人类社会多么苛求，自然始终是避风港，为人类提供着“充足的能源”。“只要你实际没有感到病痛、饥饿和恐惧，或身陷囹圄或外出度假，春天仍然是春天。原子弹在工厂里堆积，警察在城市里巡逻，谎言从喇叭中播出，地球却始终围绕着太阳转动。无论是独裁者还是官僚主义者，即便是对自然进程深恶痛绝，也不能阻止它的脚步。”奥威尔认为，一年一度的春天来临是一个事实，与“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桎梏中呻吟，或应该如何呻吟”的事实毫不相干，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完全缺乏阶级视角。但奥威尔问道：“一个人连春天的来临都不欣赏，他又怎能在省力的乌托邦中感到幸福呢？”[1]
[1] George Orwell，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New York： Harcourt Brace＆World，1968)，pp．140—5．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奧威尔关于自然孤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外的信仰已显得离奇古怪。在他发表这篇文章的15年后，蕾切尔·卡逊便发表了她关于环境的经典之作《寂静的春天》，她在书中论道：
在核战争会导致人类灭绝的同时，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是人类整体环境业已受到具有潜在的难以置信的有害物质的污染，这些物质在植物和动物组织内积累，甚至能滲透细菌的细胞，最终破坏或改变未来形态所依赖的遗传物质。[1]
[1] 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4)，p．13．
对卡逊来说，悲剧根源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赚钱的权利很少遇到挑战”。[1]在她看来，危机的象征性表现就是春天突然失去了鸟类的鸣叫。
不无讽刺意义的是，假如奥威尔早期的论点成立，那么今天“春天失声”的主要象征则是青蛙和蟾蜍的消失。大约有3960种青蛙和蟾蜍，它们是噪声最大的两栖动物（爬虫学家将两者统称为青蛙）。青蛙最早出现在1.5亿到2亿年以前。目前由于青蛙物种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消失，使春天寂静的状况日趋加剧，而且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也经常如此。1990年，世界爬虫学家拉响了警报，称“青蛙的消失”是预示当代全球性生态灾难的重要标志之一。到1994年，人们经过在俄勒冈州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后，终于找到了确切的原因。人们发现UV-B射线由于臭氧层的日趋稀薄而增加了强度，能够杀死暴露在阳光下的青蛙卵子。这种现象已成为寓言中“煤矿里的金丝雀”，向世界宣告“寂静春天”的到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在眉睫，而且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1]
[1] Kathryn Phillips，Tracking the Vanishing Frogs(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4)
全球性的生态矛盾无法逃避，除非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理性制约措施，别无办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这个领域（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他进而说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地球（或土地）物质变换关系的削弱形成了制约因素，迫使其“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公共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进行自觉的合理的经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1]
[1] Marx，Capital vol．1，p．638；Capital，vol．3(New York：Vintage，1981)，pp,948—9，959；lstván Mészáros，The Necessity ofSocial Control(London：Merlin．1971) ，Reprinted in Mészáros，Beyond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5)．
正如哈维警告的那样，要求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性的社会制约也存在危险。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强调社会制约的必要，并且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向调整进程。人类的傲慢自大使我们不能敏感地领悟到生态的重要，因而也会造成新的灾难。所以答案是，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这些问题。拒不解决问题就是放弃人性，地球也将因此产生预期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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