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五章 “让他们吃下污染”：资本主义与世界环境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向他几位同事递送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在传统经济学家中无疑广为接受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反映出资本积累的逻辑。但这些观点却从未提出来让公众详细讨论，甚至也未让具有萨默斯这样地位的经济学家进行论证。备忘录后来披露给了英国杂志《经济学家》，部分内容于1992年2月8日刊登出来，题目为“让他们吃下污染”。备忘录刊登的内容全文如下：
就你我来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吗？我想到了三条理由：
1.衡量污染对健康损害的成本取决于从过去日益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所获的收益。从这一观点解释，污染对健康损害成本最低的国家，也应该是工资收入最低的国家。我认为，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应当勇于面对。
2.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我一直在想，非洲人烟稀少的国家应该是污染最少的国家，那里的空气质量与洛杉矶或墨西哥城相比在吸纳污染方面的效率也应是很低的。唯独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大量的污染是由非贸易性行业产生的（运输、发电），并且运输固体废料的单位成本过高，阻碍了造福世界的空气污染和废料的贸易。
3.出于审美和健康的原因提出环境清洁的要求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弹性。显然，在一个即使得了前列腺癌也可以存活的国家里，人们对于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导致前列腺癌的因素之关注，要比对在一个千分之二百人存活率不到五年的国度里出现这种情况的关注要高得多。而且，我们对于工业大气排放的关注也只是针对影响能见度的微粒。这些排放对身体的直接影响甚微。很明显，引起人们对于污染逬行审美关注的商品贸易更有利于造福世界。生产是可移动的，而清洁空气的消费是不可贸易的。所有与反对向欠发达国家输送更多污染建议的观点（获得特定商品的固有权利、道德权益、社会关注、缺乏充分市场等）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逆转的，并且或多或少可以用来有效地反对世界银行的每一项自由化建议。
世界银行后来告知《经济学家》说，萨默斯写备忘录的目的是想在银行同事之间“引起争论”，萨默斯本人也说他并不鼓励“向贫穷的国家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料”。但熟悉传统经济学的人几乎不会怀疑备忘录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严肃认真的。《经济学家》（1992年2月15日）的观点认为，萨默斯的语言令人厌恶，但他的经济学理论却很难反驳。
备忘录的整体观点虽说再明确不过，但仍值得重新综合梳理，以便挖掘出它所蕴含的更微妙的含义。首先，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的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同样的逻辑，欠发达国家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把人类生命的所有经济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给予最大化的话，那么低收入的国家就应成为处理全球有害废料的合适之地。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在广大范围内还处在“欠污染”状态，意思是说他们的空气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1989年，墨西哥城因空气严重污染而使在校儿童整月呆在家里）。第三，清洁环境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健康标准。所以，如果污染企业由世界体系的中心转向外围，那么世界范围的生产成本也将下降。因而基于上述这些理由，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萨默斯最后的结论是，社会和人道主义反对这种世界废料贸易的观点可以不予理睬，因为这些反对意见与我们提出的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如出一辙。
以十足轻蔑的态度对待世界穷国和环境的这种政策取向决非心智失常，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
也许萨默斯备忘录最骇人听闻的地方还是它对世界穷国公开表现出的掠夺态度。而且，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反映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了。《经济学家》在随后的评论中继续为萨默斯试图将污染企业移迁到第三世界的基本主张辩护，只将萨默斯对生命的具体估价斥为“愚蠢之极”，但否认对人类生命这种掠夺态度在自由世界国家制定政策中发挥着明显作用。《经济学家》在1992年2月15日的一期声称：“很少有政府会劳神为一项以社会群体之间不同评价标准为基础的政策辩护，例如，指出比之蓝领工人多活一年，社会更重视白领工人延长一年寿命。然而，富裕国家里发生的这种情况，看来好像正是萨默斯要为第三世界所建议的。”但正如《经济学家》在同一篇文章从另一种角度所承认的那样，事实是政府在制定诸如卫生、教育、工作条件、住房、环境等政策时，无论是否“刻意维护”其政策，始终都在依据社会阶层不同的评价标准进行决策。其实稍微有点历史和经济学知识的人都会发现，这种不同评价标准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的核心。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把目光转向美国。里根执政期间的管理预算办公室曾竭力推行在“工人的工作风险所需工资保险金的基础上”计算个体生命的货币价值。结果数项学术研究表明，美国工人个体生命的价值在5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低于许多公司执行总裁的年薪）。管理预算办公室利用这些研究成果辩解说，根据里根总统12291号行政令，“应选择使社会纯粹利益最大化的调整措施”。
巴里·康芒纳告诉我们说：
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人的生命价值应该建立在他的赚钱能力上。这样一来，女人的生命价值就大大低于男人，并且黑人的生命价值低于白人。从环境的角度讲，受威胁的如果是穷人，损害的代价就应相对较小。这一观点可用来证明：将严重污染的企业放到贫穷邻居那里去是正当合理的。事实上，这正是政府司空见惯的做法。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倾倒有毒废料的地方大都在贫穷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居住区附近。
1983年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占到20%，但四分之三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社区附近。[1]
[1] Barry Commoner，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New York：The New Press，1992），pp．64—6；Robert Bullard，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Pollution：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Bullard”，Multinational Monitor，（13：6，June 1992），pp．21－2．
因此，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不过是号召将美国国内正在施行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未落实的政策和做法推广到全球范围而已。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了几内亚和海地。1988年，4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联二苯的化学废料在尼日利亚被发现，毒液从锈蚀不堪的圆桶中溢出，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没有比这更“值得炫耀”的实例来说明帝国主义一直在如何左右第三世界的事务了。
[1] Bill Weinberg，War On the Land（London：Zed Books，1991），pp．37－9；Edward Goldsmith，et．a1．，The Imperilled Planet（Cambridge，MA：MIT Press，1990），p．147；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nd Bill Moyers，Global Dumping Ground （Cambridge：Lutterworth Press，1991），pp．1—2，12；Third World Network，Toxic Terror （Penang．Malaysia：Third World Network，1989），pp．8—25．
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有毒废料的污染与其说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处罝的问题，这种相同的思维方式，显然被正统经济学家们用到了解决全球变暖这类重大问题上了。在1992年5月30日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上，萨默斯在阐述上述观点和对世界银行的总体态度方面这样写道：
从今后几代人所肩负的道德义务方面讲，要求对环境投资给予特别关注的主张是众所周知的。但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同样可以像保护雨林一样来改善基础设施，像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一样扩大科学研究。环保主义者青睐的一些投资项目之所以未能通过（严格的成本利益）分析测验，其原因是它们对生活标准产生的影响还不那么巨大。即使按最悲观的估计（如国际经济研究所威廉·克莱因所作的评估），全球变暖在今后2个世纪内其年增长率减缓也不过0.1%。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处理全球变暖的问题也不会阻止经济增长，但如果我们不但没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反而又增加了我们穷困后代的恐惧心理，这就成了妖言惑众了。
上述观点的问题在于，使用经济计算的方式始终低估了自然健康的价值，同时也低估了经济对生态条件的依赖性。重建基础设施决不能与保护世界热带雨林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消失将不可挽回，同时还将意味着世界大多物种的灭绝和世界最大基因库的消失。威廉·克莱因试图把“长期全球变暧”对经济所造成的潜在危害量化到2300年（萨默斯所指的时间〉，其荒诞性对任何认为经济价值无法衡量预期气候变化规模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克莱因的评估建立在2300年全球平均温度预计升髙10—18摄氏度（华氏18—32度）的基础上，他希望我们相信，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破坏，最保守估计将影响GDP 6—12个百分点，最坏可能达到20个百分点。[1]但从生态角度讲，这些预测纯粹是胡言乱语，因为温度上升4摄氏度，地球的气温就是4000万年以来最高的温度。就是在最后一次冰河期，地球温度也只比今天低5摄氏度。从这一角度看问题，长期破坏是否意味着GDP 6%、12%或20%下降的问题，便必须让位于“面对世界气温巨大变化，人类文明和生命本身是否能存在下去”这一更加理性的问题了。
[1] William R．Cline，The Economics of Global Warming（Washington，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imics，1992），pp．4—6，55—8，130—3，300．
同一观点中更令人诧异的例子也见诸于1992年5月30日一期的《经济学家》，作为1992年6月里约举行地球峰会前的一项特别报道发表。在研究了对消除全球变暖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改革的政治阻碍所造成的经济成本和带来的利益所作的评估后，《经济学家》宣布：
指望气候协议在下世纪明显改变全球矿物燃料的产出，其希望十分渺茫。这点重要吗？假如气候变化可能造成损害的成本统计准确无误的话，那么真实的回答是“不”。当然，对于国家来说享受可以得到的免费午餐以及理性地为其能源定价都是明智之举。步子再超前一点，考虑为可恶的灾害买上保险，也同样是明智之举。分析种种理由，超前思考并设法适应气候变化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到那时许多国家将更加富有，所以也就更有实力去建造防海提或研发抗旱植物。目前花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钱可以投资到控制危害更大的环境变化上（诸如人口的快速增长，这种趋势对环境危害最大\或形成生产型资产，未来的收益用以支付适应新环境的费用。气候变化一旦发生，需要投入多少，怎么投入和投入哪里的问题就更加明确了，但眼下还不清楚。与适应环境相关的大多决定（诸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需要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去做出并支付费用，更重要的是，适应环境不需要国际协议。[1]
[1] 同时参见Frances Cairncross，Costing the Earth（London：Economist Books，1991），pp．30—1，130—3．
于是答案便成为“让他们建造防海堤或研发抗旱植物”，同时也回应了“事态”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下一世纪的地球平均温度“很可能”上升摄氏1.5—5.0（华氏2.7—9.0）度，这是全世界科学家所描述的将发生在我们星球上的潜在灾难。[1]热浪、干旱、洪水和饥荒的威胁将意味着造成生命、物种、生态系统和文化方面无可估量的重大损失。然而，对《经济学家》而言，资本积累过程和由此产生的世界文明要适应已然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变暖以及它所造成的大多显而易见的严重后果,这是不难预期的。而任何阻止灾难发生的企图，无论从社会、道德和生态意义上有多少可防御性，且不论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起来有多大难度，这都将是对资本统治的干涉，因而必须放弃。
[1]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One Earth，One Future（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0），pp．67—71；Helen Caldicott，If you love this Planet （New York：W．W．Norton，1992），p．24；Mostafa K．Tolba，Saving Our Planet（New York：Chapman and Hall，1992），pp．27—8；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Climate Chan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xxii．
《经济学家》提倡的这种观望态度当然也是美国在地球峰会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场（英国的立场稍许温和一些〕。美国以其实际行动淡化了气候协议的作用，拒绝在生物多样性协议上签字，并且阻止任何处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核废料的措施，这是向人们发出了明确信号，美国准备担当反对激进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任务，并将此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捍卫者角色的一部分。根据美国政府的立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先意味着任何环境指标都可以解读为对发展的阻碍，所以必须阻止。因此，乔治·布什在地球峰会上为美国全球环境问题的强硬态度辩护时声称：“我认为同等认真地对待环境和发展这两个字眼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同等看重这两个问题。”布什宣称，任何危害美国经济利益的环境措施不得实施。“我决心保护环境，我也决心保护美国的纳税人。幵空头支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能分割幵来。“布什的意图不仅是其连任的策略，也是美国在环境成本和环境控制问题上孰先孰后的表态。布什说：“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伦敦《卫报》，1992年6月13日）
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罝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人类消费能源与原材料的规模目前已到达了自然平衡的临界水平。大气中人为增添的碳元素已占到大气与海洋碳元素自然交换的7%。结果最近200年以来大气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1/4，其中1950年以来的增量就占据了一半。人类目前消耗（使用或改造）着整个地球（陆地和海洋）25%光合作用形成的植物和陆地上40%的光合作用产物。作为使用合成化肥的主要结果，环境中人为产生的氮已经与自然产量相当。由于人类活动在规模上不断挑战自然，使以往只对局部地区造成环境危机的行为业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且，以往貌似无足轻重的环境影响，如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突然之间也成为地球基本生态循环稳定的威胁。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热带原始森林消失、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有毒和放射性废料生产、水资源污染、土壤损耗、基础原材料枯竭、沙漠化、贫困引发的人口增长，都预示着不祥，其单一的或综合的不良影响目前还很难想象。巴里·康芒纳写道：“随着地球具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出现巨大空洞和全球变暖的威胁，甚至干旱、洪水和热浪都会成为人类无意行为的后果。”[1]
[1] lPCC，Climate Change，p．xvi；Donella Meadows．et a1．，Beyond the Limits （London：Earthscan，1992），pp．65—6；Jim MacNeill．et a1．，Beyo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9；Paul R．Ehrlich and Anne H．Ehr1ich，Healing the Planet（New York：Addison-Wesley，1991），pp．26—7；Peter M．Vitousek，et al， “Human Appropri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Photosynthesis”，Bioscience （36：6：June 1986），pp．368—73；Commoner，p．3．
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的进程是否其有可持续性，不是取决于这些可怕发展趋势的放缓，而是取决于能否使这种趋势发生逆转。[1]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什么力量能担当此任，而且恰恰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放任这种制度的自然发展，它将走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明确阐述的“让他们吃下污染”的地步。
[1] Paul M．Sweezy，“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Monthly Review（41：2：June．1989），p．6；Meadows，Beyond the Limits,p．xv．
但对世界来说，幸运的是资本主义从未被允许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长期发展。反对的力量不断涌现，无论是以争取社会改革而爆发的工人阶级斗争，还是以克服环境恶化而开展的环保运动，都迫使这一制度逐步改善其最坏的发展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讲，继而进行的改革将会对市场产生持续有益的制约。然而，资本家阶级所不能接受的是有可能导致制度本身毁灭的那些变革。所以，在改革运动实际威胁整个积累过程之前，统治利益集团发动的反击早就开始了行动，阻碍了必要的基本变革。
这便是问题的所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需要激进变革的地方没有多少进展，而潜在的危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加剧。这一点在当今生态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已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命运，并且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