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9章 知识分子；马基雅弗利；“领导权”
葛兰西对意志力的信仰并不仅仅反映在他不顾艰苦的监狱生活和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以及他在不断地进行思考、阅读和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上，也反映在他对心理分析的评论中，反映在他给住在莫斯科并犯有间或复发心理疾病的妻子的建议中，他对弗洛伊德感兴趣，并了解弗氏的一些理论，但是他认为，这些理论的适用性是十分有限的。在给其妻子的姐姐的信中讨论到他妻子的疾病时，他说，“当然，我的心理分析知识既不丰富，也不精确，”
“但我想，在我所研究的极少的知识中，至少有些地方我可以明确地谈出我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似乎是：心理分析疗法只能有助于浪漫文学素来称之为‘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人’这样一些社会因素……这些个人陷入现代生活的残酷矛盾中……简言之，这些人无法克服这类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达到新的道德上的宁静与平衡，即不能达到意志的推动和个人可以达到的目的之间的平衡。在历史之某一确定的时刻和某一确定的环境中，即形势的高热化达到极度紧张的时候，聚集起来的巨大力量释放出来，对独立的个人形成极大的压迫，这时，形势就变得戏剧化了……这种形势对感觉特别精微和特别敏感气质的人是灾难性的……因而，我相信，那种有文化的、作为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当然，就象朱丽娅一样……）的人是而且必定是他自己最好的精神分析家。”[1]
[1]1923年2月15日给塔齐娅娜的信，引自《狱中来信》（意大利文版）。——第113页脚注
在此后的一封信中，。他详细论述并修改了他的人类心理的辩证观点，并指出心理危机并不仅仅对“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人有影响，当社会的要求同“建立在旧习惯的残余和旧思想方法基础上的‘个人’行为倾向”相冲突时，这种危机也会产生。这种紧张如果不能消除——诸如通过怀疑论和伪善的方式来迎合社会的要求——
“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灾难的方式加以解决，因为它引起被压抑情绪之病态的渲泄，对这种情绪，必要的社会‘伪善’……只能使它麻木并使它潜入下意识层”[1]
[1]1932年3月7日给塔齐娅娜的信，引自《狱中来信》第584页（意大利文版）。——第114页脚注
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概念——诸如压抑、无意识——的有限接受，在葛兰西这里，同黑格尔的理论的观点结合了起来。黑格尔认为，在理想社会中，国家法同个人意识或意志的命令相一致。但是——在此，人们不能不感到这是葛兰西自己狱中经历的直接产物——“一个人即使是在最荒诞的矛盾和根本无法改变的必然性之压抑的冲击下，也可以达到某种宁静。”在这里，我们将返回到葛兰西哲学的核心之处：
“但是，一个人如果成功地进行‘历史的’辩证的思考，而且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理性的、非情绪的活动时，他就能达到这一点……借助这些感觉……一个人就能够因而也必定成为‘他自己的医生’”[1]
[1]1932年3月7日给塔齐娅娜的信，引自《狱中来信》第584页（意大利文版）。——第115页脚注
一个人只要对他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明确的认识，他就有可能影响其自身的发展和所处的环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一旦他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成为改造环境的积极因素。行动的人是真正的哲学家；而真正的哲学家必然，也必须成为行动的人。
“一个人并不是由于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通过工作和技术的方法和自然界发生积极的联系。进一步说，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它们是积极的和有意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改变和规定自己，因而我们也在改变和规定着那些以我们为核心的复杂关系。根据这种思想，真正的哲学家，也只能是政治家，是行动的人，这个人在通过环境认识我们每一个都参与其中的整体关系的同时，也规定着他的环境。如果一个人的个性就是这些关系的整体，那么，创造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拥有对这些关系的自我意识，而规定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规定这些关系的整体。”[1]
[1]《狱中札记》第134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52页（英文版）。——第116页脚注
葛兰西确信，在政治活动和个人行为两个方面，只有通过历史的意识和历史的分析，通过对社会和个人所处的精确的历史环境的了解，人们才能清楚地认识他改造环境和改造自我的能力。
正是由于保持了这种历史意识，亦即认识到对自身以及对所处的社会来说什么事正确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葛兰西的革命变革理论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性质的探讨并不总是易于理解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从两个方面运用这一术语。一方面，他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亦即把他们作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其任务是）为大众提供哲学和意识形态，并通过提供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信仰体系来使民众不致于对统治者的行为产生怀疑，因而使统治者能够行使他们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葛兰西也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通过行使某种技能，通过一定的语言知识，每一个人都证明了他可以起知识分子作用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执行了知识分子作用的某种形式，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具有某种爱好的人，他同某种特定的世界概念相联系，具有某种道德情操的思想方针，并因而致力于保持某种世界概念或者去改造它，也就是说，形成新的思想模式。”[1]
[1]《狱中札记》第1550-155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9页（英文版）。——第117页脚注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那么，如何说明知识分子阶级的存在并规定其作用呢？葛兰西的回答似乎是要区别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作为人类存在，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知识分子的某种面貌（因而被看作知识分子的人）；另一种人则行使知识分子的某些特殊职能。“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在社会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之所以如此，是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人偶尔也炸几个鸡蛋或在衣服上缝块补丁，但我们并不必然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厨师或裁缝。”[1]在分析那些执行某种特殊社会职能的知识分子时，葛兰西做了另外一种有时很难理解的区别——“传统的”和“有机的”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那些我们通常认为在给定的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之领导任务的人们，而“有机的”知识分子则多少更紧密地同其所属的阶级相联系。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例证，葛兰西引证了教士以及他们同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他们似曾是一个“有机的”知识分子阶级。他写道：“牧师这个范畴可以被看作有机地依附于拥有土地之贵族的知识分子范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履行某种有机职能的知识分子集团，逐渐脱离了同某一特殊阶级的联系，并“作为自治和独立于社会统治集团的力量来推动自身前进。”[2]就天主教来说，尽管它与之联合并为其行使职能的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但它都可以生存，这似乎应归功于上述原因。葛兰西在其它地方还指出，教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的较高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同下层相分离。正由于这种情况，才使教会得以允许通过几乎无法察觉的步骤，改善教规以迎合新的科学和哲学观念的要求。但是，在社会动乱时代，当教会对群众的掌握被削弱时，从葛兰西的角度来看，由于教士仅仅为维护社会秩序而给群众提供（精神）鸦片，由于神父们同社会秩序间已不复存在有如中世纪那样的有机联系，因此教会的作用就变得十分模糊。正如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这是葛兰西《狱中札记》里未能加以详述的许多题目之一，因而，任何概括他的观点的企图，也必定基本上是种猜测。
[1]《狱中札记》第155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9页（英文版）。——第118页脚注1
[2]《狱中札记》第151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7页（英文版）。——第118页脚注2
但是，当葛兰西谈到“传统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教士的时候，他常常相当清楚地谈到，正是在克罗齐的头脑中，“整个唯心主义哲学都可能易于被定义为某种社会乌托邦的表现。在这种表现中，知识分子们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自由的，并具有自己的个性。”[1]但是，这种独立感当然是一种幻觉。克罗齐和其他自由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阶级结构相联系，并且象天主教教士紧紧依附于封建贵族一样，他们也依附于工业家即他们这一时代的统治阶级，并且他们还是自由主义时代的代言人。
[1]《狱中札记》第151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8页（英文版）。——第119页脚注
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真正职责，按葛兰西的意思，应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那样自我决裂并加入到革命阶级，即“掌握自己未来的阶级”的行列中来。因而，有机的知识分子似乎就是那些了解历史运动方向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被革命阶级推举出来作为其领袖。葛兰西即使在其理论性最强的论述中也一如既往地根据自身的经历或他所熟悉的具体的历史事例来进行思考。同革命阶级有着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因而便成为领导该阶级的政党成员。它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
“新型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雄辩家，不再是煽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的外部和瞬间活动的煽动者，而是作为缔造者、组织者、‘永恒的推动者’而不仅仅作为说客来积极地参加实践生活。”[1]
[1]《狱中札记》第155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0页（英文版）。——第120页脚注
但是，正如1919奶奶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时一样，（今天）仍然存在着如何把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把党和群众联系到一起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正如葛兰西所说：
“实践哲学的立场是天主教教义的对立面。实践哲学不想把‘朴素性’留在常识性的粗糙的哲学中，而要引导这种哲学达到较高的生活概念。如果说实践哲学肯定了知识分子同‘朴素性’之间联系的必要性，那么，他并不是为了限制科学行为，把统一保持在民众的低水平上，确切地说，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知识界的道德集团，这一集团不仅在政治上使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精神进步成为可能，而且可以使民智进步成为可能。”[1]
[1]《狱中札记》第1384-138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32-333页（英文版）。——第121页脚注
革命党以及作为其领袖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同初期天主教教会的教士一样，那时，他们可以维护“整个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这种意识形态又用来巩固和统一该社会集团。”[1]
[1]《狱中札记》第1380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28页（英文版）。——第122页脚注1
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你在当代革命斗争中，他是政党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是以往的历史变革中的要素。知识分子的影响取决于他同群众的联系，丧失这种联系，他就会象葛兰西经常运用的比喻所形容的那样，成为没有后备军的先锋队，成为没有士兵的将军（事实上，他就会处于葛兰西认为布尔迪加于1923年冒险领导意大利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历史并不是由“独立于群众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所创造的，而是由“自觉地意识到同民族大众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们”创造的。葛兰西写道：
“一个人必须为反对……虚假的英雄主义和虚假的贵族政治……而斗争，并且鼓励形成单纯的、紧密的社会集团，这一集团将产生其知识分子、突击队和先锋队，它们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社会集团，使它们得到发展。”[2]
[2]《狱中札记》第1676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204-205页（英文版）。——第122页脚注2
在葛兰西被捕之前，他曾乐观地制定了一项知识分子问题的庞大规划，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社会中的作用。虽然他未能对这个自己曾希望探索的题目进行充分、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对意大利历史的反思却在《狱中札记》的大量篇幅中反映了出来。很自然，他关注意大利历史上那个较为晚近的革命时期，关注意大利十九世纪的复兴，关注意大利统一的产生以及意大利自由主义的出现。但他也迷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基雅弗利这个人物。
本尼德特·克罗齐曾称马克思为“无产者的马基雅弗利”[1]，葛兰西以这一提法为出发点你，决心把马基雅弗利曾经运用于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当代社会。《狱中札记》的许多篇幅都用来书写“马基雅弗利注释”，在重新起草这些注释时，对其中的某些内容做了不同的修改。葛兰西由于患病以及监狱生活的妨碍未能完成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写一部《现代君王论》，这本书将为二十世纪提供一种政治模式或神话，而这种模式或神话早在四百年前马基雅弗利就曾在《君王论》一书中提出过。但是，在二十世纪，作为政治变革之先驱和执行者的君主的作用应由政党来实施：
“现代君主，即君主的神话，不可能是某一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组织，一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由于它的存在才可使集体的意志……采取具体的形式。这种有机组织已经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出来，这就是政党，即（社会中）最首要的细胞，在这一细胞中，集体意志之萌芽聚集起来，力图成为普通的和无所不包的（东西）。”[1]
[1]B·克罗齐：《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112页（巴里，1921年版）。——第123页脚注
[1]《狱中札记》第1558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29页（英文版）。——第124页脚注1
正如马基雅弗利的目的是教育他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并强迫他们面对意大利的政治任务这一现实而不受教会教条的限制一样，“现代君王”也应教育无产阶级，并锻炼他们使其成为未来的统治阶级。葛兰西写道：“马基雅弗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政治和伦理学区分开来。”[2]或许毋宁说，他使政治摆脱错误的伦理内容，以使政治领袖可以推动社会前进，使社会伦理和政治可能重新协调起来，而且将不再发生冲突。“政治（因而）被理解为一个向道德发展的过程，即它致力于发展一种将使政治和道德都得到超越的联系形式。”[1]在这里，葛兰西再一次向黑格尔的在公共法律和个人良知可能不发生冲突的社会图景靠近。
[2]《狱中札记》第749-750页（意大利文版）。——第124页脚注2
[1]《狱中札记》第750页（意大利文版）。——第125页脚注
上述这些是葛兰西在准备向纵深发展的一个观点，他对这一观点的解释表明他同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观相去甚远。他一次次用十九世纪社会思想家所喜欢的用语强调：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这个改革的目标将为同“现代君王”即共产党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的人和其自身的每一个成员所接受。
“当现代君主得到发展时，它将使整个精神和道德关系体系革命化。这一发展过程恰好意味着：任何一个给定行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只有看它的出发点是否依据现代君主本身，是帮助现代君主加强其力量，还是反对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君主拥有神圣的绝对命令的地位，它成为现代世俗文化以及生活的所有方面和习惯关系的所有方面世俗化的基础。”[1]
[1]《狱中札记》第156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33页（英文版）。——第126页脚注1
政党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政治意志，而这一点，至少在葛兰西写作《狱中札记》时，他还认为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二十世纪，革命将由集体而不是个人来发动，因为个人行为“秉其自然，不能维持长久并缺乏有机性。”[2]由于葛兰西对意大利历史尤其是近一世纪历史的反思，使得他认识到，这一革命过程比1919年和1920年沉重压迫下的事件的进程还要慢得多。结果，他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尤其是革命的发展，是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阶段交替进行的过程。法国革命的剧变和拿破仑时代都代表着积极的革命阶级，但伴随而来的则是消极时期。1848年，再次出现积极革命时期，该世纪后期，尤其在1970年后，社会变革则又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正如在军事艺术中一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政治艺术中。”葛兰西运用他所喜欢的一个军事上的比喻写道，“运动战逐渐变成阵地战，人们可以根据和平时期的精心的技术准备程度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赢得战争。”[1]在葛兰西领导意大利共产党期间，他一直关注为党创造群众基础，并创造可以使党的领导决策为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的形势。现在，当他把党作为“现代君主”来分析其作用时，当他对马基雅弗利的历史作用和十九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进行反思时，他提出了一套更为理论化的途径，一种可以发动革命的策略。根据这种策略，阵地战同运动战一样重要。为了使革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是清楚地区别两种不同形式的战争。根据这一观点，葛兰西批判了“不断革命”论，他将这一理论追溯到1848年的革命，而这一理论则尤其与托洛茨基联系起来。他拒斥在革命过程中不可能存在间歇以及在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前出现间歇将导致致命后果的观点。
[2]《狱中札记》第1558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29页（英文版）。——第126页脚注2
[1]《狱中札记》第1566-1567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243页（英文版）。——第127页脚注1
“（‘不断革命’的）公式只适用于一个历史时期，而这时不存在人数众多的群众性的政党以及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即可以说这时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2]
[2]《狱中札记》第1566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243页（英文版）。——第127页脚注2
此后，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以及群众组织的增长，不断革命的观点就被葛兰西称之为“公民领导权”的观念所取代。这种领导权的建立是所有统治阶级的成功和生存的基础。这一观点是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核心，革命党，即现代君主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的领导权，如果有必要，在“消极革命”时期或者说“阵地战”时期，可通过使民众的观念得到缓慢的改进来建立这样的领导权。
在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受益于列宁。葛兰西认为，由于列宁在坚持党的任务是使群众清楚党的政策之意识形态基础，以便使他们免受“经济主义”和直接的世纪经济目标的诱惑时，强调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变革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葛兰西写道：
“列宁只是在发展政治学说和实践时才推动了哲学本身的发展。权力工具的实现只有在它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领域，并决定着意识以及只是方法的变革时，才能作为一个知识的事实，一个哲学的事实。用克罗齐式的话来说，这就是，当我们成功地采用一种新的符合于新世界观的道德观念时，我们便最终采用这个新的世界观，由此便开始了整个哲学的变革。”[1]
[1]《狱中札记》第1250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65-366页（英文版）。——第129页脚注
事实上，列宁在他的经典著作《怎么办？》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是否这样讲过，还是值得争论的，但是葛兰西毫不怀疑，通过观念改革的途径确立领导权的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通过直接运用克罗齐的语言来重述列宁的思想原则，以便检验，它这也是葛兰西思想方法的一个特征，因此，他的领导权学说似乎也得到了这两位大师的承认。
在葛兰西看来，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价值观念。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正如以往十九世纪成功的自由体制一样，将最少诉诸武力。
“领导权在传统的地区，即议会制度地区的‘正常’实施，其特点在于将武力和民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调解着武力和民意双方的平衡而不会过多地超出民意运用武力。因而它竭力做到使武力的运用看起来应得到大多数意见的支持并由所谓公共舆论机关——报纸、协会等——来表达……当民意和武力间存在着腐败堕落和尔虞我诈时（它表明这样一些情况，由于过分危险地使用了武力，因而使得领导权的实施变得十分困难）。”[1]
[1]《狱中札记》第1638页（意大利文版）。——第130页脚注
在危机期间，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机构趋于崩溃，党趋于分裂，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够得到民意以行使统治。对于权利的更替、新的领导机构的创立以及为民意寻求新的基础或假定寻求由武力支持的政府来说，形势已经成熟。
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个在实际上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已经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了领导地位的阶级。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拥有一个可以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而该集团又有能力从社会其它集团中获得支持。葛兰西列举了意大利十九世纪复兴运动中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的事例，这些人在当时既能在知识分子中，也能在人民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中获得支持。此外，统治集团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其它集团的利益。
“领导权的行使毫无疑问在行使该领导权时必须考虑被行使集团的利益和倾向，还要确实存在着协调平衡；并假定统治集团应为某种经济合作方式付出代价，但是，同样无可怀疑的是，所付出的这些代价和所做出的这种妥协不会（对统治集团）产生根本性的影响。”[1]
[1]《狱中札记》第159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61页（英文版）。——第131页脚注1
因此，在夺取领导权的过程中，似乎应存在两个阶段，每一阶段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将是一个通过“阵地战”来进行准备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里，逐渐确立了某一社会集团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该时期里，党将同其他社会集团合作，做到在某种程度上尊重这些集团的利益，并对他们的要求做出让步。对葛兰西来说，这一过程象所有历史变革过程一样，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夺取和保持领导权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说，“同领导权之间的所有关系必然是同教育学之间的关系。”[2]该教育过程的成功程度将由新的民意，或用葛兰西的话来说，由“集体的民族的意志”之确定程度来表示。以往，在意大利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意志，才使得它被排除于欧洲历史的许多重要发展过程——诸如宗教改革运动之外。为了产生这样的意志并形成可以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民族大众集团”，知识界的领袖就有必要紧密联系群众，他们的观点就要接受一般观念的检验。葛兰西写道：
“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感受、没有激情也可能进行认识……（也在于）他们认为即使同民族大众相区别、相脱离，感受不到人民群众的满腔热忱，不能理解他们，不能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他们做出解释和说明，不能把他们同历史规律，也就是优秀的世界观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仍旧可以是知识分子……（但是），没有激情，没有知识分子与民族大众的感情联系，就不会产生历史和政治。缺少这种联系，知识分子和民族大众的关系就降低为纯粹官僚式的、形式性的关系；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会成为特权者或成为神父……”[1]
[2]《狱中札记》第133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50页（英文版）。——第131页脚注2
[1]《狱中札记》第150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18页（英文版）。——第132页脚注
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一方面同民众信仰及民众感情的性质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同政党内部的整个民主问题相联系。葛兰西以往对通俗文化的兴趣，现在同他在都灵工厂委员会时期所关注的问题，同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团结起来的需要相联系，而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团结又必须靠葛兰西用于多种目的的所谓“历史的纽结”来实现。在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中，葛兰西继续说道：
“如果知识分子和民族大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是有机的联系，由于这种有机联系，（双方的）感受和情绪才能得到相互理解，那么，那时，也只有那时知识的……联系才成为代表性的联系。只有那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才能进行交流。这就是说，共同生活的实现，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只有那时，才能产生‘历史的纽结’。”[1]
[1]《狱中札记》第150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18页（英文版）。——第133页脚注
此外，葛兰西还强调执政党和群众之间必须具有流动性。“在领导权制度中，领导集团和被领导集团之间存在着民主，这种民主将导致经济的发展和表现经济发展的立法的发展，这些发展均有利于被领导集团成员向领导集团过渡。”[1]葛兰西怀疑并讨厌官僚主义，他把官僚主义看作是使一个政党僵化干瘪、落后于时代的巨大的威胁。毫无疑问，他回顾了两种官僚主义，一种是在他从事政治活动时期意大利社会党曾经具有的特征；而他同时又担心另一种官僚主义的威胁，这就是意大利共产党内布尔迪加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听到这应当是脱离群众的、自封的杰出人物。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在这里进一步向普遍化甚至抽象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也是他在其政治活动生涯中一直关注的问题。当他观察当代意大利官僚主义时，他认识到官僚主义大部分表现在小资产阶级身上，而这一阶级——尤其是南意大利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葛兰西的父亲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反复无常和机会主义的特征使得葛兰西一直对它抱有深深的怀疑。葛兰西认为，这些人会不惜任何代价决心保持其社会地位并阻止社会的变革。他厌恶和怀疑官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者，他认识到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党，政党在那些国家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履行职能，都需要某种性质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必须是灵活的、民主的、不偏不倚的。怎样才能造就这样一些品质，这是葛兰西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而又没有发现精确答案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提出答案应在——这里，他的说法很象1919年和1920奶奶他曾拥护的——“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中，他写道：这种形式，
“是一种‘动态的’集中制，是不断地把组织活动应用于真实的运动过程，是把下面的压力和上面的领导结合起来的过程，是把底层的群众因素纳入领导机关的坚强结构中的过程，而这一机构将保证连续性的日常的经验积累。”[1]
[1]《狱中札记》第1056页（意大利文版）。——第134页脚注
[1]《狱中札记》第1634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88-189页（英文版）。——第133页脚注
葛兰西认为这种集中制作为“官僚的”集中制之对立面将产生一种“有机的集中制”，而官僚集中制中的统治集团则千方百计使自身及其特权永恒化。应该承认，葛兰西的公式采用了黑格尔式的语言，保留了形而上学性。
“民主集中制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制度，这一制度使自身得到多方面的表现……它是一种批判性的探索，即一方面在异中求同，另一方面在同中求异甚至是对立，以便紧密联合和联系相似的属性，但是，根据这一方法，联合和联系应具有实践的和‘归纳的’必然性，应是实验的而非理性抽象演绎过程的结果，而这种演绎制是腐儒（或愚人）的特征。”[1]
[1]《狱中札记》第163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89页（英文版）。——第136页脚注1
跟索莱尔一样，——这里，葛兰西似乎是在摹仿索莱尔——葛兰西在抨击知识分子时，却最具有知识分子特征；在赞成具体时，却最为抽象。但是，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似乎同三十年后中国的毛泽东主义付诸实践的那些思想类似，那时知识分子被迫从事阶段性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紧密联系（因而，被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不仅关心国家事务，而且也关心其效果）就会成为推动力以激励人们寻求新的手段，以解决知识分子以及公职人员的问题。”[2]
[2]《狱中札记》第1632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86页（英文版）。——第136页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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