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第8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或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说的实践哲学，构成了他的思想框架。尽管“实践哲学”这一短语，就如他称列宁·伊里奇（本应为伊里奇·列宁——译者注），托洛茨基·布隆斯坦和斯大林以及很少引用的朱瑟佩·贝萨罗尼（实为约瑟芬·维萨里奥诺维奇，Joseph Vissarionovich）一样，含有迷惑狱吏之目的，但实践哲学这一术语仍精确地体现了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应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指导人们的行动。但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却极具个性。他从未完全拒绝克罗齐的历史循环论，在《狱中札记》里，他用大量的篇幅对克罗齐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葛兰西的头脑中似乎存在着一场列宁与克罗齐之间的永恒的对话，由于他同样深受列宁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因而，他的许多概念都得自于列宁，诸如，其“领导权”的概念，就是他的历史和政治分析中的核心部分，而这一概念就来自列宁。他曾主张：
“《新秩序》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把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要求制定的原理翻译成意大利的历史语言。”[1]
[1]《新秩序的纲领》，见《新秩序》1924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第21页（都灵，1971年版）。——第94页脚注
一般说来，他总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因而，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面，更多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容。他相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产生了他所认为的灾难性的影响，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粗糙、麻木的唯物主义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根据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一些章节搞清楚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这一理论所导致的对历史及历史变革问题研究的态度。在这些章节中，他批判了苏联的一部关键性的理论著作即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卷刊行于1912年，葛兰西所用的可能是1927年的法译本。他还知道布哈林一篇题为《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来看的理论和实践》的著名论文。布哈林于1923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史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布哈林确实代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倾向，但到葛兰西在文章中谈到他时，他已经被苏联的作家批判，而且几年后，根据斯大林的指令被判处死刑。就布哈林信仰自由的探讨，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变化着的哲学——他曾写道：“如果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那是十分奇怪的。”[1]——而言，他的观点同葛兰西的观点十分相似。到1920年晚期，甚至在他的实际政策中，他得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同葛兰西也相差无几。但是，尽管葛兰西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判有时是不公正的（也许他并不直接了解当代关于布哈林观点的讨论，诸如捷尔吉·卢卡奇的论述），但是，葛兰西给布哈林的著作所作的注释却为葛兰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他的思想活动和假设提供了有趣的证据。
[1]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74年版）第107页。这部杰出的传记著作在解释布哈林的观点时比葛兰西更富于同情心。——第95页脚注
葛兰西对布哈林的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反对布哈林把历史学和社会学加以区分，反对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历史理论的看法。第二，他反对布哈林象十九世纪实证主义那样坚持把自然科学当做所有其它精神活动都应与其一致的模式。第三，他对布哈林企图把辩证法降为力量平衡的机械法则抱有反感。葛兰西在一段包括这三个方面的批判的文章中说：
“社会学企图根据一种预先已有详论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这样一种哲学形式来创造历史和政治科学的方法……它变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它企图根据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式基础之上的标准，提纲挈领地描述和划分历史与政治事实。因而，它企图象‘预言’从橡子必然长出橡树那样的方法来‘实验地’确定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庸俗进化论是（这种）社会学的基础，这种社会学无法了解从量到质的发展过程的规律……”[1]
[1]《狱中札记》第1432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26页（英文版）。——第96页脚注
也许事实上这是对社会学家——至少是对自孔德（Comte）和希尔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来的社会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不确切的描述。但是他却足够精确地反映了葛兰西的观点：历史，而不是社会学，包括着所有其他的包罗万象的学说，它杜绝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机械论的观点。由于克罗齐走得还不够远，也由于克罗齐拒斥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如果哲学和历史是同一的，那么，其结果就是政治、历史和哲学也是同一的。尽管在这些方面葛兰西对克罗齐作了深刻的批判，然而，他还是追随了克罗齐。
葛兰西反对把历史降低为社会学，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社会学方法，还与他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即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相联系，这个信念就是：人能够影响事件，历史的发展并不是预先规定好的，在历史的领域中，一个人并不必然能象预言从橡树种子中将长出橡树一样预言历史。这是反对布哈林观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葛兰西认为，基于经验的统计规律基础之上的社会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学说可能有一定价值。但是，他继续说道，
“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强调，即只有广大群众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感兴趣的问题……在根本上保持被动状态时，统计学的规律才有可能运用于政治科学及政治艺术中。进一步说，把统计学扩展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领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就是用它来预见未来和行动过程。在自然科学中，统计学所能产生的最坏结果不过是产生错误的、不恰当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进一步的探讨中可以得到纠正。……但是，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中，它完全可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产生无可挽回的危害。的确，在政治学中，把统计学规律的假设作为具有必然性的基本规律，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谬误，在行动上，它也只成为实践的谬误。”[1]
[1]《狱中札记》第1429-1430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26页（英文版）。——第98页脚注
（人们不仅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在头脑中想象出苏联的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葛兰西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革命以及为它所做的准备应包括群众意识的深刻变革，因为从这以后，群众将不再成为施政的被动参与者，而应成为制定措施的决定因素，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身将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这个使大众的感情标准化的过程已不再是机械的和偶然的（而不是由环境因素和诸如此类的条件所产生的），而是成为自觉的和批判性的过程。”[1]当然，给《狱中札记》读者留下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他的文章是零散的和不连贯的，葛兰西从未处理他必须去处理的存在于他著作中的矛盾，也未遇到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例如，葛兰西认为人不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整体，而是他们命运的决策参与者，这样一个观点是如何同承认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要素的计划经济相协调的呢？当然，对葛兰西来说，他对工厂委员会以及工业中的参与民主制的看法，应是使这两者协调一致的。
[1]《狱中札记》第1430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29页（英文版）。——第99页脚注
葛兰西批判布哈林企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学基础是因为他否认了历史的方面，也因为他企图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但是，葛兰西还认为，布哈林错误地理解了辩证过程的性质和重要性。很明显，布哈林对辩证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改造过来的这一看法感到窘迫。布哈林认为，辩证法正是马克思过快地从唯心主义那里接受过来的东西，如果辩证法要想在现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栖身之所，就必须使自己成为更能被科学分析所证明的东西。按照葛兰西的看法，布哈林几乎没有给辩证法留下什么位置，并且，“以一种非常肤浅的态度”对待它。事实上，布哈林真诚地希望用科学的术语来重新解释辩证法理论。因为，正如布哈林所说，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辩证法也带有“目的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同黑格尔基于精神的自我运动基础上的公式相联系。”他确信，辩证法可以用纯粹的科学语言来重新加以解释：
“世界由多方面起作用的、相互对立的力量所组成。这些力量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瞬间的平衡。那时，我们才有所谓‘静止’状态，即这些力量的现实冲突被隐匿的状态。但是，我们只要改变其中力量之一，那么，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平衡就将被打破，如果再次达到新的平衡，它就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由此得出结论，‘冲突’、‘矛盾’，即作用于不同方向的力量的对抗决定着系统运动。”[1]
[1]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16页。——第101页脚注1
在葛兰西看来，这种重新解释没有说明任何东西，因为它仍然把世界分为可以用科学术语说明的部分和作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象的部分，并因而使哲学“蜕变为形式逻辑的亚种和繁琐哲学。”[2]但是，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总的观点恰好是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历史、哲学、政治学、科学——统一为一个单一的体系。他写道：
“如果承认实践哲学是开创历史及世界思想发展史新阶段的统一和独创性的哲学，就必须把握辩证法的真正功能和意义。实践哲学须达到这种程度，它应该超出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些哲学是以往的社会的表现，同时也保留了它们活生生的内容。如果实践哲学不独立于其它哲学，那么想通过达到和表现对旧哲学的超越来掌握新的辩证法是不可能的。”[1]
[2]《狱中札记》第142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35页（英文版）。——第101页脚注2
[1]《狱中札记》第1425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35页（英文版）。——第102页脚注1
葛兰西的辩证法观点在许多方面和黑格尔，也同样和马克思相一致。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这种辩证法是布哈林的观点和克罗齐的观点的平衡。他本人似乎从三个方面来看待辩证法。[2]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它意味着一事物和它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诸如知识分子或党的领导同群众（对于群众来说，党既是指导者又是被指导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意味着内在于所有历史和政治过程中的永恒的对话。但是，其次，他以黑格尔的特殊方式来运用这一术语，即根据三段论——正题、反题、合题——也即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来分析历史的发展。“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札记中写道，
“实践哲学是对黑格尔主义的改造和发展。这种哲学已经（或正在试图）从意识形态中片面和迷信的因素中解放出来。它是充满矛盾的意识，在这种矛盾中的意识，即既被认作个人，也代表整个一个社会集团的哲学家不仅掌握了这种矛盾，而且也把自己作为一个矛盾的因素；并把这个因素提高为知识的，因而也是行动的准则。”[1]
[2]见诺伯托·鲍比奥的《对葛兰西辩证法的注释》，引自《葛兰西研究》。——第102页脚注2
[1]《狱中札记》第1487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04-405页（英文版）。——第103页脚注
在葛兰西看来，这里提出了辩证法的第三个意义，这一点对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葛兰西一直攻击那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它认为经济制度、生产和交换方式直接决定着上层建筑——诸如道德、法律、哲学、艺术，即整个精神领域。葛兰西很不公正地把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布哈林扯在一起。由于天性以及他的早期哲学素养的原因，葛兰西希望用更精致的术语来观察历史，也希望给观念的影响以及给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留有更多的余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为黑格尔所谓从量到质的转变建立基础，也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中产生非物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葛兰西强调，布哈林由于把量到质的飞跃局限在物质世界里的事例上，
“满足于水伴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态（诸如冰、液体、气体）、外部动因（火、太阳、碳酸的蒸发等）决定着纯粹的机械事实这类文字游戏……如果每一社会事物的总计都多于（或异于）它的组成部分的总数，这必定意味着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原则不可能是物理规律，因为物理规律不能脱离量的范围，除非是比喻。”[1]
[1]《狱中札记》第1446-1447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69页（英文版）。——第104页脚注
因此，辩证法不是物质力量的盲目冲突。它是一个运动，对于这个运动，人们可以通过深思熟虑，出于自己的意愿，在辩证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向新型社会、新型的意识飞跃的时刻就会到来。“每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彻底取代正题倾向的反题，都必须也必然把自己作为正题的固有的对立面。”如果说葛兰西发现布哈林的观点太机械、太实证主义化，那么，他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同克罗齐所持的观点区别开来。克罗齐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作用和反作用，挑战和应战，以至于新的历史阶段对某个历史阶段的全部否定成了毫无痛苦的改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所认为的一样，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放弃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另一方面，葛兰西同早期黑格尔主义者米凯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一样认为：“破坏之力即创造之力。”在葛兰西看来，通向革命没有平坦的道路。
在葛兰西关于从量到质的转变以及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分析中，他牢牢地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经典著作，他认为这些经典著作被他们的某些后继人，包括布哈林在内给低估了。他引用最频繁的一部马克思的著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许多段落他可以倒背如流。马克思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中文版）。——译注——第105页脚注
在葛兰西看来，这段话似乎说明了各种历史状态的复杂性及其未知的可能性，因为，变革可能是缓慢的，新力量的发展也并不总是可以预测的。此外，马克思还谈到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中文版）。——译注——第106页脚注1
恩格斯在晚年，也在一部为葛兰西所了解的著作中谈到这样一种看法，“在参加者的头脑中，对这些斗争的……反映……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2]。
[2]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中文版）。——译注——第106页脚注2
因而，肯定地说，“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必然的相互作用就是真正的辩证过程，”[3]葛兰西认为，他真正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也许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进一步认识到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以及观念在产生历史变革中的作用，比其它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不可能在经济条件和精神发展中建立精确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声称每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都可以作为基础变化的直接地表现，并用它来代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假设，这种要求在理论上必定被指责为原始的和幼稚的，在实践上必定遇到作为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作者的马克思所提供的可靠证据的挑战。”[1]
[3]《狱中札记》第1051-1052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66页（英文版）。——第106页脚注3
[1]《狱中札记》第87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407页（英文版）。——第107页脚注
列宁曾经认为，在由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历史模式内，存在着许多波动变化的余地：
“世界历史是以数十年为计的。以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十年、二十年左右没有什么区别：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十年、二十年是无法加以计算——即使是近似地计算——的小事。但是，精确地说来，正由于这个原因，把世界历史的尺度应用于政治实践中是极大的理论错误。”[1]
[1]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12页。——译注——第108页脚注
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毫无疑问，过去几年的政治经验和他对于历史事例的研究对他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他区分了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一种在社会中所具有的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
“当开始研究某个历史时期时，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区别之重要性就变得十分清楚了。一场危机发生了，有时它持续了数十年。这个持续时间非常之长的危机意味着无法治愈的基础性的矛盾已经自我暴露了……但是，尽管如此，这也意味着为保持和捍卫现存基础而奋斗的政治力量……正千方百计在有限的范围内挽救它们。这些持续不断的努力就构成了‘机缘性’运动的范围……在政治历史分析中，一个普通的错误就是不能发现有机的运动和机缘性的运动之间的正确关系，这就导致把事实上只能间接起作用的原因看作是直接起作用的，或是把当下起作用的原因断定为唯一有效的原因。”[1]
[1]《狱中札记》第1579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77-178页（英文版）。——第109页脚注1
试图分析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并试图对两种解释——基础上的解释和机缘性的解释——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使葛兰西提出一个非常重要（即使有点模糊）的观念，即“历史的纽结”的观念。葛兰西试图借助这个字眼来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了革命变革的形势；旧制度的经济基础正在土崩瓦解，而人民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葛兰西描述历史的纽结这一概念的方法就是：“精确的物质力量是历史的纽结的内容，意识形态是它的形式。”[2]此外，他还写道，“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了‘历史的纽结’。”[3]他相信，认识到客观的物质力量的发展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要依赖于正确的理性分析，也依赖于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将“对基础的矛盾做出理性的反映，并（表现）革命实践客观条件的存在。”[1]
[2]《狱中札记》第869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77页（英文版）。——第109页脚注2
[3]《狱中札记》第105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66页（英文版）。——第109页脚注3
[1]《狱中札记》第1051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66页（英文版）。——第110页脚注1
葛兰西似乎还认为“历史的纽结”在个性发展中具有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同时，在社会的发展中，有时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他运用该术语来描述“自然和精神的统一（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对立的统一和差别的统一。”[2]他似乎还把这种统一在心理上的实现看作一个辩证过程，这一过程似乎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事件进程产生影响的辩证过程相似。他写道：“人创造其自己的人格：”
“1. 借助于把特殊的人格和具体的（‘民族的’）倾向输入到他们自己生命力或意识中。
2. 通过发现可以使这种意志具体化、特殊化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方法。
3. 通过致力于改变具体条件的总和以便在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用最丰富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意志。人被看作一个历史的纽结，他既是这个集团的纯粹个人和主观的因素，也是它的群众的和客观的或物质的因素，个人同这个物质因素之间具有一种积极的联系。”[1]
[2]《狱中札记》第1569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137页（英文版）。——第110页脚注2
[1]《狱中札记》第1338页（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选》第360页（英文版）。——第111页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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