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澳〕伊安· 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1993） 修订版中译本序言 此书首次出版于1993年，在该版导论中我曾指出，有人会把苏联解体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苏联的官方信条。我曾忧虑—后来证明这种忧虑是符合实际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们觉得再也无须像那些冷战时期的批判者一样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交锋。他们曾经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尽管他们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学理上不自洽而想要把它打发掉。 本书考虑到马克思对黑格尔遗产的继承，提供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新解释。我的目标是要表明，如果真正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就没有理由宣称这些思想“如此缺乏关于清晰性、言之成理性（plausibility）、科学正当性或解释适当性的确切标准，以至于从经验层面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或推究它们的哲学涵义只会是浪费时间”。在目前的氛围中，我对马克思思想的颇为认同的理解在西方受到普遍冷落。因此，为拙著修订版的中译本撰写此序言，让我倍感欣喜，因为拙著如今有望呈现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这次修订反映出我对马克思思想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同时当代与马克思交战的重点也在改变。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我意在拿它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基本主张进行论战。他们的目标是，丢弃马克思主义中不自洽的、含糊的或过时的因素，同时将余下有价值的东西与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理论相融合，以此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在那些被抛弃的不自洽或含糊的因素中，首要的就是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至少当它被视为分析方法的对手时是如此。如此重构的马克思主义不会主张任何通达社会实在的特有方法论或途径。我论证到，事实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未考察辩证方法的运用是否真的与分析思想格格不入，就将所有涉及辩证方法的观念打发掉了，而这些观念却可能阐明了马克思的思想。我认为这种失察使得那些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构无法虑及其中的精妙性与融贯性。 我秉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标榜的明晰性与严谨性，同时考虑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提出了几个方案来解决当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在冷战中，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人宣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键区分并不成立。进而，尽管马克思声言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他关于一旦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出现矛盾就会发生社会变革的主张却暗示了社会变革只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这种主张不会赋予阶级斗争任何有意义的角色。这就导致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对马克思的社会变革思想的解释，这一点反映在所谓的“布伦纳争论”（Brenner debate）中。我的解释表明，马克思的这两个区分其实是融贯的，而且技术发展的作用可以与马克思赋予阶级斗争的划时代社会变革的“发动机”这一核心角色相协调。对作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柯亨作出了重要的分析说明和局部的辩护，但我认为，我的观点比柯亨更好地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尽管我对柯亨的著作充满敬意并有所借鉴。 弄清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我接着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的解释，过于轻易地丢弃了马克思的价值论。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马克思不大完整的社会革命思想，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否定自由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可能性的那些理由，都是基于有限、静态、一次性的个人选择模式，而这种模式则来源于现代的博弈论。我再次着重表明，严格论证与表达明晰的分析方法，加上诸如博弈论等现代理论形态，并不一定要求丢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或其未臻完善的工人阶级革命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对分析方法的采用并不导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分析中的关键因素的轻易否弃：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作为立论基础的革命性变革前景的说明，仍存在立项探讨的空间。 21世纪的开始，标志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思想的计划的终结。所谓的“九月团体”（September Group）的一些成员构成了该学派的中坚，他们不断开会讨论民主理论和作为社会正义基础的平等主义。我现在认为，如今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来证明我曾着重做出的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过去它能成立，是因为它回应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共有的那些轻率假设，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是原始经济思想的模糊残余。 但我仍然认为，劳动价值论反映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主义利润与剥削的基础就是资本家们所拥有的权力，借助这种权力，他们迫使工人劳动的工作日大大超过其企业的收支平衡点。这种权力又来源于他们通过资本所有权对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的控制，再加上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相对垄断，他们拥有了对劳动期限与劳动条件的控制。然而，既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如今已不再盛行，我也再无动力向它自鸣得意地抛弃劳动价值论提出挑战。现在我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对于他的资本主义解释更加重要，因为剥削理论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特有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正使得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形式和商业与金融资本的私有权形式。 因此，我重写了论述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那一章的大部分，以更多地阐述这些主题，并从辩证的立场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批判考察，给予劳动价值论以恰当的评价。我也利用了勒波维茨（Michael Lebowitz）的重要著作《超越〈资本论〉》（Beyond Capital），以把对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讨论与他关于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不完整理论联系起来，这种革命基于工人阶级（the working class）的自由集体行动。在此，我试图充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粗略考察。然而我的说明也是粗略的，尽管我试图尽力将其阐明，来让读者能够评估它是否值得继续前进。此任务的完成要留给另一个计划，它超出了此修订版的范围。此版的任务是要表明，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说明如何有缺陷或不完善，他的理论总体上为继续下列工作提供了正确的基础：理解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理解革命性变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从而进入新的更发达的自由社会合作制度。 在本书修订版中译本出版之际，我希望这是一个吸引读者注意马克思思想的好时机，因为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卷入自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跟本书初版相照面的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念，如今已被对资本主义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信心流失所取代。私有财产拥有者的私利会受到似乎是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而去生产产品，这种生产不但有利于所有人，而且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合作都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被震惊所取代，人们惊讶地发现，私人产权市场制度能够通过杠杆作用将信贷提到无法支撑的债务水平。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易于遭受经济危机的观点得到最近这次验证，其结果不只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作为最高经济发展形式的信心的丧失。随着劣质的银行债务势在吞没全球金融机构的私人资本，现在的信贷对于日常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来说已过度紧缩。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威胁到生产，造成它持续大幅下滑，因为家庭会将债务降低到更可承受的水平，银行会在借贷资本的杠杆作用上降低风险，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威胁到千百万人的生计，使其被重新抛入贫困境地。这种经济失败，连同资本主义盲目发展所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环境破坏，比过去更为深刻地提出了这个主题：国家如何能够发展出自觉的社会合作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以造福所有人。 如我在书中讲到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他的基本理念是，资本主义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一方面，急剧增长而不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可能摧毁剩余价值以及利润生产的基础；另一方面，依靠绝对与相对剥削率的有力提升所带来的急剧增长，则可能破坏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然而，从这种洞察出发，我们并不能预言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时间与严重性，而只能预言危机很有可能发生。我曾提到观察资本主义危机循环的两种方式：一是要看到，只要资本主义持续下去就会发生危机；二是要看到，在资本积累的基础性结构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的增长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今天，我认为还有清醒反思的空间：为了帮助解决危机的基础性问题，政府可以决定通过新的金融政策来降低金融市场的无序性。然而，在过去大约28年的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家阶级（the capitalist class）坚持维护它增加剥削的权威，为资本增值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资本家与工会之间的力量平衡已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更有利于资本家，甚至到了19世纪资本家阶级所喜欢的程度。为了公共利益而向资本征税以及对资本的控制监管已经大大降低了。 这一点，与苏联衰落、崩溃之后人们日益膨胀的自信与傲慢有关。现在很明显，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工人，由于生活水平的舒适程度而只考虑他们的家庭，同时资本家阶级加强了对大众媒体的控制，随着媒体的影响日益扩大，资本家阶级对孤立个人的影响也日渐增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左右政府的政策以符合其利益。目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能否持续下去，这难以保证。这代人希望将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传给后代，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紧迫。拙著意在澄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笔者希望本书能够对思考此问题的读者提供帮助。 如果没有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的友情与支持，本书修订版中译本的出版无从谈起。从一开始他就十分慷慨地认可，本书试图对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提供一种同情但绝非教条式的理解，尽管其中还存在许多缺陷。他不遗余力地组织刘宇等翻译助手，带领他们完成本书原版及修订版各章的翻译。我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他们提供了支持与策划，也要感谢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慨然应允将拙著纳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中。 伊安· 亨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