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妇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本章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开始，即通过关注家庭或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主义下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性别压迫的理论。在一个75%的无偿照料和家务劳动由女性完成的世界里，这些理论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Charmes，2019）。
　　我怀着深深的同情在写这个话题。我在伊朗的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童养媳，她们多次怀孕、过劳流产并失去了孩子；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照顾孩子们还有丈夫和公婆；烤面包，挨家挨户地卖面包谋生。世界上大多数女性仍在遭受类似的命运。
　　2018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一年的女性家务劳动（如洗碗和照顾孩子）换算为货币，那么在英国，这些劳动价值“每年1.2万亿英镑，约1.6万亿美元”（Yeginsu，2018）。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Oxfam）的一项全球研究建议妇女和女孩每天125亿小时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应获得最低工资。据估计，2019年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为10.8万亿美元，其中印度女性所占份额最大（Oxfarm， 2020年； Wezerek和 Ghodsee，2020年）。最近的另一项官方研究表明，在美国，男性每赚一美元，女性只赚49美分。这一数字远低于常说1比0.8的比例，因为前者考虑到了妇女照顾子女和老人等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Newburger，2018）。女权主义经济学家Nina Banks（2020年）的另一项研究重点说明黑人和其他边缘女性在历史上被忽视的无偿社区活动（另见Nelson，2021）。
　　现在，让我们简单综述一下1969年至今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理论；再回顾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范畴重新解释这些理论，最后，我将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主要论点进行批判性评价，努力得出它们的假设和逻辑结论，以检验它们与当今的贴合度。

社会再生产主要理论综述

　　2019年是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1969）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发表50周年,该论文由《月刊评论》出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来称为“家务劳动辩论”的讨论。本斯顿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化学和计算科学教授，后来从事女性工作研究。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家。
　　本斯顿在她1969年的文章提到，在一个以工资为工作价值衡量的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的物质基础是她们的家务劳动不在货币经济内。她强调，家庭劳动处于前市场阶段，因此只产生简单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家务劳动产业化，即将家务劳动的私人生产转化为公共生产，并且在没有逐利动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这样做。
　　三年后的1971年，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活动家Selma James 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Mriarosa Dalla Costa共同撰写了小册子《女性的力量和社会的颠覆》（The power of Woma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该作后以国际家庭工作工资运动（1972年）和后来的全球妇女罢工（2000年）的创始文件而闻名（见Dalla Costa和 James， 1971年）。
　　和本斯顿一样，她们认为女性受到特定压迫的物质基础是没有薪酬的家务劳动，更进一步，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向作为资本代表的国家提出支付家务劳动工资的要求，一定会成为“增强我们的力量的杠杆”（James，2012，第45页）。
　　与本斯顿不同，她们认为资本主义下妇女的家务和再生产劳动不仅产生简单的使用价值，而且产生交换价值（James，2012，pp.50-1）；因此得出结论，女性拒绝从事家务劳动的运动可能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基本杠杆”，“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角色……是决定因素”（第54页）。妇女不仅应该拒绝做家务，否认家庭主妇的角色，而且应该在家庭外“戳破通过工作获得解放的神话”，完全反对资本主义劳动模式，因为它建立在管控的基础上。（第59页）。
　　意大利女权主义学者/活动家、家庭劳动工资美国分会创始人Silvia Federici（2012）在她的作品《零点革命：家庭工作、生育和女权主义斗争》（Revolution at Point Zero：Housework，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中明确了这场运动发起的主要原因。Federici（2011）写道：“（1972年）发起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女性，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先前的斗争活动，这些组织积累了反殖民运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意大利歌剧院的）工人运动的经验”。（第6页）她们将家庭和家务劳动（不仅仅是家庭主妇）视为工厂制度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需要无偿的再生产劳动来控制劳动力成本”（第8页）。因此，家务劳动工资理论家认为，“一场成功的运动会截断这种无偿劳动来源，打破资本积累的过程，站在广大女性的立场上对抗资本和国家”（第8-9页）。
　　在另一部作品《卡利班和女巫：女人、身体和资本原始积累》中Federici（2004）认为，资本主义在15世纪和17世纪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的父权制统治，其基础是女性再生产工作的贬值（去工资化），以及攻击女性对自身再生产能力的认识。（Caliban：卡利班，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半人半兽的野蛮人，被魔法师普洛斯彼罗（Prospero）奴役。他在戏剧中代表了殖民主义对原住民的压迫和反抗）
　　家务劳动工资运动还扩大了其重点，包括所有母亲、自给农民、家庭农民、接受社会福利的人员、残疾人、性工作者和囚犯的再生产劳动。
　　在作品《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压迫：朝向统一理论》中，Lise Vogel一方面（1983/2014）试图批判继承和发展本斯顿和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和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工作，另一方面她着重回应持有 “双重制度理论 ”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后者认为压迫妇女的父权制和剥削妇女的资本主义是两个独立的体系，而Vogel对父权制作为一种自主体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相反，她在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她所说的 “统一理论”来解释对女性的压迫。
　　Vogel（2014）认为，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交换价值（第192页）。然而，妇女对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通过代际更替（即生孩子和抚养孩子），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或生产工人基本需求所需的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妇女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但它间接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积累（马克思，1976年，Vogel引用，1983年，第152页）。在2014年晚些时候的作品中，Vogel进行了更正，并表示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并没有创造出“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再生产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的成本。但她认为，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仍然以间接的方式为必要劳动做出贡献。
　　Vogel进一步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可能会将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在资本主义下，它永远不可能完全社会化。由于生育将继续由妇女承担，资本主义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生育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因为产生了劳动力。另一方面，妇女的生育限制了妇女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因此，Vogel（1983）写道，“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阶级寻求以低成本和最少的家庭劳动力来稳定劳动力的再生产”（第156页）。她主张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是一个建立在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和公共或社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这将减轻家庭劳动的负担，并允许家庭成员分担这些劳动。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父权制和对女性的压迫将逐渐消失（Vogel，1983，第174- 5页）。
　　在2014年晚些时候出版的书中，Vegel澄清道，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可以通过移民和奴隶制进行。她提醒人们注意辅助生殖技术（ART）在21世纪的作用：“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不总是像有关家务劳动辩论通常认为的那样与以私人亲属为基础的家庭有关。特别是，它不一定意味着异性恋、生物生殖、家庭和代际更替”（Vogel，2014年，第189页）。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定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首先，一种观点，无偿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产生了使用价值，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其次，另一种观点，这种劳动不仅产生使用价值，还产生交换价值，因此直接推动资本积累过程。
　　为了严谨评价这些说法，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直面社会再生产理论家们从他那借用的范畴。马克思如何用自己的话解释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

再看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的概念

　　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1976）解释说，资本主义与以往经济体系相比最重要的特征是：“价值的生产。一样东西不成为效用的对象就不可能有价值”（第131页）。他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劳动模式的表现。价值的“实质”是机械的、一般的、“抽象的”，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第131页），这是一种在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之前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式。
　　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下的这种劳动描述为一种与其产品、活动、其他人以及人类“自由活动潜能”相异化的劳动（第101页）。他强调，工人“不能自由地发展他的精神和体力，反而身体疲惫，精神萎靡… …他的工作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加的。劳动不是对一种需求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其他需求的一种手段。”（free conscious activity ：自由意识的活动，也就是人类有目的地、自主地、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是自由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自由意识的活动，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后面，他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讨论了资本主义下他所说的“劳动双重性”。他将“抽象”、一般、无差别的劳动与“具体”、有目的、有差别的劳动相对立；还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和作为活动的劳动进行了类似的区分。（labor as commodity 是指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货物。这种角度认为，劳动者是劳动力的供应者，资本家是劳动力的需求者，他们之间通过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的价格（工资）和数量（工时）。这种角度忽略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只关注了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和量化性；也掩盖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只强调了市场的自由和公平。labor as an activity 是指把劳动看作是一种活动，一种人类有目的地、自主地、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这种角度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力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劳动者通过劳动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一方面，所有的劳动都是生理意义上人类力量的消耗，正是在这种平等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特质中，形成了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所有劳动都是以特定形式和有明确目标的人力消耗，正是在这种作为具体有用的劳动特质中，产生了使用价值。（马克思，1976年，第137页）。
　　他进一步解释了这一区别：
　　因此，就使用价值而言，商品中所含的劳动力仅在质量上计数，而就价值而言，劳动被简化为纯粹的人力，仅在数量上计数。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劳动的“如何”和“什么”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中，是劳动时间时间的“多少”的问题。（马克思，1976年，第136页）
　　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上述解释的价值“实质”和价值的“表现形式”，后者即交换价值或货币（马克思，1976年，第139页；另见Khosravi，2017）。在他看来，货币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普遍、同质、抽象、无差别、异化的人类劳动表现。尽管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硬币形态的货币一直在使用，自几个世纪前（Nova，1996）以来，其他形式的货币也在使用，但在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货币和商品交换并不广泛。
　　马克思（1976）也用时间来定义价值的“数值”，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相反，他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根据平均技能和平均劳动强度产生使用价值所需的时间（第129页）。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具有双重性，具体的劳动和抽象的异化劳动都被简化为机械的、一般的和同质的，它们的衡量标准变成了社会平均时间，或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
　　既然我们已经概述了价值这个概念作为异化劳动的表现，下面来继续探究剩余价值的概念。
　　在《资本论》第二部分“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中，马克思（1976）认为，资本家（无论作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通过购买一种称为劳动力的商品而致富，这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大于自身。资本家以其价值购买劳动力，即该工人及其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基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或社会平均时间）。这些必需品包括食物、衣服、燃料、住房、交通、教育等。然而，满足这些需求的具体方式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并取决于每国人民的体质、习俗和历史发展水平（第275页）。因此，在美国按价值购买劳动力的成本与在中国或印度按价值购买劳动的成本不同，因为美国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或印度的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要低得多。
　　马克思（1976）证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目标是价值的增殖，工人仅仅产生与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是不够的。若一半的工作日产生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价值，则另一半的工作日向资本家产生剩余价值。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工人的工资）将低于工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马克思（1976）强调，现在“诡计终于得逞了：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第301页）。
　　如果我们将价值的产生与增殖（剩余价值创造）过程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增殖的过程只不过是价值生产的过程在一个确定点之外的延续（Marx，1976，p. 302）也就是说超过工人所赚工资的水平后的那点。
　　看待该过程的另一角度是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概念。假设一名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如果需要6个小时来生产工人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价值，那么这6个小时就构成了“必要劳动”。剩下的六个小时构成了“剩余劳动”（马克思，1976年，第325页）。
　　马克思证明，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唯一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劳动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生产价值的生产方式，其目标本身就是价值的增殖、扩张。尽管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当然也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家务，生育劳动是有价值的，但从资本主义不认为这些劳动有价值产生。对资本家来说，一个女人花在为家人烹饪佳肴、相夫教子上的时间没有任何剩余价值。
　　然而，如果生育劳动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全球市场制度，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出售，那么从资本主义就会视生育劳动为“生产性的”。马克思（1976）举了一个营利性学校教师的例子，其劳动被认为是“生产性的”。他认为，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辅导学生的教师不是生产工人，但一个增加了“教育企业”利润的教师就是一个“生产工人”（第644页）。我们也可以给出其他例子，打扫办公室的女工、为公司做饭的厨师、营利性医院的护工，或者机构的性工作者，都会产生剩余价值。相比之下，当这些劳动是在家中提供给孩子和丈夫时，就没有剩余价值1。
　　最后，社会再生产理论家从马克思（1976）那里借用的另一个概念是“资本积累”或“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产生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地用于扩大生产资料（机械、工具、建筑、道路），其代价是以减少工资，进而言之，是牺牲人类和自然；资本主义独钟于此毁灭性的方式扩张，因为更高效的生产资料（如更快的机器）使资本家能从工人那更快地提取剩余价值，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让工作更紧张。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资本的逻辑就是价值作为目的本身的扩张。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人类和自然只是价值扩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第735- 7页）；对于资本家而言，工人作为一个人而言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因过劳工作而死亡，就可以被更年轻的工人取代。因此，保护工人生命的行为毫无价值。
　　此外，马克思（1976）的《资本论》表明，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形成，都离不开各种奴隶劳动。资本主义将奴隶制从父权制度转变为商业制度，后者大大增加对奴隶的价值剥削。
　　既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已被阐明，让我们回到前面阐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家，以及该领域较新的理论家，以批判性地审视其观点。

批判性地审视社会再生产理论

　　本章开始时，我们总结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一个认为，妇女为家庭所做的家务和生育劳动只产生了使用价值；另一分支认为还产生了交换价值。
　　在研究马克思对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的定义时，我们了解到，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劳动具有双重特征（抽象/具体），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并为市场（国内或全球）生产，则它被视为“生产性”或有“价值”。
　　Tithi Bhattacharya和Susan Ferguson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些最新阐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为什么“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很重要，同时为什么生育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Tithi Bhattacharya（2020）认为，尽管女性在市场外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不会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确实代表了一种“非货币的社会关系”，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做好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取决于妇女的生育劳动（另见Elson，1994）。她强调，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需要从谁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劳动力的问题开始。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产生劳动力。因此，资本主义愿意维持非规范的家庭形式以及包括教育、医疗保健、娱乐设施甚至奴隶劳动形式在内的公共部门（Bhattacharya，2020）。
　　在她看来，社会再生产理论“恢复了‘经济’过程中混乱、感性、性别化、种族化和不守规矩的成分”（Bhattacharya，2017，第70页）。它还探讨了资本积累的逻辑对生产车间里人们生产的影响（第72页）；考虑了“这些地方在组织对抗资本方面所起的作用”（第91页）。
　　Susan Ferguson（2019）提醒我们注意一些黑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家务劳动都是无偿的，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认为她们为维持家庭（和社会）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女性受到的压迫与家务无关”（第106页）。
　　Ferguson（2019）没有把重点放在解释无偿家务是对女性的压迫，而是把压迫描述为资本主义“对生活的贬低”（第111页）。在Lise Vogel（1983，2014）著作的基础上，她认为“无论是性别分工还是家庭本身都不构成女性反抗的物质基础。”相反，资本主义下的女性压迫植根于“生育劳动（劳动力的再生产）与资本积累之间必要但矛盾的关系”（第113页）。换言之，“重点是，所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仅是个体家庭的再生产过程）都会遇到资本主义对生命的敌意”，因为再生产生命的资源“归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第114页）。资本主义需要劳动者来创造价值。因此，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用于维持和发展劳动者的价值部分（第111页）
　　Ferguson（2019）也以Silvia Federici、Maria Mies和Sadie Alexander的工作为基础，同样强调资本主义是“通过依赖那些根据‘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区分，控制身体的社会压迫而发展的”（第115页）。
　　出于上述原因，Ferguson（2019）得出结论，“生育劳动是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绝对软肋”（第121页）。价值创造需要“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间接创造了价值。Leopoldina Fortunati（1995）认为生育劳动具有双重性（抽象/具体），并间接创造价值，因为其最终产品——劳动力是一种商品（第105-11页），而与其相反，Ferguson（2019）认为社会再生产劳动不是抽象/无差别的，大多不是为市场生产的（第124页）。她强调，尽管在资本积累的逻辑规训下，有偿生育工作者中对工作内容、节奏和时间的控制要少得多，但在公共部门教师和护理行业，资本的支配往往不那么直接。“生命的产生经常需要抵抗被资本同化”（Ferguson，2019，第128页），因此，教师和护理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学生或客户相处，“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对抗资本主义的异化倾向”（Ferguson，2019，第129页）。
　　Bhattacharya和Ferguson提出了一些关于妇女劳动的作用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问题。然而，一些问题仍没有解决。所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家都认为，以私人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并不是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唯一场所。但大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永远离不开对私人家庭的依赖来再生产工人阶级。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对妇女的压迫》一书中，Vogel认为，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完全社会化；其主要障碍是经济，因为在育儿和家庭维护等领域的成本极高……生育的基本生理过程将继续由妇女负责”（Vogel，1983年，第155- 6页）。然而，在2014年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对妇女的压迫》中，Vogel改变了她的观点，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可能没有任何的家庭形式（Vogel，2014，第189页）。
　　Silvia Federici（2004，2011）认为，家庭劳动工资化对资本主义来说成本太高，将严重影响其资本积累率。在一次采访中，她指出，资本主义需要婚姻中的无偿家务劳动来分化男性和女性，并“安抚男性，让他们有一个仆人来行使权力”（Federici，S ouvlis，&Čakardić，2017）。
　　Joan Smith（1977年、1978年）也同意该观点，她是《妇女与家庭》的作者，该书由两部分组成。
　　● 家庭作为再生产有薪劳动的一种廉价手段，具有重要作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家庭制度的废除都只有在废除了所有资本主义体系家庭制度才能实现。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所有资本主义体系都可以一举废除家庭，建立一个有试管婴儿、婴儿农场等的乌托邦，即“美丽的新世界”或“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般那我们必须关注无薪劳动的性质。（Smith，1977年，第25页）。（《美丽新世界》中，生育是由政府控制的，通过机器标准地产出不同智商与等级的试管婴儿，因此男女不需要结婚，当然不需要抚育后代，实际上大部分女人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处理成雄化雌体，他们不能生育，所以男男女女也就不需要承担疯狂过后的后果与责任，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当下。《一九八四》中，生育是由党所监督和规范的，只有外围党员和无产者才能结婚和生育子女，但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和纪律，不能有任何感情或性欲的表现，只能为了党的利益和未来的一代而生育。内部党员则被禁止结婚和生育，他们必须把所有的忠诚和热情都献给老大哥）
　　换言之，Smith（1977）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将不再有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我们将远离资本主义，回到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建立现代奴隶制的新生产方式。
　　同样，Martha Gimenez（2018）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家庭的持续社会化，以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下的生育活动，将破坏自由个体生产的物质基础，自由个体是自主选择、自负盈亏，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关系的基石（第75页）。
　　Michele Barrett（1980）在她的《当今妇女遭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遭遇》（Women’s Oppression Today：The Marxist Feminist Encounter）一书中，并不认为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受益于性别分工、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家庭与有薪劳动的分离，“更难论证的是，性别划分必然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占有特定的地位。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性别分工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还在逻辑上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先决条件”（第138页）。
　　为了证明这一说法，Barrett（1980）说道，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将家庭与雇佣劳动分离,分离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运转的先决条件”（第175页）。她还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务和生育劳动可以更大程度地社会化。换句话说，在Barrerr观点中，在不需要女性家务劳动和小家庭的前提下重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全可能的（第211页）。因为，“我不相信当今家庭结构是对资本最有利的形式”（第221页）。“这种特殊家庭形式及其伴随的妇女依赖家庭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有效再生产的唯一可能形式”（第249页）。
　　Angela Y.Davis（1983）也认为，家务劳动不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必要的成分，它与作为先决条件的生产有更大关系。雇主一点也不关心劳动力的生产和维持方式，而只关心它的用途和盈利能力。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以一批可剥削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第234页，原文强调）
　　Davis（1983）对种族隔离下南非男性工人宿舍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的例子。“计划种族隔离的社会建筑师只是认定，当家庭生活几乎被完全抛弃时，黑人劳动力会产生更高的利润。黑人男性被视为劳动力单位，其生产力使他们在资本主义阶级眼中具有价值；但他们的妻儿“是多余的附属品”（第235页）。南非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妇女和儿童被流放到班图斯坦。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海湾国家，也通过剥削移民工人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住在性别隔离的旅馆，每天工作16-18小时，持续五年或更长时间，与留在本国的家人分离。（大赦国际，2020b；经济学人，2020i）鉴于威权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上述的讨论和例子至关重要，这种威权没有给工会留下任何空间，并模糊了“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之间的界限。

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

　　当马克思（1976，1981）将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者定义为“自由”个体时，他的意思是劳动者可以不受生产资料的约束，正式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然而，他强调，这种“自由”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基于异化劳动和死劳动（机器）对活劳动（人）的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上是不自由的；资本主义在除“原始积累”阶段的所有阶段都使用奴隶制2。
　　尽管（1976）将世界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论述强调了资本主义在特定社会和世界市场的背景下，资本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甚至在“ 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主义公司”手中的趋势，他得出的结论是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业分支中，如果投资于那里的所有个人资本都融合成一个单一的资本，那么资本集聚就会达到极限。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只有当整个社会资本联合在一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公司中时，才能达到这个极限。（第779页）
　　有人说，马克思预见到了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然而，他还没有将这一范畴或其与家庭的关系阐明。
　　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迫使我们严肃面对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掌控生活包括家庭在内方方面面的可能，还有将移民工人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或种族关进集中营的做法，如非裔美国人被大规模监禁在美国的监狱工业综合体中，或改变胎儿基因的新技术实验和体外生殖研究。（Alexander，2020；经济学人，2020i；Sedgwick，2017a）。这些都指向了灰暗的未来，需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进行分析。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家庭和生育活动的工业化，使其社会化的可能。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将价值自我增殖作为目的——事实证明它是非常有活力的；因而，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将工人阶级的成年成员与年幼的孩子分开，孩子被安置在24小时托儿中心，作为未来的工人抚养，所有性别的工人阶级成年成员被迫进入工作营，在那里工作、吃饭和睡觉。
　　与此同时，鉴于我们时代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对远程工作的依赖，特别是白领工人，资本主义定义下家庭和价值生产领域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正迅速消失。当今第二机器时代中的零工经济和通过使用信息技术进行的远程工作——意味着在家中，家庭和生育劳动可以更频繁地与有偿工作并行。新冠肺炎疫情也表明，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变很容易导致更紧张高压的工作生活和睡眠不足，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此外，在21世纪，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殖进行基因工程的危险科学实验如今在基因编辑中得到了体现。基因编辑已被贺建奎用来对胚胎进行基因修饰，也可能被其他人用。这项技术可以并很可能已经被用于创造具有卓越技能或所需身体特征的人类（Kolata，Wee，&Belluck，2018）；改造自然胚胎的做法遭到了该领域许多科学家的强烈谴责，并产生了一些非常危险的后果；除了被用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目的外，它还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变异，遗传给下一代。
　　体外生殖，也就是人造子宫的发明，指日可待，并可能在几代人内彻底改变人类生殖的性质。2017年4月，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发明了一种人造子宫，他们称之为“生物袋”（Cohen，2017）——旨在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是传统培养箱的重要进步。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还通过使用模拟子宫环境里的营养素混合物，使人类胚胎在体外存活了13天。研究人员表示，胚胎本可以存活13天以上，但受医学伦理法的限制，不得不将其销毁（Johnston，2016）。因此，随着胚胎存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体外培育技术的改进（Kolata，2021），将胚胎和胎儿脱离母亲子宫发育的想法越来越接近现实。
　　用《生长的时节》（The Growing Season）一书作者Helen Sedgwick（2017b）的话来说，这项技术可以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打破现有社会中的性别等级体系，但也可以用来收采器官，剥夺堕胎权，“女性被迫交出胎儿，在体外培育”（2017a）。我们离科幻小说的世界不远了，在那里，这种技术与基因编辑相结合，为了资本主义认为有利可图的任何目的来收割人类，无论是使其成为奴隶还是超人。

小结

　　本章介绍并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分支。认为生育劳动产生交换价值和只产生使用价值的人都同意一点：资本主义下性别压迫的根本基础是妇女生育劳动的贬值。
　　对于本斯顿（1969）和Vogel（1983，2014）来说，女性在资本主义中受的特定压迫源于女性的家务和再生产劳动脱离劳动力市场，因此被贬值了。她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将家务和生育劳动社会化，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加入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并创造一个再生产劳动完全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James（2012年）、Dalla Costa和James（1971年）、Federici（2004年、2011年）以及其他家庭工作工资的支持者来说，女性特定压迫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剥夺了女性通过家务和生育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使女性和男性之间产生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她们提倡家务劳动的工资，使其“去自然化”，成为妇女的的一种工作，并允许家庭佣工和生育工作者加入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和等级制度，无论她们的工作地点是否在家里。Bhattacharya（2017，2020）、Ferguson（2019）和其他人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各个方面应用于全球范围内无薪和有薪的家务和生育工作者。
　　但我们也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在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阐明妇女受的压迫就够了吗？从这个镜头观察（我用的是Vogel的术语，镜头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分析方法）是否有助于我们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将资本主义下的父权制与雇佣劳动剥削下的压迫统一起来？
　　在下一章中，我将研究一种不同的性别压迫理论，该理论基于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并将异化视为一种影响生活各个领域的现象，包括家庭和爱情关系。还将考察马克思的主张，即植根于异化和机械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然，将人际关系物化，使其变得功利，但也会产生反抗和对人际关系的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