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第二章 当今威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以及“黑命关天”运动和全球抗议的新挑战
可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威权的。如果我们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会了解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不公正的分配模式；而是一种基于异化劳动的生产方式，一种极端的脑力和体力分工，将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无差别、单调的活动，并将人变成机器中的齿轮。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不仅体现在个体与其生产产品的对立，还体现在个体与自身自由、创造潜力，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对立。
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资本的逻辑：异化劳动（不限于工厂或制造业）产生价值，形成一个系统，在此系统中，目标就是价值本身的扩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主义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机器和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从活劳动中提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导致资本积累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马克思预期，在一个国家内，资本甚至会积累在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公司中1。（活劳动：人们在生产物质资料时，除了要使用生产资料，如工具、原料等外，还必须加上人的劳动，这样才能生产出新的产品。这种在生产过程中新加进去的劳动）
与此同时，资本运动导致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衡。相对而言，越来越多的技术和机器是以牺牲人类劳动为代价的，而人类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来源。这种不平衡既导致了相对于投资的失业率上升，也导致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后者可能导致相互竞争的资本或国家之间的对抗。
即使没有彻底的战争，为了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也需要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采取越来越多的威权手段，从劳动力中提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并平息不满的失业者。这可以从奴隶劳动的使用、监狱工业综合体、更多的监管以及社会运转和意识形态的军事化中看到。
然而，资本主义导致威权主义的原因还有更多（Afary，2018）。资本的逻辑也通过贬低批判性和独立思考来促进威权主义。它将时间的概念简化为对生产时间的价值评估，使花费在思考、分析和其他处于资本积累外的劳动时间贬值；将思想简化为数学公式或计算机算法；将人类理性简化为公式的应用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计算，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78）所说的“工具理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把工人聚集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国内，国际团结创造条件，以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并用在他著作中指明的人道方案取代它（Hudis，2012）。与此同时，作为一名黑格尔辩证哲学家，他能够看到现实以矛盾的方式发展，资本主义渗入各种领域，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内部矛盾和意识形态都被用来分裂工人阶级和所有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著作和行动中学习，解决这些问题并提供新方案。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分析一下21世纪威权资本主义的一些独特特征。
21世纪威权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到保护主义和区域化
根据《长期萧条》一书的作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Michael Roberts（2016）的说法，在经过了二战后20世纪40到60年代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西方经济陷入了停滞危机（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物价持续上涨同时发生的情况，后称为“滞胀“）。他认为，正是这导致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包括对劳工权利和法规的攻击，通过把相关国有经济部门私有化以削减大量社会服务；还包括全球化：资本先流向墨西哥，后主要流向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以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更高的利润（Roberts，2016）。
Roberts（2016）表明，资本主义不断削减劳动力成本和提高利润率。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二机器时代”的基础（Brynjolfsson &McAfee，2016）。计算机和机器人正被用来取代活劳动，其规模比前所未有。然而，他认为这种现象将导致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停滞危机（第257-63页）。在西方经济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这些变化伴随的是以前“高薪”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幅减少，和以失业率上升和不充分就业为特征的更长时间的衰退，以及工人阶级日益异化和绝望的感觉。（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指的是人们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技能和能力来工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做的工作低于他们的教育或经验水平，或者他们被迫做兼职工作，而不是全职工作。总的来说，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资源被浪费或未被充分利用）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表明，即使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也不足以产生足够高的利润来克服停滞危机（Kliman，2011）。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现在发现，从生产到研发的紧密结合可以带来更多的价值。从Ryan Avent（2016）的《人类的财富》一书可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先前去中国是为了从廉价的劳动力和缺乏监管中受益，现在又回来在自己的国家建造或重新开放制造厂。（第173-7页）。
Avent（2016）承认，这种生产与研发的结合不会导致经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再次产生大规模就业，因为创造的新工作岗位对技能要求太高，而且数量相对太少。因此，他对西方经济体的未来预期是，一小部分高技能专业人员将从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回归中受益，但低技能下岗工人将继续争夺低技能工作（第45-6页）。
尽管逆全球化趋势始于2008年经济危机，但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打破了现有的许多全球供应链。据《经济学人》报道，“疫情不会结束全球化，但会重塑全球化。”尽管保护主义和封闭经济的吸引力将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化将减少，但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的区域贸易集团，特别是数字贸易。“南美洲将向北美、非洲向欧洲、东南亚向东北亚提供廉价数字服务。”这就是《经济学人》所说的“慢速化（slowbalization）”，荷兰作家Adjiej Bakas（《经济学家》，2019a，2020g）创造的术语。
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大多数左翼人士来说，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也被看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然而，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模式或华盛顿共识的崩溃，一些左翼和自由主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概念不足以定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当前特征（Dunn，2017；经济学人，2012年；Khader，2016）（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它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政策。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提出的，基于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经验。它得到了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等机构的支持，因此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并不能解释新兴经济体的集权特征，以及最近一些西方国家威权主义的兴起。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7）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也提出，如今，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第473页；另见Afary，2016）。
今天，我们看到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带有选择和“解放”语言的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被无情地抛弃，资本主义不再掩盖自己的残暴、种族主义和厌女。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充分解释。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表现自己的一种形式，并自2008年经济危机始面临消亡。
Joshua Kurlantzick（2016）在《国家资本主义：集权的回归如何改变世界 》一书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500家最大公司（按收入计算）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国有企业或者受国家重要影响。事实上，如今，全球十大公司中有八家是国有企业。21世纪的国家所有权或控制权并不局限于能源、国防和通信等部门；国有企业不再闭门造车，而是对全球贸易和技术创新持开放态度。使用了与任何跨国巨头类似的现代管理技术，并解雇不能增加盈利的经理。
Kurlantzick（2016）认为，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广泛；不局限于国家支出，就业项目，保护国内产业（通过关税和补贴）和控制战略性的产业。这已不是一项应急的临时措施，比如2008年对美国破产公司的救助和通用汽车的国有制；也不是为了自给自足或创建一个纯粹的国有经济。相反，这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将国家主义战略与跨国公司使用的自由市场战略相结合。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并不死板的，把它理解为一个“连续体”更好（Kurlantzick，2016，第7页）。根据Kurlantzick（2016）的定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也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效率较低的国家，如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南非、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
在美国，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期间占主导地位，并作为一种福利国家制度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1973- 74年的经济危机严重损害了经济，并为公共部门的大规模削减奠定了基础。如今，这种形式继续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合作。
在疫情之前，美国科技巨头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脸书已经赚取了天文数字的利润。现在，不论是疫情，还是更多人口对这些公司在工作、沟通还是购物上依赖的增加，都“将它们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使一种新的技术产业，能够以蒸汽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方式主导美国商业”（Eavis&Lohr，2020；另见MacMillan，Whoriskey &O'Connell，2020；Ovide，2021）。苹果是第一家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的美国公司（Manjoo，2022）。这些科技巨头合计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20%，这是至少70年来单一行业未有的水平。它们通过大规模并购和资本集聚来极大降低生产成本，并使他们能够超越包括初创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资本集聚，政治经济学术语，资本集聚是指通过积累剩余价值而使单个资本增大的过程，也就是指资本家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增加自己的资本总量。资本集中是指由几个资本结合成一个较大的资本而引起的个别资本的增大，也就是指许多分散的小资本通过互相吞并或互相“联合”而转变成少数大资本。）与此同时，大型科技公司还依赖于与美国军警的合作，其中包括与他们签署了高利润合同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Conger et al.，2019；经济学人，2016； Khan， 2017； Roose， 2019）。五角大楼正在向亚马逊和微软征求数十亿美元的云计算投标，这意味着五角大楼在决定亚马逊和微软的发展方向方面也有很大发言权（Conger&Sanger，2021）2。美国宇航局还以德克萨斯州火箭制造公司SpaceX的形式向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29亿美元的合同（其所有者埃隆·马斯克也拥有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以开发一艘大型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星舰”，在2024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把它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永久性月球前哨基地阿尔忒弥斯的一部分（《经济学人》，2021d）。
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就加大了国家干预力度。美国军队作为世界上最大雇主的角色也反映了美国的经济运行。它雇佣了300多万人，其中还包括超732000的平民。除了为战争训练士兵外，它还雇佣了建筑、工程、科学、医疗保健和运输等多个领域的人员。美国政府还通过放松管制和刺激资金来帮助大公司。在2020年春季和夏季约4万亿美元的疫情后救助计划中，大部分资金给予大公司或购买美国债券，以防止美国经济崩溃。政府以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作为条件来给予大公司资金支持。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提出的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即使没有被批准，美国经济也会以二战以来未有的方式被国家掌管（Tanke rsley，2021）。用英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格蕾丝 布莱克利（Grace Blakeley）（2020）的话来说，“2008年和2020危机的结果是，金融机构和现在的非金融机构——也就是整个‘垄断金融’混合体已经落入国家的怀抱，并似乎将彻底、永久地依赖它”（第23页）。
这并不意味着目前全球南北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一样的。但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家和军队对企业不能说是完全所有，但也可以说逐渐控制。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也推动了西方向此方向发展。
更多帝国主义势力：西方和东方
在二十世纪，欧洲、美国、苏联及它们支持的国家扮演了帝国主义大国的角色，而今天，俄罗斯及其支持国也作为全球或地区帝国主义大国在世界各地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美国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其力量在21世纪减弱了。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加强了对伊朗的攻击以及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但它也从叙利亚撤出了大部分部队，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在特朗普政府与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达成协议后，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该协议实际上将权力交给了塔利班3。因此，美国也允许帝国主义的俄罗斯以及次帝国主义的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阿富汗和整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2013年以来，作为拥有17.7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中国开始了“一带一路”项目。这个项目，也被称为新丝绸之路，涉及4000亿至6万亿美元的赠款融资，特别是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三的全球160多个国家已经支出或即将支出的贷款，其花费和预计的金额远大于二战后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苏计划）。此外，中国是美国1.07万亿美元国债的第二大持有者，仅次于日本，是维持美国经济的主要力量（Amadeo，2020）。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在经济上比美国和中国弱得多，但在乌克兰东部推动了代理人战争，于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于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种族灭绝入侵。截至本文撰写之时（2022年5月），这场在乌克兰国内遭到大规模民众抵抗的入侵仍在继续。2015年，俄罗斯已成为在叙利亚境内的首要帝国主义大国。借着打击伊斯兰国的名号，它开始对进步和温和的反对派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以镇压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独裁政权的民众起义。俄罗斯通过出售武器和核电站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获得重要地位。它还对美国的国家和私人网络进行了广泛的网络攻击（Sanger 、Perlroth和Barnes，2021）。俄罗斯依靠与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来保护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Wright，2022）。
无论是在美国、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军队在警务、监狱和经济命脉（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大规模监禁和管制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监狱和拘留所的人口大幅增加，入狱人数为230万，是世界上最多的（K.Afary，2009年；DuVernay，2016年；Pillischer，2012年）。俄罗斯估计有875000名囚犯。在中东，伊朗（240000）、土耳其（超过2 00000）、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的监狱（至少 128000）和埃及（12 0000）是官方监狱和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Afary&AlKateb，2020；World prison Brief，2021）。世界上执行死刑率最高的国家是伊朗、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哈伯德，2021）。
美国女权主义废奴主义思想家Angela Y.Davis（1998年）和Ruth Wilson Gilmore（2007年）的作品将在第三章中讨论，其思想是，资本主义危机、全球化、种族主义和监狱工业综合体之间的联系建立在同一个社会控制体系下。部分为了从囚犯的劳动中获利，部分为了狱警和工程建造的就业。在《新的种族歧视：色盲时代的大规模监禁》（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 Jim Crow是对黑人的蔑称，这里比喻新的种族歧视制度）一书中，美国民权律师和法律学者Michelle Alexander，（2020）将非裔美国人不成比例的监禁率归为种族隔离和剥夺选举权的大规模监禁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增加与警务范围和强度的空前扩大，警察的军事化齐头并进。Alex Vitale（2017）的《警察的终结》（The End of Policing）描述了警察的起源，为了促进资本的利益，从奴隶、工人、移民有色人种、被殖民者中榨取劳动，维护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手段。他特别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警察的大量增加与国家强烈反对美国民权运动和劳工斗争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有镇压异见人士、使用强迫劳改营的历史，这些都是在俄罗斯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下开始的。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监狱关押着叙利亚约12.8万名被拘留者中的大部分，该地方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残忍的监狱之一，主要目的是粉碎所有民间抵抗（PBS，2019）。国家大规模逮捕、折磨和处决人民。自2011年民众起义以来，被随意逮捕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和不同背景的男子，包括库尔德少数民族和左翼分子。据叙利亚人权网络称，目前有127916人被拘留（Barnard，2019年；叙利亚人权网络，2021）6。
然而，考虑到政府的保密和对官方记录的有限访问，这个数字据信要高得多。酷刑手段包括断粮、殴打、对妇女、男子和跨性别者的性暴力、生殖器切割、强迫绝育和侮辱行为。根据来自叙利亚的前监狱幸存者Omar Alshogre的说法，监狱里的酷刑是为了摧毁人的意志（《叙利亚革命的100张面孔》，2020）。2016年，大赦国际发表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13 000名囚犯被法外处决的情况（大赦国际，2016）。凯撒照片的发布显示了阿萨德政权监狱系统里产业规模级的暴行，至少有6500人死于酷刑（人权观察，2015年）。（凯撒照片，Caesar Photos 是由一位代号为“凯撒”的军事叛逃者从叙利亚走私出来的超过28000张死者照片。这些照片展示了叙利亚政府对拘留者实施的酷刑和虐杀，并且人权观察组织通过多种方法验证了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叙利亚人权网络报告称，在2011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有14000多人因酷刑而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叙利亚政权所为（Masri，al-Issa，alMahmoud，2021；叙利亚人权网络，2021）。2019年，叙利亚政权向公众公布了700份囚犯死亡证明，再次证明了它在没有被惩罚的压力下，对人民是多么的粗暴。今天，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人满为患、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囚犯面临着染上众多疾病的风险。
加沙是以色列占领了50年的巴勒斯坦领土，居住着190万巴勒斯坦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Hovring，2018）。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一直被以色列、埃及和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封锁。其供水和供电设施已被以色列的袭击破坏。与叙利亚残暴的独裁政权类似，以色列的袭击也以医院、诊所和居民楼为目标。加沙人民受苦于以色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的专制主义。
如今，大规模监禁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难民和流浪人口的存在，这是二战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截至2022年初，全世界1亿多被迫流浪者中，大多数来自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南苏丹和缅甸（联合国难民署，2021和2022年）。截至2022年4月，数百万逃离俄乌战争的乌克兰人已被列入该名单。虽然乌克兰难民在波兰大多受到欢迎和支持，但其他国家的难民却没有如此待遇。作为独裁政权、原教旨主义和种族清洗的受害者，许多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逃离。然而，在全球的任何一个难民营，难民们都可能面临种族主义、性别暴力、酷刑、饥饿、穷困、不卫生的条件和被迫吸毒。大多数难民也被不同国家的极端种族主义势力边缘化，后者的目的是煽动仇恨，转移人们对国家内部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关注。因此，许多难民试图自杀（Shahabi，2020）。除上述困境之外，全球监狱和难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各不相同的影响，面临疾病传播和死亡的灾难性后果。
在讨论21世纪威权主义的独特特征时，目前我列举了客观因素，如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资本的垄断、国有化加剧，大规模监禁和管制的增加，这些都促进了威权主义思潮。但我还想强调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人类大脑本身运作的影响。
科技崇拜、误导信息、假新闻和后真相
（post-truth后真相 ：指人们更容易接受基于情感和信仰的论点，而不是基于事实的论点的情况” 。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政治方式——post-truth politics（后真相政治），指的是一种以情绪和个人信念为主导，而不以事实为依据的政治策略。这个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因为它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中广泛使用和讨论。）
尽管社交媒体为学习和全球交流创造了新的可能，但也被用来宣传误导信息、假新闻和阴谋论（Girish，2020）。用 Jamelle Bouie（2020）的话来说， “就像工业时代的钢铁公司向水道倾倒有毒废物一样，脸书将偏执和误导注入政治体，这是其无情追求利润的有毒副产品”（另见Roose，2020）。
教育教授、儿童社会正义倡导者Maryanne Wolf（2018）在其《归家吧，读者：数字世界中的阅读大脑》（Reader，Come Home：The Reading Brain in a Digital World）中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依赖数字阅读，我们最复杂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如批判性分析、同理心和深度思考，都出现了裂痕”（第11页）。此外，“在一个不断面临信息过剩的环境中，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退回到熟悉的信息茧房，那里的信息容易消化、密度较小、智力要求更低。”（第11页）。
虽然后一点已经被许多认为社交媒体危险的分析师所谈论，但Wolf（2018）关于数字阅读本身对大脑影响的论点是新的。她表明，阅读印刷媒体会给大脑更多的时间来吸收和反思内容，而转向完全依赖数字媒体改变了大脑的回路，使我们失去反思和同理心。（另见Flatow，2018）。
Wolf认为，改变这一情况需要回归对文学和哲学著作的“深度阅读”，以培养我们形成类比和推理的能力，并培养批判思维、反思和同理心（引用于Flatow，2018）。她坚定认为，只要阅读的载体还是数字媒体或屏幕，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依赖印刷媒体是必要的，以便让我们放慢速度，更多地反思我们所读的内容。此外，Wolf（2018）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数字媒体。而是需要我们像阅读数字媒体一样流畅地阅读印刷媒体，不仅要关心我们读什么，还要关心怎么读，为什么读。她认为，为了使人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阅读，需要一个重视科学和人文的教育系统，以形成全面的人文主义概念框架。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回到对科学主义、客观性以及人文主义不加批判的资本主义立场。而是说这些概念需要被重新阐明。Casey Williams（2017）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认为，“批判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一直在削弱真理的概念。我们解构事实，坚持知识是有局限的，否认客观性的存在。“他进一步认为，尽管这些批评引发了人们对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对客观性主张的合理担忧，但特朗普和民粹主义右翼对真相和客体性的攻击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反思。 “并非所有对事实权威的攻击都是革命性”（Williams，2017）。Williams并没有收回客观性和真理的概念。然而，他承认民粹主义右翼已经抓住了后结构主义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并将其武器化，这应该让我们深思。
可以说，如果不重新思考客观性、理性和真理的概念，就不可能扭转民粹主义右翼扭曲事实，改写历史的威胁，这离不开Wolf所说的“深度阅读”。在不陷入相对主义和“后真相”的前提下，才可能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以及实证主义和资本主义描述的逻辑和客观，本书讨论的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可以提供帮助。正是在目前讨论所有问题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审视21世纪全球范围内对威权主义的反对。
最近全球反威权主义抗议的新特点和挑战是什么？
女性在美国黑人运动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从黑命关天运动到黑人解放》一书的作者Keeanga Yamahtta Taylor提醒我们，黑人女性一直在黑人自由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今天，“黑命关天”运动的面孔主要是酷儿和女性…在美国各地，有150万男性“失踪”，被监禁或过因过早死亡而淡出社会。 ……由于管制和警察暴力对黑人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女性已经开始担任领导角色。不论原因为何，她们带来的不仅是性别平等。（泰勒，2016年，第165-6页）
作为一个更大压迫体系的一部分，警察的暴行被女性揭露。用Alicia Garza的话来说：“在一个践踏我们、沉迷于我们,同时又以我们谋利的异性恋父权社会中，黑人酷儿和跨性别者所遭受的特殊压迫，就是国家暴力”（Garza，2014）7。
非裔美国女记者Nikole Hanah-jones的工作也对黑人人权运动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构思并创作了《纽约时报》（2020b）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1619计划》，（《1619计划》是一个长篇新闻项目，旨在探讨奴隶制和美国建国的主题，以及黑人在美国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该项目以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美洲大陆为开头。）该作品发表在第一个非洲奴隶进入詹姆斯敦400周年之际。这本关于1619年的《纽约时报》杂志特刊引发了关于美国种族主义和反对黑人的基础及其奴隶制遗留的新辩论。
2019年，苏丹、阿尔及利亚、中国香港、伊拉克、黎巴嫩、智利和伊朗的暴动，以及法国、海地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使许多分析人士将这一年与1968年进行了比较（Economist，2019b），当时世界各地发生了一波革命抗议活动。50年来，全球第一次有大量年轻人反抗政治压制、贫困、腐败、警察/国家暴力、种族和民族歧视、性别暴力和环境破坏。抗议活动大多是自发的，没有领导。妇女是积极的参与者，一些时候，她们走在了前列。
在苏丹，群众运动中妇女的大规模参与和领导在该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妇女与警察暴行、伊斯兰教法、宗教警察和着装规范作斗争。（morality police：宗教警察，又称道德警察，是一种存在于一些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执法机构，负责监督和执行伊斯兰教法和道德规范。道德警察通常会对那些违反伊斯兰教着装规定、与异性交往、饮酒、赌博等行为的人进行逮捕、处罚或教育。）女权主义组织是起义领导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军队总部前举行的长时间静坐期间。然而，在2019年6月军事政权及其民兵血腥袭击抗议者，包括针对妇女的性侵和强奸的抗议者后，苏丹反对派和军方达成了权力共享协议，通过军民联合政府保持了军方的权力（Abbas，2020；Mustafa&Abbas，2020）。2021年10月25日，军方逮捕了权力共享协议里的平民代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恢复完全的军事统治。尽管遭到残酷镇压，反对政变及军方妥协的大规模抗议仍接踵而至（Walsh、Dahir和Marks，2021）。
在阿尔及利亚2019年的起义中，妇女与军事政权，原教旨主义倡导的父权制斗争；反对该国歧视妇女的《家庭法》。然而，起义两年多后，军政府仍然掌权，阿尔及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表示“我们正在迅速倒退”（Nossiter，2020）。
在伊拉克，妇女在2019年10月开始抗议活动，主要诉求包括政教分离、创造就业和维护妇女权利。她们还为抗议者举办了识字班。妇女参与者最关心的问题是杀害妇女、童婚、文盲以及妇女缺乏进入正规就业的机会，即使后者受过教育。女性活动家反对性别隔离、临时婚姻，和强制戴头巾，这些都自2003年美国推翻残暴的萨达姆政权后在伊朗的干预下强加给了她们。她们也反对拟议的宪法修改，后者删除了20世纪50年代关于婚姻和儿童监护权的一些进步条款8。（临时婚姻是一种在伊斯兰什叶派中被认可的婚姻形式，它允许男女双方在协商好婚期和礼金等事项后，通过阿訇的祝福而结合在一起。临时婚姻的时间可以从几小时到99年不等，时间到了后婚姻关系自动解除。）
在黎巴嫩，与伊拉克类似，女权主义活动家一直要求停止杀害女性，废除基于宗教的家庭法。妇女希望有公民身份继承权、儿童监护权和堕胎权。她们希望工作可以又保障和似医保的福利。她们许多还捍卫移民工人和难民的权利。一些还挑战了民族主义的象征，如抗议者使用的国旗。（Akram Boshar，2020；中东和北非社会党联盟，2019；阿拉伯改革倡议 ，2020；Bitar&Younes,2019；Nasser，2019）
在伊朗，妇女在2017年和2019年的抗议的参与不限于中产阶级，涉及了广泛的工人阶级妇女，后者往往是领导者（Afary，2020c）。“革命街女孩”站在变电箱上并在公共场合摘下头巾，她们的勇敢行为表明了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的意愿贯穿了所有社会阶层。（Girls of Revolution Avenue:革命街女孩,指一些伊朗女性，她们在公共场合摘下头巾，抗议伊朗政府强制妇女佩戴头巾的法律和政策。这一运动始于2017年12月27日，当时一名22岁的伊朗女孩维达·穆瓦赫德站在德黑兰革命街街头的变电箱上，将脱下的头巾绑在棍子上，作为旗帜向人群挥舞。她因此举被称为“革命街女孩”。她的行为引发了伊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有更多的女性效仿她的做法，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未戴头巾的照片。）妇女活动家要求将“荣誉”谋杀或杀害女性定罪，政教分离，并呼吁享有平等继承权、儿童监护权、不需男性监护人同意的旅行权，以及在正规经济中享有福利的就业保障（Afary，2020b ；Rahrovan，2021）。所有妇女活动家都要求释放政治犯，其中许多是女性。最近一部关于被监禁的女权主义人权律师Nasrin Sotudeh的纪录片《野玫瑰》（Nasrin）由美国女权主义和社会正义活动家Jeffrey Kaufman和Marcia Ross制作，优美而感人地描绘了她的生活和工作，体现了伊朗妇女的斗争（Kaufman，2020；参见Amos, 2020; Ross, Kaufman & Afary, 2020, Sepehri Far, 2020）。被监禁的伊朗女权主义者，反对死刑和独身监禁的活动家Narges Mohammadi的作品也受到了国际关注，其纪录片《白色酷刑》（White Torture），基于最近出版的两卷本采访集，主要采访了一些遭受单独监禁的政治犯，其中大多数是妇女（Mohammadis，2021）。
智利起义具有最明显、积极的女权主义色彩，作为自1990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结束以来最广泛的全国性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年轻的妇女和男人站在了反对警察暴力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最前沿，通过自发创建的民间地方委员会进行抗争。用智利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Juliana Rivas的话来说，智利女权主义者起义始于2018年，起因是大学性侵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引用于 Wilde Botta，2020；另见中东和北非社会党联盟，2019）。从那时起，高中的年轻女性就成立了女权主义讨论小组，讨论生育权、堕胎、家庭暴力和警察暴力。智利女子歌舞《（人生）路上有个强奸犯》（A Rapist In Your Path）（现已被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者采用）表达了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妇女和儿童遭受的严重警察虐待和性侵犯的反对。智利合法化了同性婚姻（Bonnefoy&Londono，2021）。与此同时，智利极右势力通过利用厌女、仇恨土著人和来自海地和委内瑞拉的难民情绪，扩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础。然而，在2021年12月19日的总统选举中，作为左翼、支持劳工和支持女性的候选人，Gabriel Boric获得了55%的民众选票，击败了法西斯候选人Jose Antonio Kast，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越来越多支持女权的智利妇女投票。（Luna&Goodman，2021）。
2020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有所抬头，但白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仍出现了新的抗议。在这一波抗议浪潮中，共同的特点一方面是反对警察暴力和国家暴力，另一方面是女性站在最前线，经常提出女权主义要求。
2020年夏天，在白俄罗斯，妇女站在反对亚历山大·G·卢卡申科的独裁，厌女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最前线。反对派由Svetlana Tikhanovskaya,Veronika Tsepkalo和Maria Kolesnikava三名女性领导，她们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型集会。数百名妇女也在明斯克地区手拉手与警方对峙（Neche purenko，2020）。他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并通过自由选举结束卢卡申科政权。根据乌克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Hanna Perekhoda（2021）的说法，尽管没有提出女权主义的要求，但这些抗议活动中的女性走到一起，为“女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优势”创造了新的可能。”
2020年秋季，在尼日利亚，妇女带头在全国举行了青年反对警察暴行和性骚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女权主义联盟（Feminist Coalition）是一个由尼日利亚年轻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团体，它动员了“结束SARS”运动的各个环节，反对特别反抢劫队（Maclean，2021；Ndifon，2020）。事实上，这些抗议活动是“针对尼日利亚的警察和武装部队，针对其领导人和体制”（《来自底层的国际主义》，2020；Maclean &Ezeamalul,，2020）。在过去的几年里，妇女们还抗议尼日利亚政府在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所表现出的无所作为和反应迟钝，后者自2009年以来对尼日利亚东北部人口进行恐怖袭击，绑架奇博克的276名女学生和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女孩和男孩（Maclean和Alfa，2020；姆巴，2019 ；Strochlic，2020）。（End SARS protest，结束SARS，是一场反对尼日利亚警察暴力的社会运动。它起源于社交媒体上的一场运动，后来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抗议者要求解散尼日利亚警察中臭名昭著的特别反抢劫队（SARS），这是一个有着长期虐待公民记录的单位。这场抗议在2020年10月达到高潮，当时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显示一名男子被SARS杀害。这引发了被称为EndSars的示威活动。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说法，至少有56人在抗议期间死亡。）
在泰国，年轻女性领导了数万的民主抗议活动，她们大部分是学生青年，反对军队、君主制和佛教僧侣。她们反对父权制，争取堕胎权、LGBTQ的权利，以及要求废止强迫女孩遵守女性校规等多方面的的具体要求；贬低挑战女性和宣扬女性劣等的男性反对派领导人。一些活动人士已被逮捕，被控煽动叛乱，面临牢狱之灾（Beech&Suhartono，2020；《来自底层的国际主义》，2020）。
2020年秋天，在印度尼西亚，包括数万名工人在内的100多万人抗议并罢工，反对一项减少对工人和环境保护的新法律（Anders on，2020a）。妇女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该法律终止了带薪产假和月经假，削减了工资，用合同工取代了长期雇员。前一批抗议者在2019年成功示威，反对一项禁止同性关系的法律（Sijabat&Paddock，2020）。
在缅甸，自2021年2月以来，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或罢工来抗议军事政变。妇女领导了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内的抗议活动。数千人被捕并被杀害。尽管被罢黜的文职政府首脑昂山素季否认政府和军队在以佛教为主的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大规模强奸和种族灭绝（Simons&Beech，2019），但反对政变抗议活动的领导妇女依旧抗议军方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压迫和组织轮奸。许多女性抗议者也挑战性别刻板观念和传统的宗教等级制度，使用女性纱笼来保护抗议区域，在该国，穿着女性纱笼行走被视为对男性阳刚之气的冒犯（Beech，2021；Internationalism From Below，2021；Iranian Progressives in Translation，2021b）。缅甸现已经成为一个战区，军方通过空袭轰炸城市和村庄，并封锁社区。人民正在抵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的帮助下组建民防部队（Pierson&Hsan Hlaing，2021）。（sarongs：纱笼，是一种类似筒裙的服装，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纱笼盛行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区。纱笼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扭转和系结，变成裙子、露背连衣裙、围巾。）
在印度，2020年11月后，数十万农民在新德里周边抗议，反对取消由政府规定农作物最低价格的农业法。女农民在抗争前线，她们大多来自旁遮普、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的农村和重男轻女的州，在政府要求她们回去后，她们开始大量涌入抗议活动。受到了女权活动家的欢迎，后者为她们提供了关于妇女平等的信息，并就妇女的社会和经济贡献进行了讨论。许多女权活动家也抗议一项歧视穆斯林的新公民法（Bhowmick，2021）。
2021年5月，在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开始了一场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新抗议，年轻妇女站在最前线（伊朗进步党，2021a）。尽管它受到了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及种族主义犹太暴徒的镇压，但巴勒斯坦人觉得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信念，即可以尝试超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
2022年，民众反对威权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威权统治者也在努力用军事力量和假信息来粉碎这些斗争。2022年1月，在哈萨克斯坦，一场短暂的，包括矿工罢工在内的全国性民众抗议被政府在俄罗斯政府军和地区盟友的帮助下残酷镇压。
2022年2月24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绞杀乌克兰人民，摧毁其自决权和民主生活的愿望。截至2022年5月本文撰写之时，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入侵的勇敢抵抗仍在继续。妇女和女权活动家是抵抗运动的积极部分（Afary，2022c和Internationalism From Below，2022）。数千名俄罗斯人，包括俄罗斯境内的许多妇女和母亲，因抗议这次入侵而被捕。组织俄罗斯女权主义反战运动的努力一直持续（Afary，2022b和Internationalism From Below，2022）。然而，因为严厉的法律处罚和恶意传播的假信息，俄罗斯国内的抗议活动目前大多被压制。
上述所有运动和斗争如何与“黑命关天”运动和全球#MeToo运动相联系，并挑战威权资本主义？为了朝此探索，我们需要留意10年前全球国际团结机会出现却不幸失败的原因。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的教训
2011年，全世界都洋溢着阿拉伯之春的激情，这是一场旨在推翻中东独裁国家而追求社会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似乎凭空而来，但实际上是几十年来群众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独裁政权下日益恶化的贫困现状和政治镇压深感不满的结果。
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非阿拉伯人的中东之春，甚至延伸到了反对以色列贫困和腐败的抗议活动。在此之前还有伊朗绿色运动，一场针对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持续了几个月后被伊朗政府残酷镇压。
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涉及青年和妇女以及大型工会的参与。后者推翻了突尼斯的独裁者Ben Ali和埃及的Hosni Mubarak。叙利亚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抗议成员最多元，既有青年、工人、妇女，也有逊尼派阿拉伯多数派，还有库尔德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阿拉维派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亚述人和德鲁兹什叶派社区的成员。
许多人认为，正是中东阿拉伯之春的精神激励了占领运动，后者也是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回应（Saba，2011）。第一次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占领运动抗议活动是2011年9月在纽约市祖科蒂公园举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它成为了一场全球性运动，蔓延到30个国家和各大洲，该运动宣扬反资本主义，集中反对企业在政治中的影响，并呼吁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税收改革。它的口号是： “ 我们是 99%。 ”（代表人口的大部分与富有1%的差距）
十多年过去了，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的经济状况比2011年前还糟，面临着更大的腐败和更高的失业率。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总统，随后发生大规模不满后，塞西将军的军事政变恢复了旧政权。在突尼斯，重新出现了独裁（Yee，2021）。
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残酷镇压了为社会正义、民主和人类尊严而举行的各种强有力的大规模抗议活动。2011年至2016年间，大多数叙利亚人民继续抵抗阿萨德的杀人政权。阿萨德政权直接或间接杀害了50多万无辜者，导致1200万人流离失所，达到该国一半的人口，其中近 600万人成为其他国家的难民。叙利亚革命者大多被阿萨德政权围困，面临着反革命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组织的一些成员已被阿萨德政权释放出狱或允许入境。革命者还遭到了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干预；海湾国家的干预促进了宗教原教旨主义壮大并摧毁革命；土耳其介入镇压库尔德人在Rojava地区的自决斗争并促进宗教原教旨主义。尽管美国和欧洲政府向反阿萨德派提供了一些帮助，但他们最终决定留下阿萨德政权，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逻辑决不会允许他们支持真正的革命者。然而，2014年，当ISIS开始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真正威胁时，美国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直接干预，摧毁了ISIS（Yassi n Kassab&Al Shami，2016）。（ISIS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缩写，也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简称伊斯兰国（IS）。它是一个激进的逊尼派伊斯兰武装组织，成立于1999年，后来扩大了对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国家部分地区的控制。它遵循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并声称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哈里发国的合法继承者。它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一个恐怖组织，参与了许多暴行，如大规模杀戮、绑架、斩首、自杀式爆炸和种族灭绝。）
为什么全球占领运动不能在彻底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与中东革命者结盟？首先，必须承认，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有许多内部矛盾，即阶级偏见、性别歧视、各种形式的种族和宗教偏见、恐同心理以及缺少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Hubbard&Kirkpatrick，2021）。尽管叙利亚的起义涉及库尔德人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参与，但它无法提供真正具有包容性的信仰。叙利亚革命的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都不欢迎任何关于库尔德人自决或实行联邦制的言论。因此，阿萨德政权能够利用叙利亚社会中已经存在的阶级和种族分裂。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罗贾瓦地区是一个模范，它可以包容世俗主义并承认妇女的一些权利，以及女性游击队在打击ISIS的斗争中的强大而英勇的参与（Knapp，<，Flach，&Ayboga，2016；Moradi，2018）。然而，罗贾瓦领导层——民主联盟党,PYD或YPG也体现了某些专制主义做法和观点，并与阿萨德政权断断续续地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Daher，2019）。（YPG是一支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的武装组织，在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中占主导地位。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的武装分支。该组织在叙利亚内战中与叙利亚政府、反对派、伊斯兰国等多方势力交战，争取库尔德人民的自治权利。该组织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志愿者加入，其中一些人组成了YPG国际部队。PYD是一个在叙利亚活跃的库尔德政党，主张库尔德人民的民主自治权利。该党成立于2003年，是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支。该党是库尔德社区联盟（KCK）和社会主义国际的成员,与PKK有密切的联系。该党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反对派和国际联盟合作，对抗阿萨德政府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YPG和PYD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YPG是PYD的军事翼，而PYD是YPG的政治翼。两者都遵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理念，主张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民主的自治区域span>。）
那占那占领运动呢？它的缺陷是什么？我认为它的主要缺陷是，将反资本主义简化为简单地反对收入不平等、大公司、华尔街和新自由主义。另一个点是，将帝国主义局限于简单的西方帝国主义。因此，尽管占领运动受阿拉伯之春的激发，但许多自称反帝国主义的左翼人士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因为阿萨德政权声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地区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一些左派也公开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干预中东和乌克兰，伊朗帝国主义干预叙利亚和伊拉克。持有这种没有原则，不人道态度，声称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看不到西方之外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力量崛起的联系，这是导致叙利亚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因素（Hensman，span>2018）。
因此，在2011年，年，尽管人类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发起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但失败了。由于反革命势力，如中东的政权镇压、帝国主义干预和原教旨主义，以及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和西方占领运动内部的缺陷，机会失去了。因为缺乏一种对资本主义明确的、人本主义替代方案，东西方的运动未能团结起来。（Afary，span>2017）。
所以我们看到，在2008年，遭遇重大危机的资本主义地区通过反全球化的话语，呼吁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对同性恋赢得了全球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还看到唐纳德·J·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因此，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被视为资本主义例外的俄罗斯政权，现已成为人类想象的未来政权形式。
2022年，我们有机会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在“黑命关天”运动运动、 #MeToo运动和新一波反对威权主义的全球抗议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盟（《经济学人》，span>2020e）。当前运动的特点是，许多女性参与者明确提出了女权主义要求，尤其是反对性别和国家暴力。“黑命关天”正在将黑人种族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种族或民族歧视的问题列入世界斗争的议程。清洁和保护自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要求正被明确提出。但同时，将资本主义简化为新自由主义、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倾向依然存在。人们对于21世纪的帝国主义的认识也仍有许多困惑。
建立任何革命性国际联盟都需要努力挑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的联合体，并发展出积极的人本主义替代方案。正因如此，本书将聚焦于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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