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1984）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
一九三一年一月，霍克海默在他出任「社会研究所」主席的就职演说中，虽赞扬了他的前辈们的成就，但他也明白的指出，研究所将要迈进一个新的方向。从此，「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成为它的研究主题；它既不是一种专门为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高傲的义理之哲学价值理论，也不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的成果的某种综合，而是这些科学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根源，它是「普遍的整体将不会被遗忘」（the universal would not be lost sight of）的一个架构[1]。在一九三〇年代稍为晚出的几篇论文里面，霍克海默透过对现代实证论（Positivism）或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些词汇在使用上通常可以互换——的批评，特别是对维也纳学派的批评，发展出他对哲学的角色之看法。他在一篇重要的论文〈最近对形而上学的攻击〉（The latest attack on metaphysics）中，将他的论证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他采取了一个源自知识社会学的观念架构，指出一种思想形态与一个社会整体的处境之间的关联，然而他的论点却又不同于曼海姆，例如他并不打算分析思想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附属关系。因此，他只约略地指出，「新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neo-romantic metaphysics）与彻底的实证论（radical positivism），都有它们在当代中产阶级的悲哀处境中的根源」〔《批判理论：选集》（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New York,Herder&Herder,1972）〕，而且，「整个现代经验论的系统都附属于正在消逝中的自由主义世界」（前揭书，页一四七）。
在另一个层面上，霍克海默对实证论作为一门知识理论或科学哲学，特别是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提出了批评。他主要论点有三：一、它把具有活动能力的人类仅仅视为机械决定论的程序中的事实与对象；二、它只从呈现在直接经验中的层面来理解世界，而未曾区分本质与现象；三、它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设立了绝对的分际，也因此把知识和人类的兴趣（human interests）隔离了开来。霍克海默进而把实证论和一种「辩证理论」（dialectical theory）做比较，他认为在辩证理论之中「个别事实往往在一种特定的关联下出现」，并且「设法在它的整体性（totality）之中反映真实（reality）」。而且，辩证思想「把经验性的构成项（empirical constituents）整合到对历史的兴趣颇具重要性的经验结构（structures of experience）之中，而历史的兴趣则又与辩证思想持有关联。……当一个具备健全常识的行动个人在他感受到世界之污秽的处境时，企图去改变它（desire to change it）便成为他组织各种既有事实并使它们形成一个理论的指导原理。……正确的思想对正确的意义的依赖，就宛如正确的意志对正确的思想的信赖」（前揭书，页一六一至一六二[2]〕。
霍克海默在一九三〇年代他最著名的论文〈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1937）中，继续发挥这个论证。这篇论文或许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立宣言。其中，「传统理论」被解释为现代自然科学之或显或隐的形貌，在现代哲学之中表现出来的实证论/经验主义（positivism/empiricism）；而且，霍克海默最关心的是这一理论的形貌已经扩张到「人文与社会科学（science of man and society）的领域，并且企图使它们（指人文社会科学）遵从自然科学的领导」（前揭书，页一九〇）。相对的一方面，「批判理论」反对借助一种纯粹从外在观点建立的概念体系，作为决定客观事实的程序，而且主张，「这些事实，就其源自社会的产物而言，其附属的与外在的性格之程度，则又不同于它们对学者的外在性格。……批判思想……今日之所以被激发出来，是由于一种真正想超越冲突的努力，它努力想要化除个人的目的性、自发性和理性与社会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各种工作过程关系（work-process relationships）之间的对立」（页二〇九至二二〇）。
然而，就此而言，批判思想如何才能和经验持有关系？是否它只不过是「观念性的诗歌」或是一种「心灵状态的无力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那些必然为求得解放而致力于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处境中，确立他们的批判理论的位置。但是，霍克海默就像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onsciousness）一般」认为，这一无产阶级的处境欠缺正确知识的保证，因为，「甚至对无产阶级而言，这个世界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它的真实状态之间仍有相当的差距」（页二一三至二一四）。他倒不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卢卡奇一般下定结论认为，革命政党必须从外在的位置将一个正确的阶级意识（即正确知识）带给工人阶级，但在他们两人的观点之间仍有某些类似之处，因为，从霍克海默的论述所能导出的任何结论中，另一种居于外在位置的角色——指批判的思想家或批判的思想学派背负着将这一阶级意识传达给工人阶级的任务。
霍克海默最早提出的批判理论之中有两个倾向，是我在这一阶段必须特别指出的，虽然在本书第三章我将更周密予以探讨。第一，他对工人阶级的角色所抱持的保留的与怀疑的看法，和他晚期对现代社会中是否真正存在着解放力量所持的显着悲观主义之间，已经有了类似的意见。第二，他给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著作所赋予的政治意义，已经回返到一种在马克思以前就已存在的社会变迁过程（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的观念，这与出现在一八三〇年后期与一八四〇年初期，曾受马克思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书中嘲笑过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或「批判的评论家」（critical critics）的风貌，具有极为密切的类似之处[3]。同样的特点，马尔库塞这位曾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形成颇具贡献的人物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某些论文中，特别在《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1941）一书中，相对于实证论的社会科学，马尔库塞提出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其主要论点与霍克海默曾提出的大致相同，认为「实证哲学想把社会研究与自然研究视如等同。……社会研究将成为一种寻求社会法则的科学，其可靠性一如物理的法则。社会实践，特别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方面，亦将因此遭受无情的扼杀」〔前揭书，页三四三）。他之不同于霍克海默的，在于他将批判理论更为直接的奠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并使之形成他整个架构的核心；在于将马克思思想更为完整的转变为一种激进的黑格尔主义；并且，在于将他的注意力贯注于十九世纪前半叶〔从孔德、斯达尔（Stahl）与冯·史坦（Von Stein）的著作中〕实证主义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起源，而不去理会现代各种形式的实证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
阿多诺在批判理论这一学派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是极其模糊不淸的。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他和「社会研究所」的关系还是非正式的，而且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文化（特别是音乐）、心理分析与美学理论〔这方面明显的是受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影响〕等领域[4]。在这期间他发展出来的哲学架构，并不是辩证的社会理论，而是一种日后被称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学说；这种学说是一种对一切哲学立场与社会理论的批评。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形式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否定人类思想的任何绝对起点（「同一律」）或最后基础的可能性，即使这一结果是阿多诺自己想要避免的[5]。在每一方面，他的哲学立场，都和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远有不同，这两个人都企图在黑格尔的「理性」（reason）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正面的社会理论（a positive social theory）。而且，阿多诺也远比他的同仁更为远离马克思主义。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真实》（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1931）中，揭示一种既是「辩证的」也是「唯物的」哲学观点，但一如布克·摩尔士（Buck-Morss）的解说，「……它并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下的辩证唯物论。……终其一生，他的哲学从未包含政治行动的理论，这是他与马克思的基本差异。[6]」此外，他还有一点大大不同于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他们二人只是在时日的递嬗中逐渐放弃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的信念，而阿多诺则从来不曾对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或阶级理论投注任何积极的心力，他甚至完全排斥马克思思想中颇占基础地位的历史理论或「历史科学」的理念。从他早期接触卢卡奇的著作以来，阿多诺保留下来的就只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层面，即对布尔乔亚阶级意识的批判[7]」，而不是一种以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为基础的政治行动的纲领。
的确，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是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主要贡献，这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而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书中，透漏着明显的端倪[8]。这本书的主题在序言中已有说明，就是科学思想与实证论的科学哲学获得的「伪明晰性」（false clarity）所造成的「启蒙的自我破坏」（self-destru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换言之，就是事实的否定的与批判的处理所造成的理性（reason）的自我破坏。这种现代的科学意识是文化衰颓的主要根源，其结果使得人性不能进入真正的人文环境，而堕入一种新式的野蛮状态。因此，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批评了实证论，这和日后对科学与技术的批评有所关联，因为它们被视为促使新的统治形式得以建构成功的「意识形态」。在此和科学思想互较长短的是艺术，它「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表现（as an expression of totality），可以维护绝对性的尊严（the dignity of the absolute）」（前揭书，页十九）。这本书的第二篇论文探讨的主题是「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或「启蒙作为大众欺骗」（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怀重点之一。它在此并不采取马克思的论证，认为每一时代的观念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而现代科技日益增加的效率已经使得这些观念大量播植在社会之中（这是一个尚待经验研究来检证的假说），却认为科技与科技意识本身已经在制式化与低格调的大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制造了一种可以扼杀与堵塞批评的新现象。阿多诺这一大众文化的概念与本雅明的观点之间存有极为显著的不同，即使本雅明的著作对他早期的美学理论曾有明确的影响；因为本雅明认为，只要是为了摧毁精英主义的艺术「情调」，而且可以导致「传统的大量崩溃」（tremendous shattering of tradition），「机械化的再生产」（mechanical reproduction）便具有其革命的意涵。一九三〇年代发生在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的差异的根源，诚如布克·摩尔士所说，这是因为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本雅明「透过对一个集体的革命主体的概念之肯定，表达出他与工人阶级（以及与共产党）的同心协力」，而这一个概念却是阿多诺自始至终所完全排斥的[9]。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现象——即对人文意识的表现与产品——的倾力关怀，也包含着一种对作为思想与行动的中心的个人，以及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特别兴趣。依照马丁杰的说法，霍克海默从他早期对康德的研究中，导衍出「一种对个体性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不因整体性的需要而完全沉沦败落的价值」，而且他「对狄尔泰（Dilthey）与尼采著作中对个体的强调，表示了适度的赞扬」[10]。从更广义的的层面来说，霍克海默对德语世界所称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sophie）的某些观点，也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这一哲学日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它在萨特（Jean-Paul Sartre）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明显的表现出对个人的高度重视。在法兰克福学派与韦伯早期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命运的关怀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谋而合之处[11]；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前，霍克海默或这一学派的其他成员对韦伯的著作，并未投注任何密切的注意，即使他们毫无疑问的都曾受其影响[12]。
霍克海默在研究所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一篇讨论历史与心理学的论文，认为个体心理学对于了解历史具有极具的重要性[13]。弗洛姆（Erich Fromm）在另一篇讨论同一个课题的论文中[14]，试图将弗洛伊德对个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的解释加以延伸，说明家庭的阶级定位与社会各种阶级的历史处境，进而藉此建立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日后的著作中，弗洛姆企图结合一个已经修正过的弗洛伊德理论，特别是以他在《自由的恐惧》（The Fear of Freedom）一书的附录中所提出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的模式[15]，来完成这一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的目标。然而，这一时期的弗洛姆与「社会研究所」的关系已经逐日疏远，而且他对心理分析所采取的日益增加的社会学解释（以及更多的经验性格与马克思主义色彩），却导致了日后来自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指责[16]。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个体心理学的领域，并且随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重点逐渐落在两个特别的问题上面：权威下的人格特质，以及反犹太主义。关于第一个问题，「社会研究所」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在弗洛姆的指导下〕，就已开始研究工人的心态，但未曾出版论述，至于有关「权威性格」（authoritarian character）这一主题的第一个出版品则是集体执笔的《权威与家庭的研究》一书。此书第一部分是由霍克海默、弗洛姆与马尔库塞执笔的三篇长论文所组成，第二部分则是一系列琐碎的经验研究。在这三篇长论文之间有显而易见的差异，马尔库塞（当时对心理分析仅有粗浅的认识〕着重于自由与权威等观念的历史与哲学的讨论（a historical-philosophical discussion）；至于这本书的整个研究方向，则表现在霍克海默所写的导论以及他自己的论文之中，他说明了他们之所以重视现代社会的文化层面〔换言之，即观念与心态的形成〕的原因，特别说明了他们之所以重视家庭与近代各种其他社会组织，在创造「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时所扮演的角色之原因。其次在「社会研究所」的流亡期间，这些对权威主义的分析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研究计划，重点是反犹太主义〔指「偏见的研究」（Study in Prejudice）〕，结果是五个相关研究著作的出版，其中最著名的则是《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书[17]。这一著作影响极大，引起许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它们大部分却与批判理论关系微小或毫无关系[18]。这些研究最值得注意的特色，就是它们几乎只着重从主观的、心理学的层面来解释偏见的问题，而将非理性（irrationality）从社会秩序中抽离出来，也因此引起两位批评者对《权威人格》一书作者的反对，造成他们难以回答的困局[19]。针对这一批评，或许有人认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其它地方，特别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反犹太主义的因素》（Elements of anti-Semitism）一文中，曾经对反犹太主义问题提出较具社会学性质的说明，指出「布尔乔亚的反犹太主义具有独特的经济因素，也就是取消生产中的统治」；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未拓深这一主题，而且这一篇论文也太过于着重一些可以用心理分析的词汇来解释的〔病态的、偏执的〕知觉与心态的形成。
总的来说，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特别指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他们根本将之等同于反犹太主义，或者，至少是从这一狭隘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著作显然大大不同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诺曼（Franz Neumann）在《比蒙》（Behemoth）一书的结论中认为，「今天的德国经济……是一种垄断主义的经济（a monopolistic economy），以及一种命令控制的经济（a command economy）。它是一种由极权主义国家所规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为它取了一个最能形容它的名称，谓之『极权主义的垄断式资本主义』（Totalitarian Monopoly Capitalism）」[20]。经常有人认为诺曼提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二种看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诺曼只不过是「社会研究所」的一个短期成员（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二年），而且他的理论取向远不同于批判理论的观念，他强调的是经济、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优势影响力。甚至，他在《比蒙》一书中便曾明白的批评了波洛克（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分子）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因为波氏定义纳粹政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在其中，「利益动机」（profit motive）是由「权力动机」（power motive）所导引的[21]，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秩序」，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则是这一新秩序中的社会之指导原理[22]。因此，在一个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或从马克思主义衍生出来的思想体系中，对国家社会主义有两种极为不同的看法：一个是诺曼的看法，认为极权主义政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某一特殊阶段，尤其是它的后期垄断阶段的产物；另一个是霍克海默与波洛克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的特色在于「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性」，在于「技术理性」造成的统制，以及大多数群众之非理性的同情心与态度被利用时所造成的统治（诸如反犹太主义[23]）。
「偏见的研究」是经验式的探讨，而且我们知道，霍克海默在他担任研究所主席之后，曾经对德国工人心态进行经验式的研究。在流亡期间，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以一个更为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这个别树一帜的社会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它对实证论与经验主义虽感厌恶，但它面对的却是一个以经验研究为社会科学主流的客观环境。大致上，研究所的几位主要人物，由于他们都有独立的财务凭籍，也因此和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保持着疏远的关系。譬如，他们的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直到一九三九年〔当时改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为止，主要仍然以德文出版；而且，只要环境允许，他们和欧洲特别是德国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如此，一部分成员最后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经验的研究，特别是由于他们与拉扎斯费尔德（Paul Lazarsfeld）的关系，以及「偏见的研究」这一计划的缘故[24]；而且，他们被迫在一个主张理论的优先性的思想架构中，更为直接的思索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我们不能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在它的形成阶段，已经透过任何详细的或有系统的方式，省察了这个问题。除了霍克海默曾在「传统的归纳法」与「目的在于从个别性之中找寻普遍性」的批判理论的方法之间[25]，做过扼要但并不算特别深入的比较以外，事实上，他们未曾致力于解释《启蒙的辩证》中揭示的社会理论与他们实际进行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而且，即使他们曾在一些细节的领域进行经验的研究，这一部分是基于他们对反犹太主义的关心，另一部分则是由于这一机构面临了财务的危机，它必须获得资助才能生存下去[26]。唯在更晚的后来，阿多诺（他在《权威人格》中并未提出重要的理论问题）才更为完全的表白了他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与立场，特别是表白了他作为一个欧洲学者，在他对自己的美国经验的反省之中[27]，以及他在「实证论论战」之中的立场[28]。然而，由于这些著作属于下一个时期，亦即法兰克福学派的「黄金时期」，我将在下一章以更大的篇幅予以讨论。
到了一九四〇年代结束之时，这一新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的面貌，已经在《启蒙的辩证》与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这两部重要著作，以及一些可以说明它的中心主题的论文中呈现了出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与反对实证论与经验主义，以及任何更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构想；相对于这一构想的，则是一种能够借着和「表象」（appearances）或单纯的事实做比较，来发现现象的本质之「理性」哲学的构想。理性（reason），就其在整个黑格尔主义的意义下，和自由（freedom）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从这一立场来说，对世界的认识与对真实价值的限定是一体，或者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正确思想」（right thinking）与「正确意志」（right willing）是相辅相成的。
他们对实证论〔或者说「科学主义」更为恰当）的批判，转变成一种对「科学与技术理性」（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作为新的统治形式的批判；因为，这种统治形式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是二十世纪先进工业社会的特征。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面向，它强调意识形态是一个（倘若不是唯一的一个的话）维系统治状态的主要力量，也因此强调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解放过程的主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面向，则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反犹太主义之中的「非理性」信念与心态，进行分析与批评。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也再次强调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个体心理学以及心理分析理论的兴趣，而且视之为研究社会背景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更为落实来说，这一因素，可以用来检讨工人阶级之所以未能成为一个革命力量的原因，也可以用来说明法西斯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原因。
在它的形成阶段，甚至在它往后的这个阶段，法兰克福学派愈来愈疏远马克思的理论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抛弃了这一理论的绝大（而且重要的）部分，但是并未对它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唯其发展到后期，主要是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才又开始受到批判性的检讨与重整；但这时的批判理论已经进入了它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与后法兰克福学派（post-Frankfurt School）的阶段，而这也是下一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注释：
[1] 参阅〈社会哲学的当前处境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2] 霍克海默对实证论的批评，以及他自己所提出的其它理论，本身当然都有待批评，我将循着这个立场在往后的章节中予以检讨。
[3] 诚如李奇坦在《从马克思到黑格尔》一书的主题论文中所做的说明。
[4] 参见布克.摩尔士著《否定的辩证之起源：阿多诺、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
[5] 对于阿多诺哲学著作较为有力的批评，参见科拉考夫斯基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第三卷，页三五七至三六九。
[6] 布克·摩尔士，前揭书，页二十四。
[7] 前揭书，页二十六。
[8] 英文版，一九七二年由纽约的赫德公司出版。
[9] 摩尔士，前揭书，页九至十。关于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参见粱恩著《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特别是第六章。
[10] 马丁杰《辩证的想象》，页四十六至四十九。
[11] 参见吕维特著《韦伯与马克思》一书。
[12] 一九六四年马尔库塞发表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一文，便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评论韦伯的主要作品。这篇文章收于史坦梅编《韦伯与今日的社会学》一书，参见页三十六至三十七。
[13] 霍克海默著《历史与心理学》一文，一九三二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第一卷。
[14] 《一个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功能：心理分析与历史唯物论批注》一文，收入弗洛姆著《心理分析的危机》一书中。
[15] 弗洛姆著《自由的恐惧》，页239-253。
[16] 阿多诺著《心理分析中的社会学趋势》一文，是1946年未发表的文章，德文原作收录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编的《社会学演讲集2》一书，马尔库塞著《爱欲与文明》。
[17] 阿多诺、福朗克，布伦史威克、雷文逊与山福等人合著《权威人格》一书。
[18] 有关这一研究的省察以及评论，参见克利斯第与雅荷达合编的《对「权威人格」一书的范围与方法的研究》。
[19] 希曼与许慈利著《权威人格：一个方法论的批判》，收于克利斯第与雅荷达，前揭书。
[20] 诺曼著《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际》，页二六一。
[21] 波洛克著〈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与限制〉一文，发表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第九卷第二期，一九四一年。
[22] 波洛克著《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秩序吗？》，发表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第九卷第三期，一九四一年。
[23] 当然还有其它马克思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分析，着重的是它兴起的其它因素。例如，鲍威尔著《法西斯主义》一文（一九三八年，英译收于一九七八年巴托穆尔与顾德合编的《奥国马克思主义》一书）；此外还有托洛斯基著《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这是一九三〇年到三三年间的论文。
[24] 较为完整的说明，参见马丁杰，前揭书，页一八九至一九三，以及第七章。
[25] 霍克海默著《论社会研究所的活动》，发表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第九卷，第一期，一九四一年。
[26] 参见马丁杰，前揭书，页二二〇至二二一。
[27] 阿多诺著〈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验〉一文，辑于傅列民与拜林合编的《思想的移民：欧洲与美国，一九三〇至一九六〇年》一书。
[28] 阿多诺等人集体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的实证论论战》一书，一九六九年出版；英译本则于一九七六年出版，伦敦海涅曼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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