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1984）
导言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且随之而起的社会思想—批判理论—也以许多不同的面貌被展现出来。制度上，这个学派得以发展的基础就是社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这个研究所是基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德国教育部的一项命令，协同法兰克福大学的合作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但是最初，社会研究所是一九二〇年代，一个富裕谷商的儿子菲利士 魏尔（Felix Weil）所策划的若干激进研究计划的延伸。在一九二二年，他曾发起「第一届马克思主义者工作周」（Frist Marxist Work Week），当时的与会者有卢卡奇（G.Lukacs）、柯尔施（K.Korsch）、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与魏特夫（K.Wittfogel），讨论的重点大部分集中于柯尔施的新著《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arrxism and Philosophy）。魏尔原想继续举办类似的会议，但是当这个更为长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构想即将完成之时，他却又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并且撤回原来对这项研究的财务资助。[1]
「社会研究所」成立的特殊时代背景，正值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与中欧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失败之际。而且，它可以说是左翼知识分子意图重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重估在新环境中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一个回应。就这一层意义而言，这个研究所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这一更大规模的思想运动的一个部分，其特色一方面在于它以各种当时流行的哲学观点与黑格尔的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二方面在于它与日俱增地对苏俄的社会发展与国家体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2]然而，在创办之初，这个研究所并未构成一个学派；诚如马丁杰（Martin Jay）所说：「……成为一个学派的构想是在这个研究所被迫离开法兰克福之后才发展出来的（这个名称本身在这个研究所于一九五〇年返回德国以前尚未用过）。」[3]
实际上，在这个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中，可以区分出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在一九二三年与一九三三年间；当时，研究所的探讨方向是相当多样性的，并不像往后批判理论一般，专注于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念。事实上，由于它的首任主席格吕贝尔（Carl Grunberg）[4]是位经济与社会史家，而且他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亦有表面上的密切关系，在他的领导下，研究所的绝大部分计划都具有强烈的经验色彩。格氏在他的就职演讲（一九二四年）中宣称他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在这篇演讲中他还指出，「唯物史观既不是一个哲学系统，也不想成为一个哲学系统。……它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的现有具体世界（the given concrete world）。在格氏的指导下，直到他罹患中风而于一九二九年退休为止，这一看法的确是研究所的许多成员恪守的方向；譬如，魏特夫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一部分在一九三一年曾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为题出版〕，格罗斯曼（Grossman）将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 趋势的分析，予以进一步发展，出版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累积与崩溃的法则》（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Collaps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1929），波洛克研究的则是苏联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演变，也出版了《苏联经济计划的实验：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Experiments in 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1917-1927）。
第二阶段，是指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〇年间流亡北美洲的时期，当时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理论的观念已被引进，成为「社会研究所」各项活动的指导原理。这一观念上的转向与研究兴趣的转向，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已开始，特别是自一九三〇年七月霍克海默受聘为研究所主席时，已经开始发生影响。诚如马丁杰在论及霍克海默的就职演讲<社会哲学的当前处境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Social Philosphy and the Tasks of 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一文时指出，「他与他的前辈的研究之间，差异是显而易见的」。[5]哲学取代了史学与经济学，成为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重点；而且，由于马尔库塞在一九三二与阿多诺在一九三八年（这是一九三一年以来他与研究所维持较为疏远关系之后的事）先后成为该所的成员，这一转变的趋势更是受到强调与重视。同时，该所加强了对心理分析的注意，这也成为它往后的研究与写作的一个特色。[6]流亡期间，该所成员在霍克海默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较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从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的学派。
在一九五〇年该所迁返法兰克福之后，「批判理论」的主要观念，开始明显的出现在许多著作中，而「法兰克福学派」也开始对德国的社会思想造成重大的影响。日后，它的影响不但扩张到整个的欧洲——特别在一九五六年之后，更有「新左派」（New Left）的兴起——而且，尚有许多该所成员（特别是马尔库塞）继续居留在美国。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思想与政治上造成最大影响的一个时期，它在一九六〇年代更由于激进学生运动的急速成长而达到巅峰，然而这并不是由霍克海默〔他当时已到瑞典隐居）与阿多诺〔他在流亡美国期间与战后德国的新环境中已变得相当不激进了〕所造成的，而是马尔库塞所造成的，他也因此成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一个主要旗手。
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开始，也就是自它的第四阶段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渐渐地消退了；而且，由于一九六九年与一九七三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两人的先后去世，它也遂日地失去了学派的面貌。在最近的过去数年之中，它与曾经激发它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形同陌路；套句马丁杰的话来说，「……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已丧失了做为它（指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支流中的一员的权利」，[7]而且，它对社会理论的整个探讨方式也愈来愈受到新式的或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挑战。虽然如此，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基本理念仍然出现在许多社会科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而且，这些理念在哈贝马斯的手中也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不但对社会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提出新颖的批判，而且可以重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观点。
在往后的几章里面，我将把重点置于上述四个阶段中的后面三个阶段，首先省察那些最初构成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体系，而后追溯这些观念在该学派全盛时期的发展与扩张，最后讨论这些观念在后法兰克福时期（the post-Frankfurt era）的命运。这将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衍生系统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性，并且对它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提出若干结论式的反省。
[1] 有关该研究所应立的详细说明，请参阅马丁杰（Martin Jay）所著《辩证的想象》（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Boston,Little Brown &Co.,1973）一书，第一章。
[2]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一个出现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思想体系，它在一九六〇年代重新产生极巨的影响，至于它的渊源则来自柯尔施、卢卡奇与葛兰西（A.Gramsci）以及若干法兰克福研究所成员（特别指一九五〇年以来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著作。有关这一方面的各种解释，请参见阿拉托（Andrew Aroto）与布烈尼斯（Paul Breines）所著《靑年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The Young Luka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New York,Seabury Press,1979），以及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检讨》（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6）等书。更广义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它极为不同的形式之马克思主义思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便是明显的例子，它出现于世纪之交，直到一九三四年吿一段落，而在近年又受到新的瞩目。请参见巴托莫尔（Tom Bottomore）与顾德（Patrick Goods）所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一书的导论。
[3] 关于格吕贝尔的详细说明，请参看巴托莫尔与颜德，前揭书，导论，页九至十。
[4] 马丁杰，前揭书，页十五。
[5] 马丁杰，前揭书，页二+五。
[6] 因此，弗洛姆（Erich Fromm）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曾是该硏究所的亲密盟友，但由于他对弗洛依德理论抱持与日俱增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赋予心理分析一个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取向，终于导致意见相左，从而在一九三九年中断了他与该研究所的关系。
[7] 马丁杰，前揭书，页二九六。
感谢 鼠拨土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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