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八章 东方接替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毛泽东 1938年 |
1947年12月，正当东西欧的共产党进入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消沉时期，而资本主义在西欧开始重新活跃时，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委员会作了下述讲话：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数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1]
1917年以前，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亚洲各国的社会必然都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修正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提出“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之下”，亚洲各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
现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对这个观点作首次试验。[2]它对于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帮助，决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未能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中取得政权，并且也未作出丝毫努力去阻止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而进行的干涉。另一方面，当时存在着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苏联战胜纳粹德国是造成使中国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国际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苏联的军事力量，不仅由于它在打败日本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且由于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干涉中国是个很大的牵制。[3]
可是，在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在现在开始的这个时期中，要从苏联得到帮助一定是困难重重的。斯大林对敢于保持自主性和独创性的革命发动的“冷战”，再加上他用来控制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迫使它们成为一个模式的做法，都向新中国尖锐地表明，克里姆林宫可能迫使它在不作仆从就作敌人这两种角色中进行选择。
毛及其亲密的同僚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抉择，还没有足够的情报绐予明确的回答。可是毛集团确有与莫斯科打交道的经验（类似铁托及其同僚在解放战争中的经验，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南斯拉夫人的经验更多），这种经验一定有助于他们了解苏南争端。朝着相同方向发展的中国党的领导集团的思想风格和政治活动，也有某些特色。这些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特点中产生的，并且是从毛取得党的领袖地位时起被精心培育起来的。在本书第一编中已谈过的关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事情，这里不需要重复了，但我们将非常简略地研究一下与此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后期的某些情况。
中国革命与“大同盟”
在本书第一编的结束部分（第262页），我们引述了毛在1943年的讲话，根据这个讲话来看，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对中国党的内部问题没作进一步的干涉。我们认为，1935年以来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以及苏联在那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三者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并不排除重大的分歧。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是紧跟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的，而中国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则不是这样。在毛主义的领导看来，采取这一策略要以进行长期的斗争为先决条件，以保证革命力量在与国民党的暂时联盟中占优势。莫斯科的态度就不是这样。1937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规定苏方提供军事物资和军事专家的援助，[4]苏联政府主要是希望蒋介石把军队专用于抗日，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但在蒋看来，共产党是主要敌人，正如他在有一个场合说的：“日本不过是皮肤之患，共产党乃心腹之患。”[5]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没有宣布的内战，只有毛作出根本的让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并将他的军队改编为蒋军，才能结束。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利用像王明这样一些毫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政策的党的老战士来迫使毛接受的路线。[6]在德国入侵苏联以后，这种压力就变得更加直接了。
1941年4日，莫斯科放弃了它以前与中国政府结盟的政策，而同日本缔结前面已提到过的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党对这个行动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因为这一行动把它置于与欧洲一些共产党在苏德条约以后相类似的处境。日本人由于签订了4月条约，就更易巩固和扩大他们在中国已经赢得的地盘，特别是也因此而解除了占领中国北部地区的日军所受的压力，可以被调去打共产党的一些主要根据地了。[7]不用说，斯大林决定与日本签订这个条约，并没有与中共领导人商量。根据目前能得到的资料看，在上述时期（1937—1940年）他并未给他们提供过军援，而对国民党倒确实提供了援助。[8]但是，当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而看来日本也会不顾条约发动进攻时，斯大林这才想起了中国共产党。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动用全部军队出击比他们强得多的日本军队。他要求他们努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团结，实际上是作出让步（以便国民党也能集中他们的兵力来抵抗占领者）。苏联党的官方刊物《共产党人》最近证实了这一点：
“当希特勒的军队在德苏战线上取得暂时胜利之际，我们党曾建议〔中共和国民党〕采取联合行动去拖住日军，使之不能进攻苏联，但是，毛及其宗派分子公然置这个建议于不顾……当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最大限度地加快对法西斯作战时，许多事实都表明了毛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态度。只要回忆如下的事实便够了：1941年至1942年间，用于打日本人的人民军的兵力大大减少了。1943年1月，苏联驻延安的记者报道说，一切部队都得到了命令：不参加对日作战，一旦与日军遭遇就撤退。它们的任务是只要有可能就与敌人达成停战协定。”
[9]
毛认识到日本人在武器和军队正规化方面的绝对优势，向来避免出动人民军打正规战。他大规模地使用早在江西时期就行之有效、而且已发展成为一套理论的游击战策略。西方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说：
“共产党军队作战是极其分散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抱有政治目的，要尽可能地扩大活动地区与人民建立联系；另外的原因是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比日本人的要差得多。他们的游击战比起江西的战役来，离正规战更远；他们以小部队进行活动，从未超过一个团的兵力。”
[10]
“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
[11]
毛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在许多方面都与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相对抗。只要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危险还存在，也就是说，大约一直到1943年，这个争论主要都是作为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出现的。就像《共产党人》现在所承认的那样。毛要保存实力，准备用于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而斯大林却想要毛和蒋把他们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投入抗日。美国人对此也同样感兴趣，因为这多少能减轻他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负担。
蒋也要保存国民党军队，以便将来不可避免地同共产党人算帐。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蒋曾希望日本人会帮助他消灭共产党人。蒋利用当时人民军是在国民政府的正式领导之下的有利条件，派人民军去攻打入侵的主力部队。[12]毛不上这个圈套，他当时不服从蒋，就像他后来不服从斯大林一样。如果他在1941到1943年间向斯大林的要求让步，那么革命军队就会大部分消耗掉，日本一投降，中国共产党人就只能听任国民党和美国人摆布了。必须记住，当时形势的一个根本之点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从苏联得到任何军事援助。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日军加强作战，但是他却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来改善他们在武器方面的可悲劣势。[13]
从更全面的政治角度看，毛的战略是与克里姆林宫的长期目标相冲突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抱负——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取胜——根本不符合斯大林要在划分“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同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达成协议的宿愿。即使从最乐观的观点来看，要在亚洲划分这种“利益范围”，只有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政权才有可能：在这个政权中，共产党人接受蒋介石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控制。因此，斯大林一直对中共领导施加压力，要他们与国民党达成这样一种妥协。同时，他也支持美国的政策，美国要蒋介石放弃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对中共作出某些让步，以便把共产党并入到国民党政权中去。
1944年秋，罗斯福派赫尔利将军到蒋那里去当大使。赫尔利在上任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与莫洛托夫一起研究了中国的形势。他根据这次会晤，曾设法使中国的独裁者“相信”下列几点：“（1）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2）俄国不愿意在中国发生党派纷争和内战；（3）俄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融洽的关系”。[14]斯大林在4月15日与赫尔利的谈话以及1945年5月28日与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宣称，苏联希望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重新统一。霍普金斯曾向杜鲁门报告说：斯大林答应“他将尽力促使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得到重新统一”，并且还说，“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15]（1944年6月，斯大林曾对哈里曼说过：“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事实上并非共产党，就像人造黃油不是真黃油一样。”[16]）
美国政治家所引述的斯大林及其助手们的这些讲话，如果没有其他事实以及斯大林的“大同盟”政策的总方针作为佐证，也许可以认为是一种狡猾的外交手腕。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它的条款，以及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定，苏联又重新获得了沙俄从中国侵略的、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基地与租借地。蒋政府强烈地拒绝过俄国人的这些要求（当时，西方几个大国正相继放弃它们从前在中国的租界，中国也在此时获得了大国的地位，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只是在斯大林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后才作了让步。
这至少是某些历史学家的看法。[17]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日本投降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证实，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举例说，解放了满洲的苏军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他们本来能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他们不是把该地区的工业设备——中国最大型的工业设备——移交给中共，而是由军队拆卸以后作为战利品运往俄国。苏联当局不让中共接管满洲的主要铁路枢纽与工业中心沈阳及其他城市，却与蒋达成了一个协议，把这些城市移交给蒋的军队。他们完全可以把人民军的部队先于国民党部队运送到北京和华北其他城市，但他们不这样做，结果国民党人由美国的船只和飞机运送，得以到那些地方去站住了脚。
另一方面，苏军当局并不阻止人民军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满洲向农村地区扩展，甚至也不阻止他们接管长春与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是（这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厚礼）苏军司令部把满洲日军的一部分武器移交给了毛的军队。[18]（如果采取另外的做法，就是说，把绝大部分的日本武器给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一部分，那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来说，干出这种事来就真是未免太不像话了。）
换句话说，斯大林把一只手伸给毛，另一只手伸给蒋，同时又促使他们互相妥协。他同意承认蒋是中国的首脑，并给了蒋某些帮助让他在华北建立统治，但坚持蒋必须让共产党人参加他的政府。（就在中苏条约签订后不久，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的联合压力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商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的问题。）斯大林使毛在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有了一点改善，但又压他向国民党作出让步作为报答。
革命战争还是“全国统一”？
关于斯大林对毛施加压力的情报，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就我所知，莫斯科对这个说法从未加以否认。这在前一章中已提到，这里要再详细复述一下。根据1948年2月卡德尔所说，斯大林曾对他和季米特洛夫说过下面这一段话：
“……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一起讨论了中国的形势。我们曾直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该力求与蒋介石妥协，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了苏联同志的看法，但一回到中国，却又完全另搞一套。他们集合兵力，组织军队，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要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就中国问题来说，我们承认我们错了。”
[19]
1946年7月，蒋介石重新发动进攻。那时他的军队在正规军的数量和武器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有五百架飞机，大部分由美国人驾驶，而人民军直到胜利都没有飞机。蒋的军队得到数千美国官员和顾问的援助，并得到华盛顿在财政上十分慷慨的支援。在一年中，即直到1947年夏季为止，国民党看起来似乎是节节胜利，实际上他们占领的是人民军根据行之有效的战略而不予防守的一些城市。他们拉长了自己的运输线，而把力量分散在对他们持敌意的、充满了革命骚动的地区。人民军只是在对他们有明显优势的地方才进行战斗。他们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扩大和巩固了新的政权。在这些地区土地革命已自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他们包围城市，切断交通线，把国民党的一些地区孤立起来。同时，共产党人在敌人控制的城市中心加强地下活动，争取持怀疑态度的人，并利用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内部的矛盾。
力量的对比很快就变得对共产党人有利了。从1947年夏到1948年夏，人民军在满洲、华北和华中逐步转为进攻。毛在他的“持久战”理论中所预见到的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的阶段开始了。在1948年秋季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人民军解放了满洲，俘获了数十万俘虏，并夺得大量战争物资。武器和正规军的优势转到了革命军队一边（尽管没有飞机）。1949年1月，人民军进入北京。春天，它跨过长江，进入南京和上海。秋天到达广州。到年底，整个中国大陆除少数在不久以后解放的边远地区外，都处在新的革命政权的控制之下了。
对中国内战发生于1947年夏季的这个转折，以及革命军队在一年中从满洲到广州的快速和胜利的进攻，不能单纯以共产党人在二十五年革命战争经验中得到的军事和政治战略方面的经验来解释，也不能只以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革命战斗精神、纪律、自我牺牲精神和有效的作战方法来解释。当然，没有这些因素，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光说这些，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特别是不能解释反攻的速度问题。
所有对这个阶段的中国革命作过研究的人，都把国民党内部的腐朽、无能和腐败视为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外，马歇尔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一个。他在1947年2月担任国务卿以前，曾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使他能从内部了解蒋政权。1947年，在一次部长们的会议上，他预言它会垮台。1948年2月，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在中央政府目前这种混乱、腐败、没有效率和无能的情况下”，中国的问题“简直是无法解决的。[22]
但是，蒋政权的无能及其垮台，只不过是中国社会“革命化”的加深这一更深刻的现实的反映。由人民军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计划并使之实现的革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广泛的、自发的和普遍存在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在经过了国内战争、农民和工人的暴动、革命游击战争以及日本入侵与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三十年以后，这个革命已在人民思想中扎下了根，并严重摧毁了各种传统的结构。
日本的入侵，对一切自称能解决这个处于变动中的中国的问题的政治势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国民党在1925—27年间暴露了自己是土地革命的敌人以后，在1937—45年间又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组织全国的抵抗。它多次直接间接地与敌人合作，从而使自己信誉扫地。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就已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而闻名，在抗日战争中，它是一个捍卫民族独立的政党，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些政治和社会集团都转到了共产党一边，或者要求同它结成真正的联盟。日本投降时，要是不存在与该国的根本现实无关的一系列因素的话，蒋介石政府是不可能在大部分国土上建立政权的。这些因素包括：美日协定规定的日军只能向蒋的军队投降，由美国的船只和飞机把孤立在西南一隅的蒋军运往华中和华北；蒋政府的国际地位（“三巨头”承认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革命力量进行斗争的地位，以及苏军为履行这个条约在北方和满洲的所作所为；最后就是美国政府及时积极提供给蒋介石的各种援助。
国民党政权确实是被人为地恢复起来强加给一个国家的。当时这个国家所要求的国内和平，激进的社会改革和真正的民族独立，恰恰就是这个政权想要扼杀的东西。从摆脱日本的奴役时起，国民党就表明它自己是一个打内战的党，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敌人，是新的外国（即美国）统治的工具。只有两种情况可能使国民党把政权巩固一段时间：要么用军事力量打垮共产党；要么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投降，甘心“合并”到国民党政权中去，解散自己的军队，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并且实际上放弃他们的革命纲领。从国民党的观点来看，前面提到的那个谈判是一种策略手腕，进行谈判是为了赢得时间部署兵力来实现第一种解决办法，同时试探实现第二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如果中共领导人屈服于斯大林的要求，第二种办法就可能实现。共产党就会再次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就像在1925—27年时那样，那个时期的悲剧也就随时都可能重演。如果说，在西欧实行“民族团结”，终于导致共产党的部长被撵走，共产党被孤立，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实行同样类型的“民族团结”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对共产党人的一次新的大屠杀。
毛和他的同事们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这反映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文件中。不论是在日本投降前夕还是投降以后，毛没有抱任何幻想；他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并使党对此有所准备。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他在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
[23]
“1944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1945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他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
[24]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25]
中国“铁托主义”的幽灵
毛主义者尚未透露那几年党内斗争的历史。从目前已有的文件看，像我们已经援引的1946年4月的文件，[27]反映出中共党的某些有影响的领导人，曾支持斯大林强迫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案，即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他们认为，从克里姆林宫寻求与美国妥协的时候起，革命战争就注定要失败。斯大林对中共领导施加的压力，看来起码持续到1946年底或1947年初。1946年12月，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28]苏联与西欧共产党的报纸，在1945年和1946年期间，几乎不发表任何关于中国人民军队以及解放区的革命变化等情况的消息。他们只限于一般地谴责美国“反动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把这种支持说成是实现“民族团结”政策的主要障碍。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也只是在谈到这种干涉时才提到中国，而不提国内战争的革命内容，也不提出国际无产阶级如何支援中国革命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被邀请当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很明显，就像铁托在解放战争期间执行的政策那样，毛的政策已经跟斯大林的政策对不上号了。1949年毛的路线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只能使斯大林焦虑不安。同铁托闹翻还记忆犹新啊。
已经发生的事变，岂止是用事实证明了毛的战略正确而已。斯大林想必因此而更加深感不安。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一个大国中取得胜利。这个党在精神，意识形态及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方面都与苏联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独创性及其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党。党的领导十多年来，在同莫斯科正统的潜在冲突中，精心培育这些特点，尽管大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同时因出于礼貌，也不得不对斯大林及其思想必恭必敬，奉若神明。上面提到的《共产党人》那篇文章表明，莫期科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1941年到1945年在延安组织的、分若干阶段进行的“整风运动”的。这个“运动”包括研究和讨论一系列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问题，目的是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换句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毛说：“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么，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29]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都经历了这次学习，这是在党内传播毛的思想并使党员团结在毛的领导之下的一种方法。毛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风细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等等，都被奉为是适合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些名词开始听说了。现在，《共产党人》杂志揭露说，当时王明等人由于“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而受到批判。
这次思想运动尽管它有反教条主义的意图，但可以看作是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开始——在中国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刘少奇所作的《论党》的报告中有下面这段话：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30]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
“……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新发展的力量和独创性被着重加以强调说：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从这几段话中看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正如一切伟大的革命那样，中国革命在产生自己的理论的过程中，对某些新思想教条化的盲目崇拜同时也开始了，如同过去对列宁主义的一些做法一样。我们不准备分析这些引文，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很难期望斯大林会接受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原则或毛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中国革命是在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正统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正如它的实践过程是对“大同盟”政策的挑战一样。这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挑战，因为正如刘少奇的报告所说的，这种新的理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进一步发展”，“它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从1945年以来，中共就开始宣称，它的思想和经验是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榜样。它开始以继承苏联党的事业的面貌出现了。
当1949年的胜利日益明显时，特别是在这一年中，一系列经过周密考虑的文章出现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这些文章引用了毛著作中对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作用和榜样表示敬意的段落，而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发展特殊论进行了含蓄的批评。其中一篇文章说：
“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同的。人们只能说这种发展在速度和特定形式上有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东方的人民民主就其基本要点来说，与西方是相同。……
“殖民地民族斗争的整个进程，民主力量在东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有力地证实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学说的正确，并证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的胜利。”
[31]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对党制订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同志在这些著作中，根据对中国形势所作的深刻的理论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特点，英明地预示了它的进程并指出了它能取胜的条件。”
[32]
“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
[33]
显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正如在小小的南斯拉夫所进行的革命一样，包含着出现异端邪说的危险。就在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已掌握在一伙“间谍和暗杀者”手中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这不仅是十月革命以来帝国主义体系受到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面临着亚洲出现铁托主义的恶梦。它的危险性，是巴尔干的铁托主义无法与之相比的。某些西方观察家看到这场恶梦有可能变成现实，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马上就会出现。[34]共产党情报局的各个党也认为必须制止这种“推测”。例如，法共的刊物在1950年3月写道：“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已经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内，我们可以相信，帝国主义对出现‘中国铁托主义’所抱的希望是注定会变成极度的失望的”。[35]
中苏同盟
这场恶梦在几年之内是被排除了。国际形势对毛和斯大林都有很大压力，迫使他们搞好关系。“冷战”正达高潮。毛不知道美国对被打败的、现逃亡在台湾的蒋介石的支持将走得多远，但无论如何美帝国主义是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在斯大林这方面，他需要加强他在国际方面的力量。1949年4月签订了大西洋公约。5月，苏联政府不得不放弃对西柏林的封锁。日本正在变成与苏联远东相对峙的美国军事基地。尽管那年7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是美国在这方面显然占优势，正如苏联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占优势一样。从1949年12月开始到1950年2月结束的毛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三年中这是新的同盟的有力纽带。
除了这些国际条件，别的因素当然也起部分作用。两党之间的关系尚未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受到考验。（就同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战争期间产生的分歧本身并未导致苏南关系的破裂；而是在新的南斯拉夫国家诞生以后，因为实践证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方法与南斯拉夫主权不相容，两国关系才变得敌对起来。）毛也许会这样想，对待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亿人口和刚刚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力的数百万军队的国家，斯大林会比对待东欧那些小国更加慎重。
此外，中国在经历了二十五年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之后，经济已完全崩溃。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对他们的迫切需要是会给予援助的。他们面临大量没有想到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对各个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作用、以及对新政权的性质提出了全面的看法，但建立这样一个政权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中国共产党认为它已经在苏联建国的榜样和经验中找到了解决办法。毛在胜利前夕谈到这些问题时说：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36]
在1949年前后表现出来的毛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的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基础，比现在某些热心捍卫毛主义的独创性的人所能承认的，要广得多。分歧的主要方面是关于革命战争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在破坏阶段的战略、方式和方法问题，而到必需着手处理建设阶段的问题时，这些分歧自然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发展，这些分歧就具有国际范围的重要性了。
尽管如此，朝鲜战争和中国的内部问题，使斯大林的正统与毛关于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的理论之间存在的分歧，一度处于第二位。对于国内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毛的指示向苏联党学习。当经验——正如1925至1927年间在革命策略方面发生的情形一样——告诉学生：他们的老师在帮助他们从事新政权的建设方面同样不能胜任时，他们就不再向苏联学习了。
如果说在1949年，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促使毛尽可能地与期大林达成了谅解，那么，斯大林也必须记住，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外，还有同南斯拉夫的争端。根据许多理由可以推测，斯大林完全有理由避免与中共发生同样的争吵，中国党的伟大胜利，使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中享有巨大威望。实际上，斯大林是想要利用这种威望。共产党情报局和各国共产党的宣传，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是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他的观点、战略、忠告和指导的结果。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每一个阶段，斯大林都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给他们指出问题，帮他们纠正错误，指出应当避免的危险和应遵循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在1949年时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经过1927年的大镇压，已无法参加革命斗争。中共党内的工人比例在1949年时不到百分之三，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出身于知识分子。[38]根据共产党情报局的说法，无产阶级已经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了。斯大林创造了奇迹。）这篇文章接着还说：
“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特点所作的分析就是中共据以制定其计划、战略和战术的根据……斯大林科学地预见到了国民党在1927年的背叛……斯大林根据中国情况发展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加强中国党的影响，也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忠告……斯大林保护了中国革命，使之免受托洛茨基主义之害……中共正因为学习和吸收了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走向胜利。”
[39]
关于经济贷款，中国领导人曾计算需要20亿至30亿美元。他们从莫斯科得到了为期五年每年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这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比苏联政府在不久前借给波兰的还少一些。[42]至于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则发生了像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工资要比他们的中国同事高得多。在人民的经济水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的简朴风气这样一种特定情况下，不难想象这种形势必然会产生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影响。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是和官方宣传的关于“中苏友好”的陈词滥调相矛盾的。但是，在1956年秋发生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前，中国对这种田园诗般的美景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怀疑的话。1956年12月，毛说：
“斯大林……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43]
在中国的条件下，要在政治上统一国家并建成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比1917年时的俄国规模更大的官僚化过程。毫无疑问，引进苏联的模式就只会在党、国家、经济和思想各个方面促进和加速这个过程。鉴于中国问题极端复杂，要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客观上就要求开展有广大群众和知识界的积极分子参加的、经常性的自由的讨论和研究，甚至可以批判苏联过去的做法。可是中国党并没有这样做，却教条主义地把苏联的模式当作唯一可能采用的模式而采用了。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对斯大林的服从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革命在夺取政权期间积累的大量经验及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教训，无法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的财富。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同中国人有传统联系的越共和东南亚的一些共产党团体就并非如此。但总的来说，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以苏联的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的。这种观点提出的一般说法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斯大林是设计师，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无非是运用他的思想和指示。一切都包括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了，如：对中国现实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关于革命的过程，以及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和策略，等等。中国在这些年中的经验，与其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倒不如说有利于加强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并颂扬它的创始人。中共所取得的胜利还被当作是对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安慰，并一度掩盖了欧洲革命失败所引起的后果以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天的无能。另外，炫耀“中苏友好”和称颂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对共产党情报局关于苏南争端的说法，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支持。这等于是说与毛的关系当然不成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毫不动摇地忠于苏联的国际主义者，而是否忠于苏联又是检验是否忠于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他不像铁托那个犹大。这证明争端中的过错不在斯大林。共产党员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尽管如此，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中共服从莫斯科，远不如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服从得那样绝对。斯大林在对毛的做法上比较慎重，因为毛有实力作后盾，这种实力是靠红军当权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所没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以后，中国“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这无论是对克里姆林宫还是西方各国政府，都强有力地表明，共产主义的中国已跻于世界强国之列了。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的继承者们认识到，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望这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有必要作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他们又想利用这点在这个大独裁者之死所造成的微妙形势下加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的地位。他们大量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提高了中国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第一次授予毛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称号。[45]
但种种事件很快就表明，莫斯科只承认北京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位很不错的老二，——即使如此，也还要以北京甘当莫斯科的应声虫、在任何方面都对苏联正统深信不疑为条件。门徒们在一定程度上再次经历了老师于1945—47年间对铁托施展过的手腕，其后果也相似，只不过是中国规模的罢了。俄国人由于坚持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它以前激起了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一样。“中国的铁托主义”的恶梦终于成为惊人的现实。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到以后再讨论。
中国革命是继1917年开始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威武雄壮的第三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遭受的第一个重大的失败。它及时地推动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在中国革命的鼓舞下，这一斗争在目前尚未结束的这段时期内，接替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而担任了革命行动的主角。但是有人说，在中国革命以后，世界革命的过程将是“世界农村”（不发达地区）包围“世界城市”（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这种说法无非是把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毫无道理地普遍化，也是把上面提到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加以引申来推测未来，说在革命行动中，“东方”已取代“西方”充当了主角。没有根据预言这是领导地位的最后一次改变。相反，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有些不明显的迹象表明，西方无产阶级——一种与马克思和列宁所熟悉的无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既从事体力劳动也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又可能在历史舞台上起主要作用。也不要忘记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是“新的”）也必然会起自己的作用。世界革命的进程还会发生许多意料不到的事和多次的人事变动。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1188页。
[2] 按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新民主主义”是国民党政权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阶段尽管还存在私人资本主义成份，但不能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956年9月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辑，北京，1956年，第19页）。
[3] 紧接着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以后，苏联向日本的宣战以及对满洲的日军发动进攻，必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尽管如此，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苏联在第二次界大战中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胜利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渉是一个约束，但是一方面，斯大林想利用从这些胜利中得到的实力和威望迫使中共向国民党投降，以便为他与美国达成一揽子协议铺平道路。
[4] 根据吉耶尔马著《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49年）》，伦敦梅休因公司，1972年，第305页所说，苏联派了由切尔巴切夫将军率领的300名军官和技术人员。其中包括苏联伊5和伊16飞机及飞行员。
[5] 引文见安德烈·方丹著《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故争，1917—1950年》，第369页。
[6] 王明在毛取代他的地位以前，实际上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被毛取代后，回到莫斯科，直到1938年初才离莫斯科去延安。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反对毛的政策，提出应向国民党作更大的让步，党的军队应全部并入国民党军队中去，并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等等。
他认为只有国民党有能力领导抗日战争。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立场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和抵抗运动时期的欧洲的那些共产党——南斯拉夫除外——很相似：在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见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9—51页。又见前引吉耶尔马所著书，第204页，第366—367页，注3。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刊物《共产党人》在当前中苏争论最激烈时证实，王明和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由于捍卫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观点而受到攻击。（见1968年6月号文章《中共党史中的若干问题》）
[7] 毛在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关于这一时期的问题时说：“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2页。）
[8] 现有的中共文件中没有提到关于苏联在这一时期或抗日战争后期的军事援助问题。毫无疑问，如果有过这种援助的话，苏联人在注6中提到的《共产党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就一定会用来作为援助的例证。
[9] 《共产党人》1968年6月号第93—108页。
[10] 吉耶尔马的这一说法（见注4所引书，第330页），有非常详细的文件作根据，与中共官方的提法是一致的。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篇401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军事组织，其体制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它包括以师、团、连队为基础建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享有很大的作战主动权，不限制在某一特定地区。还有地方武装，它只在日占区的一个特定地区活动。还有民兵这种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它们装备的一般都是很原始的武器装备，都以地方为基地。中共七大（1945年春天）时，正式的人民军队的总人数为91万人，民兵222万人。那时解放区的总人口为9500万人。毛一直在那里建立指挥部的陕甘宁边区（延安），是日占区以外的地方，它只是解放区的一小部分。最大部分的解放区，建立在从名义上说是为侵略者或国民党政权所控制的各省之内。
[12] 见前引胡乔木所著书，第47页。
[13] 为了补充注8所说的情况，还可以指出，毛在讲话和文章中曾多次强调没有受过外援。例如，在其选集第4卷中，特别是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同上，第1070页）说：“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伪军”是指中国的那些“卖国贼”。）
[14] 见美国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1949年，第73页。
[15] 见注5所引方丹书，第375页。（霍普金斯是杜鲁门的外交事务首席顾问）。
[16] 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40页。
[17] 见注5所引方丹书，第375页。
[18] 1945年8月10日，人民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放下武器。几乎所有的日本军队都对这一号召置若罔闻，它们只服从“盟军最高统帅部”——英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命令指示他们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在交接权力期间，要负责维持秩序。结果，日本军事装备大部分都由蒋介石的军队收缴去了。此外，美国人还送了足够装备39个师的最新式的武器。这个资料引自注4所引吉耶尔马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一书，第378页，他还说，以前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曾拥有如此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据粗略估计，1945年底，蒋介石拥有199个师。另外，他还有500架飞机。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从未有过任何作战飞机。
关于苏联人从满洲运走的工业设备，据美国一个委员会的估计，未拆迁时价值为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重新安装需花费二十亿美元。吉耶尔马说，苏联的行动“说明俄国人想把经济合作强加于未来占有这个地区的当局，这一地区对西伯利亚的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第379页）
关于苏联人本来可以移交给人民军队或者可让人民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城市的问题，吉耶尔马指出，“要是共产党占领了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只就华北来说，就有北京、天津、青岛、太原和张家口——那就会给他们一张好牌，有利于他们反对政府，并会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骚乱”。（第376页）但是中苏协定“明确承认……南京政府对满洲的主权”。（第379页）吉耶尔马还说，“俄国人原来打算在1945年10月至11月从满洲撤走，使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放手行动，但国民党政府尚未部署好重新全部占领这个地区的计划，请求苏军缓撤，苏联人同意推迟到次年四月撤退。”（第330页）换句话说，在蒋介石部队乘美国船只和飞机到达以前，苏联军队保护了满洲的城市，使之不落入中共之手。
[19] 德迪耶尔引用的话，见前引《铁托谈话录》一书，第331页。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开会时，借口起义必遭失败，想迫使南斯拉夫停止援助希腊的起义。实质上他的路线就是，“我可以承认我在中国问题上有错误，所以你们也应当承认你们在希腊问题上有错误。”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斯大林想暗示——也希望美国人能了解——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政策毫无关系。
[20]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0页。
[21] 引自《工人世界》1946年1月号，它重复了苏联报纸上的观点。当然，应该以“三巨头”所共同商量的这个目标作为背景情况，去看马歇尔的赴华使命。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自然有其不同的目的，但它们都赞成“全国统一”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虽然仍会使它们因扩大各自的影响而斗争。但不致发生内战，引起国际纠纷。
[22] 引文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383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0页。斯科比将军是1944年击溃希腊抵抗运动的英国远征军司令。
[24] 同上，第3卷第1021页。
[25] 同上，第3卷第1051页。
[26] 同上，第4卷第1103、1105页。毛在向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夕的政策作了阐述。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解释为要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这个政府包括支持党所制订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各党各派。这个纲领规定齐头并进地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措施（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则进行的土地改革等）与毛称之为“社会主义成份”的其他措施，即在经济中建立国有成份（主要靠把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收归国有）以及合作社成份。这些措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纲领规定，国家应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换言之，实际上这是说，国家应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这样一种联合政府和纲领，国民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即使该党党内确实有一些可能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分子。
在日本投降后开始的谈判过程中，毛作了一些让步，最重要的让步是规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中尽管中共有很多代表参加，但比起国民党来是少数。实际上，这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让步。毛在关于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以及解放区革命政权的领导等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国民党领导人当然无法按受。这就是造成破裂必不可免的原因。
[27] 见以上第五章注174以及有关正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时期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材料，但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干涉。
[28] 见以上第五章注172。
[2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一事件为反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政治思想运动定了名，这个运动延续了很多年，在示威以后就有了更为激进的特征和更广泛的基础。
[30] 这里的几段引文见刘少奇所著《论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4—29页。
[31] 引自E·朱可夫所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与殖民地斗争问题”一文，载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49年第9期，摘录见前引《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第265—267页。
[32] 见1949年莫斯科出版的《殖民体系的危机》一书中格·弗·阿斯塔费耶夫文章“从半殖民地到人民民主国家”。摘录见前引《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第267—269页。
[33] 《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5页。
[34] 例如，见罗伯特·吉扬1949年12月20日—28日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一组总题为“红旗下的中国”的文章。
[35] 马里于斯·马尼安，《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3月，第57页。
[36]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0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1418页。
[37] 在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与斯大林的政策分歧对苏联的利益没有太严重的影响，这一情况有助于毛施展其策略技巧。日本投降以后，如果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中雅尔塔精神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的分歧就可能成为敌对性质的。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毛与斯大林之间的尖锐分歧因而有所缓和。
[38] 这一材料引自苏共高级党校所用教材：《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8卷第250页。
[39] 引自注35中提到的文章《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的胜利》。
[40]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1917—1967）》，莫斯科，1967年，第131—134页。承认外蒙的“独立”，是由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互换照会记录在案的。
[41] F·费伊托《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巴黎普隆书店，1964年，第93页，从S·比亚勒所写《我选择真理》一文（载《东欧》，1956年7月）中引了下面一段话：“在1955年7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上，当莫洛托夫反对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米高扬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这位老外交部长的观点。当时他引了毛泽东于1954年北京会谈（赫鲁晓夫、米高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期间所说的话；毛严厉批评合营公司，称它们是‘苏联干涉中国经济生活的一种形式’。米高扬谈到，当他听说在国外的苏联专家的傲慢行为时感到羞耻”。
[42]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35—136页。同给波兰的贷款所作的比较，见前引《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一书第73页。
[43]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44] 在林彪向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以及文化革命的其他许多材料中，都把刘少奇作为斯大林罪过的替罪羊，不仅是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6—1949年）时期，而且在夺得政权到斯大林逝世这段时期都是如此。不管这些被说成是刘少奇的政治立场的东西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除非刘少奇能有公开为他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些材料都是无法接受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政治立场与斯大林在这几个时期强加于中共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是合适的，即在林彪的报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的指责，说他是敌人的代理人，工人阶级的内奸，以及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指责，在各方面都很相似。
[45] 前引《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一书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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