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七章 南斯拉夫打破缺口
凡不信奉吾圣母——天主教会、不守教规者，均坚信异端邪说，力诱虔诚忠实之信徒背离神圣信仰。有鉴于此，可靠之防范手段乃是使国人避免与异教徒及可疑分予进行接触，根除其异端邪说，非此不能使吾国土避免发生渎亵神圣信仰和天主教会之严重危险。
吾王国及其属地之宗教法庭总庭长，征得吾辈与宗教法庭总委员会同意，兹决定：在新省份中一律设立审判异教徒之宗教法庭。
——费利保二世 156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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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警察专政在卫星国的建立
斯大林要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彻底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并把那些对进入苏联轨道抱敌视态度的集团统统赶出政治舞台，这些集团或则与西方国家有联系，或则游移于两个“阵营”之间。这项任务在1947年年底和1948年一年中进展很快。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大难题，因为国家的控制权早已掌握在党的手中，而且苏军又在当地或附近驻扎。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有斯洛伐克，大的农民党已于1947年被迫停止活动。这些党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历来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工具。然而，1945年以后，它们开始变成了旧的失势的寡头政治集团残余分子的庇护所。它们与西方有种种联系。要赶走这些党，用民主的议会策略是不行的。既然共产党又不愿意试用新型的直接的革命民主的策略，那它们就只得采用“阴谋”的老伎俩了。因为有内务部的控制和苏联特务机关的有力援助，利用这些农民党的领导人与西方国家的代表人物保持联系这一点来指控他们密谋反对政权，就是轻而易举的了。正是通过这种办法，这些党内的主要政治人物都被逮捕，或被判长期囚禁，或被处决，其余的人则匆匆逃到国外去了。[1]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共产党在迅速走向一党垄断政权的过程中，最惊人的事件就是人们称之为“布拉格政变”的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到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水平高，工人阶级成了社会的主要力量。奇怪的是，各资产阶级政党团结一致的程度，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相比，却紧密得多。出现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在苏联缓冲地带的其它国家中，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也就是苏联的领导，是不可能同议会民主制度的真正运行协调一致的。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恰恰因为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的影响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只要苏联没有与美国决裂，国内革命又被人为地限制在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协调一致是可能的。一旦第一个条件消失了，而且第二个条件也随之消失，那么出现制度的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资产阶级政党相信它们能在预定于1948年5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使这一危机转而对自己有利。共产党人自己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实际上将失去选票。[2]但是，捷克共产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了措施。它在群众中加紧进行政治活动，并加强了它对国家警察系统的控制。（正如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一样，自1945年起，党就控制了内务部。）
2月20日，国家社会党（贝奈斯的党）、捷克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十二名部长提出辞呈，抗议在布拉格任命八名共产党人为警察局负责人。他们指望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能仿效他们，于是贝奈斯总统便可利用内阁危机，迫使共产党人在警察局的任命问题上作出让步。可是，在为共产党和工会所动员起来的工人施加的压力下，社会党由于中间派的领导层接受了其左派的立场，让它的代表留在政府内。共产党向群众发出呼吁，以此来回敬资产阶级政党玩弄的花招。它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在工厂、街道和村庄都建立行动委员会，组织工人民兵，并随即由警察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它到处组织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敦促贝奈斯总统组织一个“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哥特瓦尔德政府。它在全国逮捕了最有名的反共分子和反苏分子。它把它自己所控制的工会、青年组织和合作社以及其它群众组织与职业性组织引入民族阵线，从而扩大了民族阵线。
随着这一“扩大”（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历来极力反对的），共产党自信已绝对控制了民族阵线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通过一项政治纲领，主张对各政党进行清洗，并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军队以同情的态度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国防部长斯沃博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社会民主党的司令部被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人所控制，它的领导前进了一步，同意配合共产党人实行其提出的解决办法。2月25日，贝奈斯让位，请求哥特瓦尔德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各资产阶级党的代表最多不过是装璜一下门面罢了。
事情的发展情况是清清楚楚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完全控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充分发挥了议会民主的作用，而是由于他们充分利用了议会之外的群众、警察和军队的力量。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受到保护，保证了行动的顺利进行。（为了使人们对苏联的“存在”不致产生怀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于危机前夕到达布拉格。）但是，哥特瓦尔德向议会介绍他的新内阁时，避而不谈事情真相，不是根据共产党的官方观点说党是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代表，直接声明工人有权利实现1945年“被耽搁的”革命，而是宣称“政府的调整和改组，是严格按照宪法的、民主的和议会的方式进行的。”[3]
这场骗局后来通过选举得到了批准。选举按计划在5月30日进行，只是“稍稍”作了一点变动：仅有一张候选人名单，即民族阵线的候选人名单，当然是阵线的执委会事先准备好的，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共产党在执委会中占绝大多数。这张独一无二的名单得到了88.92%的选票。贝奈斯于6月6日辞职，14日哥特瓦尔德升任共和国总统。
后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捷克的骗局被用来作为可能通过和平与议会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范例。米高扬说：“共产党人不仅同接近他们的其它工人政党结成了联盟，而且同支持民族阵线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了联盟，从而掌握了政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通过和平发展革命的方式赢得了胜利”。[4]
由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最终胜利，就意味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已开始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了，这当然仍是官方的观点。然而，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主义概念，要求由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来领导。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充其量不过是承认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农民政党在民族阵线里存在而已，这些党都经过了适当清洗，因而百依百顺，但毫无实权。采取这种办法，据说是能使共产党易于在小资产阶级中扩大影响。（经验表明，搞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诈术，只能骗自己，骗不了别人，有时连自己也骗不了。）教条主义不允许对社会民主党，即便是对它的左翼采用类似方法。对于社会民主党，解决的办法是强迫它与共产党合并，当然是在它们进行适当清洗之后才能合并。
共产党情报局开会前不久，哥穆尔卡写了一篇论社会党和共产党统一的文章，他宣称，他反对用任何机械的、官僚主义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
“任何机械的统一都不能代替思想的统一。机械的统一意昧着根本不考虑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去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不去弄清楚它们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就要求合并……我们十分清楚，创建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一个思想渐趋一致的长期过程。”
[5]
然而，自1948年1月起，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仿佛都用魔杖点过一下似地，纷纷表达了与共产党合并的愿望：罗马尼亚人在1月、捷克人在4月、匈牙利人在6月、波兰和保加利亚人在12月。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发生了。1947年底，匈牙利社会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曾以占绝对多数的票否决了与共产党进行统一的建议；六个月之后，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却一致同意统一。1949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陶里亚蒂作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问题的报告。以他的报告为基础所作的决议中写道：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内，工人阶级统一的事业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成立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统一的工会、统一的合作社、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以及其它各种团体。”
陶里亚蒂解释说，这些“成就”没有以下条件是不可能取得的：
“需要进行一场公开的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需要揭露他们，孤立他们，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且开除出社会党的队伍。这项任务由左翼社会党人在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援下完成了，虽然有时行动迟缓，不够坚决。”
[6]
然而，共产党人用以克服左翼社会党人行动迟缓和优柔寡断的“大力支援”的历史，却有待人们去撰写。资料可以到各国警察局档案中去找，因为——难道这还用说吗？——魔杖不是别的，而是把一切反对统一的人清除出社会党这种作法。这次清洗是通过镇压和恫吓进行的，其详情只有通过著名的社会党人被逮捕或被流放的案件才为人所知晓。[7]参加这次行动的左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有的顺应斯大林主义了，有的则不久就遭到监黎或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早期曾赢得人们的支持。因为它唤起了无产阶级群众至少是唤起了这些群众中一大部分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但是，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心的不满、恐惧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这种“人民民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同“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不民主，甚至更不受人欢迎。这种形式之所以更不受人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各人民民主国家依附外国的具体表现。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却又剥夺无产阶级真正参与自己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的官僚和警察统治制度，到头来又为另一种无形的制度暗中控制着，这个制度的职能是维护苏联的防御地带，使之坚如磐石。
一旦使不信教的人变得无害于人之后，帝国的这些新的省份中最主要的危险就是离经叛道的行径了。这个时期宗教法庭的总庭长贝利亚开始行动起来，并招致一系列的恶果。清洗别人的人开始被清洗了。
离经叛道的革命
1948年6月28日，各人民民主国家公布了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决议。第二天，《世界报》说，这条消息在各地起到了“不亚于一颗炸弹”的作用。早在前几个月，西方报刊就纷纷传说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存在分歧。（例如，《费加罗报》2月份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命令把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格罗查并排挂在橱窗里的铁托像统统取下来）。[8]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争执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甚至连当事人都没有料到。据共产党人看来，这些传闻显然无非是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之词。斯大林把这一争执（或者不如说把他对争执的看法）仅仅告诉了与苏联党和南斯拉夫党共同组成共产党情报局的其余七个党资格较老的领导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同一般人一样，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
在分析共产党情报局这一决议之前，不妨先根据现有资料，对危机出现之前发生的主要事情作一扼要的叙述。资料是不完全的，因为苏联档案至今仍对历史学家封锁，妨碍了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研究。[9]如前所说，[10]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政策和斯大林的战略之间发生过冲突。后来，尤其是1946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之后，南苏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然而，战争时期的严重分歧应看作是1948年危机的前兆，因为它们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有要求自治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同莫斯科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于“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间应有关系的看法是很难协调的。如果国际主义的态度在莫斯科占了上风，自然伴随南斯拉夫要求自治的愿望而来的民族主义问题势必会逐渐消失。然而，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化了。自南斯拉夫解放到导致1948年关系破裂的危机爆发之前，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潜在的冲突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上都有所表现。这些冲突原来大都只有各党领导集团的成员知道，只是在危机激化阶段或双方关系破裂之后才得以公诸于世。
1944年底，贝尔格莱德解放后，发生了许多苏联士兵使用暴力虐待老百姓的事件。反革命分子自然利用这些事件来反对新政权。革命群众，包括共产党员，对此不能理解，而且觉得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罪犯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事情发展成重大的政治问题，致使铁托本人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向以科尔涅耶夫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提出。
将军当时的反应，就是把他们采取这个步骤说成是对红军的侮辱。在讨论中，一位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解释说，由于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没有干过这种暴行，人们开始在进行对比，这一事件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这使科尔涅耶夫暴跳如雷，认为这样谈问题，就意味着把红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相提并论，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11]
以后几年中，斯大林曾多次当着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面提到这一事件。到1948年，这一事件竟成为他们反苏态度的“罪证之一”。[12]大多数的苏联军队虽然表现良好，但有些队伍在其它可以运用“征服权”的国家，最突出的是在匈牙利，当然还有德国，也同样行为不端。不过，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胆敢向苏军当局提出这个问题。
另一次重大事件（这一次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发生在1945年。该年4月，南斯拉夫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不久，英、美部队进驻早已驻有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的里雅斯特港。华盛顿和伦敦递交给铁托一份最后通牒，命令他撤出的里雅斯特。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要求苏军给以帮助，但落了空。5月底，铁托在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发表讲话。铁托在谈到西方报纸报道南斯拉夫对的里雅斯特提出领土要求是为了将其交给苏联时，坚定地表示：“我们不想隶属于任何人，不管人们怎么说或发表什么文章……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手里的零钱；我们不想同任何势力范围的政策有牵连。”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匆忙照会南斯拉夫领导人，说苏联政府认为铁托这次讲话是“对苏联的敌视行为”，今后类似行为都将受到莫斯科的公开谴责。[13]
1945年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争端扩大到经济问题上。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以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茹约维奇和海布朗，后来兼任计划委员会主席）为代表的少数派，反映了苏联的观点。多数派则以铁托和卡德尔等人为首。前者考虑到国家缺乏资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同时也考虑到“苏联的最高利益”，主张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后者主张通过调动工人积极性，取得贷款和苏联技术援助，迅速实现工业化。[14]
但是，南斯拉夫却反对莫斯科所提出的某些形式的“经济援助”，特别反对办“合营公司”。从表面看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交谈中，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承认“合营公司是与附庸国家，而不是与友好的独立国家进行合作的形式”。但是，在其它问题上，例如在苏联贷款的条件和两国贸易采用的固定价格等问题上，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有损于他国民经济的发展。[15]
另一个在苏南危机中起很大作用的问题，是巴尔干和多瑙河联邦的问题。早在1944年，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为了打破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民族主义态度，曾经开始草拟一个巴尔干联邦的章程。他们在联邦的结构方面出现了分歧，而且英、美公开表示反对。斯大林对联邦原则上表示过同意，虽然事后证明，他事实上对此十分恼火。他乘美、英反对之机，要求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中断一切谈判。1947年谈判恢复。7月底，在两国领导人参加的布莱德会议上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之一是实现关税联盟）。这些协议实际上构成了联邦的基础。[16]不过，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还存在分歧：联邦是根据南斯拉夫人的意见，由八个平等的共和国组成呢（其中七个是组成南斯拉夫联邦的共和国，加上保加利亚），还是根据保加利亚人的意见，由两个国家组成（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后一种方案使得组成南斯拉夫联邦的七个共和国的地位低于保加利亚共和国。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引起轰动的声明中，提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方案，主张建立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即包括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加上希腊的邦联。（1947年12月，马尔科斯的革命政府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建立，季米特洛夫把希腊纳入他的计划，显然是以起义想必会成功的假设为依据的。）季米特洛夫宣称，这个问题“尚未在我们的会议上进行过讨论。”：
“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这个问题必然会成熟），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人民和希腊人民——是啊，希腊人民——就会一道来解决它。正是他们将决定要采取什么形式——是成立联邦呢，还是成立邦联——，以及什么时候与如何去成立。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开始在为这个问题制订一个解决办法了。”
[17]
“鉴于其它国家报刊已经发表了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声明，《真理报》不得不发表这篇声明。但这并不等于说《真理报》编辑部同意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在上述国家间建立联邦或关税联盟的观点。相反，《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些国家毫无必要建立这种不大可靠的，也即人为的联邦、邦联或关税联盟。斯大林在公开申斥这位除他本人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名望的人物的同时，急切地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召来，在2月10日举行了会议。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力图维护自己的主张。斯大林不允许进行任何讨论；他发号施令。他奚落季米特洛夫说：“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总是像街道妇女一样爱斗嘴。你想耸人听闻，仿佛你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似的。”针对着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的方案，他坚持应根据原保加利亚方案，立即建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他指示，一旦这一方案付诸实现，新的联邦就应该把阿尔巴尼亚合并进来。次日，莫洛托夫召见卡德尔，交给他一份文件要他签字，文件要求南斯拉夫保证在采取任何外交步骤之前与苏联政府磋商。
[18]这次会见标志着向南斯拉夫进攻的开始，这种进攻起初是秘密进行的；它公开的第一个迹象是由《费加罗报》披露的：铁托的相片突然从布加勒斯特商店橱窗里消失了。
在莫斯科召开的苏、保、南三国会议上，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的问题是同希腊问题连在一起提出来的。南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正竭尽全力坚决支持希腊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莫斯科会议前不久，阿尔巴尼亚政府曾要求南斯拉夫政府派两个师到希阿边界来。贝尔格莱德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通知南斯拉夫，苏联政府坚决反对这样做，并威胁说，贝尔格莱德和地拉那政府如不取消预定的行动，莫斯科就要公开反对了。斯大林在2月10日的会上直截了当地宣布，希腊的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南斯拉夫应该停止对希腊共产党人的援助。显然，由于美帝国主义向希腊提供了军援，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革命力量是不能取胜的，可是斯大林不愿卷入这一地区。（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把希腊包括在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计划之中，就等于公开宣布共产主义运动准备增加对希腊战士的援助。这是向华盛顿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同斯大林的战略不相容的。
从南斯拉夫解放到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这段时期内，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暗中一直在进行着另一场最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由于其性质所决定，一直比其余的冲突都更为秘而不宣，但争执的基本问题恰恰是：南斯拉夫应当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殖民地。这场冲突是苏、南两国特工人员之间从1945年起就开始进行的一场地下战争。
苏联通过到处搜罗代理人，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中，在军队和警察中，在经济组织和外交人员中搜罗代理人，组织自己的特务网。南斯拉夫则竭力加以防范并设法监视和侦破苏联的这种特务网。这种事历来就有，但这次却头一回发生在两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发生在两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党之间。
苏联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打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担心在行动中对自己人民和党的忠诚同对苏联的忠诚不能两全而产生的重重顾虑。他们忠于本国人民和党，不仅仅是出于思想意识和民族感情，而且也和四年解放战争流血牺牲分不开，而每个共产党人又把对苏联的忠诚看成是革命事业的最高表现形式。苏联的特工人员使用了这样的论据：“在最重要的领导人中间有敌人（这里他们举出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例子）；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既然如此，最好是依靠苏联那样更高一级的、更有经验的组织。”贝利亚的人一般都说铁托的好话，但又使人明白，他的下属中有需要提防的“可疑分子”。[20]
同类事件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也都发生过，不同的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不进行抵制。南斯拉夫领导人抵制了这种负责保证卫星国坚如磐石般地团结起来，围绕莫斯科思想意识与政策转的秘密体系。这无疑是克里姆林宫与南斯拉夫党之间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清楚地表明，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开始全神贯注地来寻求一种使南斯拉夫人就范的方法。他根据政治形势，采取各种办法软硬兼施，时而提出警告和无理要求，时而又妥协让步。1946年，斯大林曾经私下夸奖铁托，同时又贬损季米特洛夫、多列士、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想以此来迎合他的虚荣心（真正的或设想的）。[21]日丹诺夫利用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所赢得的威望来纠正法国和意大利党的机会主义，好叫它们紧跟新的反美路线。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时，南斯拉夫党似乎对斯大林灌下来的政策转变跟得最紧，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转变使当时还是秘密的冲突公开化了。斯大林的反美策略旨在使华盛顿停止对那些他认为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地区和问题展开攻势，而同时又承认在其它地区和其它争端上美国利益居支配地位，以便有可能同美国商定一个全面的安排，巴尔干半岛南部即属其它地区之列。斯大林无意改变半岛的现状，即指承认美国对希腊的控制，拒绝南斯拉夫对的里雅斯特港、斯洛文尼亚的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以及漠视马其顿人的民族统一愿望。可是，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则是以反对这种现状为核心的，因此便有同华盛顿发生重大争执的危险，而且会把苏联卷进来。比起法国和意人利共产党人醉心于参加政府和议会的机会主义来，南斯拉夫的“冒险主义”对斯大林的新战略的威胁更加严重，而且与日俱增。
可是这个问题看来还不是破裂的主要原因。根据可得到的情报判断，南斯拉夫人最终似乎是接受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要求的。破裂点恐怕倒是出在有关卫星国的事情上；南斯拉夫要求独立的态度与斯大林一体化计划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态度不仅挫败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打算，而且威胁到他的整个计划的成就。然而，在情报局会议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22]季米特洛夫以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形式投出的那颗炸弹表明，这种传染病的危险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是多么严重。[23]
事情发展到了斯大林忍无可忍的地步，他的疑心病发作了。需要尽快消灭病毒，以防扩散。斯大林自信一贯正确，而且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无疑对他下决心是起了作用的。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所揭露的，斯大林深信，要搞掉铁托，只需他抬抬小姆指就够了。他相信，如果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苏联与南斯拉夫、斯大林与铁托两者之间进行抉择的话，他们是绝不会有片刻犹豫的。他的特工人员无疑向他提供了他愿意听的情报，增加了他的自信。
斯大林的小姆指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在2月底通知南斯拉夫，不要派遣原订于4月份派往莫斯科重订两国贸易协定的贸易代表团。这实际意味着断绝贸易关系，把南斯拉夫置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因为南斯拉夫所有的贸易都是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南斯拉夫百分之九十的出口商品输往苏联，并从苏联进口石油这类必不可缺的原料。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3月1日召开了会议。铁托和卡德尔刚与斯大林会谈过从莫斯科归来，他们阐述了新形势的含义。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一切领域抗住苏联的压力。事后发现，有几个中央委员是苏联特务机关网罗的代理人，他们立即把决定报告了苏联特务机关。
从此以后，这个小姆指的动作就更吓人了。3月18日，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照会铁托，苏联已决定撤回派去帮助南斯拉夫军队实行现代化的军事顾问和教官。次日，又宣布撤走文职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经济工作者等等）。莫斯科为它的第一个行动找理由说，苏联顾问和教官受到不友好的待遇，而它的第二个行动的借口是南斯拉夫方面不准这些民事专家从任何南斯拉夫公民那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经济情报”，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发布了一项指示，苏联专家要取得这类情报，只能向南共领导或有关部门索取。[24]铁托立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对莫斯科提出的这些理由表示惊讶。他写道：
“南斯拉夫人对苏联顾问的行为‘不仅是合乎礼貌的，而且是最殷勤的，兄弟式的’。之所以作出有关经济情报的决定，是因为过去我们各部的行政人员（不管需要与否）对任何人都提文件要他供情报……结果是很多人泄露了国家经济机密，这些机密可能，而且有时的确已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手中。
“我们不知道有像〔你们〕来照中所说的什么特别安排，〔规定〕我们的官员……未经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可，〔不得〕提供任何经济性质的情报……”
信的结尾写道：
“由此不能不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府并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采取这些措施的。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率地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出据你们看来不符合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事情……
“至于苏联政府向另外一些人索取情报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待那类情报应有所保留，因为那类情报不一定总是本着客观而准确的精神，出于善意而提供的。”
这封信使通信的措辞升级，终于导致共产党情报局召开会议（6月下旬）并公布决议谴责南斯拉夫的异端行为（6月28日）。
斯大林3月27日给铁托复信。他把铁托的解释说成是“讲假话”，“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坚持苏联专家有权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任何方面的“情报”，并对南斯拉夫人提出一系列的新的指控。使这位苏联领导人大为愤概的第一点是，“苏联的代表……竟处于南斯拉夫保安人员的控制和监督之下……苏联的代表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要知道，苏联一向以允许外国共产党人不受监督地自由行动并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情报而闻名，而他又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首脑。另一条指控是，“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散布“反苏的说法”，说什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蜕化了”，……“大国沙文主义在苏联猖獗”，……“苏联想在经济上控制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征服其它党的工具”，……“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再是革命的了”。这类歪曲事实的说法使斯大林大为愤慨，主要还因为都是偷偷摸摸地散布的，而当时并没有任何人阻止进行开诚布公的批评嘛。斯大林可是从不限制其它党的批评权利的，他说：
“我们无条伴地承认每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享有批评联共（布）的权利，正如联共（布）有权批评其它任何一个共产党那样。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一切批评都是坦率的、诚恳的，而不是背地进行的和诽谤性的；如果被批评者被剥夺了一切反批评的可能……〔这种批评〕就是对联共（布）的诽谤，就是企图使联共（布）丧失威信。这就是企图推翻苏维埃制度。”
“苏维埃制度”可以进行反击：
“人们不禁想起托洛茨基，当他妄图向联共（布）宣战时，也是把蜕化、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罪名加在联共（布）头上。当然，他是在世界革命的左的词藻的掩饰下进行这一勾当的。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而且后来，当他的真面目暴露之后，索性公开加入了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是颇有教益的。”
斯大林如此令人振奋地鼓舞南斯拉夫人行使批评的权利之后，紧接着就行使起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权利，批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和政策问题了。他对该党缺乏党内民主表现出极度的焦虑。该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更糟糕的是，党的干部处于内务部长兰科维奇的监视之下。布尔什维克党内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因此，斯大林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
斯大林对南期拉夫党的政策的焦虑，主要是由下列两点引起的。第一，南斯拉夫党不同富农进行强有力的斗争，因而陷入了布哈林主义；第二，南斯拉夫党不是公开发挥领导作用，而是通过人民阵线来发挥这种作用。（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人民阵线，它不是各政党的联盟，而是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具有革命纲领的群众运动。）
斯大林在信中集中攻击了吉拉斯、武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人，把他们叫做“形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分别掌管着报刊与宣传、军事、经济和内务等部门，换句话说，也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力图渗透的部门。如果铁托把这些“诽谤苏联”的“形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撤职，事情也许能暂时平息下来，这几位部长向铁托提出了辞呈，但铁托在共产国际内的多年工作，足以使他明白这种让步会带来什么结果。
4月12日，南共党中央开会研究斯大林的来信。除了事后被证实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理人的两名中央委员以外，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封措词强硬的复函，其中有下面一段话：“尽管我们谁都热爱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谁也都同样热爱我们自己的，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祖国，它的千千万万最进步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复函就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追述说，1946年，南斯拉夫政府通知过莫斯科，苏联政府要求给专家的工资过高（同南斯拉夫人的工资比较），南斯拉夫政府支付起来有困难；例如，一个苏联上校、中校军衔的专家，其收入相当于一个统帅军团的南斯拉夫将军收入的四倍，或联邦政府部长收入的三倍。中央委员会最后对这一点评论说……我们感到，这不仅是财政上的沉重负担，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很难向我国人民交待。”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反对得就更加坚决了：
“我们认为，正当我国向社会主义进军之际，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在我国网罗公民，从事情报活动，这是很不适当的。我们〔不能不〕把这件事理解为一项违反我国利益的举动。虽然我国领导人和国家保安机构就此提出过抗议……，明确表示过我们坚决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情……但这类事情仍是层出不穷……
“我们有证据说明，某些苏联情报机关人员……散播对我们的领导人的怀疑，败坏他们的声誉，说他们不能胜任工作，甚至说他们是可疑分子。……说什么这是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这种举动的目的是破坏我国的内部团结，破坏对我国领导人的信任……败坏人民的士气……，使国家领导人的威望遭受损害……我国是一个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国。这种活动〔不能〕认为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友好的表现。
“我们决不能〔同意〕苏联情报机构在南斯拉夫国内〔发展〕情报组织网。为了同外国资本主义敌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如果……苏联情报人员想要在这方面获得什么情报或帮助，他们随时都能得到。”
[25]
斯大林把情报局的机器开动起来了。他之所以建立情报局，主要就是要用它来干这种事情。他把他3月27日致南斯拉夫的信件抄送给各成员党，不附上南斯拉夫的复函，要求它们表态。没有必要让它们了解南斯拉夫人的论据；只要了解斯大林对这些论据的看法就够了。莫斯科警告它们说，表态的文件不得送给南斯拉夫人，只能送给斯大林。它们的复信没有公布过。但据南斯拉夫提供的消息说，这些复信大致都是一样，都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都要求南斯拉夫党改过自新。拉科西的复信特别使南斯拉夫人气愤。他们对匈牙利法西斯部队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恐怖罪行记忆犹新。拉科西也多次私下向南共领导人抱怨过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指责苏联掠夺匈牙利并表现出有反犹倾向。保加利亚人的答复也没有多大不同，尽管根据南斯拉夫的报道，季米特洛夫曾经鼓励南斯拉夫人要站稳立场。[26]老练的“莱比锡之狮”由于受到他的思想意识的锻炼的影响，或许还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每当与斯大林的争执发展成为冲突时，都顺从地退却了。
斯大林的第二封信（对南斯拉夫4月13日信件的答复）是5月4日发出的。这封信标志着升级的新阶段。信中声称，“美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俨然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行事”，说南斯拉夫政府和党的要人，几乎全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奈迪奇（南斯拉夫的卖国贼）的朋友和亲戚”。但是，这封信最使南斯拉夫人感到气愤的，是它企图贬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在解放自己国家和赢得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作用，把决定性的打击归功于苏联军队。斯大林的信中提到德国袭击铁托的指挥部以后的1944年5月时，写道：
“正当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苏军急忙赶来……援救南斯拉夫人民，粉碎了德国占领军的抵抗，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共产党执政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这一次仍以他惯用的篡改历史的手法，歪曲事实，以便贬低南斯拉夫党，使情报局其它党起来反对它。可是，这就同苏联人自己四年前对1944年夏季事件的说法相矛盾。[27]这一段话是这样结尾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比起南斯拉夫党的功绩和成就来毫不逊色”。法共和意共比起南共来“成就较小”这一事实，被说成是1944年苏军不能像援助南斯拉夫那样援助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共产党的领导谦虚谨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却“自我吹嘘得使谁都震耳欲聋”。然后，斯大林把上述种种指控归纳起来，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指控，例如把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驻伦敦大使以及一大批其他的官员说成是英国代理人（全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写到：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还应当考虑，由于他们坚持这种立场，他们就失去了要求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和其它援助的权利，因为苏联只能给自己的朋友提供援助。”
斯大林在这封信中拒绝了南斯拉夫在上一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南斯拉夫在那封信里提出请苏联党派一个代表团来南斯拉夫，就地看一看，就会了解到实际情况并不像苏联所说的那样。可是斯大林提出，问题应提交情报局。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于5月9日召开了会议，以下述措词拒绝了这一建议：
“我们并不回避任何原则问题上的批评。但我们感到，这一次，〔我们已经〕失去了平等的权利，因而不能同意你关于把问题提交共产党情报局的建议。九个党接到了你的第一封信，而事先我们却一无所知。这些党已通过决议表示了它们的立场。”
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还审查了两个党的领导人和政府成员茹约维奇和海布朗的案件，早已发现了他们是斯大林的代理人，会议作出了审判他们的决定。莫斯科方面发来了一封恫吓的电报，苏联人民委员部还准备用飞机将茹约维奇劫持到苏联去。苏联代理人动手得太晚了，茹约维奇已被捕入狱。5月19日，一位信使由克里姆林宫来到贝尔格莱德，再次要求南斯拉夫出席情报局的会议。中央委员会重新讨论了这件事，再度坚持拒绝出席会议。
南斯拉夫后来透露，除上述理由外，当时人们感到，代表团能否安全返回南斯拉夫是根本没有保障的。1937年的幽灵还在人们的脑际盘旋。那一年，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在苏联被处决。铁托也没有忘却，在那个时期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由于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遭到的下场。斯大林曾派莫洛托夫去基辅对他们进行说服。莫洛托夫没能使政治局成员改变他们的意见，于是他召开了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但是，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仍然支持政治局的立场。于是，斯大林把政治局成员召到莫斯科去磋商。他们一到莫斯科，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随即被枪决。从某种意义上说，铁托是斯大林三十年代恐怖的大清洗的幸存者，这倒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1948年会作出如此卓有远见的反抗行为。[28]
斯大林现在进一步施加各种压力，企图把南斯拉夫党押上情报局的法庭。在最后一封信中（5月22日），他指责南斯拉夫“破坏了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而且第一次使用了“叛变”的字眼。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坚持自己的立场。5月25日，它公开宣布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便让所有的党员在听了有关事实之后，有机会发表他们对争论的看法。几乎各地方组织都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宣读了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通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按每二百名党员选出一名的比例，由民主选举产生。塔斯社记者应邀出席了贝尔格莱德党组织的会议。共产党情报局眼看已毫无希望使南斯拉夫人出席会议，于是就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由苏联提出来的决议，决议无非是综合了斯大林的信件中的批判观点而已。[29]据南斯拉夫报道，以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遭到一些代表团某种程度的反对，它们认为决议中谴责的措辞过于尖锐。为了打消它们的顾虑，日丹诺夫宣布：“我们掌握了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特务。”[30]
这一强加的罪名暂时未能写进共产党情报局决议；需要首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清扫场地，并把“罪证”提供出来。这就是在共产觉情报局决议基础上发动的思想恐怖战的任务了。而一年后对拉伊克审判，也是为了提供“罪证”，就像1937—38年的莫斯科审判是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充当世界资产阶级的间谍提供“罪证”一样。
决议一开头提到的倒是谴责的真正理由：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苏联的控制。当然，提出罪名的方式要足以激起每个善良的共产党员的义愤：“诽谤苏联军事专家，败坏红军的名声；迫害苏联民事专家；逼使他们适从一种特别的办事程序，从而把他们置于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监视之下并受到他们代理人的盯梢”；进行“从反革命托洛茨基武库中捡来的所谓联共（布）‘蜕化’的诽谤宣传”等等。
决议的其余部分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党的莫须有的政治错误（它的反苏态度当然不只是错误，而是犯罪），企图以此证明，“反苏”是与政治上和理论上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相联的。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同该组织的其它成员的代表们一样，对他们的政策曾作过全面细致的阐述。当时，无论是苏联代表还是任何其它党的代表，都不曾对南斯拉夫党作过一点批评；相反，南斯拉夫党被看作是革命党的楷模，正因为具有这一身份，它在讨论法共和意共的机会主义时，是以起诉人的恣态出现的。换句话说，1947年时，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党的政策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1948年时，情报局却断定，这个政策已经一点也没有马思列宁主义的气味了，而是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布哈林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和反苏的政策。
南斯拉夫党是情报局成员中唯一将反法西斯战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成功地结合起来的党。而如今，那些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走上了阶级调和道路的人，却指责南斯拉夫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情报局的决议认为斯大林的理论，即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尖锐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谴责南斯拉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按照情报局的说法，南斯拉夫党对富农没有进行彻底的斗争。这种罪名在斯大林3月27日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南斯拉夫领导人无疑是受了这位正统理论的监护人批评的影响，才犯了错误，不仅立即宣布消灭富农，而且宣布消灭小商贩和小型的私营工业，到头来却只落得被情报局决议谴责为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
第二，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领导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学说，南斯拉夫党不是把抵抗运动的统一看作是在上面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而是把它看作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群众革命运动。除了希腊党外，它是欧洲采取这种政策的独一无二的党。人民阵线是这一运动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形式，它的威望和影响增长了。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那些实际上是由党的领导制订的计划和政策，与其让共产党还不如让人民阵线向人民提出更为适宜。实际上，共产党员不仅通过他们在革命斗争期间获得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因为他们都是身居要职，首先是军队和警察方面的要职，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党的领导权丝毫没有丢失的危险，而斯大林却利用这些事实来谴责铁托及其同僚企图“取消”南斯拉夫共产党。
第三，情报局指责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党内建立了“官僚主义的统治”，致使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所有共产党采用的是同一个组织原则。例如，不管在哪里，领导机构的选举，总是限定“选出”现任领导事先圈定的候选人。而情报局却企图让南斯拉夫党来对这种作法承担全部责任，并把这种作法说成是“可耻的、完全是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这就是说，正如若干年后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那样，南斯拉夫党不过是建立了苏联党内早就建立起来的那套制度罢了。斯大林曾在一封信中责备南斯拉夫人战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一条在情报局决议中没有重提，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人已决定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无疑也是因为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了斯大林，苏联党已有十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而且毫无准备召开的迹象。（苏共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直到1952年底即第十八次大会后十四年才召开。）
南斯拉夫党远非民主的楷模，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于领导人认识到，只有赢得党的基层和工人群众的支持，他们才能经受斯大林的打击。因而他们得救了，革命也得救了。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南斯拉夫革命非常彻底，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众所周知，在东欧其它国家，苏军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在南斯拉夫，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由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人民武装斗争。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在苏军到来以后才回到自己国家来的，而像哥穆尔卡、拉伊克和其余少数在自己国家战斗过的领导人，在解放时立即受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的包围，然后降到了次要的地位。然而，铁托和他的同志们曾与抵抗战士们患难与共，因而彼此之间产生了信任。战争和革命造就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同样的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了他们。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当然也像其它国家的党员一样是异化了的党员；他们由于盲目崇拜贴着十月革命著名商标的思想商品而认识模糊。这是斯大林的主要法宝。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认识到，事实真相是医治大多数党员异化病症的唯一药方。要把问题原原本本地摆到广大党员群众面前，把斯大林的信件、情报局的决议、南斯拉夫的答复、特务机关的活动、单方面撕毁贸易协定及其它情况都摆出来。每个人都得有机会对这些言行进行比较。
情报局决议最后呼吁南斯拉夫党员和人民起来推翻铁托的领导。斯大林及其同伙确信，铁托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文件对全国隐瞒起来，防止扩散。文件中断言，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走上了公然欺骗他们的党和人民的道路，把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政策所受到的批评向南斯拉夫共产党隐瞒”。早在这段话写出前几个星期，斯大林的来信就在南斯拉夫党的基层组织的会上宣读过了。情报局决议一公布，南斯拉夫党的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就将决议全文和南斯拉夫的答复印发了50万份。那一期的《战斗报》是6月30日刊印的。7月5日，杜克洛在《人道报》上写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未发表情报局决议一事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论点缺乏信心，害怕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南斯拉夫驻巴黎大使要求《人道报》编辑予以更正，但毫无结果。刚批评过南斯拉夫党缺乏“党内民主”的情报局成员党中，没有一个党公布了南斯拉夫党中央委员会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也没有一个党把它登在自己的内部新闻简报上。
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认为，斯大林听了错误的汇报。尽管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情报资料都历历在目，可是，信奉斯大林教的人不是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能转向世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何况当时克里姆林宫的教皇正处于荣誉的顶峰。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党员会议决定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我们衷心地信赖您。我们相信您会尽您的一切努力来制止对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的不公正的谴责。”[31]
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制止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神话只有通过每一个党员的切身体验才能消除；另一方面，他们还期望苏联领导人会在南斯拉夫党和人民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反抗面前让步，因而或许能达成协议。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抱着这种幻想，于7月21日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铁托一方面坚决重申党的立场，拒绝接受情报局的指责，一方面又说：“我们希望联共（布）的领导同志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在我国，向他们说明决议中一切不确实的地方。”[32]大会通过的决议一方面坚决拒绝情报局的指控，另一方面又批准南共在同联共的争执解决之后，可以重新加入情报局。在无记名投票选举之后（共产党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大会在为斯大林、苏联和铁托的欢呼声中闭幕。
斯大林却立即决定组织一次反铁托的政变来回敬南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物色到三个南斯拉夫将军，其中之一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发挥过作用而享有盛誉的总参谋长。但这三位将军未能说服其他军官同他们合作，后来又企图逃往苏联而未遂。总参谋长被南斯拉夫边防战士击毙，另外两个也很快就被逮捕。这一事件表明，尽管党和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支持铁托的政策的，但斯大林仍能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中找到支持者：一些人是因为卖身投靠苏联特务机关了，另一些人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教育超过了对其它一切问题的考虑。
面对这种危险，南斯拉夫党回过头来采用了斯大林所使用的办法，即特务机关、警察与由国家控制的一切强制机构。早在代表大会上，铁托就曾号召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我党团结和我国人民团结的企图”，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号召提高警惕，进行清党。
不过，党的领导同时也给人民以机会来对比双方的言行。放肆诽谤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苏联电台广播没有受到干扰。斯大林的信件大量印发。在报刊上，公开批驳对方的“论据”。斯大林的神话逐渐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心目中黯然失色，他们开始想起过去的沙皇来。历代沙皇都是用把南斯拉夫人从土耳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来掩饰他们在巴尔干的扩张计划的。苏联在宣传中大谈其俄国和塞尔维亚的不朽友谊，结果弄巧成拙，反而说明了莫斯科政策的历史延续性。同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接壤地带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驻扎在那些国家的苏军的频繁调动，也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像雪崩似的压过来的意识形态上的谴责，原来隐藏着对他们以昂贵代价换来的民族独立的威胁。
斯大林为什么没有使用武力，他的确切想法尚不得而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存在的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苏联入侵南斯拉夫，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另一种入侵——这回是来自美国的人侵——而这可以说是美国当时对希腊的入侵的扩大化，这也就有发展成一场全面冲突的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此外，南斯拉夫人民军及其从事游击战斗的经验是不容忽视的。斯大林的谨慎从事无疑使南斯拉夫人较易于抵抗。同样可能的是，尽管斯大林在进行思想恐吓和搞政变方面都已初步失败，但他仍然相信，这个异教徒的国家已陷入风雨瓢摇的绝境，不久就要垮台了。
斯大林的攻势也与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不谋而合，1948年头三个月中，美国飞机侵犯南斯拉夫领空二十一次。意大利竞选期间，同美国人有勾结的反动势力断言南斯拉夫在意大利边界附近设立了V1和V2火箭发射场，而集结部队准备进攻的里雅斯特港。美国、英国、法国利用了这形势，修订了对意大利和约中的一些条款，把的里雅斯特给了意大利。
可是，最为急转直下的还是经济形势。与苏联外贸关系中断，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贸易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停止提供技术援助和其它措施，使南斯拉夫处于要么寻求同西方国家和解，要么就会灭亡的境地。卡德尔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宣布南斯拉夫党决心坚持同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统一战线的路线，同时又质问这些国家：“难道你们打算看着我们遭受帝国主义压力不管吗？”逼它们公开表态。在情报局决议公布后不久召开的国际多瑙河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仍支持苏联代表，反对西方外交官。但是，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南斯拉夫要是不俯首听命，斯大林就真会任凭帝国主义去摆布南斯拉夫。同时，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这次猛烈的反南斯拉夫运动，宣布铁托准备同帝国主义作交易。这是一个狡猾的诡计：要么是南斯拉夫政权垮台，要么它就提供出“证据”来说明斯大林是正确的，铁托确实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早在1949年的头几个月里，各人民民主国家仿效苏联，实际上就与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南斯拉夫革命而今也被迫去做十月革命做过的事情了。那时候，十月革命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处境同样孤立，只好去与资本主义国家打通贸易关系，并寻求贷款和技术援助。为了说明这一政治方针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铁托使用的论据非常像当年布尔什维克使用过的论据。1949年7月10日铁托在普拉说：“我们出卖铜去换回机器的时候，并不出卖我们的良心，仅仅出卖了我们的铜……我们要用从西方得到的机器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很快就对南斯拉夫的呼吁给予同情的答复。他们并不需要使这个落后的小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所关心的，是南斯拉夫要能在俄国帝国主义面前坚持独立。在“冷战”高潮中，斯大林送给了它们一件礼物，给了它们一个“客观上的”盟国。某些西方评论家和政治家担心，“铁托主义”通过用实例来说明有可能搞一种“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从而会使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新的诱惑力，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明智的人士意识到，想要复辟旧制度的任何企图不仅会遭到共产党人和南斯拉夫大多数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会对斯大林有利。反铁托的运动每天都在证实这一点。莫斯科和情报局各党把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每一项贸易协定，获得的每一笔贷款都说成是铁托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国家的又一个证据。情报局的决议不是早就宣布过，铁托的“反苏”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南斯拉夫丧失独立并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吗？
六年后，赫鲁晓夫在对贝尔格莱德进行表示忏悔的访问时，宣称：“我们参观了南斯拉夫的许多地区。我们与工人交谈过，我们看到，南斯拉夫虽然由于与我国关系恶化而历尽艰辛，但它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权，在帝国主义阵营面前完全保持了它的独立性。”[33]
1949年夏季和秋季，苏南关系的恶化达到了极点，苏联武装干涉的威胁迫在眉睫。苏联利用一起有关其特务机关征募的侨居南斯拉夫的白俄的案件作为借口。十月革命后，成千上方的白俄移居南斯拉夫。新政权建立后，他们中许多人立即宣布支持苏联，约六千人由莫斯科政府批准享有苏联公民权，贝利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招募了许多特务。1949年，兰科维奇的警察逮捕了其中一些人。莫斯科出面保护他们，多次向贝尔格莱德递交了威胁性的照会。8月13日最后一次照会，提出居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有自由表达其“民主观点”的权利，并把南斯拉夫政府企图加以制止的这种做法说成是法西斯的行为：
“除了法西斯制度的国家以外，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表达民主观点当成犯罪行为。在南斯拉夫目前的形势下，表达民主观点成了非法逮捕和残酷惩罚那些批评南斯拉夫现存的法西斯制度的人的理由……欧洲只有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政府，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看成是犯法的文件。这两个政府是法西斯政府。由此可见，南斯拉夫政府是第三个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看成是犯法文件的政府，它认为散发乃至只是看过这一决议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的充分根据。”
（我们在前面说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印发了50万份决议，这些决议连同斯大林的信件，能在贝尔格莱德任何一家书店找到，但苏联政府对这一事实却视而不见。）照会否认情报局决议曾号召推翻铁托的领导，宣称它仅仅是要求召开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会上撤换党的领导，这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照会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召开代表大会并不是为了要对领导歌功颂德，而是要用批评的观点来分析现任领导，必要时用另外一批领导人来增补或更换它。在所有的有党内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这种更换领导的方式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正常的。”不用多说，只要看看苏联共产党是怎么行事的就够了！
关于虐待被捕的“苏联公民”一事，照会提到了三件事（想必是最严重的了）。第一件，有个犯人“一连数日被打、罚站数小时不许动，两天不许睡觉、不许吃饭和喝水”。第二件，一个犯人“连续六天未得到食物”，“审讯时被棍棒抽打腿部”。第三件，一个犯人“连续二十二天在夜间受审。叫他回答对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看法。犯人在受审中备受虐待，有几次曾被关进只能直立的小牢中。”斯大林出于人道主义的良心，对这些在苏联闻所未闻的作法，只能感到愤怒。“一个采取如此恐怖和残暴的手段的政权，能叫做人民民主政权吗？”苏联政府照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手段来虐待人民的政权，说它是法西斯的盖世太保政权，不是更恰当吗？”照会最后谈到，如南斯拉夫政府不按照苏联的要求办事，苏联政府“将被迫采取其它更有效的手段来捍卫南斯拉夫境内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约束橫行无忌的法西斯暴政的代理人。[34]苏联政府提到的“其它有效的手段”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时期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彻底的经济封锁，诽谤运动似乎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显然，只剩下武装干涉了。西方报刊接连报道与南斯拉夫接壤的人民民主国家境内苏军调动的惊人消息，并不断刊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半官方声明，宣称必要时它们也准备干预。铁托再次宣布，南斯拉夫已做好应付一切突然事变的准备。可是，苏联并没有进行武装干涉，倒是对拉伊克进行了审判，而且情报局又通过了一项反南斯拉夫的决议。不过，铁托“叛变”的新“罪证”在此之前就已经传播开了。
我们已经知道，1948年初，斯大林命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停止援助希腊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南斯拉夫党没有服从，但是，共产党情报局的谴责使南斯拉夫党很难继续按照希腊战士的需要大规模地援助他们（发生了上述事件之后，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自情报局决议发表之日起，南斯拉夫便不得不使它的军队实际上处于戒备状态，一旦斯大林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即可随时投入战斗。情报局的决议对希腊党和游击队也发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许多积极分子，包括建立在北部山区的革命政府的领导人马尔科斯将军，不接受对南斯拉夫党的谴责。希腊党总书记萨哈里阿泽斯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大清洗。1948年底，党的总书记萨哈里阿泽斯又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希腊报刊事后承认，1948年秋季，尽管有美国的技术人员和军援，政府军队的情况仍每况愈下。在这一年中，革命军队多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绩。自1948年年底马尔科斯被撤职和党内进行了反南斯拉夫的清洗之后，内战的局势急转直下，变得对政府军有利了。希腊报刊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帕帕戈斯将军的军事才能。
至今还弄不清楚，内战中这种导致1949年8月革命军队最终失败的新的趋势，主要是美国加紧军事干涉的结果[35]呢（当时苏联显然仍然继续不提供援助），还是由上面提到的事态发生所引起的革命军队内部的分裂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是萨哈里阿泽斯执行了斯大林的特别指示，蓄意使武装斗争遭受失败。大概除了帕帕戈斯将军的“才能”以外，好像是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导致希腊革命遭到悲惨的结局的。
另一方面，十分清楚的是，仿佛反君主政府和反美的斗争还不够萨哈里阿泽斯领导的希腊共产党干似的，它开始公开宣传反对南斯拉夫党，并对它进行了一场秘密战争。它有可能是听从了情报局的指示，因为利用希腊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来加强反南斯拉夫的诽谤战，是有利于情报局的。[36]
1949年夏，当人民军队就要遭到最后失败的时候，保皇党人的军队开到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边境。大约在7月中旬，贝尔格莱德政府宣布封锁边境，其理由是希腊保皇军多次侵入南斯拉夫领土。萨哈里阿泽斯控制的“自由希腊电台”立即谴责铁托帮助了政府军来进犯边界地区。反铁托战役获得了意外的成功：铁托卖身投靠美国人和希腊法西斯保皇分子；他在民主军队背后放冷枪！8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的一项公报，也声称封锁边境，并通知说，“为了保障安定，一切来自希腊的武装人员，无论是法西斯保皇分子还是民主主义者，都要解除武装”。这一行动出自为莫斯科所控制的政府，那就不是什么“背后放冷枪”，而不过是一种“保障安定”的措施罢了。法共一份杂志中的下述评论可以说代表了斯大林去世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看法：“如果不是铁托的背叛使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者在最后一瞬间取得军事胜利的活，那么杜鲁门政府在希腊就会像在中国那样一败涂地。”[37]斯大林去世后，铁托的“背叛”这一条像变戏法似的，从官方对希腊失败原因所作的解释中消失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方面：美国的干涉和萨哈里阿泽斯领导下的希腊共产党的错误。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责任还有待追究。
看来，封锁边境很可能不单纯是出于贝尔格莱德官方所宣布的考虑而采取的步骤。这一行动还起着另外两个作用：防止情报局指挥的武装部队入侵南斯拉夫领土（如同阿尔巴尼亚方面企图防止亲南斯拉夫分子入境一样），[38]和在苏联军事干涉的威胁越来越逼近的时候，向华盛顿作出缓和关系的姿态。在这方面，也像其它方面一样（如与希腊、土耳其签订巴尔干公约），如果铁托不把自己的灵魂与他本国的铜一齐出卖的话，他被迫至少要表现得非常灵活。
但是，斯大林给他留了选择余地吗？从某个方面看，南斯拉夫革命的局面比十月革命的局面更加紧张。十月革命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至少还可以依靠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然而，南斯拉夫革命面临的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俄国帝国主义和仍然受苏联“神活”蒙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包围，唯一能够采取的防御行动，便是利用当时开始出现的资本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问题的核心是，同美国及其附属国暗中结盟和同工人阶级运动的改良派结盟，是否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相容。要么探索着走这条曲折的道路，要么就做斯大林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摆在南斯拉夫革命面前的回避不了的两难局面。
审判
共产党情报局反南斯拉夫异端的宣传始于1948年的决议，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新“证据”而更加丰富了。根据这种宣传的说法，南斯拉夫的异端活动到1949年夏季为止，是这样进行的：第一阶段，铁托及其同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民族主义；他们一旦到了民族主义的斜坡上，就滑向一个反苏的新阶段，与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发生冲突（这就等于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因为众所周知，一个党对待苏联的态度，就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最后就滚进帝国主义阵营，甚至开始变成法西斯分子了。他们的原罪显然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这一套宣传有其不利之处，因为从某种观点来看，把南斯拉夫领导人说成了爱国者、民族独立的英雄。这样宣传对“成熟的”共产党员来说，能起到很好的诽谤作用；但是，对人民民主国家中怀有反对苏联统治的民族情绪的非党群众或对这些国家中刚加入党的某些普通党员来说，则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
对拉伊克的审判是旨在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铁托及其同伙不仅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且从来也不是爱国主义者；从反希特勒战争时起，他们就不过是希特勒或英美特务的卑鄙的代理人，出卖了南斯拉夫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真正的爱国主义都是与忠于苏联的感情——苏联是这些国家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紧密相联的。这是为拉伊克审判所“证实”了的。（莫斯科审判所提供的说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是德国和日本的代理人的“证据”，也是旨在使他们在由于当时俄国面临德日侵略而爱国主义感情正日益高涨的大多数俄国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这个事实，还不是人们所普遍注意到了的。）
拉斯洛·拉伊克是三十年代入党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当时他是个大学生。他曾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进行过战斗。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他被关进法国集中营。在抵抗运动中，他领导了处于地下活动的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内务部长。大约在共产国际公布反铁托的决议时，他任外交部长之职。
1945年6月15日，匈牙利共产党（更确切地说，匈牙利工人党）在公报中宣布开除拉伊克和另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索尼出党，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和托洛茨基的代理人”。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书。17日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大会堂开始审判。审判是公开的，但会场容纳人数有限，因而发了入场券。有60名外国报界人士出席。《真理报》派了小说家鲍利斯·波列沃依参加。外交代表也可以出席审判。那精心安排的场面，十分顺利地展现出来，简直就是莫斯科审判的重演。所有的被告对被指控的罪行都供认不讳，还招供了许多其它罪行。拉伊克被判处死刑，与三名同案犯一齐被绞死。出于对军人的尊重，两名军事领导人被特许由行刑队执行枪决。其余的被告被判长期监禁。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匈牙利官方承认，这完全是一场闹剧。给拉伊克“恢复了名誉”。30万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布达佩斯走上街头，为拉伊克举行国葬，并要求废除这种允许自称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代表的人将这种罪恶的闹剧搬上舞台的制度。不久，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制度，俄国出动了坦克。匈牙利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真正代理人企图利用工人和群众的暴动，这本是一樁可以预料到的事情。苏联人却以此作为借口。但是，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如同十二年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一样（那里由于找不到同样的借口，他们只好无中生有捏造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防止各人民民主国家起来揭露它的政治罪行。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些审判的主要的内幕情况，特别是有关其主要组织者即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特工人员的干预，尽管有少数几个侥幸活了下来的受害者的揭露[39]，至今还不十分清楚。然而，这些审判的意义与政治动机，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对拉伊克的审判，检察官自己就把一切挑明了：
“严格地说，这次审判不是对拉斯洛·拉伊克及其同谋的审判。是铁托及其仆从在受审……事情很清楚，匈牙利人民法庭在谴责拉斯洛·拉伊克一伙阴谋家时，也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谴责了南斯拉夫的叛徒，即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犯罪集团。这次审判在国际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正如费伊托在他所写的《人民民主国家史》中精辟地阐述的那样，“对拉伊克的审判只不过是代替了没有可能进行的贝尔格莱德审判而已。与其说拉伊克是个被告，不如说他是个证人，是铁托一案的主要证人。”[40]拉伊克是以描述自己生平开始“招供”的。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卑鄙可耻的家伙。早在1931年他刚刚入党的时候，就受霍尔蒂政权的警察局的雇用。后来他到西班牙去（在那里曾三次负伤），不是与法西斯作斗争，而是为盖世太保效劳。他在拘留着国际纵队成员的法国集中营里，在作为地下党领导人参加的匈牙利抵抗运动中，都充当了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其余的被告也同样给自己脸上抹黑。
被告们在他们的间谍和密探者的罪名一经确立之后——这就使得他们所提供的证明对斯大林的法庭来说似乎是绝对可信的了——，便开始指控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在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他们所有的人是怎样被盖世太保、法国情报署或英、美间谍机关收买。按他们的描述，国际纵队就成了训练警察局代理人和间谍的场所，他们直接从法国集中营被派往东欧各国。在那些国家里，他们身为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继续为警察局在共产党员中收买代理人和间谍。尤其是南斯拉夫的革命战争，在他们编造的情节中，就成了是由盖世太保的代理人组织和领导的了。匈牙利的抵抗运动也是如此。这些代理人都是很能干的，同时还能为英、美警察和其他国家的警察效劳。德国一战败，这帮人自然就被美国在欧洲的间谍头目艾伦·杜勒斯搜罗起来了。布达佩斯审判没有提供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详情；它只含蓄地提到，根据“帝国主义的恶毒阴谋计划”，想必也在那些国家里安上了钉子。对明显地可以找到这类人的地方就稍许作了些暗示，什么国际纵队的成员、战前曾被流放到西方的共产党员、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士，等等。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保持联系的人是最大的嫌疑犯，他们的名字现在成了间谍分子的同义词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有谁不曾与南斯拉夫人发生过联系呢？
所有这一切都同样适用于西方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把审判拉伊克的方法加以推广，如法炮制，那么，势必得出结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大概也像人民民主国家各党的领导机关似的，充斥着警察特务而变了质。那么苏联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又怎样呢？与南共和其它各党中已暴露的和暗藏的间谍有过最广泛联系的，毕竟还是他们呵！
从这种假设出发，并且像审查拉伊克、铁托等人一样去审查东、西方许多共产党人的历史，那就很容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国际是由德国间谍机构创办的，——列宁不是乘坐神秘的车廂经过德国皇帝的土地，进行了一次可疑的旅行吗？——这也就可能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中一个一直令人百思不解的问题了：为什么共产国际早年是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盖世太保的老奸巨猾的代理人来领导的。后来在人民阵线时期，共产国际转而为英、法、美的情报机构服务也就能得到说明了，对苏联国家机构自然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不过，幸亏在布达佩斯审判所采用的方法背后，还有一种更加严谨而科学得多的方法：间谍或受训的间谍名单，是根据那位一贯正确的领袖的指示，在贝利亚的办公室里事先拟定好的。这样，就不必担心纯粹的形式逻辑可能导致出来的危险结论了。只有选定了间谍之后，才搜集他们活动的“罪证”：接触、开会、牢狱生活（即与警察局联系）、与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交往（往往是在反法西斯联盟期间进行的，而这是有与资产阶级勾搭的确凿证据）、与英、美军事或外交使节的接触（在“大同盟”时期，哪个共产党领导人不曾在一定情况下有过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呢？与帝国主义及其情报机构联系的最重要的证据，等等。一旦那位一贯正确的领袖在他的情报机构的协助下，确定了某个共产党员是间谍，搜集罪证（布达佩斯审判的起诉书把它叫作“无可辩驳的罪证”）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问题就在于要选择好对象。恰恰在这方面，情报机构有时就出了差错。因为它们在这方面，也同其它方面的工作一样，都是按官僚主义的惯例办事的。譬如，一些志愿参加国际纵队的人曾被拉伊克说成是由盖世太保从法国集中营派往南斯拉夫的，实际他们从未在这些集中营囚禁过。其中一个叫武克曼诺维奇的则从未去过西班牙。使用这种事先选择间谍或候补间谍的方法，除了出过上述微不足道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外，倒可以根据要解决的政治和思想问题，按逻辑发展的要求在时期和地域方面规定出一个限度，使流行病精确地只在期望的地区和时间内发生。在这个时期中，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决定，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间谍流行病应当局限在卫星国内，尤其是那些不甘接受卫星国这一荣誉称号的国家之内。
匈牙利审判两个半月后，轮到保加利亚了。11月30日，检查官宣布了对“以特拉伊乔·科斯托夫为首的阴谋犯罪集团”的起诉书。科斯托夫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知名的老革命家，他与季米特洛夫共同创立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在一段时期内担任过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他是在三十年群众地下斗争活动和武装暴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最后身居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职务。然而，按照起诉书的说法，科斯托夫却是另外一种人。首先，像拉伊克和几乎所有成为间谍的人一样，科斯托夫是托洛茨基分子。起诉书上写道：“他的一生经历中主要特点是两面三刀、图谋背叛和进行罪恶阴谋的活动来损害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最神圣的利益。”[41]据揭发，科斯托夫曾向共产国际的领导推荐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职务。（这是起诉书中唯一的一件真实事实，当然也是最严重的指控。）
科斯托夫充当敌特没有拉伊克资格老，他到1942年才出卖自己。以后不久他转而投靠英国情报局，受命与铁托接触。科斯托夫与铁托达成协议，由南斯拉夫军队支持他来推翻保加利亚的人民政权。（拉伊克还供认他同铁托一起阴谋推翻匈牙利的人民政权，为此要借助南斯拉夫军队，由他们伪装成匈牙利人来进行干预，还要借助霍尔蒂的旧军警，他们将集结在英、美占领的奥地利地区。）这个阴谋计划还预定要逮捕和谋杀季米特洛夫。检察长提到的“事实”，就是这些“罪行”，另外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罪行”。
庄严的审讯仪式于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索非亚人民军总司令部大厅公开进行。旁听席上有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必不可少的“工人代表”；这简直是布达佩斯那一场戏的重演。可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大家深感惊讶。科斯托夫把他在“预审”期间的招供都推翻了，并正式否认对他的全部指控。法庭庭长张皇失措，立即宣布休庭，以便让被告重温他的供词，仿佛这只不过是被告一时记不清了。然而，法庭重新开审时，科斯托夫仍坚决否认他的供述。保加利亚报刊对偏离了这一仪式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只字不提。塔斯社作了报道，说科斯托夫的行为是“猖狂的”。[42]
这位老革命家与布达佩斯的被告不一样，他在经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之后，还有力量使自己神志清醒，而且一直“猖狂”到底。到他最后陈词的时候，他仍坚决撤回自己原来的供词。然而，这一次演出的导演们事先有了防备。科斯托夫刚一开始讲话，旁听席上就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喊声、嘘声，压住了他的声音。供外国记者使用的四国语言的同声传译系统，莫名其妙地中断了。科斯托夫尽管极力申诉，说明自己无罪，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予以执行，然而他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审判留下了疑点。几天后疑点消除了：报刊公布了他临死之前写的一封信，声明收回他对供认的否认，而且承认他的全部罪行。据1956年给科斯托夫恢复名誉时揭露，这封信连同审判时提出的所有罪证和供词，全都是伪造的。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搜捕异端分子并对他们实行惩处，是与斯大林向南斯拉夫革命发动进攻同时发生的。在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极为密切的党组织书记兼内务部长多德耶在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前就撤了职。他与党的其他一些著名领导人一起受到绝密的审讯，被判处死刑，并于1949年6月被处决。在罗马尼亚，1945年前一直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担任党内最高职务并兼任司法部长的巴特拉斯卡努，于1948年夏与其他著名的党员一起被捕。同年夏天，哥穆尔卡失去了波兰总书记的职务，被指控犯有民族主义、拒不迅速实行农业集体化、丧失警惕性、宽容知识分子，尤其是不能理解联共（布）的领导作用等罪行。[43]1949年1月，哥穆尔卡、斯皮哈尔斯基将军以及其他领导人被开除出党。捷克斯洛伐克在与斯大林开始向南斯拉夫人进攻同时发生的“布拉格政变”之后，在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领导下，立即开始清洗“铁托分子”和其他“右倾分子”，这次清洗进行了好几个月。
就这样，从情报局反对铁托的决议发表之后到对拉伊克进行审判为止的一年中，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中进行的清洗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只有上述几个案件是公开宣布的，因为涉及的是领导集团，被告人都是重要人物。成千上万的中层或基层的党员被撤职或被开除出党的情况，则根本没有公开报道，无疑也不会有内部报道，只有直接与每个案件有牵连的党员才会知道内情。大清洗是从拉伊克审判开始的。这次大清洗为一项政治和思想纲领作了最后的润色。这个纲领以后成为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采取行动的依据，同时也是强化反南斯拉夫运动的依据。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联的。
1949年11月下旬召开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会议有三项议事日程：“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44]苏斯洛夫和陶里亚蒂提出了前两项议程，下面有一章要谈这个问题。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提出了第三项议程。他一开头就说，情报局决议公布以来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布达佩斯审判，“完全证实了决议的正确性以及这一文件对世界革命运动的特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决议由于具有“高度的预见”和“科学的洞察力”，“成了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方向和活动中的历史性转折点”。它有助于各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忠诚于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乃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和准绳”。乔治乌—德治接着又说：“斯大林同志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莫大的帮助。他以自己的天才和洞察力，提醒我们注意某些思想偏差和糊涂观念，并帮助我们成功地与之斗争。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挽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
1948年6月决议的理论价值、它的科学性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态度和活动方面的历史性转折点，就这样由一群所谓的间谍和警察代理人的供词进一步证实了。乔治乌—德治根据这些供词，而且仅仅根据这些供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谴责，荒谬绝伦地说什么他们在战争期间同时充当盖世太保和英、美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这种荒密的说法居然被千百万共产党人盲目地接受。这一事实表明，当时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降低到了何等程度。乔治乌—德治的报告接着说：
“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贝尔格莱德的法西斯暴徒们开始鸣冤叫屈，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唯一的用意，就是要尽量隐瞒他们见不得人的丑史及其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结的事实。布达佩斯的审判，对铁托集团犹如晴天霹雳。
“事实证明，这不是什么犯了严重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伙与警察机关和资产阶级谍报机关长期勾结的间谍、职业告密者和奸细，处心积虑地执行着反革命、反苏、反共政策的问题。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早在1941年就由设在法国的集中营派往南斯拉夫的。”
丘吉尔曾派他的儿子伦道夫带着特殊使命去见铁托。后来，这个老反动分子和苏联的死敌又亲自会见了铁托。早在那时，帝国主义分子就十分器重铁托和他那一帮人。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波皮沃达将军的揭发，使铁托、兰科维奇等人原形毕露：他们对纳粹侵略者和盖世太保妥协让步，而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卑鄙地出卖了南斯拉夫游击队：
“在布达佩斯审讯中和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揭露出来的种种事实，都完全证明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亚戴、戈斯尼亚克、马斯拉里奇、贝布莱尔、姆拉佐维茨、武克曼诺维奇、科察·波波维奇、基德里奇、奈斯科维奇、茲拉蒂奇、韦莱比特等人，拉伊克、布兰科夫、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巴特拉斯卡努以及他们的同谋，都是英、美帝国主义谍报机关的特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帮可耻的间谍和叛徒就在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为实现其统治世界的计划准备好基地。这帮特务和叛徒就像特洛伊木马那样被送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他们奉行其主子的命令，怀着罪恶的目的来窃取工人阶级执政国家中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镇压革命运动并复辟资产阶级的统治。”
斯大林曾极其诡秘地同丘吉尔商定瓜分南斯拉夫，如今却谴责起铁托来了，说铁托与这个“老反动分子和苏联的死敌”达成了秘密协议。斯大林不能原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没有听从他斯大林的指示，没有根据他的命令，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反而成功地执行了革命的政策。
报告断然宣称，南斯拉夫政权已成为法西斯政权，成为美国谍报机关在东南欧的指挥部，成为准备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先遣部队，等等。报告结尾说：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旗帜，忠诚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各国人民保卫和平与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主要堡垒苏联，忠诚于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忠诚于劳动人民的英明导师、各国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
由克里姆林宫的情报机构拼凑起来在布达佩斯审判时又加以复述的凶险的间谍故事，是借助于屡试不爽的拷打教学法使人死死记住的。这些故事成了用来“提高干部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的马列主义的教材”。乔治乌—德治引用共产党情报局杂志的话说，只有这样，“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随时随地抓住并打击敌人，不管敌人戴着什么假面具”。那位富有灵感的教育家十二年前组织类似的审判时，就已提供过这类教材，但新教材更是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辈特务分子，只不过拼凑了少数几个分裂的小组，很快就被发现和消灭了；至于帝国主义及其情报机关的地下活动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情来，还有待历史来说明。在南斯拉夫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特务机构充分显示出了他们恶魔似的广大神通。他们居然能够在一个国家里组织和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以便日后时机一到，用它来颠覆其它由红军建立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从而为进行一场反苏战争和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准备条件。敌人的神通堪与各国人民领路人的天才相媲美。
情报局这次会义在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基础上通过的新决议，为各国共产党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这个受人雇佣的铁托间谍凶手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
“……情报局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量在自己队伍中提高革命警惕性，要识破并清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及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管他们有什么幌子作掩护。”
乔治乌—德治还针对“提高革命警惕性”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
“第一，我们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整顿我们党的机构……在这方面的要办法便是审查党员。这种办法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党内已经实行过了，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要经常寻找行之有效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管理办法。要记住，敌人会千方百计利用拉伊克之流；利用党内和政府机关中每一个弱点和裂痕，利用心怀不满的人、民族主义分子和历史上有疑点的人。
“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从不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的。他们应当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毫不妥协的精神对待一切偏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现象……在科学、文艺、绘画、音乐以及电影界，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一切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倾向，对世界主义的宣传，都应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
情报局会议之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都按照会议所提出的看法和办法开展了大清洗，把许多著名领导人和大批普通党员和干部都卷了进来。我们对这次大规模行动了解得还很零碎，但已经知道的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清洗的规模非同寻常。[45]捷克共产党在“布拉格政变”时有130万党员，1948年底达200万以上。1954年时超不过140万了。波兰党1948年有140万党员，1952年为111万。罗马尼亚党员人数在1940年为100万，1951年减至70万。匈牙利党员人数1948年6月为120万，1951年2月减至85万。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党有50万党员，1951年降到30万以下。这些数字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清洗的规模，因为这一时期仍在吸收新党员。根据费伦茨·费伊托提供的材料，1948年至1952年间，这些党被清洗的党员总数约有250万。其中被监禁的约12万5千至25万。而被处决的人数则不得而知。
受害者中有许多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三位总书记（科斯托夫、哥穆尔卡、斯兰斯基），一位主席（匈牙利的绍考希斯），几位副总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还有几十位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大约一百名将军，等等。[46]匈牙利在拉伊克审判之后的两年中，被逮捕的有接替拉伊克任内务部长的亚诺什·卡达尔（现任党的总书记），继拉伊克任外交部长的久洛·考洛伊，解放后任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的洛雄齐以及其他著名的活动家。在卡达尔被捕后接任内务部长的雄多尔·佐尔德为避免被扣押于1951年自杀。（这时的内务部长是最危险的职位，他完全明白，既可能去审讯别人，又可能自己去受审。）罗马尼亚共产党老一辈的领导人瓦西里·卢卡（财政部长）和特奥哈里·乔盖斯库（内务部长）于1952年被捕。卢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年，外交部长、共产国际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安娜·鲍克被撤销党政一切领导职务，虽然未遭逮捕。
在波兰，上面已提到的哥穆尔卡1948年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职务，1949年1月被清除出政府部门。同年11月，他和另一位共产党老一辈的领导人克利斯科以及斯皮哈尔斯基将军等人同时被开除出党。1951年，一大批将军和军官以间谍和叛国罪受到审判。根据被告们的“揭发”，哥穆尔卡和斯皮哈尔斯基阴谋在波兰建立铁托式的政权并将西部领土归还德国。哥穆尔卡虽未被起诉，但未能幸免1950年至1956年的监狱生活。1948年捷克共产党在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的组织下，掀起了第一次清洗浪潮。情报局会议后又掀起了一次。斯兰斯基宣称，“这一次要比1948年激烈得多”。情况果真如此。这次清洗以撤销斯洛伐克党内的领导成员（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当时任斯洛伐克政府委员会议主席、现今清洗别人的胡萨克，教育部特派员诺沃麦斯基等人）开始，以斯兰斯基本人和捷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被清洗而告终，他们被控犯有叛国、进行间谍活动、从事破坏和与犹太复国主义同谋等罪。他们于1952年受审。斯兰斯基和其他十名被告都是老共产党员，全被判处绞刑。[47]
科斯塔斯·帕帕约安努写了一本措词激烈的小册子，以宗教作比喻评论了马克思主义的退化及其蜕变成为恬不知耻的行径辩护的思想体系。他援引了一个被人用圣马塞拉斯和圣彼得的遗物驱逐了的魔鬼的忏悔词：“我是撒旦的仆从和门徒。长期以来我是地狱大门的看守人，但是几年前，我跟十一名伙伴一道，开始蹂躏法兰克人的王国。我们受命破坏了大地为人们需要所生产的粮食、美酒和其它一切产品。”接着又评论说：“谁能识别不出这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妖魔’或者一个‘犹大式的铁托分子’的供词呢，什么都有了：出身微贱（地狱的大门，反动的丑史），突然被晋升到合格的破坏者的地位，无耻地顺从撒旦即托洛茨基或铁托等的总部的命令，甚至连道德说教的意图也都有了。”[48]
中了邪的共产党员在上断头台或进监牢入地狱之前所背诵的供词，的确酷似中世纪驱邪咒语，同样具有解释和祓除自然灾害与社会祸害的双重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尝试中出现的一切困难、使卫星国削弱的一切祸根，现在都可以用一帮恶魔的秘密活动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了。这帮恶魔就是拉伊克、科斯托夫、哥穆尔卡、巴特拉斯卡努、斯兰斯基等人，他们都是铁托这个犹大的仆从，而铁托本人又是杜鲁门这个魔鬼的仆从。苏联1936—38年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紧张局势，同样是用托洛茨基、布哈林这帮恶魔的活动来加以解释的。用斯兰斯基审判案的检察官的话说：
“各位法官：
“……〔这帮罪犯〕的道德面貌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揭发出的罪行使我们认识到了我党、我国和我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中存在严重缺点的真正原因。他们像长着千万条触须的章鱼似的，缠住我们共和国的肌体，吸吮它的血液和骨髄。
“……有一段时间内，他们歪曲我们党的正确政策，篡改报告与数字，伪造干部档案，欺骗以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党的领导，甚至胆敢欺骗总统本人。”
[49]
“这批阴谋家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我们仍在胜利地实现五年计划的目标，正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新的生活——奇迹般的生活。千百万工人的不懈努力使一小撮人的阴谋不能得逞。最近几天，法庭收到了几千封愤慨万分的来信。信中表达了我国工人决心尽快弥补这些帝国主义雇佣者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党必将更加提高警惕，更坚定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人和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周围。我们党正领导着人民奔向奇迹般的未来。
[50]
帕帕约安努写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些审讯〕看成为政权本身进行的一种间接的‘魔术般的自我批评’，看成为历史对顽固地否认其本性的那种思想进行的惩罚呢？”[51]是呵，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呢？三十年代，苏维埃社会的真正运动，它的矛盾和冲突，在经济困境、社会的紧张局势、党内外无形的对立等方面反映出来了，而且发展到了再也无法掩饰的地步，甚至也不能再把它们说成是执行党的一贯正确的政策中犯了一些一般性错误了。于是，当局就不得不采取这种“魔术般的”解释。这是不能采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因为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先决条件，是不受妨碍的批评，是完全自由的讨论和百无禁忌的研究；而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这些条件的否定。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进行自我剖析，它就必须从否定自己入手。它也依靠不上它自己的思想，即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思想的作用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揭露矛盾；是为支持这种制度提供论据，而不是去批判这种制度；是掩饰真正的运动，而不是去反映这种运动并合理地去解释它。因而只得把这种制度的已经不能加以掩饰的种种弊端，说成是同制度的性质、结构和上层建筑格格不入的东西，是同苏联社会格格不入的代理人带进来的。
十年后，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人民民主国家”，在下列问题上，即同南斯拉夫的争执，莫斯科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卫星国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真正性质，这些因素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效果等等，都经不起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分析。它们也不能运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比起三十年代来，这种“马克思主义”恐怕更是专门用于进行辩护和辩解了。于是，只得又把“魔术般的”解释搬出来。历史的真正运动，再一次对官僚主义者和他们恬不知耻的思想进行惩罚。几年之后，《秘密报告》的出笼以及其它一些事情，就使这种惩罚达到了荷马史诗般的巨大规模。
斯大林的“魔术”像旧的魔术一样，之所以能够迷惑人，就靠着把玩魔术的力法和技巧严守秘密。一旦机关败露，即使是部分败露，魔术就不灵了，人们就会产生反感。那些曾经把谎言和警察控制的社会当作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人，会产生信仰危机。可是有许多人仍死死抱住残存的一点旧信念不放，还有一些上当的新信徙，前来填补那些决心想去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及终于放弃希望的人留下的空位。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吧。这里，我们只来讨论斯大林的“魔术”内在的机制。
阿瑟·伦敦的《审判》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异常有趣的材料，虽然伦敦并不总是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所提供的根据，不仅证实了并且阐明了众所周知而且已为有关当局部分承认的事情——仅仅是部分承认而已，也就是说，既没有罪行又没有罪犯，只有审讯本身是一种罪行——而且表明，这些审讯实际上有着本书在前面指出来的目的。然而，我看，更加重要的是，《审判》一书彻底剖析了这些审判的来龙去脉，揭露了它们是怎样策划和进行的。
一开始就是要制定一个反映出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的总纲要，就像一部电影脚本的草稿似的。然后来讨论，看哪些演员具备演主角的各种必要特征。例如，在布达佩斯审判中，十分重要的是，主要演员应与南斯拉夫领导人有过许多联系，积极从事过地下工作，被捕过，出身于小资阶级，等等。由于负责这一工作的部门能查阅党的档案，而档案里又有党的积极分子的详细经历，挑选主角就不成什么问题了。合适的人物一经选定，就开始教他们背诵自己的台词，为此除了进行屡试不爽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之外，还要利用他们在党内锻炼的经历，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出这个候选人是否真正具备了所需的一切特征，是否把他的台词背熟了，是否会出乎意外地反驳导演令人信服的论据。就这样，挑选演员的问题逐步地解决了，脚本也写成了，而且还补充了一些草稿中所没有的新情节。因为那些被指派“为了党的利益”去扮演特务、密探、蜕化变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角色的人们一旦被脚本的布局所感染，也就成了这出闹剧的积极合作者。这是一部集体创作。共产党员刽子手导演和共产党员罪犯互相展开竞赛，力求把编造历史和伪造供词的工作干得尽善尽美。这件事进行得极为谨慎，以免留下含混不清的词句。不要说“某月某日我与南斯拉夫某人接过头”，而要说得更为准确，要说“某月某日我与铁托的间谍某人接过头”。一旦供词按照“党所需要的”内容、措辞和细节编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供词背熟，不得稍出差错，不要忘记庭长会打断招供提出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问题的地方（这个问题被告和庭长也都要背熟），当然也不要忘记所要求的答话。最后，排演的剧就上演了，开庭审判了，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周密计划和组织的，都恰到好处。时间长短也都是安排好了的。像索非亚审判中科斯托夫和莫斯科审判中克列斯京斯基出乎意料地造成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是极其罕见的。伦敦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审判的全过程，我们只能非常简略地谈个梗概。他的描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称之为“党的培养”的那种因素所起的作用。
没有必要在这里对这种“培养”的特征多作解释。每一个共产党员，确信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时又具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和态度。如果说，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反映出来，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52]的话，那么，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接班人的座右铭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党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党偶然也犯了错误，那么，“宁愿犯错误也要同党一致，决不为保持正确而反对党”。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苏联是神圣的。忠诚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就等于斯大林），忠诚于苏联（苏联就等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被认为是一个优秀党员的基本特点。二十多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都是被这种祓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妖魔鬼怪”的“马克思主义”培养得像绵羊般的顺从。各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从不用批判精神来讨论上级指示的陋习以及总是要求意见毫无分歧、思想统一的陈规，跟对斯大林和来自苏联的一切东西都盲目信任加在一起，竟如此主宰着共产党员的心灵而使之产生如此强烈的条件反射，以致于他们很容易上当，沦为“马克思主义”词句伪装的、贴着苏联标签的骗局的牺牲品。
谈到审判的技巧，还应当指出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它同样也是“党的培养”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自我批评”。正如批评和讨论丧失了原来的内容而沦为对领导的指示翻来覆去表示赞同和进行阐述一样，在共产党内普遍实行的“自我批评”，同自我批评的一般涵义也没有多少关系了。对集体的错误，尤其是领导集团的错误，有关的党员或机构一般都引躬自咎。他起到替罪羊的作用。1933年大灾难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成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替罪羊。1947年，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会上，便轮到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充当“大同盟”时期斯大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替罪羊了。法庭上的供词与各共产党及其党员习惯了的这种“自我批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或者某一具体的机构要为集体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而真正的问题则被掩饰起来或者遭到曲解，较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受到称颂。两者的差别在于“过错”的性质不同，而且，为了让人在受审时能进行“自我批评”，就得要动用刑具。要使共产党员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同意扮演特务、密探等角色，“党的培养”是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严刑拷打是促使人们作出这类至高无上的牺牲的好办法，而这种牺牲品是配得上供奉阿兹特克神祇的。党把共产党员“培养”得不仅能去扮演特务的角色，而且还能相信这些特务的供词，因为这些供词在语言、结构和文体方面，酷似日常的“自我批评”。人们被指派扮演这种角色而不演另一种角色，这完全看运气如何。阿瑟·伦敦的著作，用骇人听闻的实例说明，“党的培养”编造“供词”与共产党员接受这类“供词”的轻信态度二者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审判》一书像短暂的捷克之“春”时出现的其它文献一样，尽管没有提供什么证明文件，还是进一步证实了二十大以来已经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审批是直接由苏联专家们一手策划的。在某些案件中，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还亲临现场来进行干预。[53]正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承认的，斯大林和贝利亚所控制的庞大的警察组织完全掌握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一组织在各卫星国警察机构的协助下，还控制了这些国家。我们知道这正是同南斯拉夫破裂的原因，因为铁托和他的同僚抵制在他们国内建立这样的机构。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审判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这种抵制，以便在这些国家进行更广泛的渗透。《秘密报告》对此只字不提，正好表明这种渗透的规模。如果把这一点也揭露出来，那么就会给继续控制着卫星国的苏联当头一棒。
1953年7月，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五年之久的大规模搜捕间谍的活动尚未结束，而头号人物刚刚去世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宣布，二号人物被揭露，他是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据苏联领导人给情报局各党的领导人送去的机密报告称，证明贝利亚也是间谍的决定性的证据是逮捕他的时候在他身上搜出的一封给兰科维奇的信，信中要求兰科维奇帮助他与铁托接上头。[54]
在伟大的监护人的控制下，由“特务”贝利亚指挥的对“特务”以及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凶进行的大清洗，是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元气消耗殆尽的政治进程的基本因素（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之一。这些政权丧失了早年所具有的生命力，沦为斯大林主义的呆板模式，把官僚主义推向极端，取消了一切自由权利，把谎言变成了法律，又把法律变成了闹剧。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经济分析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分析全系伪造，文化被禁锢在愚味的“日丹诺夫主义”的框框之内。但是，这种主义宣称要与之斗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滋长，它宣称即将消灭的反苏情绪在抬头，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却信誉扫地。苏联政权演过的一出出戏又搬到人民民主国家来上演了，不过还得加上这些国家丧失民族独立的所有场景。蛮横无理地诽谤南斯拉夫的运动和把苏联的命令粗暴地强加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使人们对马克思的设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将使各民族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的设想，产生了怀疑。
这一政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战胜希特勒以后直到斯大林逝世前这些年间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体制的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官僚统治机构力图用而今已经成为传统的思想压制和警察镇压的办法来克服这些矛盾；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膨胀到了人所共知的程度。随着斯大林这个阴险毒辣的老家伙的死去，克里姆林宫各集团间的内部矛盾增加，权力之争日益加剧。关于这方面的事态发展情况，以及从斯大林去世开始出现的危机，将要连同这位魔术大师的弟子们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精心策划的危机一道，在本书下一卷中加以探讨。这些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在苏联至今仍起作用。那里的人民受了三十年的神话和政治“指导”的麻醉，给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弄得动弹不得，多年来又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无过于一点点物质享受了。因此，这种“制度”在苏联至今仍有牢固的基础。而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这种制度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脆弱。这些国家中的危机，使大的社会集体处于骚动状态，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阶级中尤其如此。危机暴露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集闭在政治上的脆弱，因为这些集团不像苏联那样是经过长期有机的演化过程而形成的，它们面临着内部进步力量、旧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势力和苏联的强迫命令三重相互矛盾的阻力。
西方共产党的反铁托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所组织的这场伟大的思想政治方面的镇压运动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刚一公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声称“听了陶里亚蒂和塞基亚同志关于最近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毫无保留地赞成情报局的决议。”与此同时，法国党的政治局也作了类似的声明。两党的统治机构根据历来的做法，根本不与普通党员或中层官员商量，就作出了这种重大的决定。不过它们起码还可以装出一付根据事实进行判断的样子来，因为它们是从自己出席情报局会议的代表那里了解到情况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党的统治机构则根本没有参与这一事件，正如它们没有参与筹建情报局以及该组织所通过的政策的“讨论”一样。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它们是从报刊上了解到的，而它们也都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不要求进一步解释或等待作出解释，就同样“毫无保留地”赞成对那些不久前还被说成是模范革命者的人进行谴责。它们对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二个决议也都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该决议声称南斯拉夫党落到了“特务”和“暗杀者”手中，南斯拉夫革命已沦为法西斯运动。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也无条件地赞成各人民民主国家中进行的大清洗，赞成历次审讯的裁决，赞成对数百名以长期参加革命活动而著称的共产党员的处决、监禁和政治上的排斤。在它们看来，这些人变成帝国主义和“法西斯魔鬼”的“特务”和“看家狗”是世界上最合情合理的事。
五年多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大力开展公开的和党内的运动，反对南斯拉夫异端分子和支持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搜捕异端分子，三十年代反托洛茨基的运动与这次运动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们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也起了特别不光彩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通过1936—39年的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赢得的威望，如今却用来促使人们相信对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西班牙的国土上与西班牙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并肩战斗的人们所进行的诽谤。西班牙共产党官方发言人声称：“铁托牌的特务假充朋友，混在来自各国捍卫西班牙自由事业的战士之中，帮助刽子手佛朗哥，从背后向西班牙人民捅刀子。后来，这批特务在法国集中营里继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几千名西班牙共和战士丧生。希特勒分子利用可耻的铁托特务，才得以搜捕和谋害许多最英勇的西班牙战士。”[55]
每个共产党都为克里姆林宫的战役提供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切身的经验比谁都更能理解苏南冲突的症结，可是就连他们也采取了一致的步骤。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编已经看到，毛抵制苏联领导人比铁托还早几年。斯大林像对南斯拉夫人一样，企图把屈从于资产阶级势力、屈从于他自己想要同美帝国主义达成长期妥协所需要的民族团结政策，强加给中国领导人。正像南斯拉夫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应归于它的领导人不服从斯大林。然而，正是这些领导人在1949年把南斯拉夫人说成是“卖国贼”和“叛徒”；他们宣称，如果他们走铁托的道路，“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将会象南斯拉夫那样，“使自己国家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56]
不过，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态度，比起其它共产党，特别是比起欧洲各党的态度来，到底是温和一些，也慎重一些。当然，就是欧洲各党的态度也不一样。“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赢得反铁托运动的荣誉的，无疑是法国共产党。1950年6月，法共一位领导人为了概括这方面的活动，并号召加强这一运动，这样写道：
“我们的报刊上几乎每天都发表有关南斯拉夫形势的报道和评论。然而，这个工作往往流于形式、过于仓促而缺乏条理性……发表的文章的质量，而不仅是数量，应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报刊应把加强反铁托运动当作头等重要的目标。”
[57]
“菲热克反对为铁托制造螺旋桨和尼斯港反对运送据悉要运给铁托的火箭发射架的行动，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一行动应当扩大到全国，特别是应扩大到正在为铁托制造大批电器设备定货的格勒诺布尔这样的地区。”
[58]
“不论是在巴黎展出南斯拉夫中世纪艺术品，还是上映南斯拉夫影片，都应该是共产党人与和平拥护者以适当的方式来揭露那种貌似艺术宣传的政策的机会，这种宣传表面是不偏不倚的、公正无私的，其实是旨在影响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并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们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和容易轻信的态度。”
（法共号召“和平拥护者”站在反对战争贩子铁托的立场上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经过科学证实的事实和经过法院判决的犯罪行为（如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蜕变为法西斯主义，拉伊克、科斯托夫之流的特务分子的罪行）。他以权威口吻声称，法国知识分子竟然看不出南斯拉夫中世纪艺术品展览会隐藏着罪恶的、反苏的、帝国主义的意图，他对他们的轻信和幼稚感到十分惊讶：“人们不禁要为有些法国知识分子的幼稚而脸红，他们无疑借口展出是纯艺术而容忍并支持这类荒诞的骗局。”[59]甚至连南斯拉夫的体育运动也是宣传铁托异端的危险工具，幸亏共产党报刊在体育领域里证实了自己在评沦上的坚定性，于是党的领导人便把这种作法当作在文化事业方面应遵循的路线：“我们党的报刊对南斯拉夫体育比赛所持的坚定立场，是在文化领域里应该怎样工作的楷模”。[60]
1951年6月，艾蒂安·法戎在法共政治杂志上概述了自1948年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形势的发展，以及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审判中要吸取的教训。文章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远见和法西斯铁托集闭的罪行》，其中有下面这样的段落：
“就国内形势而言，铁托集团已经完全取消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便于完全复辟资本主义，去年政府将国营经济部门（不过，因为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敌人手中，这一经济部门已不再是人民的财产了）‘分散经营’。企业的管理委托给所谓的‘工人委员会’，由于南斯拉夫经济处于大灾难形势下，这些委员会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在南斯拉夫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非常厉害的……在有些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患有结核病……到处是血腥的镇压，对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自己国家独立事业的共产党员的镇压尤其残酷。他们成千上万地被监禁，被折磨致死，或被秘密杀害……贝尔格莱德政府已经完全出卖了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独立，共和国现在已沦为服务于美国百万富翁的殖民地和基地……早在1949年，通过匈牙利对拉伊克的审判和保加利亚对科斯托夫的审判，人们便能看清南斯拉夫统治集团过去的真面目；审判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可耻的特务，许多年前便同华盛顿和伦敦情报机关勾搭上了。这些无耻之徒接受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搞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新制度的阴谋，在当地叛徒的配合下，在这些国家准备反革命政变，以便将它们变成向苏联进攻的基地，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情报局决议大大有助于把这种阴谋活动消灭在襁褓之中。这一阴谋计划的规模之广，最近通过揭发克莱门蒂斯及其帮凶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活动，得到了说明。”
[61]
尽管这些党表面上坚如磐石，尽管它们的党员轻易地相信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哥穆尔卡等人的“叛国罪”，尽管它们在组织具有上面分析过的特征，但是，即使在这些党内，许多党员头脑中也渐渐地产生了疑团。这一点，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已开始有所反映，不过是隐隐约约的，而且也是歪曲的反映。多列士在法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宣称，“党员和党组织对警察进行渗透的企图要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还差得远”：
“工人天性坦率，他们对阶级敌人为刺探情报和寻衅挑拨采取的卑劣手法是想象不到的。许多同志表现得轻信而幼稚，告密者就借此来实现其可耻的任务。尽管如此，对叛徙拉伊克和科斯托夫的审讯表明，这些特务和他们的领导人铁托早就为英、美情报机关所雇用了……难道我们能够相信，现在的政府和他们的美国老板们不在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代理人暗地里塞到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中来吗？难道我们看不见他们在利用铁托的分支机构和托洛茨基派别集团吗？
[63]
“艾蒂安·法戎根据总书记的这种想法，说明了应采取的行动：
“每当党内发现一个铁托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暗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公开地进行大规模政治解释运动来加以打击。有的人可能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对此我们应当密切注意；他们是在耍两面派，敌人的代理人都已学会这一套了。
[64]
在这种思想恐怖、“间谍热”和警察挑衅的气氛中，凡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事产生怀疑的共产党人，往往宁愿保持沉默，而不愿落到与特务和挑衅者的代理人为伍的地步。甚至现在开始的或前一阶段已开始的内部讨论，本来与铁托问题毫不相干，如今也都被说成是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大阴谋”的一部分，而且是由斯大林卓有远见的警惕性所发现的。例如，在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至1949年间，在西共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南斯拉夫的法西斯铁托集团的事件、匈牙利对拉伊克及其帮凶的审判，以及保加利亚对科斯托夫的起诉都表明，英、美情报机构在我们战争期间千方百计地把它们的代理人愉愉塞进各共产党内；这些事件表明，英、美情报机构接收了盖世太保从落入他们手中的懦夫、逃兵、叛党分子里搜罗的代理人。西班牙也有类似的情况。党对成了敌人代理人的蒙松、特里利亚等人的经历是很熟悉的。敌人利用他们有一段时期起过作用，赢得了“抵抗战士”和“英雄”的桂冠的特殊情况。他们驱使这些人打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有一段时间他们也确实在法国、北非、甚至在西班牙爬上了党组织的领导职位。如果党和党的领导对这些叛徒手软，如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撤掉他们的职务，事态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那他们就会成为西班牙的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埃尔南德斯和卡斯特罗为核心的一批代理人，更早一些加泰罗尼亚的统一社会党中德尔巴里奥、塞拉·帕米埃斯、维克多·科洛梅尔、塞雷尔之流，就是如此。党和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清洗能加强党组织，毫不犹豫地清除了这些渣滓。如果他们允许这些腐化堕落分子留在党内，如果他们同这些人妥协……那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是由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原则指引，同共产党和工人党阵线、同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斯大林站在一起，还是跟着佛朗哥匪帮和盎格鲁撒克逊间谍机构去干冒险的勾当？答案是明确的：党清洗了拉伊克和科斯托夫之流，清洗了敌人的代理人，变得更坚强了，更团结了。最后把叛徙科莫雷拉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是在这方面采取的又一步骤。我们党这样做，是忠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教导和榜样的。”
[66]
很少有几个共产党没有在自己的队伍中发现铁托分子、反苏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或警探。虽然这些党不能同执政党一样组织审判，但是，它们做到了资本主义具体条件所能允许做的一切。最惊人的案件莫过于安德烈·马尔蒂和夏尔·狄戎的案件了，这是1952年底震撼法国党的一个事件。他们两人都是法共政治局委员，而且两人都由于法国水兵为支持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黑海举行的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在西班牙内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赢得了威望。狄戎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军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两人都被指控犯了“严重罪行”，罪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他们“曾对党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同志的斯大林式的政治领导表示过怀疑”，曾组织了一个宗派集团，阴谋反对多列士，而这位领导人除保障党具有许多优点外，述保障了“党无条件地、始终不渝地追随苏联”。[67]据指责他们的人说，“他们的观点与铁托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两人都曾表现出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危险迹象，这自然使他们像铁托那样滑向同一个泥坑。在马尔蒂对苏联的“不可容忍的怀疑”的迹象中间，就提到了他在1949年访问莫斯科时，“居然对社会主义国家保安机关表示怀疑”。[68]由于老马尔蒂拒不“坦白”，政治局断定他是警察密探，于是他便被当作密探开除出党。狄戎被降为一般成员，政治上受到排斥。
除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外，法共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例，如马塞尔·普雷南教授事件。他出于怀疑李森科生物学理论而被指控犯有反苏罪。包括马塞尔·普雷南和其他著名的抵抗运动老战士在内的一批党员，当时已开始与斯大林的做法发生冲突。他们编写的《法共党史》，对党内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
“对诽谤性的指责的恐惧，使党员趋于沉默。免职、审判和任意开除党员，引起许多同志的怀疑。不论是谁，只要产生了怀疑，这便是他受长期精神折磨的开端。他就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不管他怎么做，也不能免遭灾祸。如果他同意按要求作彻底的自我批评，那他就为别人对他的谴责提供材料。如果他不肯就莫须有的罪名责骂自己，那么他的‘抗拒自我批评’就证明他坚持自觉的反共分子的立场。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调查委员会’对指控的罪行进行‘调查’，直至使用酷刑和处死，而〔在法国〕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则罗织‘罪名’，陷害被指控的党员，直至使他声名狼藉，再把他开除出党。”
[69]
非党左翼知识分子不赞成这些共产党和苏联的方针，简直是普遍的现象。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里，欧洲各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太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斯大林式的审讯事件的再度出现，引起了意外的反应。正当日丹诺夫主义、审判和对南斯拉夫的造谣中伤运动达到高潮时，有关苏联的集中营的头一篇报道问世了。这就完全可以使任何一个不戴政党的有色眼镜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产生怀疑：一个能产生并保存这种现象的制度的政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凯斯特写的《零与无穷大》一书的法文版发行了40余万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征兆。[71]
产生于三十年代、战争期间和战后加剧了的对斯大林的崇拜，1948年后开始具有崇拜神的气氛，这就为这段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与中世纪教会之间的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作了最后的润色。乔治乌—德治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提中”的报告的结尾部分，是说明这个问题最好不过的例子。这是在斯大林七十诞辰（1949年12月）前夕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作的报告，其中对这位救世主的狂热的歌颂，可以与对敌人的强烈的诅咒相媲美。（我们已引用过报告中有关“斯大林同志以自己的天才和洞察力挽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那一段。）一批一批的礼品从世界各个角落送到克里姆林宫。在这样一个隆重的时刻，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文章历述了这位引路人一生的经历、不朽的功勋和著作后，写道：
“因此，我国工人才这样无限地信任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他们才如此强烈地信赖他的灵感，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的工人才如此衷心地爱戴他……苏联各族人民和全世界的亿万人民怀着感激的心情仰望着斯大林同志。进步人类把斯大林同志看作是自己的引路人和敬爱的导师。他们信心满怀，因为他们知道，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
[72]
“当我们刚满心喜悦地庆祝过斯大林七十诞辰时，那些心中对这位领袖和朋友毫无感情的人，难道配称是共产党员吗？”多列士在法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这番活，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73]在这些年里数不清的颂词中间，对党内普遍存在的偏执态度概括得最好的，要算是刊登在《法兰西文学》上的尖锐批评毕加索的斯大林肖像画的文章了：
“这幅画哪一点表现出了斯大林同志任何一张照片上都可以看到的仁慈和对人类的爱？……〔它〕根本没有描绘出代表斯大林性格的聪明才智和兄弟情谊……〔它〕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我们对自己敬爱的朋友、我们大家的父亲、我们最热爱的人的深厚感情，他的去世令我们难以置信……斯大林不朽的脸庞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崇高和慈祥的表情，肖像画岂只是没有反映出来而已……我们亲爱的斯大林的其它画像上如此清哳可见的容光焕发、音容笑貌、聪明才智，一句话，人类的美德，表现在哪里？……毕加索有在共产党人和我们党的朋友中散布误解和混乱的危险。
[74]
几天之后，一篇优秀党员在正常情况下都不会相信的报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毕加索画得很平凡的这张脸庞上转移开来。苏联内务部4月4日的声明宣布给几个月前被指控阴谋反对苏维埃制度而遭逮捕的主要医学专家平反，并予以释放。这个案件是1月13日报道的。《真理报》说，这些曾几次获得列宁勋章的苏联医学界主要代表曾经供认：他们不仅不去尽力照顾日丹诺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而且还蓄意通过看病投药来谋害他们。后来他们又准备谋害斯大林和几位军队领导人。他们大多数是犹太人，供认自己是给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情报机关工作。[75]现在看来，这些全是谎言。4月4日的声明中说，他们的供词是“违反法律”，屈打成招的。原来只有少数人，特别是少数共产党员医生，不大相信医生在工作过程中进行暗害的说法，而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又一次相信确有这种阴谋的。既然《真理报》说了话，那就是真理嘛。苏联法院这一公理正义的化身也宣布了这樁事嘛。况且，五年来又不断发生阴谋活动，这种事也就习以为常了。如果这么多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优秀党员只不过是“人面妖怪”的话，怎么不会有“带听诊器的人面妖怪”呢？共产党员不能相信的倒是4月4日的声明；这个声明似乎比毕加索的画像引起的混乱更大。苏维埃政权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承认，与那么多其它案件类似的一件阴谋案竟然是一出闹剧，而且第一次承认采用过拷打；第一次承认苏联的治安保卫机关的重要头目制造了所谓的阴谋，用拷打的方法进行逼供。突然间，仿佛一切都给搅乱了。
死者的接班人为了要澄清事实，特别是考虑到许多阴谋案件和审判可能有必要“一笔勾销”，需要找到一头地位高的替罪羊。作为第一步，没有比秘密警察的最高领导人更合适的人选了。随着揭出来新的阿泽夫，[76]什么都看得清楚了，西欧共产主义的指导党的政治局就宣称：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与撕下了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假面具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完全团结一致的。苏共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事业作出了又一伟大的贡献。法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表示赞同和祝贺：
“（1）由于它戳穿了贝利亚妄图推翻党和国家的领导，最终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2）由于它防止了妄图破坏苏联农业的巩固和发展，削弱集体农庄，从而制造苏联食品供应困难的罪恶活动；
“（3）由于它使这个帝国主义代理人未能破坏苏联人民的友谊——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帝国主义寄希望于他们的代理人贝利亚，只是枉费心机。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光荣的、空前团结和坚强的苏联共产党——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榜样——领导苏联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前迸。
[77]
注释
[1] 见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194页。
[2] 同上，第209页。亦可见1968年2月23日《世界报》上登载的昂贝·布苏格洛亚的文章，《捷克斯洛伐克是怎样由议会制度变为人民民主制的》。
[3] 哥特瓦尔德1948年3月10日在国民制宪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我们的旗帜》，西班牙文本，1948年第25期第247页）。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巴黎，《共产主义手册》，1956年，第260页。
中文扫描版缺失注释[5]、[6]、[7]、[8]、[9]、[10]、[11]、[12]、[13]、[14]、[15]、[16]。——整理者
[17] 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23页（译文略有改动——作者）。
[18] 这段关于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会议的描述，见《铁托谈话录》第324——333页。据南斯拉夫人看，斯大林逼他们立即根据保加利亚的方案建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破坏南斯拉夫联邦刚刚取得的团结的方法（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32页）。早些时候，斯大林怂恿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但与此同时，苏联特工人员却在阿尔巴尼亚策划反对南斯拉夫的阴谋（同上，第320、313页）。
[19] 斯大林本人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人开会时透露，波兰领导人对季米特洛夫——铁托方案很赞赏（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26页）。
[20] 这段引文摘自南斯拉夫1951年出版的《蓝皮书》，书中有许多苏联特务机关活动的罪证。
[21] 在一次为南斯拉夫领导人设的午宴上，斯大林说陶里亚蒂是个理论家，写得一手好文章，但领导不了一个国家。多列士也有严重弱点：“当需要吓唬人的时候，甚至不咬人的狗也会露出牙齿来。然而多列士连这点也做不到。”“热情之花”振作不起来，她“不能在困难的时刻领导党”。然后，斯大林对铁托说：“铁托应多加保重，万勿发生意外。我活不了太久了，但是他要为欧洲活下去。”
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加里宁逝世了。举行葬礼那天，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人像其余的外宾一样，被安排在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站立的主台的左边。“忽然间，在仪式刚刚开始时，斯大林邀请铁托过来，同政治局站在一起。他是唯一享受这种荣誉的人。所有其余的外宾都仍然站在左边的台上。”（《铁托谈话录》第282—283、285页，译文经过删节——作者）
[22] 见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225—226页。
[23] 见本书第188—189页和本章注18。
[24] 这些情节和下面的材料，引自本章注9中提到的斯大林和铁托的通信。
[25] 在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兰科维奇作了关于苏联特务机关活动的报告。许多苏联人所雇用的代理人，是十月革命后移居南斯拉夫的俄国流亡者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是白俄。
[26] 4月19日，季米特洛夫率保加利亚代表团去布拉格，途经贝尔格莱德。吉拉斯前去迎接他，季米特洛夫乘机悄悄对他说，“要坚强！”当时双方商定，季米特洛夫返程时将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在此期间，出了保加利亚表示支持苏联的复信。南保会谈未能举行。（见前引吉拉斯所著书，第360页）。
[27] 1944年5月，德国人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企图消灭铁托的指挥部。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险些落入一支伞兵部队手中，但设法逃脱了。德国人的这次行动失败了，游击队司令部保住了他们的档案和发报机。德国的进攻决不是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军队发生危机引起来的。恰恰相反，这是侵略者妄图改变形势而进行的绝望挣扎。《真理报》6月4日发表评论说：“企图夺取铁托元帅的指挥部的阴谋失败了，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德国的进攻由于南斯拉夫军队的英勇抵抗而被击退……凯塞林在意大利需要援军……德国人本想调走他们在南斯拉夫作战的几个师，但铁托元帅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南斯拉夫战线牵制了大批德军，使援助凯塞林的计划不能得逞”。
[28] 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66页。
[29] 下面是决议的主要部分。参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
一、情报局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最近在内政、外交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种不正确的路线，一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情报局批准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即主动揭露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正确的政策，尤其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的不正确的政策。
二、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布）执行着一种不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执行了一种诬蔑苏联军事专家和诽镑苏联的可耻的政策。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文职专家设立了一种专门的机构，使他们处于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监视之下，并不断受到盯梢。苏联共产党（布）驻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一些官方代表，都受到了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的这种盯梢和监视。
这些事实以及同类的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者已采取了不是共产党员所应有的立场，开始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并以对付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态度来对付苏联。正是由于这种反苏的立场，从反革命托洛茨基武库中捡来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布）蜕化、苏联“蜕化”的诽谤宣传，才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得到散布。
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者的这种反苏立场，认为这种立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它只是适合民族主义的立场。
三、在对内政策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资本主义成分在他们国内的增长，从而否认阶级斗争在农村中的加剧。这种否认是从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不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如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熄灭，如像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后者曾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四、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国家主要的指导和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別的政纲，并且不把它自己溶解在非党群众之中。……
然而，在南斯拉夫，认为国内的主要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南斯拉夫的领导者缩小了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正在重复着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在非党的群众组织之中。所有这一切，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存在着取消派的倾向。
五、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在党内造成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致命的危险。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党员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党内对错误措施的最轻微的批评都受到野蛮的压制，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报局认为：共产党内不能容许这种可耻的，完全是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
六、……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不但不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采取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道路，反而由于害上了极端野心、骄横和自大的毛病，以挑战和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批评。他们走上了一概否认自己错误的反党的道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对待自己的错误所应持的态度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最近，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其它兄弟党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者的错误之后，南斯拉夫领导者企图颁布若干新的左的法令。……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斯拉夫领导机关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都是笼络人心的，在目前条件下不能实行的，因此，它们只能玷污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这就是情报局为什么把这类冒险主义的手段，看作是卑鄙的手段和一种不能允许的政治赌博的原因。
七、〔这一条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
八、鉴于上述事实，情报局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3月到5月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信件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估计，对南斯拉夫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批评以及对这些错误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一致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由于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党、反苏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整个态度和他们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已使他们自己处于和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地位，走上了脱离反帝国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种反党的政策和反党的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一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兄弟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南斯拉夫的领导者显然是不了解，或者可能装作不了解：这种民族主义的路线只能导致南斯拉夫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它的独立，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这些健全分子的任务在于迫使他们目前的领导者公开地、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脱离民族主义并回到国际主义方面来，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巩固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目前的领导者证明不能做到这点，那么，这些健全分子的任务就是要撤换他们，并选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
[30] 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70页。苏联人从未否认过这些报道。这是出席会议的某个人告诉南斯拉夫人的。反铁托运动的作法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
[31] 参见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73页。
[32] 约·布·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南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贝尔格莱德，1948年，第136页。
[33] 赫鲁晓夫1955年6月3日在索非亚的讲话，《真理报》1955年7月4日。
[34] 这一段是由1949年8月25日《工人世界》上发表的苏联照会全文的西班牙文本译成英文的。此处引用的几段文字，是照会中对在贝尔格莱德被捕的“苏联公民”受虐待情况的全部描述。可想而知，如果描述偏了的话，那也只能是把情况说得更严重。与阿图尔·伦敦、索尔仁尼琴、金斯伯格等人关于贝利亚的警察手段的描述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份苏联政府文件的可耻态度。
[35] 据《纽约明星报》报道，1949年上半年给予希腊的军援有152架飞机、7千枚炸弹、1万辆军用卡车、3,840门大炮和迫击炮、2亿8千万发子弹（齐西斯·佐格拉福斯《希腊内战的教训》一文中所引，见布拉格《国际评论》1964年第2期）。
[36] 《神灵》月刊1950年第2期上刊登了J·—M·多梅纳克的文章。文中叙述了他于1949年8月15至20日与逃到马其顿的南斯拉夫一方的希腊游击队员的谈话。据这些游击队员说，1948年10月马尔科斯被撤职一事，事先并未同游击队员商量。只有人数多的单位的领导人接到通知。直到两个月后（1948年12月），希腊党才举行了一次会议。后来对游击队员说马尔科斯患了病。他因“机会主义”而被革职的消息是逐渐传开的。萨哈里阿泽斯接替马尔科斯的职务后人民军队的士气便低落了。给人的印象是，萨哈里阿泽斯的使命就是结束武装斗争。
反“铁托分子”的斗争进行得非常广泛。参加游击队进行战斗的马其顿籍的希腊人（约18,000人），因被怀疑同情与南斯拉夫联邦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大马其顿主义，都从重要指挥岗位上撤了下来。萨哈里阿泽斯命令，中断游击队占领的希腊领土与南斯拉夫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位前线部队军官告诉多梅纳克，1949年4月间他接到萨哈里阿泽斯总指挥部发来的电报，命令他向每一个试图跨越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国境的人开枪射击。据说，萨哈里阿泽斯1949年春就下令封锁了边界。
J·—M·多梅纳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害怕在希腊产生新的铁托主义，并认为希腊的内战是危险而不合时宜的。他认为，苏联领导人因此命令亲苏的希腊共产党人拒绝接受南斯拉夫的任何援助，从而结束内战。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一箭双雕。他们既可借此向西方国家的外长表示善意，又可以在其它共产党和世界舆论而前谴责铁托的“背叛行为”。
[37] 皮埃尔·阿尔布伊：《希腊与民主政治》，《思想》双月刊，1950年第29期第61页。
[38] 约有25,000名希腊抵抗战士逃往南斯拉夫。其余许多人（没有具体数字）逃往阿尔巴尼亚。完全有理由设想，南斯拉夫方面采取了行动以对付来自情报局支持者方面的威胁。
[39] 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现存的仅仅揭露了部分情况的材料，主要有阿图尔·伦敦的《审判》（伦敦，麦克唐纳出版社，1970年）、欧仁·罗伯尔的《布拉格审判》（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69年）和捷克短暂的新闻自由时期的一些报道。关于拉伊克的审判，有萨瓦留斯·樊尚（即贝拉·斯札兹）的《自愿上绞刑台的人们》（巴黎，朱利亚尔出版社，1963年）。关于拉伊克审判的官方说法，见兰皮书《拉伊克及其同谋者在人民法庭上》（巴黎，法国出版商联合会，1949年）。关于科斯托夫审判的官方说法，见《对特莱乔·科斯托夫及其同伙的审判》，（索菲亚，1949年）。关于斯兰斯基审判的官方说法，见《对以鲁道夫·斯兰斯基为首的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布拉格，奥比斯出版社，1953年）。
[40]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254页。
[41] 引自1949年12月8日《工人世界》发表的起诉书西班牙译文。
[42]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262页。
[43]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引自1948年9月9日《工人世界》发表的西班牙文本决议全文。
[44] 有关这次会议事项的所有引文，都出自注6中提到的小册子，《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
[45] 数字是约数。资料来自费伊托与拉齐什所写的论欧洲共产党的著作。这两位历史学家引用的都是共产党的官方资料。
[46]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246—247页。据《文学书翰》提供的数字，捷克斯洛伐克被拘捕者达3万人（《世界报》1968年3月31日）。
[47]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5部分第3—6章，提供了各次审判与大清洗的具体数字。
[48] 科斯塔斯·帕帕约安努：《冷意识》，巴黎，波韦尔出版社，1967年，第141页。
[49] 前引阿·伦敦所著书，第294—295页，第303页（略有改动——作者）。
[50] 同上，第304页（略有改动——作者）。
[51] 见前引帕帕约安努所著书，第140页。
[52] “怀疑一切”这句座右铭是马克思1865年对她女儿提出的一些问题作的回答之一。见《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56年。
[53] 注39已经提到，尽管《审判》一书和其它第一手报道提供了证据和材料，但苏联特务机构和苏联党的领导人进行干涉的重要情况还是弄不淸楚。阿·伦敦根据他自己受审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的材料，曾经设法弄清侦察工作是苏联官方领导的。例如，他引用了阿洛伊斯·萨麦茨1950年平反后对他透露的材料。萨麦茨曾是国际纵队的队员，一度与“苏联顾问”是合作的。苏联顾问于1948年秋拉伊克审判后来到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说，我国一定存在着什么阴谋反对我国政府的组织，并说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已渗透到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
“根据他们给我们的指示，我们逮捕了那些由于他们的职业或交往‘可能’一贯反对政府的人。事后我们才寻找证据。
“有一个叫波利索夫的苏联顾问，命令我在侦讯后将被告签过字的每一份报告都给他一份副本。当我指出党的总书记已经收到了这类报告的副本时，他对我严加申斥，不许我对他的指示提出疑问。
“我同其他苏联顾问也打过交道，特別是利哈切和斯米尔诺。他们搜集每一个人，特别是地位高的政界人士，其中包括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的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材料。”（第79页）
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从事侦讯的警察，有时说漏了嘴，说出了他们上级的情况。例如，“像拉狄克那样的人坚持了三个月，到头来什么都供认了。你对抗了四个月。你以为还能拖更长的时间吗？”（第145页）。阿·伦敦很正确地作出推论道，只有苏联官员才能告诉这位捷克警察有关拉狄克对“侦讯”的对抗。阿·伦敦的书中还可找到关于这方面的其它参考资料。
捷克之“春”时期，布拉格报刊披露，米高扬在对斯兰斯基审讯的某些阶段曾亲自进行干预。
在波兰，苏联的干涉尤其无耻。在哥穆尔卡、斯皮哈尔斯基将军和波兰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被开除党籍（1949年11月）的同时，波兰政府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任命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波兰籍，但在俄国受教育，说波兰话带有很重的俄语口音）担任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周围全是苏联专家。他开始大规模地清洗波兰军队，终于导致1951年8月对一些将军和其他军官进行审讯。审讯前夕，莫洛托夫偕同朱可夫元帅到达华沙，发表演说号召深入开展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和铁托分子”（见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266页）。
[54] 见意大利共产党一位前官员朱利奥·塞尼卡写的书《陶里亚蒂与斯大林》（米兰，苏加尔出版社，1961年）。塞尼卡披露了1953年7月12—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意大利党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皮埃特罗·塞基亚。苏联人说贝利亚在打算向西方让步方向走得太远，他想要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把它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拿出在逮捕他时在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作为他充当了帝国主义特务机构代理人的最后的证据。这表明，贝利亚叛国的“罪证”，也就是他本人用来把各人民民主国家成千成万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或判处死刑的“罪证”。
[55] 伊格纳西奧·加利西奥：《与铁托主义进行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职责》，在《我们的旗帜》1950年第4期第176页。引用西班牙、法国、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党领导人有关这方面的讲话，并不意味着这些党在总的反铁托运动中表现突出。他们对这件事应负的责任属一般性质，选择一段引语只是因其有代表性而已。
[56] 刘少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北京，解放社编，1949年，第38页。
[57] 乔治·科尼奥：《提高反铁托集团斗争的警觉》，《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6月第47页。
[58] 同上，第48页。1948年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南斯拉夫在建立V2火箭发射架的假消息，后来共产党报刊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59] 同上，第49页。
[60] 同上，第50页。
[61] 《共产主义手册》1951年第6期，第657—659页。
[62] 《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54年。书中包括代表大会上近50篇讲话。
[63] 《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第5期，第29页。
[64] 同上，1951第6期第66页。
[65] 《新评论》：1951年第25期第19页。
[66] 《工人世界》1949年12月8日。蒙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在法国和在西班牙的组织的领导人。战争后期他被佛朗哥警察逮捕，在狱中度过了许多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后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以私人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承认对他的指责是错误的，但从未给他公开恢复名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前总书记科莫雷拉的朋友们为了纪念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对政治、社会、民族发展史的贡献》（巴黎，1969年）。
[67]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文件》，1952年10月3日，载《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第10期，第953页。安德烈·马尔蒂写了一本书，书中揭露政治局对他进行的诽谤性指责是谎言，并为他的政治主张辩护（《马尔蒂事件》，巴黎，德里夫出版社，1955年）。
[68]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3卷第98—100页。
[69] 同上，第63—64页。
[70] 见戴维·考特：《共产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伦敦，多伊奇公司，1964年。在第175—187页上。考特叙述了法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非党左翼知识界在反铁托主义和审判期间的反应。
[71] 前引考特所著书，第186页。
[72] 《真理报》1949年12月21日。
[73] 《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5月第24页。
[74] 《法兰西文学》1953年3月24日。
[75] 1月13日通告中提到九位著名医生的姓名。其中有维诺格拉多夫。他是同布哈林案件中与“暗杀”高尔基、彼什科夫、古比雪夫等人一事有牵连的医学专家。五位医生供认，他们通过犹太组织“联络处”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三位医生供认是情报机关的代理人。不久后，莉迪娅·蒂玛舒克医生由于协助揭发杀人犯间谍医生而荣获勋章。苏联报刊将她捧为民族英雄。4月4日的通告中提到十三个人的名字，其中六人在1月13日的名单中没有。1月份名单中提到的而4月份名单中又消失的两个人的命运不得而知。可能他们已被拷打致死，或者他们和蒂玛舒克医生一样，是贝利亚的代理人。
各国研究苏联问题专家（伦纳德·夏皮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沃尔夫冈·伦纳德）研究了这件事，认为斯大林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一直准备着进行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莫洛托夫的妻子因与医生的诉讼案有关而被捕，并被驱逐出莫斯科。米高扬的两个儿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人人自危，面斯大林本人却提防着每一个人。医生案件原来可能是“领导党”最上层进行残酷斗争的第一阶段，斯大林一死，斗争出乎意料地发生了转折（当时情况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著名的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会见过他。梅农说这位独裁者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狼头，并告诉客人说，俄国农民非常熟悉他们的老劲敌狼的习性，知道怎样杀死它们，但是狼也知道吃人。见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第460—462页。
[76] 梅耶尔·阿泽夫是受沙皇警察局雇用的破坏分子，他当了四年俄国恐怖分子的头子（1904—07年）。警察局使大部分阴谋事件在最后一刻得到了防止，但也让其中几件发生，以便在公众舆论面前证明他们严惩革命者是正当的。1953年1月，一位法国共产党作家利用这个历史事件来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审判并不出人意外（《思想》双月刊1953年第46期）。
[77] 《共产主义手册》1953年第8—9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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