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二章 理论危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 |
列宁的理论纲要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社会主义革命对列宁来说，本质上是一种世界的革命，尽管各国工人阶级不可能同时夺取政权，甚至除特殊情况外，也不可能在几个国家内立刻夺取政权。[1]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世界性，对马克思来说，根源在于现代生产力的性质本身。这种生产力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一个导致地球上人类社会达到统一的经济体系。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归根结蒂是生产力向更高水平的过渡的产物，除非作为世界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存在的。因此，革命必须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
说列宁以一国可以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正了马克思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斯大林为了提供权威性的论据以证明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而捏造的。现在苏联领导人把这论点“发挥”到居然称即使资本主义仍然支配着世界大部分生产力，“共产主义”也可以在苏联建设起来。[3]
斯大林之所以能轻易地篡改改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乃是因为两个概念通常用同一种说法来表达，因而造成了普遍的混乱：一是作为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与社会结构同政治与文化上层建筑社会主义转变）的概念；二是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明显特征为标志的，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部分内容完全包括第二部分内容：每次社会革命，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包括由新兴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必经阶段的政治革命。然而，第二部分内容只能包括第一部分的部分内容：每次政治革命——除非它纯粹是同一统治阶层内权力由一个集团转到另一集团的政变——都或多或少带有社会发展的内容，当所谈到的政治革命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时，就尤其是如此。但是这种政治社会内容仅仅是建造一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而这座大厦则需按照不同于铺设这块基石的规律和条件来建造的。为了区别“革命”这一概念的两个内容，列宁采用了“广义革命”和“狭义革命”的说法，从现在起，我也要采用这些说法。[4]
广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狭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内容上的区别除他们的基本方面外也包括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前者，空间是世界范围，时间则包括整个历史时代；后者，空间是民族范围（或者，更确切一些，是一国范围），时间则变为一个短暂的历史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某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时，都是使用了革命的狭义概念。他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这一胜利能长期在狭隘的民族范围内单独存在的设想。这个问题在1914——1918年战争后几年中就为实践所提出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除苏联外，到处被扑灭，而苏维埃政权则得到了巩固。从马克思到列宁，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未能料到这一可能的事变，乃是因为在理论概念上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为必然是世界革命，因而把这种事变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了。[5]
从他们这一概念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具体地发展作了如下设想：这个革命将包括整个历史时期，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过程中影响政治文化等等的结构改变将相继出现，并在世界范围内有些改变互相交错；但是这个过程的开始，以及使这个过程开始的基本条件，是革命（指狭义的）在经济很发达的一些国家中取得胜利。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设想过这场革命可以在所有这些国家内同时胜利，但他们仍然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彼此紧跟出现和彼此紧密相互依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列宁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总的概念。
由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过程将如何开始的更为精确的设想。他们在坚持主要理论的同时，即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最先进国家开始，还考虑到其它类型的革命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解放等等——这些可能在落后的欧洲国家爆发的革命可作为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最后合并在同一个革命过程之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认为德国革命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他们又把希望寄托于俄国。[6]1902年，考茨基重复了马克思的理论，说“革命的思想及其行动中心正在逐步转移到‘斯拉夫人’这一边来”。他在征兆已经非常明显的俄国革命中看到了那“打破坚冰的风暴，它将不可抗拒地为各民族带来幸福的新春”。[7]
1905年至1907年革命期间，列宁考虑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他认为，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业已成熟。这种看法与考茨基和“正统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并无二致。列宁是如何理解这种互相依存关系的，这一点是我们正确评价他在1917年及在十月以后所采取的态度的重要关键。他不仅认为，“俄国的政治革命”将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8]他还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它作为“序幕”的性质，也就是说，要取决于在它之后西方是否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从他对俄国革命进程所作的分析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他在1905年认为：当这个进程更加深入时，自由资产阶级、富农甚至一部分中农要转到反革命立场上去，新的危机将要出现。那时无产阶级一方面要保卫自己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所赢得的民主成果，另一方面，就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列宁说：在这个新阶段中，“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的，“正像1849——1850年的德国革命党或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可是，如果得到这种援助，“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为了有把握地看到俄国革命的这个前景，列宁需要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具有信心。也许他的这种倾向性说明了为什么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观点具有乐观主义的特点如：“不论是德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现在都越来越团结起来，组成革命大军；这支大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施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不论在德国或在其他国家，革命都在发展”。[10]又如：“现在，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11]还有如：“这个数字（美国工人周报《向理智呼吁报》发行数——译者注）比什么长篇大论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12]
1905年后，列宁把“亚洲的觉醒”也列入他的整个革命设想之中。
“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正在増长。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13]
列宁作为“在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愚昧、最古老和最落后的亚洲国家”的革命领导人，比先进的资本主义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懂得“亚洲觉醒”的意义和内容——虽然他没有摆脱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点也是第二国际的特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提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时，列宁问道：
“怎么？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
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
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14]
因此，在1914年战争前，列宁已确定了世界革命战略纲要的主要部分，根据这纲要，俄国革命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和两者之间的纽带。他的这一理论思想把三种类型的革命联在一起：（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西欧和美国）；（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由于发生在无产阶级比较众多和集中的地方，将能毫不间断地发展，如果能得到欧洲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援助，那就能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三）东方革命，那里由于实际上没有无产阶级，因此特殊的长期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列宁所预见到的革命力量大联合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是他们有责任告诉其他无产阶级“如何革命”。俄国革命是否能彻底地进行到底，取决于他们；东方革命一旦那些国家也出现了无产阶级，是否能转入社会主义，也取决于他们。另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毫不怀疑西方无产阶级具有这种革命能力。因此，他的世界革命的概念尽管是从俄国革命角度出发考虑的，但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15]
列宁直到写著名的《四月提纲》时，还认为俄国工人阶级不可能在西方工人阶级之前夺取政权。后来他改变了这个观点。这个改变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但遭到了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坚持党的传统路线。根据这条路线，俄国的条件不允许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欧洲之前发生。列宁的新看法不仅受到二月革命以后建立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史无前例的局面的启发，而且也由于他确信革命就要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爆发，确信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仅仅是欧洲和全世界革命的第一次行动。列宁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1917年2月—3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是走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走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16]他宣称：“无产阶级以它的有觉悟的先锋队为代表……主张展开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这一革命在德国显然也在发展），主张通过这种革命来结束战争。……全世界的工人没有出路，只有起来革命。”。[17]1917年10月23日，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作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历史性的决定时，会议决议在说明为什么这个时候起义是适时的，同时，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整个欧洲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起作用之前压垮俄国革命有可能在彼此之间签订和约。”[18]
列宁确信世界革命就要爆发是与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这一分析是在1915—1916年，根据对霍布森·希法亭和另外一些人的研究，同时根据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作出来的。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的联系的结论，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归纳：“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9]今天，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五十年以后，一些苏联理论家——显然出于捍卫列宁一贯正确的虔诚的愿望——声称列宁所说的“垂死的”意思，仅仅是说帝国主义是“正在过渡中的”资本主义。[20]但是，列宁那个时候的著作证明，他所用的“垂死的”这个说法，是在最精确也是最普通的意义上使用的。
十月的胜利，好象是列宁理论纲要的第一个重要证明：世界战线被突破了，而且是在“四月提纲”预见到要突破的地点突破的。此外，1918年俄国革命所遇到恐怖形势，被迫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看来又证实了列宁另一个预言：俄国革命如果不扩大到西方去，就要失败。[21]同年11月，德国革命（乍看起来，这革命类似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工人委员会，政府中改良派占优势，由下到上的反抗）又上场为列宁的假设提供了最后的辉煌的证明。现实世界几乎以黑格尔主义的严密性与理想世界统一起来了。
列宁一得到德国危机的最新消息，就马上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作了指示。他写道：“一周以来，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他催促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对德国工人的援助，包括“军事援助”，“为了援助国际工人革命，春季以前我们应当建立一支拥有三百万人的军队。”[22]列宁比任何时候都确信“最后斗争”时刻已来到了，但是仍有一块乌云笼罩着大地，“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23]没有一个革命的党，革命就不能胜利。
如果我们根据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列宁主义理论家”经常引用的列宁的思想观点来考虑，他的这个态度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按照那些理论家的讲法，列宁比马克思更接近布朗基。如果革命只是少数有觉悟、有组织和有决心干的人的事业——按照那些理论家的讲法，这是列宁的理论——那么，在一个革命的党都没有的情况下，列宁怎么能够看到革命的发生呢？是谁组织了这次革命呢？实际上，列宁对革命的观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并无不同，对他们来说，称为革命的社会现象可以和自然现象相比，因为它不取决于孤立的个人、阶级和政党的意志，革命是这一切个别的意志本身作用的成果，是它们矛盾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其他因素最复杂地连接起来的产物，即使在这时空范畴里，“归根结蒂”全部是经济基础的辩证法在起作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革命都明显地是由偶然的原因激发的，为什么每次革命的发展与以前的革命相比都表现了它非常独特的特征。1851年2月13日（亦即在马克思的革命观念已达到《宣言》中所写的成熟阶段，并在经受1848年的考验之后），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随意地夸大革命和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写道：“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24]1918年，列宁认为，这个“漩涡”就在当时当地出现，把整个世界都卷了进去，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善于在这漩涡里搏击的作为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有觉悟的代表的党。
1918年11月，德国革命时，列宁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看法可以作如下概括：
（1）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通过其结果，即世界大战——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的首要条件（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方面）完全成熟。
（2）革命发生于这些矛盾集中而且具有最大爆炸性的地方（沙皇独裁政府的压迫，是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结构之间的矛盾，战争带来的破坏，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迫等等结合在一起的），那里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经过训练和准备的政治力量——布尔什维克党。
（3）革命必定符合矛盾国际性的特点，开始扩展到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在这个范围内的胜利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俄国革命将得到增援，北美的无产阶级将效法欧洲的榜样，殖民地开展的解放运动将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4）可是在欧洲，有觉悟有组织的力量，即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政党尚未创建。但如果不创建这样的政党，世界革命的命运是危险的。
根据这个纲领产生的战斗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建革命政党，这点应该在有利的客观形势变化之前办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正在和时间开展戏剧性的赛跑。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政党”既没有一次真正代表性的集会，也不顾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当时是仅次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提出的相反意见，就于1919年3月成立了。[25]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列宁说：“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同一天，在外国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聚会时，他向与会者保证说他们将活到亲眼看到世界性的胜利：“在这个大厅里的同志们已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怎样成立的，现在他们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怎样成立的，他们也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将是怎样成立的。”[26]一年半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的预言被现实无情地否定了，但当时假定世界革命仍然“存在”还是可能的。确实，匈牙利苏维埃革命连同短暂的巴伐利亚工人共和国一起遭到镇压，而德国革命也走上了完全资产阶级民主的魏玛宪法的轨道。然而，德国和整个中欧的形势继续动荡，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红军就在华沙门口。[27]可惜这些最后的希望很快就破了产。1921年夏，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人们开始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最后斗争”不得不被推迟。现实世界正从幻想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在列宁的理论纲要中有些东西终于成了泡影，[28]而这“有些东西”不可能不给专为这纲要服务而创建的工具带来严重的后果，这工具就是共产国际。
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吗？
1914至1918年战争后，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尝试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一些很复杂的因素和情况造成的，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即欧洲大部分工人阶级，甚至在危机最深刻的地方，像德国，仍然追随传统的政治和工会组织，而不追随新的革命政党。[29]这一点，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分析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承认了的，虽然他们宣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改良主义领导人的“背叛”。可是，这个解释却引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要追随这些“叛徒”领导人呢？
列宁对世界革命胜利前进的信心包含着一种设想，这设想即使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还是不言自明的：西方无产阶级只要革命政党一开始上阵，就会很快地抛弃机会主义领导，转到革命政党这方面来。这就是上面引述的他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所致的闭幕词的意思。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设想，列宁关于最近的将来将爆发世界革命的理论就会变成纯粹的空谈；而对“革命的空谈”，没有人比列宁更仇恨的了。当然，列宁没有想过，工人阶级会由于纯客观的条件而自动地走到革命方面来。但是他确实认为：一旦布尔什维克党上阵的话，即使开始时处于相当的少数，工人群众还是会很快地被争取过来的。[30]类似苏联二月与十月之间发生的现象还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实际上，凡是论述这个问题，列宁都把俄国二月至十月事态进程的模式套到欧洲甚至套到世界事态的进程上去。在论述德国革命时，他写道：“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形成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的传播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出现‘是苏维埃，还是国民会议，还是立宪会议，还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问题，首领们张惶失措，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把德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和俄国孟什维克，把在德国发生的争夺工人委员会领导权的斗争和在俄国发生的争夺苏维埃领导权的斗争相提并论，[31]他把1919年1月镇压斯巴达克团和俄国1917年“七月事变”作了比较：“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这种‘胜利’是如何迅速地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全民投票’，等等的幻想。”[32]总之，德国的“十一月”和俄国的“二月”是完全一样的，正像布尔什维克在二月是极少数，在几个月内，就赢得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支持一样，斯巴达克同盟也从1918年11月的极少数，将赢得群众的支持，以便领导他们走向德国的“十月”，而且他们的进展比俄国要更快一些：“德国革命的发展同我国革命的发展一样，但是更加迅速。”[33]列宁的天性也摆脱不了所有取得胜利的革命领袖所受到的那种引诱，即想叫“他们的”革命成为以后一切革命必须效法的样板。但在兜售俄国样板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大大低估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中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以及改良主义的思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列宁低估改良主义现象的广度，而是说他低估了改良主义的深度，即它在西方工人阶级群众中牢牢扎下的根基。
低估改良主义对西方无产阶级的侵袭是理论上有缺陷的症状。这种缺陷，在建立新的革命政党，考虑其机构、工作方式和制订任务过程时，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这种缺陷的根源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分析。我已提到，列宁和卢森堡、初期的考茨基一样，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即在帝国主义阶段已经达到了它发展最后阶段。[34]世界大战致使考茨基修正了他的政治学说，表现了他对新的资本主义结构现象有深透的了解，并且得出了机会主义的政治结论；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使列宁对原来的信念进一步加强了。在分析制度的矛盾时，列宁的分析多注重于这些矛盾的破坏方面，而很少谈及它们的推动作用，即在推动和适应资本主义制度和改革资本主义结构方面，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还可作为一个因素发挥作用。他准确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的集中过程，评价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该制度总体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性，以及这过程如何因战争而加速进行。但是，在列宁看来，所有这一切结构上的变化总是导致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恶化，并不可避免地令人得出局势是毫无希望的结论——即使他在别的地方曾指出：资产阶级找不到出路的局势是不可能有的。他非常正确地指出：已经社会化的先进生产水平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最有利的物质基础。他指明，这个发展过程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某种管理和计划生产的机构——但是，在一定限度内，在一定阶段中，这些新手段还可能减少制度本身的矛盾所产生的破坏作用。他低估了这些新手段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战争的前十年中，列宁几乎把工人阶级所赢得的经济和工会方面的胜利成果完全看成为把资本主义毫无抵抗地推向坟墓边缘的战绩。因此他就看不到，这些成果同时还表明先进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忍受这些变化并利用来促使经济手段合理化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同时提高了它的剥削能力。列宁这样的分析使他不仅把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过渡的”（指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且还把它说成是垂死的。正是这种分析方法，使他认为欧洲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激进化，并极大地削弱着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影响。战争期间，这些领导人的“背叛”及其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在只要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小组在群众中做启蒙工作的条件下，必然会使在领导和群众中原有的裂痕形成正式的分裂。
列宁认为，劳工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经济基础完全是殖民剥削。正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和爱兰纳·卡雷·唐高斯所指出的，“殖民地化有可能改善欧洲工人的处境，并因此延缓欧洲的社会革命”，这个观点，在二十世纪初，所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是有的。不管是像考茨基、希法亭、或罗莎·卢森堡那样的社会主义者，还是如霍布森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或是像塞西尔·罗兹那样认为殖民地就是避免内战的一种手段的帝国主义的坚决拥护者，都是如此。[35]列宁赞成这个关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但认为，在那些较晚参加瓜分殖民地的大陆国家里，工人中就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腐蚀”，他把这极少数人称之为“工人贵族”，然而他认为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自从失去殖民地垄断以来，这种现象正在衰退。无疑殖民剥削曾经是（至今仍然是，不过采取的是新殖民主义形式）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有关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改革也哺育着改良主义，这一点今天已显而易见。在列宁时代，特别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们已经透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急于寻找一切可能的理由，不管真的还是假的，来为他们放弃革命作辩护。[36]
在估价西方无产阶级所达到的革命成熟程度时，一个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也成了列宁主观主义的一部分。他对于俄国社会中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和社会政治力量方面的矛盾之间的辩证的调节，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他扎根于俄国社会，并且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对该社会已作了彻底的分析。但当他研究西方社会时，尽管他流放在那里好几年，他只是作为一名观察员，从外部对它进行一些了解，他对同样的社会调节却看得既抽象又简单。首先西方无产阶级文化普及这一点，他没有注意到。例如，他没有抓住深刻影响无产阶级政治态度的两个方面：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主的渴望。民族和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但这也是群众赢得的成果。所谓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国际主义原则的“背叛”，充分地表明（同时也激励了）对民族原则的忠诚，这种民族原则也就是劳动人民觉悟的一个特征。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乞求“保护”议会民主，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时；或当法国社会主义者乞求“保护”大革命成果，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达群众中根深蒂固的感情。欧洲无产阶级伟大的工会传统——俄国是例外——是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当列宁宣布把俄罗斯苏维埃扩大到全世界并以此作为群众运动的形式时，他的分析却没有充分注意到。
最后，还必须注意到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特殊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他们关于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之间互相依赖的理论概念造成的。欧洲革命不“误期”，这对于俄国革命是很必要的。这个必要性不能不影响他们在分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潜力时所表现出的科学的严密性。
也许正是这种心理倾向说明了列宁在研究1918年11月以后的欧洲革命形势时，不重视由于这种形势使和平问题产生变化的原因。在俄国，这是一个把大部分人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的关键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争取和平。但在德国和另外一些欧洲国家，一旦签订停战协定，革命对群众来说就意味着恢复战争——不管它采取内战抑或外部干涉的形式——而群众最需要的是和平。
总之，实践表明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的观点同这个无产阶级的实际表现的脱节（已提到过的心理方面也同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在这些类型的社会里，某些关于革命道路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还缺少答案。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我们记住一个根本的情况，即还没有这种革命的先例。
如果说列宁毕竟能创立俄国革命理论，把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任务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严密地分析各阶级、各社会团体、政党、政治机构在革命中的表现和斗争形式等等，这是因为俄国革命像恩格斯所说那样，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自从1905年以来就是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提供了能够进行理论工作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一类“资料”，那么，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都不足以创立特定社会中革命的理论。
列宁在详细阐述作为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理论时，苦于缺乏有关先进资本主义的“资料”；其次，又比较缺乏有关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他是根据这种革命的最初经验加以考虑的，这些革命于1905年以后开始，但因地理相隔遥远，他很难直接掌握它们的第一手经验）。在实践中，列宁未经批判的审查就采用了第二国际左的或中间正统的理论家关于先进国家革命“成熟”的观点。但对这个“成熟性”的证明与这些国家中正在进行的改良主义过程的实际情况——像我们现在应说的那样“结合”的过程——有矛盾。改良主义正是在那些国家发展起来了。想象中的“成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公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实际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在内容上很抽象，在政治和思想上则一无成效。这种斗争是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已准备就绪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出发的，即使无产阶级的实际行动看来正好掲穿了这种观念的虚伪性。作为无产阶级之外的左派团体已看到了工会和政治方面的改良主义官僚控制着劳工运动。第一个严重经济危机爆发时——毋庸置疑，像战争危机一样——他们之间的分裂便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便全部自我暴露。可是，战争所证明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改良主义现象的力量和深度。这个深度本身仅仅是说明了更广泛的现实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基本方面），即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尚未“成熟”。这个革命当时仅仅是在敲门。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了，但比列宁预见的要复杂得多。很难设想几十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列宁甚至更不可能想到（虽然他在后期著作中已有所怀疑）伴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而来的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危机”。后一个危机的萌芽，尽管不是不可避免的，却已经破土而出了。
列宁后期的疑问
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当然是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下，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性的胜利。但是，取得这个革命胜利的全部前因后果，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抵抗”，资本主义在一些关键地区明显的加强（北美、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局限于一国的范围内（何况又在落后国家），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制订的世界革命过程的理论观点在某些主要方面形成疑问了。可是，在1921年的环境下，当列宁清楚地看到欧洲革命运动遭到了抵制时，要深入探究新的现实的底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的意义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足以使人目眩而看不到新形势和传统的理论纲要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开始时把新形势和旧公式协调起来是很容易的：所要做的便是把正在发生的事看作是世界革命预期的进程中序幕之后的间隙，而第二幕的幕布很快就要拉开。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所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1921年6月23日，托洛茨基在提交给第三次世界大会的重要报告（《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中，阐述得很清楚：“只有现在我们才看到和感到我们不是马上就能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和进行世界革命。我们在1919年夸口说这只是几个月内的问题，但现在我们说这大概是数年内的问题了。我们不知道确切需要多长时间，不过我们知道事态正朝那个方向发展，而且在这期间，我们已在全世界变得更强大。”[37]
这次大会投票通过的“论策略”的提纲指出：“世界革命……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革命斗争时期”，但是认为“可以期待的并不是世界革命的衰退，不是革命浪潮的低落，相反地，而是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激化以及社会斗争转变为公开的内战。”[38]
大会的提纲承认一个头等重要的事实：“不同国家内的各种矛盾尖锐化的程度不同，社会结构以及当时存在的各种障碍也有所不同，而且西欧和北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高度组织性，这就说明世界大战并没有立即造成世界革命的胜利。”[39]
但是，大会并不企图说明，为什么在1919年甚至在1920年，它认为立即胜利是有可能的，尽管存在“意味着”排除那种可能性的理由。提纲以“强大的社会民主劳工组织和政党”的态度来解释无产阶级的行为，但在大会召开时，这些政党和工会都已恢复了甚至加强了它们原来的力量。这个事实再加上资本主义的高度组织性，怎么能和这个提纲认为是可能的社会斗争即将尖锐化的前景相协调呢？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说明理论上并不可靠）在大会所有文件中随处可见。就这样，世界革命进程的旧提纲连同新现象一起保留下来了：
（1）帝国主义制度正朝着另一次世界战争发展，将引起新的大革命危机。这个时期引起战争的主要矛盾，将是美国与英国为一方，美国与日本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
（2）像以前一样，这一次革命的最初突破将发生在由于国内外矛盾集中因而最具爆炸性的国家。德国，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经济上大受削弱，并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内部又有一个共产党，它是共产国际内仅次于俄国共产党的最强大的支部，被认为最有希望起到俄国在1917年所起的作用。
（3）革命突破后，便将扩大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环节——先进国家和殖民地。这一次，革命浪潮将能从一开始就指望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支持，一个随时准备援助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因此，保持和加强这个堡垒是世界革命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这次代表大会也是这么说的。但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和共产国际来说，世界革命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
为了保证纲要既有条理又可靠，两大未知因素必须加以排除：第一个是根据已往的经验对欧洲无产阶级所能期望的行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承认，可是又得立即加以否定，由于工人阶级愿意在比战前的一般条件更糟的条件下工作，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恢复。《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这一提纲还指出：改良主义工会和政党企图力劝工人们这么做，“但是，欧洲无产阶级并不同意作出这种牺牲。他们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这在当前就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可能性有着绝对的矛盾。”[40]大会预告：由于遇到这种“绝对矛盾”，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将会转变为在共产国际一些支部适当的政治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这个前景是建立在两个设想的基础上的：第一，在欧洲资本主义后期新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不可能满足工人们在经济上的要求，因为那就意味着与战前相比，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将真正有所改善。第二，这点与第一点有联系，改良主义组织不可能从事这些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这样就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事实很快证明这两点设想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未知因素不是不重要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由于战争，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削弱。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却得到大大加强，因而“世界经济的重心已从欧洲移到美国。”[41]为了取得世界性的胜利，革命就要扩大到美国去。大会的提纲用下列论据“论述”了这个未知因素：
在欧洲，财富的集中建立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之上，而在美国，这种集中和阶级矛盾更其尖锐的情况则在一部分人大发横财的基础上达到了最高峰。世界市场普遍动荡所引起的经济形势的突然変化使得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具有极度紧张极度革命的性质。在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异常的革命斗争的高潮。[42]
至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前景似乎是清楚的。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革命“阵线”的重要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充分证实了列宁有关这方面的预言。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实践活动对此已给予充分注意——但是，这个“阵线”总是服从于“主要阵线”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
共产国际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1922年和1924年）对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设想的世界革命进程的总纲未作重大的变更。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便确认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阶段已轻开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短暂的、随后就会出现新的革命大突破的阶段。
对于现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经典纲要是否恰当以及它所证明的乐观主义态度首先提出怀疑的是它的主要作者自己。在列宁的后期著作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1923年3月）中，从头到尾都表现了他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疑虑和不安。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可能性所表现出的悲观的调子。列宁希望从三个主要方面寻找出路：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苏俄迅速实现工业化。由于对未来的发展看不清楚，世界革命胜利的前提已经变得模糊了。这篇文章[43]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
（1）列宁认为，整个世界卷入了世界革命的漩涡，并分为两大营垒：一方面是西方和东方（日本）繁荣的资本主义战胜国；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苏维埃俄国和欧洲的战败国。世界革命的发展就贯穿于这两大营垒之间的斗争。
（2）受压迫的营垒的景象一点也不是令人鼓舞的。革命已在俄国胜利，但这个国家还是一片废墟，小生产者占优势。德国很难做到横眉冷对战胜国，因为，“所谓西方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整个东方及其千百万被剥削的、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已被弄得筋疲力尽，在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上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很小的国家相比。”
（3）关于资本主义战胜国，列宁认为，它们由于对殖民地和欧洲战败国的剥削，能够做到对国内被剥削阶级作些让步，以便延缓革命运动的发生。
（4）面对世界革命的这种情况，列宁在论及它的前景时变得极其谨慎：“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列宁看到了“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虽然落后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式的国家”的军事冲突快要发生。可是“为了保证我们能生存到”冲突发生的时候，“就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变得文明起来”。而且，特别提到俄国时，他继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许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文明”，这里列宁的意思是西方式的工业化和文化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文章另一部分中说，东方人民已完全沿着“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发展了。）
如果把列宁这个纲要与以前的纲要相比，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在世界革命力量的作用和关系方面在措辞上的转变。作为革命力量的西方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我们今天叫做“第三世界”的被压迫群众，与“东方的”苏维埃一起，已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同时，为了使这个“迅猛”投入到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去的新生力量取得胜利，需要的是时间，而且是足够的时间。“赢得时间”的问题是列宁首先考虑的最关切的问题。
列宁在分析中引出了有关俄国革命的结论时说，中心问题是保证俄国生存到新帝国主义西方与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的路线是这样的：在俄国内部，要保证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执行长远的经济政策，以便集中使用资源使国家工业化；在国际政策方面，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避免同他们发生冲突。总之，要争取时间，同时积极准备这么一天的到来，那时，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他们的“内部矛盾”加剧；另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得到加强，这就会在国际范围内造成力量的均势，以有利于世界革命。
如果去猜测要是列宁不是过早地去世的话，这种观点上的修正在列宁的实际活动中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有什么“引伸”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发觉这儿提出的一些观点，也体现在毛泽东的概念中，而且，总的说，体现在把“第三世界”群众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拥护者的那些战略中。另外一些观点则成了斯大林的战略指南，尤其是关于使苏联置身于帝国主义国家冲突之外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原则。这里，我们还看到，优先加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作为发展世界革命力量一部分的这个观点——列宁虽没有明显表达观点，但这从他的后期著作中，是很容易推断出来的。
一些列宁主义分析者不无仓促地下结论说：列宁的这些观点是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而最适合革命“成熟”的条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而列宁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据说只是在于“落后性”。根据艾尔弗雷德·G·迈耶尔的说法，列宁用“落后的辩证法”，作为革命的动力，代替了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辩征法。[44]这个由迈耶尔和另外一些人得出的结论，有两个混乱的概念。一、列宁提及东方革命时，并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前，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路程。二、我已指出：即混淆了广义革命和狭义革命的界限。在十月革命前一直到他逝世，列宁总是认为狭义革命（最初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在不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发生；但在这些国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将会出现严重的困难。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狭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比较困难，相反，建设社会主义却容易一些。列宁从来没有修正过马克思的基本论点，1922年2月，他写道，“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45]事实上，列宁在上述文章中着手修正的是世界革命的具体发展过程的概念：首先，在时间上予以延长，以相当遥远的前景代替一个近在眼前的前景。其次指出在关键性阶段之前需要一个新的“序幕”（在列宁看来，这个关键性阶段仍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即东方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对一个像列宁那样有理论头脑的人来说，在他后期著作中表现的疑虑一定会使他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现象，“落后”国家的革命的觉醒，“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行为等等新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估计，列宁的这种研究势必使他修改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乃至修改其组织概念和工作概念本身。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上，提及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活动内容时，并非偶然地说：“决议写的很好，但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46]在这次大会上列宁给苏联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员的主要劝告是他们应该学习，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或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只要不打仗，没有战争，我们就应当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47]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有待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同志还告诫说，不要正式通过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任何决议，而要对它作更仔细的研究，其中的一条理由便是因为“我们应当做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48]
斯大林与修正主义者如出一辙：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世界革命的问题，即革命的过程和衔接，俄国革命的作用，制订适当的战略等，是“四月提纲”时期、十月起义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期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理论基础。当西欧革命的尝试遭到了失败，造成了新局面，客观上必然要求修正原来的纲要时，这个世界革命的问题也便重新提出来了。
列宁逝世后的几年中，这个问题是以讨论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的形式出观的。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俄国革命的五年”这一决议，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提醒各国无产者，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可能在单独一国内取得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49]是年五月，斯大林还完全忠于这个观点。他说“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50]然而，从1924年底起，斯大林联系到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开始修正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性质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范内取得完全胜利的思想。在他所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一文中，他开始把“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的观点归咎于“各国机会主义者”，其中当然包括托洛茨基。[51]但是，这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且到1917年的“四月提纲”为止也一直是列宁的观点。除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被看作是机会主义者，否则斯大林是在歪曲历史。不久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必须在先进国家开始的观点强加于托洛茨基——尽管他无法引证托洛茨基的任何言论来论证这一点。一旦要完这个摩尼教徒的把戏以便不仅对托洛茨基发动攻击，而且也隐瞒了这个攻击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一事实。斯大林归纳说：“毫无疑问，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万能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七年的历史不是证实了这个理论，而是推翻了这个理论。”[52]斯大林全然莫须有地捏造了关于革命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的荒唐理论后，便煞有介事地拿苏维埃俄国存在七年的历史来推翻这个理论。但是那段历史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否定斯大林的新论点：它仅仅经验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尽管在西方的革命尝试遭到失败，无产阶级政权在俄国毕竟维持了七年。但这个事实既不能证明在俄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如果面临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干涉，苏维埃国家是否坚不可摧。斯大林为了维护第一个论点，只能从列宁著作（其最新版长达四十五卷）中引用几行——而且，他把这几行随心所欲地作了解释。[53]至于他的第二个论点，他根本没法去找这种论据，因此，他不得不把下列两种情况作一个极其微妙的区分，这就是，“在一国内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这点他说成是“不容置辩的真理”，和“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这点他说，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胜利，也就是说，需要全世界范围的革命胜利。[54]
斯大林既没有从经验上也没有从理论上证明这个“不容置辩的真理”。为了给它一种经验主义的根据，他本该举出在一国范围内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而这在1924年显然是不存在的。为了从理论上予以证明，他本该证明马克思的下述观点是错误的，即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生产力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且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斯大林并没有驳斥列宁从未表示过怀疑的这个观点，他只是“忽略了”这个观点。
至于“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的问题，托洛茨基回答得非常正确。他说，如果认为在苏联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那么，认为“完全保证免除旧制度的恢复”需要几个先进国家获得革命胜利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将会增强到使这种恢复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可能设想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会进行干涉，但这种干涉是否需要呢？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会给世界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并几乎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毫无必要。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地补充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观念实际上是导致共产国际的消灭。的确，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得由至高无上的权威，即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话，那么，共产国际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将是保护社会主义的建设，使它免遭干涉，也就是说，实质上只是扮演边防哨兵的角色罢了。”[55]
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支柱是那个著名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其运用的逻辑是简单的。假使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革命也将不平衡地发生，先在一个国家，然后在另一个国家或在几个国家发生等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帝国主义链条”的“断裂处”都要在连接最薄弱的地方出现（当然，在连接很强的地方链条是不会断开的）。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取得胜利，不平衡的发展就使它能抵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使这些国家间的矛盾加剧）并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筹等。这样，不平衡的发展便使一切理论难题迎刃而解。可是对斯大林这种逻辑来说，不幸的是，不平衡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大战等总危机的根源之一。这些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时期往往使革命运动趋向“平衡”，并将各国革命运动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像在二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体制危机顶峰时的情况一样）。所以，人们仅仅从经验上说发展是不平衡的，还不能排除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可能性，即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将采取连锁反应的形式。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迄今为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发生“革命突破”，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最后，这个“规律”丝毫不能排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具有世界性质的这种理论，因而不能作为“在一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在方法上的错误是他形而上学地使用这个规律，使它同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其它趋向，如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等方面按凡何级数增长的国际化趋向割裂开来了。由于斯大林形而上学地使用了这个规律，这规律对一切都适用，但同时对一切都不适用。
由于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和所有国家共产党内的失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官方教条，成了世界革命观念的基础，并写进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所通过的纲领。这个观念的基本内容，我回忆如下：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绝对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尤为明显。因此，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到处同时发生的单一的行动。所以社会主义起初只可能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56]
“从帝国主义主宰世界到无产阶级主宰世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无产阶级斗争、失败和胜利的历史时期，即要经过资本主义不断发生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时期……；经过民族战争和殖民反抗的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武装冲突以及和平关系的情况下在世界经济中并存的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组成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战争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团结日益紧密的时期等等。
“从第一轮帝国主义战争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在规模上和意义上都是划时代的根本矛盾，即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57]纲领说，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一切被压迫阶级国际运动的根据地，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既然“苏联是无产阶级真正的祖国，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最强大的支柱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因素，这就要求国际无产阶级促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竭尽全力保卫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防御资本主义列强的进攻。”“在世界革命中，各国阶级斗争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仍然是重要因素，但是，基本因素是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这样就形成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世界革命运动所行使的领导权”这一思想。[58]
这一系列公式显示了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概念对实际政治的全部意义。直到列宁逝世，甚至直到列宁逝世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尽管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认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即作为世界革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第一个国家基础，但这个任务仍然是从属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这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中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结论。根据这个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世界上经济最先进地区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方能完全实现。不管是俄国革命还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进行的革命，尽管它们是无比重要的，但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世界革命关键阶段的“序幕”。换句话说，这关键阶段就是世界革命在帝国主义要害地区的胜利。自从大家公认在一个像苏联那样版图、人口和潜在资源的国家中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那时刻起，世界革命的前景就全部改观了。不要忘记，这个说法被采纳时，共产国际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不可能进入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即使人们承认“相对”稳定或“相对”发展时期是可能的。这两种相对的进程，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时间被认为相对说来是短的：斯大林在1931年提出在十年内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预期将引起世界经济状况的彻底改变。苏联地区将日益成为先进地区，而资本主义地区则注定不可挽救地衰落下去，“腐朽”到爆发革命。这个双重进程的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这“新的根本”矛盾的解决，苏联占上风。这将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决定性胜利。很自然，在这个进程发展时其它国家发生的任何革命都会有助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因为它们将削弱资本主义，并使最终结果早日到来，[59]——但是，这种革命对最终结果已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了。
自从把建成苏联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革命的决定因素之时起，其它一切革命运动客观上都退居于从属的地位，它们在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中的地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从刚诞生之日起，就采纳了一条革命运动的特殊利益，“服从于”其共同利益的原则。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力地予以重申：“为了使革命工作和革命活动得以协调，并使之得到适当的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需要国际的阶级纪律……（这个纪律）必须表现在运动的局部的和特殊的利益服从于共同的和永久的利益上……”[60]这等于承认，尽管世界革命运动的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基本利益的一致性，但暂时性的矛盾仍可能出现，这就要求在利益、优先权和选择权等等方面有等级差别。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世界革命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确定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成了革命运动“共同的和永久的利益”的代表。其余一切——“局部的和特殊的利益”必须服从于这个利益。然而，由于明说这个从属关系会便于敌人的攻击——也就是1943年斯大林所说的“诽谤”——否认这一点还是很容易的。苏联在内外政策上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是与革命斗争的利益绝对一致永远一致的，不论从国际上还是从世界某一部份来考虑都是如此。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认为有矛盾的说法是对共产党人的亵渎。必须否认那个已被承从的从属关系，以便使它起作用。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共产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这归根结蒂，意味着世界革命在所有阶段和所有时期，都必须服从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打开天窗说亮话，革命不管在哪里真正出现，都不会服从任何权威或理论。变得服从的是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共产国际极端集中的结构，包括本身受苏维埃领导操纵的金字塔尖上无所不能的执行委员会，形成了实际上确保实现这种臣属关系的理想组织。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理论上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蜕化现象进行批判的重要性，任何人只要他不是闭着眼睛看历史真相的话，都很清楚。他对若干国家革命运动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德国纳粹分子胜利前那段时期的分析）也具有重大价值。然而在世界革命观念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没有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纲要，只是在这些纲要上贴了“不断革命”的标签。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产生疑问的三个基本方面：“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理论的历史渊源，正是他与列宁的意见主要不一致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性质”（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没有什么创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61]关于第三点，托洛茨基主要论点如下：“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展开，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62]托洛茨基实际上没有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即这“不断的”过程的间断性，以及在此过程中狭义革命与非革命的渐进阶段交错的问题。历史的实践已经说明，这个贯穿于整个伟大的“社会革命时代”的革命过程的“不断性”通过自我否定的形式已表现出来了。像葛兰西评论的一样，不断革命的理论“不过是把一般性的预言奉为教条，而且由于未能实现实际上否定了自己。”[63]
当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革命观念从抽象变为对世界形势和前景的具体分析时，我们发现托洛茨基重复了列宁和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制订的纲要。第一次资本主义大危机后的失败，大多数无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忠诚，资本主义所表明的恢复能力（或者，用另一种能更确切地表达问题实质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通过重大危机来重建自己的能力）——对这一切，托洛茨基认识很少。他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这一旧概念来解释这一切现象，现在他进而说共产国际“背叛”。他在他的《转变纲领》（1938年）[64]中写道：“人类的生产力总是要停滞的，即使在‘历史上条件特优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等）‘资产阶级还能允许自己享受一段时期的民主’，然而这是‘在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当前这一‘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不会有什么系统的社会改革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问题’。”
“新政只是体现了政治混乱的一种特殊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要条件不仅已经‘成熟’；它们已开始有点腐朽……现在一切都靠无产阶级，即主要靠革命的先锋队。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缩小成革命领导权的危机。”
“问题的答案是——第四国际。”
“群众的方向首先由腐朽的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决定；其次，由旧的工人组织背叛政策决定。两个因素中，当然第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历史规律比官僚机构强大。尽管社会背叛者的方法各不相同——从‘布鲁姆’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考虑周密的诬陷无奇不有——他们永远动摇不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拼死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一切努力将会向人民更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危机业已成了人类文明的危机，这问题只有第四国际才能予以解决。”
这就是托洛茨基不仅对将来，甚至对最近将来如此乐观的原因。
“战争的危险和苏联的失败是客观现实，但是，革命也是客观现实。如果革命不防止战争，那么战争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开始比第一次开始一般是容易得多。在新的战争中，第一次起义不需要等整整二年半。而且，这次革命一旦开始，就将不会半途而废。”
[65]
总之，危机不仅影响了革命的领导权，狭义的战略和战术的领导权，而且也影响了革命理论，即这种理论在分析现实以便改变现实的能力。当然，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指出这种现象，这一点从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做到的，重要的是要能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瘫痪了？虽然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我写这本书的意图，但是我并不自称能给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不用说，要解答这个问题是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的。我在后面专门研究共产国际组织方面和政治活动方面危机那部份中，依然只提到了部分因素，它有助于解释这个理论瘫痪的原因；这种理论瘫痪反过来，并在发展时，对政治活动产生了消极的作用，促使组织的僵化。在本章结尾，我将提出一些关于共产国际最普遍的，在我看来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危机根源的假设。不过，我首先必须把我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及斯大林思想对共产国际造成的后果问题所作争论的分析作一个总结。
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将世界革命的整个进程服从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事业；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要取决于最近将来在欧洲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照他看来，甚至苏联的命运也取决于这个胜利。“只有欧洲无产阶级毫不容情地反对资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免遭毁灭。”[66]托洛茨基的极端“欧洲中心主义”与斯大林的极端“俄罗斯中心主义”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托洛茨基在热衷于反对斯大林的“俄罗斯中心主义”时，却陷于一种重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极端严重的危机状态之中，经济上无能，由于帝国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四分五裂；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发生世界大战，苏联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发生欧洲革命，无论如何，结果是这样的，不管苏联是孤军作战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斯大林联合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战略奏效。1936年，托洛茨基写道，在第一种情况下，苏联必败，因为“帝国主义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无比强大。”[67]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战争达到一定程度时，“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总会找到一种妥协，以便阻挡苏联在军事上的胜利。”[68]而阻止这种妥协的唯一办法是要苏联在其社会制度方面作出决定性的让步，换句话说，就是要苏联同意恢复资本主义。[69]因此，托洛茨基断言：“没有‘欧洲’革命的干预，苏联不仅在失败时，而且在胜利时其社会基础都是要被摧毁的。”[70]
这里，托洛茨基犯下了他屡次犯的方法论错误。他把不论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对抗看作是绝对的，而且低估了它们之间发生的极端复杂的情況。在当前这一事例中，他认为，一旦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作用在战争中可能促使“工人国家”胜利时，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地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对抗更加严重。实践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历史对抗中，在一定范围内，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可能压倒阶级矛盾，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斯大林的高明手段在于能在这些范围内起作用，而不必像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要不可避免地作出绝对的让步。斯大林所作出的让步是有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的，而不是有损于苏维埃的社会制度的。在苏德条约期间，这一严峻的现实使苏联政策带上一副凶相。在战争的第二阶段，由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历史错误，斯大林的政策才同广大群众，同全民族真正的，生死攸关的利益一致起来。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却被推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不是欧洲革命决定苏联的命运，而是苏联决定欧洲革命的命运。
这种结果并不能证明，革命在帝国主义的中枢没有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就能够在苏联完全建成。但正是这个结果非常雄辩地表明了斯大林观点的实质的真正基础是：苏维埃革命与世界革命来说是相对自洽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已经为这种自洽提供了经验主义的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自洽。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关于全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即那些必须开始夺权的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同时夺取政权的论述外，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不承认有这种自洽的。他们认为，革命一旦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中枢发生，它一定会毫不中断地扩大到其余中枢地区，否则就会必然消亡。俄国革命显示了两个新的事实：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可以不在资本主义中枢开始（如列宁在1917年4月已经看到的那样）；还有，这种革命可以维持下去并得到巩固，即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拖延很难确定的一段时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开始认为这个时间是短的，但后来——像列宁后期看法一样——他们估计这个时期可能是相当长的）。
“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无非是对上述第二个事实作了经验主义的概括——然而，却使它的重要性变得绝对化了，似乎它构成了一种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明：即不管革命是否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在苏联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实际上，上述第二个事实只能证明社会主义建设是能够开始进行的，而且是可以取得成绩的。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创立的“飞跃”的理论根据至少必须证明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式与地区性的结构是能和谐共存的，它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结构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像马克思所设想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未能作出这种证明。他们的一切论点都倾向于说明重建社会主义农业与坚持工农联盟即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基础，是一致的。[71]托洛茨基并不否定这种可能性，但他正确地认为这并未解决另一个问题。这是托洛茨基观点的优点，其弱点是它低估了俄国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相对自洽。斯大林认为这种自洽是绝对的，而托洛茨基却用最克制的话来表达它。
俄国革命与在苏联本土外的正在发展的世界革命进程具有相对的自洽，意味着正在酝酿的东方和西方的革命对俄国革命的相对自洽。根据理论上的理解，自觉地承认彼此自洽，承认其相对的性质、范围（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对革命运动和对共产国际本身来说本来都应该是极有成效的。这本来可以为各共产党在理论、政治、组织上的自洽和它们在国际组织上的新结构开辟道路。“保卫苏联”的主要问题本来可以不用表现为无条件接受苏联模式（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有关苏联的外交政策方面），而是表现为互相合作和支持，并且不排斥相互批评，即是说，表现的形式本来是和各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条件相一致的。
但是，斯大林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它（如马格雷所说的，“客规上”）承认有相对的自洽，可同时加以否认：一方面凡是涉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对世界革命来说具有自洽之处，他把它引向极端，否认其相对性；另一方面，凡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对俄国革命来说具有自洽之处，他把它化为乌有，实际上完全予以否定。
马格雷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绝对不能完全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弱点或其理论错误来解释，[72]还必须考虑到苏维埃的经历中极端困难的客观条件。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互相重迭和互相制约，只有经过仔细和客观的历史分析，才可能确定在苏维埃制度的连续阶段中每个部分的重要性。在目前研究阶段，人们只能作概括性的，大致的设想。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代表会议和工会；列宁在逝世前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和理论上的骄傲自满所釆取的严厉的态度；1923年后托洛茨基的路线和布哈林的路线（此路线即使在他与斯大林“联盟”时，也必须与斯大林的路线加以区别）都清楚地表明，斯大林选择的道路和方法，不是必然的选择，而是其他的倾向和选择遭到失败的结果。不过这不是在理论方面所遭到的失败，因为斯大林集团从不把他们的行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和组织活动的水平之上的。“一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景并不是科学地制订出的目标，而是向苏维埃人民提出的一则神话，以便把需要他们付出的巨大牺牲合法化。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前景没有把群众培养为自觉的国民，对自己在历史上所创造的事物抱严格的批判态度，而是相反，使他们形成一种非批评性的、顺从的态度，把他们变成容易摆布的臣民的因由。
一切神话都是根据得不到科学解决的现实的需要而出现的，像所有这些神话一样，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神话，据说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就能实现，居然起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它激起人们的幻想，使人们产生信念，有助于动员群众以及压制各种批评。可是，当规定的阶段已经完成，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刻来到时，神话却开始消失了。信念逐渐地变为怀疑，体谅之情变为愤世嫉俗，政治上奔放的热情变为政治上漠不关心。为了维持这种神话就必须采取恐怖的手段。问题日益变得复杂化，量变正在产生质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能力却越来越低，能为人们接受的思想越来越贫乏，智力由于恐怖，特别是由于从来不独立思考的习惯而日益衰退。这个过程刚刚开始，苏联已陷入战争，当时只有少数人开始意识到这个神话，然而这些人已为自己目光敏锐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爱国的感情前来援助这个神括，1945年取得的伟大的胜利给这神话以新的活力，但为时不长。苏联在工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大“跃进”是毫无疑问的（就质量而言，文化领域除外，其数量上的飞跃，主要表现在群众文化的发展，然而那是形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其性质不过是作为陪衬罢了）。但这是社会主义吗？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回答：在苏联还不曾有过社会主义。在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内，有过的是官僚主义警察独裁，不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人们怎么能说工人群众真正拥有生产资料呢？但是我在这里不打算论述在苏联建立的社会制度性质的关键问题。这问题将在本书另一部分谈到。
还是言归正传，谈谈共产国际吧！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时，斯大林的神话正接近于全盛时期。在苏联本土之外的共产党员中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给予苏联革命的绝对优先权。[73]苏联国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发现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可悲的孤立。后者没有坚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中客观地体现出来的自洽权，即使是歪曲了的自洽权，而是无条件地服从斯大林对苏联的更高利益所作的每种解释。当然，这种解释在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相一致，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共产主义运动所不能决定的，因为它对苏联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无法加以分析和控制。同吋，自从把保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固定下来作为世界革命的关键问题以来，共产主义运动被迫屈从于苏联领导人作出的所有决定。所以，共产国际和各共产党不得不主要根据苏联的政策来决定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如果莫斯科把国民党看作是苏联可信赖的同盟者，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国民党妥协。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腊帕洛条约的精神不满，那么德国共产党人就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莱翁·勃鲁姆采取亲苏态度，那么即使在他献出西班牙共和国和扼杀1936年法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之时，法国共产党人也得当心不能反对他。如果拉戈·卡列罗对苏联的“劝告”三心两意，西班牙共产党人必须摆脱掉他，转而支持曾经较好地领会苏维埃外交政策需要的涅格林。如果维护1939——1941年与希特勒德国签订的条约要求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再把法西斯主义看作他们的主要敌人，那么共产党人必须毫不犹豫地收回以前对法西斯主义的公正的遗责。如果共产国际成了斯大林与罗斯福、邱吉尔达成谅解的障碍物，那么全世界共产觉人必须为这个国际的解散（包括解散的时刻及方式）而欢呼，它作为理想的和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问题就是，历史经验证明（像共产国际决议所宣称的那样）不可能由一个国际中心领导各国工人阶级运动，这样，历史重申了托洛茨基在1936年所下的定义：
“目前，共产国际完全是为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臣属机构，随时准备作任何变动。”
[74]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期，这些迷人的话语遭到鄙弃。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后，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苏联经济和社会的严重形势。像布哈林指出的那样，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给富农过多的自由，在1928年头几个月里，粮食供应经受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危机。于是，斯大林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运用在镇压托洛茨基分子时行之有效的办法，挫败了党内布哈林派的反对。斯大林从“蜗牛速度”转为飞速发展，从过分照顾富农转变为突然对他们残酷镇压。可是，由于大部分中农——换句话说，大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贫农，是受富农影响的，因此，以空前未有的猛烈程度，对富农的镇压，竟落到了苏联亿万农民头上。这种强迫的集体化是紧跟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实现的。这五年计划要求工人群众表现出真正的“劳动英雄主义”。事实上，斯大林已采用部分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采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计划，但却根据所耽搁的时间以及他作出这一“转变”的经验主义方式加快了速度。这一“转变”造成了苏联党内和社会上的紧张局势。同时，斯大林关切地注视着英国和法国的政策，特别是那个“背信弃义的海神之子”（指英国——译者）的活动。他认为一个新的反苏阴谋正在进行。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斯大林在国内和共产国际中的政策的极左倾向。当时并不是取消共产国际的时候，而正好相反，是利用它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右翼”反对派的时候，同时应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猛烈的攻势，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心党，反对法国的激进社会党，反对英国工党（所有这些党都被认为是在英法干涉战争中最危险的潜在的同谋者）。这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和“阶级反对阶级”的时期。
希特勒的胜利改变了欧洲舞台，促使苏维埃政策转向寻求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联合。虽然后者在思想上持保留态度，他们并不排斥这种联合的可能性。可是，在德国共产党被粉碎后，正是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了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尤其是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1934年起西班牙也一样，在这个成立于1931年的年轻的共和国中，共产党开始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这时期中共产国际以及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障碍。在国际资产阶级看来，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化身。它在六大通过的纲领中把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其中心内容，这一事实本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进一步确信：共产国际是直接受莫斯科控制的，是斯大林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的御用工具，奥斯登·张伯伦提出的“要求”，1927年布哈林也提到过，现在变得更加迫切了。尽管章程规定两次代表大会只间隔两年，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却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七年后才召开的，这是意味深长的。1933年后，“共产国际”这个词几乎从斯大林的演说、文章和政治报告中完全消失了，这也是意味深长的。除非是我的疏漏，反正他在这以后只有两处提及共产国际。一次是1939年3月，他在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到。他讽刺有些人“在蒙古的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亚的群山间、在西属摩洛哥的丛林里寻找共产国际的‘策源地’。”第二次是1943年，当他说到解散已结束“诽谤”时提到。
1935年7月，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一个显著的改变是，主要人物不再像前几次代表大会那样是俄国人。[76]季米特洛夫作了工作报告，接着爱尔柯利（即陶里亚蒂）作了第二重要报告。苏维埃领导人中的第二号人物曼努伊斯基，代表苏联共产党。多列士排列在最前排，而斯大林仍在边上。大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问题上。“工人团结阵线”和“人民阵线”的政策明显地倾向于与社会主义政党（不久前被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阶层的联合。从合法的观点出发，这个战略似乎与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重点放在直接的目的上：捍卫（或恢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面对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进行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支持苏联集体安全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季米特洛夫冗长的报告中，“世界革命”这个词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出现。
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表现出一些当时在各国共产党中出现的改革倾向。这些倾向就是试图摆脱无意义的纲要和宗派的传统。可是，与此同时，这是共产国际所举行的代表大会中理论性最差的一次。在向季米特洛夫称之为“新的战术方向”[77]转变时，对过去的问题没有作过任何批判性的分析。因此，有关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就以实际上抛弃任何明确的世界革命理论的办法予以“解决”了。
理论瘫痪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论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党”，这个党在世界范围内以半军事纪律和严格的统一的思想高度地集中起来。我们也已看到，建立这样一个党之所以紧迫，是由于列宁认为世界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垂死的”资本主义和西方无产阶级的髙度革命觉悟），所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够领导这个不可抗拒的革命进程的党。我们还看到，列宁的这个观点，无论在一般理论方面还是在对局势估计方面，都被历史的实际步伐所否定了。然而，已经出现的理论危机，人们并不是这样认识的，实际上它一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共产国际内部所进行的内部斗争中保存了下来。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经验主义地修正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由于这个修正，世界上工业化地区革命的胜利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现在完全可以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斯大林的修正仍然坚持“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已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不可能让生产力有任何新的大发展的余地。世界革命的未来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下列两个进程的结合：“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由此所产生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髙，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先例的）和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衰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变成关键因素，而西方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和半殖良地的人民则只起辅助的作用。这样，共产国际绝对服从苏联的政策在理论上就有了正当的理由。这是被共产国际接受的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理论的实质。这理论当苏联的安全，在斯大林看来，要求把它搁在一边的时候，它本身就被搁在一边了。这样它就成了本身逻辑的牺牲品。因此，到头来，有朝一日根据这同样的需要，废除共产国际，废除列宁所设想的“世界党”也就变得是适时的了。
在第三章中，我将较仔细地考查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是怎样具体地决定共产国际的组织及其工作的，由此而产生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是怎么变得越来越严重地阻碍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的。然而，在涉及这些问题前，不妨让我就共产国际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越益僵化的最普通的原因简短地谈一下我的看法以结束本章。
罗莎·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中说，布尔什维克，“由于他们坚决的革命立场，行动上的示范力量，对世界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忠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已经献出了可以献出的一切，”但她预言道：“在他们把必要作为一种优点，把命定的环境迫使他们采取的全部战术变成一整套僵硬的理论体系，并要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战术的榜样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的时候，危险就开始了。”[78]危险确实是从那里开始的，因为一方面，俄国革命理论家受到把必要作为一种优点的诱惑；另一方面，俄国革命使各国革命者感到的由衷钦佩和热忱，使他们容易不加辨别地接受它的教导。这种事态的发展由于第二国际内形成的“理论力量”除了如罗莎·卢森堡、梅林和另外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等极少数例外，都已脱离了革命阵营这一事实而变得更顺利了。他们从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俄国革命，这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者来说，反而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观念的权威。[79]
正当最需要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十月革命带来了理论上的满足。原则上一切问题——革命的道路，需采用的战术，党的模式——似乎都已解决，但实际上，一切事情比工人运动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成问题。在西方也是如此。那里革命遭到了失败，大多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充耳不闻。而在东方，革命正在马克思主义几乎还没有得到传播的地方觉醒起来。即使在苏联也是如此，那儿无产阶级革命在国际上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绝和包围，国内则陷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沼泽之中。然而，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们和马克思不一样，他们向所有国家的革命者宣告：“真理在此，向它低头！”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只能促使宗派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教条主义化，也导致低估其它国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民族创见。
列宁自已尽管经常强调需要防止机械地照抄俄国经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在其它地方也反复提到）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列宁强调说，“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他接着又补充说：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在结束这著名的战术上的教训时，列宁重申需要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等等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80]可是，这是考虑这些“具体特点”以便应用一套就其主要内容和“原则”而言被认为是已制订并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理论和政治观点的问题。从马克思那里继承过来的东西中，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形式，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普遍样板，等等。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没人建议各国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以及新的世界现实可能需要作出新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便提出新的革命理论。似乎根本没有人认为，事态不是充分证实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来的、由列宁加以丰富了的革命理论，而是对这个理论的某些主要方面己经提出了怀疑。
布尔什维克通过共产国际向俄国以外的共产主义者传达的思想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某些问题的革命理论得以完成。这些问题由于两位伟大的缔造者缺乏具体经验而未能涉及。例如：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战略策略问题，党的形式等等。此后，成为问题的不是革命理论本身，而是根据各国的特殊条件对它应作特殊解释。在更为普遍的理论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绝对科学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此，事情很清楚，”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有权利把无产阶级科学看作是真理，并要求得到普遍的承认。”[81]
这个“科学真理”在苏联以外的地区是保存在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把它的注意力——既然革命理论的根本问题被认为已经解决了——都集中到行动的战略、战术和组织形式上面。哲学、经济、历史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政治纲要日益与社会科学脱离；而且一般来说，与它们将被运用于其中的文化背景脱离。例如，在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其范畴仍然很糟糕地只是“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等，从来不或很少考虑到这些国家所特有的文化领域，它与西方的文化领域具有如此根本的区别。
在共产国际头几次代表大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于战术问题的激烈争论中，理论见解和实际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征兆性的反映。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地阐明存在着理论危机的观点。[82]列宁逝世后，似乎为了克服一切怀疑和担扰，“理论上自满”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更趋严重。人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保卫马克思主义“教条”，苏联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说，“只有毫不偏离地完成这个任务，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旗帜，即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旗帜洁白无瑕。害怕‘教条’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改良主义者如伯恩斯坦之流的一种活动。在工人运动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始终不渝地为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斗争。”[83]无需说明，这个教条（没有引号的）就是列宁主义。历史重演了。列宁逝世后，当年轻的第三国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圣经化”时，它就犯了第二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所犯的同样错误。
1924年，季诺维也夫回忆说，首先在1903年提出“列宁主义”的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他们企图“使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原则对立起来”。接着，季诺维也夫说，“列宁毫无疑问会反对使用这个词的，至于其原因，凡是知道列宁谦虚的人都非常明白。但是，我们，他的同时代人和信徒，现在必须（着重号是季诺维也夫自己所加）说列宁主义，正如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一样……也像达尔文的支持者们提出达尔文主义一样。”[84]他继续说，列宁主义“是对社会发展的历史的新阶段，对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经验及马克思以来所出现的一切事物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解释”。季诺维也夫承认，没有马克思，列宁就不能成其为列宁，但必须声明，“现在，撇开列宁主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85]这里，季诺维也夫只是重复了1924年4月斯大林在他关于列宁主义的演讲中第一次声明的东西。在那时，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人的论述是共存不悖的。不久以后，斯大林的论述就变成列宁主义独一无二的、正统的定义，共产国际每个战士都必须牢记的定义。确实，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反对派后，应该有个从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代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转变。在马克思被列宁化之后，又出现了列宁被斯大林化。起来反对第二个变化的反对派犯了没脱出第一个变化的错误。
这种教条主义化和共产国际理论基础的不断缩小的过程，在一些共产党本身已表现得一清二楚，那些在创建时缺乏民族理论遗产的共产党（像西班牙共产党）只忙于日常琐碎的事务；而那些有这种遗产的共产党（像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却未能把理论遗产予以发展。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著作是注定要受到排斥的，正像后来葛兰西的著作那样。布哈林在苏联共产党（1927年12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隐约地指出一般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弱点，特别是领导集团在理论上的弱点，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缺点之一。他强调指出，在这些领导集团中知识分子是何等缺乏，他说“自从革命转入低潮以来，我们在各国共产党内部亲眼看到的一系列危机首先影响了上层知识分子。”他用词十分谨慎地提出，这种灾祸对苏联共产党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他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日常工作过于繁重，因而不能充分地注意理论工作。”而这种由共产国际引起的理论工作的削弱是在理论领导方面“形势比以前变得更加复杂，对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比过去高得多”的时候出现的。[86]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少数这样领导人之一，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就开始考虑有关资本主义的结构、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和殖民地问题等重大问题。他在上述报告中指出，“经济事务的集中和集中化正在大踏步地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正在进行着‘国家政权本身的托拉斯化’，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权正在变得愈来愈依赖强大的资本主义康采恩或康采恩联合体……这并不是崭新的现象，虽然我必须承认，就资本主义存在这段期间来说，这些变化还从来没有发展到目前的地步，这个事实，据我看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分析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这个变化所呈现的不同形式后，他总结说：“这样，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差异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力量的进一步组织化表现在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考虑工人阶级情况时，除其他情况外，他提到德国工业雇佣阶级显著的结构上的变化，即他们中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比例从1907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一增长到1925—1926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而且他指出，这些变化使资本家便于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阶层，和部分工人阶级结合。他指出工会在实现这个结合中作用越来越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有罢工了。[87]所有这些言论，特别是谈及在资本主义内部“组织化”发展的言论，不久以后便都归入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材料中去（实际上，斯大林早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期间就开始准备反对布哈林）。例如，尽管布哈林为自己的科学的言论被希法亭得出改良主义的结论而对希法亭作过论述清晰的批评，他还是被指责为采用希法亭的观点。在同一报告中，布哈林批评说，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只有很一般的见解。他说，中国革命已经使人有可能觉察到这个弱点，“社会阶级冲突的全部复杂性，与进行这么一场惊天动地的殖民地革命相联系的任务的艰巨性，只是在最近才以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88]布哈林强调，在每个具体情祝下，必须分析阶级结构。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只不过提供了最普通的依据罢了。
所有这些为解决世界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疑难问题的热情，都在反对“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倾”斗争中，被搁置一边。即使如此，在两次战争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瘫痪的原因，既不完全是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列宁主义奉为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的言论）在威信上的支持，也不完全是共产国际强制性的行政机构。在同一时期，共产国际内部，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确实开始突破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心所制订的纲要，而且是名符其实地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他们首先精心制订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正像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制订具有创见的俄国革命的理论时所做的一样。[89]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仅有共产国际，而且还有一个方兴未艾的革命，正像布尔什维克不仅仅有马克思和第二国际，而且还有一个方兴未艾的俄国革命。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由于一个隐藏得较深的现实——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熟——才造成西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理论思想的瘫痪，即使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因素确实很有助于促成这种瘫痪，或者它确实可以作为这一种瘫痪状态的原因。
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主张先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我谈到的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充分的物质基础。我所说的革命不成熟，与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经常混淆不清。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成熟的理论观点出发，接受广义上的革命概念，而不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或者由自称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夺取政权）这样狭义革命的概念，那么，光是达到现存的生产力能够维持新的社会秩序还谈不上成熟。情况必须还得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发展新的生产力。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前某些时候，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欧洲胜利，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到达这一最后的境地。这种信念，我们在《宣言》中已经看到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转入帝国主义体系作了类似的估计。共产国际领导人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并据此制订他们的全部战略和战术计划。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被证明是世界革命的新理论是由于它预先假定，除了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景之外，还有资本主义停滞不前和腐败的现实，资本主义现在，如托洛茨基后来说的，——在这点上和他的死敌完全一致——生产力不可能有任何新的发展。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证明：它们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已达到我们提到过的最后的境地，而是组织上改造它的主要手段，并给它扩大生产力的新的能力。固然，这手段是可怕的，但这可怕是从道德范畴上讲的，不是经济范畴上讲的。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结果最引人注目的例证，这种恶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进步”犹如异教徒崇拜的神，它不喝众神饮的酒，宁喝死人的脑汁。如果我们只是从“道德”观点上去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人类面对如此明显的畸形怪物，还没有把资本主义干掉。可是，这就等于忘记了，一个还能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也在“发展”为自己“道德”辩护的理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便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其它许多“主义”）。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自这个制度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它在资本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荣誉的地位。如果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煽动性宣传的背后，没有德国和意大利垄断资本主义调整该制度使生产力得到新发展的背景，法西斯主义怎么可能对两次世界大战中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并形成一种最可怕的证明资本主义合理的意识形态呢？
就能否发展生产力而言，资本主义好象还没有达到最后的境地。而现在，这种境地是否可以预测，以及达到这个境地会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这种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解答。但是，在今天先进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革命（广义上的）在客观上尚未成熟，这点丝毫没有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并未出现过任何有利于革命政党“勇敢地进击”的形势（像列宁有时提到的“十月”进击一样），这种形势本来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工业国家是能够取得结束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结果的。
然而，当问题是利用有利于革命（狭义上的）的形势时，那么，在这客观的不成熟性和迄今为止在先进资本主义条件下组成的革命先锋队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之间必有根本的联系。
第一个“不成熟性”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障碍（通过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原因起作用，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以及其他），它阻碍着流行的社会意识对这个制度作彻底的否定。而只能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的理论意识则苦于缺乏强烈的刺激。当社会的确处于总危机形势时（我的意思是，这么一种形势也包括这一点：社会经济机构要是不改变其本质就不能继续使生产力发展），这情况就不仅要——多少是混乱地——在一般的社会意识方面反映出来：“生产理论”的阶层，在其社会存在方面以及在直到那时形成其文化领域的价值和概念方面也要受到影响。促使这个阶层寻求适合于当前普遍危机的革命理论的并不仅仅是社会整体的经历，而且也是其最直接的经历。这正是在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就像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社会所发生的一样，因此我们不必进一步追溯历史（我们不要忘圮，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革命理论家，首先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社会总危机和这个危机的理论意识的产物。要测定马克思的“德国观点”对《资本论》中的科学分析影响有多深，以致使他极为匆促地得出关于十九世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熟的结论，正像列宁的“俄国观点”使他对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得出类似的结论一样，必须进行分析）。然而，就我们所知，这些社会发展的最终境地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结构的固有矛盾中出来的，而是从这个结构与其早期的结构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的革命（广义的）的客观前提变成了现实，换句话说，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付不了新的生产力。
对于现在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论述了：为什么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没有保持在“资产阶级范围”内，而是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要精心搞出一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到现在还缺乏俄国和中国革命所有的强大的“催化剂”。所缺乏的，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出现并据说已进入其“第三阶段”的“总危机”。然而这危机到现在还没有以它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机构不能发展生产力。这样的发展是一个事实，而且其速度是空前未有的。
但是，承认搞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存在着这个障碍，并不意味承认不可能创立这种理论。在对这些社会取得较精确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揭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革命转变的前景，这么做可能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不管怎样，创立这种理论的首要条件是要重新考虑由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全部纲要和“原则”，重新考虑那些阻挠发现错误的方法和组织结构。共产国际理论上的瘫痪“在最后情况下”可以总结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客观上尚未成熟。但即使这样，我们首先必须注意所有另外的“情况”，这些“情况”有助于强调和加强这“最后”情况的影响。
注释
[1]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把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同时在所有先进国家发生这个思想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可以证明列宁所坚持的不可能同时胜利，相反，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的“创举”。随后，一系列“马克思学派”和“列宁学派”与斯大林有同样的看法。后者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艾尔弗雷德·G·迈耶尔，观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195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纽约普莱格出版社出版）。现在苏联理论家竭力想除掉斯大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所作的歪曲，并表明列宁的创新与他本质上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这点并不抵触。（论述这个问题的最新著作是哲学家Y·A·克拉辛写的《列宁·革命和今日世界》，1971年，莫斯科前进出版社出版，第10—12页）但他们仍然主张列宁认为个别的国家取得建设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是可能的这个同马克思的概念完全相反的观点，但这使他们在与梅耶和其他人的争论中所持的观点站不住脚。以后将会看到，历史的事实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国可能胜利仅仅指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不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第一个胜利是导致工人阶级很快在先进国家夺取政权向世界革命进程的开始。
[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5页。——译注
[3] 斯大林在1946年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确认了这个观点。
[4] 参见《关于列宁革命理论的几个方面》，见1966年4月，N·G·列文托夫写的《哲学问题》一文，该文特别考察了列宁如何创立和运用这两个观点。列宁认为狭义的社会革命（相当于马克思的“政治革命”观念）即是以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为社会运动的基本形式的时期；而广义的革命，他则认为是能解决革命的一切根本历史任务的过程。列文托夫指出，列宁把法国革命称为广义的社会革命，把它看作是从1789年一直进行到1871年，并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包括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巴黎公社）这些狭义的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种通常的表达法产生了“社会”和“政治”之间的非辩证的区别。因此，我宁可使用列宁所采用的表达法。
[5] 托洛茨基提到在十九世纪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唯一的例外即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奥尔格·福尔马尔。1878年，他就主张有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指的是德国），他援引“不平衡发展规律”来证实他的主张。这一规律据斯大林所说是列宁发现的（见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1957年，纽约先锋出版社出版，第293—294页）。
[6] “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枓研究过它的情況——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这一次，革命将在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致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75页——译者）
[7]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引用了考茨基在《斯拉夫人与革命》（1902年）中谈过的话。在1848年，巴枯宁已预言说，总有一天，“革命之星将从血与火的海洋上升起，在莫斯科上空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并将成为整个解放了的人类的路标。”（见巴枯宁的“向斯拉夫人的呼吁”最后版本转引自E·普齐尔的《米哈伊尔·A·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一书，1955年米尔沃克出版社出版，第34页）
[8] 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3页。——译注
[9] 列宁：《革命的阶级、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71页。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前者为后者的“序幕”，而后者反过来将使俄国革命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上已作了论述，列宁借用了恩格斯关于欧洲工人将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告诉俄国无产阶级“怎样干”这一说法（见1894年恩格斯为其写于1875年的《论俄国社会观状》一文的跋），关于提到的这段的英译文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1953年，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出版，第234页。1917年，在直接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间接和列宁的辩论中，斯大林表达了以后更加定形并指导他的整个战略的观点：“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74页）
[10] 列宁：《保尔·辛格尔》（1911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6—77页。——译注
[11] 列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1908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11页。——译注
[12] 列宁：《美国工人的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28页。——译注
[13] 参见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47页。——译注
[14]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25页。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考虑过俄国革命对隶属于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可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
[16]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45—46页。——译注
[17] 列宁：《危机的教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87页。——译注
[1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69—171页。——译注
[19] 参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5页。——译注
[20] 见《Y·A·克拉辛选集》第23页。按照克拉辛说法，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是“过渡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列宁写的是必须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过渡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着重号系我所加）。换言之，这里列宁自己作了改正，并下较确切的定义。我认为，列宁自己加以改正的目的是“过渡的”这个词只表达了列宁在分析中得出的观点的一个方面，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它是垄断阶段的特点，并尽力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据我看来，列宁使用“垂死的”这个形容词指的就是这个先进的社会化（连同别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导致帝国主义矛盾的极端加剧（不要忘记列宁的著作是世界战争期间写成的），并使得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这是他在这个时期的全部著作中论述得很清楚的观点。
[21] 意大利共产党作家维多里奥·斯特拉达在其刊登在1963年4月号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中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辩论》（用意大利文写）一文中，在我看来，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认为列宁在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辩论中其论点是建立在俄国革命即使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也能坚持下去的这一设想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列宁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很明确地指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86页）他一方面不同于托洛茨基，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布哈林等），这些不同只是战术方面的差异。列宁根本不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孤立无援的俄国坚持下去的观点为理论基础的。他的完整的观点涉及到那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革命战争，如果军队已瓦解到那样的程度。那仅仅是获得暂时喘息的问题并等待革命的开始。
[22] 见1918年10月1日《列宁致斯维尔德洛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61—362页。在1918年最后几个月和1919年全年中，列宁的全部文章和讲话都表明他确信世界革命业已开始。
[23]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96页（这不是列宁的名著，而是与那部名著同名的一篇短文，该短文包括了名著的精华）。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10页。说列宁的“布朗基主义”是可能的，仅仅是就他关于革命政党的组织的思想而言，而且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对列宁来说，高度集中和有高度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的核心是在严格的共同路线上建立起来的，是同广大的“非职业的”革命群众和各种各样群众组织联结在一起的。至于有关党所起的作用，列宁并不是“布朗基主义者”。党并不代替革命：当革命已在进行时，党要组织和领导革命。但当现实证明革命并不存在时——正如，很明显，1919—1920年的世界革命的情况那样——建立在革命“真正”存在的设想的基础上的党的活动就客观地变成了布朗基主义的了。众所周知，黑格尔早就指出，人们相信在做的是一回事，他们实际上做的都是另一回事。这句话甚至对具有象列宁这样精神境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正确的。
[25] 陶里亚蒂认为强调列宁宣布过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前必须建立第三国际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对那种说共产国际除了是苏维埃国家的工具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的恶意诽谤是一个打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列宁确实说过这件事的必要性。而且把共产国际转变为苏维埃国家的工具这种想法，不管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都是违反列宁的意愿的。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以下事实，即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确实变为苏维埃国家的工具——而且这一变化的前提在列宁在世时就已造成了，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列宁的倡议曾遭到参加齐美瓦尔得会议（1915年9月）和昆塔尔会议（1916年4月）国际主义者小组的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也遭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支部的反对，这个支部甚至到二月革命以后还是坚持不同意他这个观点。十月的胜利，使列宁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也使他这个观点在各国革命团体中得到更多的支持。然而，他这个观点直到德国革命到来才算在实际上开始实现。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提出的反对理由，请看下面第三章。
[26]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及《论共产国际的成立》分别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52页，第460页。在1919年3月底发表的另一篇演说中，列宁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在全世界壮大起来。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几个国家取得胜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11页。——译注）
[27] 谈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托洛茨基在1921年写道：“红军正向华沙挺进，这事将会载入史册。可以相信，从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革命条件看来，这次军事行动（其本身并不重要）作为附加力量和加强欧洲的有效力量方面可能使已经搁置在暗礁上的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地开展起来，但这事并未发生。我们被赶回来了。”（转引自《卢森堡选集》第157页）
然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乐观主义情绪仍然占上风，大会的一项决议说：“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实际上，在每个有真正的劳工运动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手持武器，正面临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引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128页）
[28] 在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员的著作中，列宁那些没有被历史所证实的关于世界革命实际发展的判断和分析，如果不是完全被忽略，也通常是很快地就被一带而过。陶里亚蒂在1959年文章中也并不例外。例如，在他引用列宁给第二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资产阶级不可能找不到出路”的警告时，就没有讲到主要是靠列宁1917年至1920年的论点才使那时刚成立的共产党，牢固树立了这个思想。在陶里亚蒂看来，列宁并没有发表“战争之后在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将有一切清算”的观点（引自《陶里亚蒂文选》第470页），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我刚刚引用的声明和所有其他内容相同的声明呢？苏维埃作家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多。在前面提到的克拉辛的书中，作者用三百二十页（英文版）的篇幅论述列宁的革命理论。在该书中读者想要找到最轻微的批判的话都将是枉费心机的。列宁写的或说的一切都是完善的、连贯的和被实践所证实的。这种为列宁著作所作的辩解并不增加他历史上的功绩，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虽然这将大大地影响对列宁的教导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在创立符合当今世界的问题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时，人们必然要从评论列宁入手，如同评论马克思一样。
[29] 季诺维也夫在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被迫概括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说：“在1921年至1922年，统一阵线的战术意味着我们在事实上还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其次，社会民主党仍然很强大。”（《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1924年伦敦英国共产党出版，第27页）
[30] 这个设想，正如我们在首几页中所看到的，在列宁关于战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倾向于革命的乐观主义看法中已有先例。在战争期间，他写道：“现在我们都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是怎样分成两大阵营的。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领袖、干事、官僚，背叛了社会主义，站到各国政府一边去了。另一部分人，包括自觉的工人群众，继续聚集力量，为反对战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17页）当德国革命开始，并且不久就蔓延到匈牙利时，列宁对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心如何大增是不用说的了。他在1918年10月22日说：“布尔什维主义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00页）1919年3月，他说：“工人群众抛弃了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即改良主义领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10页）1920年7月，他说：“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05页。着重号系我所加）
[31] 参见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8卷。
[32] 列宁：《致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13页。
[33] 列宁：《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1918年11月27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页。——译注
[3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有过同样的错误。在《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找到资本主义已到达最后境地的思想。此后，在很多场合，这种思想都出现过。例如，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在提到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扩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日本和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开放——后他总结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生命一样……大陆上革命已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48页）。
[35] 引自谢拉姆和唐高斯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1969年，伦敦艾伦街企鹅出版社出版，第22页。
[36] 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他的科学的严密性受到了他对反对改良主义斗争的政治上的关心很大影响，无疑地也受到了第二国际“正统”的理论家同伯恩斯坦进行斗争的方式的影响。后者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纯经济矛盾结果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的。在答复伯恩斯坦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承认“崩溃”的理论确实可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这就有助于修正主义攻势在经济理论上发展，最重要的例子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评论，考茨基竭力企图驳斥他，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他根据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长期萧条”理论，采取了防守的立场。至于罗莎·卢森堡，实际上，她对“资本积累”的调查研究，使她得出新的“崩溃理论”。根据她这个理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本身基础上扩大再生产。只有在它能继续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结构结合起来时才有可能扩大再生产。当这点成为不可能时，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出路了。战后，希法亭指责列宁也坚持了经济崩溃的理论——事实上，在列宁的理论设想中并没有这点。对于列宁来说，经济危机、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本身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崩溃。无产阶级的革命干涉是主要的。在我看来，列宁在一般理论方面（对帝国主义动力和结构的分析）和对1914——1920年欧洲和世界形势的分析方面，犯有两种典型错误：（1）尽管他不主张“经济崩溃理论”，然而他过低估计了可能抵销危机基础的因素；（2）他过高地估计了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在此基础上改良主义意识成熟时期形成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由于他对考茨基和希法亭的改良主义趋向极感愤怒，他对前者的极端帝国主义理论，尤其是对后者“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合理因素加以充分注意。
[37] 引自勃朗戈·拉兹士的《列宁和第三国际》，1951年出版，第176页。《这段文字可在大会俄文报告节录》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稿，（1922年彼得格勒出版，第45—46页）中找到，但在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最初五年》的讲话第一部分原文中省去了，参见1973年，伦敦新园出版社出版的本子。
[38] 见伦敦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第4页。
[39] 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242—243页（着重号系我所加）。
[40] 同上书，第237页（着重号系我所加）。
[41] 引自《共产国际的最初五年》的第一部分，第292页。
[42] 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233—234页。
[43]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第708—710页。——译注
[44] G·迈耶尔的《列宁主义》，1962年纽约普莱格出版社平装本，第12章。
[45] 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77页。——译注
[46]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88—389页。
[47] 同上书，第389页（着重号系我所加）。
[48] 同上书，第377页。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篇报告中，列宁实际上并没有谈及世界革命的前途，这很说明列宁在其后期的思想状态。他只是着重强调对于革命的问题必须学习，再学习。此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列宁抓住一切机会批评革命的空谈主义。1922年2月，他在回顾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指出，在这次大会上，“我站在最右翼。我相信，当时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当时有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一种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左的立场，对于不宜立刻直接采取革命行动的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他们没有作冷静的估计，而是加紧挥舞小红旗。”（《列宁选集》，第4卷，第598页）
[49] 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444页。
[50]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61页。
[51]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286页。——译注
[52] 同上书，第304—305页。
[53] 这几行引自列宁1923年年初所写的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到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而国家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且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农民结成联盟。接着他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具备“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从列宁文章的上下文来看，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指的是通过建立合作社吸引农民走上集体生产关系的轨道。如果谁忘记了完整的列宁主义，并且，特别是忘记了列宁在写关于合作制的文章前一年所写的话：“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77页）。那么当然，列宁这句脱离上下文的话似乎证明了斯大林的论点，然而，难道一年以后列宁就忘记了那条“起码的真理”吗？
[54]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中文版，第61—63页。
[55]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66年三联书店中文版第104页。
[56] 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2卷，第419页。“社会主义的胜利”意思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如托洛茨基在对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所作的批判中所指出的：“假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一词仅仅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说法，那么我们就将得出一句笼统的话，这句话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却应该说得更明确些。但是这并非起草人的意图。他们提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意思并不仅仅是夺取政权和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是在这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假如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解释，我们能达到的并不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只能是受快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支配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的联邦，这里唯一的区别是这些公社可能扩大到目前民族国家的规模。”（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纽约先锋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54页）
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一年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采纳了斯大林的观点。在1926年11至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写道：“……苏联共产党坚信苏联具有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他们正在完全正确地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1卷，第330页）。
[57] 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2卷，第491、486页。
[58] 同上书，第2卷，第488页，第511—513页。
[59]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页。
[60] 引自德格拉斯：《文件》第2卷，第472页。
[61]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62] 同上书，第224页。
[63]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1971年出版，第241页。
[64]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临死时的苦恼和第四国际的任务”（通常叫做“过渡纲领”），参见伊萨克·多伊彻和乔治·诺瓦克编的《不断革命的时代，托洛茨基选集》，1964年，纽约德尔出版社出版，第255—258页（着重号系我所加）。
[65] 见托洛茨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1957年纽约先锋出版社出版，第231页。这里，托洛茨基滑到列宁指出的“革命者犯的主要错误”方面去了，即“他们往后看旧的革命……”。
[66] 引自托洛茨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见《托洛茨基选集》，第231—232页.
[67] 同上书，第227页。
[68] 同上书，第228页。“最后，假如在军事行动的初期，‘一纸空文’也有其价值的话，那么，到了战争的决定性阶段，力量的组合无疑将取决于那些比外交官的誓言更富有意义的因素。”
[69] “假如资产阶级联盟得到了苏联政府不仅在战争问题上而且在阶级斗争中都站在他们一边的实质性保证的话，当然形势就会根本改观。苏联自找麻烦，将自己置于两面夹攻的境地，‘爱好和平的’资本家‘朋友们’当然要千方百计破坏苏联的对外贸易专利制，破坏苏联关于所有权的法律。如果你们以为世界性冲突仅仅在军事战线上进行（即西方不发生革命），那么，盟国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同上书，第228—229页）
[70] 同上书，第229页。
[71] 对于布哈林来说，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切地说，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在适应农民的慢速度的条件下进行是可能的。“通过合作社改造他们，把他们联合到合作社里来。你拥有银行和贷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进行改造，不要因为他们是私有者而感到发怵。要记住，他们是需要你们予以改造的同盟者。”（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25年2月7日第5期第13号，第171页）按照布哈林的说法，这是一个“以蜗牛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据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所提出的理论，布哈林推断说世界革命过程本身归根结蒂也必须适应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这一情况。至于殖民地问题，布哈林说，这实际上是农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就像在俄国范围内一样，无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无论如何必须同农民和睦相处，因为农民是居民的多数，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只有不懂得经济的世界联系才会使某些人丢开这一任务不管。但是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的。因此必须懂得，无产阶级在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不得不领导农民跟自己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必须善于做到这一点，否则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同上，第165页）
但是，布哈林提出的这个非常有趣的可能性是以无产阶级已经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内夺取政权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的。
[72] 引自卢西奥·马格里的《有限论者经验的价值和局限》（见1966年1月的《当代》杂志，第216页）。当马格里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客观上表现了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相对的独立性时，我是赞同的。但当他说这种理论“在客观和主观上为一种（建立在这独立性基础上的）新战略提供根据”时，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斯大林创立的这个理论是完全否认这种独立性的一种战略。
[73] 在这些人中间，最杰出的当然要推德国共产党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了。正如乔治·豪普特在为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法文版（1967年巴黎格雷赛出版社出版）写的发人深思的序言中所正确指出的，这本著作是“深刻而又是批判性的思考，其行文之清晰、其广度及范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归入为了解共产主义的过去甚至现在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政治思想著作中去。”我在这一次考察共产国际的过程中，不只一次地承认罗森堡这一著作的“激励性”——然而，我并不赞同他一般的极左看法和许多特殊的结论。
[74] 引自《托洛茨基选集》，《被出卖了的革命》第186—187页。罗森堡关于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而利用共产国际提出许多事实和论据，然而还是认为共产国际对苏联来说主要还是一个累赘，不论在外交方面还是在努力赢得“全世界工人的友谊”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没有受到第三国际存在的影响，俄国外交将更起作用，更加卓有成效……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苏维埃俄国通向与大部分欧洲和美洲工人建立友谊的大门给关上了，而不是洞开着。”罗森堡继续说“苏联政府居然没有早就抛弃第三国际显得更其反常”（第180页）。他认为，苏维埃政府继续关心共产国际以便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神话保持下去，这个神话甚至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都是必需的，而且自从1928年以来，它对俄国内政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如果俄国真正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或至少是它的革命部分要承认这个事实。如果所有国际工人组织都证明苏维埃俄国是中产阶级的国家，那它们声明也推翻不了苏联政府，而只能不利于苏联政府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关系”（第181页）。可以看出，这个论点与上述关于共产国际是俄国政府在努力赢得“全世界工人的友谊”方面是个累赘的论点相矛盾。不过，要是完全不考虑罗森堡思想中的矛盾，问题会实际上比他所说的要复杂得多。首先，共产国际是个现实，它的存在并不完全取决于苏联的领导人，尽管他们在创立及其后领导共产国际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国际是为了适应由于社会民主党堕落为改良主义的党引起的，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即使它在适应这个需要时并不很令人满意。世界革命发展的道路不同于促使共产国际建立的预期的道路，这个事实并没有否定对国际革命组织的需要——这的确是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把共产国际作为客观现实加以认真的考虑，即使共产国际受他们的操纵、摆布，并失去其最初成立时的意图，也不可能完全予以压制（它在1943年的解散，我们以后会更加详细地看到，最终不过是让这现实适应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一种方法罢了）。毫无疑问，与苏维埃社会的内部条件密切联系的种种考虑，也影响了这种适应所釆取的不同形式。但这并不排斥其他国际特征的考虑，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确实，——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罗森堡之所以说苏联因外交政策的缘故对共产国际不感兴趣的原因——共产国际一方面是为苏维埃外交政策服务的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是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工具，同时，也可以说，当它的作用同苏联利益没有冲突时，也是一种真正革命的工具）。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是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交往的累赘。但是，那方面的重要性，与已提及的其它方面的重要性一样，是因环境而异的。苏联国家与党作为一方与共产国际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在分析时需要考虑到许多可变因索。在以下几段中，我打算分析由这个“累赘”因素构成的变化。
[75] 布哈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27年第73期，第1676页。
[76] 一直到1926年，季诺维也夫都是主席。在1926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他被免职，主席职务也被取消了。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领导，一直到1929年4月第十次全体会议他被撤销职务时止。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大会主要报告人一直由苏联共产党员担任。
[77] 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见1939年，莫斯科外交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节录报告》，第557页。
[78] 引自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著作选》，见1972年，伦敦罗伯特·卢克，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第250页。在这部作品的上下文中，“特别艰巨的条件”和“不幸的情況”意指俄国的总的条件（落后、农业占优势等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而造成的情况，西方没有革命等等。“战术”观念是用于最广的意思，包括革命的战略问题。关于列宁主张的党的观念，罗莎·卢森堡早在1904年就估计到把布尔什维克经验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脱离这种做法内在的危险。她在她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提到列宁确立的在机会主义与离心倾向之间的联系时，她写道：“把在一种具体的历史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现象同这种联系割裂开来，把它变成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意义的抽象公式，这就犯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灵魂’，即反对它的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极大罪过。”（引自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著作选》，1971年，纽约霍华德，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第298页）
[79] 对这些事实还可以补充一些。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巨大影响有助于掩盖它在根本上是何等的俄国化，如在所牵涉的客观矛盾的类型方面，在社会力量的性质方面、战略道路和战术方法方面等等。至于共产国际最初有的一些理论力量，不仅必须考虑到第二国际几乎全部理论干部都还留在改良主义阵营中这个事实，而且也必须考虑到前一时期在那个所谓仍然保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赋予的“纲要”形式的精确意义的革命理论与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的发展之间所出现的分离现象。这些社会科学，尽管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朝实证主义的方向发展的。
[80]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78、179、245页。——译注
[81] 引自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1926年，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出版，第12页。
[82] 不过，就哲学而论，人们可以提到卡尔·科彻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该书于1923年出版（英译本于1970年由伦敦新左派图书出版社出版）时，立即遭到共产国际的谴责。1923年还有捷尔吉·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觉悟》一书（英译本于1971年由伦敦梅林新闻出版社出版）。虽然这本书维护了关于党和国家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正统观念，但像科彻的书一样，在哲学方面，它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追溯它的起源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这本书和科彻的书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季诺维也夫谴责的原因。
[83] 引自1924年9月5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第10期第53页。此杂志在列宁逝世后，在和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下开始发行。
[84] 季诺维也夫作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关系同达尔文主义者与达尔文的关系之间的比较，没有考虑到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曼纽尔·萨克里斯当在给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西班牙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个本质差异。他指出：“一般说来，一位经典作家，对他的同行来说，只能作为灵感的源泉，这种灵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他们思想的基本动力。然而，工人阶级运动的经典作家，除了说明某些基本的理性上的动力外，还说明了这一运动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也即是运动的总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对世界整个观念的经典著作，不仅仅是特殊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这势必导致工人阶级运动对其经典著作表现出富于战斗性的党派观念。基于这种不可避免的态度，有懒汉倾向的人就很自然地不作任何批判，而只关心自己在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安全，全盘接受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论点，因而错误地把其中的理论，不管其处于何种历史状况，都奉为神圣，把它看作不可批评，就像是政治社会运动把指导它的纲领性目标看成不可批评那样（第22—2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不仅不反对这种“懒汉的倾向”，反而助长了这种倾向，并且还用各种实际的、政治的、甚至“理论的”论据为之辩护。
[85] 这些引文来自季诺维也夫的著作《论列宁主义》（1926年巴黎出版公司出版）第11、13、14页，文中着重号是季诺维也夫自己加的。
[86] 见1928年伦敦英国共产党出版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第264页。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俄文报告中，布哈林说，总的说来，无论如何，各国共产党在开始时很少有知识分子。
[87] 同上书，第217—218页和1927年《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73期，第1672—1675页。
[88]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27年第73期，第1680页。
[89] 正是在1926年3月，发表了毛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研究，在1927年3月，发表了他亲自在湖南省对农民运动所作的调査报告。就我所知，像这样的政治社会调查——堪与列宁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所作的关于俄国社会调査相比的——在共产国际时期，没有一个西方井产党曾经从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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