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解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一章解散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斯大林

漫长危机的终曲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指挥中心”不复存在了，这个说法表明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仍继续存在，不过已经变成独立的共产党，不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义务的约束”^[1]罢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决议里，并没有规定各共产党之间国际关系的其他形式，也丝毫不提及在将来有建立某种形式的可能性。但至少如果严格地按照终止共产国际存在的那个官方文件的字句来理解，各国共产党从“单一的世界共产党”支部（这个支部受一个执委会指挥，它的决议“支配着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并要求迅速予以贯彻”）^[2]突然变成完全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民族的党。
　　要使各共产党这种完全独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是困难的。在政治实践方面，第三国际像它的两个“前辈”一样，它的建立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章程中所阐明的理论原则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3]这项任务的国际性就必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组织。它的结构、作用、纲领等等无疑得按照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修改；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怀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需要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中体现出来。
　　当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分子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危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的解散看成仅仅是暂时的。^[4]在1914——1919年战争期间，当大部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为了各自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神圣同盟”而抛弃国际主义观念时，列宁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背叛”，并立即宣布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区别这个新国际与它的“前辈”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国际”的利益绝对优先于“国家”的利益。它一开始，就把“各国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的必要性，提高到成为必须遵守的原则。^[5]共产国际的每次大会都重申了这个原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强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迫使工人们不分国界以及民族、文化、语言、种族、性别与职业的区别，密切地团结成各国无产阶级的统一的国际部队。^[6]共产国际是这支“部队”的组织者和领袖，是这支“部队”的“总参谋”，它的历史任务是：精心制定和实施规定无产阶级这支世界部队在各国“支队”的活动的总战略。^[7]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还认为：一个非常集中，有高度纪律的国际革命组织在战时尤为迫切需要，因为那时社会矛盾变尖锐了，革命出路是否可能会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共产国际所采用的组织形式，显然考虑到防止1914年事件的重演，即在战争来到的时刻，第三国际不至于像第二国际那样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所有支部“使反对战争的斗争变得更具有国际性，并为预期的革命行动的国际协作作好准备，使他们在急需时刻有可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国际性群众行动”，大会还规定：“在战争爆发前，所有（共产国际）支部之间必须建立尽可能紧密的联系；并在整个战争中，千方百计地保持这些联系。”^[8]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1935年），批准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关战争的决定，再次坚持曾被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采纳的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如果战争依然爆发，他们的责任是为迅速地结束战争而工作，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群众，从而促进资产阶级统治的垮台。”^[9]
　　战争爆发了。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着工人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斗争。而且，这场战争——特别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并不符合共产国际所精心设计的任何一种模式，而是呈现出新奇独特的特征。^[10]从共产国际的原则和传统的要求出发，这种形式（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胜利的时刻）都更需要有一个中央以保证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作战略和战术上的指导。但是，正当“无产阶级国际部队”在进行最艰苦的反法西斯斗争，与苏联临时结盟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明显表现出其险恶用心时，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倒决定自动解散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像托洛茨基分子所立即宣布的那样，是一个背叛的行为呢？还是像斯大林所宣布的那样，解散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还是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作出这个决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说明其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了呢？
　　像所有批判的研究过这问题的人所讲的一样，也像我将尽力重新证明的那样，1943年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促进与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谈判，共产国际被突然解散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目的不仅在于保证德国失败，而且保证“三大国”瓜分世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向共产党员隐瞒了真相——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说什么解散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最根本利益的，说什么解散有马克思所给的先例可循，等等。决议声称共产国际已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并给共产主义运动开了一张无疾证书。四分之一世纪后，苏联共产党仍然对所发生的事发表同样欺骗性的解释。在庆祝共产国际成立五十周年和解散二十五周年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也都是这么做的。^[11]
　　实际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急于摆脱共产国际，乃是因为共产国际久已病入膏肓。当资本主义世界事态的实际进程同共产国际预先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设想发生矛盾时，共产国际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光彩的死亡就结束了它漫长危机的最后阶段。这危机的前提在列宁时代业已造成。第三国际的历史就是一则它没有能力通过自我改造来克服这一矛盾的故事。这种自我改造本来能使它正确地说明现实，对现实起有效的作用，以便按革命的方式改变现实。
　　然而，共产国际解散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它集中表达了该机构危机的最后阶段这一事实。这个事件同时孕育着随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这个运动的出生证就写在共产国际的死亡证上。其实，解散并不能消除造成危机的因素，不论采用其它形式还是一成不变，它只能把这些因素推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如果对这些因素不作彻底的考察，作为我研究主题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是不可能理解的。换句话说，如果谁想把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危机分析得让人明白，那么他就必须分析共产国际的危机。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一卷专门研究共产国际危机的原因。我从分析解散开始，因为弄清楚最终得出的论点有助于理解全过程；而对全过程的研究，又将使我们能够在回顾共产国际解散时，清楚地认识到它对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具有的影响。
　　解散共产国际的正式声明包括三个文件，由于文件比较简短，而我又要多次提及，因此，我已全文复写出来。^[12]这些文件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原始资料。它们是：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和6月9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同年5月28日斯大林的宣言。在主席团内部可能进行过的讨论，其它共产党领导人发表的意见，斯大林在此事上进行干涉的具体内容，当时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苏联政府所面临的战略问题和外交问题之间内在关系的真相，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仍然是苏联档案馆的秘密，我们不得而知。在调查此问题时，我们像在调查许多共产国际的问题一样，遇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这种困难1959年甚至陶里亚蒂就已经指出：“原始资料难以搞到，这些资料分散在各个地方，分散在各种在西方几乎不可能买到的刊物之中。甚至在苏联，历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文件也尚未开始再版。除材料困难外，还有一些与主题的实质有关的困难；这些主题，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必须涉及的。”^[13]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谨慎的批评中“甚至”应由“特别是”来代替，以更加符合实际。因为，在陶里亚蒂写这几句话时——在以后的几年中尤其符合实际——西方重版的共产国际文件比苏联多得多。^[14]此外，马克思的批判不仅需要重新出版最初发表的公开文件，而且需要重新出版共产国际的内部文件。当然，有关一个革命组织的历史，其大量的活动是秘密的，有些方面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不可能公开。但是，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活动发生在二十五年至五十年以前；另一方面，陶里亚蒂提及的“实质”基本上没有涉及与“阴谋术”有关的问题：它主要是政治性质的问题，有关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斗争所采用的方法，共产国际的活动与苏联外交政策的关系等等。显然，从革命斗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这种事态确实令人产生反感。它很具体地形成了批判地利用共产国际存在的二十五年所体现的丰富经验的障碍。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号召工人们“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他当然从来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要掌握自己组织的“秘密”居然会那么难！尽管有这些困难，对已有的文件进行分析，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表明解散的直接原因的一些重要线索（斯大林的目的），同时像我所讲过的那样，这分析证明解散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危机。

历史的讽刺

　　众所周知，“程序”问题有时是有启示性的，在政治方面尤其如此。乍一看来，解散共产国际的“程序”（见决议第七点和声明）在当时形势下是再民主也没有了。当然，代表大会是不可能召开的，虽然根据章程，这样重要的问题必须召开大会才能解决；但是，主席团“极力希望”不自作主张，确实把问题交给各支部考虑。结果三十一个支部包括“全部最重要的支部”，都作了肯定的答复，没有谁提出异议。在战时条件下，难道还需要什么更多的“程序”吗?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审査一下这个协议的话，情况就显得不同了。首先，主席团的声明表明只有少数支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根据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那时它有六十六个支部。^[15]那么,还有超过半数的三十五个党，“不可能呈报它们的决议”。这些党中，几乎全部是亚洲、非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党。既然，按照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声明，“最重要的支部”已经把自己的意见交进来了，这就意味着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说，就是除中国和叙利亚共产党外，没有一个亚洲共产党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我此刻仅仅是提一下罢了。
　　此外，在提出意见的三十一个支部中，有十四个支部（除苏联外）是在法西斯国家或被法西斯部队占领的国家中非法进行活动的，它们由于战线而和莫斯科隔离了。难道可以想象这些支部能在几天内回答主席团的询问吗？几乎无一例外，说明他们的“答复”的原因是共产国际这些支部的某些干部当时作为避难者住在莫斯科。毫无疑问，就是他们以各自的共产党的名义同意解散。
　　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5月15日的决议是立即发表的（这就是为什么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在会见斯大林时，能谈到英国“赞许”解散的评论的原因）；5月28日斯大林的声明发表了，其中提到解散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在主席团能够搜集一定数量的代表们的赞成票之前，解散已作为既成事实向全世界公布了。支部的协商只不过是用于隐瞒如何实现此事的诡计而已。
　　这清楚地表明，解散共产国际是一件迫切的事。某些迫切的原因使此事不能再耽搁。但与此同时，只凭纯粹的政令就把它解散则似乎做得太过火了。结果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所谓协商的把戏来掩盖行政命令。
　　为什么这么急于使共产国际消失呢？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使反法西斯联盟胜利在望。有什么理由不等到年底让各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大会上审查像解散国际组织那么重要的问题呢？这在主席团的决议里并没有提到。它的基本论点是，共产国际的经验证明从单独的国际中心领导运动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论点被认为是正确的——下面我将考察这个观点——仍然不能证明解散的迫切性。如果的确是像据说那样不可能的话，那么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就得停止工作直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为止。
　　可是，这个迫切性的真正答案在斯大林的声明中却表现出来了：“解散共产国际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侯，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解散的结果，“将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些论述的确切意义，在威廉·福斯特著的《三个国际的历史》一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福斯特生前一直担任美国共产党主席；从1935年起，他一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他本来素以与苏联领导人步调一致而出名。他的书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写作纲要毫无二致；但是正由于这一点，下面这段文字才显得如此有趣：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恰好在争取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的时候通过的，这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新战场极需开辟，以便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那些相信戈培尔所散布的关于共产国际的谰言的西方反动派正在拖延。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良好反应，毫无疑问，在帮助解决这个症结上起了决定作用。几个月后（1943年11月至12月）才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最后决定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16]

　　这里所提到的“症结”如下：本来共产国际就没有正式抛弃过“世界革命”的纲领；在人民阵线时期，它被束之髙阁，在苏德条约时期，共产国际再一次宣扬了这个纲领，而且正好是在不久以后成为苏联盟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世界”继续认真对待这个纲领。因此，1943年12月14日的《纽约时报》写道：“俄国军队迅速地不可抗拒地继续朝西方推进。”他们的胜利“使得希待勒开始要强加给世界的新秩序显出崩溃的征兆。但在苏联红军向前挺进时，他们也在许多人的思想上引起许多问题，即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已写上别的什么新秩序……这些问题带来的危险是它们为纳粹最近的宣传，提供了某种论据（希特勒就希望借助这种宣传来逃避失败的结果）——这种宣传提出所谓欧洲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妖魔来恫吓世界，分裂盟国，并为妥协的和平铺平道路。”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苏联军队不得不向前推进，消灭希特勒军队，但又担心德国失败所引起的革命结果可能会分裂反希特勒联盟。因此，以明确的在某种程度上为有关各方能接受的方式规定盟国胜利的目标，来解决这个“症结”是必要的。而且，当然，欧洲革命的前景，苏联的资本主义盟国是不会接受的。
　　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文件，证明罗斯福和邱吉尔曾正式请求斯大林把共产国际除掉。但是这个要求，像水印图案一样，在某些文章中出现过。这些文章刊登在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最可信赖的报刊上。有的甚至在著名的髙级官员写的公开声明中出现，例如，《纽约时报》于1942年12月20日报道，“正是由于在托洛茨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支配下，共产国际的破坏性和自取灭亡的活动”，使得希特勒“能够……提出一个论点，吓得许多德国人加入了他的军队，并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国，赢得了一批类似的十字军的追随者。”1943年3月8日，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谈到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时，声称“如果苏联继续信奉煽动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17]正如专门考察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战略那一章会提到的，斯大林屈服于他的“盟国”的讹诈，并不是因为害怕一种单独的和平，而是因为放弃任何“煽动世界革命”的意图，是同美帝国主义达成分享“势力范围”的意义深远的协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正是斯大林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尤其关于这个战场位置的协议，正是分割欧洲大陆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这就是斯大林终于消除了使“资产阶级世界”产生疑虑的未知因素的原因。
　　这样，急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尽管还有别的原因，但所选定的时刻完全取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就苏联的政治目标作出“保证”的迫切需要。既然问题是这样，就可以理解，斯大林是等不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召开的，甚至也等不及和各国共产党领导成员进行磋商（这本来不会不可能，共产国际有“技术”上的办法，但是却可能意味着耽误几个月的时间）。不管怎样，归根结底，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意愿，而是罗斯福和邱吉尔的主意——正像福斯特所指出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看法。
　　我们顺便注意到（我不想详细讲述细节，这会使我们离题），共产国际的解散好像是与其他目标一致的措施“同时发生”的。不久以后，斯大林接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首领麦特罗波里当·塞捷斯，在长时间的友好会谈之后，宣布了恢复神圣宗教会议的决定。同时，《国际歌》不再是苏联的正式国歌，而由一首歌颂伟大的俄罗斯的歌曲取而代之。五月十日，即决议末尾标明的解散共产国际的日子前五天，在莫斯科举行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泛斯拉夫大会——这是“改变近卫军”的象征。（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诬称“第三国际”为苏联的“近卫军”。——译者）
　　但是，解散共产国际难道真的足以解除苏联的盟国对革命的害怕吗？斯大林说，这个措施意味着“加强盟国的统一战线”，并且“就在现在”便于组织“共同的斗争”，因为解散揭穿了所谓莫斯科干涉其它国家事务，以便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也掲穿了所谓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根据外来命令”行动的“诽谤”。斯大林说：“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敌人”，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干涉的工具，因此解散会显然结束这些“诽谤”。
　　词典告诉我们，“诽谤”是一种诬告，是出于恶意、为了损害别人而提出的。如果谴责共产国际干涉别国亊务是“诽谤”，那么这正说明共产国际实际上没有卷入各国的问题，也没有给各共产党下过命令。假使是这样的话，那么解散并不意味着产生本质的变化，至少在消息灵通人士眼里是如此。这种姿态只有宣传上的价值，其对象是那些把“诽谤”误解为真理的无知的人们。难道能把罗斯福和邱吉尔那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归到这个范畴里去吗？为决定整个时代的世界命运的一个协定提出政治前提，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废除”一些不存在的东西，那么解散共产国际能给这一重大的外交过程以重要的——按福斯特的说法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吗？
　　斯大林心安理得地把二十五年的历史全部归结为“诽谤”。共产国际的章程、纲领、决议表明它的存在，它的执行委员会根据明确的目标继续起作用：通过相应的国内支部，领导各国革命斗争，以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战略，使这些国家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协调起来。各国资产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总是利用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指控共产党员是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等等。列宁和共产党员不是用否定事实，而是用驳斥强加给他们的反动解释来回答这些指控。他们声明：共产国际对各国内政不可否认的干涉符合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国内方面的斗争必须服从国际方面的斗争。苏联政府有责任帮助各国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干涉“内政”的明显表现，等等。而且，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本身也公开承认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还有，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本身对这个“诽谤”的说法是一种明确的否定。共产国际宣称为了废除由“国际中心”处理“各国运动面临问题”的办法而自动解散，这就承认共产国际干涉了各国内政。因此解散共产国际不是终止了“诽谤”，而是终止了现实，终止了它的存在，包括它的成就和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措施能够促进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谈判。
　　为什么斯大林要求助于谈论“诽谤”的花招呢？他可能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隐瞒他向世界资本主义所作让步的重要意义的一个办法。这样一说，解散才能被解释为战争的计策——事实上共产党员一般是这样理解的。斯大林的转化成为圣人（更何况现在加上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荣誉）——这是共产国际有计划地促成的，使共产党员很难以批判的精神阅读五月二十日的声明。^[18]
　　斯大林不仅埋葬了“诽谤”，而且还企图使盟国放心这“诽谤”再也不会重演。实际上，他是告诉他们：共产党不再是有组织的国际力量；从现在起，共产党的活动将严格地限制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显然，决议之所以令人奇怪地毫不提及共产党之间可能有的任何国际联系，其深远意义就在于此。但是，对于帝国主义政界老手来说，不论是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是不再以另一种形式重建该组织的默许都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管进行得如何秘密，各个共产党和苏联这个中心的联系，显然仍然存在。除了解散共产党——不管斯大林有多大善意，这个要求是太过份了——对资产阶级统冶者来说主要的是要了解莫斯科的影响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句话，就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时期各共产党的政策是什么？他们是否会像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竭力主张的那样，“全力以赴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群众，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垮台”呢？正是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包含着斯大林对盟国作出的重大让步。其实，主席团的决议本身并不局限于解散共产国际。它还规定了一种能够使那些作为反希特勒同盟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满意的方针；并不是因为它作出了反对革命的可靠保证（共产党本身没有权力作出这种保证，即使它们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它给了资产阶级政党一个广阔的活动范围以便避开任何危险。以后情况表明，资产阶级政党知道如何明智地利用这个方便。
　　“没有政党和宗教区别的”反法西斯联盟（决议第四点）——这是共产国际在离开政治舞台时向各共产党和一般的无产阶级建议的策略上的普遍说法。这个非常普通的说法却可以包含五花八门的内容。众所周知，第一个反法西斯团结方针的表现形式是人民阵线。可是，后来，在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战略鼓舞下，它明显地包含着革命斗争深入的前景。同时，由于人民阵线的政策被采纳，第七次代表大会，前面已经指出重申了共产国际的传统方针，即利用新的世界大战必然要造成的危机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主席团的决议不仅没有提及这个前景，而且还作出策略上的指示，很明显，这是企图把反法西斯斗争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之内。至于同苏联结盟的国家，决议宣布：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是“以一切办法协助这些国家政府的军事努力”，每个党都“在自已国家范围内活动。”决议甚至丝毫没有提出对那些“军事努力”应保持批判态度的建议，而这些军事努力在许多情况下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关于希特勒集团国家，决议说：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促使“应对战争负责的政府”失败和垮台。但是决议没有提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国家的侵略政策的主要制订者（见“决议”第四点）。总之，原先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被偷偷地丢掉了。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在共产党的秘密意图中可能还保存着这个前景。然而，即使是这样，问题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革命只能通过公开的思想和政治活动来准备,在这些活动中革命的目的、方法等等都是清楚地规划好了的。
　　共产国际政治“遗嘱”与苏联及其盟国（如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进行谈判的要求之间严格的相互关系，则是表现在决议的另一特征之上的。那就是决议一点也不提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就在那个时候，其中一些国家正设法利用英、法帝国主义的困境（同时也利用荷兰帝国主义等的因境），打碎统治殖民地的锁链。共产国际对这种斗争谨慎地保持缄默，以便不触犯苏联的盟国。其他有些国家，如革命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本身正和美国——苏联的盟国——在作战。因此，刚才提及的考虑，对于美国就不能适用。但是，苏联和日本于1941年曾签订了一个保持中立、互不侵犯的条约，这个条约一直有效。直到日本实际上已被打败时，苏联才对日宣战，以便保证占领远东的一些战略要地。为了不影响苏日条约，1943年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一字不提。
　　共产国际在从历史上消失时，给各共产党规定的这个大方向——不仅作为暂时的既成事实，而且还作为战后必须遵循的方针，包括原封不动地保持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核心，在主席团的决议和斯大林的声明中是作为提供“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国家友好的保证”而提出的，同时也被说成能为未来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的友好组织扫清道路。于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在群众中散布了国家间的平等、友爱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存是一致的幻想。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只凭着它们站在苏联一边和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作战，的确想要建立一个理想世界。资本主义领导人后来证明他们善于利用共产国际领导人给他们额外加添的道德信誉，正像他们能巧妙地利用由于共产党的目标被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之内而得以玩弄花招一样。1943年的决议提出希望反法西斯斗争不要超越资本主义列强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一既含蓄又明确的呼吁的同时，反希特勒联盟正好开始进入战争的反攻阶段。强调这一事实并不是不恰当的。这个阶段的标志不仅是军事战场上的进攻，而且是被占领国家反抗运动的大发展以及具有最激进倾向的人们反抗性的加强。这是一个孕育着同盟倾覆危险的阶段（虽然总的政治环境使这情况越来越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个阶段里一股蕴藏着很大革命潜力的新的力量正在成长。
　　我将在我的论著的第二部分中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眼下我只提出下面这点看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进行过客观的研究，这种研究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戏剧性阶段中的军事、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动力的复杂性。因此，谁也不能忽视这样的假设：1943年的决议事实上同双方力量的相互关系，同现有的危险以及同革命先锋队面前展开的实际可能性的现实的估计都是符合的。即使符合的话，决议看来仍然是绝对机会主义的，因为它采取了对“反法西斯”的帝国主义让步的欺骗性做法，以及在这种路线影响下的共产党的政策在人民群众中所散布的幻想。这种欺骗性的做法以及幻想只能有助于“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欺骗人民。
　　确实，“资本主义盟国”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为了在剥削世界的行动中战胜对手，它们不得不为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国家的胜利出一份力。二十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地划分“势力范围”（开始于德黑兰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在何处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于1944年10月斯大林、邱吉尔谈判期间，规定得更周密了；最后，在波茨坦和雅尔塔固定了下来）——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战胜国承认东欧作为苏联的缓冲地区^[19]，这个缓冲地区的意思是在东欧和东南欧建立起给苏联提供充分的绝对的保证的一些政权。这当然和保留资本主义结构很难一致起来。于是，为共产国际的“遗嘱”所取消的那种革命——某种革命——在特定的几个国家内，又将借口情况不同，被重新采用了^[20]。
　　在人们仔细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承认：帝国主义政府对这个由环境造成的“工人阶级”盟友的支持，尽管不可忽视地加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对手，但从这些国家的本身利益来看，这种支持并不是怎么了不起。它们“同意”在欧洲最落后的地区加强苏维埃政权，废除资本主义，以换取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和在战略要冲地中海地区压倒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并保证没有革命。但是，不应忘记，资本主义体系是在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到那时为止最骇人的武装冲突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也不应忘记：在挽救西欧和远东资本主义大国的同时，资本主义在美国同样以惊人的方式加强了自己。
　　上述事件本身表明：斯大林向他的盟友作出的反法西斯斗争不会过分带上革命色彩的保证，在那些应该实行的地方，都有效地实行了。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社会力量的较量，对资产阶级无疑比对东欧大部分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为不利。各共产党具有巨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中存在着颇大的左翼倾向。但这些政党都知道如何小心谨慎地考虑那个“外部因素”。在希腊，国内本来是一派革命景象，共产党就是因为不小心谨慎被搞垮了。现在，正如官方的共产党历史书所说的，这“外部因素”不仅是英美势力进行干涉的意图，也包括苏联势力对这一地区不干涉的意图。在苏联的缓冲地带的几个国家则反之。这个“外部因素”，就是在“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之间只根据他们之间唯一的上帝——国家利益而达成的妥协。由于这一妥协，在法国、意大利，革命的可能性未能进一步发展；在希腊，革命被粉碎；在西班牙，革命无法抬头。然而，这种革命把自己强加于所有东欧国家。
　　为了达成这种妥协，共产国际既被取消，又被利用。取消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公开表明一种姿态，说明苏联领导人抛弃了任何在他们盟国的心脏地带促进革命的企图；利用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这种抛弃具有积极的形式，以便使共产党人和欧洲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来接受这种妥协。1943年5月的决议既是宣称过去死亡的证明，又是对目前和最近将来的指导性文件。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共产国际创建于1919年，“为了让追求共同目标的各国无产阶级组织联合行动，这共同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21]而在1943年，共产国际却决定自动解散，目的是为了便于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合行动”。正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组织武装干涉，企图把这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扼杀于襁褓之中。肩负着最近将来的世界革命重任的共产国际，于二十五年后竟为着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合作的前程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承认破产

　　正像我们根据共产国际在解散前长期以来的文件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主席团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避免明确提及以下事实，即所采取的措施是出于斯大林与盟国进行谈判所提出的迫切需要。全部论据的基础是这么一个论点：解散是共产国际历史经验所要求的，这个论据可用来对共产党人隐瞒我刚才分析过的那个方面。以上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缺乏内容或是不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论点是建立在这么一个观点上的，即共产国际的活动已证明各国工人阶级运动不可能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决议描绘了共产国际作为国际组织和领导方法的形式与工人阶级运动的需要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的过程（见决议第三点）。这个过程大致如下：
　　①“最初阶段”，其持续时间不定。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国际是适应运动需要的组织。显然，“国际中心”在这个时期“解决各国运动面临的问题”是可能的。
　　②“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这种形式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共产国际甚至变成了“妨碍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进一步加强的绊脚石”。“后期”是“早在战争之前”开始的，至于确切的日子，却不得而知。1943年决议的签署者之一陶里亚蒂曾在1959年说过：至少从1934年起，“企图由一个单独的中心担负起领导的实际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22]
　　除非我们假定共产国际发生了由适应工人阶级运动需要的组织变成该运动的障碍的突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在“最初阶段”与“最后阶段”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不适应的情况已露端倪，但还未到达荒谬的地步。总之，1943年决议虽未明说，但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国际在其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工人阶级运动所需要的那一类国际组织。
　　确实，这种承认破产只关系到共产国际作为领导形式和国际组织的方面，1943年决议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工作一点也不作评论。可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难到可以想象不适宜的方法和组织机构对政治决议和理论体系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吗？共产国际主席团为了阐明这个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运动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失败的原因采用的论据是一致的和联贯的。它从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出发，这事实的主要方面是：“各国历史发展道路迥然不同，各国社会制度的性质乃至矛盾不同，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和速度不同，还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不同”。依据这个无可非议的事实，共产国际主席团推断出另一个同样无可非议的事实即“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不同”这一情况。从这两个无可非议的事实，它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不管什么国际中心都不可能解决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决议强调，共产国际全部实践经验证实了这个必然结果是正确的（见决议第三点）。
　　然而，决议说，经验“有力地证明”，为了团结工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定的这个组织形式是“适应最初阶段工人阶级运动条件”的一种形式。这个论点该怎样与前面的论据联系起来呢？在这“最初阶段”，在历史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难道没有很大的差异，在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和觉悟水平方面难道没有悬殊吗？只要看一下1914——1918年战争结束伊始的欧洲和世界显现出来的景象就可以领会那些特征在当时和以后共产国际时期是同样的明显。这里所包含的是在工人阶级运动的任何时期都可以发现的一般的特征，其共同基础是大家知道的，即民族的存在。主席团用来为决议辩护的一切论据等于承认共产国际在民族性这一事实上的失败。这实际上正是共产国际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国际自创立以来，由于它的“二十一条”，^[23]高度的集中制，外围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绝对从属关系，在实践中，在内部生活中，从不顾及民族差异这个事实。因此当共产国际开始注意外界的这一事实时，自己为自己设置了障碍，尽管它的理论提纲和政治声明都承认民族自决权。然而，民族性这一事实并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最近的二十年，“从南斯拉夫危机”到“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间经过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等等危机，就记载了民族性这一事实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报复的历史。在此之前，报复尚处于“地下”阶段，然而却已逐步削弱着共产国际。我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多次再回到共产国际危机的这一基本因素上来，这是一个在理论、政治、组织等各方面都不容忽视的因素。
　　共产国际组织形式在其“最初阶段”是适应革命运动需要的这个论点，在1943年决议中没有作任何论证。而所有论据都表明其他各时期所看到的这个组织形式与运动的需要之间的日益扩大的矛盾也存在于“最初阶段”，这点我已表明过。因此人们必然会想到把初创时期排除在外，是由一种主观动机所支配，也就是说为了在历史面前保全共产国际创立的面子，因为这一事件同列宁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最初阶段”，确实是“适应”的，但并不是像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的髙度集中的机构，领导方法，并不“适应”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需要，而是“适应”关于世界革命发展过程的某些理论概念，“适应”这过程中的战术和组织要求，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核心所特有的理论概念（这个理论概念列宁在他的后期重新进行了考察）。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工人阶级运动需要之间的矛盾，正是把世界革命过程看作是世界范围的大内战这种理论概念与世界事态发生的实际过程之间矛盾的具体化。总而言之，共产国际的危机不仅仅是组织形式危机，也是理论的和政治的危机。
　　在这一点上意味深长的是，当共产国际领导人解散共产国际，并制订它在历史上的资产负债表时，竟连一次革命性的胜利都无法记入它的贷方。他们只能谈四点“积极的”概括，每一点都是为了掩盖这份负债表上令人吃惊的消极面的。1943年的决议指出：“共产国际的历史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使其不为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所曲解和庸俗化，在许多国家内帮助工人阶级政党中的先进工人先锋队加强团结，帮助他们动员工人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及其正在准备的战争，并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堡垒苏联。”^[24]决议没有提到共产国际创立二十五年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仍然处于改良主义影响之下，而且，在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中，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几乎等于零^[25]。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在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是一个影响不大或根本没有影响的政治因素；在共产党起过重要作用的地方，那里必然遭受惨重的失败，而且，它们中最强大的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榜样”的党，已表明无法有效地抵抗法西斯主义。决议对如下一个重大的事实也避而不谈：共产国际生存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资本主义经历了它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久之后，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共产国际依然无法在任何一个国家找到一条利用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行革命的道路，在它解散的时侯，当时战争已接近于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它还把重建或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这一任务委托给了各国共产党。决议对1926——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方面的总的缺点，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和法国人民阵线的挫折等等，都保持沉默。
　　没有一个共产党能保证无产阶级走一条没有失败或挫折的道路；但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回顾本身历史时把它应该主要负责的失败和挫折予以一笔抹杀，对于这样的政党该如何评价呢？上面描述的阴沉的景象，与1943年决议中所体现的洋洋自得的语调适成对照，这不仅应归咎于主观因素，而且还应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和缺点。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经过严峻的考验，不仅能够生存，甚至还通过一系列必要的决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首先不应当忘记：在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中，主观愿望会变成客观事实，而客观亊实也会成为主观的想像；其次不应忘记的是，共产国际主要缺点之一就在于未能在理论上重视这些客观因素，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适当的行动方式（这里我只打算提一下——以后几章再作详尽的论述——两个紧密联系问题：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影响及其客观根源等；以及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的问题，或确切地说，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失败和倒退是革命斗争为最后取得胜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有当革命政党能够批判地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时，这种代价才是富有成效的。共产国际在解散时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在回顾历史时没有对已积累的经验进行严格的评价。尤其当时是各方面正处于世界性的根本转变的新时代，是成千上万新的革命者投入战斗的时代，也是这些革命者行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吸取过去经验的时代。
　　战争不可能为这种失职提供任何正当的理由，至少在最迫切的任务方面的失职是如此（更不必说即使在战争结束时，也不打算这么做了）。如果说共产党真正是革命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纯粹的反法西斯的战士或反法西斯的军官；他们应该有责任，即在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制订出革命的战略和战术，以便在各国国内和国际方面，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危机以及正在高涨的革命浪潮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从这个观点出发，像西班牙内战和法国人民阵线已显示出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战术可能导致的死胡同这些经验，对于共产党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即将来到的处境，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在全欧反法西斯战争的条件下，当各国斗争的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各种势力的内部关系影响都要少些的时侯，各共产党之间显然需要协调一致地活动。1943年的决议恰好同上述两个要求背道而驰。
　　首先，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规定了一条清一色的路线，而不是要求他们主动地制定出最符合各国具体特点的方针。换句话说，共产国际自动解散时承认，由一个国际中心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已历史地证明破产了，尽管同时还是利用了这个方法。
　　第二，这条路线首先产生于反希特勒同盟“三巨头”之间的谈判的需要，这事实只能最大限度地强调在人民阵线时期出现的右翼倾向。
　　第三，共产国际在未对共产党之间的新型联系这一问题作出任何考虑的情况下就被解散。共产国际所代表的国际组织形式的失败不言而喻地说明了革命运动不应有任何国际组织的形式。在各共产党的活动需要密切配合的情况下，1943年的决议却把活动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国内的规定强加给各国共产党。
　　实际上，我们知道，各国都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但在这么做的时侯必须与苏联的上级领导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共产国际虽然已解散，它的领导方法依然存在，在它消亡之时，它不仅再一次地给所有共产党规定了一条清一色的路线；而且从那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苏联共产党管理共产国际的中间人的角色，虽然不是公开地，却是直接地被苏联党的政治局所承担。^[26]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1943年决议所规定的路线的一般的阐述，而且它的具体的应用也将根据苏联高级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随时作出调整。在本书第二卷中，我们会具体地看到，这种从属性对继共产国际而存在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在第一卷的后几章中，我准备论述上面阐述的现点，即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构成解散共产国际的基础是漫长危机中关键时刻的到来，这个危机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就已开始存在了。我将根据作为共产国际政治活动和组织结构的理论基础的那种观念，着手考察这个危机的发端和进程。

本章附录

第一章附录一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原文

（1943年5月15日）

　　1.1919年，由于绝大多数战前旧工人政党政治破产，组织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使其不为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分子所曲解和庸俗化，在许多国家内帮助真正工人阶级政党中的先进工人先锋队加强团结，帮助他们动员工人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堡垒苏联。
　　2.共产国际一开始就揭露了希特勒匪帮作为准备战争的武器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真正意义。早在战前，共产国际就已经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揭露了希特勒匪帮在外国的卑劣的颠覆活动，而这些活动却为所谓的共产国际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叫嚣所掩盖。
　　3.可是，早在战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随着各国内部和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不论何种国际中心在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时都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各国历史发展道路迥然不同，各国社会制度的性质乃至矛盾的不同，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和速度不同，还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不同，都决定了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不同。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的事变进程及共产国际积累的经验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用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是符合复兴的工人阶级运动初期的形势的，可是它渐渐地落后于这个运动的发展水平，不适应各国内部日益复杂化的问题了，而且还成了妨碍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进一步加强的障碍。
　　4.希特勒匪帮发动的世界战争使得各国情况变得更加不同，并在那些受希特勒暴政统治的国家与爱好自由的、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同盟之中的人民之间，划了深刻的分界线。
　　在希特勒匪帮集团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劳动者及一切忠诚的人民的基本任务是通过从内部破坏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协助推翻对战祸应该负责的政府，以便尽量有助于打败这个集团。在反希特勒同盟的国家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们的神圣责任，是用一切方法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努力，以便最迅速地摧毁希特勒匪帮集团，并确保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合作。
　　然而，不能忽略反希特勒同盟的成员国各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这一事实。例如，在被希特勒匪帮占领、丧失了独立的国家内，先进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使它发展成为反希特勒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
　　同对，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反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战争，已经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把他们不分党派不分宗教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同盟的队伍之内。这次战争更明显地说明了，为争取最迅速地战胜敌人所必须的全民族高潮和全民动员，只有让各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本国范围内起作用，才能最好最有效地实现。
　　5.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到国际形势和工人阶级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各支部在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为此，大会强调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定工人阶级运动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时，必须做到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
　　在考察1940年11月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时，共产国际就是根据这样的考虑办事的。
　　6.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奠基人的学说指导下，共产党人从来不主张保存已经变为陈旧了的组织形式。他们一向是使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形式及这些组织的工作方法跟从于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政治利益，服从于具体历史情况的特点，也服从于直接由这种情况造成的各种任务。他们记得伟大马克思的榜样，他将进步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队伍中去，而在第一国际完成其历史任务，奠定了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基础，而且，由于条件成熟，建立了民族的工人阶级政党，就解散了第一国际，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不再符合它所面临的需要了。
　　7.考虑到上述情况，并估计到各囯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并鉴于在目前战争中有若干支部提出解散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这一问题；
　　由于在目前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共产国际各支部予以批准：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中心将被解散；共产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即同时予以解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持者集中他们的力量全力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同盟各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战争，以便最迅速地摧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伙和走卒。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签字）：
　　G·季米特洛夫；M·爱尔柯利；W·弗洛林；K·哥特瓦尔德；V·卡拉洛夫；J·柯泼莱尼格；O·库西宁；D·曼努伊斯基；A·马尔提；W·皮克；M·多列士；A·日丹诺夫。
　　同意此决议者尚有下列各共产党代表：
　　比安柯（意大利）；伊巴露丽（西班牙）；兰汀宁（芬兰）；波克尔（罗马尼亚）；拉科西（匈牙利）。

第一章附录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

（1943年6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43年6月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审核了各国支部^[27]交来的关于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的决定，并作出如下决定：
　　1.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由澳洲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大不列颠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古巴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墨西哥共产党、波兰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瑞士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南非联邦共产党，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它作为一个正式支部参加共产国际）批准。
　　2.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没有任何支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提出异议。
　　基于上述各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
　　1）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业经所有有权发表决定之支部（包括全部最重要的支部）一致批准。
　　2）从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告解散。
　　3）委托由季米特洛夫（主席）、曼努伊斯基、爱尔柯利和皮克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结束共产国际各机关的事务，并负责处理共产国际的机构和资产事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代表：
G·季米特洛夫（签字）

斯大林答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问

（1943年5月28日）

　　问：“英国对关于取消共产国际的决议甚有好评。苏联对这一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的未来的影响，看法如何？”
　　答：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
　　解散共产国际所以正确，因为：
　　（一）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话就彻底破产了。
　　（二）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诬蔑，说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从此以后，这种诬蔑也彻底破产了。
　　（三）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四）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民族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扫清道路。
　　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的压迫。

　　（※采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文。见《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7—348页。——译者）

注释

^[1]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第七条第42页下。

^[2] 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通过的章程；引自德格拉斯编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集》，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1965年第2卷，第465——468页。

^[3] 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的引言。引自德格拉斯编的上述文件集第1卷，第162——163页，我引述的准则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大意；马克思在《章程》引言的此段全文复述如下：“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译注：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页）

^[4]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引自1873年9月27日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见本章附录之一第六条），把共产国际的解散同第一国际的解散进行比较，但并不提及这一根本之点。总之，文件中提出的解释解散第一国际的理由与历史真相之间联系很少。

^[5] 见俄国共产党（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签署）给其他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邀请书，邀请他们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引自德格拉斯编的文件集第1卷，第5页）。

^[6] 引自德格拉斯编的文件集第2卷，第472——473页。“为使革命工作与革命活动互相配合，并得到适当的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有国际的阶级纪律，为此目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各共产党内有最严格的纪律。国际的共产主义纪律，应该表现在把运动的局部的与特殊的利益服从于共同的与经常的利益，表现在无条件的执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作出的一切决议。”（出处同上，第525页）

^[7] 使用军事术语是共产国际所使用的语言的典型特征——我们今后可以见到，这是从布尔什维克的习惯那儿继承过来的。“共产国际”这个词来自俄文“共产主义的国际”的缩写。

^[8] 参见第六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任务的声明（第75、76点）；引自1932年伦敦现代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第21页。

^[9] 引自第七次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时的任务”的决议（1939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速记节录》第591页、第594页）。

^[10]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并经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任务的声明中指出：“在现代”，“可能”有三种类型的战争，“第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二，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或反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战争；第三，民族革命战争，特别是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与帝国主义镇压的战争有关。”（引自《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第21页）这三种类型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兼而有之，那么它该属于哪一种战争呢？

^[11] 除下列全文再版的文件外（这些文件是我们的主要资料），我还考虑到下列著作作为正式的说法：波诺马廖夫（与苏斯洛夫一起是苏共中央主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负责人）的文章《共产囯际》，载《苏联大百科全书》，1953年第二版，第22卷；《纪念共产国际》载1969年2月出版的《新国际评论》；威廉·福斯特的《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P·陶里亚蒂的《关于共产国际档案问题》，载《俄罗斯》1959年第7——8期；G·阿门多拉《共产国际解散二十五周年》，《马克思主义批判》1969年夏天，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了共产国际的新的历史（《共产国际，历史概要》1969年莫斯科版），我无法查阅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可是后来查阅以后，我对我所写的不想作任何改变，因为这部历史只不过是重复1943年所说的而已。
　　外界对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很多著作专门加以论述。我将列举的著作有：阿尔弗雷德·布麦斯特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后果：1937——1947年的经验和看法》（载《苏联研究纲领》，纽约1955出版）；艾尼·克拉盖的《共产国际的解散》（载《二次世界大战史评论》，1967年第68期）。在皮埃尔·勃鲁埃所著的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中，也附带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总结了托洛茨基有关这方面的观点；同样，伊萨克·多伊彻于1949年在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一书，和吉拉斯的《和斯大林的谈话》（纽约哈尔古尔·布拉斯和华尔特出版社1962年版，及1963年企鹅出版社再版）等著作都有论述。在1970年，巴黎贝约出版社《国际共产主义》一书中，多米尼克·德桑地以主要轶事形式，对此也有片断追述。
　　现在仅有的当事人的批评性的证明，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维尔吉科·弗拉奥维克所提供的。他作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作出这个决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后来，在1959年4月22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日报《共产主义者》上发表了他的声明。不过，该声明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只是证实了全体共产国际领导人所作的不过是顺从地接受来自斯大林的指示。

^[12] 这些文件在本章附录中。

^[13] 见上述第十一条注释中提到的文章，见1959年7——8月出版旳《俄罗斯》中的第480页。最近，意大利共产党历史学家阿尔贝多·格拉亚罗提到了造成“直到目前为止对这类研究缺乏俄国史料”这个“可悲的事实”（见《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一书，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普洛德奥出版社出版。葛兰西学院的西班牙文版第120页）。

^[14] 1967年，米兰弗尔特里耐利出版公司着手重版共产国际主要的公开文件。但最完整的文件集中在属于苏共中央的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和其他苏联机构。1935年以来，苏联没有重新发表共产国际第一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决议和报告；1941年以来，也没有重新发表苏德条约时期的文件。唯一允许交流的完整的共产国际文献，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关于共产国际的内部争论，我们能得到的唯一证据是从各种“反对派”那里来的。除托洛茨基和其他俄国反对派的著作外，特别重要的是1932年底在德国出版的德国共产党员阿瑟·罗森贝格所著的书（英译：《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1934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儒尔·汉贝特——特罗兹的《莫斯枓在巴黎的眼线》，巴黎裘利亚出版社1964年版；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的《铁托言论》伦敦威登弗尔特和尼古尔桑出版公司，1953年版，以及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塔斯卡的档案，见弗尔特里耐利出版公司的版本。

^[15] 波诺马廖夫著作见《苏联大百科全书》。

^[16] 引自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中文版第439页。1940年美国共产党由于法律原因被迫脱离共产国际，因而在1943年决议的签署者中，没有福斯特的名字。（文中着重号系原书所加。——译者）

^[17] 华莱士的讲话登载在1943年3月9日的《纽约时报》上。罗斯福要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传说一度在西方流传，然而没有确凿证据加以证明。布朗柯·拉齐契在1955年第135期《东方西方》杂志里驳斥这谣传指出，如果确有其事，在柯代尔·赫尔的回忆录中，或在爱里奥特·罗斯福关于他的父亲所写的《他所看到的世界》一书中会有记载。吉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的谈话》（1963年企鹅丛书，第67页）中提到这位苏联独裁者的一句话说，“西方人”从来没有要求解散共产国际过。

^[18] 甚至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的革命政策与来自莫斯科要求他们“温和点”的忠告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袖们，都表示无条件同意斯大林的声明（见杰吉耶尔同书第198页）。

^[19] 在第五章我打算详尽地考察一下斯大林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的政策。

^[20] 南斯拉夫是证明这一规则的一种例外。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尊重斯大林和邱吉尔之间达成协议的对半分的分配原则（见注释第二部分，注45），并且在1945年以后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

^[21] 共产国际章程第一条，于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1920年），（德格拉斯同书第1卷，第164页）。

^[22] 陶里亚蒂，同书第480页。

^[23] 见第三章。

^[24] 见本章附录，决议部分，第一点。这一定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文件或官方的历史文献中，已逐字逐句地抄录的不影响内容的情况下，做出了某些改变。因此，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战时“临时凑合的东西”。

^[25] 关于这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不想说什么，这种“坚持”在斯大林统治下仅仅是以一种“掺杂和伪造”来对抗其他几种“掺杂和伪造”罢了。但是，在那一点上，就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他们是没有什么“掩饰”的。如所有的共产党人那样，他们向来信奉这一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拿它作为唯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仍然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这是一种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主席团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其他问题上那样，是明显地有所掩饰的。

^[26] 关于这一点，见已经在第十一条注释中提到的艾尼·克拉盖写的文章：《共产国际的解散》。

^[27] 为了便于参考，这些支部都已编上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