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2019年）
论题7：
资本主义试图规训性（sexuality），而我们试图解放它。
乍看之下，如今的性别抗争呈现出一种明晰的路径：一方面是保守派，另一方面是性别自由主义。保守派试图将那些他们认定是违反了传统家庭价值观或神圣准则的性行为入罪。他们决心拥护那些看似是永恒的原则，用石刑惩罚通奸者和女同性恋者，并强迫男同性恋接受“转换疗法”（conversion therapy）；性别自由主义者则为性小众争取法律权益。他们也支持国家接受那些曾经是禁忌的关系和被鄙夷的身份，为婚姻平等权以及军队内部的LGBTQ＋权利而抗争。这边厢保守派要开历史的倒车——复辟父权制、恐同和性压抑；另一边厢自由派则代表了现代性——个人自由、自我表现和性的多元化（sexual diversity）。二者之间的抉择不是轻而易见吗？
然而，这两者不如其表面所示。一方面，我们如今所面对的性威权主义（sexual authoritarianism）并没有已成过去。这些禁令表面上作为一种永恒的神圣命令或古老习俗呈现出来，事实上却旨在建立一种“新传统”：性禁令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回应，实际上与其所反对的制度一样“现代”。同理，自由派所倡导的性权利（sexual rights），也只是以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性为前提。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是具有规范化、国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色彩。
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明白保守派的谱系。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在规训性，只不过手段和方式与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同。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尚未普遍建立，性的问题由原先的权威（特别是教堂和村社）处理，他们建立并执行规范，区分出所谓的可接受的性行为和有罪（sinful）的性行为。之后，当资本主义持续地重塑这个社会，产生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模式和规范——包括国家许可的性别二元论和异性恋本位。这些所谓“现代”的性别和性取向行为规范，约束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大都市和资产阶级，更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大众文化蔓延开来，国家也利用行政和镇压方式广泛建立这些规范，包括以家庭作为社会权利的基础。但这些规范并非未受到挑战。相反，它不仅仅与传统的性别统治相冲突，也和那些集中表现在城市、男女同性恋亚文化和前卫派当中新的性自由愿望相抵触。
后续的发展重构了性别格局。经历过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资产阶级势力开始软化，性解放的潮流已经不局限于亚文化而成为主流。结果两股力量的主流联合起来开始了一项新事业：在国家监管范围扩大下，正常化那些曾经的性禁忌，并以亲资本的姿态鼓励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和商品消费。
这种新的性别格局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决定性转变。随着资本主义越趋金融化、全球化和去家庭化，它不再坚决地反对关于酷儿和跨性别群体。大型企业也不再坚持单一的性别或家庭组成，他们大多乐意允许员工生活在异性恋家庭之外——只要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商场内循规蹈矩。同样，在市场中，性小众开始以诱人的广告图片、产品线、时尚生活的商品和包装好的娱乐发展小众市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贩卖性，而新自由主义以多种方式推销性。
当今的性别抗争发生在这样一个酷儿和女性主义运动、对性别流动的追求风靡于年轻人之间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法律胜利，包括形式上的性别平等、LGBTQ＋权利以及婚姻平权，当今越来越多国家确立这些法律权利。这些胜利反映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重要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但同样也是艰苦抗争的成果。尽管如此，它们的本质依然是脆弱且不断受到威胁的。新的法律权利并不能阻止社会大众攻击LGBTQ＋群体，他们仍然忍受着各种性别暴力、社会的污名和歧视。
事实上，资本主义金融化引起性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应。不仅仅有“非自愿独身者”（incels）残忍地报复女性，因为她们被“合法的男性所有者”抢走；也有一些宣导要保护“他们”的女性和家庭，使其免受个人主义的残害、消费主义的荼毒和“堕落”的侵害的保守派。这样的反应也可以在快速增长的右翼民粹运动中看到，这些运动通过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些真正的缺陷，包括资本主义无力保护家庭和社区免受市场的摧残，而获得了大量的支持。然而，新传统主义和右翼民粹运动都曲解了这些合理的不满，助长了资本主义所能接受的反对意见。他们指责性自由为罪魁祸首，要“保护”大众远离性，却掩盖了真正的危险：资本。
性别保守派的反面恰恰就是性别自由主义。即使在最理想状况下，性别自由主义是与这样的政策分不开的：即剥夺大多数人实现新的自由社会和物质先决条件，例如，国家承认跨性别者的权利，却同时拒绝支付性别转换的费用。性别自由主义同样与以国家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分不开，这种体系规范化并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制，同性恋者则是其牺牲品。性别自由主义看似重视个人自由，但它并没有挑战导致同性恋恐惧（homophobia）和跨性别恐惧（transphobia）的结构性条件，例如家庭在社会再生产的作用。
同样，在家庭之外，被认为是性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其实与资本主义价值异曲同工。如今建立在约炮和网约上的新异性恋文化，鼓励着年轻女性去“决定”自己的性欲望，但这依然是以外貌去评判女性，也充满了男性视觉的标准。新自由主义的福音宣扬“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实际上是鼓励女性取悦男性，以典型资本主义下特许的方式，赋予男性满足一己之欲的特权。
同样，新形式的“同性恋常态”（gay normality）预设了资本主义的常态。在很多国家，消费模式和社会地位定义了新兴的同性恋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对于那些针对贫穷和有色人种性小众的持续边缘化和压迫无动于衷，这同样体现在“粉红装饰”（pinkwashing）中；当权者以接受同性恋者作权宜之计，合理化他们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计划，以表示他们有“健全的思考和正当的生活”。例如，以色列国家机构塑造一种优越的“同性恋友好”文化，来证明他们对“落后、恐同的”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镇压是正当的。同样，一些欧洲自由主义者利用对LGBTQ＋人士的“开明宽容”，合理化对穆斯林的敌视，他们任意将穆斯林当作是保守派，却放过一些非穆斯林的性威权主义者。
结果就是今天的解放运动被双面夹击：一边意图把女性和LGBTQ＋群体移交给宗教或父权的统治，另一边企图把我们拱手给资本，任其掠夺。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者拒绝玩这个游戏，我们拒绝与新自由主义合作，拒绝新传统主义的同性恋恐惧和厌女，我们希望重振1969年纽约石墙起义（Stonewall uprising）[1]的激进精神，这是从亚历山卓·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2]到盖尔·鲁宾（Gayle Rubin）[3]的“性解放女性主义”（sex positive）的思潮，也是1984年英国历史性的同性恋支持矿工罢工运动[4]的精神。我们不仅为了将性从生育和家庭规范中解放而奋斗，也要从性别、阶级和种族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以及从国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畸变中解放出来而奋斗。然而，我们知道，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确保性解放的物质基础，建立广泛的家庭和个人连结，其中包括对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公共性支持。
[1] 指1969年6月28日凌晨发生在美国纽约市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的一连串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警员临检直接导致了冲突的发生。石墙起义被认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之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实例，亦被认为是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迹的关键事件。
[2] 亚历山桌．柯伦泰（1872年—1952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苏俄早期工人反对派成员。她是苏俄第一批女性民选代表之一，也是第一位女性部长和内阁成员——早在任何西方政府取得这样的成就之前——随后成为第一位女性大使。
[3] 盖尔·鲁宾（1949—），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性别政治理论家与倡议者。她写作的主题包含女性主义、施虐与受虐、性交易、恋童、色情、女同性恋文学，以及人类学研究与性别次文化史，且聚焦在都市背景。
[4] 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出现一个由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共同组建的组织“男女同性恋支援矿工”（Lesbians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简称LGSM），以支持罢工矿工。2014年一部由马修．沃楚斯（Matthew Walchus）导演的电影《骄傲大联盟》（Pride）描述这段历史。当年参与的运动人士也出现在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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