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幸福的结局，看透弱点但还是辩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1959）

32．幸福的结局，看透弱点但还是辩护^[1]

　　我想跳康康舞^[2]
　　就像蓬巴杜夫人^[3]一样，放荡不羁。
　　因为我们巴黎古怪的人
　　一心只想爱、爱。

——奥芬巴赫：《巴黎之爱》

　　店员倚在一尊食糖圆桶上，片刻陷入甜蜜的梦乡。那时，他感到这尊食糖圆桶重重地压在心上，仿佛有二十五磅之重。从青年时代起，就像茅屋里的一只狗一样，这只食糖圆桶就被缚在杂货店里。如果有谁仅仅从未完成的废弃书本中，了解这个世界的生活，仅仅从天窗中了解日落，仅仅从侦探小说中了解晚霞，那么就在内部留下一片空白：南部的所有油桶，北部的所有鲱鱼桶都不会填满，印度的肉豆蔻花就不会芳香扑鼻。

——内斯特罗伊^[4]：《他开个玩笑》

　　我们很熟悉，人们很愿意上当受骗。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愚蠢透顶。相反，因为人们生来快乐却感受不到任何快乐，或者，因为人们强烈要求快乐，呼喊着想要快乐。第一种情况有时甚至把聪明的人也变成单相的、单纯的人。他们轻信荣光，以至于闪光的金子无需承诺什么，只要它闪光，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不一会儿，癖好复发，期望这一次不再受骗上当。在紧要关头，这种癖好重又焕发活力，不想错过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这期间，新生的、初出茅庐的孩子不断成长起来，而新的骗子总是插手也许同样是长处的那个弱点。
　　毕竟这种癖好偏爱幸运，尤其偏爱微笑，而且，在这种癖好中，也并非一概包含着被痛打的意见，即招致坏事的意见。并非只有骗子才利用弱点，只不过程度大小罢了。人们到处寻找美的颜色，即使是没有价值的书本，看上去也充满了尘封的美的颜色。但是，富于特色的是好事多磨，苦尽甘来，可以说，甜蜜的东西是渐渐增长或螺旋上升的。生活是令人可疑的，但是，归根结底，生活是值得的、上算的。“结果好，一切都好”，这样，即使是饱经风霜、老于世故的人也会为之深深感动。
　　在这方面，有许多东西都在斥责最后的假象。试看，过去这种假象曾经造成各种灾祸，今天这种假象更是与日俱增地造成各种灾祸。在劳动不再带来快乐的地方，艺术必须代劳，以便给人带来愉悦，让人因煞有介事而感到快乐，期待所谓“幸福的结局”。这一点有助于听者坚忍不拔、持之以恒。
　　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或美国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最终并非一无所获，但是，它们丝毫也改变不了社会现实。电影观众和杂志故事的读者惊奇地发现粉红色的景象，仿佛这种景象就是当下社会中的规则。对于偶然的观众而言，只有偶然的因素才妨碍这种规则。
　　是的，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普通人晋升的机会越是微乎其微，赋予这种机会的希望就越是渺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幸福的结局”就越是不可避免。此外，还要加上所谓良好的开端这一“道德”剂量，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大富大贵或飞黄腾达。在杂志世界中，并没有太多的糖果。相反，只有有德行的人才拥有一个银行户头，而等待邪恶的人的只有不幸。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便发生最厚颜无耻的价值翻转。
　　富人旅馆到处都由善人居住。相比之下，许多所谓恶人饥寒交迫，生活在贫民窟里、监狱里。统治阶级既不会废除这些不合理现象，更不会否定这些不合理现象。尽管如此，统治阶级却把穷人判定为道德上恶劣的人。这些话不啻是被撕破的宗教教义中的陈腐的星期日说教，现在已经完全沦为彻头彻尾的伪善。化妆品工业也不例外。马克思这样写道：“如果货币带着一边脸上天生的血斑来到世间，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因此，生活的出发点越是更久地、更多地戴上假面具，人们就越是需要这种尽头的诚实的幸福。但是，幸福的结局不仅史无前例地变得虚假不实，而且变得平庸肤浅，以至于仅仅局限在汽车广告和香水广告的微笑上面。衣着讲究的绅士淑女充分显示没落社会的上流社会，但是，这并没有像洛可可艺术一样把这种结局压缩成甜蜜的生活。
　　市民财富的幸福本身变得无耻而空虚，事实上，这种幸福比死者本身更接近虚无。尽管如此，这种业已在手的、规定了的幸福的结局仍然欺骗数百万人，这些人用这种虚无缥缈的结局代替教会的彼岸安慰，而且仅仅为了欺骗的缘故而规定了这种结局。在金黄色的美梦中，可怜虫蹦蹦跳跳，凭着温暖的幻觉，坚信美梦成真：在资本主义中，至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凭借忍耐和等待，有朝一日一定会飞黄腾达。但是，对于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来说，根本不存在交易所的利润。在他那里，任何玫瑰红都以“黑色星期五”^[5]而告终。就视觉方面说，同样存在资本主义精巧绝伦的烟花爆竹，社会主义世界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在所有蜿蜒逶迤的闪电、璀璨夺目的星盒（Sternkästen）、绚丽多姿的炸弹（Prachtbomben）以及黑夜女王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威力无比的闪光雷炸弹，这就是事情的最精彩部分和结束部分。
　　无论资本主义在幸福的结局这个闷葫芦里卖什么药，它的日子今非昔比，大德国死路一条，当然美国会第一个完蛋，强装笑容也无济于事。在涂抹得花花绿绿的坟墓的这个世界中，美的东西以最平庸的方式变成极其可怕的战争开端。
　　综上所述，我们仅仅考察了所谓“幸福的结局”这一本身就是错误的假象的侧面。与此相反，不可听见的冲动（Trieb）却朝向美好的结果运作，这种冲动并不仅仅局限在盲目轻信上。即使骗子巧妙地利用这种冲动，它也不能完全（au fond）反驳这种冲动，正如“社会主义者”希特勒不能反驳社会主义一样。幸福的结局的冲动（happy-end-triebs）仅仅表明某种反抗自身理性的状态。但是，理性是完全可教导的、可校正的。
　　欺骗常常呈现出这种美好的结局，好像人们在不变的现行社会中，可以达到这种美好的结局，或者，在现行社会中人们业已达到这种结局。借助于此，认识使腐朽的乐观主义破灭，但是，认识并没有使基于美好结局的迫切的希望（die dringende Hoffnung）化为乌有。希望深深植根于追求幸福的冲动之中，因此，希望是不可摧毁的，而且，希望始终是历史的一个动力。希望乃是对清晰可见的目标的期待和憧憬。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意义重大，犹如给乏味流淌的时间长河注入了强大的助推剂。如果幸福的结局的虚构（Fiktion）抓住某个意愿，或者，如果意愿通过损害和希望而变得聪明，或者如果现实处于一种没有重大矛盾的相对均衡状态中，那么，可以说这种结局的虚构就会改变一部分世界，这就是说，这些假设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初始的虚构。
　　甚至如果我们有时坚信某物，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悖论：就强大的敌人，就恶劣的或然性而言，迫切的愿望和快活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如果缺乏目标的意愿内容，即使是良好的或然性也会被束之高阁、珍藏不用。但是，如果目标明确，即使是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做的，或者至少后来成为可能的东西。
　　如果一个渴望挣断锁链的人，不是采取积极的生存态度，即一心一意地反抗锁链，那么他连一次也不能指望挣断或成功地挣断最薄弱的锁链环节。一个人的目标变得十分渺小，这个人也就变得十分渺小。与此相反，在这个世界上，胸怀大志、一往无前的人一定能够快乐地成就丰功伟业。因此，我们必须在死气沉沉的沼泽地与生气勃勃的新住宅之间作出必要的选择。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下意识地脸红或自愿地害羞都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感受到了任何障碍物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同时逾越了这种障碍物，因为碰撞障碍物这一事实是以超出这个障碍物的运动为前提的。因此，在这种碰撞中萌芽般地包含了这种运动本身。这是客观因素中的最简单的辩证法的同时性，这种因素首先使人的障碍物一时变得充实完善，然后使人动员起来，积极克服这种障碍。于是，意识与另一方面相中介，转入争取幸福的斗争之中。在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中，我们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几乎得到如实的讯息传达。于是，心存不满的人就把各种现实问题看作是统一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境况多么恶劣？对于这种境况而言，社会主义的开端显得多么迫切？其结果能有多好，将有多好？这样的追问把障碍物变成接力队，另一方面，这种追问的前提是，指向目标的幸福始终停留在在场的过程之中。对于经济合目的性的无条件见识证实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法规将被人们认知和应用，将在其过程中证明自身的价值，必将收获良好的效果。因此，社会主义也没有必要借用其他的颜色、习俗、力量等，社会主义仿佛并不缺少自身独特的颜色。当这种颜色和支架位于逾越了的障碍物这一边时，或者，当这种障碍物设置得截然不同，以至于它不容易被改变其功能，或者会错误地被改变其功能时，社会主义就没有必要借用其他的颜色、习俗、力量等。社会主义拥有和保持通向幸福结局的独特的道路，作为文化遗产（Kulturerbe），社会主义也恰恰来自自身特有的创造性力量和独特的充实目标，在此，既没有半点夸张，也没有任何精神羞怯。
　　19世纪下半叶，新发迹的市民阶层黔驴技穷，单靠自身的独特性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个阶层开始收集各种装饰品和代用品，如小蝴蝶结、桌布、装饰过的房屋和图像、不可理解的图案、豪华的房屋正面、历史遗物等，凡此种种都是这个阶层独特性的替代品。与此相比，社会主义从不用陌生的牛犊来耕田，社会主义从社会批判角度揭露化妆舞会和骄傲自大，并从美学角度谴责这一切虚荣和傲慢。因此，市民阶层五花八门的装饰品与社会主义相距甚远。
　　在此，“创建期”^[6]存在各种异物（Fremdköper），这在社会主义中尤其显著。对社会主义而言，文化遗产同样没有通向最佳客厅的可靠路径。政治上，革命无产阶级哪儿也不接近小市民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承文化遗产呢？事实上，这样的继承是绝不可能实施的。因为如果一种实践在背后没有现实的理论，或者本身不具有现实的理论，那么这种实践在社会主义中是万万行不通的。是的，社会主义同样不能如此接受真正的文化遗产，即借以开始继承小市民阶层的文化遗产并从事自身的文化建设，好像这是一座业已完成的贝尔楼房（Bel-Etage），可以照旧继续修建。相反，社会主义建设冲动是文化史中的第一次道德建设冲动，旨在废除一切剥削及其意识形态，以此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社会主义这项事业既不是一片空白，也不是亦步亦趋，相反，这项事业力求红色与金色之间的颜色协调，一种显而易见的富丽堂皇、轮廓鲜明。
　　但是，在红色中，同时蕴含着金色，在传统中，金色与最好的东西有着内在的亲和力，并且形成古典特性，即不是作为从前的局部特性而是作为成长中的内容构成古典特征。^[7]因此，新鲜的空气和辽阔的广度属于这种结局，与此相应，在这种真实的结局中，人们不再依附于来自浮华装饰品的幸福的结局，并且不再依附于来自历史主义月桂树图式的幸福的结局。在通向真正的幸福的结局的流程中，有足够丰富多彩、兴高采烈的变革场所。但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抵达这些场所。如上所述，任何障碍物，当我们把它当作它本身来感受时，它就已经被我们超越了。但是，如果人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被预先描绘在真正的图像和概念之中，不是被置于一种重大的关系之中，那么，没有一种障碍物能积极地被超越的。
　　如果我们亲切地观察事情的结局，这结局并不总是轻浮和愚蠢的。追求美好结局的幼稚冲动可以成为明智的冲动，对终极目标的被动信仰可以成为富于经验的、充满呼吁的信仰。只要有谁能够超越对古老的、快乐的最后一轮舞的辩护，他就不仅仅是受邀观察饭局，而且部分地受邀进餐。渴望进餐的人对禁令偶尔神经过敏，他在想象与快乐的大筵席之间的现存社会形态中拼命地向前挤。与此相比，有的人压根就不相信任何幸福的结局，这种人就像甜蜜的骗子、婚姻骗子、尊奉为神的骗子一样，同样阻碍世界的变革。
　　因此，就像带有人工条件的乐观主义一样，无条件的悲观主义同样加速倒转社会车轮。但是，前者毕竟不是那么愚蠢，以至于什么也不相信。这种带有人工条件的乐观主义既不把鸡毛蒜皮的生活诱饵永恒化，也不赋予人类以某种麻醉的墓碑面孔。这种乐观主义并非赋予这个世界以死一般悲惨的背景，即在它面前，并非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去做的。
　　悲观主义本身属于腐化堕落，并且可以为这种腐化堕落效劳，与这种悲观主义不同，当经受检验的某种乐观主义从迷梦中恍然大悟时，它并不否认一般的目标信仰。恰恰相反，这种乐观主义寻找关于目标的正确信仰，并确证这种信仰。因此，一个改过自新的纳粹甚至比所有玩世不恭的人和虚无主义者享受更多的快乐。因此，不言而喻，社会主义的顽固敌人不仅仅是庞大的资本，而是司空见惯的漠不关心、悲观绝望。否则，也许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庞大的资本。否则，即使在宣传鼓动中出现这一切错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至于遥遥无期。因此，必须消除上述无条件的悲观主义，直到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中点燃社会主义的熊熊火炬，使他们了解到自身利益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一致。
　　也就是说，无条件的悲观主义陷入一种瘫痪状态之中，而最痴呆的乐观主义会处于事后如梦初醒的一种昏迷状态之中。持这种乐观主义的人们对最低生活费用心满意足，他们天天为面包而斗争，并为这种斗争中的可怜胜利沾沾自喜，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归根结底，这一切皆源自对目标的不信任。因此，对于这种不信任，重要的是首先进行突破。
　　资本除了传播虚假的幸福的结局之外，也致力于传播自身真正固有的虚无主义，这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虚无主义具有最强烈的危害性，并且，与幸福的结局截然不同，换言之，虚无主义是根本无法加以校正的，它仅仅借助于自身特有的毁灭表现出来。真理乃是虚无主义本身的没落，作为剥夺的和解放的没落，这种虚无主义的没落导致一种无限社会化的可能的人性。
　　因此，作为清除障碍的、指导构造的东西，真理绝没有悲伤也没有冰河。恰恰相反，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真理的态度都是批判的、战斗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在业已形成的东西中，总是定位于尚未形成的东西中，总是定位于可推动的日光的可能性中。批判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时刻作好不间断地通晓趋势的准备，敢于冒险尚未成功的东西。
　　因此，在正确的意义和道路上，只要不出现绝对的徒劳（恶的凯旋），“幸福的结局”就不仅仅是我们的娱乐，而是我们的义务。在死者埋葬其死者的地方，也许有理由发生悲痛以及生存状态上的挫败。事实上，在假绅士这个叛变者参加革命，直到革命爆发的地方，只有虚幻徒劳的祈祷：“今天，请给我们日常幻象！”事实上，哪儿也没有兑现资本主义账单的地方，也许恰恰促使破产者把一瓶墨水泼洒到全部此在的笔记本上，使其到处蔓延开来。这样，整个世界显得一片漆黑，任何检验员都无法追究黑夜的策划者。
　　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而这种欺骗比再也无法保存的那个耀眼夺目的外观更恶劣、更具危害。相比之下，历史源远流长，历史借以继续行进的工作乃是通向“善的存在可能性的事情”（gutseinkönnendensache），这一工作不是作为深渊而是作为山脉通向未来。人以及世界拥有足够美好的未来，没有对未来的这一根本信仰，任何计划本身都是徒劳无益的。

^[1] 在本章中，布洛赫概述了通俗小说中“幸福的结局”这一愿望图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幸福的结局”仅仅给小市民一种逃避现实的满足感。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追求美好结局的冲动可以成为明智的冲动，因为社会主义拥有和保持通向幸福的结局的独特道路。——译者

^[2] 康康舞（Cancan），19世纪末流行于法国的一种狂热而奔放的舞蹈，跳舞时，表演女郎身穿波浪皱纹的长裙，提着裙摆左右挥动，并向前高高踢直腿，令人眼花缭乱。——译者

^[3] 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即珍妮－安托涅特·博松（Jeanne-Antoinette Poisson），妓女，也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著名的情妇。——译者

^[4] 内斯特罗伊（Johan Nestroy，1801—1862），奥地利剧作家、喜剧演员，主要作品有《恶魔隆帕齐瓦嘎本都斯，或三个堕落的人》、《楼下和楼上》、《护身符》、《来自市郊的姑娘》、《无足轻重的人》等。——译者

^[5] “黑色星期五”（Schwarzer Freitag），西方人忌讳的不吉日子，即13日与星期五重合的日子。——译者

^[6] “创建期”（Gründerzeit），指19世纪德国和奥地利1873年股市大崩盘之前的经济发展时期。——译者

^[7] 在此，布洛赫用红色与金色形象地阐述了他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