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第七章 应该做（不做）什么
在长长的批评后，作者应该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好的，你会怎么做呢？”一种诱惑是聪明地拒绝开药方，说批评本身就有价值，不过这样做未免有点显得太胆小。
在大概能给出一个答案之前，我不得不说，金融领域的改革并不像我们有时争论的那样简单。如果你相信金融与货币有某种不解之缘——仅次于真正的生产活动而处于第二重要的地位，或者多年来已在经济实体中产生了某种稀奇古怪的联系——那么行动的路径就会清晰多了。但遗憾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论证事实并非如此。既然金融是昂贵的、浪费的，利润总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资本渴望流动和变现，那么金融工具就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实现的手段。如果内格利是正确的，而且他的确是正确的，货币有一张老板的面孔，那么持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成为老板。
如果事情真如民粹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所说，货币和信用是人为地稀缺，宽松地供给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彻底改善的话，那么一切就容易得多了。但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折磨每一个金融改革者。马克思认为，单纯的流通工具的变化并不能改变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深藏在金钱概念本身中的。对金钱的需要驱使工人劳动以及资本家竞争；它不是来自经济体系之外的东西，而是来自于经济体系深层。意味深长的是，任何对货币系统的攻击，实际上就等于对所有权和等级制特权的攻击。
宽松货币理论简单到对条件优惠的贷款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税收及其他形式的征收进行资本社会化。“‘信用赠与’的观念是‘财产即偷窃’这句话伪善的、庸俗的和焦虑的形式。资本家们被认为是被迫把资本分给工人，而不是工人们主动去拿资本家的资本”（马克思，1973年，p.123）。或者按美国民粹主义者的说法，被迫用优惠的条件贷出去。尽管中央银行把目标失业率定为5%要比6%对工人更有利，但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最近，我们看到建立本地货币——与全国性货币一道在小镇中流通的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纸券——的呼声日益增长，最著名的就是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小镇伊萨卡工时计划。不过这些计划的前途似乎很有限；它们似乎只适用于理发，但不可能适合剪刀，更不适合生铁了。只要兑换超越了本地范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自然地采用定价原则来代替平均主义，除非所有权发生了根本变化，或者企业互相联系的方式发生变化。“确切地说——劳动时间不能直接与金钱等价。因为实际劳动时间经常只会出现在某种持定商品上”（马克思，1973年，p.168）。一个理发师的产品不能与钢铁工人的产品互相兑换，他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先用货币来定价，然后实行兑换。那些伊萨卡工时券、联储内部票子和电子货币——可能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重要。
所以，对金融改革的呼吁只能被认为是对资本家社会权力的攻击的一部分。在本书写作时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那些曾经看来好像很温和的社会改革——甚至是我们已在美国看到的社会民主福利制度的微小方面——却被我们的统治者认为是对上帝赋予其权力的一种无法容忍的侵犯。自从1989年以来，对美国和西欧实行的这种福利制度的攻击的激烈化，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除非有整体没收的危险，否则老板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苏联尽管有其数不清的错误，对他们来说，总是代表着这种危险。尽管在今天看来，剥夺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仍然记着1968年从巴黎传来的那句老口号：要实际，就要做不可能的事。
根据一个社会改革的十点措施，我做了一个综合的评论与建议。首先分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观点，然后评论了一些纷杂的观点，最后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建议。但首先有必要记住，并非所有的以发展本地金融的名义去限制金融国际化的做法都具有政治进步意义。例如，这里是一位作者的观点：
因此，国家运用资本的任务就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了；只须保证将资本作为国家的奴仆，而不要培养其成为国家的女主人，这一点可由两个严格限制来定义：一方面，必须保持一个有足够偿还能力的独立的国家经济；另一方面，辅以工人的社会权力……股票交易资本同国家经济的严格分离有可能抵制德国经济的国际化，同时并不威胁通过与各种资本斗争来保证国家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基础。倘若我并不知道将会有最艰苦的战斗，也不去反对充斥敌意的国家，而仅仅是反对国际资本输入的话，在我看来，德国的发展要清晰得多。
那就是《我的奋斗》中的希特勒（1943年，pp.209、213）。人们应该始终注意那些仅仅批评金融而不批评资本的言论，特别是那些视国际化本身为邪恶的人[1]。
社会保障私有化：一个真正可怕的思想
没有什么比美国的一些要求社会保障私有化的公众演说更能描述出对福利制度攻击的激烈程度了。近来被公认为美国政治“第三条道路”的一些杂志旦冒犯它就会完蛋——如《时代》和《新共和党》，甚至还有由民主党主席提名的一个委员会联合签名以支持一个私有化的议程。而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自由权力的固有部分。但是，当1964年巴里·古德沃特提出社会保障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时，人们认为他疯了；而现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却印了这方面的说明小册子（科特里科夫，1995年），而媒体正在为将此计划推销给公众做着重要的工作。
由于这个计划不大可能靠自身优点在公众中推行——为什么要摧毁一个普遍使用的成功的、而且非常流行的系统呢？——所以它将依靠一些狡猾手段进行推广。诡计的精髓是：当生育高峰期的孩子们在21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开始退休时，这个系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银行破产的问题。这项预测的依据的正式来源是社会保障系统的受托人年度报告（受托人委员会，联邦老龄保险及残疾保险信托基金，1995年）。与官方结果一样，受托人给了三种预测：悲观的、乐观的和适中的。虽然每一预测都有很多相似的假设条件，但报表中的最重要事实是受托人假设在以后7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为1.4%（比1994年度报告的1.5%有所下降），这只是前75年增长率的一半，它只与20世纪1910~1920年的增长率相近。甚至在30年代，经济增长率也比这个数据要高（1.9%）[2]。我的模型使用了更高的增长率，它表明在更合理的增长假设下——即使2%的增长率，低于1915~1995年的2.3%的经济增长率——系统却并未呈现崩溃的趋势。因此，要么是受托人故意使用低增长假设以增加公众对系统的担心（这种说法受到系统审计师史蒂夫·高斯的强烈反驳），要么就是受托人预见到未来75年的大萧条。不管哪个说法对，这都是头号新闻。
经纪人和保险公司正在有意地利用社会保障中的不确定性以攫取新的利润。亚当·比尔·韦斯特布鲁克曾告诉《城镇之音》的雷斯利·沙万，说他的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也意味着对医疗援助和社会保障等机构所说的“我来照顾公众”的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他的研究同样揭示了一种增长的“授权”的感觉，也就是“我聪明能干，可自行决断”的信念。这也是韦斯特布鲁克的代理法伦·伊利戈特为客户谨慎公司所设计的“依靠你自己”的口号的意思。然而，该公司的新口号还没有来得及在世界各地叫响，它就因“广泛的欺骗性销售活动”以及在政策上对消费者误导和诈取佣金，而受到30个州的调查（斯科斯姆，1996年）。这纯属虚构：以波动和谣言为特征的金融市场被形容成如磐石般坚固，而60年来不间断地、无丑闻地发放着养老金的政府被看作是海上飘荡的小船。
私有化模式的典范是智利的养老金体系，它是奥古斯塔·皮诺切特将军的芝加哥学派专制的创造。这个模型受到加藤研究所和世界银行的竭力称赞。它以一种强制性个人退休金账户的方式为中心，涉及到的全部雇员把10%的收入投入几个经批准的共同基金中，而由基金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资（雇主则不用担负任何责任）。资金的注入为智利股市创造了奇迹，但根据预测，未来半数的退休者只能得到贫困线水准的养老金。对那些最穷的人，仍然有最低的公共养老金，不过只提供每天不到2美元（科林斯，1995年）。
尽管支持者爱宣传私有体系的“有效性”，但智利的体制很难被称为楷模。相互竞争的基金销售能力很强，而且投资组合经理有着巨额费用。把一切都算上，智利体系的管理费几乎占收入的30%，而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则远低于1%。由此看来，甚至12%~14%的美国人寿保险业的平均管理费也相对有效得多。
最后一点是，私有体系经济由于不可避免地将资金投入股市，而变得非常危险。当受到质问时，加藤研究所——曾邀请倡导改革的智利前内阁部长作顾问——的自由主义鼓吹者们作了两点总结：（1）股票的历史收益高于社会保险基金所含有的收益；（2）资金注入股市将促进实际投资。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金融理论无法很好解释股票的收益（证券收益的难题）。同时，注入股市的资金没有成为实际投资。面对这些，鼓吹者们只有东拉西扯，除了谴责“政府官僚”的管理能力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答案。鼓吹者也对公众自己管理退休金投资组合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即使是层次很高的人也搞不清利率中的基本数学，更不用说那些现代金融市场中的复杂问题了。
股市能否比公共系统能更好地解决生育高峰时期出生者的退休问题，这仍是个谜。从长期来看，股市应该与经济大体同步增长。它能够超过实际增长率的惟一途径就是利润在GDP中的比例持续增长。作为私有化者热衷的争论之一，历史收益数据假设红利和资本收益用于再投资，而实际上它们将用来向退休者提供资金。为了提供养老金，股市就好像一块巨大的旋转资金，这有点类似于公共系统，一些人的卖立刻就成为另一些人的买。当高峰时期出生的人为获得退休金而开始卖出股票时，价格就会下跌，除非从第X、Y、Z代人那里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当然，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一个人如果恰好在熊市时退休，那么他或她将面对惨淡的退休生活。
但不管是现行方式还是未来的私有体系方式，私人养老基金的概念都依赖一个经济幻觉。在《通论》的意义深远的一段话中，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在现代经济思想中几乎消失了的观点：
作为社会整体，我们只能通过实际生产而不能以金融上的权宜之计来提供未来的消费。到目前为止，由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把未来的金融供给同未来的实除供给分开了，这就使得保证前者的努力不一定能相应地保证后者；金融谨慎很容易破坏有效需求，从而损害人们的福利……
个人能够为了将来而积蓄钱财，但整个社会并不这样。只有通过实际的社会投资，一个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但在“金融安全性”的名义之下，金融市场会要求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缩减。在今天，任何人如果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会议中或在讨论中提出类似凯恩斯的观点，就会立刻被认为是发疯了。
这就是为什么本章没有提“逐步使用”养老基金的原因。彼得·德鲁克对70年代“养老金社会主义”的恐惧已在90年代的“资产组合的资本主义”中实现。毫不奇怪，因为资本很自然地会夺取工人手中的积蓄供“管理”之用。蓄积大量金融资产的观念应该成为攻击的焦点，而这些资金的用途并不重要。因此，应该通过征收财产税，而不是通过创造性的养老金工具，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瑞典工薪者基金的教训对养老金改革者是有借鉴意义的（普图森，1984年、1987年、1992年）。该基金最初是由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提出的使公司资本社会化的方案。在70年代中期的最初设想中，公司要给出相当于全年利润20%的份额，投入代表工薪者的基金。在以后的一二十年间，这些基金将取得支配地位，并最终控制整个瑞典公司的利息收入。这个计划惹恼了商界，他们千方百计去诋毁基金的信用。这项工作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事实上，基金从未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各工会给这个项目搀了点水，80年代早期采取了一种较弱的方案。这些基金很快就像普通养老基金一样行事。经理做了徒劳的立法努力后，开始进行股票交易以图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最终，在80年代末，工薪者基金被废止了。
为什么他们失败了呢？至少有两点原因。首先，商界认为最初设计的基金是对资本家所有权的挑战；这再次提醒人们，金融是公司统治阶层结构的中心。其次，因为它们（基金）太抽象而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但本质在于它们是对公司统治的挑战。如普图森（1992年，p.237）所说，“当集体持有的基金仅限于决定是购买沃尔沃还是萨伯公司的股票时”，它很难引起公众的热情。如果想让人们感兴趣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直接干预——积极的公共行业政策和公司内工人控制权的上升。从另一方面讲，股票市场就是金融家门前的草坪，任何在这里进行的游戏通常都得按他们定的规则结束。
使联储民主化
金融的民粹主义者们常常建议“使联储民主化”，即把它正在进行的工作公开化，同时它的委员会要通过选举产生。从本质上说这是个良策，但本章也注意到了这样做的局限性。
国会也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每个麻木不仁的情节都在电视节目中播出，但这一机构也做了无数有辱民主的事情。有钱有势的人能支使国会，而普通百姓却不能，这种不平等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凭什么对联储——或是对总跟食利者一条心的中央银行采用相同的做法就一定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呢？国会关于税收和预算辩论的场面从来没有让人为之一振。
暂且不提程序问题，中央银行的性质也许没有它所根植的各种金融机构重要。与其他国家比较就能说明这一点。在主要的中央银行中，最具独立性的要算德国的中央根行了，它的随心所欲即使是艾伦·格林斯潘也要嫉妒三分。独立性最小的中央银行是英格兰银行；它在17世纪诞生时就是服务于国家的私人银行。它于1946年被工党政府国有化，现在仍然接受首相的领导。现在必须承认，德国中央银行由于担心接管东德后会产生通货膨胀而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利率。但从长期看，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增长率和投资水平也好，贫困率和收入分配也罢——德国经济的表现都远远强于英国。
这样，我可以尝试着从对比中得出结论：也许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个好事物。但日本银行却是日本大藏省的下属，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表现都远远强于德国。所以，也许独立的中央银行并非那样好。
或许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与英美的倍受股市影响的松散型金融系统不同，日本和德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系统。相对而言，在日本和德国的体系中，股票市场在投资和金融监管中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很重要。更多地比较一些金融体系就会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高低并不是那么重要。
民粹主义者关于联储的评论过分强调了中央银行的自主力量而忽视了金融市场对它的影响：联储既引导利率也追随利率趋势。1994年的紧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债权人开始出售他们的证券，使长期利率提高，几个月后联储才把短期利率提高。他们大造舆论，促使联储实行紧缩政策。虽然联储已经开始紧缩了，但华尔街却要求更大的紧缩。相似地，格林斯潘敦促克林顿削减赤字是以取悦债券市场的名义实施的。总统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争得大众好感，尽管根据伍德沃德报道，他私下里持保留态度。如果联储将政策转变为长期的刺激模式，它将要面对来自债权人方面的压力。这可能会使短期利率下降，但长期利率可能会上扬20%。任何不顾金融系统的反应而单纯地进行联储的民主化都将很快面临这样的灾难。
当然，联储应该更加开放；其秘密状态应该结束；其自身的财务应该纳入联邦预算；它的成员应该在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方面具有更广的代表性，而且不再采用狭隘的、紧缩的经济管理标准。但这种转变只有作为更广泛的金融关系转变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社会化地投资
在过去的10年中——主要始于80年代早期清除在南非有业务的公司股票组合的运动——我们看到了超越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投资基金的骤增。这场运动的历史可追溯到更早——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一些墨守成规的人士建立了和平世界基金，并让两个投资组合经理——纽约的罗伯特·施瓦兹和波士顿的罗伯特·泽文——为注重利润来源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基金（金德、林登伯格和多米尼，1992年）。
除了南非，核力量和武器制造也是激励早期社会投资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初始的基金动力来自反对有害事物。近年来，用投资做积极好事的愿望增长了——如在贫困社区推动发展，又如，资助环境友好技术。社会投资（SI）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即，希望在实现投资收益的同时，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
屏幕
可以想像，从愤世嫉俗到胸怀远大，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这片土地上耕耘。社会投资的主流往往带有某些社会屏幕的特征。这层含义可以从最大的社会投资基金——工作资产在《第一读者》1995年5月6月的广告中体现出来。它说：“我们与标准普尔500不同。我们不关心肮脏的、衰退的行为，如重型设备制造、石油化工、军工、日用品、酒精和烟草。我们只关心未来的清洁工业，如公共关系、顾客服务、商业设备、高技术、金融、健康保险和食品制造。”虽然每个公司都被按照社会标准过滤，但在这一投资组合下的经济分析仍然是未经检验的。不用说，“衰退行业”的工资高，而“清洁行业”的工资低。如果没有生产计算机硬件所需的化工产品以及其中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那么通讯、商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产业又从何谈起呢？难道不是高技术行业产品促进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并使全世界布满了生产线吗？如果没有肮脏的火电厂发的电以及重型设备的建设，这些清洁的产业将如何存在呢？如果不是那些肮脏的重工业，作为资产公司的服务对象——中上阶层美国人——又能如何获得相当于第三世界平均水平50倍的收入呢？农产品的价格下跌趋势牺牲了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国和当地生产者，但食品制造业难道没有从中获利吗？[3]对烟草工业的道德说教虽然可以在讨厌烟草的人那里挣得光环，但对社会秩序不构成任何挑战，难道不是吗？金融业除了让富人拥有的财富成倍增长之外，还作了其他什么贡献呢？
从本质上说，社会投资者——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市场定位上，是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涂脂抹粉的部分。但社会投资者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人有金融资本，而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更尖锐地说，这如何造成了债权人凌驾于债务人之上的特权，以及一些人靠着别人的劳动而获利。
在CNBC有线电视1995年5月9日的经济新闻中，运作资产的头面人物索菲娅·科利尔说，标准普尔500股票的40%是“对社会负责的”。这等于说，这个巨大的国际公司没有问题，只有极个别的坏人而已。在金德、林登伯格和多米尼等人公布的对社会负责的领先指数中，包括标准普尔500股票的约一半，也许和科利尔心里想的公司是一致的。
社会投资主流对政治的考虑还不够充分。就其个人行为的实用主义信念而言，它是典型的美国式的。社会投资者也会形成奇怪的联盟。《美元报道》（1995年）的一期以赞赏的口气引用共同基金核心人物约翰·特普莱顿（爵士）对伦理的反映，而没有意识到或不关心“特普莱顿宗教进步奖”在1994年发给了迈克尔·诺瓦克。诺瓦克以为里根经济学、核武器以及阿根廷反不同政见者的战争做种种神学辩护而出名（亨伍德，1994年b）。该奖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杰出的伦理学家玛格丽特·撒切尔。
社会屏幕所不能说明的矛盾是，无论你如何包装，投资利润的根本来源在于不对工人的劳动进行补偿，而且他们依靠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即一些人有剩余财富，而一些人没有。当问及对这一现象的评论时，原来曾很激进的学者，后来成为股票经纪人的迈克尔·莫菲特说：“这是个问题”。莫菲特过去使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大多数社会投资者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
南非已不再是问题了，大多数流行的社会屏幕显示了上层自由主义者的关心：烟草、董事会中的女性、动物实验以及环境犯罪。而对装配线上的妇女、工会以及工伤等问题的关心则消失了。其中最受青睐的社会投资主流股票是华盛顿邮报公司，一家激烈反对工会的公司，它每天出版日报，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现状记录。
可供选择的借贷方式
然而，社会投资体系并不都那么传统，在某些方面它也正尝试着去改变财产关系。让我们从传统的社会投资开始，逐步回顾一下它的发展。随着社会投资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替代性”金融机构——社区发展银行（CDB）和贷款基金。其中社区发展银行最典型的代表是芝加哥南滩银行。其发起人说，它复活了衰落的城市社区，同时又有上佳的金融表现。这曾被一些人作为榜样在自由市场时代广为宣传，他们认为，这是私人部门代替旧式社会计划的成功。但是，布鲁克林社区资本银行的创始人林登·康斯托克在一次采访中认为，即使一家带有社会目标的私人社区银行仍然不足以替代公共部门投资。
1973年成立的南滩银行，是同类银行中历史最长、资金最雄厚的。它吸引了很多杰出的银行家和社区之外的很多存款者。如果你读过它发行的刊物，你会说：它干得太出色了！但是在外部人士对它的首次审查中，哈佛商学院的本杰明·伊斯特（1995年）发现南滩银行的实际表现没有它所宣传的那样好。与周围同等规模的银行相比，它的表现并不怎么样。追求社会目标也许可以作为推脱之辞。伊斯特通过研究1970年、1980年和1990年的连续的社区普查数据，比较了南滩社区发展银行的经济指标，他发现结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虽然南滩的失业率较低，但收入比周围社区下降得要快；他总结说：“南滩银行的相对表现要比周围的差”。伊斯特也承认，这样的比较在方法和概念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结果对社区发展银行是很不利的。
与南滩模式关系很密切的是大量的诸如社区发展基金等非银行贷款。社区发展基金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但它们也从普通的投资者那里接收资金然后向住宅重建项目、非赢利住房开发项目以及小企业提供贷款。该行业仍然是很小的。按照国家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NACDLF）（1996年）的统计，到1995年末，该行业贷款余额为1.08亿美元，资本金2.04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占1/3，其余为外来资金。在1986年开业之后的9年当中，国家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的成员共向56243户提供了住房贷款，其中73%是低收入居民；“创造并保持"了11313个就业机会，其中59%都是低收入者（其中51%为女性，37%为少数民族）。贷款损失大概是0.92%。
当然，这些数字要比一无所有强得多。但迄今为止它们也没有显示在国家的统计上。它们在10年里所“创造并保持”的工作总数，比美国两天正常的就业增长还少；所资助的住房，也只相当于美国10天的新建房屋[4]。
有一些以社区发展的名义所做的贷款，看起来很莫名其妙。在1995年的年度报告中，北卡罗来纳州市社区贷款资金贷出了2.5万美元在旧金山开办本杰瑞冰淇淋店，“将训练并为来自旧金山的低收入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广告中，一个面带微笑刚受雇用的年轻人声称“这项业务通过几种方式支持年轻人：在冰淇淋厂有工作训练，所获的利润又能创造新企业而使更多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受益”。
本杰瑞冰淇淋店是热情的资本家所喜爱的东西。但不幸的是，作为它自己的社会审计员，热情的保罗·霍根在该公司1994年的年度报告中承认，现实并没有支持其宣传，本杰瑞的雨林牌冰淇淋所使用的巴西果是当地居民收获的：
本杰瑞的雨林牌冰淇淋上的标签给人的印象是收获巴西果使当地的居民受益。实除上，巴西果并不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收获和销售的，而是由在森林工作了一个多世纪的巴西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所收获的。如果不是一些研究土著居民的专家认为这些项目的资金流动对于部落文化是一种损害，人们也许会说，究竟谁算当地人是很不重要的。资金的流入造成了不平等，对抗以及对西方食品的需要，同时使人们降低了对真实问题的关心。印地安联合宣言中说到：“……当我们的福利是基于西方市场的时候，我们社区的独立性是被削弱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销售项目以及自然资源，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土地并且有权说我们所需要什么，那么销售产品就毫无疑义……”第二点关于标签准确性的问题是：雨林牌冰淇淋所用的大部分巴西果是通过商业途径而不是替代资源获得的
[5]。
在第三世界国家，在通常的发展计划失败的地方，相同的小规模贷款也提供作为摆脱贫困的方法[6]。典型的南滩银行的替代发展计划的例子是孟加拉国格莱米银行，它只为妇女从事靠经营收益而摆脱贫困的业务提供小规模的贷款。格莱米银行赢得了光彩的记录，主要是基于它自己的说法和以前发表的良好记录。实际上，报纸关于这个银行也很少有不利的话，直到吉纳·内夫为《左翼经济观察》（内夫，1996年）做了实地调查。虽然它宣称减少了贫困，但它的大部分长期贷款者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虽然它宣称有商业生命力，但企业的运行只是基于慈善家的补贴。虽然它宣称提高妇女权益，但格莱米的贷款只不过将妇女非正式的家庭劳动正式化（阻止她们进入更自由的工资岗位），没有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自主权（远远不到一半的人对于以她们的名义进行的业务拥有控制权）。与此相对照的，印度自我就业妇女联合会（SEWA）提供信用，但这只是作为教育和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而格莱米银行以男性为主的贷款官员说出了实话。
像格莱米这样的小型贷款计划——世界银行、希拉里·克林顿和花旗银行一直充满热情地支持——的吸引力在于：对于像自我就业妇女联合会这样的真正的自治组织，以及昂贵的公共计划（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投资）而言，它们是一种成本很低而又没有威胁的替代。
这也许是世界银行在过去50年中到处贷款的教训：想靠借款摆脱贫困，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财产的再思考
比新时代银行更有前途的是能改变财产关系性质的一些策略。比如社区土地信托（CLT），它是“民主控制的非赢利性公司，具有开放的会员资格和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其目的是为了社区的利益获取土地并长期持有土地。土地通过长期租赁提供给家庭、公司及其他将来在土地上可能拥有建筑物的组织。通过限制租赁土地的转手销售而为未来的目的保持财产的有效性”（《社区投资观察家》，1995年）。社区土地信托由以马萨诸塞州为基地的社区经济学研究所（ICE）的创办人拉尔夫·波斯第和鲍勃·斯旺在60年代创办的。拥有社区土地信托土地的人可从他们对建筑物的修缮上获得补偿，但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销售。这个观点是把土地与财产市场永远分开。相似的一个观念是可以在城市中采用的“有限财产合作”，即，居民可以从合作机构购买一套公寓，在他们离开时再把公寓卖给这个合作机构——合作机构根据他们对房屋的改善以及一般的通涨水平给以适当的补贴，但是住户不可能通过这种方法牟取巨大的交易利润。
前社区经济学研究所董事，查尔斯·马太（个人交谈）提到：个人曾要求获得财产的增值。但是除了他们所作的改善之外，财产的增值主要是社会活动，诸如基础设施发展和总体经济增长的结果。他说，社会收益由私人获得是根本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对社区的贡献很少，却因为住在那里的时间正好赶上土地升值的时候，这就更不公平了。
社区土地信托仍然是不引人注目的。到1995年末，在美国只有90个。按照全国社区发展贷款协会的通讯（《社区发展观察家》，1995年），社区经济学研究所“是先锋中的佼佼者”，它在1979年成立时拥有的权益资本为53.1万美元，1995年发展到了2600万美元。按照联储资金流账户，到1994年，美国社区土地信托的全部土地、建筑物及其他有形财产的价值达到了将近20万亿美元。社区土地信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人们对不能改变财产关系的机构的怀疑的理由之一是：那些机构和人员往往以良好的初衷开始，而在结果时却再生了他们原想纠正的毛病。美国充满了社区组织和非赢利的房屋开发商，但现在除了风格上的差别，它们跟传统的地产开发商和银行没什么区别。福特基金会拥抱社会发展计划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机构没有一个善于找出潜在的害群之马并能把它驯化（不仅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
向富人征税
以上谈到的很多方法只是概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偏好市场的方案。这些常常是被当作针对老问题的新方法，但实际上它们总是老方法的新翻版。我想起了卡尔·卡洛斯关于心理分析的评论——疾病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去治愈。
如果老思想能够轻易地成为新思想，那么为什么不维持一些比较好的老观点，而却非要翻新呢？比如，资本控制曾经是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基石，但现在被认为过时了。但为什么呢？为什么外资流入和流出不需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呢？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为什么资本控制不能服务于比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更具人情味的经济方式中呢？有人说现代技术使得逃避这些限制更容易，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技术使做这些事更容易。主要的障碍并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而且政治上的障碍并不是很小的）。
正如后来成为政治顾问的记者杰克·布顿对《国王的人》一书作者威利·斯塔克所说，也许最不流行的观点是向富人征税。大大提高占人口1%~2%的最富的人的收入所得税能为各种公共计划提供资金，从义务教育、儿童保健，到公共就业计划。对财产以及收入征税将是一个用于提高公共物品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好方法——向城市改造、公共交通、替代能源研究和环境整治提供资金。两种征税形式的美好的副作用是将减少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和社会力量。
收入所得税是相似的，但财产税不是。华盛顿只有在富人死的时候才对其财产征税，而且财产税有很多漏洞，经常被认为是“可交可不交”的，因为任何一个有时间同时也有精明律师的人都可以钻空子。
在1990年，11个发达的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开始征收一些财产税，尽管这给富人增加的负担很小。按照爱德华·沃尔夫的估算（1995年，第8章和第9章），如果采用瑞士财产税体系，1989年将征收340亿美元；德国体系，680亿美元；瑞典体系（从被保守政府否定以来），3290亿美元——而同年联邦收入所得税总额为4460亿美元，赤字为1520亿美元。
所有三个模型均不考虑家庭影响以及来自财产税的养老金，德国和瑞典还不考虑人寿保险。所有三个国家对穷人和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征税。只有瑞典的税收体制对中上阶层有一些税收：财产在7.5万~10万美元之间者（在1989年）将面临一个相当于现有收入所得税15%的税；10万~25万美元之间者，为收入所得税的39%；超过25万美元，税率将接近或高于现有的所得税税率。很明显，瑞典与其他两个国家不同，它的税制会对经济、财政和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瑞士的系统对不是百万富翁的人基本上没有影响，德国的系统对财产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没有影响。即使这样，在公众服务急需资金的时代，收上来的税还是很可观的。
除了涉及保护私人权益之外，对财产税很少在争论。虽然一些老年家庭的收入低于青年家庭，但财产税对老年家庭的影响可能大于对青年家庭的影响。但是精心设计的税制将能减少这种影响[7]。当然，财产税从定义上只影响在银行拥有大量存款的人。富人及其说客毫无疑问会声称财产税将大大影响储蓄和投资，美国的财产税和收入所得税都很低，但美国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在第一世界里是最低的——比瑞典征税时还低。更普遍地讲，“这里好像没有强烈证据表明财产税的存在限制了储蓄”（沃尔夫，1995年，p.54）。如沃尔夫所指出的，瑞士的向富人征税使关于资本流动的争论有点难以维持，因为这个国家是投资目标，而不是投资源泉，且只占世界投资的很小一部分。
另一个旨在改变行为而不是提高税收的方式是对证券交易征税。对证券交易征税以限制交易量的观点可追溯到凯恩斯（《著作集》VII，p.160），他对比了英国和美国。英国的交易佣金和交易税都很高而美国的都很低。他说：“在所有的交易中引入实质性的政府转移也许是最可行的改革，以削弱美国经济中投机者对企业的统治”。凯恩斯提出购买证券应该是“永久不变的，就好像婚姻，除了死亡和其他灾难的原因之外永远不变”。当然，现在除了死亡和其他灾难的原因之外，婚姻关系仍可解除；没有人会认为离婚比60年前更难。但如果您认为交易量的增长提高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以及金融活动的过热，那么交易税就是简单而且是有潜力的有力补救。这不是食利阶层的安乐死，而是致命的打击。
在美国，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成本是最低的，与其他主要股市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成本差。按照《罗塞尔证券报》1992年的数据（肯贝尔和富洛特，1994年引用），美国交易者支付交易金额的0.3%作为佣金和费用，或者按市场行话说是30个基点；其次是英国，50基点；在其他市场上，是60基点或更高。另外，有80%的国家对顶层经纪人征收税或费。英国的这项税收大概还有50基点，这使得股票在英国转手要支付相当于美国3倍的费用。这样，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它同时也是最优惠的市场。
交易税的征收说来容易，实际却很难。因为投资者会千方百计地避开它们。投资者以及银行家将会发明新的不列入税收范围的工具，或找出漏洞，或把它们的交易转移到国外。如果他们不能避税的话，才会减少交易。这并不一定是坏事情；交易税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交易者的行为并提高税收收入。但是要想二者兼得就得仔细设计交易税。
有一点很明显的：交易税必须对交易者征收，而不是交易本身；对交易合约，而不是具体的证券。如肯贝尔和富洛特的数据显示，瑞典对经纪人的征税很容易通过在伦敦和纽约进行交易而避开。但英国的交易税是根据所有权转移而征收，这使得英国投资者很难避免。类似地，纽约和太平洋股票交易所都征收的本地税——这是两地爱管闲事的人提议的——很容易避开，但作为美国居民购买者和销售者的税是无法逃避的。对股票交易的税可通过做期权而避开；对注册证券的税可通过柜台交易避开。对基于法定所在地的税可通过把公司总部挪到加勒比海的免税小岛上来避开。仅此一回，聪明的律师可以通过设计交易税来阻断避税，而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
一个广泛的精心设计的税制，收上来的税可不是小数目。根据迪安·贝克、罗伯特·波林和马克·沙泊（1994年）的估计，如果按1992年股票交易50基点的中档税收，债券按期限每年1基点（30年债券即相当于30基点），衍生物按相应税率征税，那么从交易中每年可征收600亿美元，即使交易量下降一半也有300亿美元。这仍然使得股票交易的成本远远低于英国的水平，尽管英国的金融部门也很发达。贝克等人建议税收收入要用到教育、军转民和环境研究与整治等方面。
詹姆斯·托宾（1995年）曾更温和地建议对外汇交易征收0.5%的税，以降低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做一般交易的人也许觉得这个税率可以忽略，但那些试图从外汇汇率的每个变化中牟利的人就会发现这很麻烦（如果0.5%不够高的话，那么它可以是任何一个能起到这种作用的百分数）。托宾希望仅对即期市场交易征说，不包括衍生物。他说，在即期市场上价格是固定的，而衍生物市场只反映但并不形成即期价格——虽然他承认自己对这一点不十分确定[8]。除了减少波动外，托宾也想恢复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谨慎态度。托宾说：“我不认为市场总是把它应当采取的规则强加给中央银行”。由于无知、顽固和错觉，市场可以把与国情不适应的政策加到某国头上，而托宾认为他的税收会减少这种压力。对于避税的企图，他说，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来管理——用税收作为成员的条件。税收收入可以被用于“有价值的国际目的”——如资助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后一机构对于建立托宾不满的无国界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自由人士似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矛盾问题。
托宾认为，对于股票交易也应征收类似的税。但来自20世纪基金“市场投机及公司治理工作小组”的温和的正式劝告（1992年）却向托宾表示异议。这个报告的核心是罗伯特·西勒（1992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内容涉及市场过多的波动性，以及按股票价格的运动引导实际公司运作时的风险。在提出了有趣的问题之后，基金委员会的大人物反对交易税，他们宁可倾向于机构投资者的意识革命——新的耐心和自律文化的发展。这对于任何经济专业的学生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大人物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金融、法律和联储等部门；其余的人是有把握的学者。非金融公司几乎没有。托宾礼貌地写到，“‘工作小组’如此不耐烦地处理金融市场的麻烦是错误的”（20世纪基金，1992年，p.23）。托宾从来没有说过股东们所服务的社会目的——但是如果他那样做，20世纪基金将注定不会让他当委员会成员。
除了他们的财产面临直接没收的威胁外，没有什么事情能像这种事那样让华尔街人尖叫起来：断定他们的追求是毫无意义的或有害的，并且他们的行为应该像排放有害物那样被征税。能够听人尖叫也许是交易税的另一个好处。
拒绝货币
比征税更激进的是哈利·克利弗（1995年）的所谓的“颠覆货币的法令”。如马克思所说（内格利强调），如果货币和信用是社会力量的形式——债务与财政危机被用来强化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那么拒绝这种关系将严重打击正统的秩序。克利弗认为，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政策，通过他们过分的慷慨，削弱了资本家的力量并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黄金时代，提高工资和福利也具有同样效果。这种分析思路的优点之一是，它使预算技术过程明显政治化，并且在介绍资本主义的反击时代时强调了纽约财政危机的重要性。二十多年以后，这些反击仍在全力推进。
恢复福利国家是一种行动路线——也许有些无聊，但对于任何激进的计划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像慷慨的安全网那样能推动非精英分子的活动自由。颠覆货币的更加激进的一种形式是有组织地政治性拒付债务，这在南非针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决战中用得很成功。很难想像，如果美国民众为反叛思想所激励，纷纷在他们的VISA账单上签上“拒付”，将会出现什么情景。但是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公司改革
最后，由于这本书的大部分是讨论大型私营公司证券的，因此这里就是本章结束之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降低金融和股票市场的治理作用，以期使之最终消亡。公司应该逐渐处于由工人、社区、消费者、供应者和公众组成的混合体的控制之下；当然，用几句听来有些道理的话说说是很容易的，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政治上，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9]。
当前时髦的是把很多外部董事引入董事会，用“独立”监督的名义取代了被认为是内部人士的工会代表（布莱尔，1995年，p.81）。这也把公司主要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排除在外。这与日本“相互持股，相互监督”的治理结构正好相反。
日本的“相互持股，相互监督”机制看起来是对大公司所有权社会化的一个有希望的模型（小公司可以采取合作形式）。如果银行不是处于按利润原则经营的中心，人们很容易想像出由公众拥有、按照社会原则运行的银行；不同的社会化集团将围绕着被组织起来的归不同公众所共有的银行，在一个广泛的、公众制定的宏观经济计划下运作。银行将从个体和机构那里把剩余资金收集起来，然后以较低的利率借给他们自己拥有的企业。储蓄者届时将按照收益大小得到利息。公司将由代表所有这些成分的董事会管理，而银行则发挥长期的监督作用。银行将自行向中央银行负责，中央银行按照以民主方式达成的先后顺序提供资金并引导投资。那些提供很少资本或者不提供资本，而且提不出好建议的外部股东，将不再需要。
我意识到这样开出的药方——有些像市场社会主义——问题很多而且不切实际。但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按照约翰·卢慕尔的方式为未来社会提供一个精确的蓝图。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可以是有用的思想实验，但除了作为长期的理想之外，它们在政治上的用处很小。未来的社会必定要在实验和斗争的基础上从这样一种形态中演化出来。我只不过是按照个人的观点勾勒出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罢了。这些结尾的文字只是旨在结束货币统治设想的初稿。货币专制有时是不容易察觉的。
注释
[1] 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如跨国公司的行为，是要受谴责的。但是，认为大同思想很危险而带有的排外情绪，经常把早已存在的当地结构以感情化而抹杀了。
[2] 一种关于低增长的解释是：劳动力在今后的70年与在过去的70年相比增长很慢；这是由受托人和系统的公证人高斯所提供的确切证据。经济的现实是，劳动力的下降将抵消生产率的提高（克拉特、普特巴、施内尔和苏默，1990年）。克拉特等人认为人口的老龄化也导致储蓄率降低而不是提高——这与传统观点正相反。
[3] 这不是认为现代化是坏的而当地的生产方式将永远保持不变。但那些既想牟利又想受道德尊重想法是矛盾的。
[4] 国家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在1986年开始。在1985年末和1995年末美国工作共增加1962万个，平均每个月16.4万个，每工作日8000个。在同期住房平均每年增加140万或者每个工作日5700个。
[5] 关于本杰瑞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业务的缺陷，请看参考文献中艾丁的连续报道。艾丁的出名是由于揭露了另一个保健品商业项目中的欺诈。
[6] 如果你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使穷国摆脱贫困的话，它就是失败的。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从世界上的穷国搜取资源、资金和劳动力，那发展一直是成功的。
[7] 社会科学家喜欢说“福利继承的整体转移”——福利好像有产生新福利的可能性。他们对研究特权的整体转移缺乏兴趣，但是财产税将要想减少精英的继承还尚须时日。
[8] 由于期货和衍生物市场是相互联系，很难想像它们能由于税收的原因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如果目的是要改变行为的同时又提高收入，免税根本没有意义。
[9] 这不是说希法亭的观点是以人民的名义抓住了几个大银行就等于可以推论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企业内部的关系（即单纯的工人控制）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计划联系以代替市场/竞争关系）必须同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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