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解构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罗莎·卢森堡，解构主义者？

　　这一思想同时还在学术界、在大学出版物中找到广为讨论的变形，政治经济学者厄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和极端民主。论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一书被视为这种思想的宣言。这本书试图以当代左翼学者的语言来表述理论的“卢森堡路线”，作家彼得·维斯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他作为批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者曾经长期追寻某种自己能够引证的传统。拉克劳和墨菲的出发点是在他们撰写小册子的时代随着学生运动最后残余的失败取得某种声誉的“新生活运动”：“新女性主义的出现，在种族、民族和性方面的少数人的抗议运动，反体制的、由人民的边缘阶层所领导的抗争，反核能源运动，在资本主义的边缘的各种非传统的社会斗争形式，所有这些都包括了社会冲突在对象更宽广的层面上扩展，它将有可能实现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进步。”（拉克劳/墨菲，第31页）

　　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之所以能够这样谈论和思考，是因为两大前提条件业已具备：第一，这些运动还没有由自发的早期阶段最后进入国家承担的比如在德国是红绿的渠道。第二，运动的多元的分歧的思想，“少数派的拼接布”（利奥塔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左派的资产，随后它们被右翼种族多元主义者据为己有，这些人和左派一样，一开始是在法国出现（阿兰·德·伯努瓦、罗伯特·弗利森、罗杰·加洛蒂），被视为当今复杂的“文化斗争”的宣传者的先驱。拉克劳和墨菲期望的“斗争的增长”，随着东欧集团的崩溃而变得血腥严肃。但是拉克劳和墨菲涉及罗莎·卢森堡，是因为他们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视为新形式的政治主体性存在的证据。因此，有些事情人们只能回溯这一时刻才能理解，因为卢森堡曾经同社会主义阵线的分裂有关。例如，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的分裂是一种辩证的分离，在俄国一个离开另一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德国却已经做到了。而且，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这一区别及类似的区别时曾经显示，个别斗争和普遍斗争及其他个别斗争有时是可以同时发生的，有时却不行。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多元性，是卢森堡的比始终错误强调的自发性要重要得多的成果。在此方面，被忽视的是，罗莎·卢森堡之所以研究条件的多元性，是因为她希望知道，在哪里、什么时候情势成熟到可以发生革命。在她看来，只有所有的有利因素（这些因素即卢森堡发现的多元性）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生在某个时刻必然发生的事件。

　　拉克劳和墨菲完全将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关于决定论问题的辩论当作是全无必要的，决定论问题不仅同卢森堡的罢工著作相关，而且首先同主要代表作（《资本积累论》）相关，即，关于在何等程度上人们才能说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重要争论。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价值增值或早或晚会遇到一个绝对极限，因而帝国主义没有未来，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而不需要罗莎·卢森堡描述的那些必要的环境、战略要求等等来将其摧毁，因而彻底失去了价值。地缘政治战略的空间秩序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圆饼，从这个平面上产生了所有的瓜分斗争，这一理论的中心前提尽管是错误的，但是它也得出了某些正确的结论。然而，拉克劳和墨菲的讨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糟糕的过分的决定论方面，却大为忽视了历史特点，以便谈论“逻辑”、“二元论”、“解构”，从这些话语中也不能总是看出，这里比旧的有吸引力的套语“辩证法”、“基础”和“上层建筑”究竟好在哪里、聪慧在哪里。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模棱两可性”被看作纯粹讨论的形式，它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自己提供营养，而不是她的政治形势的特别结果。将卢森堡的文章和行动列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的情况不再发生。因力量关系导致的观点的摇摆不定，被认为是事实的模糊不清。与此同时，人们离开了论题的天堂，重入历史的地狱，很快发现，斗争对经济条件的阻挠（工人和百万富翁都为环境问题担忧，那么这不是阶级问题了吗？）始终被各种运动（及其思考者）所强调，这些人被其他人当作依赖工资的劳动者，比如，自由业主、公职化的学者以及为反对核电站而抗议的葡萄园种植者。对于这些阻碍者，罗莎·卢森堡可能会说些什么，是不难猜测的：只有他们结合到关于所有权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当中，除了一本美好的书、一些令人兴奋的小品文以及一个绿党外交部长，还会产生别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