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和战争：尤尼乌斯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朋友将要对这样的句子“事情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屏住呼吸，这个导论段落并非摘自社会民主党的著作，而是来自由表现主义诗人和经纪人弗兰茨·普芬菲尔特印刷、由罗莎·卢森堡1916年不是以她的本名，而是以笔名尤尼乌斯出版的小册子中。这个小册子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没有经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对出版物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加严格的战时检查。她为此分析采取的、在一开篇就抛出的气息，在火力上只有卡尔·克劳斯当时在同样的主题上的话语才能与之比较——它开始于这样一个时刻：战争从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状态，罗莎·卢森堡宣称的末日审判，即：

　　在和平时，我是一个奴仆，
　　因此，在战时我才是公正的，
　　一直像牛马一样劳作，
　　从战争中我只是获得了力量，
　　因为我在战前一直在服劳役，
　　前线反而使我得益。
　　也许要像一个劳动的牲畜一样
　　服务于沉重的工业。
　　祝福克虏伯和战争!我是一个德国人！^[1]

　　“陶醉状态过去了。大街上的爱国主义喧嚣，对黄金汽车的追逐，接二连三的错误电讯，被霍乱杆菌污染的水源，俄国大学生们向柏林每一座铁路桥梁扔炸弹，法国人经过纽伦堡仓促逃走，侦察密探的民众在街上的蛮横行为，潮涌般的人群挤向食品店，那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爱国主义歌声响彻云霄；全体城市居民变成了暴民，准备进行告密，虐待妇女，狂叫乌拉，自己也由于听信荒唐的谣言而达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这是一种杀人祭祀的气氛，一种基什尼奥夫式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只有街角上的警察才是人类尊严的唯一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戏演完了。〔……〕事情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城市化为瓦砾堆，农村成了墓地，土地荒芜，居民一群一群地去求乞，教堂充作马厩；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联盟、最神圣的诺言、最崇高的威望，一概被碾成了齑粉；任何一个奉天承运的君主都把他在敌对方面的远方亲属视为白痴或者反复无常的小人，任何一个外交人员都把另一方的同行当作老奸巨猾的恶棍，任何一国的政府都把别国政府看成本国人民的灾难而使之受到普遍的蔑视；在威尼斯，在里斯本，在莫斯科，在新加坡，都发生了饥民暴动，而在俄国鼠疫横行。到处是一片贫困和绝望。面目破碎，名誉扫地，浑身血腥，遍体污垢，——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它就是这样的社会。当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温文尔雅，装出一番尊重文学、哲学和伦理学，遵守秩序、拥护和平和以法治国的样子时，这是看不出来的。张牙舞爪的野兽，群魔乱舞的无政府状态，令文明和人类窒息的乌烟瘴气，——这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来面目”（W4，第51页及以下几页），以及毁灭性的一点：“在这种混乱之中，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历史灾难，国际社会民主党投降了。”“现代无产阶级在经过历史的考验后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无产阶级的错误也像它的使命一样重大。没有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可以给无产阶级指明它应该走的那条路。〔……〕现在讨论的是现代工人运动发展中最近45年这一整个时期。”（同前书，第53页）一旦情况变得严重，这么多的希望建立于其上的联盟就失灵了：“当重大的历史考验到来时，德国的情况怎样呢？完全堕落了，彻底破产了。哪个地方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像德国那样全力以赴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毫无反抗地忍受了戒严，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压制报刊，扼杀舆论，彻底放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不仅是国际的最强大的先锋队，还是它的智囊。因此，必须对它本身和它的堕落进行分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自我觉悟的过程。”（同前书，第55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

　　三个问题引导着这一分析：世界大战本身是如何形成的，社会民主党为何在战争方面失灵，以及它必须做什么，以便度过这非常严重的羞辱？为了解释，罗莎·卢森堡以高分辨率的概念放大镜首先考察同党诋毁的纲领的决裂，从而察觉到这一显著事实∶事实上根本没有能够导致可耻结果的明确的理论的或者政治的进程—反之，在大反转之前，不但党的大人物（她引用了倍倍尔的话），而且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都努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履行其义务。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再提醒人们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运动事业的最糟糕的背叛，但是罗莎·卢森堡却表明，同意发行战争债券，事实上对皇帝屈膝，正如她所描述的，都“闻所未闻，无例可循”。因此有必要找出导致这史无前例的事件的深层的、影响深远的客观原因。就德国社会民主党来作说，无法回避以“祖国在危急中，保卫国家，为了生存、文化和自由而进行人民战争”的名义来进行煽动。“但是，如果说8月4日德国的国会党团提出的口号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做时它对工人国际的评价就不只是针对这场战争，而是针对一切战争而说的了。自从有现代工人运动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同各国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间出现鸿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互相残杀和互相灭绝。”（同前书，第64页）罗莎·卢森堡说明了国会议员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70年7月21日的行为，当时他们对和法国作战的“王朝战争”的资金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宣布支持当前的战争，因此我们在表决时弃权。同时我们表示满怀信心地希望，欧洲各国人民将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得到教训，全力以赴，夺取他们的自决权，并消除今天作为一切政治和社会罪恶的原因的暴力统治和阶级统治。”（同前书，第65页）那时候人民的大多数都认为，战争保卫德国的国家生存利益，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这次它改变主意了，而且分崩离析了。这一转变不是完全的，也不是突然的：“在一周以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还在大声疾呼，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一种犯罪的挑衅行为，并且希望德国政府发挥阻挡和抑制维也纳的战争贩子的作用。整个社会民主党和整个德国舆论界深信，德国政府自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将不辞劳苦地去维护欧洲的和平。”（同前书，第71页及下页）

　　人们能够这么老实地相信当权者的爱国责任心，是因为导致战争的历史对他们来说确实完全是王朝事务，是加冕的首脑们的一系列国家行动，而不是有着其自身规律的经济-政治宏观进程。反之，罗莎·卢森堡不是援引打开的保险柜（里面装有德国和奥地利或者其他某个秘密的行为体之间的无耻勾结的证据）来解决被多次讨论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注意到报纸的经济部分：“帝国主义在德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的，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这种兴起的纯粹形态。帝国建立之后，这里的大工业和商业的空前繁荣在80年代表现出资本积累的两种典型的独特形式∶这里的卡特尔是欧洲最强大的，银行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其集中程度是最高的。前者使重工业，即同国家供应物资、军备以及帝国主义企业（修建铁路、开掘矿藏等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资本部门成为国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因素。后者使金融资本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总是蓄积着高度能量的密集的权力，一种发号施令，支配和管理国家的工业、商业和信贷并对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同样起决定作用的权力，它能够不受限制地跳跃式地扩大，总是渴望取得利润和采取行动，它是非个人的，因此气魄很大，敢于冒险和没有顾虑；它本来就是国际性的，按照它的整个素质来说，它是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的世界舞台相适应的。”（同前书，第78页）

　　人们不需要阅读马克思，就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推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1月17日对美国人民做告别演讲时警告当时（随后持续到当今时代）美国外交政策受到利益群体的影响，与此相类似，罗莎·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口在德国也看到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称之为“军事-工业集合体”。从这一基本的发现出发，卢森堡阐述了势力范围要求，德国帝国主义将其看作空间秩序权力。在此，她没有忘记，生动地、令人吃惊地强调这种要求的宣传教化在德国的战争煽动中甚至深入到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中，人们所警告的"俄国人的残暴"以及其他卑劣的标签，早在经典作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已经加以攻击嘲弄了，尽管那指的不是“文化”方面，而是经济和政治落后（恩格斯还指责过瑞土是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的国家，但是也不欢迎先进国家因为某种帝国主义为了要求那里的银行财富而进行侵略）。罗莎·卢森堡以良好的、经过几十年历史证明的莎才能描述了在内地煽动仇恨的形成：“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德国大炮将在这关系到德国生存的叫嚷中对准它们。众所周知，抱有人祭的信仰，任何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同前书，第96页）就是对因野蛮而受到猛烈咒骂的东方，她自1905年以来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前景，而且这并非不正确，人们今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沙皇统治之下，本国的基础陷入动荡。从前的‘欧洲反动的避难所’，很快就发现要被迫给自己‘一部糟糕的宪法’，因为国内不断上涨的洪流自己也需要寻找拯救的‘避难所’。而且它找到了，就是在德国找到的。〔……〕俄国针对德国革命的救援被德国针对俄国革命的救援所替代了。间谍活动、驱逐出境、引渡。”（同前书，第115页）而且这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列宁怀着瓦解战争敌人的意图向德国总司令伸出援手，却没有预料到，要花费70年的时间来瓦解资本主义的运行基础。1905年革命以众所周知的失败结束，罗莎·卢森堡对此再次进行了评论，以便过渡到不是俄国工人运动而是德国工人运动所起的新作用。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停止”的前提条件不是伯恩施坦所期望的、罗莎·卢森堡所称的资本主义动力的“沉沦”，而是它爆发为战争形态，没有人比伯恩施坦主义者更加吃惊，同时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快地转换到一种社会调节纲领上：“党的国会党团同意战争拨款给所有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给出了提示。工会领导人立即安排停止所有的工资斗争，以内部和平的爱国责任向所有参与者正式明确地提出这一点。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因为战争的持续而自愿放弃了。同样是这些工会领导人将城市的工人力量转交给大地主，以便保证他们没被摧毁的收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呼吁同资产阶级妇女进行联合成为共同的‘国家妇女’，以便命令在动员之后尚在农村保留的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力量不再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煽动，而是进行全国的慈善服务，比如发放汤羹，提出建议，等等。”（同前书，第121页）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最高统帅部也必须要创造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社会民主党再也没有在德国从这一点复原过来。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有那么一点点忠实于自己的纲领的话，整个20世纪都可能是另外的（没有这么可怕的）进程。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没有忘记提及世界进程的一个特别令人沮丧的讽刺：现代战争的性质，重炮，防御和进攻战（以及后来的阵地战）的分工性质，要求一种纪律性，这种纪律性不但是在工厂中，而且是在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中教授和习得的。

　　因此，阶级斗争的战土比其他人更加适合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士（事实上不那么令人欣慰的另一面是彼得·哈克斯曾经提到的一个情况，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几乎没有偏在直接的军事斗争中失败，不管是在早期和各种被宣称侵略的苏维埃联盟作斗争，还是后来和希特勒作斗争）。因此，阶级斗争一词中的“阶级”这个构词部分被罗莎·卢森堡用来刻画改良主义希望的噩梦般地成为现实：“随着克虏伯大炮的第一声轰隆声，德国转变为阶级团结和社会和谐的神奇国度。人们究竟应当如何想象这一奇迹？众所周知，阶级斗争不是一项发明，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创造，以便它能随意地自由地在某个时期停止。”（同前书，第123页及下页）而是，“一种完全单方面的措施”，鉴于这一点，她记起了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境况，即1848年巴黎的二月革命，戴上了从1789年革命中盗用来的“博爱”的空话的假面具，曾经推翻君主政体的工人们只允许为资产阶级考虑。革命的一面“当然欢呼临时政府的每一个让他们更容易在资产阶级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的行动”（同前书，第125页）。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希望的破灭，因为由此产生的共和国，虽然确实是共和国，但是却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1914年8月4日是乱七八糟的二月革命；废除阶级对立，不是在共和国之下，而是在军事君主制下，不是在人民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之后，而是在反动派取得对人民的胜利之后，不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吁之下，而是在围城状态下，舆论自由窒息，宪法被废除！^[3]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德国革命出现了失败的先兆。但是罗莎·卢森堡在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的争论，不是总是希望决裂，而是责备，希望能够引起反省和忏悔。

　　“因此，不说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虚伪地披上国家防御的大衣，是时候严肃对待民族自决权和国家防御了，将其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杠杆。”（同前书，第144页）

　　严肃对待国家防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并没有说出来，思考到解除武装、教化、抑制主战派为止；她也没有给出“自觉的阶级政策”的内容，而布尔什维克在此时已经做出了回答：同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权力。这是在革命政策和民粹主义之间摇摆的路线，是被左派至今当作“梯什卡政策”来加以批判的，是根据卢森堡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亲密的约吉希斯的思想而来的：在总是有两条路线出现的地方，人们必须将其统一起来。因此罗莎·卢森堡直到此时，都不愿意背叛社会民主党右派，而且希望，她能够用“严肃对待国家防御”这样的表达鼓舞人心，帮助左派，在紧急状态下提出拯救德国的口号。

　　列宁1916年对尤尼乌斯小册子表示欢迎，但是也注意到其中包含一种有限的、需要补充和批判的观点：首先，在文章中并没有充分说明，“社会沙文主义”（披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外衣就是民族主义）是同机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像尤尼乌斯那样拒绝强调旧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最新的诸如卡尔·考茨基等人的右倾主义之间的延续性，是为了避免分裂社会民主党。但是，谁要是不想分裂，目前就只能是服务于右派。关于国家问题，列宁这位尤尼乌斯的批判者阐述道，虽然小册子宣称，不再有民族问题，只有帝国主义问题，即瓜分势力范围问题，这基本正确，但是太绝对了。他希望能对民族主权提出要求，尽管小册子中誓言严肃对待国家防御，但却忽视了民族主权要求，而民族主权要求在某些场合完全扮演了进步的角色，比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尼乌斯想要在德国成立共和国，即在德国复制法国大革命。就此，列宁写道：“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战争相对抗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不同了。〔……〕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其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4]但是缺少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颠覆的指导路线：“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合;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所有这些步骤的顺利实现，必然会导致国内战争。”（同前书）

　　也许，当罗莎·卢森堡撰写小册子时，她是畏惧这种内战的。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没法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克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5]

　　基本上，卢森堡的路线（后来她因此受到列宁批评）是不能过早地坚决地推动分裂（即，左派的自主组织），这就像一个斥责愚蠢的学生的女老师，就连自称党的教师的班级第一名的学生也要给予最尖刻的嘲讽。针对卡尔·考茨基，卢森堡向他证明，在提出社会爱国主义几年前，他还称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物”，虽然它们有时也想能够统一成一个东西，但是机会“一再消失”，它们在某个时期又“因为保卫自己人民的自由而统一”（W4，第142页及下页）。党的右派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歪曲地批判罗莎·卢森堡。这位马克思的第一位同志（他没有将同俄国人的军事斗争排除在外）并没有对将工人运动隶属于行使指挥权的右翼政府发表意见，而是相反，如果发生必要的自由战争，预言政府将没有兴趣作战，如果这真的是为自由而战，“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引用的这句话不是将战争当作阶级和平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事件来描绘的，而是当作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列宁在俄国就是这样处理的）。

　　同这里讨论的推论过程相适应的还有罗莎·卢森堡一方面独立的、另一方面接续尤尼乌斯小册子非法出版的关于具体工作的论文，这些文章有意识地攻击“正式的党的机关”，承认第二国际“因为战争而崩溃了”（W4，第45页）。因此她呼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当然不包括现有的社会民主党派，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以此能在组织上必要地重新起航。尤尼乌斯小册子本身并没有过渡到具体的党派政治工作，而更多的是讨论另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以及直到我们的时代在很多方面一直都是左派的重大理论问题：帝国主义分析、在资本主义的中心不断消失的革命和殖民剥削之间的关系，等等。

　　罗莎·卢森堡早在撰写尤尼乌斯小册子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她在这种关联中所表达的思想，随后都出现在了她的主要作品《资本积累论》中。尤尼乌斯小册子以希望直接导致现代反帝国主义的话语结束：“这个‘文化世界’，曾经冷眼旁观，看着同一个帝国主义将上万名赫雷罗人残酷地灭绝了，卡拉哈里沙漠充满渴死的人的凄厉的惨叫和呻吟；在谱图马约，在十年当中，四万人被一伙欧洲工业骑士拷打致死，剩下的人被打成残废；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在欧洲暴虐的士兵的烧杀掠夺之下遭受了残忍的毁灭和混乱状态；波斯在外来暴力统治越来越收紧的绳索下窒息；在特里波利斯，带着火与剑的阿拉伯人屈膝于资本的桎梏下，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住宅一起夷为平地。这个‘文化世界’今天才被人知晓，帝国主义野兽的噬咬是会致人死亡的，它的呼吸都是邪恶的。”（W4，第161页）

^[1] 出自卡尔·克劳斯：《人类的最后一天》，1919年；《克劳斯文集》，第10卷，第392页。

^[2] 引自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页。

^[3] 摘自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年，W4，第125页。

^[4] 《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2卷第3分册，第322页。

^[5] 选自列宁：《政论家札记》，1924年4月16日《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