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从尤尼乌斯到斯巴达克（1916—1918年）



　　就在她服刑的这一天，1916年2月18日，她离开了柏林的“女牢”。尤尼乌斯小册子以《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为题由苏黎世（列宁现在住在那里）联合出版社出版。卢森堡的分析∶世界现在已经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防御战争已经重新爆发，因为德国的金融资本在扩张时受到了阻碍——“当这个年轻的、浑身充满活力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帝国主义带着很大的胃口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已经几乎瓜分完毕，此它很快必定成为无法估量的令人普遍感到忧虑的因素”（W4，第78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提出“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鞭策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遇到任何巨大危机时继续前进，促使危机发展到超出原来的范围”（同前书，第144页）。她的文章隐隐陷入现实和拯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愿望之间的困境中，让她无法走得更远，在德国革命自身成熟之前，她也未能从牢中走出。

　　1916年7月，尤尼乌斯小册子出版四个月后，罗莎·卢森堡作为危险的瓦解国防力量分子被捕。10月28日，她从柏林转往波森省弗龙克要塞监狱。就是在那里，产生了给李卜克内西的妻子苏菲（罗莎·卢森堡称之为“索尼娅”）的信，历代社会主义者将这些信称为“狱中来信”。这些书信充满近乎表现主义的人性激情，有时也有刚毅的幽默感和乐天的智慧词句，是罗莎·卢森堡最好的作品之一。

　　当我听到玛塔关于您拜访卡尔的简短报告时，您如何在栅栏后发现他，这对您产生什么影响，我好久都没有这么震惊了。您为什么对我保持沉默？我有权利分担您所承受的一切痛苦，请不要剥夺我的这一财产！这件事还让我鲜明地回忆起了十年前我在华沙大本营第一次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重逢时的情景。在那里，人们要关在两个铁丝网做的牢笼里，一个小的笼子套在一个大的笼子里，两个人透过闪闪发光的铁丝网谈话。因为我刚刚经历七天的绝食抗议，非常虚弱，骑兵上尉（我们的监狱长官）把我架到谈话室，我在笼子里用双手紧紧地抓住铁丝网，这真像动物园里的野兽啊。笼子位于房间里非常阴暗的角落，我的兄弟将他的脸紧紧地贴着铁丝。他不断在问：“你在哪里”，不断地擦拭着从眼镜下滴落的泪水，这泪水阻挡了他的视线。我是多么希望现在是我在卢考监狱啊，以此减轻卡尔的痛苦！[1]

　　此时，在狱外发生了罗莎·卢森堡长期以来试图阻止的事件：1917年4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的集会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是战争的拉锯力量的第一个分裂成果，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和平政策的拒绝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要承担的社会影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宣言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进行总结：“我们以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工人阶级的国际战争来反对各阶级的民族团结。在这个基本原则的意义上，我们要继续战斗。我们必须倍加努力地反抗迫害的加剧，永不停止，直到目标达到。为了所有人的面包和知识！为了所有民族的和平和自由！”（《德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597页）

　　反对迫害——这份文件实质上是防御性的，并没有提及夺取国家权力。在俄国则是截然不同——在那里，格利高里历3月8日（按照在俄国使用的儒略历是2月），沙皇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二月革命”）中走到了尽头。德国左翼党非常高兴；但是却不能传达很多喜悦，尽管自1916年9月出版的“国际组织”的《斯巴达克通信》竭尽全力想让局势向俄国方向进展。罗莎·卢森堡以健康原因为理由寻求出狱，她在华沙就是这样出狱的，但是这次她未能成功。书信表现了明显的狂躁-抑郁的过程。有时繁花锦簇，有时又是世界末日。关键在于，这两种情况都有完全符合实际的理由。汉斯·蒂芬巴赫1917年10月在前线阵亡了。路易莎·考茨基写道，人们传说，他是因为同罗莎·卢森堡和其他左翼人士的联系而被送上前线的。他在遗嘱中给卢森堡留下了5万马克，由他的姐妹托管。他不希望她将这笔钱用于政治工作，这笔钱的利息有4%，最终用于生活费用。

　　最亲爱的！〔……〕我很高兴收到这封信！但是不是因为它的弦外之音，那让我不怎么高兴，不太冷静。就像有阴影投向你，哦，就是汉斯的阴影……我理解这点，真的很难过。〔……〕你是如何做到，一次次地怀疑我的友谊的呢？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如此牢靠，在失去汉斯之后尤其倍加牢靠。[2]

　　11月7日，紧随二月革命之后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回立宪派资产阶级政府未能成功捍卫权力。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机会。李卜克内西在11月11日给他的妻子写信：“俄国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巨大进程，从沉渣到泡沫，其表现仅仅是政治、宪法和管理的革命化，但是这远非终点，只是无限的可能性的开始——比法国大革命还要巨大得多。”（引自Wohlgemuth，第366页）在同样的意义上，但是要更加具体，没那么历史哲学，罗莎·卢森堡在1917年11月24日写信给路易莎·考茨基说：“你为俄国人感到高兴吗？当然，在这群魔乱舞的世界上，他们将不可能支持下去，——不是因为统计表明俄国的经济发展太落后了，像你明智的丈夫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高度发展的西方是由可悲的胆小鬼所组成的，他们将冷眼旁观俄国人流血牺牲。但是这样的毁灭胜过‘为祖国而生’，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其印记将永世长存。我对即将到来的年份期待不多，我只希望不仅仅透过铁窗来发出对世界历史的赞叹……”（KB，第210页）

　　然而，卢森堡在布雷斯劳（她在7月被转移到那里）写的文章完全批判地讨论了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观点：罗莎·卢森堡认为将土地赠送给农民是错误的思想；按照她忠实的极端左派的信念，更希望是平均社会主义的。一党制的出现对她来说尤其感到不快；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于“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的著名的话。不过，她对秘密警察和有组织地打击反革命的指责并非道义上的，而是对她来说典型的策略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也从未战胜过恐怖。但是，鉴于其“不朽的历史功绩，夺取了政治权力，有策略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走在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W4，第365页），她认为“未来完全”属于“布尔什维主义”是无可争辩的。

　　反之，德国帝国主义却没有了未来。它失掉了战争，

　　这让人们正视那些会令自己不愉快的问题：如果在德国未来也属于某种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于是，忠于皇帝的团体和军队攻击赤色分子、来自社会民主党右翼多数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他自己说：他像憎恶罪行一样憎恶革命。他在1918年9月23日声称：“如果您现在不想同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必须要不管这件事了。然后我们要掌握革命策略，立足于我们自己，将党的命运托给革命。谁在俄国体验过革命，就不能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指望我们这里也能出现这样的发展。反之，我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引自Wiegand，第52页及下页）



[1] 罗莎·卢森堡给苏菲·李卜克内西的信，1917年2月18日；BG，第17页。

[2] 罗莎·卢森堡在汉斯·蒂芬巴赫去世后给路易莎·考茨基的信，1917年12月19日；KB，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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