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马志尼——1848年的欧洲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在前面各章，我只字未提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年）。但是马志尼在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看来却是一个同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的学说我已经论述过——都有密切关系的革命领袖。事实上，马志尼尽管反复而激动地宣称他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同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在于“协作”一词，“协作”在马志尼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中占中心地位，并且使他同其他许多以各种方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家有了瓜葛。马志尼同这些思想家中的大多数人——虽然不是全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把协作看作是组织工人阶级，使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手段；而在马志尼的思想中，“协作”观念则同民族观念和超越阶级差别的民族团结（实际上也是国际团结）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志尼是以全人类的名义和作为人类各民族之一的名义要求协作的；任何协作形式，如果他认为同民族团结精神相违背，或者同以各个民族集体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友爱精神相违背，他都激烈反对。事实上，他也许不得不把各国蓄意违背民族精神的因素从这种团结中排除出去；他不愿意同任何以阶级团结为基础而不以民族团结为基础的学说发生关系。这是他强烈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后。他认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本质上对立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国家内不可分割的民族集体的组成部分，他的使命就是使它们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
　　当然，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意大利色彩。这种民族主义是作为反对分裂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屈服于外国的专制统治的抗议而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马志尼承认其他民族具有与意大利人同等的权利。事实上，他留居瑞士时期，曾效法他在1831年创始的“青年意大利”运动，致力于发起瑞士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也曾为一个类似的组织“青年欧罗巴”草拟章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联合欧洲各族人民展开统一的十字军运动。然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具有奇特的局限性。他完全无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且拒绝把爱尔兰当作一个民族看待，他的不可思议的理由是，爱尔兰对于人类的事业没有做出本民族的任何特殊贡献。他对法国，甚至对法兰西的民族主义，也深有怀疑；而且他始终未能摆脱这样的想法（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意大利民族负有使命，有责任向其他各民族指出走向未来的普遍文明的道路。也许一切民族主义者都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所纠缠，也都会由于怀疑其他民族不如本民族而愤愤不平。马志尼肯定深为所苦，其程度几乎不亚于黑格尔，虽然远不像黑格尔那样不愉快。
　　除了民族团结这一观念以外，还有两个观念支配着马志尼的思想，即共和主义观念和义务观念。他憎恨一切世俗或宗教形式的君主政体，从法统政治到专制统治，从世俗的教皇统治到宗教的教皇统治。但是，他这种敌视独夫统治的思想，决不是由于他相信多数人的统治。他摒弃民主政治，认为这是一种“落后于我们共和主义者必然要创立的新时代观念的”概念。他摒弃民主政治是由于他相信民主政治是一种叛乱主义，而不是社会建设主义，因为它是以权利——个人权利——观念为基础，而不是以义务观念为基础的，因而沾染着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像康德一样，他反对一切功利主义哲学，认为社会的作用并不是增进普遍幸福，而是帮助人们履行他们在人类神圣事业中的义务。他的哲学的思想基础是：上帝是全人类的象征，为上帝和为人类的无私服务是社会行为唯一正确的准则。虽然他承认法国大革命在确立人权原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认为这一成就仅仅是为树立人类义务这一更高的观念初步开辟了道路。他对当时的法国也深表怀疑，因为在他看来，法国似乎还在受利己主义哲学的支配，而不是力图超越这种哲学的支配。在他的眼里，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法国的在野派和当权派；任何人只要主张把新秩序建立在主要追求个人或集团利益的集体组织之上，他就不愿同他打交道。他所主张的“协作”，要求建立完全以大公无私的动机为基础的新秩序；他相信在民族的观念中能够找到以这种理想主义来激励人心的手段。在这一点上，马志尼同费希特相像，费希特对马志尼的“义务”观也有影响，马志尼认为“义务”是自我同民族“事业”统一而产生的“职责”。
　　可是，马志尼认为要体现这种义务观，就必须让“民族”和“共和国”这两个观念在效忠于和服从于这两个观念本身的含义——不是民主的含意——下牢固地融合起来。他认为自己是这些互相联系的观念的无私的公仆（确实是这样），因而他作为一个领袖，动辄要求他的合作者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因为他认为这些命令体现的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义务”的指示。在义务的名义下，他毫不踌躇地让人们去死，或是要他们进行没有充分准备或者毫无成功希望的革命密谋。虽然在私人关系上他平易近人，可是在每一件政治事务中他总是自以为大公无私而冷酷无情，甚至准备赞助采取暗杀手段，虽然这只是在事业需要时偶一为之。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确实像马克思一样冷酷无情——事实上，我应该说他比马克思还要冷酷无情得多。他们两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力图组织革命，但是各自所持的却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原则。“阶级”和“民族”是两个不能调和的对立的基本概念。
　　然而，就实际的社会建议来说，马志尼的思想中却有许多东西是直接从本卷前面所述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借取来的。马志尼在瞻望未来时对合作生产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对劳动阶级怀有深厚的同情，并且像社会主义者一样激烈抨击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他写道：“劳动者没有签订合同的自由；他们是奴隶；他们除了接受雇主给予的极其菲薄的报酬挨饿度日之外别无选择余地。给他们的报酬叫作工资——这种工资往往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几乎总是达不到他们的劳动所值。他们凭双手能够使雇主的资本增值三倍、四倍，但是却不能使自己的报酬同样增多。因此，他们没有储蓄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忍受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无法解除和难以救治的苦难。”马志尼这方面的思想大部分是从他的朋友西斯蒙第那里得来的；他也欢喜附和拉梅耐，他把拉梅耐描写成当代唯一真正的传道者，并曾请求拉梅耐出面发起和领导一支庞大的精神十字军。
　　他在另一著述中写道：“经济学应是人的工业使命的陈述，而不应是人类欲望的表达”，这就是说，经济学应是人类如何为同胞服务的阐述。他预言资本主义即将废弃，而由“协作”取代。他建议意大利在未开发的地区实行一项巨大的“国内殖民”计划。他要求国家——新生的民族国家——把教会的土地、铁路、矿山和“某些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利用这些收入来源建立“国家基金”帮助发展合作生产，实施民众教育制度，以及支援正在为本民族的自由而斗争的欧洲其他民族。但是在这方面，他也像西斯蒙第和拉梅耐一样，坚信私有财产的效用在于能刺激生产，而且是保证人类自由不可缺少的因素。然而，私有财产并不一定是指个人财产，他认为财产注定会越来越具有协作性。
　　归根结底，马志尼的社会观从经济意义来看虽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但是又以逐渐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概念为基础。他赞成实行高额累进直接税，以促进公众福利。他还希望尽可能提高生产力，作为提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他认为希望改善别人的物质条件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谋求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在他看来，凡事从义务出发，而不是从以私利为基础的权利或要求出发，都必然是好事。
　　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以阶级利己主义为基础把工人组织起来的观点（甚至又加上历史使命的说法），使马志尼感到恐惧是必然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志足是丝毫不妥协的，同时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他总是指望人民大众响应他的理想主义号召，当得不到响应时，他总是感到意外，但是从来没有感到理想破灭。他这种十足的理想主义有时使他在某些情况下无所顾忌，以致使他的崇拜者大惑不解。要始终记住，马志尼最早的政治渊源是烧炭党，他是在密谋和无条件服从地下领导的气象中成长起来的。在他认为烧炭党人没有明确的纲领而一味从事破坏活动，因而同他们分道扬镳以后，他并没有放弃烧炭党人的活动方法，而只是设法树立明确的目标。他对自己是如此自信，以致始终不能同别人真正合作。他只能以“事业”的名义向别人发号施令。1848年以后，当他试图同科苏特和赖德律-洛兰在所谓欧洲共和三巨头联盟中合作时，便暴露了这一点，但是马志尼这一时期的事业不属本书范围，这里不加论述。
　　关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运动，本卷以前各章已附带谈过很多。在这次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只起了次要作用，因而这里不准备充分讨论；但是必须概略地介绍这次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主要拥护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曾以各种形式谈到这种关系。欧洲的革命运动首先是在1848年头几个月在西西里岛爆发的。在法国，以巴黎的二月暴动为开端，推翻了资产阶级君主路易-菲力浦，建立了由各个共和主义党派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其中路易·勃朗是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赖德律-洛兰是坚定的共和民主党人的领袖。革命者刚刚成立临时政府，以布朗基为首的工人俱乐部就威胁说，除非能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并推迟拟设中的国民议会选举，否则就要举行暴动。临时政府答应承认劳动权，但是国民议会的选举却仅仅推迟了几天。4月间举行选举，结果是反动派取得多数，因为左翼党派在巴黎以外各地没有什么力量。到了5月，推迟了的暴动终于在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爆发了。布朗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他和他的信从者在劝阻无效以后，也都参加了暴动。这次起义被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临时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激起了那些没有被捕和在逃的左翼领袖发动第二次起义。在六月起义中，被授予独裁权力的卡芬雅克将军把第二次起义扑灭在血泊中，左翼革命者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保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激进人士被迫成立反对派，以共和派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1807—1874年）为领袖，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以远远超过卡芬雅克的票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左翼和中间派大多数都根据他的民主诺言投了他的票。1849年5月为起草新宪法而召开的国民议会为右翼分子所控制，为反对议会而在巴黎举行的群众示威被轻易地驱散了。剩下来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竭尽全力反对路易·拿破仑获得政权，特别是反对他的干涉马志尼的罗马共和国的政策；但是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赖德律-洛兰继路易·勃朗之后流亡英国；路易·拿破仑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在1851年年底政变成功，自立为帝，号称拿破仑三世。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在意大利，继西西里起义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那波利、托斯坎尼、伦巴迪、威尼斯和罗马本身，1848年头几个月也陆续爆发了起义和示威。迫于群众的情绪，皮蒙特的查尔斯·阿尔伯特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在7月就败北媾和了。那波利和西西里国王废除了他被迫接受的那波利和西西里宪法。托斯坎尼坚持到底，宣布成立共和国；教皇逃出罗马，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的为首的立宪议会宣布教皇已经丧失了他的世俗权力。查尔斯·阿尔伯特再次发起对奥战争，但是1849年年初在诺瓦腊被彻底击溃，逊位给他的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新国王只得罢战媾和。奥地利的海瑙将军残酷地镇压了伦巴迪的一次起义。威尼斯被奥地利人占领，西西里的革命也被那波利国王镇压下去。这时在罗马，马志尼和加里波的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人尽管曾经许诺不加干涉，竟派出一支军队进攻罗马人，经过长期而英勇的保卫战以后，罗马终于在1849年7月陷落。意大利的革命就此结束。
　　在德国，革命于1848年3月在巴登开始。柏林也有骚动。巴伐利亚国王被迫退位。为起草德国新宪法而召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5月开幕，一直开到1849年年中，但是毫无成就。1848年9月，普鲁士和巴登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为起草新宪法而召开的普鲁士议会，在11月被解散。1849年4月，法兰克福议会把德国的皇冠授予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于是议会的右翼瓦解了。以后几个月，萨克森、莱茵兰、帕拉廷奈特和巴登又相继爆发起义，但是全都失败了。法兰克福议会的残余分子于1849年5月退却到符腾堡，并在6月越过边界进入瑞士。他们的退出标志着德国革命的结束。
　　在奥匈帝国，1848年3月维也纳爆发群众性起义，革命开始了。梅特涅逃之夭夭，皇帝答应立宪，并且接受了匈牙利人提出的进行广泛改革的要求。路易·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内阁，宣布废除封建制度，采取立宪政体。克罗地亚人由于害怕马扎尔人压迫，站在反对匈牙利人的一边；克罗地亚人杰拉西斯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督，率军进攻匈牙利，但被击退。维也纳再次起义支持匈牙利人，但是被杰拉西斯攻陷，于是出走的皇帝又回来了。杰拉西斯又一次向匈牙利进军，维也纳又一次起义，但是又被夺下。皇帝逊位给他的侄儿佛朗兹·约瑟夫，反动派恢复了在奥地利的统治。1848年夏，捷克爆发的一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在克拉科夫发动的一次起义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坚不屈服的匈牙利人在科苏特的领导下于1849年4月宣告成立共和国，但遭到失败。科苏特在8月辞职，逃往土耳其，后来又从那里前往英国，再去美国。匈牙利被剥夺了一切宪法权利。奥匈帝国的革命也结束了。
　　在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当时都有温和的宪法改革运动，但是并没有发生革命。在爱尔兰，也有过一次起义，但是规模极小，经不住打击，简直没有起什么作用。在英国，只有一次宪章派的示威，宪章运动作为一支有威力的群众运动从此结束。到了1850年年底，整个欧洲革命运动成为过去，革命力量到处都遭到了失败。
　　1848年的欧洲革命究竟含有多少社会主义成分？除了法国以外，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即使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始终只是起着次要作用。当然，无论是在爆发起义的或仅仅举行示威的各个国家中，各个劳动阶级总是涌向街头的群众的主体，而在发生实际战斗时，也是战士的主体。但是只有在巴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才掌握着劳动阶级的一大部分人，除此以外，无论是参加起义的劳动者，还是革命的领袖，几乎都不是社会主义者。1848年各国的大规模运动主要是立宪运动，而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运动中还掺杂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巴黎和里昂（不是在法国其他地区），工人阶级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发出呼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几乎纯粹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只有意大利南部除外，这里的运动与其说是反奥地利的，不如说是立宪主义的。德国的运动非常混乱，而且在所有的运动中，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者的力量都没有真正起过重要作用，即使莱茵省也不例外，尽管马克思曾作过努力，设法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区别。当马克思看到欧洲革命即将来临时，他认为欧洲大多数国家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援下，必然会推翻旧有的独裁统治和封建贵族统治，而且资产阶级得胜后会立即发觉自己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各个劳动阶级难于相处。马克思希望，继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工人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发动第二次革命的机会会迅速到来。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革命遭到了失败（部分原因是资产阶级本身的无能），马克思所想望的机会一直没有到来。如果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为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新统治者发动成功的起义铺平道路，我们没有必要作这种无益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