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章 法国大革命和格拉古·巴贝夫的密谋
社会主义，虽然从某种意义来说，远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就已经产生，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又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以后才出现的。上面已经谈过，把1789年当作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是有充分理由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可以追溯思想领域中连绵不断的演变，而且可以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和力图实现这种思想的运动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家并注有什么运动做背景，即使在理论领域中也是如此。他们几乎都是离群索居的思想家，站在那么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的边缘上，这场运动以丰富的民主和自由观念为内容，但其基本思想中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主义因素——充其量也只能说，仅仅带有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幸福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通过不断走向光明的进展，人类就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伦理学家和道德改革家，他们满怀炽烈的人道主义热情谴责贫富悬殊，谴责一面是骄奢淫逸，一面是饥寒交迫的情景。他们把这些时弊和伴随而来的道德败坏归咎于腐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的堕落并不是由于天性恶劣，而是由于生活所在的环境恶劣，这种环境鼓励奢侈、骄横和压迫，使许多人沦入屈辱和贫困的不幸境地。这些社会批评家根本不是革命家或叛逆者，其中有些人只是提出了一些要求改革的温和而实际的建议，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理性的发展上，而不是寄希望于任何被压迫者的反抗。他们的志趣不是描绘“乌托邦”，就是设计种种完美社会的模型及其行为规范；但是十八世纪的乌托邦主要是虚构美好的梦境，宣扬一些关于道德行为规范的箴言，而不是改组社会的实际方案。起初，这些对新社会的幻想同任何旨在实现新社会的群众运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同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支革命力量，最早也只是从巴贝夫开始的。那些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开辟道路的“社会”学说，主要是对理应如此而当时并非如此的人类关系所作的伦理阐释。
但是，在紧接着攻陷巴士底狱和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后的若干年中，“社会问题”终于第一次推开一切而跃居首要地位，它已不再仅仅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和移风易俗者所注意的道德问题，而成为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一个牵涉到富人和穷人（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以及旧社会的特权等级和无特权的第三等级之间令人惶恐的实际冲突的问题。这种冲突的明显信号首先是从农村而不是从城市发出的，那就是焚烧地契，劫掠富室，迫使许多封建贵族及其管家纷纷逃亡。但是，城市也显出了山雨欲来的迹象：工人阶级居住区呈递的请愿书提出了种种要求；以工人阶级成员为主的（或至少是以工匠为主的）各种俱乐部和会社纷纷成立。在上述乡村和城市两种表现中，农民运动当然要壮大得多，而且就当时说也更为重要。农民运动的成果也巨大得多，因为大致说来，农民获得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土地和封建勒索的解除。城市工匠却并未获得这样的成果，因为大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们成了公民，但并没有变成有产者；甚至连他们的公民权也很快变成了那些对法兰西共和国新宪法各执一见的敌对党派之间剧烈争论的问题。1793年，至少是他们的政治权利似乎一度得到了肯定，但是那一年制定的民主宪法却始终没有能付诸实施。城市贫民眼看自己受了骗，革命的成果落了空，事先得到许诺的作为“人和公民”的权利也被勾销了。于是，一部分人便紧紧追随那些答应为他们争取这些权利的领袖，并且开始把有关政治平等的要求同革命后许多由于经济混乱而失业的工人对工作和衣食的要求结合起来。
实际上，从1789年起到几年后由格拉古·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失败为止，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变使阶级斗争（虽然只是小规模的和短暂的）第一次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公开的现实，并且在穷人和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导致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在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学说虽然只吸引了为数很少的坚定信从者，但毕竟体现了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新因素。
预示现代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运动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初次形成的，为了认识这些冲突的性质，必须先谈谈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意义，也就是研究其纯政治性意义以外的其他影响。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温和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是一样——莫不宣称他们既坚决拥护公民权和政治自由，也积极拥护财产私有权，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废除私有财产和打算用某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如果不把当时聚集在格拉古·巴贝夫周围的那一小批人计算在内，这种说法是相当正确的。雅各宾派和比他们更右倾的那些党派一样，也完全相信个人财产权的必要性，实际上还认为必须把财产分给更多的人。他们也主张打散大庄园，废除封建勒索，取消教会所拥有的巨大特权和财产权，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分散财产而不是废除财产权。他们也攻击既有的财产权，其理由是占有财产的形式是反社会的，无理地侵犯了人权，而到了革命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所持的理由则是公共安全的迫切需要必须暂时高于一切。在废除贵族的封建贡赋并将教会财产收归新国家处理的时候，革命领袖们明确地把他们所攻击的“不合理的财产权”同他们一心要保护的财产权区别开来。他们要铲除滋长于财产权周围的不合理特权，从而使财产权变得更为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看来，封建贡赋不是合法的产权形式，而是对于农民大众所有或理应归其所有的合法财产权的一种无法容忍的侵夺。他也认为自己并不是在攻击私有财产，而是在废除封建贡赋以解放农民的财产权，同时也是在把一切生产阶级的财产权从不事生产的贵族和寄生剥削的王朝的横征暴敛之下解放出来。同样，在教会问题上，他们认为教会为自己聚敛的财产及其向人民征收贡赋的权利全都是非法的勒索，而不是什么不可废除的权利。他们由于是在旧制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便继承了国家在政治上对教会享有绝对统治权的理论。在这方面，他们又获得了伊雷斯德斯主义[1]之类社会学说的支持，这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鼓吹的学说，事实上也是十八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在著述中所宣扬的学说。他们感到自己攻击贵族封建特权和教会勒索的行动是顺应全国舆情。这种舆论在滚滚向前的革命形势下也的确远远跑在立法行动的前面，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对于人民群众以直接行动所已经取得的一切予以认可而已。
在大革命的头几年，法国人民的新领袖对富人的财产权毫无侵犯，他们所攻击的只是表现为封建特权或教会剥削的那些财产形式。诚然，他们中有许多人深信经济上的过分不平等会造成种种罪恶后果——这种见解从费勒龙开始，由许多政治哲学家一脉相承地传了下来，在整个十八世纪始终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宣扬着。十八世纪有些哲学家可以被推崇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先驱者，例如马布利就是一位，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卢梭也是一位；他们始终不厌其烦地谴责奢侈的可恶，赞扬足以温饱的俭朴生活的可贵。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则深受这些知识分子改革家的道德热情的感染。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侵犯富人本身，只是到后来出于局势的迫切需要才有所行动——首先是由于普遍的匮乏，他们不得不对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禁止囤积居奇和其他垄断剥削以防止发生严重的饥馑；其次是不久之后迫于战争的额外需要，法国政府不得不把看来能用以满足国家迫切需要的每一笔多余财产或收入统统收归国有，以应付急剧增加的开支。采取这一切行动，新政权的领袖们也不过是继承了旧时代的传统而已，因为旧政权同他们一样，也曾宣扬过国家在必要时有全权征用个人的财产以输王国之急。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继承了旧制度下居统治地位的绝对主权观念。他们只是把这些观念嫁接到以民众主权观为基础的新社会身上而已。但是，人们一直认为，出于公共安全的需要而侵犯财产权是一种非常情况，是国家进行战争或为饥馑所困时的临时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并不存在对基本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无论如何不是有意识的侵犯），而且肯定没有打算立刻以公有制来代替财产私有制；在这些领袖们看来，旧环境不是促进了而是阻碍了财产私有制的发展。首先，革命力图使财产权分散到农民手中，把他们从非法的封建勒索下解放出来，把城市工商业从官僚主义市政体系的束缚和剥削下解放出来。革命是为了建立“真正的”和“自然的”财产私有权以反对虚伪的和“不自然的”特权和垄断制度而进行战斗的；它的领袖们，或者说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战斗是为了维护非特权者——所有新旧有产者、工匠和劳工的共同利益。
毫无疑问，有不少比较进步的革命领袖都受过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空想共产主义——特别是马布利和摩莱里的学说——的熏陶，也醉心于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学说，同意书中所说的文明的罪恶应该归咎于比较进步的文明社会中财产所有权的无节制的发展。不过，即使有些领袖曾探讨过以最充分的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也很少有人把他们的这种梦想贯彻到他们促使革命议会采纳的实际政策中去。例如，吉伦特派领袖让·皮埃尔·布里梭有时就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先驱者；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用任何共产主义或公社所有制来作为立即重建法国社会的基础。事实上，许多人虽然深受马布利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并且在他们的演说中动辄称道古代斯巴达和莱克古斯[2]的可贵之处，可是他们在社会政策方面所提出的直接要求却属于最温和的一类。
总之，可以公允地说：法国大革命的大部分领袖，包括稳健派和雅各宾派，都认为革命的任务就是以一种方式分散财产权，使比较突出的社会不平等得以减轻，使古老的特权得以废除。他们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解放各种经济力量；按照重农学派的理论，这些经济力量在一种不存在特权的竞争制度下能生产最大量的财富，从而为绝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的幸福。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妨碍革命领袖（特别是雅各宾派）不断抨击不平等的罪恶和富人的聚敛，也没有妨碍他们要求断然改革税收制度，以解除穷人的一切负担，并征收富人的财产和多余收入以供给国家的需要。不过，他们之所以发出这些抨击，一部分是为了反击富人在革命的压力下采取的反社会的实际行动以及在有产阶级中普遍出现的反革命势力，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要求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他们认为这一愿望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财产的分散，而不取决于摧毁基本财产权。
巴贝夫及其信徒的共产主义密谋正是在战争局势危急，人民极端困苦，雅各宾党人失败并横遭屠戮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巴贝夫以前，也曾有过少数人徒然地呼吁立即实行公有制和公社原则。特别是夏布依曾向制宪议会提出过一些预示傅立叶的大部分社会学说的计划，其中之一就是要求组织像后来傅立叶设计的法伦斯泰尔[3]那样的集体公社。但是，夏布依和提出类似理想的另外几个人却一直默默无闻。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他们，他们的计划对于当时事态的发展也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影响。直到雅各宾派失败和在执政府之下针对革命的蓬勃发展开始采取猖狂的反动行动的时候，巴贝夫及其信徒才提出一个几乎已经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计划，从这个计划中不但可以找到后来主张共同使用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可以找到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其他阶级和击败反革命叛乱的观点。
虽然从本质上说，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作为人民中间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崭新的性质，但是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密谋者的社会远景构想中却没有或很少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只是从马布利和十八世纪其他空想哲学家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学说，并把这些学说应用于当代社会。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他们把这些空想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旨在立即推翻现存社会及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社会运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巴贝夫运动曾经真正成为一种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正像雅各宾派一样，巴贝夫运动主要也是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巴黎得到支持的。在这些地方，它之所以能吸引一批追随者，主要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之后，而获得解放的农民又不肯供应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从而造成了匮乏和失业。这次运动即使在城市无产者中间也只吸引一小部分人。这是一次少数人企图纠集城市中主要由于严重饥馑而出现的大批不满现状分子的密谋。它实际上始终没有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甚至在城市工人中也是这样。这也是它在酝酿之初就被轻易扑灭的部分原因，但是即使它在城市中争取到更多的拥护者，在当时农村的那种舆情下它也不可能获得胜利，农村仍然是当时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主要社会因素。比较幸运的法国农民已经从封建和教会的特权下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他们自己的财产所有权，肯定不愿响应任何旨在建立财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运动。由于革命政权第一批法令的实施，农村居民和城市中比较贫困的阶级之间的距离已经变得非常巨大，这就使任何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因此，正是由于革命在农村中取得成就，非但巴贝夫主义，就连雅各宾左派的理想也都无法实现了。城市无产阶级即使得到许多工匠和小业主的支持，力量也过分薄弱，不足以成为新法兰西的基础。
事实上，巴贝夫主义主要是一种对革命的希望感到幻灭的产物。人们曾经对革命怀有极大的希望，而革命给较贫苦的都市居民带来的却是更加严重的贫困和苦难。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业。因此人们认为，某些人必须对此负责，革命一定是被某些人出卖了。那么，革命究竟是被谁出卖了呢？无疑是那些在许多人受苦时依然骄奢淫逸的富人，也无疑是那些抬出财产权作挡箭牌，允许这类事情发生的人。但是尽管当时苦难重重，这种口号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它们即使在城市中也分裂了革命力量，而在农村中则根本得不到任何响应。
因此，结合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进程来看，在1796年“平等派密谋”运动中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在当时的环境下曾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而在于它预示了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这些运动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消失以后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夺得新权利后的发展所造成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连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而是第一次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抗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斗争，并且以这种斗争代替了以往那种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之间的冲突，从而为十九世纪欧洲的长期社会斗争准备了舞台，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从这些社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以上所谈的是巴贝夫密谋的一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的史实，已由米开兰基罗[4]的后裔菲力浦-米歇尔·邦纳罗蒂（1761—1837年）在1828年出版于布鲁塞尔的一部著作[5]中首次作了全面的论述，作者本人曾在这次运动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在1830年法国革命以后的多难年代以及在1848年达到最高潮的革命爆发时期，邦纳罗蒂的这部著作几乎成了“革命者手册”。这本书由布朗特里·奥勃莱恩译成英文，并作了增补，对英国左翼宪章派的思想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中革命专政学说的发展都起了一定影响。后来由于得到了新资料，阿德维艾耳又对巴贝夫事件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他的著作直到今天还是研究巴贝夫主义的最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一直发生着影响，我本人就藏有一本阿德维艾耳的这部著作，它是威廉·摩里斯赠给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上面有这样的题词：“威廉，摩里斯赠给厄·贝尔福特·巴克斯，请这位巴克斯保证写出一部明晰地论述巴贝夫事件的著作”；而“这位巴克斯”也果真写了这样一部书。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也认为，巴贝夫密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行动，它早就预示了新的革命注定要完成1789年所开始的事业。
从邦纳罗蒂和阿德维艾耳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巴贝夫密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雅各宾派被推翻及其主要领袖被处决以后，留下了一大群心怀不满的信徒无人领导，于是，这批雅各宾派信徒便同巴贝夫这一小批“密谋者”（包括少数军人）的领导结合起来，汇成了发动密谋的力量。在巴贝夫原先领导的团体万神会中，会员的社会成分和思想意识是形形色色的。万神会受到执政府压制以后，其中同巴贝夫有密切联系的一小部分人就转入地下策划密谋活动，这个集团经过颇费周折的磋商，才同残存的雅各宾派地下领导联合起来，不料就在他们计划起事的前夕，竟被一个军人成员出卖了，这个人在整个事件进程中一直充当执政府的坐探。巴贝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密谋完全被粉碎。在审讯中，他们被指控抱有各式各样的血腥企图，但是根据信而有征的文件看来，他们只是计划由一小批革命领导人夺取政权，然后以他们在巴黎各地区社团中的追随者为基础建立革命政府，并企图根据从未付诸实施的早已成为具文的1793年宪法规定的民主参政制度尽快选出和召开国民议会。
巴贝夫及其追随者主张，在实施这部宪法以前先建立主要以巴黎工人为主体的临时专政。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革命专政的理论，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了。他们主张建立的临时专政充其量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实行以成年男子选举权为基础的充分民主的宪法。不过他们也确曾提出于在宪法生效之前就立即采取重大措施以没收财产，然后在共同占有和享用一切财货的基础上实行再分配。他们在《平等派宣言》中一开头就宣称，“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一切财货的权利”。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建议立即没收属于公司和人民公敌的全部财产，同时废除一切继承权，使仍然留在私人手中的财产经过一代人就全都变成公有。根据巴贝夫拟定的计划，法国将分为若干个新的行政区；在这些新行政区里，收归公有的财产将由民选的公务员进行社会管理，这些公务员的薪金应同工人的工资相等。人人都必须劳动，只有从事有益劳动的人才有选举权。人人都要受教育，通过教育向人民灌输以财产公布为基础的新社会的各项原则。在巴贝夫的计划中，主要考虑的还是地产问题，这在当时是必然的。不过，关于没收工业公司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设想，并为此特别向城市工人发出了呼吁，当时城市工人是巴贝夫运动的主要支柱。
对巴贝夫及其同谋者进行审讯的结果是把密谋者首脑巴贝夫和达尔德判处死刑，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不过，许多人都被释放了，因为这时候危险已成过去；还有些人则免除死刑而只被放逐。在这些被放逐的人当中，有邦纳罗蒂和《平等派宣言》的实际起草人薛尔文·马雷萨尔。邦纳罗蒂得以死里逃生，大概归因于他同波拿巴·拿破仑有旧谊，拿破仑后来曾请他担任帝国官职。邦纳罗蒂一直活到1837年，主要住在比利时，1828年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他的著作，1830年革命后回到法国。
巴贝夫的——或者应该说薛尔文·马雷萨尔[6]的——《平等派宣言》实质上是第一篇社会主义政治宣言。巴贝夫及其信徒们认为土地和工业的社会化是完成1789年大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们宣称：人人都有天赋的平等权利，享受大自然提供的一切财富；普遍负有从事劳动的义务；也普遍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清除贫富悬殊的现象。但是在巴贝夫密谋遭到镇压以后，作为一种革命政治运动的平等派社会主义在拿破仑统治和战争紧张的情况下便销声匿迹了，一直到法国1830年的革命解放了拿破仑时代和复辟初期被镇压下去的各种力量以后才重新抬起头来。
[1] 伊雷斯德斯主义(Erastianism)，系瑞士人托马斯·伊雷斯德斯（Thomas Erastus，1524-1583年）所主张的宗教应受国家支配的学说。——译注
[2] 莱克古斯（Lycurgus），传说中的斯巴达第一个立法者和共产主义改革者。——译注
[3] 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译注
[4] 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是意大利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译注
[5] 邦纳罗蒂的著作名为《争取平等的密谋》。——译注
[6] 马雷萨尔（1750-1803年）是平等派密谋者中的主要理论家，大革命爆发以前，就曾因撰写激进的著作被捕过。他一直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新闻工作者，特别以抨击宗教而著称，他的名噪一时的著作是《无神论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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