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中南地区各公营工厂矿山的经验证明，要使旧企业变为人民的新企业，必须经过民主改革运动。必须发动群众，扫除封建的残余分子，发挥工人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生产上的积极性，加强职工团结，纯洁工人队伍。——这是企业改革全部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封建残余势力，不仅在农村占着统治地位，而且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城市，封建残余分子亦在一定程度上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在官僚资本经营的所谓近代化的企业中，仍然保留一批封建残余分子 ，并以他们为骨干，建立一套封建性的旧制度就组织，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工人的社会基础，也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工厂矿山中建立特务组织，进行特务活动的社会基础，特务，恶霸，封建把头，帮会头子相互勾结，形成三位或四位一体的反动势力，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极端残酷的压迫剥削工人。解放后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官僚资本被没收归人民国家所有，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人可以自由组织工会，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等组织形式，参与了生产管理工作。总的方面说，已由奴隶变成了主人。但具体的就一个厂矿，一个车间来说，封建残余分子虽部分的受到淘汰清洗，但其中大部分仍然保留了下来。有的改头换面，冒称工人。有的摇身一变，成了管理人员，或混入了工会。他们在各种伪装的掩饰下，继续作恶，压迫剥削工人，甚至强奸女工。当我们进行各种工作时，他们与我针锋相对，或明或暗进行破坏阻挠。如在开展劳动模范运动中，他们竟敢威胁工人，打击劳动模范，挑拨破坏这一运动，个别坏分子甚至窃取工人的成绩，窃取劳动模范称号，煽动怠工，罢工。接管初期，由于情况不明，工作未深入，缺乏经验，以及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纯，他们就利用这些弱点钻空子，玩弄挑拨离间，欺上瞒下等花样，挑拨工人与厂矿行政的关系，障碍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如果不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彻底扫除封建残余分子，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与组织性，那末，生产运动也就不能更普遍而深入的展开起来，官僚资本的旧企业，也就不能彻底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企业。
解放以来，在中南地区各厂矿三中，曾做过不同程度的民主改革，但大部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部分甚至基本没有改变，改革比较彻底的企业单位是极少数。因此，民主改革运动这一课必须补，有些企业还必须大补一课。
如何补这一课，如何发动工人群众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中南各厂矿已经有过三种尝试。
第一种，是通过生产竞赛，逐步地附带地解决民主改革问题。经验证明，生产竞赛对提高生产，鼓励工人积极性和改善企业管理上是有成绩的，但是在生产竞赛的过程中，封建残余分子并没有暴露。他们阳奉阴违，应付竞赛，暗地里仍然压迫工人，埋没工人成绩，阻挠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因此，不仅生产竞赛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民主改革问题，而且未经彻底的民主改革，生产竞赛也不可能更有力地顺利开展。
第二种，是经过劳动保险登记工作，来解决民主改革问题。经验证明，在劳动保险登记之前，工人要求分清界限，谁应享受与谁不应享受劳动保险待遇，如果加以有意识的诱导，是能够启发工人控诉检举那些封建残余分子。而且只有经过群众的发动，才能贯彻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否则，劳动保险登记工作，亦将流为形式主义。
第三种，是在镇压反革命的群众斗争中，惩治一些首恶分子之后，工人群众斗争的勇气提高，进而要求检举厂矿内的封建残余分子。控诉他们是罪恶，暴露他们的原形。这时适应工人群众的要求，深入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贯彻民主改革，检举封建残余分子，清算他们的罪恶劣迹，取消他们的特殊地位，扫除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然后转入劳动保险登记，进一步纯洁工人阶级内部，加强民主团结。这种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的作法，是适应群众要求，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根据上述情况和经验，中南局城工会议集中讨论了民主改革问题。会议认为由旧企业到新企业，不仅需要经济上的改革，而且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改革。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扫除特务，恶霸以至封建把头，流氓打手，帮派会道门的反动首领等类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使工人群众真正吐气扬眉，真正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只有这样，一切的工作才有真实的基础，只有这样，生产竞赛才能成为工人群众自然的正常的劳动方式，只有这样，一切组织形成和工作方式，才不至于流为形式主义。民主改革正是目前发动群众的有效方式。
任何群众运动，都必须是有领导的，在厂矿中进行民主改革运动，更是如此。民主改革的打击方面是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他们是在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非法剥削与敲诈工人，这些人在一个厂矿中是少数。民主改革的团结方面，是以工人积极分子为基础，包括全体工人群众和职员，这一群众队伍是广大的，至少占全厂（矿）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人与工人，工人与职员，师傅与徒弟之间，如果存在着某些纠纷也应提出和解决，但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敌我不分，任意广大打击面，缩小团结面是不对的。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必须事先调查，掌握名单，然后通过群众的控诉，检举和公安司法的侦查审讯，按其罪恶与民愤大小分别处理。
这样做，是不会搞乱的。只要有准备有领导，政策界限分明，就不会乱，因而也就不怕乱。借口“怕乱”而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就势必脱离群众，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做也不会妨碍生产（如武汉第一纱厂在民主改革运动中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七）,而且民主改革正是为生产服务；即令暂时对生产有些影响，但从总的计算起来。将大为有利。以怕妨碍生产为借口，而实际拒绝或放弃民主改革，也是错误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