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1961年）
中国志愿军战士会见记
刘永安
1958年11月间，我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了一趟，目的是要和中国志愿军战士们——苏俄国内战争的参与者们见见面。
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现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苏友好协会曾给予我们大力协助。在东北举行了第一次会见。我们认识了退休工人张之林，他是曾为俄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位参与者。
张之林出生在离北京不远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他总共只读了一年书，就给地主和富农做了雇农。不久他离开家乡到各地城乡去流浪，要找点活干来糊口，他当过煤矿工人和装卸工人。1916年他在沈阳应募到俄国做工。
张之林跟其他许多中国工人一道来到了别尔米。他们关在宿营地，有士兵看守。劳动条件很艰苦。本来答应每月工资90卢布，而当时每月只给8—10个卢布。许多人都逃跑过，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拷讯—用皮鞭抽打，投入监牢。张之林却逃脱了，他卖掉他那唯一的家当（一只怀表）到达彼得格勒。
张之林在彼得格勒正碰上1917年10月那些日子。起初他对于俄国当时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无法理解。但是到了1918年，老张就到了莫斯科。莫斯科的俄国和中国同志们帮助他认识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他学习他们同乡人的榜样，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起初他担任政府机关的保卫工作，后来他编入唐波夫第137团第6连（中国连），连长是张友。
张之林于1918年在萨拉托夫地区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战士被敌人的骑兵队包围了，强迫他们投降，但是他们顽强抵抗。红军部队赶来，把几个中国战士从包围圈里营救了出来。
伏罗涅什近郊一战使老张永远不能忘怀。当时由于连续射击，枪筒发烫。不一会儿他的战友曹连崇被敌人枪弹打死，就躺在战壕里他的身边。
老张参加苏俄各种部队作战，参加过伏罗涅什、罗斯托夫、卢甘斯克、卡明斯克以及北高加索各地的解放战斗。有一个时候他在包清山营里当过狙击手。要使老张和他的战友们不投入跟白卫军作战，即使一两天，日子也难过。他开玩笑说：“打仗已经成了脾气。”
老张还记得跟他一块儿在第6连里打过仗的那些战友们当中的几个人，尤其是鲁久山、赵书绍、崔东云、李金开、李伯言和陈德魁。李伯言和陈德魁在反击白匪战斗中牺牲了。
内战结束了。张之林跟其他许多中国同志们回到了他们的祖国。
起初他在沈阳建筑部门工作，后来在哈尔滨渡轮上当轮机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张在交通艇上工作。1957年他退休了——人民政府发给他退休金。
在一个9月的日子里，我们在座落在北京北城的一座机关大厦里会见了齐寿山。他身材不高，短粗健壮，身穿干部制服。
老齐谈他一生事迹是从1957年作为前中国志愿军小组成员赴苏联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会开始的。齐寿山说，1916年他应募初次到了俄国。起初他在摩尔曼斯克修建铁路，后来在1917年初他随着1500名中国工人来到了叶连瓦尼，参加修建水利工程。不久动员他以及其他几个中国工人参加了俄国军队并且派赴土耳其前线。他的朋友梅兆祥当伙夫，而他当担架兵。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土耳克明人、波兰人、中国人等。各国各族人民在小分队里工作。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许多帝俄士兵投奔了布尔什维克并且跟工人阶级的敌人们进行斗争。老齐于1918年在弗拉基卡夫卡斯参加了赤卫军支队。他也如同成千上万的其他中国工人们一样，相信俄国无产阶级会帮助中国人民解除帝国主义的枷锁。因此老齐认为，为俄国革命而战斗乃是与他血肉相关的职责。他参加过镇压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派的暴动，参加过反击邓尼金匪帮及美国侵略军的斗争，参加过格罗斯内依、叶里沙维特格勒（基洛夫格勒）、巴库及其他城市的解放斗争。老齐曾在包清山的赤卫军支队里及第11军里服过役，后来在水兵季莫费耶夫指挥的“勇士号”装甲列车上服役。起初他当狙击手，后来当机关枪手及装甲列车机枪班班长。
老齐于1919年1月间在北高加索得了伤寒病。当时白匪开始进攻，红军撤退。白卫军把住院的伤病员全部俘虏了，老齐也在其中。老齐身体好了以后和一个乌克兰人一起逃出了俘虏营。他们精疲力竭，腹中饥饿，躲进涅涅茨人所住的一个小小的泥土房子里。墙上挂有一支枪。两个逃亡者心里盘算着：“这里如果突然出现敌人怎么办？”但是两个伙伴总得给自己去弄一点吃的和找个地方过夜。老乡们给他们吃了些玉米并且留他们住下。第二天早上房主人不见了，但是不久他就带了个阿訇回来。阿訇告诉他们，村子里有白匪，叫他们逃到邻村去投奔红军。
老齐谈到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尽管那些服役的详细经过记不清楚，但是1918年夺取弗拉基卡夫卡兹的8月战斗他总难忘怀，他是参战的一员。当时老齐在一个叫彼得·华西里耶维奇的支队里（队长的姓氏他不记得了，那个支队属于别林科维奇司令部）。那个支队里有12个中国志愿军战士，老齐记得其中有李典（司务员）、李发勉、马来有、彭怀章。老齐精通俄语，所以叫他当翻译。在开头几场战斗中，除了库尔茨克关厢以外，白卫军几乎占领了整个城市。有一天早晨，白匪从陆军学校方面开始进攻。我军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向车站方面撤退并守住市区公园。阵地上发生了几次争夺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有一个名叫李正青的中国人来到彼得·华西里耶夫这个支队里，他说，由顿比里斯来了50名中国志愿军战士，他是其中之一，是来支援保卫弗拉基卡夫卡兹的，但是在半路上白卫军把他们扣留了。白匪派他来这个支队里劝说中国志愿军战士们转投白卫军。李正青就留在支队里了。后来听说，所有拒绝在白匪军中服役的那批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全被白卫军枪杀了。
8月战斗持续了10-12天。这批中国志愿军战士（老齐也在其中）后来编入包清山支队。不过老齐在包清山支队里呆得不久。他被派到“勇士号”装甲列车上当机枪手，装甲列车红卫军中有10个中国人。
1920年春天老齐在吉卡洛游击支队里，但是不久就又奉派到在马哈契卡拉方面追击白卫军的“红色阿斯特拉罕号”装甲列车上。敌人的装甲列车在捷留尔特车站地区没有投入战斗。开过以后就炸毁铁路桥梁。桥梁修复以后，“红色阿斯特拉罕号”装甲列车上的战士们向马哈契卡拉挺进，接着参加了巴库解放斗争。后来这列装甲列车送去检修，而过了不久改归第11军指挥，第11军司令员是谢·米·基洛夫。后又改归第9军指挥。其中也有中国志愿军战士参加的这列装甲列车曾奉命参加镇压过马科普、库尔干以及拉宾斯克镇的富农暴动。
1920年11月至12月期间，老齐同志在阿尔马维尔斯克陆军医院进行治疗，病好以后，他被派到属于第8军编制的“爱劳动的阿尔明尼亚人105号”装甲列车上当机关枪手。这支装甲列车曾在格罗兹内依、基兹里亚尔、马哈莫卡拉、普罗赫拉法内依和莫兹多克之间往来作战。
1922年老齐在公安部队里服役，参加过跟武装匪帮的斗争。1925年老齐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45年他随苏军队伍参加了解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四省。1954年老齐复员以后回到中国，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到了中国才知道给我们安排了跟陈宝全的会见，他是苏联远东地区一个中国籍老游击队员，我们非常高兴这次会见，何况1957年冬天我们在莫斯科已经会过面了。
旧中国那种艰难困苦暗无天日的生活逼得年轻的老陈流落到沙皇俄国。他起初当装卸工人，后来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做雇农。当时看来，这种生活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眼看俄国工人阶级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爆发了内战，战争的波涛也卷到了太平洋沿岸。来到俄国找活干的那些中国苦力们就和俄国劳动人民一起拿起了武器。饱受中国和俄国财主们各种剥削痛苦的陈宝全也去投入了游击队。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游击队长穆辛帮助这个中国籍雇农了解实际情况，使他认识到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
虽然老陈关于参加游击斗争的回忆已在《西伯利亚日日夜夜》一文中叙述过了，不过老陈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补充材料。
老陈在投入穆辛游击队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枪，甚至连杀一只鸡也害怕。他投入游击队以后，在短时间以内不但学会了开枪，而且成为一名狙击手。在国内战争期间，老陈已经是如此习惯于战斗了，即在不跟敌人作战而进行休整时，他就觉得有点儿过不惯。
他想到被白匪枪杀了的他第一个队长穆辛的牺牲，感到深切的悲痛。穆辛去世后，老陈和一部分同志与布特林（绰号叫“老头儿”）游击队联合起来，他当了副队长。在老陈的指挥下大约有600个中国志愿军战士，他们由于缺乏装备，经常身穿打胜仗时的战利品——日本军服。
游击队缺乏军需品。战斗以后他们把子弹壳都保留下来，然后灌上铅再用来作战。
游击队钢铁般的原则乃是互相救援。有一天第4游击支队陷入日本侵略军的包围中，向中国游击队求援。中国骑兵支队从速赶到，冲破敌人包围圈，救出第4游击支队。
内战结束了。老陈也如同成千上万其他游击队员一样，踏上和平劳动生活的征途，他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
1937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当时陈宝全虽然年纪不轻了，但是他决定回到祖国重新拿起武器。
1939年5月间老陈来到了延安——中国解放区政治中心，他在那儿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任务。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老陈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指挥一个支队跟土匪进行斗争。
1948年他转业做行政工作。当时我们有点儿奇怪，他怎么不退休呢？老陈告诉我们说：“我还要再干一番，要跟全中国人民在一起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
几天以后我们跟杜修田会见了，承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我们的朋友们对我们热心帮忙才找到了他，我们到他家里去看望他。
老杜的妻子说，他在单位里稍微耽搁一下，但是马上就会回来的。她这一番话使我们有点儿奇怪。要知道头天晚上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老杜已经退休了……。
说着说着老杜就回来了。
他虽然清瘦，但行动利索，无论如何看不出他有61岁。他告诉我们，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退休工人志愿向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尤其是他，自告奋勇去把北京某区铁路工人公共宿舍图书馆的藏书理出个头绪来。
在谈话中我们才知道，老杜担任北京转角楼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为了改进居民生活条件，他耗费了不少时间。
1916年老杜应募到了俄国。他跟其他一些工人被派去修筑罗斯拉夫省留比穆县的铁路。干活很艰苦，工钱很少。此外，工头还恬不知耻要求送给他20％工资。有一次，他敲诈勒索过甚，把中国工人们惹火了，他们就痛打了他一顿并把他赶走了。但是这样干问题并没有解决。工头喊来警察，逮捕了许多工人，老杜也在其中。释放以后，他和其他7个工人一块儿到彼得格勒去了。他们在彼得格勒去找中国大使馆，要求帮助他们回到祖国，但是大使馆不帮他们什么忙，他们就留在俄国当了清洁工。
1917年整个这一年，老杜一直呆在彼得格勒。他亲眼看到发生了革命事变。
1918年8月间，有两个中国人名叫党清河和刘老堂（老堂是绰号）来找他并叫他去参加红军。老杜极乐意去协助俄国阶级弟兄，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和其他几个人一道去报名参加了红军，编在中国第2工兵营，营长是李钦河。过了两个月，工兵营和红军其他部队解放了亚罗斯拉弗里。一连打了几天仗，白匪终被打垮。革命军开进城里。直到现在老杜还清楚记得他们在解放了的亚罗斯拉弗里迎接1918年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盛况。
后来第2工兵营调防到莫斯科-彼得格勒铁路线上丘多伏车站。为了跟爱沙尼亚国境线上的白匪军作战，该营于1919年8月间又调防到普斯科夫附近，老杜又参加了战斗。但是不久他病了，把他送到维亚特卡第7军的医院治疗。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5月他一直住在医院里。老杜出院以后从红军中退伍下来，转业做民政工作，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党员行列。
1922年老杜回到了祖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5年在苏军解放中国东北期间，老杜在苏联部队中当翻译，参加肃清武装土匪。而到了1946年，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杜修田有个儿子叫杜仁德（俄国名字叫符拉基米尔·华西里耶维奇），他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机械厂工作。
我们这次在北京跟曾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的前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的会见，在与杜修田相识以后暂告一段落。
接着我们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城市去观光。
10月中旬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何忠仁陪同下出发到中国东北最大工业中心沈阳去了。
在沈阳市立医院接待室里我们会见了国内战争老战士刘永年。
老刘已经70岁了，他是高个子，爱整洁。但是一见便知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他的记忆力虽然还好，但是听觉和视觉已经不行了。由中文翻译成俄文的《鲜血凝成的友谊》文集里载有他一篇文章：《早年的回忆》。他在那篇文章里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他亲身参加苏俄国内战争的情形。
他是1913年到俄国去的，他居留在西伯利亚做过工。他也是在西伯利亚遇上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老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开始参加宣传鼓动工作，反击科尔查克匪帮和日本侵略军。他随着红军部队曾经到过托穆斯克、伊尔库茨克、维尔赫涅乌丁斯克、赤塔、彼特罗萨伏德斯克以及其他许多城市。
内战结束以后老刘并没有立即回到中国。他跟苏联人民一起进行恢复遭受破坏的经济。1934年以前他一直在远东金矿上做工。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老刘才回到祖国。他曾长期失业，过着贫困可怜的生活。他跟他那些同胞们一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度过将近11个年头。解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苏联武装力量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地区。
在人民政权胜利之后，老刘在医务机构工作，而1957年他退休了。
老刘谈到，1957年他跟其他几位国内战争老战士曾被邀请赴苏联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日，但是由于健康情况他没有能够到莫斯科去。
我们问到他侨居苏俄期间使他产生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时，他说：“使我产生最深刻的印象是苏联人民对待中国劳动人民火热的同情心。远在40年以前我曾梦想使得这两大邻邦在为他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和远大的将来而斗争中能视如兄弟。我的理想实现了。目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携手并进，为全世界持久和平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我们为这次谈话向刘永年表示感谢并且跟他热烈告别。
后来我们得到通知，还有一位前中国志愿军战士吴文甫现在住在沈阳。我们约定时间去拜访他。我们在当地一个工厂里跟他会见了。
厂党委几位负责同志来迎接我们。吴文甫已经在接待室等着我们了。他个子不高，稍瘦一点，穿一套朴素西服，戴一顶军便帽，这身打扮像是刚从苏联回国的一个人。而且在他的谈吐当中往往夹杂着俄语字眼，事实上他是在20年以前（1939年）由苏联回国的。1913年老吴应募来到俄国就到别尔米当矿工，合同期满后，老吴无法回到祖国——工钱不够路费。当俄国劳动人民响应布尔什维克号召拿起武器时，老吴也参加了反击苏维埃敌人的武装斗争。他起初在高加索和库班打仗，后来到西伯利亚作战。国内战争结束后，老吴和苏俄劳动人民一起恢复国民经济，在别尔米附近一个工厂里做工。1924年吴文甫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4年吴文甫回到了中国。起初他住在乌鲁木齐，在当地医院里工作，1947年迁居沈阳，而且处于国民党占领区内。他曾两年失业。1949年解放以后吴文甫就到国防工业部门工作，最近才退休。他现在76岁。他觉得幸福的是，远在40年以前，他曾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参加过战斗。
几天以后，我们到了长春。
在我们来到以前，中苏友好协会长春分会已经跟前中国志愿军战士杨书文取得了联系。我们到长春市不久，杨书文就到旅馆里来看我们了。
杨书文是在革命前应募到俄国去的，当时他21岁。起初他在鲁甘斯克做铁匠。根本没有工钱，他拒绝上工，老板就不给他饭吃。杨书文就跟他的同行们一块儿逃跑了。他们就在俄国南方到处流浪起来。
杨书文说：“我在尤卓夫卡、马里乌波尔、里曼等地干过活。1918年初有一天，我在里曼碰到一个中国志愿军战士叫岑荣成。当时我很想知道他为何要参加红军。他给我讲解了许多道理。我下定决心丢掉活儿不干就跟他一块儿去了。岑荣成带我去见他那个团的团长。团长问我拥护谁——拥护白军还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拥护布尔什维克。这样谈话以后就让我报名参加了第13军第5团第1营第1连第1排。这个团里有7个中国人服役：张凤鸣、何凤民、姚书齐、戴书兰、钟文甫、许殿元和我。我们都参加过鲁干斯克近郊战斗，我们在黑海沿岸打了很长时间的仗。
“在乌克兰南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我失去了知觉。我住到军医院里。床位不敷，很多伤员睡在地上，但是把我安顿在病床上。护士说，院长吩咐要这样做的。所有的俄国朋友们对我都非常热诚和关怀。在治疗期间我们部队里的战士们经常来看望我。不久把我转送到哈里科夫医院。我没有等到完全病好就决定出院回我的部队去，但我已无法找到部队了。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车站上碰见了一个中国志愿军战士于振江，他是在第5号装甲列车上服役的。他带我去见装甲列车指挥员达尼洛夫，指挥员就叫我在装甲列车上当机关枪手。装甲列车上共有3个中国志愿军战士。我们全军的人员都参加了反击邓尼金和马赫诺的历次战斗，保护交通线。一年以后把我调到第46师，我在这个师里担任保卫工作，起初担任班长，后来当了排长”。
国内战争结束了。老杨仍旧在红军队伍里服役一直到1925年，后来复员了，他就回到祖国。1949年以前，他在东北各城市里当铁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长春应用化学科学研究所当技术员。从1950年起老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杨书文的大儿子在光学科学研究所工作，小儿子和三个女儿都在中学里念书。老杨感到幸福的是他晚年看到本国人民得到自由与独立。
我们在长春总共只呆了几天就到哈尔滨去了。
有许多历史事件都跟这座城市有关系。从前沙皇政府曾在这个城市和其他一些城市招募过中国年轻小伙子们到俄国去做工，东北反抗日寇的地下革命中心就设在哈尔滨。在肃清蒋介石匪帮解放东北的武装斗争期间，哈尔滨是林彪大军的基地。
我们在哈尔滨只会见一位前中国志愿军战士——姜良风。他在俄国时名叫华西里。1916年他应募流浪到莫泽里市。起初他们队里的成员有1500个工人，但是由于俄国当局对待他们很苛刻，所以最后只剩下不到1200人了。那300个人在一路上就各自逃生。当时中国工人主要是在各地伐木场干活。1918年初，莫泽里被德寇占领以后，强迫他们去做火车装卸工人。最后这批中国工人下定决心逃到莫斯科，然后再由莫斯科回到祖国。
老姜说：“我们一共4个人。我们在夜间逃出来，当时我们一文不名，所以我们就向东方步行。有时我们能够乘一程‘黄鱼’火车。一路上我们都在讨饭。1918年8月间我们最后总算到了莫斯科，投到中国第1国际支队里当志愿军战士，副队长叫王玉璞。我们大约受了两个月军事训练。1918年底支队开到东线。我们在红军队伍里参加过平萨、乌发和齐略宾斯克的解放。有一次我在战斗中得了重伤风病倒了。他们把我送进莫斯科医院，我病好以后到了另一支部队里。我在许多俄国战士中间是孤零零一个人。由于我的俄语不大好，所以部队首长把我派到波贡斯克团第8连，团长是肖尔斯。这个连有180名中国志愿军战士。
“我们这个团参加了解放彼得留拉匪帮占领的基辅。1918年2月间，彼得留拉匪帮在红军的猛攻下撤退到日托米尔。我们波贡斯克团追击敌人。在日托米尔解放战斗中中国第8连伤亡很重。我们在日托米尔耽了将近两个月，然后我们向舍别托夫卡、斯达罗-康斯坦丁诺夫和普罗斯索罗夫方面开拔。
“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有一天肖尔斯排列团队进行检查。他检查到中国连队时发觉许多中国战士服装破烂，有些人甚至是光脚板。肖尔斯命令我连开到后方去，但是战士们和副连长杨廷祥都不同意，我们不愿离开团队。
“内战英雄肖尔斯在1919年8月30日牺牲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的心灵感到深切的震动”。
1919年8月间老姜随着中国连投到波兰前线。前线给养困难。匪徒在红军后方打家劫舍，老百姓逃避到森林里去了。
1920年春天，老姜参加了解放被波兰白匪占领的基辅。有段时间老姜和其他一些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在第聂伯河上的货轮上担任护航，后来他就在第聂伯军舰分队所属第1陆战队服役。
波兰白匪军撤退以后，老姜和其他50名中国志愿军战士报名参加了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第116营。
在击溃协约国第3次进犯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消灭后方的武装匪帮。在苏维埃乌克兰境内活动的“玛鲁西”匪帮为数大约有3000人。
老姜说：“1921年1月间，第116营奉命去清剿一股‘玛鲁西’匪徒。全营大约200人，其中有20名中国志愿军战士。‘玛鲁西’匪帮中百把个匪徒驻扎在第聂伯河畔。我们悄悄到达，包围住他们迫使其投降。在审讯中问清楚匪首的下落，并且得知某个神甫是‘玛鲁西’的私人秘书。”老姜虽然未曾参加消灭匪首的战役，但有关活捉那个“秘书”的情形以及“玛鲁西”在什么情况下才逃到敖德萨，尔后终于落到红军手中的经过他都很清楚。
1921年底，第116营里30岁以上的老战士都复员了。许多中国志愿军战士不愿离开军队，他们就隐瞒自己的年龄。老姜也把自己的年龄少报了6岁。但是过了不久，隐瞒就被发觉，1922年夏天就叫老姜复员了。他和一位中国志愿军战士老赵一起到了玻尔塔瓦。他找到了工作。不久玻尔塔瓦成立了中国工人工会，接受老姜加入了。他在玻尔塔瓦干了8年民警。他也曾参加击溃富农暴动等等。
1926年姜良风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33年老姜到了伯力，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到了祖国的哈尔滨。
我们会见姜良风的时候，他已经满70岁了。他领取退休金。
我们跟姜良风热烈告别并祝他健康，然后我们出发到天津去，我们在天津会见了前中国志愿军战士刘福。远在1957年我们在莫斯科就跟他认识了。
我们到达天津以后第二天就会见了刘福。他生气勃勃，精神饱满。1957年在前中国志愿军战士回忆录文集里发表过他两篇文章：《我们的小向导员》和《保卫红色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在这些文章里谈到他在苏俄参加国内战争的情形。他给我们提供一些补充材料，都是以显然表现出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豪迈精神以及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1919年春天，中国志愿军战士李荣奇在别尔米近郊白刃战中用刺刀杀死5个白卫军匪兵，同时他受伤11处。李荣奇在医院里住了4个月，然后重返前线。他又谈到中国志愿军战士赵德贵。有一天老赵在别尔米省维连夏吉诺村一户农家休息时，突然被白匪发现了，他当场砍死了一个白匪兵，逃到室外，他用手榴弹把躲在天篷下面的5个白匪炸成重伤。
刘福想起黄新全遇到的一件事情：有一次老黄在冲锋时被机关枪的火力打伤了两条腿。他昏迷不醒了。当地俄国老百姓看见他，把他弄到家里，小心热情服侍他。
刘福本人也不只一次碰到过俄国人民对待中国志愿军战士们亲切的关怀。1919年初，那是冬天，有一次老刘掉队经过一个村子时去敲一家人家的大门。主人请他进去，招待他吃晚饭。他们聊起天来，在谈话中主人说这个村子已经被白匪占领了，于是就把刘福送出村子，指给他通往红军驻地的那条道路。
内战结束以后刘福参加了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他在铁路运输部门做过工，也做过采金工人。而从1931年到1933年他在海参崴工农专科学校学习。1938年他回到祖国，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
刘福已经满85岁了。我们跟刘福会过两次面。告别时他要我们转向苏联人民问好。
我们由天津到上海，在上海我们会见了曾在苏俄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内战的四位战士：姚新成、陈礼德、张则宣、王洪元（他们的回忆录刊载在《鲜血凝成的友谊》文集里）。
姚新成于1916年应募到了俄国，他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叶卡杰林堡和别尔米一带的伐木场做工。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不久，他就参加了阿拉帕耶夫斯克任福成支队，他在库尔干近郊战斗中负了伤。后来到伊尔库茨克第3国际团服役，而到了1920年，他因病复员。
老姚说，那是1927年的事情。当时他在哈尔科夫一个财政部门工作。他除了做社会工作，每天晚上还教中国工人学习俄文。
有一天晚上，苏联朋友们（其中还有少先队员）到公共宿舍里来看望中国工人们并祝贺他们，说是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大家都很高兴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就。
但是后来没有几天就传来蒋介石叛变和蒋匪帮枪杀上海无产阶级的消息。
哈尔科夫举行了群众大会，抗议蒋介石的残暴行为并募集现款作为支援中国工人的基金。
1933年老姚回到了祖国并且住在上海。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老姚虽然70多岁了，但是他还领导岳阳路党小组，经常会见工人、学生、人民解放军战士，跟他们讲述苏俄的故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的前夕，老姚特别忙碌，因为上海市有6个不同的单位邀请老姚去谈谈他的革命经历。
11月6日我们参加了上海市蓬莱区第二初级小学少先队队日。学校校长带领少先队员和学生们在乐队伴奏声中隆重欢迎这位前志愿军战士，并且向他献了花。
老姚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孩子们满怀信心说，他们一定好好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也向他保证，以后一定不断巩固和苏联人民的友谊。
不久我们就跟前志愿军战士陈礼德相识了。
他在去俄国以前是在哈尔滨俄国资本家的工厂里做工的。1911年他失了业，于是就到俄国去，在伐木场做工。十月革命以后，他在铁道部队第108团当志愿军战士，而且在乌克兰反击白卫军作过战。他也在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所属特务支队里服过役，参加清剿盗匪工作。
内战结束以后，老陈到了远东，在渔场做过工，而到了1936年，他回到中国。在中国解放以前，他一直在做鞋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工作。
在1957年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中国报纸上刊载了他的俄国内战回忆录。他收到来自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人的许多信件，他们在那些信件里表达出对中国无产者崇高的感激的心情，因为中国无产者对保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的事业曾做出他们不平凡的贡献。
11月8日我们会见了王洪元。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17岁的青年到俄国去谋生的，他起先在远东，后来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做了9年工。1918年2月，老王参加红军队伍当了志愿军战士，他服役的部队有：彼得格勒第33铁道护路支队、叶卡捷琳堡张振华为队长的中国国际支队、鄂穆斯克高海峰为营长的中国营、赤塔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各机构。他1921年退伍后迁居莫斯科，他在那儿一直工作到1937年。
1937年老王回到了中国。在1956年以前，他一直在一家私营企业里工作，后来这家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老王跟朋友们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老王对我们说：“我跟同胞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强调指出，苏联人民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那些年代里，顽强地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这就是英雄的苏联人民卓越的表现。我们中国人民有了学习的榜样。”
过了几天，我们结识了前志愿军战士张则宣。他也跟其他许多志愿军战士一样，是1916年应募到俄国去的。他在白俄罗斯各伐木场做过工，他在那里碰上了十月革命。张则宣和他的同乡们参加了红军当上志愿军战士，为的是要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戈勉里地区成立一个中国独立营，这个营归第2军指挥。张则宣参加过波兰前线历次战斗，后来他在基辅、哈尔科夫及其他城市的公安警备部队服役。他经常跟反革命匪帮进行斗争。
1920年秋天张则宣又到了波兰前线，他腿上负了伤。他在医院里住了很久，1922年他因病从红军队伍里退伍下来。
张则宣在军队里服过役以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38年他回到祖国并定居在上海。
这是我们跟中国同志们（参加过俄国内战的战士们）最后一次的会见。
趁此机会我们向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近代史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殷勤的接待以及在我们工作中给予很大的帮助。
承中苏友好协会及其北京、沈阳、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天津各分会，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汉口、广州各分院及各研究所的同仁们，还有武汉大学的工作同志们均热情招待，我们表示感谢。
特别要提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同志何忠仁陪我们跑遍了全中国，对我们非常关心和亲切。在组织跟苏联内战中的中国老战士们会见方面，以及在介绍我们熟悉社会主义中国成就方面，他处处都表现出主动积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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