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七章 社会运动的未来
阿拉斯加州的荷马城（Homer）位于库克湾和阿拉斯加湾的交汇处。按照当地商会的说法，这个四千人的城市在卡彻马克湾占据了一个面向基奈山角的独特位置。荷马城曾一度是一个采煤小镇，如今主要以旅游业和商业捕鱼为支撑——这里的鲑鱼和大比目鱼产量颇丰。与笔者居住的纽约市相比，荷马城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驼鹿、熊、角嘴海雀、鹰、海豚、逆戟鲸朝夕相伴，非常值得到此一游。
荷马城的居民倘若知道他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生活，要归功于18世纪60年代伦敦一位放荡不羁的政治煽动家[1]以暴力换来的胜利，以及与同时期一位失意的啤酒商[2]在波士顿所作的反英煽动，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就是如此。约翰·威尔克斯、塞缪尔·亚当斯及其合作者们着实开创了某种传统，而荷马城的居民所运用的，也正是这些18-19世纪发明的21世纪版。2003年4月，《荷马时报》（Homer News）网络版刊载了一桩趣事：
星期一成了示威日：在先锋大道（Pioneer Avenue）和沿湖街（Lake Street）的拐角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和反战和平人士同时举行示威活动，示威导致往来汽车被堵，喇叭如织、人声如注——其中偶尔夹杂着脏话，乱作一团。就在同一周，星期六却成了安克波因特城（Anchor Point）的诉求日：这个小城俨然成了爱国集会活动的中心。
与荷马城毗邻的安克波因特城，呈现了这样一番景象：
迪娜·切瑟说，大约90人聚集着支持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支持美军将士的所作所为，当时没有反战和平人士在场。当谈及倡导和平与正义的全球网络在荷马城的分遣团时，切瑟说：“我们这儿可没有黑衣妇女组织的成员。”安克波因特城集会的组织者们正计划于星期六中午再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还要配上音乐和演讲。切瑟的儿子达文最近被调往科威特部署。她说，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这项活动。
回头再来看荷马城的情况：
当安克波因特城的人们星期六走上街头，表达其对美国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时，荷马城的反战和平人士已在先锋大道和沿湖街的拐角处活动好几个星期了。数周前的一个星期一中午，行人们在这个拐角处——这里矗立着荷马城老战士纪念碑（Homer’s Veteran’s Memorial）——看到一场平和的静默守夜活动。纪念碑前的反战活动引起了一些居民的不满，并引发了一场与之针锋相对的集会，集会中的一名旗手说：“我们要夺回这个街角。”参与反战活动的一名黑衣妇女组织的成员说，守夜是为了哀悼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们；与之针锋相对，路过这儿的一名驾车人叫嚷道：“为什么不为我们自己的军队祈祷，反而为伊拉克人祈祷呢？”
但沙伦·怀特尔说，她相信站在老战士纪念碑前，象征着对所有在军事冲突中牺牲的人们的牵挂。她说：“毫无疑问，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去纪念碑，是因为我们为那些死去的战士们感到悲痛。”她还补充道，两个立场不同的团体共享一个表达场所，这是“行动的自由”的强有力象征。
尽管有报道称，两派阵营之间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接触，但星期一没有此类迹象发生。大约100人分列两排、站在街拐角处的人行道上，路过的汽车司机冲他们鸣笛挥手时，他们就挥舞旗帜并发出欢呼。他们身后15码的地方站着一排身穿黑衣的妇女，其中夹杂着许多同样身穿黑衣的男子，他们在整个守夜活动中一直保持着沉默。当提及一个全美抗议者都使用的标志和口号时，怀特尔说，“看到两派各自表达观点，我并不生气”，因为“这就是民主”。（Homer News 2003b；段落及标点略有改动）
在荷马城的先锋大道和沿湖街的拐角处，有两支队伍相隔15码相对而立，各约50人。他们身旁不仅矗立着老战士纪念碑，还是警察和消防人员环视四周。这些行动者在荷马城的中心地带和平对峙着。安克波因特城——单独上演着亲战庆典的城市——位于荷马城以西的斯特林高速公路（Sterling Highway）16英里处，这条路向北通往卡彻马克湾（Kachemak Bay），直抵安克雷奇市（Anchorage）。安克波因特城是一个小城，仅有一所小学，年轻人往往乘车经斯特林高速公路去荷马城读中学，因而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往来频繁。就在《荷马时报》对城内的反战和亲战两种情感进行报道的当天，刊载了从安克波因特城传来的一则重要消息：这个小城所有的树上都系上了黄丝带，人们被鼓动者要在斯特林高速公路边举行一次新的集会。报道称，这个集会要求每个参加者携带美国国旗和参加伊拉克战争亲人的照片（Homer News 2003c）。
对于美国北部[3]的居民来说，只要对2003年春天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这一年4月当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当地居民，甚至全世界都能轻而易举地判断出：这是街头示威——一种标准的、对政治问题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手段。在这个案例中，示威活动和反示威的示威活动，它们所表达的是对美国武力干涉伊拉克的反对或支持。就在安克波因特城和荷马城的居民走上街头的这些日子里，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其中有一些同样出于对伊拉克战争的关注，而更多的则着眼于示威所在地的重大事项。21世纪初期的街头示威活动，看起来就如同一件多用途的政治工具：就其短期效益而言，当然不如收买议员或发动军事政变来得生猛；但是，在民主和半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它不失为表达民意的手段，是选举、民意调查和公民信访（letter writing）的有益补充。
尽管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的新闻报道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的示威活动事实上已呈现出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是荷马城风格。示威者聚集在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以演讲和行动展示其对于某个明确目标所具有的群体性执著。二是示威者沿着公共道路行进，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示其所具有的执著。当然，这两点变化常常合二为一：示威者可以沿着公共道路行进至有利的场地集会，也可以分成纵队在不同的场地展开活动，但其目标是一致的，并具有象征意义。
有时反示威的示威者会跳出来鼓吹相反的主张，而从对示威者正在伸张的诉求构成挑战。荷马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警察、军队要么沿着游行队伍进行部署，要么把集会场地团团包围；有时还会阻止示威者接近重要的场所、建筑物、纪念碑或某些重要人物，有时警察或军队也会有意将示威者和反示威的示威者隔开。正如在荷马城看到的，对示威者所提出的诉求。过路人和旁观者往往会表示赞成或反对，并可能在接下来的午餐闲谈中予以讨论，或写信给报社陈述自己的观点。荷马城的戴维·比特曼（David Bitterman）就对《荷马时报》谈了他的看法：
前几天开车经过镇上，我看到一群妇女穿着黑衣站在先锋大道的消防站附近。当时我刚从外地回来，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回去后我问妻子，才知道这些人在进行反战示威。我觉得这事儿很讽刺——我们的军队在保卫我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却被用于反对我们的国家和军队。
比特曼说他有一个当特种兵的儿子，是“9·11”恐怖袭击后参军卫国的，目前正驻扎在德国。比特曼说，对于保卫自由而言，战争是必要的：
我国军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正在战场上作战。他们一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保卫我们，使我们免遭侵害。任何一项有损于我国军人的行为，都是在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并不是说这些黑衣妇女组织成员不爱国，只是觉得她们见识太短。（Homer News2003a）
一旦从妻子那儿获得了基本的解码信息，比特曼先生就清晰地领悟了这场示威活动的要旨。从象征意味和编排形式上看，示威活动可以和棒球比赛或初次社交舞会相提并论，只不过后者在乎的是名次和名誉，而示威活动的记分卡侧重于有争论的公共问题。
如前所述，街头示威有一些远方亲戚：市民游行（municipal parades）、政党大会、群众大会、就职演说、毕业典礼、宗教布道和选举集会。对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来说，其间的差异不难分辨。当然，示威活动的形式、步骤和方案常常被相似活动的参与者借用，例如，在大学典礼上穿戴夸张的服饰，或是高呼口号以示支持某项主张。不仅如此，被借用的还有示威活动的某些行为模式，例如，将参与者和旁观者隔开、出动警卫稳定人群等。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相互结合以展示：（1）高度的连贯性；（2）系统化的内在变化；（3）不同形式的交替使用（type by type），以及超越不同地点、不同内容和不同参与者的深刻一致性。
本书前几章有关街头示威活动的论述，与一个更加宏大、不断演进、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政治斗争形式——社会运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文所述，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相互结合的政治形式，这一奇特的结合在18世纪中期以前尚未形成，但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它被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用于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外，前几章还揭示社会运动具有不可思议的两重性：即在整体形式上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又能适应地方环境和地方特色。这一双重性在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的新闻报道中皆有体现。
这本贯穿着各种史实的著作即将结束，在此我们不妨放飞历史的想像：想像约翰·威尔克斯和塞缪尔·亚当斯从18世纪60年代云游而至，在2003年4月旅行到库克湾和阿拉斯加湾的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想像他们目睹了这两个城市的示威活动，并就21世纪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和所为何故，交换了如下看法：
威尔克斯：这种场面我还真没见过。
亚当斯：没错儿！
威尔克斯：有点像教会的礼拜……
亚当斯：也可能是工人游行。
威尔克斯：怎么没有观众？他们说给谁听啊？
亚当斯：军队和治安官呢？
威尔克斯：他们在讨论战争——这一点倒是挺熟悉的。
亚当斯：这些人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在中心广场聚集、喊口号、沿着主要的道路游行。这让我想到了竞选。
威尔克斯：有一点不同——就是太文明了。就这股文明劲儿，指望起什么作用？
亚当斯：也许我们应该去问他们。
这次荒诞的不期而遇，尚未让威尔斯克和亚当斯看到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的全部配置：多重的表演形式和WUNC展示——在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或立场诉求持续、协同的伸张过程中——的结合。他们也不知道在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之外，还有许多行动者参与了支持或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社会运动，这些人除了举行街头示威活动外，还常常举办新闻发布会、请愿和公共集会等活动。但是，我们想像中的对话却提出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乎社会运动的现在和未来，例如，社会运动是否已丧失了它的政治功效？权力的国际化、政治的国际化、社会运动组织的国际化是否正在削弱地方、区域乃至民族国家的作用？如果说社会运动的形式在上两个世纪有了很大改观，那么，何种变化是21世纪的人们所能期待的呢？
我们怎样解读未来？
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不会出错的陈词滥调作为回答：这是情况而定毫无疑问，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些国家、哪些议题、哪些诉求者，以及哪些诉求对象。例如，当前，津巴布韦和哈萨克斯坦的社会运动前景相当黯淡，而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的社会运动则充满活力；或者，像我所说的，抗议美国军事行动的社会运动毫无进展，而抗议全球化势力扩张的社会运动至少在国际层面引发了热切支持。总之，我们必须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区分：一是社会运动未来可能呈现的发展轨迹，二是社会运动的不同发展层面。图7. 1对这一区分进行了勾勒。
图7. 1有两条轴线。一条轴线表示由盛及衰，另一条轴线表示由地方而至全球。图中“全球的”代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超国界行动主义的鼓吹者所认为的，不仅国际角色和国际目标将成为未来社会运动中的家常便饭，而且，未来社会运动还将体制性地在全球层面协调公众的诉求伸张。此外，图7. 1贯彻了第五章的观点，即尽管社会运动中出现了若干国际化迹象，但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仍将继续。
图7. 1 未来社会运动不同层面的发展
当然，仅靠图7. 1的两条轴线尚无法涵盖社会运动未来可能呈现的方方面面变化，我们曾目睹了这些变化——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种种变化——的发生。毫无疑问，21世纪将产生新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这些新的诉求将成为社会运动的新议题，尽管在21世纪初这些议题尚不为人接受，例如，我们可以想像动物权利保护者发起为类人猿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几乎可以肯定，必将产生新的社会运动运作形式，而社会运动的剧目也必将随之改观。我们不妨考虑这种可能性：太空舱内的行动者通过空中电波向全世界伸张他们的诉求。同样，WUNC展示也将与时俱进，或许，未来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借助于某种瞬时大范围传播消息的技术，表达对某种社会运动诉求的支持或反对，从而为WUNC中的N（规模）增添新的内涵。如果社会运动能够在21世纪存活下来，它将在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上发生重大转型。
尽管无法一一呈现社会运动脉络中的种种变化，但图7. 1还是作出了一些非常宽泛的假设，例如，我们或许可以想像未来存在这样的变化组合，即地方层面的社会运动消失了，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制度化了，以及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出现了扩张和戏剧性的转型。那些热切的分析家们——他们鼓吹电子联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对这种可能性是有所预期的。或许，我们还可以想像，未来国家权力的大幅度衰退将同时激活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而后者在要求本土自决权或区域自决权时将采取如下模式：既从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又从国际组织那儿获取支持和保障。
图7. 1中向右的箭头代表了广泛的国际化，它意味着地方、区域甚至可能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正逐步让位于国际层面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向左的箭头意味着超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日薄西山，而新的地方主义可能兴起——目前看来，这一可能性不大。图中向上的箭头顶端，表示的是社会运动的普遍扩张和转型；箭头中间以上部分表示的是广泛的制度化：即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各个层面上展开，而主导社会运动的是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以及与政权有着亲密关系者。箭头中间向下的部分，表示的是社会运动的衰落或消亡。不过，这些都只是笼统地描述，更为准确的预测应当勾画不同层面社会运动的各自发展轨迹：例如，跨国社会运动的扩展与转型，以及与之伴生的地方社会运动的萎缩与制度化。
当然，有关社会运动未来的任何预测，都需以两个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历史所积淀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鉴于此，有必要对本书基本观点再作回顾。
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论述至此，这一观点已不证自明。它提醒我们，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需对诉求者、诉求对象、旁观者以及权威者相互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一并予以考察，而不是简单地对社会运动几个外在的运作特征予以推断。请不要忘记，在1989年急剧变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运动、反运动、权威、公众、外部权力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互运作着的。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纲领诉求是对诉求对象的实际行为或拟议中的行为表示支持或反对。身份诉求旨在强调“我们”——“诉求者”——是一股统一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往往以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作其支撑。立场诉求宣称的是与其他政治角色的关系或相似性，例如，是被排斥的少数群体、成熟的公民组织，还是现政权的忠实捍卫者？有时，立场诉求会涉及“其他”政治角色的立场，例如，呼吁排斥外来移民或剥夺外来移民的公民权。在什么人种、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有权享有公民权的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曾有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也令人沉郁压抑）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显然，这三类诉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发展，例如，立场诉求十分敏感地依赖于哪些政治角色已形成了完整的立场、哪些政治程序改变哪个政治角色的立场。就此而言，立场诉求与民主制度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变化。如果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遮蔽了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伸张，而只是有利于由制度化的专业人士所提倡或反对的纲领诉求的伸张，那么，对于前者的遮蔽，将成为21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变化。不过，社会运动组织和社会运动企业家的专业化，有时也会促使形成新的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近来世界范围内争取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便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如此，专业化所导致的整体趋势将是，社会运动的重心逐渐从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滑向了纲领诉求一边。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这个命题看似一目了然，实际上隐藏着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对此，本书第六章已有充分揭示。为了探明民主化给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将这种影响与其他两种影响——即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一般成因，以及民主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区分。这样即可发现，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未来作何预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民主化或去民主化有何预期：例如，我们需作出判断，究竟是马尼拉的局部民主还是棉兰老的军阀将决定菲律宾的未来。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基于两个世纪的历史考察，这个命题已无需赘述。以法国为例，社会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兴与衰，准确地勾勒了人民主权诉求的进与退；其联系之紧密，以至于法国的独裁主义政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压制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我们必须清楚，这个普遍原则——即社会运动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重申——具有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第一，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有时也会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模样，但实际上并不具有民众基础，或缺乏为民请命的相应手段；第二，历史上曾有过这样——尽管不成主流——的社会运动，它们主张的纲领一旦实现，就通过植入威权领袖、卡理斯玛崇拜或煽动进行大规模的排斥，使人民主权原则事实上遭到诋毁。总之，任何有关社会运动未来及其结果的预测，都必须首先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少数是否有可能成为多数。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找到政治企业家的身影。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议会改革到当今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社会动员，政治企业家及其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确，当前的整体趋势是政治企业家的显著地位和作用不断得以强化，而社会运动的未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并取决于何种类型的政治企业家会活跃于社会运动之中。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随着本书分析的不断深入，这个结论获得了新的内涵。在通常情况下，一般要经历对所有原则上可能与现有环境建立联系的新环境的严格筛选，才可能在社会运动的现有环境与潜在的新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新的传媒技术所推动的联系，最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筛选：它为能够获得新技术的人降低沟通成本，而将不能获得者排斥在外。人际网络也是一样：社会运动行动沿着现有的网络扩展，将不属于该网络的人排斥出去。尽管存在着机灵的乌合之众[4]的迷人想像，但是，这种容纳和排斥的把戏很可能在21世纪继续演下去。其结果是，我们的某些预测将有赖于对谁将与谁联合、这种联合将把世界人口中的哪些部分排斥出去的评估。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我们曾想像威尔克斯和亚当斯来到阿拉斯加的荷马城，这番想像旨在表明：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运动的形式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且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我们业已发现，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因素导致了社会运动的变化和更迭：一是政治的整体环境；二是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在社会运动内部与日俱增的变化；三是社会运动模式在行动中的传播扩散。若要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就得细致地澄清这三项因素将如何相互影响、其中的每一项将会如何变化。对于变化的脉络、我们需特别关注社会运动的新方位——如反对WTO的抗议活动，并弄清楚谁为了何故做了什么。
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我们依然无法保证社会运动——犹如盛行于前两个世纪那样——一直持续到永远。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一种可能性：作为公共诉求伸张手段的社会运动，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可能被不断地消解，或是被新的诉求伸张形式所取代，并由此导致21世纪社会运动面临毁灭。现在有一种电子民主的设想，提出以电子选举投票这一廉价而有效的方式取代结社、集会、游行、请愿、演讲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常备剧目；对热爱社会运动——一种为人熟知的历史形式——的人来说，这番前景令人恐惧。
可能的未来
上述原则如何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未来呢？在总结前文论点和论据的基础上，图7. 2对21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并将可能出现的前景归结为以下四点假设：国际化、民主退化、专业化和大功告成。国际化指社会运动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层面想跨国和全球的层面演变。民主退化可能导致一切类型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趋于萧条，也可能给地方和区域层面——民主制度尚幸存于此——的社会运动留下一线生机。专业化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降低地方和区域层面社会运动的相对重要性，因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逐渐将更多的精力和热情转向了国家层面——特别是跨国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最后，大功告成描绘了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社会运动成为从地方到全球各个不同层面的伸张公共诉求的手段。以下结合前文所述，对上述四点假设中每一点的产生条件及其对大众政治的影响进行论证。
国际化。许多观察者和行动者认为，21世纪的社会运动领域不仅在整体上呈现出了国际化趋势，而且，该趋势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在跨国甚至全球化层面上运作在一起。他们认为，环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人权鼓吹者、全球化资本的反对者都已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股横贯各大洲、各个国家的国际化浪潮之中。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国际化可能主导社会运动的未来呢？检视前文论述，谨提供以下参考条件：
图7. 2 未来社会运动的可能局面
● 跨国的权力和组织网络——如金融网络、贸易联合、多国合作、常规化的政府间机构、洲际犯罪合作等——数量上持续增长、影响力日益加深；
● 上述权力和组织网络有可以被指责、颠覆、抵制或政府规制之处；
● 分布广泛的、自身福祉受到国际网络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的人群，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扩大；
● 擅长于在上述人群之中建立联系并擅长于协调上述人群之行动的组织、掮客和政治企业家大量滋生；
● 国际层面至少已形成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在公民和国际政府机构之间建立了相对广泛、平等、相互协商和提供保护的关系。
这一预测——即21世纪的社会运动将面临广泛的国际化——能否成立，取决于上述条件能否全部或大部分地得以实现。
如果国际化的可能性占了上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政治将在中期或短期内产生更多的其他后果。第一，假使获得了从事大规模社会运动所需的最基本的信息、时间、联络和资源条件，那么，既有的社会精英就会更多地投身于社会运动；这样，尽管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降低了通讯成本，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合作的成本仍将攀升。第二，基于以上原因以及可资利用的沟通渠道的不平等，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将加剧，被排斥者将更加难以获得适当的手段从事有效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第三，在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有效表达诉求方面，掮客、政治企业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变得愈加重要。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民主参与的衰退，既缩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又使参与变得更加不平等。
民主退化。如果社会运动领域以外的原因——如阻隔社会不平等进入公共政治的屏障遭到了削弱、新的或现有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了分离等——造成了民主的退化，其后果又会怎样呢？由于民主的运作始终与某个特定的权力中心息息相关，因此，该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退化究竟发生在所有层面，还是仅仅发生在——比方说——国家一个层面。总体来说，大型的民主制度——如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民主——遭受民主退化的可能景象，要比小型的民主制度更加惨烈：原因很简单，借助于政治灾难，可以同时造成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地方政权、区域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去民主化。而与此同时，少数摆脱了制度约束的资本家、军事组织、技术或科学科目，便会即刻对现有的国际民主秩序造成威胁。（不妨想像一下，银行家、士兵、通讯商或医学研究者构成了蛮横的组织网络，由他们来决定世界人口中的哪些部分可以——或不可以——享用其服务。）不过，极有可能的是，民主的大规模坍塌依然在全世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民主残骸，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某种期待：尽管全世界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减少，地方或区域层面的行动者日益适应于本地状况，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幸存的民主残骸中找到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差异性。
专业化。它指向了另一种可能。在我们设想的可能前景中，专业化引发了制度化，从而减弱了社会运动的创新性。忠诚的民粹主义者们常常担心，社会运动的行动者过多地来自于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出身名门的阶层，他们将出卖弱势群体的利益、满足于与官方建立良好的关系、日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支持、并且/或者成为社会运动的官僚，以及更加热衷于推进他们自己的组织和职业发展，而无意于谋求他们口头宣称的民众福祉。
与19世纪早期相比，社会运动中的某些专业化和制度化发展，是在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如建立或形成了保护性的法律，致力于保障社会运动行动的政治力量，消除警察与示威者恶性冲突的程序，大众传媒报道社会运动的惯例，以及擅长于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组织。反过来，这些变化又推动开创了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的专职工作。由此可见，专业化与制度化一直是携手并进的。
然而，到了21世纪早期，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犹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出现在了现有社会运动领域的边缘。它们中有许多遭到了失败，有一些迅速转向标准的社会运动实践；但是，还有一些诉求者把他们的创新——如室内静坐示威、占领公共建筑、街头木偶秀、卡通服装、媒体的新用途等——引入了公众视野之中。因此，预言社会运动将普遍地专业化和制度化，便是在暗示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其可资利用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随着大众诉求的动机越来越弱，或是随着社会运动当权派之外的诉求者不断遭到封杀，原则上这种可能性是会发生的。目前，世界人口中有超过90%的人没有条件上网，假如这些人再不能去组织和参加社会运动，后果将会怎样呢？
大功告成。社会运动是否有可能实现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的全盘扩展呢？这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未来，有赖于全世界尚处于威权政权、军阀统治或小型独裁制支配下的地区实现民主化，也有赖于政府和权力实现了更为全面的分工：哪怕国际权力机构支配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也有足够的权能影响当地民生并对当地的诉求作出回应。最后，大功告成还意味着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者网络、组织和运动骨干，能够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相对独立地运作下去，而不是从属于跨国或全球层面的运动纲领。反过来，如果去民主化的浪潮波及了每一个层面，如果权力中心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公众压力，如果相互关联的网络、组织和掮客分崩离析或受制于统治当局，那么，社会运动的衰落也将接踵而至。
在社会运动的领域内，即使是这样的一些假定——例如，有了民主化就有了社会运动的扩展、有了国际化就将加剧不平等——也是极不确定的。无论本书前几章的大量历史素材，还是好几代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它们都与社会运动的“假设学”无关。对21世纪余下的数十年泛泛地进行预测，其不确定性尤为巨大。毕竟，预测需以综合考虑以下三项因素为前提：（1）对现有趋势的未来发展作出推断；（2）对导致社会运动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作出假设；（3）对基于这些原因而发生的变化作出推测。例如，对1990年以来的社会运动趋势——是适度的国际化还是急剧膨胀的国际化——进行预测，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项因素：我们是否已真正准确无误地理解了这股趋势；受国际权力网络影响的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的不断扩展，能否真正地促进其社会运动的协调展开；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联系的扩展，该过程都将在本世纪余下的数十年里继续运作。
面对诸如此类的种种不确定，我们还能将赌注押向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可能前景上吗？国际化、民主退化、专业化和/或大功告成的各式组合中，哪种组合的可能性更大呢？不如抛开这些小心翼翼的假设吧，我还是谈谈自己对21世纪社会运动的猜测。
国际化：不像某些科技狂热分子说的那样迅速、广泛和完善，但也要持续大约数十年。
民主退化：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现有的主要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的退化（减缓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减弱了它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非民主国家潜在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导致社会运动的扩展）。
专业化：同样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专业的社会运动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及其对权威当局的日益屈就，将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不要忽视了还有一些不被国际行动主义收编的、地方和区域层面的诉求伸张活动。
大功告成：唉，可能性极其渺茫。
基于前文所述的全部理由，我说了这一声“唉”。社会运动在上述所有层面取得胜利——除了你我共同反对的危险因素之外——整体上是有益于人类的。社会运动的广泛运用，既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存在，也是对民主功能的不断促进。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应当更加审慎地展望社会运动的未来，但愿我的悲观论调被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
[1] 指约翰·威尔克斯，参见本书第二章。——译者注
[2] 指塞缪尔·亚当斯，参见本书第二章之“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译者注
[3] 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所在的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是美国最北端的领土。——译者注
[4] “机灵的乌合之众”及其相关论述参见本书第五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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