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四章 20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目的论与痴心妄想往往一脉相承：我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故事中的全部历史都旨在建构一个可以接受的今天、建构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1962年，秉承苏共中央委员会意志的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辖下的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就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上述原则。该系出版了厚厚两大卷著作，对18世纪至近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进行了考察。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部著作所描绘的历史是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的时刻——作为分水岭的。1917年以前的部分占644页，1917年至1939年的部分占634页。这似乎是要表明，1917年以前是革命的准备阶段，1917年以后进入了革命的完成阶段。对他们来说，过去不过是为未来辩护的一种幻象罢了（Bogolyubov，R’izhkova，Popov，& Dubinskii 1962）。
著作的每一卷都是由一系列专题文章构成的，这些文章对重大的事件、经济的变革、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非工业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了论述。此外，它还挨个儿地对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作了总结。以下是两卷首尾篇章的标题：
第I卷第1章：产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英法德三国工人的第一次独立展示
第I卷第33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
第II卷第1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第II卷第27章：1917年至1939年间的国际工人运动——共产国际
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升级版的共产党宣言，它讲述了阶级的形成以及公众集体行动在军事斗争中的结晶化过程；至于其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被突出地表现为全世界反对专制的集体行动的先驱。有关1939年的状况，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是这样总结的：
战争爆发后，尽管很难再保持各个独立党派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几乎再不可能召开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正确地分析阶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正确的战略路线，在实现工人阶级利益、实现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实现民主、打倒反动派和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把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到党的周围。在此，我们描述了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重要角色。（Bogolyubov，B’izhkova，Popover，& Dubinskii 1962: II, 625）
对21世纪的读者来说，这首40年前的政党体散文诗连同其“正确地分析”、“正确的战略路线”散发着老古董的霉味儿。尽管如此，它将隐匿在20世纪社会运动中的一个普遍观念展示了出来，即我们正在成就历史，我们将所向披靡。
1962年的苏维埃史学家固然是要彰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突出地位，不过，他们毕竟对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运动进行了广泛观察。表4. 1是第二卷中的一份年表，它记载了1935年至1936年的多事之秋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非共产主义性质的美国新政立法——最终批准了（与行会完全不同的）工会的合法化；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是否由共产党所领导；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左翼联盟所取得的选举胜利。（毫不奇怪，年表的编撰者隐去了苏共的政治清洗、农村人口被迫整体迁徙、斯大林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实施的大规模放逐。）这份年表将20世纪在1939年以前的国际工人运动描绘为：偶尔遭遇挫折——如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动员——和起义失败，但是，整体的趋势是积累力量，是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壮大，是在决定性的1917年之后获得了苏联共产党的万丈灵光。
表4. 1 苏联史学家编撰的1935-1936年运动年表
| 1935年 | |
| 7月 | 《瓦格纳法》[1]或“美国劳工关系法” |
| 7月 | 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爆发反法西斯示威活动 |
| 7-8月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
| 8月1日 | 中国共产党发表讲话号召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
| 10月 | 德国共产党召开布鲁塞尔会议 |
| 10月 | 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 |
| 全年 | 波兰爆发反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罗兹（Lodz）、克拉考（Cracow）和利沃夫（Lvov）爆发总罢工 |
| 1936年 | |
| 1月 | 法国“人民阵线”[2]发表纲领 |
| 2月 | 西班牙“人民战线”赢得议会选举 |
| 5月 | 法国“人民战线”赢得议会选举 |
| 7月 | 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发动起义，西班牙爆发抗击法西斯版乱和德意联合干预的国家革命战争 |
| 7月 | 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爆发 |
| 资料来源：Bogolyubov，R’izhkova，Popov，& Dubinskii 1962: II, 633。 |
此外，这部著作所编撰的19世纪运动年表，还收录了一系列我们基于以往的研究已相对熟悉的事件，包括英国工人组织的部分合法化（1824年）、里昂工人1831年和1834年的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8年革命、武装工人党的形成、美国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罢工浪潮、阿根廷社会党的成立（1896年）。其中，法国尤其为这两卷著作所关注：部分源于它的革命传统，部分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法国19世纪的政治史曾有过大量分析。
在欧洲和美国之外，年表的编撰者还记录了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1810-1826年）、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1857-1859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1885年）、孙中山兴中会的成立（1894年）、古巴的抵抗西班牙运动（1895-1898年）、智利社会党的成立（1897年）以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
然而，苏维埃的书籍中存在着某种缄默，至少对渴望倾听社会运动的人来说是如此——他们听不到某些声音。这部著作以大量篇幅描绘英国的工业化和美国内战，但是，它从19世纪的历史中抹去了废奴运动，从英国的历史中抹去了天主教解放运动、议会改革运动和妇女投票权运动，从美国的历史中抹去了本土主义运动、禁酒运动和市政改革运动，从阿根廷的历史中抹去了公民联盟，以及从1847-1848年革命运动频发的时代中抹去了瑞士内战。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的研究者们认真地秉承官方指示，他们不是在观察全世界所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而只是观察具备了某种使命的运动和斗争，而该使命就是把全世界工人都引向共产党领导的争取自由的集体斗争。
既然这是一个颇受限制的领域，那么，苏维埃的研究计划是如何描绘19世纪的社会运动图景呢？在对1962年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这部著作绘制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工人率先绽露出了阶级意识，拉丁美洲人民推翻了他们的西班牙主子，中国、印度和拉美人民也很快开始开展抵抗各类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与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建立起了联系。
在对跨入20世纪的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进行描绘时，这部著作表明：俄国的1905年革命既继承了19世纪的革命传统，同时，又暴露出无产阶级尚未充分准备好夺取政权；而接踵而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个生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榜样，一个强大得足以扶持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政权——则夯实了19世纪满怀希望的斗争事业。从1917年至1939年的年表中，我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斗争：第三共产国际成立；进步运动在1917年之后传播到日本、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乌拉圭、蒙古、埃及、中国香港、叙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地区；以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当然，1962年的苏维埃史学家们肯定要写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垮台，一个饱经磨难的苏维埃联盟作为胜利的一方屹立在硝烟之中。诸如此类的观点向人们表明：目的论与痴心妄想是如何相互结合，从而将1939年以前的运动裁剪到历史之中的。
如果以20世纪后几十年的实际情况，对照着反观这些苏维埃学者的论述，他们对1939-2000年的某些历史特性是否有所澄清呢？或许，他们会得到好评，因为他们预见了反殖民主义运动，并特别提到了独立运动领导人将如何频繁地将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如何频繁地从中国或苏联得到了鼓舞。此外，他们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因为在日本、韩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快速工业化国家，已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揭露美国政府的罪恶行径之余，他们或许也会提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不过，有三样东西超出了他们想像：一是被西方观察家最终称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运动蓬勃发展；二是几乎整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分崩离析；三是历史学家在新社会运动和反社会主义政权之间建立起的理论联系。
1968年的社会运动狂潮
就完成这部苏维埃史学著作之后的20世纪而言，最让这些史学家们诧异的或许是1968年和1989年。例如，自1968年起，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柏林一墙相隔的西柏林，成为了稳固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的一个西方孤岛（有关1968年世界的详尽描述参见Suri 2003: chap. 5）。然而，就在1968年，这个西方孤岛上的柏林自由大学成为了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和抗议联邦德国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基地。接着，意大利成立了独立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共产党。在1968年的意大利，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广大的工人、学生、天主教区居民和中产阶级——他们时而单枪匹马、时而异口同声——发起了一连串的诉求，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Tarrow 1989）。
更加闻名遐迩的是，法国的学生和工人部分协作共同参与了反对夏尔·戴高乐和乔治·蓬皮杜政权的斗争；而且看上去，他们似乎能推翻这个政权。1968年5月，左翼杂志《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刊出一篇访谈，访谈对象是23岁的德裔法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特（Daniel Cohn-Bendit），采访者不是别人，正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访谈以这番对话开场：
萨特：几天来，尽管没有人号召发动总罢工，但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已经使法国瘫痪。这一切都起源于学生们占领了拉丁区
[3]的街道。你是如何分析你所发起的这场运动，而它又将走向何方呢？
班迪特：这场运动已超出了我们开始时的预计。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推翻政权，但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却并不取决于我们。如果共产党、总工会和其他全国性的组织能够真正地与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推翻现政权就不成问题：这个政权将在两个星期内倒台，因为它无力阻挡全体劳动者所展现的力量。（Bourges 1968: 86）
1968年的运动辐射之广，波及范围远不止于西欧。在加拿大，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自行发动了起义，魁北克省的四万名学生举行了旨在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罢工（Westhues 1975: 392-394）。在墨西哥，学生们有关公民权利的要求不仅引发了全面罢课，而且还引发了十余万人参与其中的不断高涨的示威活动，并进而导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区“三文化广场”上的集会[4]——军警枪杀了数百名示威者，另有两百多人被捕。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尽管不断遭到严厉镇压，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还是在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改革的会议、示威、请愿等运动中联合起来。在布拉格，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公然抗议共产党的审查制度，并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学习亚历山大·杜布契克[5]（Alexander Dubček）的改革主张。1968年的捷克运动开启了自由主义的春天，但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8月苏联军队和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伴随着象征性的抵抗，自由主义的季节随之落幕。
美国也积极卷入了1968年的运动：
● 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在国家层面上演；
● 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遭到暗杀，从而在大约125个城市的黑人居民区引发群体性毁坏财产行为，并爆发了与警察的冲突。
● 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激进学生封锁了他们的学校；
● 总部设在奥克兰的黑豹党[6]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散发毛主席著作的复印件；
● （不久前被玻利维亚军队处决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游击战士的形象，在持不同政见的各类群体中广泛流传；
● 数千名抗议者以穷人长征（Poor People’s March）的方式向华盛顿进军；
● 面对大范围的抗议，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拒绝竞选连任；
● 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引发示威浪潮和街头骚乱；
● 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通过激烈竞选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显然，这一年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们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宣扬的目标，但就1968年而言，它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发生了实质性扩展。
在对1968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冲突的反思中，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代表了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群体之力量的“旧”社会运动，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期。许多观察家们认为，自治、自我表达和批判后工业社会导向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排挤和取代“旧”社会运动。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7]——对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素有研究——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表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观点，并以此教导着广大的读者群。1968年底，图海纳出版了一部名为《五月革命，或乌托邦的共产主义》（The May Movement, or Utopian Communism）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宣称，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向世界上几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政权屈服，而与此同时，冷战也促使先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斗争停顿下来；政府、法人和大众传媒的绝对权力——制造令人窒息的大一统的权力——已成为创新和变革的敌人。
在图海纳看来，新社会运动给了我们打破官僚政治束缚的希望。他的结论是：
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是要揭示出，在这个新得让人意识不到其性质和问题的新型社会中，存在着怎样的力量和怎样的社会冲突。这场新的阶级斗争——即统治机器的控制与被迫承受这些变化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彰显出了五月运动的重要意义，使五月运动成为新的斗争的开始，而不只是一场危机事件的危急时刻。这场新的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至为根本，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犹如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Touraine 1968: 279）
图海纳推动了有关“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统治”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上述两者都能通向从自上而下的压迫系统中获得解放。无论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统治，新社会运动都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快，“新社会运动”这一术语被扩展运用到诸如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迷幻药、土著居民、环境等反映各种主张的动员活动中，这些活动与图海纳有关后工业压迫（postindustrial oppression）的批判却不甚相干。激进主义分子和评论家开始视“身份”（identity）为问题的关键，这与早期社会运动表面化、器物化的目标迥然相异（Cohen 1985）。他们还开始满怀希望地把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兼而有之的——活力四射的自治市民社会的创立联系起来（Cohen & Arato 1992）。在波兰与法国联合开展的对波兰——以工人为基础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大型研究项目中，图海纳及其同事在报告中指出：
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何在？是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都不是。这是因为，第一，格但斯克
[8]协议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团结工会的基本法，明确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民兵们一直致力于将自己从权力的钳制住解脱出来，而不是去赢取权力。团结工会多次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要将社会从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Touraine，Dubet，Wieviorka，& Strzelecki 1982: 93）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灵巧地刺破了这个肥皂泡。在一篇戏谑地题为《19世纪早期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的文章中，卡尔霍恩指出：19世纪旨在实现少数民族、妇女、宗教复兴和工人权利的动员活动，也常常对自主权和身份问题予以强调。他进而总结到，我们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新社会运动（NSMs）的大量出现对于现代性而言，是正常的、无须特别解释的，因为它干扰了——构筑我们思想的——左与右的对立、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公与私的对立、审美与功用的对立”（Calhoun 1995: 205；基于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细致研究，塔罗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参见Tarrow 1989: 194-195）。以本书的术语表达，即卡尔霍恩对身份诉求如何频频与纲领诉求和立场诉求相伴随，以及有时会成为社会运动的行动焦点给予了强调。社会运动总得就其中的至少一个方面提出诉求，随着新的政治角色登上社会运动的舞台，对身份的主张就变得至关重要——关乎政治角色对其支持者、竞争者、潜在盟友、纲领诉求或立场诉求的影响。就此而言，所谓“身份”运动与“利益”运动的分野，压根儿就不存在。
1989年的危机与转折[9]
1989年是怎样的呢？表4. 2挑选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的若干新闻标题，而它们想必会让1962年苏联的那些年表编撰者大跌眼镜。借助于简短的摘要，我们将目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竞争性选举在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建立；甚至像阿尔巴尼亚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保守的威权主义也出现了有关民主化的口头承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运动；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的大量示威活动；罗马尼亚社会运动与内战的结合；以及或许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月——学生、工人和城市居民控制了一座城市的主要区域；至于南斯拉夫，则因其各个成员要求自治和有特色的政权而紧张得瑟瑟发抖。
表4. 2 《纽约时报》有关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社会运动的报道标题[10]
| 2月6日 | 华沙与团结工会开启会谈 |
| 3月26日 | 70年来苏维埃代表首次实行自由选举 |
| 4月2日 | 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卡斯特罗拥抱欢迎 |
| 5月4日 | 推动国家民主，十万人潮冲破管制 |
| 5月13日 | 民主的英雄：戈尔巴乔夫 |
| 6月8日 | 华沙承认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共产党败北蒙羞 |
| 6月11日 | 民主运动：暂时结束，旨在开始 |
| 6月16日 | 曾经领导1956年起义，如今作为英雄下葬[11] |
| 10月15日 | 民主德国的运动被其追随者们超越 |
| 11月4日 | 东柏林50万人集会要求变革；越境者被放行前往联邦德国 |
| 11月20日 | 布拉格20万人举行游行，呼吁实行变革 |
| 11月25日 | 布拉格共产党领袖辞职；新首领、48[12]、意外的选择；35万人集会欢迎杜布契克 |
| 11月26日 | 42年来匈牙利首次实行自由选举，避免遭受联合抵制 |
| 11月27日 | 向党施压：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举行两小时总罢工 |
| 12月4日 | 布拉格抗议者再次集会，准备驱逐新政府 |
| 12月24日 | 罗马尼亚军队占领首都，但战争仍在继续 |
| 资料来源：Gwertzman & Kaufman 1991。 |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长期遭到禁绝的社会运动，如今似乎要将旧的社会主义体系炸毁。在几个主要的社会主义极权中，惟有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维持住了封闭的统治。不过，即便是古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那次国事访问（4月2-5日）也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难堪不已——戈尔巴乔夫不失时机地发表演讲，对输出革命的政策断然予以否定。
东欧的社会运动动员取得了更加持久的胜利。《年鉴》在评论东欧暴风骤雨般的1989年时，开篇就将它与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回顾1989年，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两百周年的庆典，犹如东欧上演的这幕真实舞台剧的历史序曲：自10月份以来，东欧事件的范围和速度已使它博得了革命的名号。在巴士底狱的风暴和柏林墙的海啸之间——它们同为欧洲大规模变迁的开幕曲、同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确实有着祖传的姻亲关系。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宣言——是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诉求的始作俑者，这一诉求猝然摧毁了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威权统治堡垒，使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渐进而不失激进的改革，在保加利亚促成了令政府勉为其难的变革，在罗马利亚引发了最终大获全胜的起义。（Annual Register1989: 1）
尽管在《年鉴》有关特定国家政治的描绘中，“运动”一词所用频繁；但是，就1989年事件而言，撰稿人却并未将它看作是一场或一系列社会运动。实际上，上文未署名的作者还借用《年鉴》创刊人埃德蒙·柏克的威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埃德蒙·柏克正确地预见到，即使以个体诉求作为出发点，并孑然摆脱众人所隶属的社会，最终仍将面临——一个幻化为人民主权的中央集权。”（Annual Register1989: 3）一个是社会运动的诉求，一个是人民主权的要求，其间边界若何，几乎无从界定。东欧的行动者所伸张的，正是这样的诉求。与数十年前民主德国、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普通民众对公共政治的参与不同，1989年突出地显示了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表演的融合，已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1989年以前，那儿的压制性政权一直毫不松动。例如，8月21日——即1968年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周年纪念日——布拉格人举行了纪念集会，却被当局以武力蛮横地驱散了。11月17日，学生们举行纪念活动，纪念1939年被纳粹杀害的一名学生，再次受到警察和自卫队的冲击。于是，学生和戏剧团体借助于其全国性的网络号召举行大罢工。在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支持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 Havel）起草宣言，号召对“11·17”示威活动的镇压者实施清算，并呼吁实现公民自由。11月27日，大约四分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目睹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罢工。接着：
1989年12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阿达梅茨（Adamec）提议对政府实施重组，共产党在重组后的政府中仍占多数。公民论坛对此表示反对，并威胁将再次举行罢工。12月7日，政府作出让步，阿达梅茨辞职。公民论坛与列宁主义政权的代表们进行了两天仓促的谈判，随后，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ák）总统宣布一个具有国民意识的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derstanding）成立，新政府中公民论坛的成员占多数。接着，胡萨克本人辞职。1989年12月30日，公民论坛的代言人瓦茨拉夫·哈韦尔被任命为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之消亡。（Glenn 2001: 8）
社会运动的策略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传播，与之相伴并推波助澜的，是原先抵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政权迅速瓦解和崩溃。
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节奏在东欧各国上演。苏联及其继承国问题专家马克·拜辛格（Mark Beissinger），对1989年前后的东欧社会运动的剧目编排作了极其全面的考察。他将范围广泛的各种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百人以上的示威活动；一类是“群众暴力事件”——即聚集15人以上的袭击他人和财务事件（Beissinger 2002: 462-465）。拜辛格指出，早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计划之前，苏联就间或发生过上述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例如，1965年4月，十多万人聚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纪念50年前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驱逐和屠杀的亚美尼亚人（Beissinger 2002: 71）。不过，在压制性政权的高压下，无论示威活动还是聚众闹事——除官方组织的之外——都很少发生。
随着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登上了苏联共产党权力的巅峰（1985年），社会运动式的诉求伸张活动也随之一触即发并获得了急剧扩展：其中不仅包括群众示威活动，而且包括专项协会、罢工、新闻运动以及对国际支持的呼吁（这类呼吁中通常会出现写着本地语言和英语的示威牌）。苏联的社会运动诉求最初集中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民族主义诉求很快占了主流。即便是俄罗斯人，也常常要求获得某种特殊性——叶利钦最初正是以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身份登上权力宝座的。不过，绝大多数的诉求和绝大多数的群众暴力事件，还是集中在苏维埃联盟内部——诸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和车臣这样——带有种族印记的地区，他们要求承认、自治和自立。
暴力与非暴力、民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其发生究竟孰先孰后，本身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1989-1900年间，非民族主义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达到了顶峰，当时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诉求，试图对政府形式、利益分配、安全提供、与公民参与相关的事务施加影响。到了1989年，种族和民族权利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开始显著上升，至1991年时已极其频繁，但随后走向萎缩。至于非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它们以往较少发生，但在1989年后趋于频繁。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其变化最富有戏剧性：它们在1989年和1900年两度迸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随后迅速消退（Beissinger 2002: 105, 284）。之所以如此，拜辛格解释为政治周期的结果：一般说来，早期的起义者不是得到了好处，就是被和平遣散了，至于那些不顾失败而坚持不懈、或随后在社会运动中登场的人——特别是以政治自治或独立作为核心纲领的——则遭到了日趋严厉的打压，而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投身于煽动暴力或需要暴力的诉求活动中。
格热戈热·伊科特（Grzegorz Ekiert）和简·库比克（Jan Kubik）作了一份类似的编目，对象是1989-1993年间波兰的“抗议事件”。（与个人自我牺牲及其他“极端”行为不同，惟有当参与者以非常规方式提出特定诉求、参与者达至3人或3人以上的，该事件才可以被称作抗议事件。）在波兰，群众示威与1989年共产党政权的倒台相伴而行，但是，一场新的示威浪潮在1991年猝然而至，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类诉求者纷纷宣扬他们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政治立场诉求。在1993年：
1月份，大约7000人举行了抗议总统的示威活动，并在总统住宅前焚烧了他的画像。3月份，1万余名公共部门的雇员在华沙街头举行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并要求扩大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支出。5月份，4000名农民在政府大楼前倾倒成堆的干草，以示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并要求控制物价、实施保护性关税和信用担保制度。6月份，数千名示威者在华沙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并以在政府大楼前焚烧一个红猪肖像收场。（Ekiert & Kubik 1999: 108）
这是伊库特和库比克所揭示的——1993年波兰发生的——250个抗议事件中最起眼的几个。由于波兰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因此，上述事件不乏嘲讽地显示了它与西方国家示威活动的亲缘关系：除了某些特定的表达方式——如红猪的肖像代表了前共产党领导人物——之外，这些事件与民主国家和民主化国家的示威活动极其相似。
这是社会运动吗？
1989年威权政权体系下的群众动员活动，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够被称为社会运动呢？这是一个棘手而狡猾的问题。对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来说，社会运动——即基于19世纪的考察而业已了解的一种斗争形式——已作为政治诉求的伸张手段而被广泛运用。今天的波兰或捷克共和国便是如此，我们不断地看到了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表演凝练而成的结晶形式——如举行示威、发表声明以及组建致力于特定公共项目的专项协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持不同政见者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团体以上述方式伸张诉求。可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在政治程序的哪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宣布，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合而成的社会运动的结晶形式，已被各种诉求团体、诉求议题和诉求目标广泛运用了呢？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原因有两点：第一，它将证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存在普遍的因果关系；第二，每一个政权体系都或多或少地独自创造了自己的社会运动，从而对社会运动——我们在前文论述18世纪和19世纪历史时所提出的——原初形成和日后的适应与扩展构成了挑战。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到以下三道测试题上——它们曾被用于对类似的问题作出判断：（1）相似性：这类特定的运动、表演或WUNC展示，与通常发生的成熟的社会运动是否相似？（2）融合度：这类特定的运动是否采用了可予辨识的、与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相似的方式，将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融合在一起？（3）应用性：在此框架下，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富有特色的融合，是否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的议题、不同的诉求者和不同的诉求目标？一旦将问题陈述若此，我们就能很容易地辨别出：1989年发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第一个阶段——想想诸如跪谏或焚烧肖像等地方风格的表达方式，与其他地方常见的社会运动明显属于一类。但是，它们都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即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在大众公共政治中得以广泛运用。它们都停留在了中间的某个阶段，停留在了融合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使之成为持久的、要求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的路途中。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有两个模式来源：一是本国既往的历史，二是他们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社会运动的了解。在步入社会主义之前，中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历了一个多姿多彩的20世纪——其人口中的某些成分狂热地投身于创立协会、组织集会、发动示威、联络沟通和筹划社会运动。不仅昨天的成果成为今天实用的范例，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还通过广播、电视、电子通讯以及偶尔的出国旅行，接触到了北美、西欧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治信息。最迟自1968年的西柏林学生运动起，民主德国人就已具备广泛的途径去了解联邦德国的社会运动模式。基于对本国历史和外来模式的综合，1989年社会主义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运动。
到了这个时期，在西欧和北美之外的许多国家的公共政治中，社会运动已是屡见不鲜。1968年的运动高潮，已向我们展示了墨西哥学生对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参与；而在1989年，社会运动在拉美的其他地区同样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扩散。例如，在阿根廷，围绕着“激进党”劳尔·阿方辛向“庇隆党”卡洛斯·梅内姆的政权转移[13]——即自1916年以来阿根廷的首次执政党和平更迭，工会、人权组织、退伍军人和“五月广场母亲协会”[14]举行了大型的示威活动。但是，在威权主义统治的智利（当时仍在皮诺切特将军的统治下）、巴拉圭（政变推翻了史托斯纳尔的长期独裁统治，由另一位将军取而代之），则均未出现社会运动。
这些威权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社会运动行动的早期阶段，但是专制暴君和独裁者扼杀了此类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古巴为例，在1952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5]发动政变之前，社会运动曾一度枝繁叶茂，在其统治相对薄弱时依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1959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在1955年：
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了反巴蒂斯塔运动的标志，信赖（Auténticos）和正统（ortodoxos）重新组合到其他政治家（politicos）的名下，看上去似乎更为协调。大学生们选举了新的领袖，重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到年底，独立战争老兵科姆·托伦特（Cosme de la Torriente）成立了“共和国社会之友”（Friends of the Republic Society），并呼吁实现公民对话和实行新一轮选举。除了“7·26”运动外，反对派参加了其他所有的运动。巴蒂斯塔接受了这些请求，但拒绝在预定的1958年之前举行选举。他的不妥协鼓舞了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武装斗争是对付巴蒂斯塔统治的唯一办法。（Pérez-Stable 1993: 56）
尽管自称“7·26”运动，但在1959年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伊始，就已经开始迅速打击与之不同的运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了（Pérez-Stable 1993: 52-81），简单地说，截至1989年，拉美社会运动的走向与相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走向基本一致，但是，仍有许多威权统治者对这种组合——自下而上的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以及WUNC展示的组合——横加阻挠。
到20世纪行将结束时，这个基本结论已可应用于全世界，即：相对广泛的民主制度在哪里运行，社会运动就在哪里进行。不仅如此，哪里迈向了民主——韩国、中国台湾、南非等——哪里就会在社会运动的脉络中迎来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全面开花。诚然，社会运动有时看上去似乎席卷了全世界——既包括民主国家也包括威权国家；例如，电视就可以将地球上每一个遥远角落的示威活动中的十八般兵器——聚集在公共场所、列队游行、呼喊口号、配戴标记等——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三道测验题：（1）相似性，（2）融合度，（3）应用性。
截至2000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通过了第一道测试——相似性，无论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采用了社会运动配置中的这样或那样的成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某种类型的民主国家，因此，国际大众传媒的介入也促使至少部分大众公共诉求得以借助于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或（特别是）WUNC展示而登台献演。不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毫不含糊地通过了第三道测试，而在同样为数不多的另外一些国家，惟有特权阶层才能从事有限的社会运动诉求——只要他们不致逾越规定的限度、不致冒犯到政权的高层。半威权主义国家的学生们（当然，他们通常是统治阶级的孩子）便享有这种不稳定的特权。
在这一点上，印度尼西亚不失为一个典型案例。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行的竞争选举给印尼政府带来了真正的变化，但是，军队仍然或明或暗地握有政府实权、拥有许多叛乱地区的管辖权、可以广泛地行使武力而不必惧怕承担责任。2000年，设在纽约的民主监督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了测评，将它定为中等程度，并贴上了“部分自由”的标签（Karatnycky 2000: 235）。1999年6月，国民选举的结果被推迟公布，随后：
9月23日，雅加达的学生通知政府，如果政府决意走向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就将走上街头。当天，议会通过了一份军方支持的国家安全法案，赋予军方实施局部或全面紧急状态的无上权力。民主团体和学生组织随即举行了数千人的抗议活动，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4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警察。9月24日，政府宣布该法案暂缓执行。（Human Rights Watch 2000: 193-194）
不过，就在首都雅加达半遮半掩地对这一社会运动式的表演小幅开放时，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却卷入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即“人权观察”所说的“公共暴乱”（communal riots），宗教派别、分离主义、强人领导的民兵组织，均与之分别或一同有涉。
此外，即便举行的是和平抗议，这些抗议活动也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交互行为方式似是而非。例如，1999年3月：
在一场据称是有关巴布亚省（Irian Jaya）未来政治地位的“国民对话”中，来自巴布亚省的一百多位公众人物向总统哈比比（Habibie）递交了一份声明，表达了巴布亚人民对于独立的渴望，但政府拒绝任何有关独立的讨论。4月，与会者向巴布亚民众公布了会谈结果，随后，巴布亚省警察局长发布禁止公众作进一步讨论的禁令。8月，有泄露的消息称，自6月28日起巴布亚五位与会者被禁止离开印度尼西亚。该禁令由军方发起，由移民局官员强制实施，以未指明的国家安全作为合法性的依据。（Human Rights Watch 2000: 195）
尽管1989-1992年间的苏联及其继任国很难称得上实现了民主，但是，根据拜辛格对这一时期苏联及其继任国的民主诉求的分析，可以确认1989年的苏联比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更接近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不过，就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社会运动表演及其压制状况而言，国际社会对于两国之间的重大差异也是有影响的。当苏联的示威者向官方表达政治自治的诉求时，他们也在向外界的潜在支持者表达诉求；同样，雅加达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够走上街头，部分源于他们属于国家精英阶层，部分也是因为国际电视频道次日就会播放他们的诉求——甚至包括与警察打斗的场面。用我们的三道测试题加以检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运动满足第二道测试题的要求，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尼西亚是不能被置于20世纪末社会运动完全制度化的国家行列中的。
20世纪的变化
截至2000年，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已实现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常规化，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分布状况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质性变化之后，到21世纪又有了更加重要的发展趋势，包括：
● 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与地方当局——特别是维持公共秩序和对人民实施监管的警察部门——之间（某些）关系的常规化；
● 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不断进化以适应传媒和沟通方式的变化；
● 激进和改革运动的反对者也接受和运用了社会运动行动；
● 在以往未曾经历社会运动发展的国家，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以适应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社会运动行动者与统治当局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便20世纪末，仍有许多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将警察和地方当局视为敌人，他们念念不忘残酷压制的陈年旧事。在社会运动频发的地区，当局或许仍有集会示威事先批准的规定，或许仍会对可疑的组织进行登记，以便通过监视、渗透、告密或税务稽查（tax assessment）等方式控制这些组织，并限制持不同政见者接触媒体，保护权威人物不受非议，或转移公众的视线使之无视所针对的肮脏行径。但是，与枪杀示威者、将行动者作为危险分子予以监禁、或全面取缔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相比，20世纪后期主要社会运动活动中心的普遍实践表明，行动者和政权的关系已有了重大改观。
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上述变化，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20世纪初的柏林。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林登贝格尔（Thomas Lindenberger）对1900-1914年柏林的“街头政治”（street politics）做了出色和详尽的研究，详述了“警察与百姓每日进行的小型战争”。为此，他汇编了三份编目：“小型街头战争”编目、工厂罢工编目和街头示威目录，以此作为其宏大的街头政治研究的基点。对于小型街头战争，林登贝格尔所作的编目与徳内克、拜辛格、伊科特和库比克的编目相似。他从《佛西报》（Vossische Zeitung）街头巷尾的相关报道中收集了450个“街头失控”事件——即大约20人以上的公共场所聚会并伴之以警察的介入，而无论事件是否由警民冲突引发（Lindenberger 1995: 107-108）。官方的统计、警方的报告和期刊为他提供了罢工的充足资料，连篇累牍的警方报告加上《佛西报》和社会主义报纸《前方新路》（Vorwärts）也为他提供了当时主要的街头示威活动的详尽清单。下面我们把重点放在示威活动上。
林登贝格尔指出，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与示威活动相近的活动都发生在葬礼上和公共节假日（Lindenberger 1995: 308-316），这一点与我们对19世纪法国的调查是相吻合的。同样，5月1日——与法国一样——也在1890年前后成为了一个非法定的工人节日，为断然举行集会提供了上好的时机。不过，警察通常会粉碎室内会议结束后上街游行的企图。1906年，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运动爆发了，形势随之发生改观。从那时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城内不断响起街头示威的声音——尽管城市当局和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予以镇压，但是，“至少在1910年以前的初始阶段”，林登贝格尔说，“街头示威活动是以为了控制街道而与警察发生对抗作为背景的”（Lindenberger 1995: 386）。
表4. 4对1910年十周之内发生在柏林的主要示威活动进行了概括，并进而描绘出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愿向社会运动行动者作出让步，反而以公共秩序为由对诸如反政府者的会议、示威等公共表演予以遏制或禁止。尽管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和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在国家立法机关均有自己的代表，但柏林的警察依然严密地控制着两党的街头活动。于是，最为常见的示威途径便是举行一个官方批准的公共会议（一名警察到场作纪录，若有必要即召援兵），然后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下离开会场走向街道。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德国归于三道测试题中的第三阶段——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获得了广泛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为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直至随着纳粹的掌权（1933年）而万籁俱寂。
表4. 4 柏林的示威活动，1910年2-5月
| 2月13日 | 20万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遍布全城的42个集会，随后有1万人举行了街头示威。 |
| 2月15日 | 柏林举行妇女运动集会，随后是小规模的示威。 |
| 2月20日 | 自由思想家举行集会，随后是短暂的示威。 |
| 2月27日 | 8000人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al）知识分子的集会，随后有1000余人在皇宫前举行了示威。 |
| 3月6日 | 《前方新路》号召示威，官方予以禁止：15万人参加了被称为“争取投票权散步”（right to vote stroll）的示威活动，一夜之间从特列波托夫公园（Treptow Park）行进至柏林动物园。警察和骑警在上述两个地点严阵以待，用刺刀对付集会的人群。 |
| 3月13日 | 5000人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民主联盟的集会，随后举行示威。 |
| 3月15日 | 社会民主党在大柏林地区举办了48场集会，没有示威活动发生；警方发布禁令禁止公共场所举行任何活动。 |
| 3月17日 | 社会民主党在斯班道[16]举行集会，随后发动示威。 |
| 3月18日 | 社会民主党在弗里德里克林地（Friedrich Woods）公墓举行集会，随后与警方发生口角。 |
| 4月10日 | 社会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在特列波托夫公园、弗里德里克林地、洪堡林地（Humboldt Woods）举办官方批准的户外集会，大约25000人参加了集会。 |
| 5月1日 | 经官方批准、限期一个上午的“五一”庆典结束，警察与示威者未发生暴力冲突。 |
| 资料来源：Lindenberger 1995: 326-327。 |
再回到20世纪后半叶。尽管德国政府从未停止对社会运动的监控，但在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压制间隙，还是为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展示的结合让渡了一个开放和合法的空间。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对1950-1990年间德国和意大利的“抗议治安”（protest policing）进行了比较，她总结道：
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在1950-1990年间对公民的示威权利有了更加开明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抗议活动的控制形式也朝着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两国的公共秩序政策变得更加宽容、更加灵活、更加倾向于预防、更加尊重民主程序、也更加“柔软”——尽管这些变化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例如，当政治冲突升级为暴力冲突时，两国都曾“旧病复发”）。我们可以加上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之间的差别似乎也在缩小，其中的缘由或许在于，国家间的合作和信息流动对运动组织和执法组织均有影响。（della Porta 1995: 71；也可参见della Porta & Reiter 1998）
社会运动的兴衰起伏与一个国家政治史的节奏是彼此合拍的。对政权构成威胁的社会运动一旦上升，镇压运动的企图便常常被激发起来。但从长远和一般的角度看，政府、警察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相互演绎而成的行为路径，为非暴力的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运动与传媒
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得失予以报道。当然，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广播、电视、电报、民意测验以及遍及全球的新闻业，都在促使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展示发生转型。
与暴力攻击和面对面的谈判相比，借助于大众传媒以传播运动的诉求，无疑能让更多的第三方知晓；而在第三方中，既包括诉求对象之外的权势人物，也包括将要对选举、政府采购、民意调查和是否表示支持作出判断的民众，还包括潜在的拉拢对象以及可能重新考虑其立场的结盟对象（Koopmans 2004）。就此而言，借助于诸如报刊杂志等媒体，对社会运动中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予以广泛传播，无疑扩大了社会运动和WUNC展示的观众群。
运动将大众传媒牵连其中，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回音室——行动者在这里可以听到其他人是怎么理解他们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的。就此而言，传媒报道的程度和性质，也就成了运动的策略目标。不过，20世纪的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未能建立起平等关系，遑论控制媒体了。社会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源于其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新闻价值：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与当地有涉、而且/或者以广受争议的公共事件为目标（Hocke 2002，McCarthy，McPhail，& Smith 1996，Oliver & Maney 2000，Oliver & Myers 1999，Scalmer 2002a，Tilly 2002b）。这个固有的不对等关系，意味着行动者几乎不能寄希望于媒体的报道，不能控制自己在媒体中的形象，甚至于常常因为媒体的不公正报道而与之一刀两断。
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新的传媒所发挥的最显著作用倒不在于重新塑造了运动在传媒中的形象，而是将运动的行动者与传媒所及的圈内观众联系起来，当然也因此将行动者与传媒所不及的圈外人群隔绝开来。只要社会运动的观众文化程度低、读者人数稀疏，报纸就很难对其产生影响。互联网也是一样，甚至更加有失均衡——2000年全球仅6%的人有幸使用互联网（Le Monde2001: 33）。尽管传媒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行动者触手可及的圈子，但所影响的对象却是相当有选择的。
在沟通不对等方面，传媒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印刷传媒、广播和电视来说，除了给编辑写信，开放栏目、脱口秀和嘉宾节目外，几乎很少获得受众的反馈。相反，电话和互联网就在发送人和接收人之间实现了更多的对等。例如，20世纪的社会运动组织者常常通过现成的电话群呼动员人们参加运动。不过，与商业电话、网络广告和网站一样，即使对等也是一种极其有限度的对等。它所实现的平等，或许只是自我设定的信息圈内部关系的平等，更别说同时为组织严密的传播者提供支配信息圈的机会。
鉴于此，我们应当避免科技决定论：仅仅发明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并不足以自行改变社会运动的性质。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典型事例：一些社会运动组织者将新获得的传媒与正在从事的行动相结合，这类结合大多无果而终，但也有少数能够运作良好，既使组织改变得更加完善，又给其他正在从事相同运动的组织提供了样板。
以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为例。这位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牧师，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领袖——直至1942年教会迫使其返回教区岗位。库格林牧师1891年出生，在加拿大接受教育，起先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市（Windsor）附近的圣母学院（Assumption College）教书——这个学院与底特律一河相隔。1923年，他移居底特律市中心的一个教区，成为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一个教区的助理教师。他的口才和组织才能获得了底特律主教的赏识，并很快出任一个小村庄的牧师，随后又被任命为洛艾耳欧克（Royal Oak）某教堂的首席牧师——该地位于北部郊区，三K党曾在这里焚烧十字架并恐吓天主教徒。
当时，商业电台尚属新兴传媒，其运作不过五六年。1926年，在某基金会的支持下，库格林开始在电台作节目：最初是一个儿童节目，但很快转向了政治和经济问题，其评论不乏民粹主义的情绪。正如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美国历史概述中所形容的，库格林是“一个完美的电台演说家，他那爱尔兰式的幽默使他的理论备受瞩目；作为一个不必花钱也不在乎钱的人，他所呼吁的是民粹主义的传统信条——金钱乃万恶之源、纽约银行家乃万恶之源”（Morison 1965: 972）。库格林成为了公众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把他的声音传遍全国。
有几份差异较大的估算数据表明，库格林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很快就吸引了1000-4000万听众，而他本人则宣称达到了4500万（Brinkley 1983: 304）。很快，库格林的小花广播社团（Radio League of the Little Flower）不仅可以资助他的小花教堂，而且还资助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推动他所倡议的社会公正。起初，库格林的攻击矛头指向苏联，视之为反宗教的堡垒和对既有家庭价值观的威胁。随着他开始攻击政府政策并攻击诸如亨利·福特等显赫资本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消了他的节目（1931年）而库格林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网。1932年，库格林尖锐地反对胡佛总统竞选连任，并含蓄地对罗斯福竞选总统表示支持。（作为天主教牧师，库格林当时还不敢明确直率地认可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但在这段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克服了这个顾虑。）罗斯福赢得选举后，库格林的组织不断发起运动要求创建中央银行、成为联合工会——与他认为被共产主义玷污的工会相匹敌。伴随着休伊·朗[17]的加盟，库格林的组织又对保障一战老兵的《退伍金法案》（Bonus Bill）进行动员，他们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运动行动。
罗斯福很快就让库格林失望了。1934年，库格林成立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旗帜鲜明地反对罗斯福新政。1935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参议院批准罗斯福的一份有关加入“国联世界法院”（League of Nations’ World Court）的提议（Brinkley 1983: 135-136）。他的组织甚至作为联合党（Union Party）提出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以第三党的身份参加了1936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联合党彻底失败。随后，库格林以孤立主义的、日益反共的基督教阵线（Christian Front）——在命名上就与欧洲左翼“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势不两立——取代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他创办的杂志《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向上百万美国人传递信息，甚至刊载了伪造的反犹文件《犹太人贤士议定书》[18]。
从这时起，库格林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日益狂热地指责罗斯福的“共产主义阴谋”，并更加公开地进行反犹宣传。1940年，库格林以政府向英国输送军事装备、继续支持苏联滥用权力为由，呼吁弹劾罗斯福总统。美国刚刚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就基于《间谍法》（Espionage Act）起诉库格林，取消了他的二类邮资优惠权——此项特权对于他募集基金极有帮助，这可为底特律主教提供了曾望眼欲穿的大好时机，使之得以将这位越来越放纵的讨厌鬼限制在小花教堂的教区工作中——库格林在那里一直干到1966年。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沉默，而是继续撰写反共宣传小册子，直到1979年去世。
库格林牧师开创性地将广播作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具予以运用。当然，广播不会随着他的辞世而从社会运动的舞台上消失，相反，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广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不过，广播新闻在将社会运动——诸如酝酿中的游行等——的信息传播到四面八方的同时，也越来越少地涉及社会运动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例如，拿最近的2003年来说吧，美国左翼分子就哀叹他们被排斥在巡回脱口秀节目之外，而另有一群左倾的风险投资者则计划资助“自由主义”广播，从而与右翼顽固分子相抗衡（Gans 2003: 29，Hertzberg 2003）。无论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起，电视这一传媒在美国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已日益彰显。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曾在1963年和1964年担任学生民主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常典型的社会运动组织——的主席，他参与该组织的活动直至1966年。随后，他退出学生民主协会，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离全国组织的方向越来越远了”（Gitlin 1980: 294；历史背景参见：Fendrich 2003）。他总结道：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该组织与新闻媒体的交互作用驱使学生民主协会摆出毫无效果的激进姿态，招来的是压制而非进步的改变。
吉特林没有简单地跺脚怒骂，相反，他最终完成了对这个新左派组织与媒体互动关系的细致研究。他的研究集中于1965-1970年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通过采用一个经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引入社会学的观点，对新闻“框架”（frames）如何影响故事的叙述以及被行动者接受后的反应进行了检视。吉特林的结论是，媒体报道鼓励行动者通过不断创新来维护报道的新闻价值，但这种创新对于推进行动者的事业几乎毫无用处；它们让行动者过分关注那些吸引眼球的象征物、标语、服装和表演，并在缺乏可靠证据证明行动成败之前，让行动者在灰心丧气和狂妄自大之间患得患失。（想一想丹尼尔·科恩-班迪特同一时期对让-保罗·萨特说的，只要工人组织与自己通力合作，他的这场运动就能让法国政府垮台。）
可能悲观了一点，但吉特林的论述帮我们论证了两大要点：（1）运用传媒本身并不足以改变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2）在传媒与社会运动的行动计划相结合的过程中，运动的组织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媒体的介入常常无意识地制造出麻烦的后果，这自然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关媒体与运动之互动关系的分析，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例如：参见Granjon 2002，Hocke 2002，Oliver & Maney 2000）。即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传媒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
安纳莉丝·赖利斯（Annelise Riles）对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1985年[19]）的各种组织进行了调查，并对会后斐济开展的运动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赖利斯揭示了行动者使用传媒的状况。她发现所有的组织都热衷于使用互联网、传真、电话、卫星通讯和时事通讯；其中，确有一部分爱好者借助于这些传媒扩大他们的信息、联系和影响（Riles 2000: 54-55），但是，大多数的行动者在工作中并不关注于传媒本身，而是将维持既有的人际关系放在首位。
正如移动电话和便携式文本通讯设备的大量使用，看上去似乎增进了已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群之间的沟通速度；同样，在斐济开展运动的女性们也更热衷于能够巩固彼此关系的联系方式。“在苏瓦[20]官僚机构中工作的那些人，拥有众多任其支配的分享信息的方式”，赖利斯写道：
他们或许会从一间办公室出来，过个马路到另一间办公室见个面；午饭时间，他们必定会在苏瓦的少数几家工作餐厅碰面。他们可以寄信、发送传真或写便笺，或让司机送口信。当然，他们也会召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不过，最常用的日常沟通方式是电话。电话颇为有用，显然是因为它被认为很个人（与机构不同）、很私密（与面对面的集中办公区不同），而且不拘礼节。根据网络工作人员的介绍以及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人们之间有着冗长的电话通话——一两个小时的电话并不少见（Riles 2000: 67）。
在这样一个已被科层化的场景中，我们或许以为行动者已经放弃了筹划运动、放弃了部署社会运动的表演、放弃了创作WUNC展示。在这样一个反应相对迟缓的环境中，我们或许以为行动者已经无力继续关注妇女问题。而实际上，这些行动者恰恰是20世纪后期以非政府组织科层化的、迟缓的式样，继续关注着妇女问题。
社会运动形式的右翼形态
随着20世纪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迁就于政府，并将新的传媒整合运用于常备剧目之中，社会运动正在扩张——以至于将林林总总的右翼诉求也囊括其中。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和支持奴隶制的运动，都曾提醒我们注意19世纪的社会运动并不都是进步的；而到了20世纪，右翼势力对社会运动形式的侵蚀愈发发展壮大。当改革和激进的运动开始威胁保守主义的利益时，右翼势力就会通过反动员予以抵制。威权主义时期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反劳工、反左派、反犹太人的动员活动，便是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Birnbaum 1993，Brustein 1998，Paxton 1995）。
这里仅举一例——它有翔实的资料以资佐证。鲁迪·科沙（Rudy Koshar）对1880-1935年间马尔堡（Marburg）大学城里的组织生活作了出色的研究，并进而揭示了：纳粹是如何打入这个组织活动的繁华地带，并使这些组织为其所用的。1913年，马尔堡的志愿协会的数量占人口总数的10‰，到1930年稳步增长到了15.9‰——即每63人中就设立了1个组织（Koshar 1986: 136）。在当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大多已失势，而退伍老兵、家庭主妇、财产所有者的协会则发展迅猛，其中还包括学生自己的组织。自1923年起，纳粹便在马尔堡扎下了根，其首要步骤便是从既有的右翼组织、民族主义组织和反犹组织中招募党徒。不过，尽管纳粹分子游行、焚烧红旗、大声叫嚣反对左翼，却几乎未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Anheier，Neidhardt，& Vortkamp 1998对1929年慕尼黑的纳粹组织活动风潮有类似的评述；纳粹成员的全国分布，参见Anheier & Ohlemacher 1996。）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开始扩大宣传范围，在农村大肆宣讲以招募党徒，并积极投身于竞选活动。他们还极力对已有的大学和社区组织进行渗透。其有关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进一步强化了纳粹在马尔堡已攫取的政治地位。与战前的柏林正好相反，马尔堡的警力大多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因此与保守的市政府官员同床异梦，而后者对纳粹组织的态度是时而忍受、时而放纵。科沙总结道：
不断加深的社会基础，使NSDAP（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得以在这个逐渐形成的völkisch（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中心确立起来。1932年4月，希特勒对马尔堡的成功访问——吸引了城乡2万人前来观看——一部分源于Führer（元首）的魅力，同时也是纳粹将党作为大众参与地方政治工具的直接结果。希特勒的吸引力，源于党的吸引力；而党的吸引力，又部分来源于它在集市、店铺、大学课堂、兄弟会、会议厅、足球场和家庭交谈中的正面形象。若不是日常社会生活中有计划的宣传，希特勒看似神秘的大众吸引力就不会如此广泛。（Koshar 1986: 204）
纳粹党并不是简单地将党的意志强加给马尔堡的民众——至少在1933年夺取政权以前是这样的，而是适应当地的组织环境，将既有的非纳粹组织的成员整合到由纳粹发起的类似组织中。1932年，纳粹在马尔堡的选举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它让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犹如遁形——他们有时与纳粹小分队展开街头巷战。在通往权力的路上，纳粹将社会运动的表演、运动和WUNC展示用到了极致。
社会运动形式向国际化靠拢
马尔堡的事例表明，地方的培植工作对于全国的社会运动是何等重要。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在对印度尼西亚和斐济的匆匆一瞥中，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表演和WUNC展示无法简单地、全然地从一种政治文化移植于另一种政治文化（Chabot 2000，Chabot & Duyvendak 2002，Scalmer 2002b）。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大多是就本地或本国的议题，向本地或本国的听众伸张诉求，除了使用众所周知的习语、展示众所周知的象征物、利用已有的组织形式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他们既在创新也在借鉴。到了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地遍及全球，但也由此颇为嘲讽地既产生了共性，又产生了差异性。共性之产生，源于社会运动的表演——诸如示威、成立统一战线、联合会和专项协会——为各地的诉求者提供了样本。而差异性的产生，则是因为各地的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把社会运动的策略与地方环境相结合。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当前看来非常重要。印度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最迟自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今，已发动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甘地是一个组织协会、游行、声明、运动和WUNC展示的天才，其社会运动自成一体。他曾旅居南非20年，并成长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返回印度之前，他在英国稍作逗留，组建了一家从事战争服务业务的印度公司，1914年返回印度。
返回印度后，甘地一方面支持英国的战争计划——将印度军队派往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东非；另一方面，他又在扩大国大党的政治作用、促使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合会（All-India Moslem League）结盟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穆斯林行动者通常不愿背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仍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穆斯林国家）——而与奥斯曼为敌恰恰是英国此次战争的目的，因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联合工作并不顺利。1915年，一个穆斯林的阴谋团体向德国寻求支持，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在印度和阿富汗的英国人的起义。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蔓延之际，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合会提议选举产生印度立法会，以此作为迈向政府自治的第一步。1916年，他们甚至同意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先前反对的一项方案——为穆斯林选民划拨特别选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的群众运动陡然升温——这与当时欧洲的状况也是相吻合的。当殖民政府采用压制手段予以回应时，甘地领导了一场由罢工、示威和消极抵抗所组成的运动。4月，当局以违反命令，擅自在旁遮普地区从事组织活动的罪名逮捕了甘地。1919年4月，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21]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中，一名英国军官下令封锁集会区的唯一出口，然后又下令向人群开枪，致使379名示威者遇难，1200余人受伤。社会运动随之陷入低谷。随后，政府又以宣布戒严令和严惩示威者——殖民式的报复形式包括当众鞭打以及强迫在大街上爬行——的方式以示善后，此举在印度和英国均招来了广泛的谴责，也加快了印度迈向自治政府——或者说是让更多的印度人进入印度政府——的步伐。
英国的改革方案使国大党发生分裂。甘地派坚决反对英国的局部改良措施。1920年，国大党发起一场不与英国当局合作、联合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印度人团结在了这几面旗帜下：satyagraha（真理之路）、hartal（联合抵制）、swaraj（独立自治）。每一个词都拥有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的无穷意蕴。相应的行动还包括：辞去公职、不介入选举、从英式学校退学、避免出庭。此外，还包括一些惊人的举动——如甘地在孟买点燃篝火焚烧外国服装（1921年8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精力充沛地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形式，其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的统治。
与此同时，穆斯林民兵也组织了自己的运动，以捍卫土耳其苏丹（皇帝）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他们试图恢复1914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近东的信仰圣地重建穆斯林的统治。此时已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大党，对其穆斯林盟友的上述计划谨慎地予以支持。尽管甘地及其追随者坚持非暴力，但许多地区的印度人还是袭击了地主、放债人和政府官员。实际上，穆斯林袭击印度地主的事件，导致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更大范围的冲突，进而导致自治政府的运动再次发生分裂。随着1922年冲突的升级，殖民政府将甘地投入了大牢，中止了这场浩大而混乱的不合作运动。不过，尽管多次入狱，甘地依然作为印度最耀眼的社会运动组织家不断开展运动，直至1948年被一名心怀不满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毫无疑问，他是一名鼓舞人心的宗教偶像，也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企业家。
印度的社会运动决不会因为甘地的逝去而终止。印度独立后（1947年），印度教领袖继续从事并创造了极具特色的社会运动剧目形式。例如，我们不妨对一种狂暴而异常的行动稍作回顾，即在穆斯林神殿的现场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从而确立印度教在历史、宗教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阿约提亚（Ayodhya），有一座建于16世纪的巴布里（Babri Masjid）清真寺——据称是第一个莫卧儿（和穆斯林）皇帝巴布尔[22]于1528年所建。1992年12月6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印度教好战分子捣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着手在原址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波及全国的暴力冲突，致使大约1200人丧生（Bose and Jalal 1998: 228；Madan1997: 56-58；Tambiah 1996: 251；van der Veer 1996）。
不过，在这起极具新闻价值的事件背后，潜伏着的运动早已暗流涌动了许久。19世纪曾有一片台地与这座清真寺毗邻，这片台地据称是印度教史诗《罗摩传》[23]中的英雄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16世纪莫卧儿皇帝在征服途中捣毁了一座印度教古庙，并在原址建造了清真寺。
这片台地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断对峙的导火索，也为在原址重建一座印度教寺庙提供了理由（Brass 1994: 241）。重建的企图曾被殖民政府迅速扑灭，而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就有50-60名印度教徒在一夜之间占领了这片台地，并在那儿供奉了印度教偶像。为了回应随之而来的穆斯林抗议，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自称是世俗政府）占领并关闭了清真寺。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武装分子曾一度试图捣毁清真寺，为罗摩重建一座寺庙。1989年选举前夕，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行动者将他们所说的圣砖运往阿约提亚，并为他们的寺庙举行了奠基仪式。
次年，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尔·阿德瓦尼（Lal Advani）率领他的竞选车队，穿越印度北部前往阿约提亚朝圣，他一路许诺要重建罗摩神庙。阿德瓦尼朝圣之旅的起点是索姆纳特（Somnath）——据称这里曾有另一座印度教寺庙被穆斯林掠夺者所毁。于是，朝圣伊始，阿德瓦尼就宣称：“为了这座寺庙，我们可以牺牲不止一届政府。”（Chaturvedi & Chaturvedi 1996: 181-182）阿德瓦尼的追随者把他的丰田面包车打扮成传奇英雄阿尊那[24]战车的模样——样子类似于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电影《摩诃婆罗多》[25]。在人民党的大篷车沿途所至的城镇和乡村，阿德瓦尼的战车迎来了花瓣、坚果、点燃的熏香、檀香蜜饯、当地妇女的祈祷等众多礼物。就在他的阿约提亚之旅还剩最后一程之时，政府逮捕了阿德瓦尼。至于他的追随者们，则已先行抵达阿约提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冲破了警察设在这座惹麻烦的清真寺旁的路障，而警察也随即开枪，打死了“大量的”印度人民党行动者（Kakar 1996: 51）。
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善良的暴力：一方为了保卫公共秩序，另一方为了神圣的事业而牺牲。印度教行动者在河堤旁举行了大型追悼仪式，火葬了遇难者的遗体，并将烈士的骨灰带回他们在印度各地的家中。很快，阿约提亚的灾难导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警察三方的大范围冲突。与这些冲突事件相互交织着的，是种性较高的学生公开抗议国民政府重新启动改善较低种姓者权益的计划（Tambiah 1996: 249）。
冲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好战的印度教领袖频频发誓要在巴布里清真寺原地建造（或者如其所称的——“重建”）他们的神庙。2003年，北方邦的法院命令印度建筑勘测局（ASI）对该地进行科学勘验。在ASI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镶有印度北部神庙特有图案的50根柱基和其他一些人工制品。这一新发现并未使问题得到科学、冷静的解决，反而令印度教行动者欣喜若狂，还在建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分歧。至于阿德瓦尼，则宣称“ASI的报告令千百万罗摩神的皈依者由衷喜悦”（Bagla 2003: 1305）。数周后，北方邦的一家法院撤销了对阿德瓦尼的指控（目前，他是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印度人民党能赢得2004年大选），对其煽动1992年袭击阿约提亚清真寺的事件不予追究。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不可能在印度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它们将下列要素组合在了一起：一场运动（不仅旨在建造一座印度教神庙，而且还为印度人民党寻求政治支持）、一系列社会运动表演（协会、会议、行进等）以及价值、规模、统一、奉献的轰轰烈烈的展示。就此而言，印度教组织者的政治工作与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工作大同小异，连同民族主义者的刺耳宣称——“我们先来的”——也是一样的。甘地及其合作者开辟了一系列针对英国殖民体制的、视英国政府本身为目标之一的、富有特色的社会运动诉求，与之相似，印度人民党在寻求世俗的国家权力的同时，显然也在他们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中结合了印度教的宗教成分。就此而言，印度的运动几乎难以对社会运动独特的两重性——即在社会运动的形式、实践和意义上兼而有之的“地方性”和“国家性”——作出更加清晰的划分。
到了20世纪末，社会运动已作为一种大众政治工具，在民主国家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中日益得以广泛运用，同时，也被运用于从事一些令19世纪早期的社会运动先行者惊骇的计划。这一时期，社会运动所吸纳的文化形式和技术手段，也是任何一位19世纪的社会运动行动者无法想像的。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政府当局和警察之间演绎而成的运动套路，极大地减少了诉求伸张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此外，组织者们正在创建国际性的联盟——甚至比他们19世纪的前辈还要积极。这也就将我们引入了21世纪。
[1] 《瓦格纳法》（Wagner Act），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劳工立法，由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提出，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7月5日签署。规定雇员有组织工会以及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或压制雇员行使此种权利，雇主不得禁止罢工和歧视工会会员。此外，法律授权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以保障劳工权利。这部法律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美国工人的大宪章”。——译者注
[2]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1936年初，为对抗国内的右翼联盟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在苏联的支持下，法国共产党联合工人总工会与社会党总工会合并成立了包括激进党在内的左翼政党联盟，并宣布其纲领为《截住通往法西斯之路》（bar the way to Fascism）；在193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378席，共产党拒绝入阁，但承诺支持社会党政府。——译者注
[3] 拉丁区（Latin Quarter），位于巴黎第五区和第六区之间，是巴黎著名的学府区，闻名遐迩的法兰西学院、被称作欧盟思想库的索邦大学、号称法国自然料学第一学府的巴黎第六大学等，均云集于此。——译者注
[4] 即1968年10月2日，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区融合了古印第安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es）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事件。——译者注
[5] 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译者注
[6] 黑豹党（Black Panthers），1966年由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博比·塞尔（Bobby Seale）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创建的黑人激进运动组织，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实现黑人权益；该党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失去了支持，并最终宣告解散。——译者注
[7] 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1925-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创立了“行动社会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南美、法国、东欧的社会运动研究中；鉴于其学术成就，他获得了法国高级荣誉勋位勋章、法国高级国家功勋骑士团勋章等荣誉；他的著作《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和《行动者的归来》已由商务印书馆和台北麦田出版社译成中文，分别在2003年和2002年出版。——译者注
[8] 格但斯克（Gdansk），旧称Danzig（但泽），波兰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9] 本节文字译后有删减。——译者注
[10] 本表译后略有删减。——译者注
[11] 指在1956年事件中被处死的纳吉。1989年5月3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决定重新安葬纳吉和他的4名助手；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对纳吉和1956年的所有牺牲者表示哀悼；6月16日，数十万人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参加了重新安葬仪式。——译者注
[12]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时年48岁的卡瑞尔·乌巴涅克（Karel Urbanek）取代米洛什·雅克什（Milos Jakes）出任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译者注
[13] 劳尔·阿方辛（Raúf Alfonsín，1927- ），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前领导人，1983年经民选担任总统，任职期间（1983-1989年）恢复宪制，大力推进民主化。1989年5月，阿方辛提前举行大选；7月8日，梅内姆就任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1930- ）：阿根廷正义党前领导人，1989年在大选中获胜，任职期间（1989-1999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01年因涉嫌倒卖军火，被阿根廷最高法院下令实施软禁，2002年获无罪释放；2004年因涉嫌在公共工程中舞弊、非法致富以及在瑞士银行非法存款等问题，再次面临起诉。——译者注
[14] “五月广场母亲协会”（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阿根廷著名人权组织。——译者注
[15] 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ivar，1901-1973年）、古巴军事领导人，1933年在政变中夺取军权，后以陆军参谋长身份控制历届政府。1940年出任总统，并颁布宪法，1944年竞选失败。1952年再度发动军事政变，实行独裁统治，任内多次宣布停止执行宪法，制定反劳工法，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先后杀害爱国人士达2万多人。195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巴蒂斯塔逃往多米尼加。——译者注
[16] 斯班道（Spandau）：大柏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中世纪小镇，位于柏林市区西北部Havel河与Spree河的交汇处。——译者注
[17]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年），美国政治家，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2年）和美国参议员（1932-1935年），以所倡导的“分享财富运动”（Share Our Wealth，1934年）而闻名。——译者注
[18] 《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又称《锡安长老协定》，一份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文件，据说由沙俄秘密警察Okbrana伪造，1897年开始私印，1905年曝光。内容取自莫里斯·乔利（Maurice Joly）的《马基雅维里与孟德斯鸠的地狱对话》（Dialogues in Hell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ntesquieu），以“纪要”形式“纪录”了犹太人阴谋制造全球混乱、以便最终接管世界的企图。这份文件至今仍在发行。——译者注
[19] 原文如此，应为1995年。——译者注
[20] 苏瓦（Suva），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首都。——译者注
[21] 阿姆利则（Amritsar），印度锡克教圣地、旁遮普邦第一大城市。——译者注
[22] 巴布尔（Babur，1483-1530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1519-1524年对印度进行周期性的突袭，1526年占领了德里和阿格拉，建立了莫卧儿王朝。——译者注
[23] 《罗摩传》（Ramayana），即《罗摩衍那》，蜚声世界的印度两大梵语史诗，讲述了英雄罗摩和他的妻子悉达的一生。——译者注
[24] 阿尊那（Arjuna），《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的首领。——译者注
[25] 《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与《罗摩传》并称印度两大史诗，讲述了般度族和俱卢族争夺王位的斗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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