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德鲁·格林《放纵的资本主义》（2006）
6．增长与稳定
尽管逼近的危机已被压制，新一轮的繁荣就在眼前，但是，更深层的问题依然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其体系的正常运行。
——琼·鲁宾逊，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1 |
第一章中，我们首先回顾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它们的应对措施。第二章中，详细介绍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到正统的金融政策上来，并把首要目标由提高就业率转向抑制通货膨胀。此外，第二章还介绍了政府通过民营化和对产品市场的放松管制来撤出对工业的过度干预。第三章分析了金融部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重申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管理的最高目标。第四章的内容包括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商品流通领域愈发激烈的竞争。第五章分析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反映出在他们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时缺少组织性和政治力量的保护等问题。
本文所述不是关于自由经济体制正统理论的广泛胜利。例如，前面的章节还叙述了政府在争取实现财政持续稳定发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公司治理方面的丑闻（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汇率的不稳定变化、居高不下的劳资纠纷，甚至在一些工会成员减少的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发达国家还是遵循了正统的原则来作出应对，为此它们付出了比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所能预期的更多的精力。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如何作出回应以证实之前的预期？
若经济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必然会出现下列现象：
(a)雇主地位的加强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地位的减弱会在现实中表现出合理性，同时，企业的获利能力会有所恢复；
(b)国内和国际产品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强，再加上资本市场紧盯产品市场不放，更多的资金会被投放到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中去。
总之，发达国家在经济方面应该会有全新的活力来加快自身的发展的速度。现实中，由于政府尚未做好准备去干预经济以支撑其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经济迅速扩张的同时，人们不得不同时承认扩张的附属品将产生更大的波动。这就像金融自由化会引发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样，也会导致经济泡沫的破碎。产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同样会对大制造商已有的市场份额造成影响。熊彼特（Schumpeter）将此概括为“创造性的破坏”，即破坏性本身是资本主义活力体现出的一个方面。本章的任务就是探讨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不受束缚的市场力量离这些特征有多远。
发达国家的活力
人均生产力的提高是经济具有活力的标志（见图6.1）。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中，鉴于石油危机、企业利润缩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健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减缓在情理之中。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未见大的起色原因有二：第一，由于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政府）大力推行通货紧缩政策；第二，源于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政策仅仅是略有起色，但是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1990年以后的15年间，在低通货膨胀率，放宽市场管制等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增速为何没有得到提高？
图6.1 人均生产力的增长（1960~2004）
在谈到OECD成员国各方面的发展之前，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环境限制。本文早在第一章就说明它会拖累经济，并使经济增长减速。那么它的影响是否已经显现？一份诺德豪斯（Nordhaus）的权威报告显示：资源枯竭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致使每年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降低了0.25%。如果环境限制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矿产和能源变得稀少而加深的话，那么资源在价格方面就会有所反映。不仅如此，商人对预期稀缺的资源有着极大的兴趣，这会体现在当前的市场定价上。在2004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油价并未大幅上涨，其他一些商品价格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直到2004年，受到中国工业长期发展的影响，由于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生产资料，这时，资源的价格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种价格的上涨意味着资源的持续短缺，而绝不是短期的供应不足。然而，环境问题在过去的10~20年里不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速反弹的主要因素。
美国与新经济
美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最令人吃惊的。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新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率的回升，这两点显然重振了美国经济雄风，助其回到了世界经济的顶峰位置。然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自1990年以来却并不显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经济扩张才变得突出。在考察生产率之前，我们先把美国1992年~200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解，在和前两个时期的持续扩张进行了比较之后，便能清楚地看出这次扩张的特点了（见图6.2）。
图6.2 促进美国GDP增长的因素：三次大扩张
尽管消费的增长并不显著，但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中所占的份额较以往有所提高（20世纪90年代为70%，20世纪60年代为60%）。正如在第四章提到的，美国的收支平衡急剧恶化，体现在图中净出口的下降，极大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却刺激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民间投资，尤其是商业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尽管当时人们担心企业会迫于金融市场的压力而拿出大量的现金用来支付红利和回购股票，这样会导致企业投资资金的紧张[1]。
[1] Crotty（2002）。
政府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一般较缓慢，军费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有所降低，与此对应，居民生活消费也增长缓慢。鉴于预算平衡也转入预算盈余，并以每年超过占GDP 0.5%的速度增长，政府支出与税收总体上来说对经济增长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值得商榷的是，这是美国经济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长期扩张，其中不包括含较大军费支出在内的公共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1]。这次增长几乎完全是由私人部门创造的，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那样，这种增长最终不得善终。
[1] Vatter和Walker（2001）。
20世纪90年代末生产率的大肆提高，在过去的20多年里年均增速达1.7%（在非农商业部门，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5%）。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增长发生在2000年美国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以后。2000年~2004年间，美国非农商业部门的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8%，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的4年里，生产率低与经济衰退从来就未出现，而且还实现了自1951年以来连续4年最高的增长率。
鉴于其重要性，人们反复推敲推动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要素，尽管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95年~2000年的美国经济。虽然说计算机产业迅猛发展，但即使把魅力四射的新经济的几大部门（计算机、机械、电话、电报、软件）合在一起，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仅占美国经济增量的20%左右。单凭批发和零售两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它们的两倍多。购买新经济部门的产品（计算机、软件）也一定会提高旧经济相关部门的生产率。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认为：50%的经济增量是由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本的积累带来的。这种结论是通过特殊的假定得出的，有人认为ICT投资的影响可能远被高估了，因为ICT投资的利用率并不高，特别是在繁荣期过后，这在第三章已经提到。当然，也有人认为如果ICT投资对技术水平，乃至连带的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影响要大于它在资本市场中的权重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应该更为深远[1]。
[1] Nordhaus（2002）；Oliner和Sichel（Gordon 2003）。
前面提到，民间投资的迅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对需求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急剧提高（见图6.3），但它不会使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资本存量的升高是从一个至低的谷底开始的，我们从图6.3能得出的最直观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投资热潮使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资本存量增长率看似以不可阻挡的下降趋势停了下来。并且在2000年，这种热潮走到尽头时，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急转直下。
图6.3 美国私营企业的资本增长（1950~2003）
撇开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一轮投资所产生的延迟效应，2000年以后，投资与技术对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高几乎没能起到什么作用。早期繁荣的特征似乎不能给出合理的相关解释。第三章我们提到，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经理人报酬导致了企业利润被普遍夸大（包括眼前的和将来的）以支撑股价。然而，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显示：1997年~2000年间，企业的真实利润停滞不前，账面利润增长了70%；可到了2001年初，由于企业纷纷制定新规则来抵制之前的利润夸大和成本冲销，企业利润便跌了一半还多。这种情况给单靠大幅度降低成本来减缓账面利润下滑的做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维持赢利水平的增长，而在1998年~2000年在会计账目上做猫腻，紧接着2000年以后迎来了利润的急剧下滑，企业只能绝望地靠削减成本来维持生计。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就业率的下降。直到2002年~2003年，这一经济衰退产物的状况才有所好转。2000年~2003年，比起经济衰退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共提供了300万个工作岗位。国民核算的结果显示：制造业和信息产业部门的利润在2000年~2001年间下滑较快（特别是计算机产业损失惨重），这使企业的合理化发展道路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美国的零售、批发、金融行业却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太大影响，生产率增长迅速。通过将美国与欧洲的生产率增长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二者增长的不同点都集中于这些部门。它们是美国在1995年以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量。一项关于美国零售业的研究发现：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全部源于像沃尔玛这样新型的大型零售商场，而不是升级现有的商铺。这些新型零售商场生产率极高，并且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一份关于美国零售业的麦肯锡研究也证明，新技术并不是生产率提高的唯一因素，还有组织的改进、大型超市的优势、针对高收入消费者而开发高价值产品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怎样，我们在2000年以后迎来了赢利的最好时机[1]。
[1] Sharpe（2004）；Foster等（2002）；Baily（2002）。
如图6.4，美国的税前利润率在1997年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在长期减税政策的作用下，税后利润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较高水平，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一个较短的时期[1]。1998年，就在经济繁荣结束之前，利润率开始下降。由于受到美元被高估的重创以及一些部门生产过剩的影响，利润率的下跌主要集中于制造业[2]。到了2004年，美国的利润率总体来说又重新回到了30年前的平均水平，税后利润率甚至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从生产率的提高中反映出来的近乎残酷的费用削减，有力地恢复了赢利能力。
[1] 这些比较是指那些非金融公司的比较，像在第二章中提到的那样，金融公司利润增长速度很快，但计算它们是很困难的。
[2] Brenner（2004）对赢利运动做了详细的讨论。
图6.4 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1950~2004）
赢利能力的恢复在2004年引起了投资支出的升高。但是自2000年以来，需求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人消费引起的。随着贸易逆差的不断加大，个人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海外。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逆转中，政府直接支出每年将GDP提高了0.6%，减税政策抵消了政府财政大规模增加的剩余部分，这使政府赤字在过去4年里的增幅达到了GDP的6%。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股市大跌和“9·11”事件之后，成功预测出银行利率会空前下调，显然，比起对克林顿政府的严重警告，他这仅仅是对正在上升的政府预算赤字的小小抗议而已。
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向世界展示了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增长的新经济模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普遍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给美国金融业和创业系统带来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其他国家应尽快将经济朝向美国的方向发展（降低税率、放松管制）。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到过，有的人持着带有宿命论的观点，认为伴随着金融系统的弹性化，将资源调配到新领域的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必将面临着更短的周期和更激烈的震荡。也许被熊彼特尊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因素的“创造性破坏”在经济周期扩张时会发挥更大的效用——经济发展繁荣加快时，最有活力的资源会流向新领域，而当经济急速下跌时，它又会促进弱势竞争者的淘汰。然而，来自英国的事实证明，繁荣的经济会吸引小企业，而新经济一定会造就美国这样的典范。最差的企业未必就会在经济滑坡中遭受最沉重的打击，反而会普遍致力于将用于创新的经费进行合理化的使用[1]。
[1] Carlin等（2001）是熊彼特估量和英国结果的资料来源。
更进一步来看，美国的经验实际上看似很复杂。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来源于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这至少给零售部门带来了规模经济。另外，在2000年以后经济泡沫破碎时，残酷的成本合理化措施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预算赤字的不断泡沫化，大量的资金不断地被注入，以填补政府的收支逆差，宏观经济的整体形势不堪一击。
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很脆弱，容易受到美国消费热潮破灭的打击，后果如何，在别国早有前车之鉴。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金融行业实行放松管制，之后带来了消费市场的迅速繁荣，而在放宽货币政策和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情况急转直下，储蓄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GDP连续3年下跌，OECD指出：金融业过度向公众开放，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需求敏感度的提高，同时，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大大增加了资产价格过度循环的风险。2001年~2002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避免硬着陆，主要是因为政府实行进一步拉动需求的政策，并且美国的消费者予以积极配合。尽管如此，一旦美国消费热潮不在，美国经济的漏洞将会暴露无遗。
日本经济停滞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在OECD主要成员国中最具活力（截至1991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4%）。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日本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巨大泡沫的破碎成为其经济停滞的导火索。1980年~1990年间，日本土地价格上涨了500%，股票价格也猛涨6倍多，而到了21世纪初，土地价格又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股票价格也随之大跌，使银行贷款和产业投资企业的处境严重恶化，使它们的资产负债表都受到了资产价格下降的严重打击。
泡沫的背后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包括税收对土地投资的促进。还有日本银行的利率政策，1989年之前，日本银行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促进了泡沫的进一步形成，为了填补20世纪70年代后期巨大的财政预算赤字的需求，并受到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影响，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放松管制政策，这对泡沫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的内容是对第三章中关于金融问题探讨的回应：
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最高限额从1985年~1994年被逐步放开，企业债券发行的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也被逐步放宽。事实上，很多作为日本银行老主顾的大型上市公司都把资金转投到资本市场上，资金成本上升，客户群萎缩，银行业面临着利润缩水的困境……鉴于银行业在吸纳零售存款和对大企业贷款等传统业务方面利润下降……大部分银行开始把目光转向房地产投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主要依靠抵押贷款，而几乎不看企业的资金流向，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名义地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因此，金融自由化为资产价格泡沫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泡沫的破碎带来了日本经济近10年的止步不前，尽管在此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极度的扩张性。截止到1995年，银行利率被压低到了0.5%，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则几乎接近于0；同时，日本政府实行减税政策，并扩大政府预算支出，1991年~1999年，这两项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平均每年相当于GDP的1%，但是据估计，为了填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漏洞，最终给日本纳税者造成了相当于GDP 20%的额外负担[1]。
[1] Hoshi和Kashyap（2004）。
很多人习惯于批评日本人，特别是与美国比较，认为他们没有造成消费扩张的局面。其实这种批评并不客观公正。当然，日本的消费增长确实一直低迷，（1991年~2002年间大约每年增长1.4%）但实质上，这是因为日本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停滞（平均每年仅增长0.5%），储蓄率（收入留存比率）平均每年下降了近1%，原因正在于工人们在面临经济停滞时努力拉动消费的增长[1]。
[1] Horioka（2004）。
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出口与商业投资。日本占世界出口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8.25%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5.5%，仅仅10年就降了近1/3。假如日本的出口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速度和出口市场增长速度相仿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其出口增长速度会再增长4%，连带其对国内消费和投资的附加效果，这将会给日本的GDP每年带来0.5%还多的增长。人们把日本市场份额的减少归咎于中国对出口市场的占领和亚洲经济危机后，日本国内市场的疲软，可问题是下降的幅度要远远大于这两个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元升值。和20世纪80年代前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元的汇率高出了50%还多。尽管受到出口困难、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但日本此时期在国际收支平衡上还是连续保持了相当于GDP 2%~3%的盈余，原因在于日本GDP增长的无力相对来说减缓了进口增长的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此类大范围出口表现反映出了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内在影响因素。如果经济增长迅速，会导致进口增加，长期来看日元就会贬值，这又会引起出口的相应增加。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催生了更多的新产品和降低成本的生产工艺，在它的作用下，这种出口的增加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一切最终又归到商业投资上。和消费的适当上升相比，2002年的商业投资和1990年繁荣消退时相比没有一点提高，在拉动需求增长方面，投资水平没有什么起色[1]。人们普遍批评日本制度和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它们是导致日本投资长期停滞的元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常绿”政策。日本银行几乎不顾企业的还款前景就扩大对企业的信用贷款，这显然是迫于政府“不得迫使客户破产”政策的影响，银行自身也不想承担如此高水平的呆账。但这造就了大批靠银行贷款生存的企业，像建筑行业，它的存在压低了新生企业创新的动力，并且由于其对新型、更具生产力的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深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
[1] 由于1990年的投资水平高，20世纪90年代资本存量在增长水平年均超过4%，这给赢利带来更大压力。
这对投资的影响程度是难以估计的。莫顿尼斯（Motonishi）和吉川（Yoshikawa）认为20世纪90年代投资疲软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不愿意贷款，而非银行不愿意放贷。此二人将问题归咎于需求不足，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需求增长缓慢正是由于企业不愿意投资，因此，他们的这种说法有循环论证的倾向。
经济泡沫的破碎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利润率的变化情况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20世纪50年代的数据是一个常规的资本利润率，它是指由那些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建筑、机械和库存）的股票重置价值带来的净收益所占的百分比。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繁荣期，这种利润率提高到了史上最高水平。随后，在劳动力市场紧缩和日元升值的影响下，利润率回到了原来的水平，这对制造业的影响特别严重。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回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利润率再次下滑。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图6.5显示出另外两种利润率的衡量方法。首先，把土地、建筑、机械、库存共同计入资本之列。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通常来说经济学家不把土地列入资本之列，因此它就不是新生产能力的源泉。但是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当他品评一项投资的前景时，用作办公和生产的土地支出就必须成为其总的基建投资的一部分，并会影响到工程项目的贏利能力。由于地价的高涨，对非金融企业来说，土地的市场价值远高于建筑、机械和库存的价值，因此它使企业利润率锐减，并在繁荣期结束时将利润率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
图6.5 日本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
到了第三阶段，利润率的计算则涉及土地资源的得与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土地价格的疯涨，生产性投资回报率及土地的总体利润率都明显上升。在高峰时期，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土地升值带来的收益要远高于常规商业行为带来的收益。这种情况无疑鼓励了额外投资的介入，特别是介入土地占重要地位的工程中，这样，投机资本的获利机会明显增多。当泡沫破碎时，资本损失取代了盈利，并且总体投资回报率狂跌2%~3%。尽管名义利率很低，但是总体物价的下降意味着实际利率的表现实质上是积极的。从新投资可能得到的回报上来说，下降的地价是一个抑制增长的显著因素，因为它使资本在未来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金融角度来看，地价的下降意味着其抵押贷款能力的降低，这使企业更不愿意贷款。如此说来，金融业的兴衰对经济的持续停滞不前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旦金融业陷入危机，企业赢利能力的低增长率反而会进行自我恢复，因为很多日本国内的企业在如此的投资回报率下不会进行投资，这便减小了企业的竞争压力。
人们倾向于将经济停滞的延长归咎于日本的金融体制，因为它不愿承认不良贷款带来的损失，而且不想取消破产企业抵押品的赎回权。如果银行迅速砍掉这些损失，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更高的失业率，但是同时，由繁荣而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可能会更快地被消化掉，并且在悲观情绪蔓延之前带来新一轮的增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些争议，但在日本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低效率的金融自由化。正是因为金融自由化鼓励了投机行为，推动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从而导致了泡沫的随后破灭。这一“内部”问题随后因助推日元贬值的国际资本流动而加剧。当金融自由化不起作用时，原因总是怯懦不前，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明显的——要坚决果断，这正是走强硬路线的自由市场分析的特征。
欧洲之痛
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经济增长缓慢。1995年开始，生产率急剧下滑，和已经恢复的美国相比，欧洲的这种变化是惊人的（见表6.1）。
表6.1 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976~2003）
命运的惊人逆转使欧洲的制度和政策像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一样受到关注，那个时代美国的经济主题是“反思”。文中已给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的广泛原因，而在更具体的方面它和日本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1]。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和充满活力的美国相比都为其敲响了警钟。在主流经济学中，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欧洲的整个关于企业、银行和工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都要为工人承担责任。它们曾经缔造了欧洲经济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同时使欧洲的生产率赶上了美国。但是今天，这一制度体系的作用已捉襟见肘，并且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和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欧洲急需大规模地放开对市场力量的管制来推动其经济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
[1] Boltho（2003），Gordon（2004）和Blanchard（2004）。
书中在前面已经提到，欧洲实际上已经采用了相当自由化的措施、进行了相应的变革。1978年~1998年间，德国放松了对产品市场的管制；同时，法国也进行了与美国相似的改革。在1998年~2003年，欧盟所有国家对产品市场放松管制的平均水平要高于美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1]。
[1] Nicoletti等（2001）；OECD（2005）。
这种改革也适用于OECD所关注的劳动力市场，以响应其就业战略。和美国相比，OECD倡导欧洲国家推行更放松的管制措施。例如，德国收到了23条建议，意大利收到了9条，而美国仅收到4条。但是，美国几乎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而据OECD估计，意大利和德国实施了近乎半数的建议。综合上述事实，结合OECD列出的各种不同变量的权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意大利和德国两国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力度几乎是美国的10倍[1]。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有过关于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就业率上升缺乏联系的论述，问题是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本该推动其生产率的增长。
[1] Baker等（2005）。
既然欧洲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政府管制的强度都要甚于美国，但通常认为即便是放松管制，其得到的结果也会是和上文所讨论过的日本一样。然而，如果政府管制是问题的根本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已经采取的放松管制政策还是没有给我们带来正面的影响呢？放松管制本该推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事实上却反而产生了抑制效应，这一现象很难解释清楚。
另外一些极端的货币主义者批评欧洲央行过度从紧的经济政策和《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认为它们限制了需求的增长，并且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和商业预期。第二章的讨论告诉我们：限制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对20世纪60~70年代动乱的记忆，人们担心一旦政府置警告于不顾，失业率没有实质性降低的话，那场动乱将会重演。尽管欧洲经济一体化已经逐渐弱化，并且面临着强烈的竞争压力（前面章节有所叙述），但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尚未遭遇到有如撒切尔政府那样关键性的失败。
戈登和布兰查德（Blanchard）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与美国生产率变化的差别大部分主要产生于批发业和零售业。这对像超市发展的限制等一些具体的影响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都可以从人们对部分生活方式的偏好上显示出来，人们往往喜欢在市中心购物而不是在超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形势下（像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在一个政府管制水平较高的地区，哪怕是管制程度在下降，但也还是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像戈登和布兰查德所强调的那样，受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产率提高的美国模式往往以高成本为代价。
进一步来说，美国生产率增速快是因为其消费的增长要远快于欧洲。在1994年~2004年间，美国的个人消费平均每年以3.8%的速度增长，是欧洲的2倍。通过供货链，迅速增长的物流为美国带动了规模经济。
上述因素能否和劳动成本、生产率一起，成为解释造成欧洲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在前面关于日本和美国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叙述了如何将使用资本的利润率作为资本积累状况的风向标。图6.6给出了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非金融部门利润率的比较数据。
图6.6 欧洲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1950~2003）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利润率急剧下降，英国仅居其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撒切尔政府理性改革北海油田巨额利润的推动下，英国的利润率很快回升。在德国，这个过程则较慢，直到1990年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法国利润率（图6.6中没有显示）的变化情况与英国相似，而在意大利，则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所恢复。撇去统一后利润率的下降不计，德国利润率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较为平缓[1]。
[1] Dumenil和Levy（2004）对法国的研究。以前的趋势是Armstrong等讨论过的。1991年两德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国民核算体系的变化，而不受东德数字的直接影响。
由于各国统计机构对资本贬值率计算尺度的不同，这种将利润率横向比较的方式是不妥的。然而，从欧洲现有的数据来看，欧洲的利润率平均起来一直不比美国的低，德国在其中绝对是个特例。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德国重新统一，导致了其赢利能力的下降[1]。而制造部门显示的数据却完全不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利润率远低于美国。欧洲在制造业上的贏利能力远逊于美国[2]。这种情况影响了工业投资，使制造业不再是欧洲经济的龙头。此外，除了英国，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像美国那样赶上消费繁荣，这样它们也错过了刺激向批发和零售部门投资的好机会，这更使欧洲的商业投资状况雪上加霜。
[1] 数据显示，在1991~2001年期间，德国非金融企业平均税前赢利率5.6%、意大利是11.2%、英国是12.2%、美国是7.9%、法国的利润率与英国相似（Dumenil和Levy 2004）。
[2] 1991~2001年间，德国制造业平均获得5%的使用资本，英国为9.2%，意大利为8.3%，美国为13.8%。
德国就是这种“滞涨”的典型例证。鉴于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它的缺乏活力影响了欧洲的很多地区。人们很容易将德国生产率的急剧下降与再统一联系在一起。1987年~1991年的4年里，德国的经济增长量平均每年达到了4%，与此同时，在统一前繁荣的推动下，欧洲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业投资增速上涨了近乎2倍，西德的失业率降到了4.1%，通货膨胀率尽管也在上升，但也仅有3.5%而已。从1991年开始，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一次超过3%（还是勉强达到的）。和东德的统一意味着人口增加了近1/6，但是劳动力的人均生产力却降到了相当于西德时期1/3的水平。追赶西德的脚步停止在1995年，当时的生产率是西德时的60%，而工资水平则相当于西德之前工资水平的65%~75%。两德统一后，就业率多多少少有所下降，并将整个国家的失业率上调了将近1%。
东德的情况注定要拖累德国的平均生产率，并导致统一后国家失业率的提高。统一的成本相当于西德GDP的4%~5%，也给西部经济的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政府通过增加赤字消化了其中一部分成本，其他的大部分成本则要依靠高税收来解决，而高税收又被相对强势的行业工会转嫁到了上涨的工资上。德国的汇率也偏高，（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在1995年以后，比20世纪80年代末低了近15%）因为统一后，德国联邦银行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压力而不得不将利率调高，同时，为了调动部分资源重建东德，一些临时性的往来账户赤字有所增加也是在所难免的。结果，企业利润缩水，特别是制造业受到的打击较为严重。自1990年以来，德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下降了10%，直到经过14年的停滞之后，它才以久违的快速出口增长摆脱了冷战后的衰退[1]。
[1] Sinn（2003），Carlin和Soskice（1997）。
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解决，但根本问题是统一过程中所花费的巨大成本并不是通过社会共识和谈判的方式被消化掉，这个成本消化的实际过程偶然而又混沌。20世纪60~70年代是已被德国克服的经济动乱时代，如今在两德统一带来的经济打击下又要带有更大程度的破坏作用卷土重来。商业对此的反应是呼唤撒切尔时代的金融政策和放松管制。此外，德国的近邻和旧交，也就劳动力成本问题向德国施加压力，这些国家中有的现已成为欧盟的成员。
不稳定的增长
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出了导致金融发展不稳定的一些方面，包括推动消费的增长、促进房地产业的繁荣、股票价格被高估、汇率的偏高以及企业为了追求股东价值而由规避风险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所有的这些趋势都使金融体系更加不稳定，易于陷入危机，并导致巨大的产出波动。
尽管如此，从表6.2可以看出，1993年后的1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发展最稳定的10年，产出不断地增加，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则要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了约1/3。可是低波动性并不意味着高活力。例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滞涨时的产出增长要比早些年发展迅速时稳定得多。然而，产出的相对稳定总有几分反常。正常情况下，要么由金融体系产生出来的更大的不稳定会被经济供给方面的小问题，特别是工资压力而抵消，要么经济政策会在缓冲由各种冲击带来的不稳定方面有所改善。
表6.2 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1954~2003）
我们都知道，在所有OECD成员国中，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难适应通货膨胀的形势，这可能使经济产出更具弹性，因为央行一遇到通货膨胀压力就会紧缩银根。然而，工资激增问题已不再影响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因此，即使物价上涨过快，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也不会再引起用货币工资的上涨来恢复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应地，政府也不用再如此紧缩内需来维持人们的工资水平[1]。
[1] OECD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总的工资呈现工资节制的演变趋势（OECD 2004a：129），这一趋势的形成因素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
人们普遍猜想美联储会更积极地干预股票市场，以防止其过度波动（政府公债市场也是如此）。2000年，临近股票泡沫的最高峰时，银行分析家开始议论起来，像“格林斯潘总会在股票暴跌时站出来捍卫股市”；“如果一年里股市上涨20%，而后又跌了20%，那么美联储很可能会对下跌的20%作出反应而不顾上涨的20%”。然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规定会限制“创造性破坏”的效果，例如2000年后当美国股市大跌时，这些规定会导致人们过于自信，提高他们的风险偏好，从长远来看，金融系统还面临着更棘手的问题——道德风险。
此外，人们担心加强银行管制会使经济变得更不稳定。古德哈特（Goodhart）等认为：新的国际公认的银行管制措施可以通过更加全面的风险分析使单个银行的行为更加审慎，增强了银行对偿付能力的判断。然而，很多银行适应政府对资本充足率严苛管制的努力可能恰巧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起到相反的作用。如果银行变卖资产来响应从紧的资本要求，同时在经济衰退时限制贷款，那么它们可能会终止经济衰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可是与此同时，整个银行业也会因此而恶化，因为限制贷款必然会减少投资，进而引起内需不足、企业利润率下降，银行自然就无法从放出的贷款中获利了。
人们发现，经济中总产量越稳定，企业层面上的产出和就业就越稳定。但是，科曼（Comin）和菲利蓬（Philippon）详细记录了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企业产出波动剧烈，而经济的总体产出却相对平稳，原因之一就是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的产业龙头地位更容易被颠覆。愈发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经济运行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挑战。宏观经济的稳定为此带来了一定的缓冲，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在总体上不再衰退，那么一个工人即使丢了这份工作，也很有可能在另外一家企业里再就业。可这并不能消除相关个体不稳定性的成本，并且正如上文所述，当前宏观经济的稳定更容易带来金融危机。
展望
本章考察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过去20多年里的转型与经济活力的联系以及产出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人们对美国新经济繁荣的喜悦已在一片批评声中随着泡沫的破碎而逐渐消退。很明显，紧随经济衰退而来的美国经济迅速复苏，仅是政府强力干预、企业疯狂削减成本、短暂的消费繁荣和空前的国际融资的共同结果。与此同时，日本则陷入了经济滞涨的泥潭达15年之久，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突如其来的金融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欧洲的经济则在两德统一效应的严重打击下步履维艰，欧洲大陆经济失业率偏高，经济管制的不断放松也收效甚微。
1990年以后的人均产出增长与1973年~1979年的动荡时期相比，慢很多，更不要提“黄金时代”了，对于那些坚信放松市场管制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是否会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构成威胁？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深入了解关乎经济恢复与衰退的发展变化对资本主义内在问题发展过程的重要意义。前面章节已经提到，这种变化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放松管制政策，推进市场自由化。由于计划经济及支持其运作的政策体系的崩溃，倡导国家干预的思潮受到了强力反击，更不用说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了。纵使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上表现一般，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处于危机之中。目前来看，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并未受到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威胁。
1870年以来，每小时的生产率以1%~2.5%的速度增长已成为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的显著特征，而日本和欧洲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追赶则是例外[1]。近10年来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黄金时代”的记忆已经褪色，人们不再怀有这种难以企及的期望，从长期来看，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生产率的增长在未来的10~20年里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1] Maddison（1995）。
从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能够达到“财富上的完全满足”，到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资本积累会轻而易举地耗尽投资机会），经济学家们早就开始预测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从长远来看必将下降。近年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表现就是在服务部门总体而言增加就业共享，尤其是在私人和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些领域，名义生产率增长相当缓慢，这就拖累了总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水平[1]。这种效应作用十分缓慢，可是在未来的40年里，它将每年削减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的0.5%。如果信息通信技术对生产率的作用能像一些分析家认为的那样深远的话，那么这种倒退也许有可能不会发生。最近的一项关于创新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地位的分析表明：创新也无力改变增长减速的现状，这样那样的预报也都于事无补[2]。更明显的制约因素体现在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且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就业率的增速也将持续下滑。因此，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将大幅回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可能下降到0.5%左右[3]。
[1] Baumol（2001）把这些服务警示性地称为“渐进性的停滞”，有了这些服务，就业机会会增多，但是生产力不会提高（护理工作者而不是记录员）。
[2] Baumol（2002）。
[3] Glyn（1994）。
与此同时，供给方面变化的作用趋于缓慢，需求波动对经济前景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伴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扩张这匹野马已经脱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人们已经见识到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如果有人依然认为OECD成员国拥有更成熟的金融市场并能使其免于金融危机之祸的话，那么他真是大错特错了。正如文中之前所提到过的，美国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实体已被金融过度打上了烙印，并且整个体系都将受到威胁，因为人们还在不停地从中挖掘价值，尽管如今的金融交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管制者试图通过自由化保持其利益，同时又不冒任何风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增大。2005年4月，IMF发布的年度世界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当前金融系统面临的挑战还处于初始阶段，低风险溢价、自满、未经检验的风险管理体系应对越发复杂的金融工具，必将给金融市场带来灾难。
密集化发展程度的加强、国际间纠缠不清、脆弱的金融市场，这些都是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潜在不足。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仅是发达国家的商品供应者（最主要的是石油供应者）。发展中国家仅仅作为发达国家的生产者，从来就未对发达国家构成过严重的威胁。然而，正如第四章讨论过的那样，这些国家正以强劲的势头在国际经济的大舞台上崛起。世界GDP的大部分已经不再由老牌OECD成员国生产，同时它们所占的比重在逐渐下降，世界资本积累的中心、经济体系运行的推动力量已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出。这对发达国家有着双重效应。
首先，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为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产品创造市场需求，对其出口产生刺激效应。这会推动其相关产业的资本积累，并帮助保持市场需求的增长。正如100年前，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保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需求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越来越复杂的竞争条件下，为了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发达国家的货币只能贬值，因此，其居民将不再会从廉价的进口消费品中受益太多[1]。
[1] Saumelson（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认为北半球从贸易中获利的过程导致南半球发展的落后。
其次，在劳动力方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工资却比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低一大截。廉价劳动力会将大量的直接投资吸引到发展中国家，结果造成了发达国家投资的流失。这样，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劳动力储备加入到世界经济当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劳动比降低，根据一项估算，大约能降1/3或者更多。发达国家工人不再处于讨价还价的强势地位，他们的工资水平将会大幅下降[1]。这种发展的政治结果尚不可预料，而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下，加强对发达国家工人的保护措施愈显急迫。
[1] Freeman对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进行了估算（2005a）；Bhagwati等认为，利润转移有浮动的可能性（2004a）；Baily和Lawrence对关于外包服务的可能结果进行探讨，“不难发现，如果美国经济更加倾向于低成本劳动力，那么将会改变资本收入分布的结果。”
最后，工资份额的降低明显使利润有所增加，然而，工资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把双刃剑，200多年前的以其悲观人口论而闻名的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就指出：工资既是生产产品的成本，又是消费需求的源泉。过高的工资会影响企业的赢利能力及资本积累，这点在第一章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描述中已经提到。反之，若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又会抑制需求的增长。鉴于发达国家的投资被吸引到廉价劳动力聚集的地区，那么需求的持续增长只能依赖消费信用的增长及政府支出的扩张。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看是不稳定的，政治上看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里我们需要重申第四章的观点，新兴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的发展早有前车之鉴，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在步入日本和亚洲新型工业国的后尘，所不同的只是这两国的人口优势使其更具有赶超其他国家的潜力。
中国自身就很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源头。它的信用体系很不稳定，并因此增加了其信用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进而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会带来工资压力，甚至引起很难抑制的劳资纠纷。一旦为了维持发展秩序而大幅度提高银行利率，那么中国经济的衰退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会重蹈20世纪70年代OECD成员国的覆辙。
从长远的市场预期来看，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过程，对能源和矿产的大量需求会引起其市场价格的盘旋上升。能源和矿产进口国实际成本的增加会给能源和矿产的出口国带来更高的收入。这些影响会加重发达国家的经济负担。诺德豪斯是研究环境限制因素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权威，据他估算，到2050年，能源和矿产对经济的影响平均每年能达到0.3%，仅比近年高出一点[1]。然而，这一数字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增加环境的约束，加之前面提到的一些影响因素，实际上会引致发达国家的财富出现低增长。
[1] Nordhaus（1992）。
问题的根本在于：尽管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寒冬，但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尚未达到增长与稳定可以兼得的“历史终结”。再往前看，让人更加捉摸不定的未来，充满着变数。眼下的问题是政府还剩多少能够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难道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而一直朝着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均、低福利、长时间工作的模式发展？在资本主义的限制下，是否还会有谁做了什么与谁得到什么的现实选择？最后一章中，我们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探讨，并对未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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