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二章 奴隶与奴隶制
我们已经分析了英国政府，英国资本家，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外在种植园主，以及英国人道主义者对待奴隶制度的各种不同的态度。我们也叙述了英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所展开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看成似乎只是宗主国内部的一场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殖民地的命运也和这场斗争休戚相关。而且殖民地居民也陷入了这一场动乱之中。这场动乱不仅反映和证实了在英国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而且对这些事件也产生了影响。
在殖民地居民中，一是白人种植园主，他们不但要对付英国国会，而且要对付奴隶；二是自由的有色种人；三是奴隶。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著作家都不把奴隶放在眼里。现代的历史学家则日益认识到，由于忽视奴隶这股力量，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就产生了误解[1]。他们纠正这一缺陷也就纠正了当时的种植园主、英国官员和政治家都曾经犯过的错误。
我们先说种植园主。182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改革政策，要改革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根据议会敕令，这项政策要先在特立尼达直辖殖民地和英属圭亚那实施。议会期望这项政策的顺利执行，会鼓励那些自治殖民地自发地仿照实行。改革的范围包括，废除鞭刑；取消星期日黑奴市场，另行规定一天作为奴隶们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禁止鞭打女奴隶；勒令释放田间奴隶和家务奴隶；宣布1823年以后出生的女孩有人身自由；准许法庭接受妃隶的证词；设立奴隶储蓄银行；规定每日九小时工作制；指定一名奴隶监护人，其职责除一般事务外，主要负责保管惩处奴毆的档案材料。这项改革政策不是为的解放奴隶，而是改善一下奴隶的待遇；不是实行革命，而是实行改良。似乎奴隶制度会由于发善心而被消灭。
在直辖殖民地和各自治殖民地岛屿，种植园主对上述改革措施的反应是，坚决反对。而且拒不通过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对黑人的一种纵容的政策”la。种植园主深知，所有上述作出的让步，只不过意味着要作出更多的让歩。
上述改革的内容，没有任何一项得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一致赞同。相反倒激怒了他们。其中禁止鞭笞妇女和取消星期日黑奴市场这两条建议，尤使他们暴跳如雷。
在种植园主看来，处罚妇女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辩解说，即使在文明社会里，妇女也受到鞭笞，例如在英国的教养所里就是这样做的。哈姆登先生在巴巴多斯立法院说：“这里的黑女人多少具有一种类似亚马逊妇女的性格；我相信，他们的丈夫如果听说他们的妻子竟可以免受处罚，那么他们是会深表遗憾的。”[2]
关于取消星期日黑奴市场的问题，巴巴多斯人表示反对，他们不愿放弃本来已经减少了六分之一的收入。[3]牙买加人则答复说，提出“奴隶应该有履行宗教义务的时间”，这是一个借口，它只会助长奴隶们的懒情。由于种植园主如此激烈的反对，因而总督认为，任何改革的尝试都未免太过轻率。他宁可维持现状，而“把改革留给时间来解决，或等待情况和舆论发生变化以后再进行。情况和舆论的改变，虽然缓慢，但却肯定会导致改变奴隶的生活习惯和性情”。[4]等待时间，仅就改善奴隶的文明状况这点，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奴隶对这种循序渐进的必然改善，是无动于衷的。
种植园主认为，如若需要维护纪律，那就必须保留鞭刑。废除鞭刑，“就会使种植园里的安宁与和谐气氛不复存在。”[5]一位特立尼达的种植园主说，执意要在西印度群岛的成年奴隶中实行九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是“对财产进行最不正当和最粗暴的侵犯”。因为英国的工厂主尚且可以在又闷热又不卫生的环境里强制儿童干十二小时的劳动。关于法庭可以接受奴隶证据这项法案，在牙买加议会里引起了一场喧嚣尘上的抗议声，结果该项法案在二读时，以三十六对一票的多数遭到否决。牙买加议会还决定，把设立奴隶储蓄银行这一条款推迟到下一届会议讨论，[6]因而关于女奴的孩子可以得到自由的问题，总督就连提也不敢再提了。[7]英属圭亚那的立法会议决定，“如果那个会引起连锁反应的释奴政策非通过不可的话，那么更多考虑的应是原则的贯彻始终，以及原则制定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应该为他们制定原则，而不是由他们来执行原则”。在特立尼达，释放奴隶的数目大大地减少了,[8]而对释奴法令所作的评论却突然多起来。[9]斯蒂芬承认说，“那些发过誓的评论者，宣布一个不公正的决定的可能性，过去未曾意料到，现在又不可能加以制止”。[10]特立尼达有位奴隶管家谈到“议会那个愚蠢的法令”时，他使用了与他的职责不相称的语言记录对奴隶的惩处，而且对立法制定者大加嘲弄。[11]在英属圭亚那设立的奴隶监护人机构，不过是个“骗局”；1832年，担任这一职务的牧师写道：“对奴隶们来说，无所谓保护问题。我在那里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12]西印度种植园主对英国政府的具体建议，不但提出质问，而且还向英国议会的权利进行挑战，反对它再援引法律来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发布独断专行的命令。这类命令对所要处理的问题既过于自信，又不适当，而在时间上又过于仓促和专断。[13]巴巴多斯总督提出的报告说，任何一个即将发布的命令，都会当场激起愤懑和抗议。奴隶主之间在谈论权利与自由问题时，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论，都被当作“无知的喧闹”，抛在脑后。哈姆登吿诫说，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世界各个民族，没有一个不羡慕那些不存在奴隶制度的自由国度。”[14]
在牙买加议会里，更是群情鼎沸。议员们在会上发誓说，它对于依法规定纯属于它市政管理和治安警察职责范围内的、[15]并得到确认无疑的权利，决不会作出丝毫的让步。而英国国会如果要为牙买加制定法律，它必须行使不与他人分享的特权。但牙买加却宣称，英帝国议会这种超然权利论，既破坏他们的合法权利，也危害他们的生命财产。[16]据该岛总督说，“英国国会毋庸置疑的权利，一再地遭到肆无忌惮的藐视。除非有效地制止这一类傲慢无理的要求，否则，英皇陛下在这个殖民地的权威，将会有名无实。”1832年，派到英国去的两位牙买加代表，把他们的苦衷和不满都向宗主国当局申诉，同时，逐一地揭露那里潜藏着的危险势力。这股势力宣称，“我们既不归顺大不列颠人，也不归顺加拿大的殖民地兄弟。……我们从不认为，牙买加可以援用英国的舆论制裁来维护自己的法律和习惯。”[17]另一位牙买加议员更进一步问道：“我倒很乐意知道，英国国王，他除了从西班牙手里抢去牙买加之外，对牙买加还有什么权利？”[18]英国国会的一位西印度群岛议员提醒英国人民说：“由于执意要讨论权利问题，结果我们失去了美国。”[19]在西印度群岛，到处都在谈论脱离宗主国的问题。英国政府也得到警告说，牙买加和美国人之间交往频繁，有些种植园主还派人向美国政府进行试探。内阁就这件事严厉地质问了该岛总督。这未免过虑了。圣多明各在类似的情况下，不是也没有把自己出卖给英国吗？
这些用以嘲弄帝国当局的“既温和而又有相当权威性的语言”，[20]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绝望者或者疯子的语言。这是一个教训。与其说这是针对英国大众，毋宁说是针对西印度群岛奴隶的教训。
如果说，牙买加总督发现，种植园主“对剥夺他们控制奴隶的权利，有一种比现在所能意料到的反抗更为强烈的话”，[21]那么奴隶们对种植园主的统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低抗，也就不难理解了。用巴巴多斯总督的话说，所有民族中地位最低的黑人，似乎会“忘却”那些种植园主“酷爱统治可怜的黑人的权力；每个种植园主在自己的产糖小天地里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奴隶去获得自由，仿佛他顶痒爱自己的奴隶似的”。[22]可见，奴隶的解放，不会得到种植园主的同意，相反是要反其意志而行之。
当白人在密谋策划反叛和脱离宗主国的时候，自由的有色人仍旧坚定不移地效忠宗主国，他们反对“割断与宗主国之间互相联系的纽带，因为那样做将会祸及我们自己，祸及我们的子孙后代”。[23]
总督报告说，对有色人可以充分信任，他们不参加那些“煞费苦心在殖民地自由民和奴隶当中散布不满情绪的会议”。[24]在白人拒绝担任公职的时候，黑白混血种人一直坚持履行他们对公共事业的职责。他们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这不但因为他们力量太弱，不可能单枪匹马去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而且除通过英国政府之外，他们不可能获得解放。此外，当地政府在极力贯彻反对垄断商的政策时，还不得不依靠他们。巴巴多斯总督写道，姆拉多混血种人有涵养，他们在道德、教育和才能方面都很出众。而白人，他们除利用手中原有的权利和旧偏见维护自己无教养的地位之外，一无所有。这应总督向本国政府建议说，“你们将会看到，在目前情况下，采取一项重大的政策是会推动这些阶级前进的。这些姆拉多人是一个有理智、有才干、很活跃而且忠实的种族，如果一旦儒要，我可以同样依靠他们去对付奴隶以及白人民兵。”[25]
但是，与一般的见解，甚至与博学的见解相反，随着英国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奴隶本身成为殖民地社会中最活跃、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是解决西印度群岛问题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过去被有意地忽略了。似乎奴隶被当作生产工具以后，要重新回到做人的地位，只需按分类法归归类就行了。种植园主把奴隶制度看作是永恒的，是按上帝意志安排的。他们还援引圣经条文，力图证明实行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有什么理由非要奴隶也持这样一种看法呢？奴隶也援引圣经条文，但他们是用它来证明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奴隶对奴隶主所施加的刑罚和其他高压手段，都报之以怠工、破坏、甚至暴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唯一可能做到的是怠工。这是奴隶经常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反抗形式。可见，关于黑人奴隶是十分温顺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神话。牙买加的马伦黑奴和英属圭亚那的布须黑奴，他们探听到英国政府有关释放奴隶的条约后，纷纷逃出种植园，或者避居在偏僻的山区，或者躲进密林深处。他们自行闯出的这条自由之路，给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胜利，可以说是新大陆奴隶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804年，当独立的海地共和国成立之后，牙买加、古巴以及得克萨斯的白人奴隶主，人入提心吊胆，唯恐又出现一个杜桑·卢维杜尔。在这样一个时期发生的这个震撼英国几百万人口，并造成经济混乱和巨大骚动的事件，不可能想象它对奴隶，以及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不发生任何影响。英国资本家对蔗园主所施加的压力，被夸大了，实际上这种压力是来自殖民地的奴隶。在西印度群岛这样的社会里，正如巴巴多斯总督所指出的，“公众的心情，总是胆战心惊地感触到暴动的危险”。[26]
奴隶远非像其主人所认为的那么愚蠢，也远非像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呆笨。奴隶对其周围的一切异常敏感，对探讨与他的命运有关的事情，极为关切。1830年，英属圭亚那总督写道：“奴隶对所有关系到他自身利益的事，比之对其他事情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27]而种植园主往往在奴隶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决定他们命运的问题。“在这里举行的，有种植园主参加的会议，如果他们狂怒的情绪得到怂恿的话，”1832年特立尼达总督写道，"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28]当地报纸对这种情绪还火上加油。特立尼达一家报纸把议会的命令骂之为“卑鄙可恶的法令”。另一家报纸则把它称之为“黑人法典的荒谬条款”。[29]有位法官拒绝出庭审理根据议会法令提出的讼诉案件，并步出法院扬长而去。种植园主这种粗鲁的态度，虽然受到了责备，但他们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这是面临深刻危机的社会都具有的一种特征。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前，在法国的宫庭和贵族当中，不仅可以自由地讨论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发表真实的思想评价。然而，种植园主们的那种傲慢举止和粗鲁语言，对早已心怀不满的奴隶们，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
每当掀起一次新的讨论，或者颁布一项新的政策时，奴隶们的一致看法是，释奴法令在英国已经获得通过，但却遭到了他们主人的阻挠。1807年，牙买加总督报告说，“奴隶们把取缔奴隶贸易看作是他们的彻底解放”[30]181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硬性规定对所有奴隶进行登记注册，以制止违犯废奴法令和走私贩卖奴隶的活动。牙买加的奴隶对这项法案的看法是，该法案考虑了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措施，在本地议会里也得到那些期望尽快禁止奴隶制的普通居民的支持。[31]因此，种植园主就把国会的一份宣言公布出来，宣言上说，国会从未考虑过解放奴隶的问题。[32]在特立尼达和巴巴多斯的奴隶当中，也同样流传这种对法案的误解。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都在询问，“巴卡拉为什么不遵照国王的吩咐去做？”[33]奴隶们居然深信不疑地认为，在他们反对自己主人的斗争中，宗主国政府会给他们一些重大好处，因此他们急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证实这一点。这样，每一任总督的更换都被奴隶们看作是来宣布解放的。1824年，杜尔斑总督抵英属圭亚那时，奴隶就认为，他的到来会给他们的前途带来好处。[34]1831年，特立尼达总督回去渡假时，黑奴们以为，他即将公布释放全部奴隶的法令。[35]马格雷夫斯于1832年抵达牙买加时，也出现过群情激昂的场面。有一次，他到金斯顿附近视察，在他周围一直簇拥着一大群奴隶，其人数之多是该岛前所未有过的。奴隶们都怀着这样一个想法，马格雷夫斯“口袋里装着释奴法令，就要拿出来公布了”。[36]1833年，任命史密斯为巴巴多斯总督这件事，也被奴隶们理解为即将全面解放奴隶的迹象。所以，当史密斯抵达该岛时，竟引起人数相当多的奴隶逃出偏僻地区的种植园，来到布里奇敦城，“以便亲自证实总督是否已经公布了自由法令”。[37]
虽然如此，奴隶也并不打算静待上面把赎买来的自由恩赐给他们。1800年以后，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奴隶暴动，正是反映当时日益紧张的局势。威斯敏斯特庄严的议会大厅里，也感受到这种紧张的气氛。
1808年，英属圭亚那爆发了一次奴隶起义。但这次起义被人告发了。起义的领导人全部被捕。这些领导人中，“有马车夫、商贩和庄园里那些最敏感的奴隶”。[38]也就是说，发动起义的，不是田野里干活的奴隶，而是那些生活比较舒适，待遇比较好的奴隶。1824年，牙买加也有一名反叛的庄园奴隶，后因被告发自杀了。他曾公开承认，他的主人是善良和宽容的。然而他又为自己的反叛行为辩护，理由是，他生前之所以得不到自由，主要是由于他主人的阻挠。这件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圣多明各的杜桑·卢维杜尔原来就是一位深得主人信赖的奴隶车夫。
1816年，巴巴多斯紧接着爆发起义。这对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曾吹嘘说，善待奴隶，“可以防止他们使用暴力去获取他们应得的天赋人权。这个权利虽长期以来为法律所认可，但至今一直未得到正式承认。”[39]当询问奴隶因何暴动时，他们直率地承认，他们之所以要暴动，并不是由于受到虐待。“但是，他们固执地认为”，该岛司令官在致总督的信中写道，“巴巴多斯这个岛，不是属于白人，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还宣称，要消灭全部白人，只留下白人妇女”。[40]这次起义，种植园主本来毫无防备。只因有个起义的奴隶，喝醉酒走漏了消息，迫使这次起义提前发动，因而未能波及全岛。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从这次起义事件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几个头脑发热的博爱论者、无知的讲演家及其盲目的追随者拟定的空想计划的第一个成果。[41]而他们自己所能想到的对策，则是催促他们的代表到总督那里，要求调集一支分遣队来。不巧，这支军队在几天以前已开赴英国，他们只好要求留下牙买加团部的留守人员。
但是，紧张的局势仍在急剧发展。继1808年英属圭亚那、1816年巴巴多斯的起义之后，1823年又再度爆发英属圭亚那的奴隶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五十五个种植园的奴隶，人数达一万二千人。我们从这次起义中再一次看到，起义的计划制定的非常细致，而且极端秘密，把种植园主完全蒙在鼓里。奴隶们要求获得无条件的解放。可是总督却告诫说，他们的解放只能逐步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但奴隶们对这种告诫，漠然置之。“他们说，这样做并不能安抚他们，上帝赋予他们和白人以同样的生命，他们再也不愿充当白人的奴隶，他们应当获得自由，否则，他们就不愿再继续干活了气总督于是向他们保证说,“倘若他们采取得到国王陛下恩准的和平行动，他们的处境是可以得到逐步的，而又是切实的改善。[42]可是他们竟宣称他们要成为自由人”。接着就采取了往常的严厉手段，把奴隶起义镇压下去。种植园主为此弹冠相庆，又毫不在乎地依然故我。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起义前已经颁布的航海法，会不会继续有效。
巴巴多斯总督听到圭亚那奴隶暴动的消息后，给殖民大臣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球现在已经开始滚动，谁也说不准这个球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停止下来。”[43]翌年，牙买加汉诺威教区有两个种植园的奴隶发动起义。但这次起义是局部性的，不久遭到一支强大军队的镇压。起义的领导者全部被处死。然而，奴隶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单靠屠杀的办法是难于制止他们再度发动起义。此外，那些被处决的人，正如牙买加总督所说的，“充满着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权享有自由,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们还极力为自己应得的权利进行辩护。”据一位起义的首领说，他发动的起义并没有被平息，“战斗还刚刚在开始”。[44]
在英属圭亚那和牙买加，表面上虽然恢复了平静，但黑奴的骚动仍持续不断。英属圭亚那总督写道：“不满的情绪丝毫没有消失，它还会死灰复燃；而且，黑人的情绪，在那些不善于观察它的人来看，虽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反常迹象，但一直在受到鼓动，充满猜忌和疑虑”。[45]为此，总督提出警告说，解放奴隶一事再不能拖延时间了。这不仅要从应有的人道主义和现有的政策措施去考虑，而且也要设法消除黑人的期待和猜疑心理。在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前，使他们能够从狂热情绪的支配中摆脱出来。没有什么比黑人思想上这种捉摸不定和朦胧期待的状态，更加危险了。
这是1824年的事情。七年以后，关于人身财产、赎金问题和合法权利问题，又继续进行类似的讨论。1831年，奴隶们决定要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了。这年在安提瓜发生了一次暴动。巴巴斯总督不得不派出增援部队。在巴巴多斯本岛的奴隶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想法，国王已恩准了释放奴隶，但总督却阻挠奴隶们得到这种恩惠。与此同时，还传出了谣言，说国王派来的军队接到了确切的命令，在发生暴动时，不准向奴隶开枪。
在1831年的圣诞节期间，以牙买加奴隶起义为标志出现了奴隶反抗的高潮。牙买加是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中面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它拥有的奴隶占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半以上。所以，牙买加一经点燃了起义之火，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制止这场大火的蔓延。这是西半球奴隶中爆发的一场“规模很大的破坏性暴动”。[46]总督报告说，这次暴动，“不是起因于任何偶发的怨恨，或者任何直接的不满情绪，它是经过长朗策划，而且几经推迟了的一次暴动。”这次起义的领袖，大都是身任最受主人信赖的必务，他们后来还被免除一切繁重的劳动。“他们的真实动机，看来不外是激励着他们的那个获得人身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自己想占有主人财产的愿望。这些愿望都可能影响他们的行动。”
但是，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从这几次奴隶起义事件中，仅仅看到的是造成宗主国和人道主义者陷入窘境的那个短暂时刻。1832年，特立尼达总督在信中写道：“就本岛的奴隶而言，目前还相安无事。那些有责任努力维持这一局面的人，倘若真想要维持它的话，是很容易办到的。……然而看来，这里的某些有地位的人士，他们的实际动机，似乎是要催逼政府放弃自己的既定原则，甚至于不惜甘冒激起奴隶暴动的危险”[47]牙买加的总督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无疑会有这样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由于失意，一时竟满足于一些地区因黑奴暴动造成的混乱。这些对自己的前途深感绝望的人，想要借奴隶暴动给英国政府造成的困境，来得到一点安慰。”[48]丹尼尔·奥康内尔这样说过，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一直坐在“肮脏的、盖满灰尘的火药库上面，他不愿离开这个座位，然而，又时时刻刻担心奴隶会用火把点燃这个火药库”。[49]
但是，这场斗争，还只停留在抽象地讨论诸如奴隶是否算财产，要釆取哪些政策措施等政治问题的阶段。而要求释放奴隶，则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强烈的愿望。一位牙买加人在致总督的信中说，“这个问题不应再留待英国政府和种植园主通过无休止的争执来裁决。奴隶已经懂得他自己是社会的第三种势力，他深知自己力量的所在，而且将重申他应有的自由权利。甚至在最近的一次起义失败以后，奴隶们也不灰心，仍以顽强的决心，谈论解放问题。”[50]来自巴巴多斯总督的报告强调指出，在这问题上悬而不决，“会产生两种恶果”，它一方面会使种植园主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另一方面迫使多年期待获得自由的奴隶，铤而走险。[51]他警告说，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向奴隶们空口许诺，即将给他们以自由，再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有害了。[52]过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又来信说，人们强烈要求，“宗主国政府应尽早作出决定，解决那些不幸的人的状况；他们由于梦想自由而不可得，就会把仇恨向其主人发泄，在某些情况下，这反过来又会使他们本来就很悲惨的状况，更加恶化。”
因此，到1833年，形势已经很明朗：或者靠上面来解放奴隶，或者由下面来解放奴隶。总之，是非解放不可了。经济上的变化，垄断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者在英国教会进行的鼓动宣传，以及国会大厅里的相互攻讦和辩论，现在终于在奴隶自己决心起来争取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奴隶的解放。黑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财富，而财富的不断增殖，终于促使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
[1] See C.L.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London, 1938)
书中讲的是圣多明各的奴隶革命。还应该参考H.Aptheker著的《美国的黑奴暴动〉(纽约,1943年)。关于西半球情况令人信服的概括，在上引Herskovits”一书中可以找到。
la C O. 28/95. House of Assembly, Barbados, Nov. 15,1825.
[2] C. O. 28/92. Report of a Debate in Council on a despatch from Lord Bathurst to Sir H. Warde, Sept. 3,1823. Mr. Hamden, pp. 21-22. Sec also C. O. 295/59.
特立尼达总瞥曾辩解说，对女奴作出这种让步，会被男奴看作一种不公道的做法。伍德福德1823年8月6日致巴瑟斯特的信：C.O 295/60。特立尼达一位有名的种植园主伯恩利先生说：“我承认，这个计划在我看来太荒谬和离奇，使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好”。
[3] C.O. 28/92. Report of a Debate in Council...Mr.Hamden, P.5.
[4] C.O. 137/148. Manchester to Bathurst, July 10,1819.
[5] C.O. 28/92. Report of a Debate in Council...Mr.Hamden, P.24.
[6] C.O. 137/156. Manchester to Bathurst, Dec.24,1824.
[7] C.O. 111/55. D’Urban to Bathurst, July l4,1826.
[8] C.O. 295/85.Oct. 29,1830.
1825—1830年释放奴隶的数目如下：
| 年份 | 释奴人数 | 获得释奴赎金的人数 |
田间奴隶 | 家庭奴仆 |
| 1825年 | 162 | 98 |
38 | 124 |
| 1826年 | 167 | 108 |
46 | 121 |
| 1827年 | 167 | 129 |
49 | 118 |
| 1828年 | 128 | 84 |
33 | 95 |
| 1829年 | 87 | 41 |
15 | 72 |
| 1830年 | 33 | 22 |
6 | 26 |
| （至10月29日） | | | |
[9] C O. 295/72.Woodford to Bathurst, Aug. 8,1826.
[10] C.O. 295/73. Stephen to Horton, Oct.5,1826.
[11] C.O. 295/67. Henry Gloster, Protector of Slaves, to Governor Woodford, July 7,1825.
菲茨杰拉德的复信如下，奴隶约翰·菲利普一“身上有七道伤痕，如不算足部，其伤部都是所有文明国家认为是最侮辱人尊严的部位”。奴隶菲利普一“身上有二十三道伤痕，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认为，在收受礼品时，他是最末一个进去，最先一个出来。在有妇女在场的情况下，提起他的名字，甚至被看作是严重失礼的”；奴隶西蒙·迈德一 “在身上特定部位有二十三道伤痕，此奴难得犯罪，但却为他人代罪受过”。
[12] Bell and Morrell, op. cit.,p.382.
[13] C.O,28/99. Carrington, Agent for Barbados, to Bathurst, March 2,1826.
[14] C.O. 28/92Report of a Debate in Council… ,p.33.
[15] C.O. 137/165. Message of House of Assembly, Dec. 1827, P.260
[16] C.O. 137/183. Manchester to Goderich,Dec. 16, 1832.
[17] C. O. 137/186. Memorial of the Jamaica deputies to Britein.Nov. 29,1832.
[18] C. O. 137/183. Manchester to Goderich,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Dec. 16,1832.
[19] Hansard, XXXI, 781-782. Marryat, June 13,1815.
[20] The phrase is Canning‘s.
[21] C. O. 137/154.Manchester to Bathurst, Dec. 24,1823.
[22] C. O. 28/111. Smith to Stanley, July 13,1833.
[23] C. O. 295/92. Memorial for ourselves and in behalf of all our fellow subjects of African descent (enclosed in Governor Grant's despatch to Goderich, March 26,1832).
[24] Ibid..Grant to Goderich, March 26,1832.
[25] C. O. 28/111. Smith to Stanley, May 23, 1833.
[26] C. O. 28/88. Combermere to Bathurst, Jan. 15, 1819.
[27] C. O. 111/69. D'Urban to Murray, April 20,1830. See also C. O. 295/87. Smith to Goderich from Trinidad, July 13,1831：
“这些奴隶具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本领。每当我们即将接到一份总会影响他们的状况和地位的公文时，他们事先就得知其中有关的，而往往是走了样的消息”。
[28] C. O. 295/92. Grant to Goderich, March 26, 1832.
[29] C. O. 295/93. Extract from a Trinidad paper, n. d.
[30] C. O. 137/119, Coote to Castlereagh, June 27,1807；C. O, 137/120, Edmund Lyon, Agent for Jamaica, to Castlereagh, July 17,1807.
[31] C. O. 137/142. Manchester to Bathurst, Jan. 26,1816.
[32] C. O. 28/85. Col. Codd to Governor Leith, April 25,1816；Ibid., Rear Admiral Harvey to J. W. Croker, April 30,1816.
[33] C.O. 295/60. A commandant of Trinidad to Governo Woodford, Aug. 30,1823.
[34] C. O. 111/44. D'Urban to Bathurst, May 5,1824.
[35] C. O. 295/89. Grant to Howick, Dec. 10,1831.
[36] C. O. 137/183. Mulgrave to Howick, Aug. 6,1832.
[37] C. O. 28/111. Smith to Stanley, May,23,1833.
[38] C. O 111/8. Nicolson to Castlereagh, June 6,1808.
[39] C. O. 28/85, Leith to Bathurst, April 30,1816.
[40] Ibid. ,Codd to Leith, April 25,1816.
[41] C. O. 137/143. Alexander Aikman, Jr. to Bathurst, May 2, 1816.
[42] C. O. 111/39. Murray to Bathurst, Aug. 24,1823.
[43] C. O. 28/92, Warde to Bathurst, Aug. 27,1823.
[44] C. O. 137/156. Manchester to Bathurst, July 31,1824.
[45] C. O. 111/44. D'Urban to Bathurst, May 5,1824.
[46] C. O. 137/181. Belmore to Goderich, Jan. 6,1832.
[47] C. O. 137/182. Belmore to Goderich, May 2,1832.
[48] C. O. 295/92. Grant to Howick, April 30,1832.
[49] C. O. 137/188. Mulgrave to Godeich, April 26. 1833.
[50] Hansard, Third Series, XIII 77,May 24,1832.
[51] C. O. 137/191. F. B. Zuicke to Governor Belmore,May 23, 1832,
[52] C. O. 28/111, Smith to Goderich, May 7,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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