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一章 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1492年，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以后，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一系列长期而激烈的冲突。然而四个半世纪的光阴过去了，迄今仍未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最早对外进行扩张活动的葡萄牙，宣称新大陆是属于它的。理由是，罗马教皇在1455年的诏谕中曾把奴役所有异教徒的权利授予了它，而新大陆正好属于该诏谕划定的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争执，四处寻找仲裁。鉴于两国都是基督之国，理所当然地把问题提到教皇面前。当时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个人和政府都不敢违抗他。罗马教皇仔细地研究了两国针锋相对的申诉之后，于1493年连续发布了几道诏谕，划定了两国殖民地的分界线，东半球划归葡萄牙，西半球划归西班牙。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欲望，翌年，敌对双方又签订了托德拉士条约，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妥协。该条约修订了教皇所作的允许葡萄牙占有巴西的裁决。
但是，无论教皇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条约，均不能约束其他国家，实际上反而遭到了它们的抵制。1497年，喀波特之航行抵达北美，就是英国对葡、西两国分割领土所作的直接反应。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发出了著名的抗议：“太阳照耀他人，也照耀我。我倒想看看在亚当遗嘱的条文里是否写明不许我分享世界。”丹麦国王则说，就东印度群岛而言，他拒绝接受教皇所作的裁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威廉·塞西尔爵士认为，教皇无权“髄心所欲拿走或转送国土。”1580年，英国政府还提出“实际占领决定主权”[1]这一针锋相对的原则。自此之后，就应了当时的说法“世上无和平”。后来有一位巴巴多斯的总督说：“西班牙国王无法长期控制下去……，那么，该由谁来主宰西印度群岛呢？是英国国王，还是法国国王？”[2]这是一场激烈的争吵。英国、法国、甚至荷兰，都开始向伊比里亚半岛上的两个轴心国挑战，而且宣布要占有阳光下的土地。以后黑人也来分占地盘，不过他们并非自己要来分占地盘，而是新大陆的甘蔗、烟草、棉花种植园的阳光要熬煎他们。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一个新殖民地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即“有大片肥沃的土地。”[3]1776年以前，英国占有的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多样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吉朋·威克菲尔德讥笑这类小农[4]是一帮“搔抓地皮者。”他们过着“发不了横财，也难飞黄腾达，但生计可靠的生活。”[5]1840年的加拿大，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则拥有设备，能够大规模生产供出口的土产品。美洲大陆北部的殖民地属于第一类；而大陆南部的烟草种植园和加勒比盛产蔗糖的岛屿属于第二类。梅里威耳指出，在第二类殖民地中，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劳动，否则土地和资本都得白费。换句话说，只有依靠强迫命令，劳动才可能成为持续、有效和协调的。马萨诸塞的农夫一向就在小面积土地上耕作，用自己的血汗换取少得可怜的收获。因此，他们中单干主义非常盛行。这就需要把他们改变为有组织的集体，以从事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不实行这种强制性，劳动者就会自发地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耕种自己的小土地。英国大资本家皮尔先生多次讲过这件事：他曾携带五万英镑，三百个劳工来到澳大利亚的斯旺河殖民地。他的计划当然是要这批劳工为他干活，就象在英国一样。但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这批劳工看到了广袤的土地，于是，他们宁可自己种地当小业主，也不愿为挣工资去给资本家干活。澳大利亚毕竟不是英格兰，这位资本家终于被大伙抛弃，无人给他铺床，无人为他打水。
在加勒比殖民地，防止“劳动力走失”和“小农耕作”的办法是实行奴隶制。佐治亚州早期的历史经验是有教益的。这个州的某些托管人尽管在其他殖民地拥有奴隶，却禁止该州的种植园使用奴隶。因而使该州的种植园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正如怀特费尔德描写的那样——两条腿都被捆起来了，还要人往前跑。无怪乔治亚州的种植园主纷纷举杯祝愿早日实行奴隶制。后来对该州的禁令终于取消了[6]。梅里威耳曾把奴隶制看作“可恨的资源”。[7]也许是这样。不过，奴隶制的确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经济体制。它曾经是古代希腊的经济基础；它还缔造了罗马帝国。在近代，它又为西方人的香茶和咖啡提供白糖。奴隶制生产出来的棉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促进了美国南部和加勒比地区的形成。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奴隶制不过是下等阶层横遭虐待的一部份；是整个严酷无情的封建法律和贫民法的组成部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此不同的地方则是“开始用英镑计算财产。他们为了达到提高生产，聚敛财富的目的，不惜牺牲人的生命。”[8]
亚当·斯密是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业中产阶级的一位代表。他在后期经常宣传这样的论点：一般说，实行奴隶制是由于主人的贪权和爱耍威风，在役使奴隶的地方，如若实行自由的劳动，收益当会更大。他还指出，普遍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说明“用奴隶干活，似乎只需维持其生命就够了，然而实际上所花费的代价却最大，因为不可能积蓄财富的人，他总想吃得最多，干得最少。”[9]
在这里，亚当·斯密把时间、地点、劳动和土地这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看作抽象的命题。自由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当然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奴隶主也明白这一点。奴隶劳动十分勉强，既没有技术，又缺乏才干[10]。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人们当然会选择自由劳动。但是，在殖民地发展的早期阶段，其他条件是不一样的，当时并不是因存在自由雇佣劳动，并与之进行比较后才选择奴隶制的；相反，那时在客观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吉朋·威克菲尔德写道：奴隶制产生的原因“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与道德无关，也无所谓邪恶与善行，完全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11]由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口不多，不能向美洲新大陆提供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从事种植甘蔗、烟叶和棉花的大规模生产。因此，实行奴隶制就势在必行。为了获得奴隶，欧洲人最初把目标对着当地居民，后来又转向非洲。
在某种情况下，奴隶制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如在生产蔗糖、烟叶和棉花方面，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奴隶主使用有组织的奴隶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这就使他们从土地上得到的好处超过个体小农或小农业主。而生产上述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完全足以补偿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不高而造成的较大费用。况且种植园的劳动无须多少知识，工作单调，只需要协调一致，手脚不停。这就是奴隶制的实质。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移民不断地输入和繁衍，人口到达了一定密度，可供私人耕种的土地全部分配完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时，奴隶制的费用，包括生产成本，养活生产与非生产的奴隶开支，才超过雇佣劳动的费用。正如梅里威耳写的：“一旦可以获得大量自由劳动力时，使用奴隶劳动的费用才会超过雇佣自由劳动力的费用。”[12]
从发展的眼光看，实行奴隶制的最大弊病是使土地迅速贫瘠。因为要取得驯服而廉价的劳动力，只有迫使下等社会阶层日益堕落和贫困化，并千方百计造成他们的愚昧无知，从而使他们安于现状。因此，农田轮作制和科学种田完全不适宜奴隶制社会。结果造成了土地肥力递减。杰佛逊描写当时弗吉尼亚的情况说，“花钱买一英亩新地，比买肥料上一英亩旧地来得便宜。”[13]在南方，奴隶主有个美名，叫做“土地扼杀者”。如果肥沃的土地真是无边无际的话，那么奴隶制造成的恶果倒还可以弥补或延缓。因此，奴隶制社会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只有不断取得新的肥沃的土地，奴隶制才能有生命力[14]。梅里威耳写道：“与其雇用廉价的自由劳动力耕作贫瘠的旧地还不如使用昂贵的奴隶劳动耕作新地，更能挣钱。”[15]这条逻辑，从弗吉尼亚、马里兰到卡罗来纳、佐治亚、得克萨斯和中西部；从巴巴多斯到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古巴，到处都是一成不变的。新开辟的种植园优于经营多年的老种植园，后来者居上。这好比是一场接力赛跑，最先起跑的人把接力棒传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满腹悲伤，一腐一拐地落在后面，当然他不会是心甘情愿的。
加勒比地区役使的奴隶一直局限于黑人。这最初本来是一种经济现象，后来就产生了种族的纠葛。种族主义不是产生奴隶制的根源；相反，它却是实行奴隶制的产物。在美洲大陆的非自由劳动者中，有棕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有基督教徒、新教徒和异教徒。
在新大陆，就种族而言，最早逬行奴隶买卖并发展为奴隶劳动对象的还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由于过度劳累、饮食不足，白人带来的传染病，以及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大批地加速死亡。他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体质和习性都不适应奴隶制种植园的恶劣状况。费南多·奥提兹这样写道：“逼迫印第安人下矿井，去从事单调、紧张而又繁重的劳动，断绝了他的部族联系，取消了他的宗教仪式……，这简直如同剥夺了他的生机一样……这不仅奴役他的肉体，而且也奴役他的集体精神。”[16]
昔日小西班牙岛的东半部，今天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版图。凡到它的首都圣多明各的游客都会看到哥伦布的塑像，在它的旁边还塑造了一个印第安妇女怀着感恩不尽的心情书写着这位新大陆发现者的名字。但是，另一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有一个名叫哈多伊的印第安人部族首领，因为抵抗侵略被判处了死刑。当他得知，要杀他的刽子手也期望死后进天堂时，他就至死都不肯接受用基督为他超度。看来，哈多伊的故事比起无名氏妇女的塑像，更能代表当时印第安人对他们新来的统治者所抱的态度。
英国和法国在各自的殖民地效仿西班牙的做法，也把印第安人沦为奴隶。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西班牙国王曾企图把奴隶制只施于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入，和好战的、被说成吃人生蕃的加勒比人。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奴役印第安人仅仅是当地殖民地的事情，不同于后来奴役黑人那样，牵涉到英帝国的重大利益。劳布写道：“只有牵涉到非洲奴隶贸易时，本国政府才对殖民地的奴隶状况和立法感到兴趣……。既然印第安人奴隶制一直不普遍，也没有影响到黑奴制度和黑奴买卖，所以也未引起本国政府的注意。但因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从未宣布为非法，所以它就一直合法地存在着。”[17]
但是，在英国属地，印第安人奴隶制并不普及。巴拉克著的《弗吉尼亚》一书中这样写着，公众的情绪“从来没有要求征服整个印第安种族。这与1661年关于黑奴的第一个奴隶法令一样，实际上都只要求奴役一部份人，而且是很少的一部份人……。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的问题，不过被看作是一种偶尔的、保护性的惩罚，并非是正当的、永久之计。”[18]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实行印第安人奴隶制无利可图。因为那里的殖民地经营多种农业经济，实行任何奴隶制都不适宜，也无利可图。再加上印第安人奴隶效率不高。西班牙人发现，一个黑人奴隶顶得上四个印第安人。1518年，小西班牙岛上的一位重要官员执意要求“准予引进黑奴以取代当地的土著居民。因为黑奴身强力壮，适宜田间劳动；而印第安人瘦弱无力，只能干些轻便的工作，如看管玉米地或庄园。”[19]后来种植棉花、甘蔗等需要强劳动的作物时，印第安人是干不了的，而需要靠身强力壮的“棉花黑奴”。“棉花黑奴”这一名称，犹如路易斯安那州所称谓的名称“甘蔗骡子”，——因那里的甘蔗地需要强壮的骡子。据劳布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会发现，印第安人奴隶的价格比黑奴的价格要低得多[20]。
再说，印第安人人口有限，而非洲黑奴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形成了用非洲猎取来的黑奴耕种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窃取来的土地这一局面。这样航海家亨利亲王的航行补充了哥伦布的航行，西非的历史也构成了西印度群岛史的附加部份。
但是随后直接取代印第安人的还不是黑奴，而是贫穷白人。这些“白人苦工”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契约奴，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本国前已签订了合同，受法律的约束。为此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规定的时期内服劳役，然后才能回国。另外一些穷白人叫“赎身者”。他们与某个船长讲好条件，乘其船到美洲后，或者到达后一段时间内付清船费。如果到时不能付清，船长有权把他们转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还有一些是犯人，系按本国政府商定的方针遣送来服刑一个时期的。
上述的移民方式十分符合当时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力鼓吹不管是否自愿，都得把穷人投入到有用的艰苦劳动中；而且还大力支持向外移民，以便降低国内穷人的比率，并给懒汉和游民提供到国外挣钱的职业。哈尔写道：“契约劳役的形成决定于这样两种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力量：一种是来自新大陆的正面的吸引力；另一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反面的驱逐力”。[21]1606年培根在呈递给詹姆斯一世的公文中强调指出：“由于移民，英国会获得双重的好处，在国内减少了人口，在国外又利用了他们”。[22]
开头，服短期劳役并不算是下贱事情，契约奴中有许多人原是釆邑庄园的佃户，为了逃脱令人厌恶的封建束缚才来到美洲。同样，爱尔兰人是为摆脱地主和主教的压迫，来这里寻求自由的。德国人则是为了逃离三十年战争的创伤。这些人的心灵里，有着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和渴望自由的炽热感情。他们来到这块新的土地上，渴望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在国内已被听到的种种生动而夸张的描绘所唤起。可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用威廉逊博士的话说：“人们想象的那种美好的殖民地，想象海外还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英国，这一切此刻都淹没在追逐眼前的利益之中。”[23]此时，新来的移民也多是品行不端的人，而且构成了契约劳役的特点。
在输送契约奴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正规的运输线。从1654年到1685年，仅英国布里斯托一地就输出一万名契约奴。主要是运往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1683年，弗吉尼亚的总人口中白奴占了六分之一。十八世纪，在宾夕法尼亚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白奴。在四年期间，仅输入费城一地的白奴就有二万五千人。据现在估计，在殖民地时期，有二十五万多人属于白奴阶级。他们约占全部英国移民的一半，其中大部分人是到中美一带的殖民地。
随着商业投机之卷入这场输入移民的活动，出现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如绑架受此刺激盛行起来，而且竟成为伦敦、布里斯托等城市一种正式的行当。绑匪对成人用酒灌醉之，对小孩则用甜食诱骗。人们把这些绑匪叫做“妖精”，因为不论男女和小孩他们都抓来，然后把他们卖给船主，远渡重洋。即将出航牙买加的船长总要带着酒去光顾一下克拉肯威尔教养所，“邀请”那里的一些行为放荡的女孩，一块前往西印度群岛。这些诱惑，一如布里斯托市长抱怨的那样，对那些冒冒失失和轻易受骗的人很有吸引力，竟致于使丈夫遗弃妻子；妻子丢弃丈夫；徒工远离师付；而逃犯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海船上找到了藏身之所[24]。在德国的移民浪潮中，出现了所谓“新登陆者”，这是指当时的劳工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奔走于莱茵河两岸，劝诱封建领地上的农民卖掉家当移居美洲。事成后他们向每个移民索取一笔酬金。
这些“新登陆者”会施展各种诡计伎俩，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很多[25]。但是无论施展了什么样的诡计，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事实仍然如腓特烈·卡布所写的：“移民热的真正原因在于本国恶劣的政治经济状况。德意志各小邦的贫穷、压迫的状况比'新登陆者'更能有力而持久地推动农民外流。”
大批的罪犯是白人苦工的又一个来源。英国严酷的封建法律拟定了三百条要加以严惩的罪行。如，有下列罪行者要处以绞刑：从别人口袋里偷走一个先令以上者；冒充顾客偷窃货物，价值达五个先令者；偷盗一匹马或一头羊；偷捕绅士庄园里的兔子等等。根据法律要处以放逐的罪行有：偷布；焚烧玉米秸；伤害或打死牲畜；阻挠税务官履行职责；破坏正当的行业[26]。1664年制订的法律提案提出，要把所有的游民、懒汉、恶棍、小偷、吉普赛人，以及那些经常出入非法妓院的嫖客统统放逐到殖民地去[27]。1667年有一份请求宽恕的请愿书，恳请当局把一名妇女的死刑改判为流放。其实这个妇女只不过偷了仅值三先令四便士的东西[28]。到了1745年，凡偷一个银勺或一个金表的人都得判处流放。解放黑奴之后的第一年，判处流放则成为对工会活动实行惩罚的手段。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种植园需求劳动力与法律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海外殖民地终其一生者竟寥寥无几。
本杰明·弗兰克林反对“把欧洲的垃圾倾倒在美洲大陆”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极大侮辱。他反问道，如果英国有权把它的犯人遣送到殖民地，那么为了交换，殖民地是否也有权把响尾蛇送往英国呢？弗兰克林为何如此动感情，我们不得而知。即使遣送来的罪犯都是些难以改恶从善的，但人数更多的契约奴和自由移民能够抵销罪犯的坏影响。这好比往有毒的杯子里倒入大量的清水一样。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早期发展如果不利用犯人的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其中有个别移民的情况是例外。当时有人概括了下列的普遍看法："在新开拓的殖民地，犯人劳动作出的贡献大于他们的恶行所造成的损失”。[29]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一个新兴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问题。
正如梅里威耳指出的：罪犯劳工事实上等于本国政府奉送给殖民地的礼物，而殖民地用不着负担进口这批劳力的费用。1611年，弗吉尼亚总督表示乐意接受一批暂缓执行死刑的犯人。他说：“给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力。这些人并不总是最坏的”。[30]西印度群岛准备接受一切三教九流的人，甚至包括来自纽盖特和布莱德威尔两个监狱里的社会渣滓。因为，“没有不可救药的铁笼之鸟。他们来到此地后，就有可能从良并得到晋升，何况已有了这方面的可喜实例”。[31]
1640年到1740年的一百年间，英国国内的政治动乱大大增加了白人苦工的输出。一些不遵奉国教礼仪的人，因为他们的非正统信仰而遭到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克伦威尔执政时的许多爱尔兰囚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也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这一政策推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有份量的动词“巴巴多斯某某人”，意思是把某人放逐到巴巴多斯等地。蒙特塞拉特岛后来变成了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殖民地。直至今日，在英属西印度各地，人们还不时可以听到夹杂着爱尔兰土音的英语。然而爱尔兰人多是穷奴仆，他们痛恨英国人，并随时准备帮助英国的敌人。在1689年利华德群岛的暴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的这种深仇大恨[32]。据李凯说，这种情绪后来使爱尔兰人在华盛顿领导的反英斗争中成为最勇敢的战士。在这之前，克伦威尔时期的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失败者和爱尔兰人一样，也遭到了流放。“在国外许多地方，苏格兰人大多是充当苦力和士兵”。[33]由于宗教方面的迫害，也有许多工人被遣送到种植园。1661年，教友派信徒因第三次拒绝向政府宣誓，亦遭到流放。1664年又作出规定，凡十六岁以上借宗教之名举行集会达三次，人数超过五人者，罚款一百英镑，或放逐到除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以外的任何殖民地种植园。蒙默思的许多支持者被遣送到巴巴多斯，判处为奴十年。当时，国王还把这些犯人一批一批的赐给受宠的朝臣，这些朝臣在转卖这些劳动力时牟取了巨额利润。据说女皇也从中分享到一份。十八世纪詹姆斯党人叛乱失败，对他们也釆取了同样的作法。
从流放白奴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中世纪的悲惨。这种悲惨并不是什么罕见和不人道的，它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移民在船舱里挤得象罐头沙丁鱼一样。据米德伯格说，每个人占有的铺位仅两英呎宽六英呎长。由于船身很小，航程又遥远，加上没有冷冻设备，食物腐坏了，疾病自然不可避免。1659年，在呈送国会的一份请愿书上，提到有七十二个白奴被锁在船舱里，渡过五个半星期的航程。请愿书上写道：“他们与马挤在一起，受着热带高温的熬煎，许多人晕厥了过去”。[34]这种不人道之举当然受到了抨击。费伦在提到费城的一艘移民船时吃惊地说：“这真是埋葬活人的坟墓。这是人类受苦的悲惨景象”。[35]其实，当时自由旅客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贵妇人”杂志上有一篇评论文章，叙述从苏格兰到西印度的一次航行，当时船上挤满了白奴。对待同一种族尚且如此无情，对后来黑奴船上黑奴的苦难，当然就更不当作一回事了。文章的作者写道：“简直不能相信，人之本性竟会如此堕落，为了一点小利就可以如此虐待自己的同胞”。[36]
白奴和罪犯的流放，在英国竟成为一项得到法律保护的巨大收益。1661年成立了殖民局，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管理契约白奴的买卖事宜。1664年，还指派了一个以国王兄弟为首的委员会来检查和报告有关白奴输出的情况。1670年关于禁止把英国罪犯流放国外的提案遭到否决。另一项关于反对拐骗儿童的提案也不了了之。然而在流放重罪犯时，整个司法机构，上自谦和的秘书，威严的法官，下至狱卒看守，都争着要得到一份外快。据说国人和同胞都曾仁慈地要求种植园主改用黑奴劳动。但是，从当时的文字记载中并未找到这种人道之举的任何痕迹，至少在殖民地种植园和商品生产部门中不会有这种仁慈。相反，当时的豪商官吏都参与了输出白奴的交易。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出洋白奴的登记，不执行有关流放的规定，因而实际上承认了这一制度。即使抓到了人贩子，也只是给他枷上木枷示众，还不准围观者向他投击器物。对上述贩运白奴勾当提出抗议的是广大群众。如在伦敦大街上，只要你指着一个妇女说她是“拐人的妖精”，马上会引起一场风波。
这就是当时英国的国内形势。杰佛里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了布里斯托。在这之前，他在英国西部忙于剿灭蒙默思暴乱的残余。杰佛里斯作为一个“刽子手”，为后世所熟知。他是暴君的代言人，十分骄横残暴。关于他视察西部的情况，在《血腥的巡回审判》一书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都具有文过饰非的特点。杰佛里斯在抵布里斯托尔之前就发誓说，他要用扫帚把布里斯托市打扫干净。果然，他的怒火就发泄到那些出入于市最高机关的“绑匪”身上。当时，商人和司法官员为了增加重罪犯的人数，常常滥施法律，以便把更多的人发配到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他们惯会用绞刑恫吓轻罪犯，然后又诱迫他们提出自愿流放的请求。杰佛里斯到布里斯托后，正赶上该市市长准备判决一名扒手流放牙买加，于是他就冲着这位市长发火。使布里斯托市可敬的市民们大为吃惊的是，市长不得不象个罪犯那样走上被告席，并要亲口表示自己是否服罪。杰佛里斯当众对他怒声呵斥，冷嘲热讽：“尊敬的市长先生，不！还是称你为绑匪好，你这个老朽的家伙，亏你还是个保安官呐……，我原不认识他这个老骗子。他到客栈去，发现丢了一小包东西，（为了一小包东西的贿赂），就把别人捆绑起来流放到西印度群岛。我要割去你的耳朵，你这个老绑匪。如果不是怕沾辱了我的宝剑，我要杀你的头，或让你坐牢。你比那些扒手更可恶。……听说这伙绑匪的贩人勾当越做越大。那些重罪犯或叛国犯，只要愿意去阿尔德曼先生在西印度的种植园，他们就可以把恶人放走了”。后来这位市长虽然被科罚一千英镑，但对其同伙和商人们来说，除了感到有点丢脸和受惊吓之外，什么也没有损失。他们的利益也丝毫未受侵犯[37]。
杰佛里斯之所以如此侮辱市长，有一种解释，说他喝醉了，要不就是气得失了常态。但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英国本身的发展，在于重商主义者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十七世纪末，英国国民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由积累贵金属转为发展本国的工业，转为扩大就业和鼓励出口。重商主义者极力主张，为了与他国竞争，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低工资。这样，大多数国民的生活也可以有保证地忍受着。十七世纪初期的欧洲担心人口过剩，到十七世纪中期却担心人口的不足。早先开拓殖民地，基本的条件是能得到来自本国的大量移民。而此时，把大量的人口留在国内，却是本国的利益所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乔赛亚·蔡尔德爵士虽然不承认向美洲大量移民削弱了英国本身，但他不得不承认，赞同他这一观点的人是少数，千人之中不过一人。然而他却附和当时世人的看法：“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任何做法，都会使该国贫穷”。[38]照此看来，前举杰佛里斯把市长臭骂一顿的异常举动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动机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感情上的冲动。他的后台——英国皇家，在这之前已经授权皇家非洲公司可以进行黑奴买卖。此后英国就转向非洲寻找劳动力，以满足新大陆殖民地的需要。到1680年，在巴巴多斯已有足够的例子证明，非洲人比欧洲人更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
后来，在殖民地种植园的契约奴其地位每况愈下。最初，自由民是根据自愿签订的契约，来新大陆服一定期限的劳役，他们既不是被流放的，也不是靠别人赡养的。但是后来却逐渐变成了一种人身从属的财产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在服役期间，自由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他们实际上被当作一种物品。在革命前夕，埃迪斯写道，他发现在痛苦中呻吟的契约奴，“其惨状超过古埃及的奴隶”。[39]在马里兰州，这种劳役还发展成为一种近似于把奴隶当作有体动产的制度。至于宾夕法尼亚州，人们这样说：“在个别情况下，不管什么人得到过怎样宽厚的待遇，也不管他们是如何自愿接受这种奴役关系，就整个阶层来说，一旦受契约的束缚，这些契约奴就成为临时的有体动产”。[40]在巴巴多斯的甘蔗种植园，契约奴一天到晚“不是耕耘灼热的土地，就是推磨面机、烧锅炉，他们常常吃不饱，根本补偿不了因繁重劳动付出的体力消耗。而且他们吃的主要是一点芋薯根，喝的是掺有几丝芋薯根的清水，外加少量的面包和自己辛酸的眼泪。种植园主有时把他们转卖出去，有时则把他们连同马匹和其他牲口一起拿去抵债。有的主人还常常鞭打他们来寻欢作乐，他们睡的地方简直是不如猪圏狗窝”。[41]哈罗教授这样概括说，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在巴巴多斯获得白奴和使用白奴的情况“一直是残酷的，有时是很卑劣的，总之，是有辱英国的名声”。[42]
可是英国官方认为劳役制还不算太坏，因为牙买加的白奴比英国的农夫还富有。他们说：“牙买加也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对于我们的贸易是十分感激的。那里的状况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厌恶”。[43]但是对劳役制这一问题有的人是很敏感的。1676年，分管贸易和种植园的大臣就反对使用“劳役”这个字眼，说它意味着奴役和奴隶制，并建议改用“服务”这个字眼。然而字眼的更改并未影响到制度本身。人们希望任意抽打黑奴的鞭子不要落到白奴的身上。但是，白奴却没有这份福气。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受奴役的，所以种植园主对他们的福利不象对黑奴的福利那样关心。作为终身奴隶的黑奴在种植园被当作最有用的付属品[44]。埃迪斯看到，“黑奴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比可怜的白奴过得要好一些，严厉的种植园主对白奴一直是十分粗暴的”。[45]种植园主把他们叫做“白渣滓”，让他们混在黑奴当中一起干活。1680年，蒙特塞拉特岛的议会宣称：“若不给殖民地提供白奴和黑奴，任何一个殖民地都不会有显著的发展”。[46]欧洲社会把等级制度看得十分重要，无怪伯克在提到工人阶级时说他们是“一群可怜的羊”，伏尔泰把他们称作“贱民”；林贵特则认定对工人只可利用其体力。他说：“一旦工人知道，他也有一个大脑，那么一切事情都要糟糕”。[47]在上述这样等级分明的社会里，有什么必要为殖民地白奴的处境而感到内疚呢？
笛福曾直截了当地说白奴实际上就是奴隶。其实不然。白奴丧失人身自由仅仅是一段时期，而黑奴却是终身的奴隶。前者的地位不会传给后代，而后者的子女要从母为奴。主人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白奴的人身自由，但却可以控制黑奴的一切。白奴还享有一定权利，这种权利虽然很有限，但却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且在契约中也已载明。比如说他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在法律的实施中，把白奴当作财产的概念，从未超出动产的范畴，更没有达到有体动产或不动产的阶段。殖民地的法律严格维护这种区别，对诸如不同种族男女之间同居之类的事，实行严厉惩罚。白奴在契约期满后，有希望获得一份土地。当然每个殖民地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如沃顿贝克就指出，在弗吉尼亚，白奴期满后可分得土地，并未成为一项法定的权利[48]。欧洲的农奴在家乡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份，到了美洲后却有希望早日获得自由。白奴获得了自由，就成为自耕农，并移居到偏僻之乡。他们在大种植园主贵族的社会中，形成了一股民主力量；他们也是向西部扩张的开拓者。美国的杰佛逊和古巴的塞柯之所以赞成从欧洲引进白奴，而不主张从非洲输入黑奴，正是因为前者有助于建立民主政治，而不利于贵族政治。
但是，白人劳役制有严重的缺陷。固执的重商主义者波斯耳思威特论证说，在商品制造方面，殖民地的白人苦工将会与宗主国发生竞争。所以，与其在工厂使用那些心想摆脱宗主国的白人劳工，不如让黑人在种植园劳动的好。再说，向殖民地提供劳动力愈来愈困难，因为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了英国流放犯人的人数。同时，人贩子也处境不佳，花费剧增。因为有些人表示愿意出洋当劳工，一旦食物和衣服拿到手后，他们就上法院控告有人非法扣留他。这样，新来的契约奴其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已经期满的那批契约奴。在种植园里，白奴容易逃跑，黑奴则不容易。黑奴要是获得了自由，为了自身安全计，他往往愿意留在原来的住地，因为当地人认得他，不会把他当作游民或逃亡奴隶加以逮捕。白奴在契约期满时能得到一块土地，但黑奴的处境不同，他们的肤色和长像惹人注目，他们不懂白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所以始终被剥夺享有土地的权利。种族上的这些差异更易于使黑奴制度变得合情合理，更易于迫使黑奴象耕牛或拉车之马那样机械地驯服，也更易于在精神和智力上把黑奴贬为下等人，从而使奴隶劳动得以推广。最后一点，实行黑奴制的决定因素，是黑奴的价格比较低廉。付给一个白人劳工十年的工钱就够买一个黑奴劳动一辈子。诚如巴巴多斯总督所宣称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亲身体会到，买三个黑人不但比一个白人便宜，而且前者干的活还多”。[49]
这种与白奴打交道的经验，对船长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另外在非洲绑架黑人要比在英国绑架白人容易得多。运奴船的船长在贩运白奴时所取得的经验也可以用来指导黑奴的贩运。布里斯托，这个当年买卖白奴的中心，现在变成了买卖黑奴的中心。而贩卖白奴累积起来的资本正好可以用之于黑奴贸易。白奴的劳役制，为后来黑奴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基础。种植园里原来监督重罪犯的监工们，毫不费力地转为黑奴的监工。菲力普斯教授写道：“作为新大陆后来者的非洲人，被强制纳入业已发展起来的制度中”。[50]
下面谈一谈黑奴制的起源问题。实行黑奴制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种族上的歧视，也就是说，实行黑奴制与劳动者的肤色全然无关，而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役使黑奴比起奴役印第安人或者白人劳工，有着明显的好处。巴塞特在论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时写道："在任何场合，都是适者生存。黑人亦如此。他们能吃苦耐劳，又驯服又能干活。印第安奴隶和白奴比起他们来都相形见绌。”[51]黑人的外貌，他的头发、肤色、牙齿以及下等人的习性，早为人们所广为议论。但是把这些特征看作黑人生来就是奴隶的论据则是后来的事。而且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殖民地需要劳动力；之所以采用黑人劳动，塁因为黑人既便宜又能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种植园主亲身体验得来的一个实际结论。如果有必要的话，种植园主甚至会登上月球去寻找劳动力。当然，非洲比月球要近得多，比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也近得多，至于到中国和印度寻找劳动力，那是下一步的事。
要了解美洲的发展进程以解黑人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白人劳役制的问题讲清楚是十分重要的。讲清这个问题就可以完全打破原来的神话：白人不能胜任在新大陆气候下的劳动，正因为如此，欧洲各国不得不求助于非洲。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密西西比州有一句格言：“唯有骡子和黑人能忍受七月的骄阳。”可是，事实上，白人在巴巴多斯的烈日下，已经度过了一百多年。乔治亚州的萨尔斯堡居民还愤然地否认过种植水稻会有损于他们的健康。加勒比群岛虽然处于热带地区，但那里的气候比热带温暖，而且由于温和的海风时时吹来，全年平均气温几乎很少超过华氏八十度。八月份，加勒比群岛也没有美国某些地区那样潮湿，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美国的领土只有佛罗里达的南端处于热带地区，但是黑奴劳动盛行的地区，不在那里，而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两州。美国的南部并不比西班牙或意大利南部更热，无怪托柯威尔发问道，既然欧洲人能够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劳动，为什么就不能在美国南部劳动呢。惠特尼发明轧棉机的时候，人们就满怀信心地期望棉花将会由小型农场里的自由劳工来生产，事实也正是如此。后来之所以把生产棉花的白人农夫赶跑，并不是气候原因，而是由于推广了奴隶制种植园。被赶跑的白人农夫向西迁移，种植园也尾随他向西扩展，结果又迫使白人农夫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威斯顿在他1857年所写的著作中指出，白人在南方炎热的田野里耕作，在新奥尔良从事繁重的野外劳动，对他们的健康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他写道：“美洲沿墨西哥湾一带地区和加勒比群岛各岛屿，任何一处都可以不必实行残酷的黑奴制度。”[52]在今天，我们亲眼看到，在南方白人佃户取代了黑入，而大批黑人则由南方迁住较寒冷的北方，定居在底特律、纽约、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因此，我们对那种认为奴隶制种植园雇用黑奴，是由于南方气候恶劣，白人忍受不了的幼稚说法再也不会赞同了。
西班牙把贫穷白人源源不断运往古巴和其他各个西属殖民地，这是西班牙殖民政策的特点。费尔南多·奥提兹指出，在古巴发展史中烟草和甘蔗显然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烟草在小农场里由白人雇工实行精耕细作。而甘蔗则是在规模很大的种植园里由黑奴进行粗放耕种。作者还把古巴自由民的烟草生产与弗吉尼亚州由奴隶进行的烟草生产作了进一步的比较。比较结果说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气候，而是在于它们的经济结构。不错，古巴的炎热气候对白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在巴巴多斯，他们有的人还死于那里的酷热。但是，今天生活在波多黎各的穷白人农民，基本上安然如故。用格雷富尔·普莱士的话来说，白人在热带地区已经有三代人生活过来，然而却还有人认为白人在热带不能生存繁衍，这是何等的荒谬。[53]同样，从移民初期直到今天，生活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荷属沙巴和圣马丁岛的白人都生存下来了。来自法国的移民在圣·汤玛斯岛定居约有六十年了。他们靠打渔和种田为生，是今天岛上“唯一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54]普莱士这样总结说：“看来，来自北方的白人只要他们住的地方不发生可怕的热带疾病，经济收入又充裕，而且有志于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那么他们在刮季风的热带地区是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度过美好的日子的。”[55]一百多年前，有一批德国移民在牙买加的西福特定居下来。今天，他们既没有断后，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就完全否定了那种认为北方的白人不能在热带生存的流行看法。总之，在热带地区，只要存在以小农场为基础的农业，那里的白人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兴旺繁荣起来。凡是白人离去的地方，并不是气候的原因，而是受了种植园的排挤，而这类种植场需要得到源源不断的大量的劳动力。
由此可见，种植园气候说，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埃徳迦·汤普逊教授就这个问题撰写过一篇精辟的文章，文中说；“种植园是一种政治制度，用'气候说'是解释不了的。”是的，种植园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它也是一种经济制度。气候说“是为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辩护的一种片面理论。它企图说明这种秩序是合乎自然的，因此凡是存在种族问题的地方，这一学说似乎也就成为一种通说”。[56]
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用来说明这个论点。该岛的陆地面积有将近一半位于热带地区。处于这个热带地区范围里的昆士兰，种植的主要作物就是甘蔗。当初澳大利亚在发展这项生产时，是使用白人劳动力还是黑奴劳动力原本有选择的余地。可是这个英联邦国家一开始就遵循一般的做法，从太平洋岛屿引进黑人劳动力从事甘蔗生产。后来由于人们一直要求推行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白种人国家的政策，到二十世纪时就明令禁止非白种人入境。有人认为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澳大利亚甘蔗生产的费用昂贵，生产依靠的是人为的办法。而且实行了类似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才得以维持下来。这些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澳大利亚为保持成为白人之国，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澳大利亚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那里工人的体质是否逐代有所退化。
今天，在昆士兰从事甘蔗生产的完全是白人。威尔金森写道，从全球范围看，“昆士兰是欧洲人向热带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且重要的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大批欧洲人进行文明活动的整个过程，即从最低等的工作和艰苦的体力劳动，一直到高等的脑力劳动的整个过程。”[57]科学已经破除了迷信，以至今天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坚持说，白人男女之所以能在热带健康地生活，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从事艰巨的体力劳动。只要具备这个条件，不论在昆士兰还是其他热带地方，他们都能健康地活着。1920年，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对昆士兰的白人进行了严格的科学检查，结果表明，他们在生理上与居住在温带地区的白人一样，并未发生任何变化”。[58]
可见，黑奴制度与气候并没有直接关系。它的起源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加勒比地区的蔗糖；美洲大陆的烟草；还有棉花。由于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因而在劳动力的供应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基本因素是，“形成了一个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低等社会和经济组织。”[59]另外，蔗糖、烟草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需要靠拥有大批廉价劳动力的种植园来生产，而原先是契约奴的白人所经营的小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在巴巴多斯，原来种植烟草的小农业后来被大甘蔗种植园取代了。同样，在加勒比地区，蔗糖业的发展预示着对小农业者的广泛剥夺。1645年，巴巴多斯的白人小农业者有11,000人，黑奴有5,680人。到1667年时则有大种植园主745人，黑奴82,023人。1645年，该岛有18,300名白人符合征兵条件，但是到1667年只剩了8,300人[60]。这说明，白人小农业者纷纷被挤走了。虽然种植园主继续用各种办法引诱新来的移民，但是最有诱惑力的东西——土地，他们却无法提供了。所以那些期望得到土地的白奴宁愿去其他岛屿，也不愿去巴巴多斯，他们知道去那里根本得不到土地。无可奈何的种植园主只好建议通过立法来制止土地所有者购买更多的土地，同时迫使黑奴和白奴穿用巴巴多斯生产的棉布，（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对此有何反应呢？）从而为贫穷白人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防止黑人学会经商[61]。1695年，巴巴多斯的总督描绘了这些当过契约奴的白人的悲惨情景：他们吃不上鲜肉，喝不上甜酒，“他们象猪狗一样受人管制，供人驱使。这种情况无疑会使这些普通白人成群地逃离此地。”然而这位总督也仅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给每个拥有两英亩土地的白人以投票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当时每年都举行议员选举，那些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为了捞取选票，“有时给这些可怜的穷人施舍一点甜酒和新鲜食物。这点东西对穷人来说已是营养品了。”[62]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贫苦白人不断地离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贫穷白人为了寻找土地，争先恐后地跑遍了加勒比地区。他们从巴巴多斯跑到尼维斯、安提瓜，再从这些地方迁往圭亚那、特立尼达，最后到达了卡罗来纳州。但是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一股无情的经济力量——使用黑奴劳动的蔗糖业所驱赶或掠夺。只有来到当时种植棉花的卡罗来纳州时，他们才得以安居下来。可是这种好光景也不过持续了一百年。在尼维斯，从1672年到1708年，那里的白人增加了五分之三，而黑人增加了一倍。蒙特塞拉特岛从1672年到1727年，男性白人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同一时期内黑人人口却增长了十一倍。[63]巴巴多斯人说：“种植园主买进的黑奴愈多，就愈有钱多买。因为，承蒙上帝恩赐，买进来的黑奴只需一年半时间就能给主人挣回买他们的价钱。”[64]在种植园发展起来的地方，甘蔗大王已经对那些欣欣向荣的农民小生产者同业会进行掠夺，并把他们抛进了巨大的蔗糖厂。这些工厂属于一群“外在的”即不直接经营的投资大王的心腹所有，他们雇用了一大批外国的无产者。在这样的种植园经济中，贫穷白人是没有出路的，他们，也许还包括他们的家属，或者充当管家、监工，或者在较为富有的种植园当医生，这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威斯顿写道：“假如一个国家竟是由一系列种植园组成的话，那么白种人不是活活饿死就是注定要被排挤出去。”[65]当地的种植园主对白人在黑人中的比例愈来愈小感到不安，他们通过了“差额限定法”。硬性规定“外在”种植园主要收留白人苦工，否则要科以罚金。但是这些“外在”种植园主宁可受罚也不愿收留白人苦工。今天在西印度群岛，那些生活在巴巴多斯"雷德勒斯”种植园的贫苦白人，由于营养不良，嗜饮烈性酒，又不怎么从事体力劳动，个个变得苍白无力。此外又因近亲通婚，他们在人种上也发生退化。这正如梅里威耳所说的：“在一个黑奴制度极其盛行的国家里，白人是不会勤劳的。”[66]
但是哈洛坚持认为，[67]这一切成就取决于经济条件而不是地理条件。其中非洲黑人和白人小农生产者都是受害者。少数白人的财富积聚越多意味着广大黑人的痛苦越深。1650年，巴巴多斯在一年另八个月生产出来的经济作物，价值超过三百万镑，约等于现在币值一千五百万镑。根据计算，巴巴多斯1666年比起它在种植甘蔗以前富裕了十七倍。”1643年时，那里人们的住房十分简陋，屋里仅有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是到1666年，仅就屋里的摆设，金银餐具和珠宝首饰，价值就达500,000英镑。他们的住房既整洁又美观。有些楼房俨然是城堡，其周围环绕着蔗糖仓库和黑人的小茅屋，从海上看去宛如许多小城镇。”[68]土地的价格也飞涨了。一个拥有五百英亩土地的种植园在1640年可卖得400英镑。到1648年，仅它的一半股份就可卖得7,000英镑。[69]沃特曼船长拥有占地八百英亩的庄园，有一次竟被四十个业主分割了。[70]蔗糖业基本上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它不仅包括农田的生产过程，还包括炼制粗糖的头几道工序。有一份关于法属岛屿蔗糖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到炼制十大桶蔗糖与炼制一百大桶蔗糖所需费用大致一样，因为所使用的畜力和作坊设备都差不多。[71]牙买加岛的詹姆斯·南特作过估计：开办一个甘蔗种植园起码要有四百英亩土地。[72]据该岛另一位种植园主兼历史学家爱德华·朗说，开办一个占地三百英亩，年产糖三十到五十大桶的小种植园，需要资本5,000英镑。如果把资本增加到14,000英镑，那么同样规模的种植园就可以年产蔗糖一百大桶。[73]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能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富有的种植园主；一个是受压迫的奴隶。
回顾弗吉尼亚的历史，上述的教训就深刻得多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经济不是以蔗糖，而是以烟草为基础的。沃顿贝克教授的研究推翻了关于弗吉尼亚从一开始就是贵族自治领的这一神话。在十七世纪初期，这个殖民地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所有者既不占有奴隶也不占有契约奴。它的生命力得之于为数众多的白人自耕农。后来由于西班牙的竞争，造成市场烟草供过于求，弗吉尼亚的烟叶生产情况恶化了。弗吉尼亚人极为气愤，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那些在西印度野人岛上的英国小种植园。西班牙人就是通过它们把大批的烟叶运往英国，但是，尽管价格不断下跌，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叶出口额，1663年到1699年间反而增长了六倍。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实行了黑人奴隶制，因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1670年弗吉尼亚的黑奴只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1730年上升为四分之一。“在殖民地的经济生活中，黑奴制最初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后来竟变成了殖民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弗吉尼亚的情况与巴巴多斯不同，小农生产者仍然可以在那里获得闲置的土地。但是这些小生产者如果竞争不过奴隶劳动的话，那么有了土地也没有用。所以与巴巴多斯农民的命运一样，弗吉尼亚的农民最后也被挤走了。“弗吉尼亚原先曾是小农生产者的广阔天地，后来也变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地盘。真是处处都没有小农的立足之地”。[74]
加勒比地区后来的全部历史就简单明了多了。那里的英属和法属岛屿的发展比西属岛屿要早得多。在当代美元外交到来之前，西属岛屿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在美国资本的影响下，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制糖厂。（虽然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人们不大了解那些地区，特别是古巴的大种植园。）这些糖厂为外国资本家所有，雇用的是外国工人，釆用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糖厂的经营方式。这个变化过程是和雇佣自由劳工同时进行的。而且又是发生在名义上独立的地区（波多黎各除外）。这样就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到当初把黑奴输入英属加勒比地区的实质——也就是种植园发展史一个阶段中的实质。用菲利普斯教授的话说，不是种植园制度“依附于奴隶制，而是奴隶制依附于种植园制度。……可以说，种植园制度已形成为管理生产和管理社会组织；而奴隶制则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制定出来的一部成文法典。”[75]
凡是种植园未得到发展的地方，如古巴的烟叶生产，黑人劳工很少，白人劳工占绝大多数。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古巴人一再要求停止黑奴买卖，招引白人移民。代表自由人士的《萨科报》呼吁，“要从世界各地移入自由的白种工人。只要有一副白脸蛋，肯劳动，哪个民族的人都行。”[76]但是蔗糖业终于击败了《萨科》。正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甘蔗种植园，在十九世纪阻碍了白人移民进入古巴，正如它在十七世纪曾禁止白人移民到巴巴多斯，在十八世纪又禁止白人移民到圣多明各一样。没有蔗糖生产也就没有黑奴。在波多黎各，正规的种植园发展得较晩，在美国统治之前，那里的蔗糖生产从未象其他地方那样，主宰过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务农的贫穷白人得以生存下来，而黑奴人数在总人口中从未超过百分之十四。[77]《萨科报》原希望“白化”古巴的社会结构，结果反倒是黑奴制度把整个加勒比地区的社会结构都黑化了。而且黑奴的鲜血还染红了大西洋及其两岸。砂糖甜极了，而且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必需品，谁知竟然造成如此多的罪孽和流血，岂不怪哉！
解放黑奴之后，英国种植园主曾想输入白人移民，甚至邪犯。1845年，英属圭亚那总督用他热情的笔描写过来自马德拉群岛的葡萄牙移民。[78]当时的确来了大批葡萄牙人，他们带来的活力虽然至今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仍然显示出来。但是，他们却宁可当小商小贩也不愿去种植园劳动。牙买加的总督在谈到从英国和爱尔兰来的移民时就作了很大保留。由于疾病蔓延，工资微薄，因此设法直接增加劳动力所进行的尝试，只取得部分成效。因此，想不加选择地输入移民是行不通的。在圣克利斯托弗岛的欧洲移民深感自己命运悲惨，央求当局把他们送回家乡。他们说：“我们自己乐意从命留在这个岛上，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并使我的雇主感到欢欣。无奈这里的气候实在令人无法适应。如果继续生活在西印度炎热有害的气候下，我们中的大部份人恐怕都难免一死……。”[79]
其实，并不是气候的原因阻碍了上述的试验。奴隶制早就给人们迨成了一种极坏的传统观念，把体力劳动看作是奴隶的标志，属于黑人的范畴。所以黑奴在获释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设法离开种植园，到能够获得土地的地方安家。此外，在一个社会中，种植园的白人雇工也不可能与黑人农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如果小农生产在当时受到鼓励的话，白人的人数本来是可以兴旺起来的。当然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甘蔗种植园的消失。黑奴的获释，白人工人的不足，使种植园主重又陷入了十七世纪的处境，现在他们需要的仍然是劳动力。十七世纪时，他们是使用印第安人，后来转用白人，最后奴役黑人。现在失去了黑人，他们又回过头来使用白人，最后又役使印第安人。不过，这次役使的印第安人是东方的印度人。这样，印度就取代了非洲。1833年到1917年，特立尼达输入了145,000名印度人，英属圭亚那输入了238,000名。其他加勒比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这种做法。1854年到1883年，有39,000印度人来到了瓜德洛普岛。1853年到1924年，输入到荷属圭亚那的劳工，有34,000人来自印度，22,000人来口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尼——译者）。[80]古巴为解决黑奴的短缺，也采取了一个有趣的试验，让黑奴与契约华工一起干活。在解放黑奴后，古巴只好又转向海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输入劳动力。[81]1913年到1924年，古巴从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共输入了127,000个劳工[82]。《萨科报》一百年前所写的，在古巴废除奴隶制以后六十年，还是变成了现实。
由此可见，实行黑奴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加勒比地区劳动力问题的一种办法。蔗糖是靠劳动生产出来的，从事这种劳动的有时是奴隶，有时则是名义上的自由人。从人种上来说，有时是黑人，有时则是白人、红种人或黄种人。从任何科学意义上说，奴隶制的实行决不说明黑人生来低人一等。从1650年到1850年，假如没有奴隶制的话，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
[1] C.M.Andrews,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 1934-1938),I, 12—14,19-20.
[2] N.M. Crouse, The French Struggle for the West Indies, 1665-1713 (New York, 1943),7.
[3]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Cannan edition, New York, 1937), 538.
关于这点，斯密补充了一个政治因素，即“按他们自己的方式管理他们事务的自由”。
[4] H.Merivale,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Oxford,1928 edition),262.
[5] Ibid., 385.
这是加拿大总督西德纳姆爵士所作的描述。
[6] R.B. Flanders, Plantation Slavery in Georgia (ChaptelHill, 1933), 15-16, 20.
[7] Merivale, op. cit. , 269.
[8] M.James, 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during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40-1660 (London, 1930), III.
[9] Adam Smith, op. cit.,365
[10] J. Cairnes, The Slave Power (New York,1862),39.
[11] G. Wakefield,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London,1849), 323.
[12] Merivale, op. cit., 303.Italics Merivale’s.
[13] M.B.Hammond, The Cotton Industry：An Essay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897),39.
[14] Cairnes,op.cit.,44;Merivale,op.cit.,305-306.
关于地力耗尽及美国奴隶制发展的情况，参见W.C. Bagley Soil Exhaustion and the Civil War (Washington, D.C.,1942).
[15] Merivale, op. cit., 307-308.
[16] J.A. Saco, Historia de la Esclavitud de los Indios en el Nuevo Mundo (La Habana, 1932 edition) J,Introduction, p.xxxviii.
该绪言撰写者为裴尔南多·奥尔梯斯。
[17] A.W.Lauber,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within the Present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1913), 214-215.
[18] J.C.Ballagh,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Virginia(Baltimore, 1902), 51.
[19] Ibid., 359.
[20] Lauber, op. cit., 302.
[21] C.M. Haar, aWhite Indentured Ser-vants in Colonial New York," Americana (July, 1940), 371.
[22]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29), 1,69.
[23]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 236.
[24]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 98.July 16, 1662.
[25] See G. Mittelberger, Journey to Pennsylvania in the Year 1750 (Philadelphia, 1898), 16;E.I. McCormac, White Servitude i-n Maryland (Baltimore, 1904-,44,49, “Diary of John Hanower,1773-1776,”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1900),77.
[26] L.F.Stock(e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respecting North America (Washington, D. C., 1924- 1941),I, 353 n, 355; III,437 n, 494.
[27]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221.
[28] Ibid., V. 463.April, 1667(? )
[29] J.D. Lang, Transportation and Colonization (London, 1837), 10.
[30] J.D. Butler, “British Convic Shipped to American Colon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 1896),25.
[31] J.C.Jeaffreson(ed.), A Young Squi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om the Papers (A.D.1676-1686) of Christopher Jeaffreson (London,1878),I, 258.Jeaffreson to Poyntz.May 6,1681.
[32]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XIII,65.
约瑟夫·克里斯普1689年6月10日从圣克里斯托弗寄给拜尔上尉的信写道：“除法国人以外，我们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还有一个更坏的敌人”。在蒙特塞拉特岛，爱尔兰人与英国人的比率是三比一。 爱尔兰人威胁说，要把该岛转交给法国人。（同上，第73页，1689年 6月27日）。安提瓜的总督科德林顿说，宁可把蒙特塞拉特岛的防卫工作付托给几位英国人及其奴隶，也不愿依赖爱尔兰人的“令人怀疑 的忠诚”。（同上，第112—113页，1689年7月31日）。他解除了尼维斯的爱尔兰人的武装，并把他们遣往牙买加。（同上，第123页，1689 年8月15日）。
[3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V,495. Petition of Barbados, Sep. 5,1667.
[34] Stock, op. cit.,I, 249. March 25, 1659.
[35] Geiser, op. cit.,57.
[36] E.W. Andrews (ed.), Journal of a Lady of Quality;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Scotland to the West Indies, North Carolina and Portugal, in the years 1774-1776(New Haven, 1923),33.
[37] C.M. Maclnnes, Bristol, a Gateway of Empire, (Bristol,1939), 164-165; S.Seyer, Memoirs Historical and Topographical of Bristol and its Neighbourhood (Bristol,1821-1823), II, 531；R. North, The Life of the Rt. Hon, Francis North, Baron Guildford (London, 1826),II, 24-27.
[38]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 563-565.
[39] McCormac, op. cit.,75.
[40] C.A. Herrick, White Servitude in Pa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26),3.
[41] Stock, op. cit.,249.
[42] Harlow, op. cit.,306.
[43] Stock, op. cit.I, 250.March 25,1659.
[44]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 229.Report of Committee of Council for Foreign Plantations, Aug.,1664(?).
[45] G.S. Callender, Selection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65-1860 (New York,1909),48.
[4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X, 574.July 13, 1680.
[47] H.J.Laski,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London, 1936)199,215,221.
[48] T.J.Wertenbaker, The Planters of Colonial Virginia (Princeton, 1922),61.
[49]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IX,445. Aug. 15, 1676.
[50] U. B. Phillips, 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Boston, 1929), 25.
[51] J.S. Bassett, Slavery and Servitude in the Colony of North Carolina (Baltimore, 1896), 77. On the docility of the Negro slave, see infra, pp.201-208.
[52] Cairnes, op, cit., 36.
[53] A. G. Price, White Setters in the Tropics (New Yock, 1939), 83.
[54] Ibid., 83, 95.
[55] Ibid., 92.
[56] E,T, Thompson, “The Climatic Theory of the Plant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Jan.,1941), 60.
[57] H. L. Wilkinson, The World’s Population Problems and a White Australia(London, 1930),250.
[58] Ibid., 251.
[59] R. Guerra, Az'ucar y Poblacio'n en Las Antillas (La Habana, 1935), 20.
[60] J. A. Williamson, The Caribbee Islands under the Proprietary Patents(OXford, 1926) 157-158.
[61] Ibid., VII, 141.
彼得·科勒顿爵士 1670年12月14日致科德林顿岸督的信。1686年牙买加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关于请求获准推广棉纺织业以为贫穷白人提供就业机会一事，英国税务司的答复是，“越是鼓励殖民地发展这类制造业，就越使他们独立于英国”。
[62]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XIV, 446-447. Governor Russell, March 23,1695.
[63] C. S. S, Higha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eward Islands under the Restoration, 1660-1688 (Cambridge, 1921), 145.
[64] Harlow, op. cit., 44.
[65] Callender, op. cit.,762.
[66] Merivale.op. cit., 62.
[67] Harlow, op. cit., 41.
[68]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 529.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sland of Barbadoes,” 1667.
[69] Harlow, op, cit.j 41.
[70] Ibid., 43.
[71] Merivale, op. cit., 81.
[72] F. W. Pitman, The Settlement and Financing of British West India Plant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by Students of C. M. Andrews (New Haven, 1931), 267.
[73] Ibid., 267-269.
[74] Wertenbaker, Op. cit., 59, 115, 122-123, 131,151.
[75] R. B. Vance, Human Factors in Cotton Culture； A Study in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American South (Chapel Hill, 1929) 36.
[76] J. A. Saco, Historia de la Esclavitud de la Raza Africana en el Nuevo Mundo y en especial en los Paises America-Hispanos (La Habana, 1938), I, Introduction, p. xxviii. The Introduction is by Fernando Ortiz.
[77] T.Blanco, “EI Perjuicio Racial en Puerto Rico,” Estudios Afrocubanos, II (1938), 26.
[78] Immigration of Labourers into the West Indian Colonies and the Mauritius, Part II, Parliamentary Papers, Aug. 26, 1846,60.
亨利·赖特1845年9月17日致斯坦利勋爵的信，“作为劳工，他们是极为有用的，作为公民，他们是其中最守法者，难得被法庭或警察传讯”。
[79] Immigration of Labourers into the West Indian Colonies, III. William Reynolds to C. A. Fitzroy, August 20, 1845.
[80] These Figures are taken from tables in I. Ferenczi,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New York, 1929), I, 506-509, 516-518, 520,534,537.
[81] 下表说明1857年古巴甘蔗种植园使用华工的情况：
种植园名称 黑奴 华工
古巴之花 409 170
圣·马丁 452 125
前进 550 40
阿蒙尼亚 330 20
桑达路莎 300 30
圣·拉裴尔 260 20
圣苏姗那 632 200
上表最后一个种植园可真是一个世界人种荟萃之地，在奴隶当中包括了三十四名蔓西哥犹卡丹州的土著。表中数字引自J·G.坎特罗著的《古巴岛的制糖厂〉（哈瓦那，1857年）。该书未标明页码。有人反对使用这批华工，理由是，这将造成人口成分的日益混杂。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为此又会失掉什么呢？” Anales de la Real Junta de fomento y Sociedad Economica de La Habana (La Habana, 1851), 187.
[82] Ferenczi, op. cit , I,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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