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一、苏联的本质特征
在（俄历）1917年的十月底，一件永辉史册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者们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在这伟大的运动中出现了两名伟人：无与伦比的革命领袖列宁和起义的灵魂，天才托洛茨基。
这个狂暴的世界暂时停下了它野蛮的破坏，想俄罗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投去了难以置信的一瞥。在雪原上升起的，是一面招展的红旗。然而在这一瞬的混乱迷茫之后，人们又转回脸，仿佛在说，“走着瞧吧”，随后继续投身在互相毁灭的战斗里。
与此同时，一线光芒穿过愚昧的铁屋，可怜的，被残酷剥削的贫苦人燃起了希望。历史上第二次的，这些受欺压而漠然的大众从他们的苦工中直起腰望向黎明，从他们破烂的居所中伸出鼻子细嗅着空气。对他们来说，似乎时机终于到来了。一百四十年前，同样的群众被瓦尔米的枪声唤醒，连深山的山民都抄起斧子和长矛希望加入战斗。然而在他们刚刚跑出深山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第三等级们的炮火。失望的群众重新回到他们的深山之中，尽管他们刚刚是带着希望奔出丛山的。他们是明智的，明白属于他们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于是他们又继续了自己漫长的等待。
这次，这些深山的居民冲出了以往停步的山口，他们并不再受到资产阶级的炮击，而是能够作为主人而踏在过往地主老爷的土地上。克里姆林的塔楼里传出工农国家建立的消息，革命浪潮席卷，恐怖伊凡的宫殿现在成了同志们的宿营地。
最贫穷的人民走出他们肮脏的陋室，破衣烂衫地穿过城市大街，带来革命的精神。
三四年来，这股不断涌起的浪潮几乎就要冲开资本主义坚固的堤坝，然而这股力量退却了，尽管它时而还会掀起几片浪花，也只是汽船划过的涟漪，并非深海生发的巨浪。所以不是对这股力量的利用过于拙笨，就是群众其实并未真的被发动起来。因此革命的工程师们在着手利用这一能量时发现，由于潮头的退去，它干枯无力，孤立无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令苏俄成为了孤立的绿洲，因而社会主义，即国际无产阶级经济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了。自然，资本主义并非这名为苏维埃的国家的意识形态，那它应当是什么？这便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俄国革命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但令人诧异的是，居然无人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苏联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评述和报告，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仅从政治意义出发，却总是忽略社会方面。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在二十余年之后，俄国革命仍可被视为处在转变和改革区段。截至目前，它确实已经取得了一定正面结果，取得了未来，并确定了社会的意识形态。
有些人将它视作“强制劳动著称的帝国”或是“被背叛的革命”，有些人将它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凯旋”，更有人称之为“大谎言之地”。有些人叹息它是“革命的定数”，也有人叹息它是“革命的答卷”。从共产党人到温和法西斯主义者，各种政治倾向的作家写作了无论是在论证还是信息方面都极具价值的作品。研究者对此十分好奇，并亲身去往苏联进行观察。法德美的工人们满怀热情奔赴此地，然而他们一腔悲伤，带着被毒害的灵魂离开了。他们带给我们的是苏联有关生活，工作和自由方面客观实用且饶有趣味的信息。
这些海量的出版物并没有论述到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休说为我们提供任何结论了。诚然有些作品的确是出色的，但是它们更偏向于是论战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学系统化的结果。被认定为对苏联现有状况和演变最有知识的托洛茨基承认，他曾用九段文字尝试给出苏联的定义。到目前为止，我们缺少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全局观，缺少的是对它的综合判断和社会角度的具体表现。
在两年前的短文，《苏维埃将去往何处？》中，我们没能成功解答题目的设问。但是题目的问号至少证明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在1938年并没有进一步地怀疑，我们暂时免受了思想上的折磨。在其他国家社会领域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们对于苏维埃社会状况的假说。
自此之后，这个世界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文明形态，所以世界上任一国家的社会转变都会令其他国家产生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一隅的新变化中窥见它们未来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把问题人为地搅成一滩浑水。收费喉舌人为地去掩盖问题，而非让它变得清晰。最大的愚蠢和最大的懦弱也被表现出来了。
诚然苏联的社会现状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拜访苏联的记者们对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理论知之甚少。除此之外，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起始于对共产主义道路的尊循，然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停滞造就了堕落，它的社会组成在这几年停滞了。现在苏联的社会大厦已经有了明确的，近乎完成的线条。我们至少承认这些线条，尽管这一方面的专家们执着于别的理论。若是要寻找这类已经所剩无几的专家，那恐怕就要到反对第三国际的革命团体中去寻了。他们认为第三国际早已明确且完全地倒向机会主义。而且这些专家对苏联现状的问题完全是在他们政治派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术和战略的内部争论中产生的，他们甚至从不怀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社会形态。但是在他们论战的战火中，这一问题被明确提出，并维持着那些理论分歧。而这些分歧就是这些专家政治无能的基础。
今天的苏联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明确表明，我们对于苏联的剖析是并不精确的，细节会在之后说明。首先，我们只希望确定全体一致接受的内容。很明显的，苏联并非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的经济体制，并非建立在私有制，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所以显然并非资本主义的。从西特林到托洛茨基，从罗斯福到墨索里尼，他们一般都承认苏联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斯大林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与他们观点不同，所以我们并不采取他的观点。大量的作者已经证明他食言了，无论是他的社会主义和他的“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斯大林并没有退缩，只是顺理成章地在他“幸福之地”和“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里禁止了这些出版物。那么托洛茨基、西特林、维克多·塞尔日，奇利嘉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同政治倾向和国家地区的作者对苏联的专题著作就是确认无疑的了：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是法西斯国家有苏联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力度。这里没有出版，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这个国家检举成风，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察国家。所有这些作家都同意，即在这个“幸福之地”，对人的剥削依旧存在，体现在资本家先生从工人身上榨取的著名的剩余价值上（只有在确定谁垄断它时才会出现分歧）。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就如同西方极权国家一样，民主在苏联只不过是一种宏大的戏剧广告而已。同样，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对被神化的领袖的崇敬也是相同。统治集团享有极高的声望，而奴性也被推到了极致。人人自危，在外面一张脸，独处又是一张脸，甚至仿佛房间的墙壁都会告密。
通过这些广泛承认的定义再加上我们的区分，苏联的政治和社会面貌现在已经很好地显现出来。我们所要向读者解释的也正就是这一面貌。
十月革命的纲领是作为西方革命的杠杆，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也要实行。基本上这片土地的土地私有制和大企业私有制被废除了。这些财产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手里让渡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
苏联为社会转型的经济条件当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国家基本上是由农业工人和文盲组成的，其工业完全不能满足对于先进经济的需要。
布尔什维克们取得政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立即使用广播鼓动广大无产阶级，让他们以布尔什维克们作为榜样。因为他们深刻了解，将西方先进技术和西方广大的受教育无产阶级嫁接在俄国革命上十分重要。如果不这样做，即使他们的武力可以抵挡旧世界的攻击，革命在经济领域也会注定失败。
德国的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天然盟友。德国在大战中被击败，损伤而幸存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他们一击之力。但是除了斯巴达克的暴动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牺牲，德国无产阶级一败再败，毫无荣誉。1923年，这样的力量又一次交付到他们手上，然而德国的无产阶级背离了他们的阵营，甚至都没有对希特勒匪帮展开斗争。这是领导者们的错误吗？是第三国际的错误吗？不是，这是大家所有人的错误，这些人中也包括德国过于冷漠的，过于服从命令的，而且没有一个非常革命的传统的无产阶级。五十年前，在187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崩溃之后，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巴黎的工人们宣布公社成立，有十万人为这微弱的一线希望而斗争，最后坚忍地战败在了巴黎城墙上。那些只处理经济问题，对于政治也只是钻数据堆的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他们可能会很生气。但我们声明，德国无产阶级的薄弱的革命精神与欧洲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有很大关系。同样，俄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精神与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有很大关系。德国人民从未进行过革命，在他们的政治演变中，他们总是跟随其他国家的步调，而且至少滞后一个世纪。相比之下，法国则一直在为世界抛头颅洒热血。
对于社会的变革，经济条件的确是必备之一。但是一旦这些时机存在并且成熟了，革命的成功就仅和两个因素有关：就那些必须进行战斗的人而言，只是革命精神的问题，就领导人而言，只是革命能力的问题。如果他们可以的话，让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解释去吧，就让他们根据正统派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欧洲无产阶级的失败吧！难道德国的经济对这种变化还够不成熟吗？
为了总结和重复以及说了几千遍的话，我们认为，在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发觉俄国已经孤立在对它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了。曾在战后立刻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革命浪潮也普遍消退。对任何有常识的观察者来说，革命的前景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而且尤其因为在战争蹂躏的地区进行的维修工作以及库存的重建，它在1929年之前成功让生产增长了。
俄国革命面对着两个选择，即要么在等待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生活拮据，要么和外界沟通，同时改变内部政策。苏联选择了第二种，而斯大林正是这一方案的发起者和执行人，进行这种政策的彻底改变自然需要掩饰，至少需要表面上的掩饰，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和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如此。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近百年来工人们总是被政坛上的各路人马系统地欺骗，无论是各路“红”党还是其他政治派别。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遭受了这种巨大的蒙骗，对他们的领导人--真正的叛徒--只产生了太少的愤怒。可以说，这些无产阶级已经习惯了，而且实际上已经对蒙骗变得麻木了。
在列宁去世之后，需要选出一位继承者。无论是从品行还是才智，托洛茨基都是最佳的继承人。他对革命的正直和他的天才很明显都能够让他保卫好这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托洛茨基被抛在了一边，被全体一致的排挤并被革命的追随者抵制了。即使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知之甚少的家伙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在列宁的追随者中，托洛茨基可以说是一位伟人，所以他们着手把他抵消掉，从而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的洗脑运动铲除一个巨大障碍。实际情况仍然是这样，即国家的专政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是党的细胞而不是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专政。这就是为何布尔什维克党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虽然在革命前只有它未曾背叛工人，但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它认为不再有危险的时候就背叛了他们。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家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设想可以说是苏维埃民主政权的指引者，然而实际上则是将它设计成了对无产阶级社会控制的垄断。这些理论家为官僚化开了个好头，而各种情况的结合则大大促进了这种堕落。
一个有着深远社会设想，号召全体工人参与控制的政党是不应该将自己设定成一个独裁者的。无产阶级唯一的保证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作家都笼统地叙述了列宁去世后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在本书中感兴趣的是去确定结果。苏联政府的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员在土地社会化和国家工业化中一点点削弱了工人的力量，最终垄断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和技术专家们串通，因为这些人对他们不可或缺。因此作为俄国新的统治阶级融合的第一步迈出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这一现象的一个外在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鞭策工人群众去提高产量的新方法。另外的融合便是阿谀奉承者通过军队和半国家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进行的。
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境地，即经济和政治控制都被官僚所垄断，并且这种行为被新的宪法批准。在这个官僚机构中，存在着简单的劳动分工，从整体上看，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特权和政治上的支配。官僚们和他们的家人组成了一个大约1500万人的群体，这一人数足以形成一个阶级，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向我们保证，40%的生产果实被官僚攫取，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当然也是有特权的!
由于控制着经济杠杆，这一阶级拥有无上权力，明确受训的警察国家保护着他们。他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数字设定工资和物价，并加高商品的成本价格。就这样，我们以前称为吸血鬼的资本家们就摇身一变成了“诚实的商人”。据我们掌握的少量事实，基本必需品的成本加价甚至比我们唾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高两到三倍。
西特林给我们提供了无可动摇的信息。有时候，官僚会以一个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转手用十倍的价格转卖给工人。计划经济显然已经成了官僚的掌中之物，从中受惠最多的就是这一新阶级。据苏联新闻界自己的报道，工人平均住房面积仅有5平方米，而且条件很坏。耐人寻味的是，比起为工人建造住房，他们计划立即建设一座360米高的“苏维埃宫”。事实上这哪是苏维埃宫，分明就是官僚宫。如果要求纠正这样的财政管理失衡时，官僚永远会用工人并未反对来搪塞，就好像苏联工人们居然有自己的思想，并且甚至可以忤逆骑在头上的主人似的。官僚（政府官员，技术专家，警察，记者，作家，工会领导以及整个联共（布）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因此所有的错误都会被推到被绑在苏联经济机器上做奴工的工人们身上，更讽刺的是，这些官僚还会将其描述成无产阶级的机关。
官员自然是负责统治的，技术专家则是他们的工业代表。警察承担的是保护财产，以及确保公民都循规蹈矩地生活在统治集团圈定的政治范围内的任务。记者和作家则负责“科学地”愚弄群众，和工会高层的任务有所重叠。工会高层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僚，除上文提到的任务之外，还负责身处群众之中反映他们的心声。这一点和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各派工人组织是一致的。苏联和美国的工会无甚区别，因为工会官僚的意图往往相似。不过首要区别也确实存在，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僚服务于资产阶级，而苏联的工会官僚服务于官僚阶级，同时自然也为自己服务。
联共（布）已然成为了官僚主义的受害者，工人也不再实际地参与这个组织。党内剩下的仅是看管羊群的狗，斯大林则是肩扛牧羊杖，背搭一口袋的“伟大牧羊人”。要是有羊离开了队列，狗群就会吠叫，斯大林就会用棍子抽打这只羊。羊群就此处处小心，一边害怕着狗群，一边对“伟大的牧羊人”哀哀咩叫。
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权利仅仅是在名义上属于他们的企业里劳动，尽管他们甚至没有对它最低限度的控制权。他们能做的仅是拭去自己的血汗，因为他们受到的系统的鞭策比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还要糟。
这叙述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仅仅是从“专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总结出来的，至于他们的观点我们之后再谈。从这段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苏联社会状况显然和社会主义无甚关系。除了斯大林和苏维埃的官僚阶级，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
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托洛茨基及各派反第三国际的革命团体的重要论据。
据托洛茨基的看法，抛开一切不谈，苏联依旧是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也依旧是有效的！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借助常识来研究苏联的性质，之后再继续研讨那些据称“科学”的论点。
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的确已被消除，不再可能回来。但是另一个统治阶级，即官僚阶级，已经从十月革命消退的浪潮中重新浮现了。
由于官僚篡夺了国家，他们也因而占有了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尽管这些已经公有化，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不言而喻，尽管这个新阶级很小心地不去宣布这种占有，但经济杠杆的实际控制就在它手里，并且由GPU（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被清洗过的军队保护着。每个企业都有着GPU的保卫，但在大企业里甚至有着专职保卫的士兵，他们手上的枪装着刺刀。他们检查每一个入内的人包括记者，并且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哪怕是工会领袖瓦尔特·西特林这样的大人物。
现在与其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它是官僚主义的。因此比起逐步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它反而在压迫之下鼓胀起来，有一千五百万寄生虫吸附在苏联的枝干上，吮吸着树汁。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则是和财产的被转移一致。通过调控工资和国营商店的物价，官僚阶级剥削着他们，决定着无产者的生活水平。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把无产阶级群体都买断了，工人们不再有去不同企业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正是官僚垄断完善了这个这个剥削体系，使得俄国无产阶级跌入了更深的火坑。
从社会层面来说，这种新的社会形式解决了使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取得任何进步的难以维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早就是集体形式，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商品的生产中。但是商品，由于私有制则归个人所有，通过公有化以及通过将财产置于外表友好和谐的阶级管理之下。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矛盾就消解了，并被一个新体系替代。起初，这一系统对公民的剥削程度是与资本主义系统的一度的程度是相近的，随着这一系统的扩张以及自我完善，它的产出将会增加，统治阶级分给被剥削者的蛋糕也会成比例增大，在一个正常的国际环境中——哪怕是被官僚阶级所控制，鉴于今日过往庞大的军费开支正逐渐减少，并可能最终消失，建立在集体制之下的产出是明确会增长的，军备总是做得很好，国家就会完全倒向军国主义，这种巨大的劳动浪费会中和甚至否定生产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在财产集体化和按照预先确定的计划组织经济之后，是无可争议的。
这一种社会阶级是如寄生虫似的出现在人类历史演化之中，按照逻辑来说，权利本应从资产阶级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阻止了这一切，事实上，社会控制权不仅不在资产阶级手里，也没有落到国产阶级手里，在大规模生产中资产家显得过剩，自然而然就被推到了一边。它的旧官员和推手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僚相勾结，继而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新生阶级有在不久的将来才能知道，这个正在世界各地涌现的新阶级是否能够首先抚平帝国主义留下的所有困难，然后通过采用新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法来增加产出。还要注意使这个阶级是否能够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而证明自己的“德行”。
政治症候和世界新生的官僚化相吻合，慕尼黑仅仅是官僚意识的初步凝聚，资产阶级和这一新生政体的代表们在将彼此推到悬崖边缘后，突然决定握手言和。他们当然是受到了对社会即将发生的演变的预感的刺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意识到维持他们的世界霸权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它想生存，就不能继续保持在帝国主义的状态，而它们也确实正明显地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演变。
为了避免麻烦，老牌民主国家扮演出反法西斯的模样来，而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社会的秘密变革中保持沉默。与此同时，老牌民主国家则用反法西斯的政策来把工人们的随土中，正是这些人为了平息工人们的革命热情，以及卖出他们的重工业品的所作所为，西班牙成为了各国无产阶级不折不扣的屠宰场，在中国，工人们被要求在臭名昭著的蒋介石领导下进行抗日政策，此人手上沾满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毫无疑问，工人们只能吞咽下苦果然后一无所知地孤身向前。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会逐渐丧失他们公民的身份，最终沦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模块。这一体制会采用资产国有化等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为名的策略，这个政权不会称呼自己为法西斯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他们的基础仍然是一致的，即：财产集体化并在国家手中；由官僚机构充当统治阶级；存在集体生产和计划组织；对工人的剥削将从个人领域转移到阶级领域中。
这时，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就会声嘶力竭地呐喊了，与他告诉我们的俄国情况相反，无论是分配还是生产，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然后他将更进一步，对全世界的官僚主义进行革命宣传！
据他所说，官僚化的巩固是“一种历史可能性，而非确定事实”[1]。所以我们就必须等它已经变为事实之后再去给托洛茨基提供可供分析的材料！然后，已经在官僚政府的监护下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被要求采取行动；想象一下结果吧!
托洛茨基的研究或许是科学的，或许是百分百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不再有任何可能做事的时候，这就太晚了！他甚至可能说服官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他们会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但我不在乎。
在俄国存在并且已经确定的事实，必须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一事实也在德意两国肉眼可见的正在达成。这个事实的最初迹象到处发芽，甚至一些大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样的迹象。
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手里还剩一张牌，但我们确信他没有打出他的想法。他伟大的身影在灰色的天空中慢慢衰落，而与此同时，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也在逐渐消失在暮色的掩盖下。自杀前，乔夫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他只要保持列宁主义路线不动，就不用害怕被孤立。在我们看来，托洛茨基完全遵循了这个建议，但他肯定没有遵循列宁的方式。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普列汉诺夫选择孟什维克时，列宁多次恳求托洛茨基和他在一起。列宁的举措没有成功，但当1917年托洛茨基回到圣彼得堡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列宁就欢迎他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因为他明白，政治错误并不是背叛。而托洛茨基则与那些与他想法不同的人断绝了关系，在托派里按照他的体系培养年轻人。这位十月革命的丹东甚至从不怀疑他可能出错。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的，但在可疑的论战方法上建立推理就是真正的灾难了。这意味着他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要是这样，那就更应该去考虑对方的理由，并且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会弄得更糟。
据我们看来，苏联属于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由一个新的阶级统治：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财产是集体化的，而且事实上归属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建立了一个更新，更优越的生产体系。剥削也从个人的领域转移到阶级的领域。
自1923年以来，苏联发生的政治斗争实际上都是形成中的管理局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至于起初这些斗争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一点并不重要。基洛夫死后，苏联喜闻乐见的对列宁老近卫军的屠杀，以及所有可能冒犯官僚机构的人的屠杀，只是新阶级为巩固其权力而展开的内战。这展示的并不是它的软弱，而是这个阶级的力量。
苏联早已放弃了一切革命倾向，拜倒在英法的资产阶级脚下。资本家们确信，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外在只是表象，只能用来欺骗傻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邀请接纳苏联进入日内瓦的庇护下。在他们国内，资本家则抗议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但这只是为了欺骗无产者。重要的是事实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多年来苏联始终身处资产阶级的列车上。事实上，巴黎、伦敦和纽约方面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国家。
将斯大林土地上存在着的真实政治和社会状况弃而不谈，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声，苏联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他们和那些追随拒绝第三国际政策的思想潮流的人，是仅有的在讨论中对苏联本质特征感兴趣的人，即使这兴趣只是间接的。我们之所以继续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论战，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对苏联当下社会性质的明确判断。
[1] 托洛茨基所说的小雇员们只不过是支配俄国二十余年，统治这个有1.8亿人口的世界第六大国的传声筒罢了。显然，这些雇员比例惊人，远远超出了他们主人的占比。这些主人需要一个“管家”，而在全国的层面上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阶级。为了强化这种统治，这个阶级延伸到各种领域，踩过堆积如山的尸骨来克服阻力。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权为此首先牺牲掉了联共（布）和第三国际，随后献祭了红军本身。这样规模的工作并不能由“集团”、“雇员”或“办事员”完成，完成它的只能是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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